朱瑞峰向我说起他这包含着经验的理解，并推测出爆料就是“内斗”的结果。根据资料库他得出90%的爆料人来自官场内部，他们往往出于斗争的需要。 “情色”反腐 朱瑞峰先生身着西服，蓝白相间的领带上夹着领带夹，像是要去参加一场商业洽谈。但他出现在北京一家书店里，这天的行程是：接受我的采访，随时应对电话采访，见爆料人，报案…… 我看起来可能有一些沮丧，关于“雷政富性爱视频”案都重复无数遍了吧？爆料人朱瑞峰体恤地说，他刚刚给我讲了从未透露过的新料。尽管，这则“新料”立刻就被坐在旁边的高先生发到了朱瑞峰的微博上。 腾讯微博的高先生是前来直播朱瑞峰报警全过程的，他思维活跃，不断总结出“无需动脑”、适合微博传播的兴奋点。 11月21日一早，在朱瑞峰爆料的第二天，高先生要到了视频。同事们都围上来观看。 研究一番后，他们上传了这段“靠谱”、注定“有传播效率”的视频，并在最显眼的位置推出话题。信息火速传播，高先生抛出数据说，这一天，腾讯网友发出了105万条相关微博。官员与性爱，这双重隐秘的组合，似乎完美地满足了欲望与道德的需求。 11月4日上午，当朱瑞峰从线人的手机上看到这段视频，他暗自兴奋，“是个好料”。那一天，线人还交代了视频的来龙去脉。 朱瑞峰是这样说的——“视频是女主角赵某在2007年年初拍下的，在此之前，她演练了许多遍。她是一名建筑商招聘进来，专门对官员进行公关的姑娘之一。前段时间，建筑商曾经的一名手下在重庆告诉朱瑞峰，姑娘们招进来后，往往被老板带到饭局陪领导喝酒，而老板总会趁机离开，让他们单独接触。雷政富和赵搭上后，曾给她的老板一些好处，可当这名建筑商要更多利益时，他遭到雷的拒绝，因而让他的同伙拿视频威胁他……威胁未果，建筑商反而被判刑了。” 在这座以大戏著称的城市里，雷政富并不是最难就范的角色。这名手下对朱瑞峰说，他们还使用另外的威胁手段——当官员与女孩行事时，一些人冲进去按住官员，另一个人则扮演女孩的丈夫破口大骂，给女孩扇上一耳光。经此一闹，大多数官员选择息事宁人，可是也有人赤身裸体对着干起来…… 视频在手，还是更实在一些。那一天，朱瑞峰听到线人讲的故事，他在心里断定，雷政富“7天之内肯定倒下。” 朱瑞峰是个经验丰富的爆料人。他给我准备了一份长达7页的战绩资料，用四号字体记录了他参与“扳倒”各式贪官的经历，并详细注明了他们的级别。 根据朱瑞峰的经验，贪污受贿的官员，一般要30天以上才能“撂倒”，而在他参与过得另一桩“情色反腐”（徐州泉山区区委书记董峰虐待妻子，并让她拍下自己和情人的床照）事件中，照片扩散了两天，董峰就倒了。 “网民对色情的兴趣更大，”朱瑞峰说，贪污受贿的案件很难发布到网上，但涉及色情的往往比较容易被接收和处理。 因此，“情色”作为官员们的薄弱环节，也是爆料人攻克的重点。几乎所有爆料人都向朱瑞峰说，“他们有二奶！”朱瑞峰总会说，“证据呢，我要证据。”而听到对方回答，他俩“总在一块吃饭”，朱急了，说，“要那种事！” 有一回，山西疫苗的举报人听到朱的反应后，就花数万块雇了私家侦探跟随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还真逮住了“那种事”，立即趴在窗口偷拍。可一不留神侦探掉了下去，不幸摔折了腿，被押到了派出所…… “内斗”反腐 “我要拿到原版”，看到了线人剪辑过的性爱视频，朱瑞峰说，“相信我，就做；不相信就算了，我不缺爆料。” 朱瑞峰向我描述起这一幕，他记得线人的原话是说，原版太大，“像一部电影”，但他愿意去“商量商量”。 商量？朱瑞峰很快抓住这个关键词，并提取出信息——“这就是幕后有人”。一两个小时候，线人同意了朱瑞峰的要求，并说出了自己是“重庆公安内部的人”。 线人告诉朱瑞峰：雷政富受到威胁之后，他跑去向当时重庆的“主要负责人”认错，负责人听后，让王立军成立专案组接手此事。最终，以“私刻公章”的名义将建筑商人逮捕并判处1年有期徒刑，而雷从区委副书记升为书记。 “不但没处理他，反而升了书记”，线人说。朱瑞峰注意到，“他口吻变得气愤，还敲了桌子。”朱瑞峰向我描述当时的心里活动，“我在脑子里转圈，是不是这家伙对他升上书记特别恨？” 朱瑞峰问他，你为什么爆料？ “反腐败啊，”听到这回答，朱瑞峰就笑起来了，笑得让对方有点尴尬。 “不是反腐败，反腐败不会愤怒，”朱瑞峰向我说起他这包含着经验的理解，并推测出爆料就是“内斗”的结果。根据资料库他得出，90%的爆料人来自官场内部，他们往往出于斗争的需要。 朱瑞峰说起自己参与过的几个典型案例： 山西疫苗的爆料人，尽管请到的侦探摔折了腿，却受到医药公司大老板和省委领导支持….前者是受到疫苗垄断市场压抑的商人，后者为来自官场的竞争对手。 而原临汾市纪委书记沈庆华的举报人则直接对朱瑞峰说，“我要干死他！”他说自己被双规放出来后，要求平反，去请沈庆华他吃饭，沈不仅不平反还惹恼了他，他就要爆料。 当时朱瑞峰对他说，“贪污受贿查起来很慢，干不死啊！” 朱瑞峰回忆起过往战绩，又说，“沈庆华闻风要抓爆料人，爆料人急得到处找材料。恰逢马上要换届选举，组织部长想往纪委安排两个处长，沈庆华坚决不要，牛得很，两人在会议上骂起来了。组织部长脸挂不住就骂，他妈的，你年龄都是假的，跟我干。组织部长马上回去找人，把他的信息公布到网上。我到他老家调查，年龄造假。本来都该退休了，又当选为纪委书记。30天把他撂倒了。” “只有引起反感了，对方才会举报，”朱瑞峰说，而他也摸索出一个规律，只要爆了一个厅级干部，网上就有很多人提供线索，将官员的对手们聚拢。他曾曝光过一名副县长，接下来副县长之父曾经的竞争对手都给他提供了材料。 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雷案中被压制许久的线人总算等到了时机，他要求在一定期限内推出，引起“震怒”。但朱瑞峰劝他不要“引起反感”，而是等到新书记上任后。“新官上任三把火”，必定效果良好。 11月20日，孙政才履新重庆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线人电话催促朱瑞峰“赶紧发布”。下午4点多，朱瑞峰在人民监督网发出截图。两个多小时后，又推出提前准备好的报道，将之称为“雷冠希”。 那时，朱瑞峰希望有传统媒体跟进报道，便把网址链接传给各媒体记者，纪许光是其中一位。收到爆料之后，纪迅速在微博发出并以强烈语气质疑雷政富。朱瑞峰说，纪许光是“最早在微博推”的人。 21日凌晨，纪在微博称“通过缜密调查，已掌握核心材料”。这个凌晨，朱也在开始大范围散播36秒的性爱视频。他说，其中有一位来自东北的网友，一个晚上传了一千多次。第二天纪许光连续发微博质疑，和朱瑞峰一起接受腾讯微访谈，之后他又表达了“不怕报复”、“仰天长啸”的悲壮。 “高调”反腐 后来的事大家也许都知道了。重庆官方自21号作出回应后，第二天表示视频并非PS，第三天就宣布结果：免去雷政富同志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人民监督网立即置顶宣告新战绩——“人民监督网3天撂倒重庆厅级高官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 随着主战场初步告捷，新的硝烟也在微博升起。先是前记者纪许光“高调反腐”，声称受邀协助纪委调查，“单刀赴会”奔重庆，“誓死顶住一切压力”，又在悲情中归来。之后，纪遭质疑，和前同事掐起架来。 尽管朱瑞峰是人民监督网唯一的爆料人、采写者以及主编，看起来势单力薄，但领导和主管单位倒是给他提供了空间，让他不受新闻环境和人事系统的制约。他所受到的最严厉的管理就是封杀网站。如今，他的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拥有一支志愿者团队，随时对网站进行维护。 在爆料方面，朱瑞峰也有着一套经验。他拥有大量群发软件，能自动在各网站论坛注册并发帖。他还购买了一箱手机卡，当网络空间难以施展时，就使用短信群发“贪官”信息，附上自己网址，并介绍说是“让贪官彻夜难眠的网站”。 朱瑞峰称自己为公民记者，听起来，他交往甚广。一位记者说，他经常能提供线索，另一名记者则说，由于环境恶劣，他们也会把线索给他。总之，他以各种方式联合着中外媒体，并保持曝光度。 朱瑞峰还提起了他的“保护伞”团队，随时准备着自己被抓就出动他们为自己打官司和声讨。 至于那些为“贪官”说情利诱甚至是威胁者，似乎大多是乌合之众，对于他们，他也有自己的应对方法。 同样地，雷政富一案也出现一名交涉者，据说是北京一家大型KTV的老板，他自称侯军。据朱瑞峰所说，侯势力强大，人脉宽广，“通吃新闻圈”，他多次约见朱瑞峰而未果。 在20日后，他们又发了几条短信，言语之间颇为讲究。 侯军:兄弟，真要结这么死的仇！（11月20日） 侯军：朱先生,咱们前几天在新街口约谈（注：朱瑞峰说是威胁信息，借此暗示已知道他的住址）我因工作忙未能赴约，抱歉，现听你说老富可能有问题，我们就不要理他了，以后有机会见面再好好聊，顺祝工作顺利身体健康。（11月22日） 朱瑞峰：侯军大哥，不见你，是保护你，雷涉薄，王案，中央早已介入，请理解。弟瑞峰望老北京兄长生意兴隆。（11月24日） 侯军：明白了，我们也算有缘，日后如有机会相聚好好叙。谢谢。（11月24日） 这一天，朱瑞峰走进派出所，试图将侯军的威胁短信作为证据交给警方。警察看起来很严厉，对拍照以微博直播也表现出不满。经过尴尬又和气的解释，他总算成功报了案。

今日上午10时许，湖南岳阳公安警事微博通报一则警讯：几个当地村民在购买新疆人的核桃仁糖果（俗称切糕）时发生口角，后引发一场群体斗殴，轻伤两人。通报称，“斗殴损坏核桃仁糖果约16万，共计损失20万”，最...

今日环球时报发布一则调查报道，题为《52.4%河南周口民众赞成平坟》，文章称环球舆情调查中心针对河南周口市一则电话调查显示：在被问及对于河南周口市政府近期关于平坟的一系列做法是否赞成时，52.4%的人...

（前律师李庄11月30日在“中国改革圆桌：依法治国与重庆教训”上的发言） 被王立军斥责，无任何司法手续被关押300多天。 前律师 李庄：...

河南周口市今年以来持续开展大规模“平坟复耕”行动，舆论近日爆出当地政府执行过程中有“强制平迁村民坟墓”的举动，引起当地民众抵制情绪。11月8日，北京高校学者联名呼吁河南停止“平坟行动”，事件由此引发全...

「人权日是唯一属于全世界每一个人的节日。是人就有人权。应该得到尊重。同样，是人就应用行动为改善人权而努力，捍卫人权价值。就是捍卫我们最长远、最重要的利益。人权原则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坚持。绝不应只是说说而...

杨继绳先生所写《墓碑》2008年在香港出版。这部关于毛泽东时代大饥荒的两卷本大书，已经多次再版。此书不能在中国大陆出售，但在菜市场摊子上可能买到复制本。2012年10月英译本在纽约出版。法文、德文、日文译本也都在同一年发行。我说到了“庆祝”，因为这不仅仅是写书人杨继绳先生个人的成功，而且是关于中国近期悲惨历史的第一部大规模的系统的历史作品的成功。 　　如果不相信这本书中所写，那么询问周围在1959-1962年年纪足以记事的中国人，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过饥饿的经验。这场大得无可比拟的饥荒发生在中国社会最大的改型之后：几千年的个体农民制度被强行改造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农民的个人私产被尽可能彻底地没收。饥饿不像哲学或者政治主张，可能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看法，因饥饿而痛苦的能力是“人皆有之”的，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人应该也一样。然而，五十年前权力者实行造成大饥荒的政策，五十年后权力者依然禁止关于大饥荒的历史写作。残忍和荒诞这中国近期历史的两大主旋律缠结绵延的后果之一是，我们今天在关于大饥荒的文字沙漠中见到《墓碑》一书。幸运的是，这本书是一座大厦，而不是个小棚子。 　　《墓碑》不但篇幅浩大，而且结构宏伟。这本书至少在四个层面上做出了实在而又丰富的陈述。首先是对事实的描述，书中有十二个省份的大饥荒详情的描述，也有当时一个人每天能得到的食品卡路里数字，也有作者自己最痛心的个人经验：他的父亲在饥荒中饿死。其次，是对“上面”的权力者的政策和“下面”的老百姓的饥饿痛苦的关系作出了准确的描述，指出了这场饥荒的直接原因。第三，这部书对大饥荒的来龙去脉做了说明，特别是对“人民公社化”以前的政策作了梳理。考察事情时从前看到后，这个历史学的最基本的古老的方法，在这本书里得到了最好的运用。第四，这本书虽然是历史书不是理论书，但是对大饥荒的发生做了多方面的全面的富于说服力的说理性分析。例如，使用了“极权主义”理论来分析大饥荒。“极权主义”当然是个外来的现在相对来说还比较新的中文词语，一些学者还在争论其定义和使用范围，但是这本书里精辟的句子如“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个人的肚子里”，对“极权主义”之“极”，作了具体清晰生动的陈述。 　　写出这样一本大书需要什么？至少是，第一，作者的道义感。要不然，一个“上面不让说”就可以把写作的冲动阻挠回去了。几千万人被饿死，几亿人长期挨饿，在没有道德心的作者那里都可以变成小事一件被推到一边。第二，作者的愿景和能力。要不然，认清这样一个涉及全国人口和地区的长达五年的事件不可能。第三，作者的意志和毅力。写这样一本大书，最难的最消耗时间的不仅是写作本身，而且是调查事实和搜集文献资料。 　　三年前我第一次见到杨继绳先生，听他提到做调查时遇到的一些事情，包括一些小技巧。我对这些细节印像深刻，不但是因为我一直做文革历史调查而有过亲身体验，而且是因为这些故事确实独特而生动。早年傅斯年先生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是提倡，也是对传统文人的写作方法的批评。不能“动手动脚”的惰性需要力量克服，而对手脚可被权力当局束缚的当代作者来说就更难了。我不能在这里复述这些故事，但真的希望杨先生将来会写一本《墓碑》的书外之书，年轻学者会从中学到很多。 　　今年我在杨先生的办公室见到他写作时搜集、阅读、引用过的文献资料的复印件，有一米多高。我心里嘀咕：居然有位教授对其没有看到的大饥荒历史资料，妄说别人读不懂。更有些人咒骂说大饥荒是被“编造”出来的。杨先生当然知道这些，不过他没有提起。不抱怨是他的特色之一。他只是问我哪里是适当的地方可以保管这些材料并提供给其他研究者用。我也确实希望他的研究会有后继者跟上，使得这项已经在他手中规模宏大的历史写作有更多的后继者。 　　1980年代初，我和同学们曾经进城听过一次作家王蒙演讲。那时王蒙刚结束了20多年“右派分子”身份重回文坛。文革虽然过去，文革建立的文字监牢还墙高壁严。王蒙说了一句“我们会打擦边球”，台下发出了一阵会心的笑声，还有人鼓了掌。这是个生动而俏皮的说法。三十多年过去，王蒙出版了大量的书，内容还保持在“擦边球”水准上。今天，当大厦已经出现，我们为什么还要视而不见呢？我们应该为直面历史事实，认真调查研究，严肃进行分析的《墓碑》鼓掌赞扬。这也是为了表明，挨过饿的读者们，不至于精神上也患有永久的价值观念上的营养不良症，软弱得好坏不辨。 　　中国人已经讨论“为什么没有大师”很久了。当然那个讨论可能别有用意在。但是就这个问题本身而言，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墓碑》就是一部大师级的作品，《墓碑》的作者就是一位大师。难道“叶公好龙”的故事真的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盼望大师而当大师真的出现时却沉默了？我这样说，也还想指出，杨继绳先生实际上是我在北京见到的最没有“大师”架势的人了。他属于我的一名朋友形容为“端不起架子来”的一种人。他不装腔作势，不自鸣得意，更不故弄玄虚，虽然这些也是可以理解的世俗社会需要的小聪明。谈话的时候，他只是在想要做的事情和要探讨的道理。这种关于历史的谈话是复杂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单纯，让我想起了在大学里老师们，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们，和研究生、本科生之间的讨论的味道，身份和年龄等等都不是要关注的，要关注的是“truth”， 即真理和真相。请原谅我用了这样的说法，这很可能是因为我在大学教书20多年也欣赏这种风尚。大学里当然也有不合理甚至污秽，但是这种风尚是对社会和个人都很有意义的。杨继绳先生写完《墓碑》，开始着手文革历史研究。听说我要采访两位长者，他说他也有兴趣去。两次，我到达受访者的办公室和家的时候，他都先我而到。（我并没有迟到。）采访后我们离开，还同路坐了一段地铁。北京闷热拥挤的地铁里，大多数乘客是外地来工作的年轻人。杨继绳先生大概是车厢里年纪最大的人。（他在清华读书时是比胡锦涛低一班的学生。）用北京人现在似乎爱说的一句话：他的心态很年轻。他没有“大师味”。但是读他的书，人会看到这一点。 　　我也碰巧认识《墓碑》的两位英译者。Stacy Mosher 是个低调却非凡的女士。她在美国的乡村长大，从大学英文系毕业，然后在香港做了18年记者。她的中英文造诣都好，做事又特别认真踏实，而且极有原则性。她翻译此书时，我曾经给她写信，为她承担这样一个沉重浩大的翻译工程，并且只有很少的报酬，向她致敬。她的回信十分沉稳恳切，她说她为有机会作这一个富有意义的工作感到荣幸。郭建教授学问渊博，英文造诣在中国长大的学者中是佼佼者。他为人谦逊有礼，与人为善，从不自矜。他志愿加入翻译工作。如果没有他，那些中国特别的政治词汇的翻译会要困难得多。文革开始时他还是小学生，后来又到“北大荒”当“知青”，能有今天的学识和成就，付出的努力要比在“正常”条件下升学、获得学位的人多得多。前些时候我要查一句莎士比亚的话的出处，写信去问他，他立刻查了他从前的学习笔记，给我做了清楚的回答。 　　还有两名中国人朋友，志愿前来帮助做了有关的杂事。他们花费时间，不取报酬，还尽力为作者节省花费。这些关于《墓碑》英译本的轶事，使我想起了多年来常听到的说法：中国人不能合作，只会“窝里斗”，总有“红眼病”（指妒忌），等等。这些也确是事实，而且后果也很明显。四年前，我翻译柬埔寨人写的《“民主柬埔寨”历史》（即“红色高棉”）的时候，有过感叹。这本书的序里说，八百年前中国人到了柬埔寨为他们写下了最早的文字历史（在元史里），近代是西方学者在写他们的历史，这本书标志着柬埔寨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的开始。我想到，中国有孔子时代就开始的写史传统，有那么多的能用中文写作的人，中国人的近期历史却没有写好，实在是个羞耻。现在我从杨继绳的书看到了曙光。他的一本好书，吸引了一群好人。不但有学识而且有道德能合作的好人们一起努力，把这个工作成功完成了。历史写作不像小说，可以一个人自己想象和虚构，历史研究特别需要合作和互助。我希望这本书是一个好开端，好兆头，在不久的未来我们会见到和《墓碑》一样优秀的历史作品。 　　有些中国读者可能会有误解，以为像《墓碑》这样的“反动作品”是很容易得到美国“反动势力”的支持的。其实他们弄错了。去年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生写了毕业论文，关于美国的主流媒体和学术界，怎么在六十年代没有报告甚至隐瞒了中国大饥荒。他写出的事实让我吃惊。直至今天，否认大饥荒、赞美文革的人，在美国的大学里也不是少数，而且相当有侵略性。我曾在学术会议上被某教授质问“你怎么能证明你说的受难者是真的”，尽管我已经报告了这名受难者的名字住址单位以及丈夫和邻居的名字（上面提到的作家王蒙是其邻居）。我知道杨继绳先生的书已经和还会遭到这种不负责任的质问。不过，在一个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大环境下，说出事实和真理的书，最终会出版流传，也会取代那些从意识形态出发而不从事实出发的作品。这样一本中文大厚书的译本，既难翻译（工作量很大），也难出售（页数多了售价就高）。但是没有补贴的商业出版社接受和出版了。这本书的成功，不是政治操纵和金钱收买的结果，而是学术制度使然的结果，更是作者、译者努力工作的结果。 　　我希望自己不是太过乐观于“历史写作的力量”。今天我们庆祝英译本，还有法译本，德译本和日译本出版，我们还会庆祝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 　　2012年10月27日写于芝加哥大学

中国民众希望通过上访的方式讨回公道（档案图片） 12月2日，包括美联社、法新社、台湾以及大陆一些媒体纷纷报道，中国河南省10名截访人员因非法拘禁罪被北京一家法院判刑。 外电引述《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朝阳区法院判处河南省长葛市10名截访人员非法拘禁罪名成立，分别判处数月到1年半不等徒刑。 报道引述业内人士表示，此案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是对地方政府以截访为名肆意限制人身自由说“不”，对北京“黑监狱”也将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 该条报道迅速在诸多社交网站、中国大陆的微博上广泛流传，并引发许多评论。 但是，当天出版的英文《中国日报》援引朝阳区法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性发言人说，称《北京青年报》的报道是“假新闻” 这名发言人证实，法院就涉及河南某市官员的案件举行过听证，但她否认法官已经作出裁决。 她还说，目前法院正在与《中国青年报》交涉，要求道歉与解释。 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今年4月底，有进京访民称，访民被河南长葛市驻京办人员送到北京市朝阳区双合村一个院落关押。 5月初，北京市公安局将关押点的截访人员带走，被关押的访民获释后称，遭到殴打和恐吓。 报道还说，朝阳区法院于9月24日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11月27日，第二次开庭审判该案的3名少年犯。11月28日，朝阳区另一法庭就此案第三次开庭，审判7名成年犯。 同一天，10名被告全部以非法拘禁罪被判刑，其中主犯获刑1年半，另外9人分别被判处几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报道还说，这是北京首次判决外地截访人员。

中国宣称将登船检查进入南海主权争议地区船只的计划引起邻国抗议。 菲律宾政府谴责中国宣称将登船检查进入南海主权争议地区船只的计划。 菲律宾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有关的计划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因为此举侵犯南海周边国家领海权，危害航行自由。 菲律宾外交部的声明说，要求北京政府对报道所称“将对非法进入中国南海海域的外国船舶登船检查”立即做出说明。 声明说，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那么难道所有进入南海的船只都要受到中国边防机关登临，检查，扣押，驱逐，停航、改航、返航等惩罚性措施吗？ 声明还说，中国此举违法，而且印证了菲律宾持续不断的主张，即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不但是过度声张主权，而且对所有国家都是威胁。 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本周报道说，海南省公安边防机关“将对非法进入南中国海海南管辖海域的外国船舶进行登临检查”。 此前，最新版本的中国护照上印了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中国地图，此举激怒了同中国有主权争端的邻国。 菲律宾、越南、台湾和印度都对印有南海地图的新版本中国护照表达抗议。

1942年至1943年期间，中国河南省约三百万人死于饥荒。 我是1942年河南灾民的后代，却曾经对1942年的灾荒一无所知。1990年，一位朋友打算编一部中国灾难史，想让我回到1942年，帮他把这场灾难写出来，这样，我才第一次了解这场灾难的严重性，那年我32岁。 朋友郑重地告诉我，1942年，因为一场旱灾，河南饿死了三百万人。可我对三百万人这个数字并没有概念。于是，朋友给了我一个参照数，告诉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迫害致死的犹太人是一百万人多一点。 对比之下，我马上也觉得事情严重了。于是，我回到了故乡河南，想回到1942年，把当年饿死的三百万人从1942年打捞出来。 很快，我发现1942年饥荒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已经把1942年和饿死的三百万人给忘记了，这也是我对1942年那场灾难一无所知的原因。 我的姥娘就是1942年饥荒的亲历者，当我问她1942年的状况时，她反问：“1942年是哪一年？”我说是饿死人的那一年。她马上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 除了集体失忆之外，我的另一个困惑是，饿死三百万人时，1942年的中国政府在做什么？难道他们当时就把三百万人给遗忘了吗？ 我告别了健忘的乡亲，独自一人回到了1942年，才发现问题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1942年，中国面临的形势是：日本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日本的军队已经包围了河南。当时，中国是一个贫弱的国家，眼看河南遭受灾荒重创，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救灾，领导人大概倒生出了另外一种智慧：反败为胜，何不把河南灾民当作包袱，甩给日本人？ 于是，中国军队悄悄撤出了河南。但日本人看穿了中国政府的企图，没有上当，虽大兵压境，但并不全盘占领河南。就这样，河南成了中国政府和日本军队都不管的真空地带，我的三百万乡亲，就是在这种政治真空中，在逃荒路上，一个个饿死了。 我亲身体会到，在一个被自己政府和敌人都遗忘的地方，故事发生得再惨绝人寰，都是容易被人们和历史遗忘的。但这场1942年发生的灾难，又为什么在1990年被我寻到些蛛丝马迹了呢？ 这得感谢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当年，白修德和《泰晤士报》的记者哈里逊·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结伴去过一趟河南。他们在河南遇到了天主教洛阳教区的主教美国人托马斯·梅甘(Thomas Megan)，梅甘陪着他们在河南走了一遭，目睹了饥荒的惨象。 他们看到人是如何被活活饿死的，看到野狗啃食人尸，还找到了人吃人的证据。 白修德回到重庆后，把见到的一切告诉了中国政府领袖蒋介石，并把描写河南惨状的文章，发在了美国《时代周刊》上，迫使中国政府救灾。但救灾的款项，又让中国政府的各级的官员给贪污了，饿死的人情况持续着。 白修德把当年在河南的所见所闻写进他1946年出版的著作《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和1978年出版的著作《探索历史》(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我借助白修德的著作，把三百万饿死的河南人从1942年打捞出来，摆在1942年饥荒幸存者面前，他们的记忆终于转动起来，向我叙述了这三百万人面对死亡的态度。真正触使我写《温故一九四二》的，正是这死难者面对死亡的态度。 我相信，如果是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遇到同样的惨况，他们一定会愤怒，一定会追问：我为什么要死？是谁把我饿死的？ 但是，我的乡亲们并没有愤怒和追问，临死时给世界留下的，是最后一次幽默。 逃荒路上，老张要饿死了，他没有去想中国政府、日本人和整个世界，而是想到了三天前饿死的好朋友老李。 他说：“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 在饿殍遍野的年代，人吃人并不是一件多么不道德的事情。老张饿死了，老王扒下老张的裤子就要割肉。 老张疼醒了，看着老王说：“我还行。”老王端详一下老张：“你不行了。”老张想了想，自己是不行了，“哐当”又死了。 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幽默？你为什么这么爱遗忘？我问起1942年饥荒时，我姥娘的回答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饿死人和人吃人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对于饿死人成了家常便饭的民族来说，除了遗忘，怎么面对这个严峻而平常的事实，也是个问题。 多少个世纪以来，一次次的灾难使中国人用生命的经验证明，如果用严峻的态度来面对严峻的现实，现实就会变成一块坚硬的铁。于是，用幽默的态度和失忆来面对灾难，成了中华民族生存的秘诀。 写作《温故一九四二》是1990年的事，距今已有22年了。经过十八年的准备，克服重重困难，导演冯小刚终于把《温故一九四二》拍成了电影《一九四二》。电影中扮演《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演员是阿德里安·布罗迪(Adrien Brody)，扮演梅甘主教的演员是蒂姆·罗宾斯(Tim Robbins)。像当年的白修德和托马斯·梅甘一样，七十年后，这两位演员也从美国来到了中国。 阿德里安·布罗迪曾经拍摄过电影《细细的红线》(The Thin Red Line)和《钢琴家》(The Pianist)，恰巧这两部电影的故事背景也都在1942年，这次是他第三次回到1942年，我想，在相同的1942年里，在不同的国家生活过后，阿德里安·布罗迪一定比较出了美国人、欧洲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区别——美国人和欧洲人在说：记住；中国人在说：遗忘。 蒂姆·罗宾斯来到1942年的中国后，在拍摄现场对我和冯小刚说：他之所以要来出演主教的角色，是因为他看到了剧本中的人性。他说，这是人性最黑暗的电影，也是人性最温暖的电影。我想蒂姆·罗宾斯所说的人性里最温暖的东西，指的是传教士们设立粥场救助饥民的行动，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企图将濒死的饥民送到灾民庇护所的努力，以及中国人面对死亡时那最后一点凄惨的自嘲和幽默。 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了温故之后的记住，有了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接着有了电影《一九四二》。 

据《北京晨报》的报道，1991年，张兰从加拿大回国后，开办了第一家餐厅，2000年创办俏江南品牌。日前，张兰被爆因一起合同纠纷案，在户籍地派出所注销了户口，并被怀疑已加入外国国籍，“变更国籍”一事使她朝阳区政协委员的身份备受关注。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其实，爱国自在人心，何况更改国籍是公民的个人自由，但作为名人，改变国籍就要敢于承认，这是起码的光明磊落。张兰的儿媳大S是台湾人，她应该比我们更了解，台湾是承认双重国籍的，只是不能担任政府公职要员，所有公务员必须是单一国籍。大名鼎鼎的诺贝尔获奖者李远哲要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就主动放弃了美国籍；台湾“立委”李庆安，被发现拥有美国国籍后立即宣布辞职；不仅国籍，连绿卡也不能拿，马英九曾被揭发有美国绿卡，后来查证，他曾经拿过，早就放弃了。 博客中国专栏作者风青杨的文章说，但中国对于这点并没有法律规定，比如大陆首富宗庆后，当了人大代表后，才发现他有美国绿卡。其实，只要不涉及“裸官”家眷携巨款出逃等问题，改换国籍纯粹是个人的选择。即便换了国籍，甚至把财富和家庭成员都安置在海外，然后又继续留在中国发财致富，也是个人的选择，外人实在没必要说三道四。在张兰的案例中，有争议的是她同时也是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界别属于“台胞台属”。但张兰所在的北京朝阳区政协对此竟然毫不知情，这也就难怪为什么有如此多的裸官卷款出逃，政协没有对委员国籍状况进行摸底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无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是政府官员，如果连国藉都换了，谁能保证他们还能为这个国家做事，为人民说话呢？张兰加入外国籍，成了又一个“裸商”。得关注的是，张兰不是第一个“裸商”。近年来，企业家移民的现象趋于增加，据《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还有47%正在考虑移民，其中，不乏像张兰这样具有多重社会身份的成功人士。换句话说，有74%富人都想离开中国移民他国，可见改换国藉正成为中国富人的大方向。 作者蔡慎坤的文章反问道，什么原因让中国如此众多的人选择改变国藉？是对现行体制的失望？抑或是对未来发展的忧心？抑或是为了孩子的教育，为了信仰的自由，为了清新的空气和良好的自然环境，为了吃穿住行和晚年的福利保障……也许，每一个换国藉的人都有过一番深思熟虑或一番挣扎。这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趋势？富人换国藉己经成为一股风气甚至成为一种趋势，过去只是名人、艺人换个国籍，现在是富人和权贵都在争先恐后改换国藉。 这也无疑触动了国人最敏感的神经：富人都在跑路，穷人怎么办？移民既可以说是理性选择，也可以说是用脚投票。 网易文化日前发布了一项调查：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共有10234人次参与了调查，其中有64%的人表示“来生不愿再做中国人”。这个调查让号称已经“崛起”的中国多少会有些尴尬和不惑吧。    

11月30日，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被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零三个月。与外媒为数不小的报道和质疑相比，中国各大媒体所转载的一条简短的通稿似乎显得有些怪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