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危机压力与改革机遇 中国所面临的新一轮改革是一个涵盖政治体制、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全面的制度改革。本文的重点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其中也必然会涉及政治和社会领域。 我们先从一本书谈起。该书是Daron Acemoglu 和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Why Nations Fail” （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书的副题：“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提出了一个全球性的、跨越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基础性命题，这个命题对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更具特殊的意义。 　　作者用15年的时间对近五百年来全球数十个不同国家出现的繁荣、稳定与贫困、动荡两个走向做了实证研究并探讨了它的根源。作者认为，产生这两个走向的主要原因不是地理（自然禀赋）、文化和历史（传统）、领导人的理念和认知，而是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他将制度，包括经济和政治制度划分为“包容性”（inclusive）和“榨取性”（extractive）两类，前者为市场自由交易提供激励，为“破坏性创造”提供条件，同时使财富的分配趋于公平、公正；后者使市场交易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扼制创新，社会创造的财富流向权贵阶层。在一个特定时期“榨取性制度”也可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这也符合权贵的利益，但由于其内生问题而不可持续。作者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从“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他认为这个转型没有一个单一的药方，旧制度下问题的积累也不一定自动导致转型的发生。转型是与各种主客观条件相关的，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出现“十字路口”（Juncture）的时机，所谓“十字路口”即是对旧制度的不满形成社会压力和改革的呼声，大多数国家的转型都发生在处于“十字路口”中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的互动和选择。当然旧制度解体也不意味着新制度一定会到来，旧制度可能以新瓶旧酒的方式复归。 　　中国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开启了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当然，转型之路是漫长的、不平坦的，当下的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Juncture）。 　　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由于外部因素的趋势性变化和内生问题的日益显现，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渐式微，而转型又步履艰难。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需要在体制上实施全面的改革以挖掘新的增长动力，寻求可持续的、均衡的、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改革窗口”的历史机遇期，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与弊端可以凝聚改革的思想基础，三十多年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改革提供所需的物质资源，但如果丧失这个机会，长期积累的问题有可能引发重大的经济、社会危机。 　　 二、传统增长模式的式微：外部因素与内生问题 　　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经济从“黄金的十年”跌入“衰退的十年”。中国虽不是危机的重灾区，但也难以独善其身，从2011年经济开始持续下滑。我认为，这个下滑有周波性的因素，但主要是结构性的，即它标志着在传统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已到达了一个拐点。 　　拐点的出现首先是由于支持传统增长模式的一些基础性因素发生了或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 　　1、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依赖要素投入、规模效益的“赶超型”增长方式已走到尽头，而我们目前的制度环境、人力资源状况和技术水平均未能显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创新型社会”的条件和能力。 　　2、中国的城镇化在经历了三十年持续、加速的进程后开始放缓，城镇化率从“九五、十五”平均每年1.35至1.45个百分点下降到“十二五”规划设定的0.8个百分点。自07年起农民工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出现负增长、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沿海一些城市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这表明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期已经过去，“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3、中国社会老龄化已悄然来临，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享受的“人口红利”已基本耗竭。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到2015年将达到拐点，之后转为负增长；届时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重将接近10%，抚养比开始上升。这标志中国正迈入老龄社会的门槛。 　　4、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以来出口已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柱，占GDP的比重高达25%。全球金融危机后出口急剧下滑，全球金融风暴是结构失衡所导致的，因而全球经济的复苏必然经历结构的“再平衡”。这就意味着中国长期依赖的出口需求将受到买方和卖方经济体内部国际收支平衡的制约。 　　以上四个基础性因素的重大变化，对中国经济的供给面和需求面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从供给面看，高储蓄提供的充裕、廉价资本，农民工提供的无限、廉价的劳动力已走到尽头；从需求方面看，全球“再平衡”，包括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家庭的“去杠杆化”和增加“储蓄率”都将对外部需求形成制约。由此，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 　　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在逐步失去外部因素支持的同时，其内生问题也开始显现，这主要表现为： 　　1、速度高但质量低，规模大但结构失衡。质量和效益问题主要反映在：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能耗、材耗过高，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等。结构失衡主要反映在：经济增长过重依赖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内需不足（投资占GDP50%以上，而居民消费仅占35%），经常项目下长期巨额顺差造成过剩货币流动导致通胀压力，三大产业中农业落后、服务业不发达（占三产比例43%，远低于同等收入国家），城乡、地区、贫富之间收入之间差距拉大。 　　2、社会公平、公正缺失。公共产品，包括社保、医保、教育、住房等有形公共产品和法治、产权和专利保护、反垄断、公平竞争等无形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以重化工产业结构为主的一次分配与以投资为主的公共财政支出扩大了政府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民生开支”占财政支出仅32%、宏观税负高达35%）、资本与劳动收入的差距；垄断、价格管制、国企与民企的不同待遇不仅扭曲了市场的价格体系、导致资源错配、造成不公平竞争，同时也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设租、寻租和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城镇化中征地、房地产开发成为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农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政府管制和主导经济的模式已形成路径依赖、产生了由此获利的权力和资本结合的特殊利益集团，而市场化改革进程停滞，法治建设不力、公共产品缺失。 　　 三、新时期的挑战：速度与制度之争 　　当下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学界存有争议。一些学者将争论聚焦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上，他们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劳动力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依然可以使中国保持长期的、相对高的增长速度，如8%。我认为速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它不是目的。速度与质量（效益）、结构应保持均衡，高速度、低质量、结构失衡不能持续，相反，高质量、良好的结构则可以减轻速度的压力。经济增长受到环境、生态、资源的约束，以之为代价换取的高速度会恶化生存环境，透支未来，这显然不可取。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改善民众的福祉，使之受益，分配不公、公正缺失的高速度只能使少数利益集团获利，使社会矛盾尖锐化。所以争论实质不是速度而是制度，即原有的增长模式是否可以持续？是否应该持续？决定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是要素还是制度？至于“新时期”的增长速度应该多高，这需要通盘考虑各种基础性因素发生的变化，环境、能源制约、要素价格市场化等减项因素，制度改革、政策调整等加项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测算出中国经济真实、合理的潜在生产能力。 　　 四、凝聚改革共识 　　共识是启动新一轮改革的思想基础。关于“新时期”的争论反映出在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目的上需要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共识。我认为共识的要点是： 　　1、中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被视为人类历史上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伟大的制度变革。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和终极指向是建立一个现代社会。市场机制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特征是市场供求决定价格，从而引导资源配置。但市场自由交易体系需要民主、法治、产权保护、信息公开透明、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划分等制度基础设施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有待推进，而政治体制、社会治理的全面改革、法治的建设更是不可逾越。 　　2、以政府主导经济为标志的传统增长模式在启动市场化改革、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这种模式对价格、交易的管制扭曲了资源配置、抑制了市场交易和创新，产生了官商勾结的温床，它已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领域诸多弊端的矛盾的根源。 　　3、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式微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新时期”的主题是通过体制改革挖掘新的增长动力、转换增长方式，把质量、效率、均衡、绿色、公平作为经济发展的宗旨和目标。 　　4、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的职能，即从一个主导、管制经济活动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有形和无形的）的政府。在经济领域政府转变应从财政、税收、（要素）价格的改革入手，因为财、税、价是政府管理的主要公共资源，也是政府应对经济周波、调整经济结构、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主要政策工具。 　　5、改革不仅是个理念问题，也是利益格局的调整。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利益结构，改革的成果应使大多数人获利，同时兼顾少数的利益，使改革的成本可以承受，改革的风险可以控制。中国当下的问题是在政府主导经济体制下形成了权力和资本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对此，社会精英的责任和民众的呼声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可以凝聚话语的力量，政治家的改革意愿和决心是这个力量的函数。 　　 五、中期配套改革：目标与内容 　　博源基金会最近对以“价、财、税”为中心的中期配套改革做了专项研究，并将在近期发布研究成果。研究报告认为：中期改革的目标一是完善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重点在要素市场上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及相应财税体系，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二是建立一个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政府配置财政资源的体制，提供公平、公正的创业、就业、社保和收入分配体系，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以改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即从要素价格市场化、税收改革、公共部门支出和预算管理体制入手，作为启动全面改革的突破口。 　　中期配套改革的内容有十二项： 　　1、理顺资源（包括矿产品、能源及部分公用产品）价格体系，   形成资源的市场均衡价格； 　　2、放开对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的限制，实现利率市场化； 　　3、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基本可兑换； 　　4、较大幅度地提高财政对社保、医疗、教育等民生支出以及节能、环保支出占GDP的比重； 　　5、降低包括三公消费和政府投资性支出占GDP的比重； 　　6、在服务性领域，全面完成营业税改增值税； 　　7、提高矿产品资源税率、开征环保税； 　　8、改革个人所得税制，稳定起征点，减少个人所得税累进阶梯，降低最高税率，政府高级公务员公布财产制度化并纳入综合个人所得税管理； 　　9、简化进口环节税种，降低税率，尤其是奢侈品进口税； 　　10、划拨20-30%国资委持有的上市国企股份到社保体系，缓解   养老金体系中长期面临的巨大缺口，为今后国有资本社会化  改革提供经验； 　　11、建立全口径财政预算，由各级人大审议批准包括一般财政预  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完整的国有企业资本经营预算在内的  公共预算。清理所有未纳入预算的各种体制外收费，在降低  广义宏观税负的同时从制度上治理腐败； 　　12、允许具备条件的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地方政府债，利用市场机    制提高地方财政透明度。 　　为使改革能顺利推进，建议设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改革委员会”来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并监督执行，以克服部门利益对改革的掣肘。 　　定量分析表明上述改革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经济发展的均衡性、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同时，改革的成本是可以承受的，风险是可控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为下一步深层次的、全面的改革奠定基础。 　　 六、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 　　“新时期”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的阶段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可以促进但不会自发导致社会的进步和政体的民主化进程。反之，一个良好的民主、法治政体是经济繁荣、社会公平、公正的决定因素，因而它是改革议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我认为启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需要重温我们提出的四个基本理念，检讨现行的四个重要政策。 　　1、真正坚持“科学发展观”，将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从规模、速度转向质量、效益和社会公平、公正； 　　2、真正坚持“以法治国”，将“维稳”的社会治理方针转变为通过法治、公民社会保障人的权利、规范人的行为； 　　3、真正坚持“和谐社会”的宗旨，将传统意识形态主导的政策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自由、多元的包容的政策； 　　4、真正坚持“执政为民、惩治腐败”的理念，建立对公权有约束、监督和制衡的制度。（本文删节版发表于南方周末）

本文为维基解密公布的一份美国驻北京大使馆2009年7月23日发往美国华府的电报。电报代号09BEIJING2112，保密等级：保密（Confidential)。 电文概要 根据可以接触到（中共）高层的大使馆联系人，达成共识和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欲望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做决定及中国领导层互动的主要驱动力。联系人多次描述了中国这个一党制国家的高层就像大公司的高管，这些高管是由强大的利益集团互相影响决定出来的，或者是通过党内大佬亲属组成的“太子党”和在党内一级级爬上来的“店主”之间的竞争所形成的。 　　胡锦涛是董事会主席？ 有两位关系广泛的联系人表示，中共的政治局决策类似于大公司的高管。政治局常委贺国强的外甥陈杰人（Chen Jieren音译）（要保护）和一个共青团网站的编辑在（2009年）5月13日告诉PolOff，党的总书记可以比喻成大公司的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曾在1980年代末服务于温家宝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吴稼祥（Wu Jiaxiang音译）（要保护）在5月18日与PolOff的会面上也是用了同样的类比。吴说政治局常委做决定就像是公司，更大的股东有更多的决定权。“胡锦涛持股最多，所以他的观点最受重视。”按排名以此类推，但是据吴说，政治局常委并不正式投票。他坚持认为“是共识制度，常委成员可以行使否决权。” 　　陈杰人以前曾经告诉PolOff他知道“重大政策”，例如国家对台湾或北韩的核心政策，必须由政治局25名全体成员来决定。他说，其它更具体的问题，可以由9名常委决定。一些问题进行正式投票，而另一些则是通过讨论达成共识。陈讥讽的说，无论哪种方式，政治局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机构”，是在中国唯一存在民主的地方。 　　高层互动：既得利益集团说了算 　　卢跃刚（Lu Yuegang音译）（要保护），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他3月12日对PolOff断言，党应该被视作是由利益集团组成的集体。他声称，不存在“改革派”。陈杰人在与PolOff的几次谈论中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声称中国的高层已经瓜分了中国经济“这张饼”，产生了一个僵化的体制，在体制内“既得利益”做决定，阻碍改革，因为领导人们操纵着确保那些利益不会受到威胁。陈说，这已经“众所周知”，前总理李鹏和他的家人控制了电力利益；安全头子周永康控制了石油利益；陈云家控制了中国大多数银行业的利益；贾庆林是主要的北京房地产开发商背后的利益；胡锦涛的女婿经营新浪集团；温家宝的妻子控制中国的珍贵宝石业。 　　光明日报高级编辑董玉宇（Dong Yuyu音译）（要保护）早些时候告诉PolOff，高层领导人与强大的经济界高管有紧密的联系，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商和企业老总，他们有些时候就是官员。董声称，地方上也是如此。他声称这些利益网络可以影响政策，因为大多数地方领导都是“买来的”官，他们要马上见到自己投资的经济上的“回报”。董说，他们总是支持快速增长的政策，反对可能会伤害到他们利益的改革努力。他说，既得利益集团尤其倾向于反对媒体开放，恐怕有人会质疑土地买卖中的黑幕交易。董总结说，因此，“增长至上”的支持者们总是比那些主张控制通胀或照顾穷人的人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董认为，高层政策的核心特征是下台后，要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因此，现任领导人精心培育亲信，一旦他们下台，这些亲信可以捍卫自己的利益。董说，这是很自然的。 　　太子党 vs.店主 　　中国社科院学者董力胜（Dong Lisheng音译）（要保护）和一位有太子党背景、为美国公民的美国大学的教授，分别描述了中共高层的领导层主要由“太子党”和“店主”组成。在近几个月的单独对话中，这位教授和董力胜都说，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太子党”都一致认为，他们作为以共产革命名义洒热血的人的后代，有“权力”继续当官，保护革命成果。这种心态可能把“太子党”与党内没有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对立起来，例如胡锦涛、温家宝和党内团派背景的人，这些人被嘲笑成“店主的儿子”。这位教授说他听说一些太子党家庭谴责那些非太子党说：“当我爹流血牺牲的时候，你爹在卖鞋带呢。” 维基解密 – 2012-12-23

唯色说明：本文转自 许志永文集 。图片由我所加。其实这篇文章，我在十天前已读到。那之前读到的是《纽约时报》上译成英文并因篇幅删节的 文章 。所以我联系上许志永，请他发给我原文。后来，我给许志永写信说了我的读后感： “今天第三次哭了。一次是用Google看纽约时报上的文章。一次是看你的推，不及十岁的索让对你讲述朗卓在火焰中合十、跪下……一次是此刻，读了这篇文章后……我甚至很想放声大哭的。 9月底的一天，听到热贡隆务寺在314那天自焚的加央华旦，在被救下半年后，绝食一周身亡的消息，我在手机里放上他的照片，还有其他自焚藏人包括朗卓的照片，去了大昭寺。在佛陀像前，我举起手机，祈求佛陀看看这些自焚藏人的照片，祈求护佑这些勇于牺牲的族人…… 深深地感谢你。我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说完全地愿意伸出我的双手，握住你的手吗？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想要代表许多人，这只是我这个藏人的心意……” 补充一句，准备发布这篇帖子时，恰逢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栏目，在播有关藏人自焚是因“达赖集团”煽动的中国官方调查专题片。推特上有推友说：“这期节目不知会不会重播，因为当局害怕引火上身。这片子的播出是受到国际及国内舆论的压力，感觉和当年法轮功时期的报道如出一辙。可鉴藏民的牺牲已是不可隐瞒的证据惊动了全球。在央视上看到西藏国旗和流亡政府的领导人，这已经很刺激了，汉人的世界观也被冲击了……” 2001年8月某日下午的若尔盖大草原。（唯色摄）                                             阿   坝 一 西索村的中秋夜，很久没见过这么明亮的月光了。藏族民居的客厅里电视正播放“天涯共此时”中秋晚会，我来到厨房里和这家主人聊天。他 68 岁，退休的乡党委书记，祖辈曾是旁边卓克基土司的佣人，儿子是州某局副局长，一个孙子是交警，进入民居时跟在后面的那辆警车就是他孙子开的。 你信仰佛教吗？信。他回答时略有迟疑。在阿坝这本来不该是个问题，可这家人有着特殊的身份。厨房神龛里供奉着不知名的活佛，二楼走廊的角落张贴着一张图画，上面有四代中共领袖和当今中共中央九常委的头像，听说近年来当地政府推行领袖进寺庙活动，但只有在这里才看见了传说中领袖像。 你信仰 Dalai 喇嘛吗？我们信班禅，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当书记的时候，曾在这里接待过他。当地很多人家里有 Dalai 喇嘛的像，你们家有吗？我们家没有。是不信吗？不是，就是没有。是担心什么吗？就是没有。面对我不礼貌的追问，他回答的声音越来越小。 色达有很多很多庙子，那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我们聊土司的时候，他提到了色达。他说太太亲眼看见过，天葬台上，一个活佛呼唤六只秃鹫，果然就来了六只，太神奇了，他摇摇头说。 他有一张高原特有的沧桑的脸，不仅满脸皱纹，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他的太太和他同龄，已经是典型的藏族老婆婆的形象，满脸善良的她一直沉默着。他是藏人，可是对于当地藏人来说，他却代表异族的统治。这是一个尴尬的群体，背后有着一个流传已久的翻身农奴做主人的神话，从前是卓克基们的统治，后来轮回到他们，依然是少数人的统治。他们这一代人受过多年唯物主义教育，可他毕竟属于这片土地，最后仍然相信那些神秘的传说。现代文明洪流中，那些神秘本会渐渐远去，可是，一个为自由而抗争的民族，他们宁愿回到过去。 二 我没有选择色达，我想去看看没有游客穿梭的真正的藏人生活，也想去看看一个叫郎卓的年轻人的家。 清晨，卓克基官寨还在沉睡，匆匆吃过汉族式早餐，到路边打一辆黑车， 20 元从卓克基到马尔康。这是阿坝州的首府， 317 国道是县城几乎唯一的主干道，两边矗立着崭新的藏族风格建筑，但这风格仅仅是外表，除了每一个窗户外都画着上窄下宽的藏地纹饰外，其实质量、内部结构甚至崛起的速度都和内地楼房一样。在几乎每一个藏区都能看到这样崭新崛起的小城，就像丽江北部的中甸，这大概是 2008 年 314 事件之后新一轮发展。 马尔康到壤塘直达的班车已经走了，得到几十公里外的观音桥转车。司机憨厚地笑笑，热心帮助联系从金川去壤塘的班车。和旅游区不同，班车同行的几乎都是藏人，但大约只有一半穿藏服。其中大概 20 人来自青海果洛，专程去朝拜观音。一个年轻女孩穿牛仔裤，她说，高考没考好，读了中专，护理专业，现在壤塘医院“打工”。路边偶尔看到联通公司的大幅广告，一个身穿藏服皮肤黝黑的年轻男子打完手机冲我笑笑，不用问，他的有些凌乱的服饰说明他来自牧区。 他让我想到了十几年前，在一次中途夭折的西藏之旅中曾路过阿坝。翻过日尔郎山，辽阔的大草原赫然出现眼前，延绵到天际的不是绿色，而是一种复杂的棕色，这是花的海洋，密密麻麻混杂各种色彩，香气扑面而来。那时还不是旅游区，肥硕的鼹鼠蹲在路边，两只小手垂在胸前，好奇地望着我们这辆破旧的大巴。很幸运，客车坏在路上，我们欢呼着扑向遍地的鲜花，一个藏族男子骑马从远处飞奔而来，他叫扎西，刚刚学会挣钱，乘客骑他的马拍照，问多少钱，伸出一个指头，经过复杂的沟通才知道是一元钱。客车修好了，扎西挥着手策马狂奔送我们很远很远。那是我记忆中永远的阿坝。 四川阿坝、青海果洛、甘肃甘南属于传统上的安多藏区，我第一次走进这片高原是 21 年前，和兰大的同学来到夏河拉卜楞寺，认识一个汉语名字叫陈来的年轻喇嘛，记得他曾说他们的活佛忍辱负重，当时民族矛盾已经出现但大体还算祥和，如今，不幸的消息常常传来。 我的邻座是一位年轻的喇嘛，他来自红原县一个寺庙，到马尔康送母亲看病，顺便来这里参拜观音。他说他不恨汉人，他见过很多很好的汉人，他欢迎我去他们寺庙玩。 城市、道路、医院延伸到这遥远的峡谷和草原，延伸到古老的寺庙，同时延伸到这里的还有大幅标语。路过一个检查站，上方横着红色条幅“维稳处突一马当先”，乘客们表情漠然，年轻的喇嘛说，他最讨厌的是拿枪的，一边用手比划着枪的样子。这是一个现代化的故事，漫长曲折的路，古老文明的痛苦蜕变，这痛苦在每一寸土地你都能感受到。 三    壤塘是阿坝州的一个县，这片 6000 多平方公里的高原和峡谷，散落着 3 万多藏人。县城像内陆地区的一个小镇，两条街道最大的门面是政府部门，其他是一些小饭馆、小卖部，这里每天只有四班分别去成都、马尔康、阿坝县和金川县的公共汽车。壤塘最大的寺庙在中壤塘乡，在县城东面大约五十多公里的坝子里。 午饭在一家四川面馆，主人是来自绵阳的汉族人，像拉萨一样，这里做生意的大多是来自四川的汉族人，外来人口在这里挣钱过上富裕生活，而本地人选择回到过去回到精神的世界却又在物欲诱惑中纠结，这是 314 事件的一部分。对面两位年轻的女孩穿着现代，她们一个是藏族，一个汉族，都是来自松潘县，去年刚大学毕业，考公务员到了壤塘县委组织部。这个国庆节他们不放假，这是阿坝紧张形势的一部分。 去中壤塘的岔路口，等到了一个崭新的长安小轿车，两个年轻的藏人要回南木达乡，问顺便送我去中壤塘多少钱，司机认真想了一下， 100 元。因为修路，要等到下午七点才能通行，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 冰雹打在车玻璃上，天空飘着凌乱的雪花和雨滴。司机叫索南，今年 24 岁。小汽车是几天前刚从成都买来的，准备做点事，还没想好做什么。你们信仰藏传佛教吗？信。他拿出挂在胸前的画像，知道吗，这是谁？知道，是 Dalai 喇嘛，你们都信仰他吗？当然，他是真正的活佛。虔诚写在脸上。你们恨汉人吗？有好人有坏人吧，他犹豫了一下说。 对不起，我一遍一遍问，你们恨汉人吗？是因为那个叫郎卓的年轻人在遗言中用了一个词——汉魔——深深刺痛了我的心。 自焚的朗卓 你们知道有藏人自焚吗，把自己点燃？我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哦，知道。能不能带我去看一下自焚者的家人，一个叫郎卓的 18 岁的年轻人，他自焚时留下了遗言 …… 我想见见他的父母 …… 表达一个汉族人的 …… 难过。 他们有些诧异，接下来更为友善。可以，那个地方我去过，很多藏人都去过，那些天他死去的路口搭起白色的帐篷，很多很多藏人，成百上千的人来到这里，给他家捐钱。后来，藏人们响应他的呼吁，把刀剑交给寺庙焚毁，发誓团结一致，我家里有焚毁刀剑的照片。是的，他是我们的英雄。 谢谢，你们居然这么信任我。出了县城是草原，路边还有零星的积雪，金色的阳光洒向远方舒缓的山坡，成群的牦牛在山坡上，小屋升起淡淡的炊烟。 到中壤塘，天已经完全黑了，月亮躲在大山和乌云背后。在一处灯光前，索南下车询问路边的中年男子，那人摆了摆手。问几个路人，也都摇头。在一个路口，索南问两名骑摩托车的男子，他们似乎发生了争吵，一个路过的喇嘛来到车窗前审视着我，他们似乎很不愉快地谈了很长时间，索南回到车上，说，很对不起，他们骂我不该带你到这里来。 又过来一辆小面包车，跳下来两个男子，看得出他们在愤怒地指责索南。恐惧和敌意像夜幕一样笼罩这片土地，我们不知道我们算不算逃离了这愤怒之地。一路上沉默，离开了中壤塘，索南忽然说，你知道吗？我们是藏人，信佛教，可是我们去不了拉萨。我知道。藏民进拉萨需要审查批准。那是一个民族的圣地，很多年前在格尔木我曾看到磕长头去拉萨的虔诚信徒，可如今他们朝圣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在拉萨发生自焚事件之后。 他们有理由不相信我这个汉人。这个夜晚，南木达乡一个叫“彭州饭店”的小小旅馆里，窗外又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高原反应有点头痛，我在想，明天，我去哪里？真后悔不该让索南问路，我应该直接面对愤怒的人们。 四 清晨的河谷，蓝天、白云、阳光、清新的草地、轻轻摇曳的经幡，宏伟的寺庙金色的穹顶指向湛蓝的天空。第二天这美丽的秋日，我再次来到中壤塘，这片为信仰而牺牲的土地，天空飘荡着诵经的咪犘音。 我谦卑地望着殿堂里上早课的红衣喇嘛们。等到一个路过去打水的喇嘛，他看起来不到二十岁，认真地把我带到旁边殿堂里的一个角落，一个中年喇嘛盘腿而坐。问有郎卓的照片吗，抱歉，没带，那没办法。一个十几岁的喇嘛说，佛学二年级好像有一个叫郎卓的，问了二年级好几个人，确认没有自焚者。问路人，有的说不知道有的摇摇头。一位在此修行的藏族老妈妈带我去她租住的小屋，端上奶茶，抱歉，我得去找他，她带我来到大寺旁边另一座正在建筑的寺庙工地，还是没找到。网上说他是学生，来到大寺旁边的中壤塘小学，里面是穿迷彩服的军人，问端着枪守门的军人，中学在哪里，他建议去旁边挂国旗的院子看看是不是。问路人，确认这里没有中学。 就要离开了，白天通往县城的道路只有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间通行。阿坝盛满忧郁的天空下，小河边一排白杨涂满金色，一片年少的红衣喇嘛在野地里练习，我不情愿地上了车，想要记下中壤塘这最后的一幕。这些年去过很多地方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失落。 我默默祈祷上天帮助这个国家。走出几百米路过一个民居聚集的小山坡，我央求司机再等我一会，最多半小时。路边小卖部，店主面对我的问题有些迟疑，我诚恳地说，对不起，我真的不愿就这样离开。他终于说，郎卓家就在旁边老学校的背后。山坡上，一对老年夫妇手指不远处一户人家，那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年老的阿妈说。 这是一个很像甘肃农村的小院，房屋和院子的墙壁都是泥土包裹，三间房屋，院子的铁门紧锁，一边墙外树立着五个高大的经幡，是这片村落里最高的。我在院门前低头祈祷，郎卓，爱你。幻想着一对慈祥的老人打开院门接受我跪下，但也许，他们会像很多年前拉萨天葬台上的老婆婆一样愤怒地赶我走，我不会离开，我会默默忍受一切，无论打我骂我无论对我做什么，我都会默默忍受，然后告诉他们，对不起，我真的很难过，这片美丽的高原我曾来过多次 …… 中年的卓姆和不到十岁的小男孩索让路过这里。卓姆说，她见过郎卓，他是中壤塘最帅的小伙子，他的父母在远方的牛场，他从小也在牧区长大，有时能看见他骑摩托车在这里来来回回。那一天，他穿着新衣服，全身都是新的，洗了澡，干干净净，在理发店理完发，戴上眼镜，问别人，我帅不帅，帅不帅？然后他来到路口，他就 …… 我不恨汉人，我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宁愿自己受苦 …… 他是为和平而死，旁边的索让说，烧的时候他双手合起来举过头顶，跪下，站起来举过头顶，再跪下，反复六次。 朗卓遗书。 他才 18 岁，照片上这张年轻帅气的脸，双眼浸满一个民族的忧伤。 2012 年 2 月 19 日中午，郎卓在中壤塘乡大寺前的路口自焚。他在遗书中说：“昂起你坚强的头，为朗卓之尊严。我那厚恩的父母、亲爱的兄弟及亲属，我即将要离世。为恩惠无量的藏人，我将点燃躯体 …… 祈愿藏民族脱离汉魔。在汉人魔掌下藏人非常痛苦，这痛苦难以忍受。此汉魔强占藏地，此汉魔强抓藏人，无法在其恶法下续留，无法容忍没有伤痕的折磨。此汉魔无慈悲心，残害藏人生命。祈愿（嘉瓦丹增嘉措） Dalai 喇嘛尊者永久住世！” 这是一个民族勇敢的孩子，为恩惠无量的藏人，为一个民族的尊严， 18 岁的他以惨烈痛苦的方式牺牲了自己。三年来这个民族已有 70 多位僧侣和普通人燃烧自己，其中超过 40 位在阿坝。而这高原之地，到处仍是没有伤痕的折磨。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自己，拿出口袋里的 500 元钱给卓姆，对不起，请转给郎卓父母，告诉他们一个汉族人来过，他很难过。郎卓对不起，我们一直没有说话，在你们为自由而死的时刻。对不起，我们有太多的禁忌，东方那个古老的民族一样是受害者，那是一个被施了魔咒的民族，相互隔膜、内耗、仇恨和厮杀那同样是一片渴慕之地。对不起，我深爱的这片辽阔的土地不仅有东部城市乡村还有你的故乡阿坝这美丽的高原，有一天你的乡亲也会深深爱上我曾生活过的土地那些城市、平原和海岸，当这国度自由的时刻。是的，我们会见证自己生命的意义，自由，公义，还有爱，无边的恒久的爱，无论高原、峡谷、河流、平川，无论东部西部日出日落之地，这是我们共有的土地，这是我们共有的家园，我们共同的担当，共同的梦想和救赎。郎卓，我们爱你。 2012 年 10 月 附：关于作者 许志永：人权人士、律师，公盟组织的创始人。 维基百科 介绍他“是中国著名青年法学家、宪政学者和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 2008年3月西藏爆发遍及藏区的抗议之后，许志永担任法定人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于当年5月发布《 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报告 》，这份来自中国民间的调查报告引起各方重视。我在我的博客上转载过，并且还转载过许志永文章《 关于藏区314事件调研报告的一些反思 》。

居住北京的汉人画家刘毅（藏名：喜热布），一年来，用画笔为自焚藏人立碑，包括35位境内的自焚藏人、4位流亡的自焚藏人。 刘毅代表作品： 《一九八九》 、 《天安门》 、 《圣地拉萨》 、 《大地》 等。并有系列作品《尊者》等。 刘毅的话：我的绘画就是坚定自己的立场。 以下35幅画像，是境内97位自焚藏人中的35位。画家依照自焚藏人生前照片画下一幅幅肖像。他感喟：绘画的速度不及火焰燃烧的速度。近日，画家将自焚藏人画像发在新浪微博上，结果他的微博迅速被关闭。 感谢刘毅！ 1、扎白（法名洛桑扎西，Tabey）：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09年2月27日在阿坝县洽唐西街自焚，举有西藏国旗和尊者达赖喇嘛的照片，遭军警枪击，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目前只知已残，更多情况不明，CCTV2012年5月播出的外宣片中有他在医院的镜头，但未告下落。自焚前留下纸条：如果政府禁止纪念亡灵的宗教仪式，将会自杀。 2、彭措（法名洛桑彭措，又写平措，Phuntsog）：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9岁。2011年3月16日在阿坝县洽唐西街自焚，呼喊“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西藏要自由！”、“祈愿达赖喇嘛永久住世！”重伤，遭军警毒打，次日凌晨牺牲，后由藏人僧俗隆重火葬。彭措出生阿坝县麦尔玛乡二村牧民家庭。遗言：“我无法继续忍受心中的痛苦，2011年3月16日我将向世人表现一点迹象。” “运气和信心是胜利，失望和疑虑是失败。” 3、次旺诺布（充翁洛卜，Tsewang Norbu )：康道孚（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灵雀寺僧人，29岁。2011年8月15日在道孚县滨河路自焚，呼喊“西藏要自由！”、“祈愿达赖喇嘛永久住世！”当场牺牲，后由藏人僧俗火葬。充翁洛卜出生道孚牧民家庭。 4、洛桑格桑（尕尔让，Lobsang Kelsang）：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1年9月26日在阿坝县洽唐中街与洛桑贡确一起自焚，呼喊“祈愿达赖喇嘛永久住世！” 、“我们要宗教信仰自由！”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CCTV2012年5月播出的外宣片中有他在医院的镜头，但未告下落。尕尔让是半年前自焚牺牲的僧人彭措的亲弟弟，出生阿坝县麦尔玛乡二村牧民家庭。 5、洛桑贡确（贡确旦巴，Lobsang Konchok）：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1年9月26日在阿坝县洽唐中街与洛桑格桑一起自焚，呼喊“祈愿达赖喇嘛永久住世！” 、“我们要宗教信仰自由！”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只知在某军队医院，四肢被截肢。CCTV2012年5月播出的外宣片中有他在医院的镜头，但未告下落。贡确旦巴出生阿坝县牧民家庭。 6、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Kelsang Wangchuk）：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7岁。2011年10月3日在阿坝县洽唐中街自焚，手持达赖喇嘛照片。被烧伤，被军警强行带走，后在CCTV2012年5月播出的外宣片中出现，伤势似愈，但目前下落不明。尕尔让旺修出生阿坝县牧民家庭。 8、曲培（Choephel)：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后遭驻寺工作组驱逐，19岁。2011年10月7日在阿坝县洽唐中街与卡央一起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于10月11日在马尔康县医院牺牲 。曲培出生阿坝县查理乡塔哇村牧民家庭。 9、诺布占堆（Norbu Dumdul）：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后遭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1年10月15日在阿坝县洽唐中街自焚，呼喊”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于来年1月5日在马尔康县医院牺牲。诺布占堆出生阿坝县求吉乡索日玛村牧民家庭。 10、丹增旺姆（Tenzin Wangmo）：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玛米觉姆贡巴（即四洼尼姑寺）尼师，女，20岁。2011年10月17日在寺院附近的三叉桥路口自焚，呼喊““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西藏要宗教自由”，当场牺牲，后由藏人火葬。她是境内藏人自焚中的第一位女性，出生于阿坝县四洼乡牧民家庭。 11、达瓦次仁（Dawa Tsering）：康甘孜（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甘孜寺僧人，38岁。2011年10月25日在寺院金刚法舞“羌姆”法会上自焚，呼喊“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西藏没有人权！”重伤，恐被军警从医院抓走，藏人将他接回寺院照顾。目前在家，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半农半牧家庭负担甚重。 12、班丹曲措（又叫秋香，Palden Choetso）：康道孚（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甘丹曲林尼众寺尼师，女，35岁。2011年11月3日在道孚县滨河路自焚，呼喊“祈愿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当场牺牲。上万藏人为她举行隆重法会并火葬。她出生于道孚县农民家庭。 17、次成（又写次真，Tsultrim）：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后遭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22岁。2012年1月6日在阿坝县神王宾馆205房间与达尼同时自焚，呼喊“祈愿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藏人团结一致为藏民族自由事业付出努力，才能有幸福的阳光！”并奔到洽唐西街，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8日凌晨牺牲。 18、索巴仁波切（年格.索南竹杰，Sobha Rinpoche ）：安多果洛（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人，42岁。2012年1月8日在达日县广场自焚，呼喊“西藏要自由！”、“祈愿达赖喇嘛永久住世！”，当场牺牲，后由藏人隆重火葬。他生前开设老人院及孤儿院。他的自焚牺牲在当地引起很大震动，悼念长达多日。他在自焚前录音遗嘱：“在21世纪尤其今年，是雪域的许多英雄儿女献出宝贵生命的一年，我也愿贡献自己的血肉来表示支持和敬意……如佛陀当年舍身饲虎一般，其他牺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 19、洛桑嘉央（Lobsang Jamyang ）：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当地母语继承协会的主要成员，原为安斗寺僧人，后被工作组驱逐出寺，21岁。于2012年1月14日在阿坝县十字路口的厕所点火，冲向大街自焚，呼喊“祈愿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遭军警殴打，引发周围民众抗议，又遭军警开枪镇压，导致多人受伤和被拘押。而洛桑嘉央被军警强行带走，于1月16日牺牲。 20、索南热央（Sonam Rabyang）：康称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37岁。2012年2月8日在称多县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只知在西宁市某军医院，右腿被截肢，更多情况不明。他出生于牧民家庭。 21、仁增多杰（Rigzin Dorjee）：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麦尔玛乡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后遭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2年2月8日在阿坝县城关第二小学附近街上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于2月12日牺牲。 22、丹真曲宗（Tenzin Choedon）：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玛米觉姆贡巴（即四洼尼姑寺）尼师，女，19岁。2012年2月11日在寺院下方三岔路桥边自焚，呼喊“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西藏没有自由！”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当晚牺牲在马尔康县医院。她出生于阿坝县四洼乡牧民家庭。 23、洛桑嘉措（Lobsang Gyatso）：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9岁。2012年2月13日在阿坝县城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在格尔登寺，出生于牧民家庭的他是所在佛学班里学习最好、最聪明的学生之一。 24、丹曲桑波（Damchoe Sangpo）：安多（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阿汗达勒寺僧人，寺管会负责人，寺院经师、寺院前任金刚上师（格贵），40岁。1994年他去印度色拉寺学习，1997年回到家乡寺院，是一位闻思修学十分优秀的喇嘛。2012年2月17日在寺院自焚，当场牺牲，后由寺院僧侣火葬。之后有10位僧人因此被捕、判刑。 25 、朗卓（ Nangdrol ）：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中壤塘乡）人，学生， 18 岁。 2012 年 2 月 19 日在中壤塘乡自焚，呼喊“西藏要自由！”、“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当场牺牲，后由藏人火葬。他出生于当地牧民家庭，在自焚前写下遗书：“ 无法在其恶法下续留，无法容忍没有伤痕的折磨……” 26、才让吉（Tsering Kyi ）：安多玛曲（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藏族中学初三学生，女，19岁，出生于曼日玛乡牧民家庭。因甘肃省教育部门将藏文学校的藏文教材更换为汉文教材，为抗议藏语文教育遭严重削弱的教育政策，2012年3月3日在玛曲县一菜市场自焚，当场牺牲，并遭市场内汉人商贩乱石纷砸，被军警抢走遗体，未交给家人。当局的解释是她头脑有病，学习差。 27、仁钦（Rinchen）：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贾洛乡牧民，32岁。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最大的孩子13岁，最小的才几个月大，她的丈夫于去年去世。2012年3月4日在格尔登寺旁边的派出所前自焚，呼喊“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西藏要自由！”当场牺牲，后由藏人火葬。 30、加央华旦（Jamyang Palden）：安多热贡（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同仁县）隆务寺僧人，出生于加吾乡牧民家庭，34岁。2012年3月14日（2008年3月10日始于拉萨的藏人抗议被中国当局定名为“‘3•14’打砸抢烧事件”4周年纪念日）在寺院前的卓玛广场自焚，呼喊“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给西藏语言和民族自由”。被僧人们送往医院抢救，后接回寺院救治，原本在缓慢恢复中，但他决意求死，在绝食一周后，于9月29日牺牲。 33、洛桑西绕（Sherab）：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之子寺格丹丹培林寺僧人，20岁。2012年3月28日（中共设立的“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在阿坝县贾洛乡自焚，当场牺牲，遗体被军警从藏人手中抢走。他出生于贾洛乡牧民家庭，有三个兄弟姐妹，9岁时在贾洛乡格丹丹培林寺出家为僧。 35、其美班旦（Chemi Palden）：嘉戎玛康（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府马尔康县）草登寺（格尔登寺子寺）僧人，21岁。2012年3月30日在马尔康县政府前自焚，被军警强行带走，当晚牺牲。他出生在草登乡阔拉江村农民家庭，有妹妹。2009年，他曾在格尔登寺学习，2010年去拉萨朝圣，被警察检查手机时，发现有尊者达赖喇嘛法照，被拘留1个多月。 36、丹巴达杰（Tenpa Dharjee）：嘉戎玛康（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府马尔康县）草登寺（格尔登寺子寺）僧人，22岁。2012年3月30日在马尔康县政府前自焚，被军警强行带走，于4月7日在马尔康县医院牺牲。他出生在草登乡阔拉江村农民家庭，有四个兄弟姐妹。  37、朱古图登念扎（又名阿图，Tulku Athub）：康达折多（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塔公乡丈卡寺朱古（活佛），曾任佐钦五明佛学院法台堪布，现为塔公佛学院堪布。45岁。2012年4月6日（藏历2月15日），他与其侄女、尼师阿泽在自家木屋为所有自焚藏人供灯祈福后，以身浴火，遗体呈打坐状。中共军警赶到现场，定为意外火灾，禁止对外谈论此事，而寺管会为免于寺院和佛学院被关闭，认可此说法。土登念扎与阿泽的亲戚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当局现金1万元及几袋大米，对外三缄其口。现在，虽然这些亲戚及当地民众都希望土登念扎和阿泽能够被追认为自焚牺牲的英雄，可以与其他自焚藏人一样获得认可和纪念，但迄今，二人的自焚与牺牲未被藏人行政中央承认。 38、阿泽（Atse）：康达折多（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塔公乡龙古一村人，色达五明佛学院尼师，朱古土登念扎的侄女。23岁。2012年4月6日（藏历2月15日），她与朱古土登念扎在自家木屋为所有自焚藏人供灯祈福后，以身浴火，遗体呈打坐状。中共军警赶到现场，定为意外火灾，禁止对外谈论此事，而寺管会为免于寺院和佛学院被关闭，认可此说法。土登念扎与阿泽的亲戚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当局现金1万元及几袋大米，对外三缄其口。现在，虽然这些亲戚及当地民众都希望土登念扎和阿泽能够被追认为自焚牺牲的英雄，可以与其他自焚藏人一样获得认可和纪念，但迄今，二人的自焚与牺牲未被藏人行政中央承认。 39、曲帕嘉（Choephak Kyab ）：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中壤塘乡）人，学生，25岁，出生于当地牧民家庭。2012年4月19日在觉囊派壤塘大寺附近与堂兄弟索南同时但不同地点自焚，牺牲。后由藏人僧俗将他隆重火葬。他俩在自焚前用手机录音遗嘱：“我们藏民族没有最基本人权的痛苦比我俩自焚的痛苦还要大……” 40、索南（Sonam）：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中壤塘乡）人，学生，24岁，出生于当地牧民家庭。2012年4月19日在觉囊派壤塘大寺附近与表兄弟曲帕嘉同时但不同地点自焚，牺牲。后由藏人僧俗将他隆重火葬。他俩在自焚前用手机录音遗嘱：“我们藏民族没有最基本人权的痛苦比我俩自焚的痛苦还要大……” 42、达吉（又名洛桑达吉，Dargye ）：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求吉玛乡人，25岁，曾是格尔登寺僧人，后还俗，在拉萨一家叫“尼玛林”的藏餐馆打工。2012年5月27日“萨嘎达瓦”第六天，在拉萨大昭寺与斜对面的八廓街派出所之间与托杰才旦一起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有消息称他已于7月7日在拉萨武警医院牺牲，但又有消息说他得到医院救治，目前在恢复中，但因未能确实，只能说他生死不明。 43：日玖（又写热觉，Rikyo）：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中壤塘乡牧民，33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2012年5月30日，在觉囊派壤塘大寺附近自焚，当场牺牲。遗体送往寺院。后由藏人僧俗将她隆重火葬。。留下遗书：“祈愿世界和平幸福。为了使尊者达赖喇嘛能够返回西藏，请不要纵容自己恣意地屠宰或交易牲畜，更不要偷盗；藏人要说藏语，不要打架。我愿为一切苦难的有情众生承担痛苦……” 46、阿旺诺培：卫藏日喀则（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卫藏日喀则聂拉木县）门布乡春都村人，22岁。2008年离开家乡去康区，之前是学生，后在称多县成家。2012年6月20日与丹增克珠在称多县扎朵镇举雪山狮子旗图片一起自焚，呼喊“西藏独立！”、“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重伤，先被赛康寺僧人送往寺院，后被军警带往青海省西宁某军队医院，于7月30日牺牲。两人在自焚前留下遗言：“对我俩来说，没有能力从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上出力，在经济上，也没有帮助西藏人民的能力，所以我俩为了西藏民族，特别是为了达赖喇嘛尊者能够永驻世间并且尽快返回西藏，而选择了自焚的方式……” 49、洛桑洛增（Lobsang Lozin）：嘉戎玛康（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府马尔康县）草登寺（格尔登寺子寺）僧人，18岁。2012年7月17日在寺院和乡政府之间路上自焚，当场牺牲，当晚由寺院水葬于寺院附近的脚木足河中。他出生于草登乡农民家庭，从小在草登寺出家为僧，是一位品行优良的僧人。 50、洛桑次成（Lobsang Trinlay）：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1岁。2012年8月6日在阿坝县主要街道自焚，呼喊“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让格德仁波切回到西藏！”、“重新开放格德青年佛学院！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于当晚牺牲于马尔康县医院。他出生于贾洛乡日阿洛村牧民家庭，自小在格尔登寺寺出家为僧。

作者：陶短房 必须承认，的确有相当资金流出境外，其性质是“黑钱”，目的是转移非法所得，或偷逃税款。倘如新闻所言，中国资金源源外流，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便宛如失血一般，一旦“血尽人枯”，后果必然不堪设想。问题是，真是如此么？ “中国资金外流为世界发展中国家之最，并将危及经济成果和社会稳定”，这一新闻自12月17日起赫然出现在国内外诸多媒体上，令人怵目惊心。 资金就是钱，钱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泉”，意即“流动、流通”，如周身血液般在经济体内循环不息，经济体才能得到充足的养分和均衡的发展，倘如新闻中所言，中国资金源源外流，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便宛如失血一般，一旦“血尽人枯”，后果必然不堪设想。 问题是，真的会如此么？ 并非新闻的新闻 此次作出这一论断的并非官方或重要跨国非政府组织，而是一家名叫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FI）、位于美国华盛顿的研究、游说机构，其主要研究课题，是“发展中国家逃税、犯罪及腐败非法所得去向”，通俗地说，是一家研究“洗黑钱”和如何对付“洗黑钱”的游说机构。 按照GFI在12月17日所提交的报告，截止2010年的10年内，总计约5.9万亿美元非法资金流出约150个发展中国家，其中以中国为最。 报告称，2010年一年，中国非法资金流出总量就达4200亿美元，截止2010年的10年间总计流出2.7万亿美元，接近全部150个发展中国家总额的半数，远高于第二名马来西亚（2010年流出640亿美元，10年间累计2850亿美元）和第三名墨西哥（2010年流出510亿美元，10年间累计4760亿美元）。报告还称，10年间上述国家非法资金外流的来源，61%为亚洲，15%为西半球，10%为中东、北非国家。 事实上这一新闻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近年来类似、甚至更激烈的说法比比皆是。 如今年11月，胡润百富宣称，他们估计中国千万富翁资产的19%已“流落境外”，有海外分析家根据胡润百富提供的公式，结合渣打银行数据，认为仅今年3季度，就有高达800亿美元资金滞留或流失境外。 还是这家GFI，今年10月的另一项研究报告称，“大笔资金”未经政府许可或申报从中国流向境外，过去11年间非法外移资金达3.8万亿美元，且从2000年的1726亿美元，增加到6029亿美元。该报告称，此现象“令人严重质疑中国经济的稳定”、“就长远而言将令社会、政治和经济正常运转难以为继”，并认为尽管这些资金中究竟有多少是腐败或犯罪所得不得而知，但大笔资金外流，不但意味着逃漏税情况严重，也代表着贫富差距扩大。 至于小道消息就更多了，别的不说，光“贪官带走的钱”或“富豪移民带走的钱”究竟有多少，就是笔说法无数、一个数字比一个数字更吓人的糊涂账。 何以外流？ 必须承认，的确有相当资金流出境外，其性质是“黑钱”，目的是转移非法所得，或偷逃税款。 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曾出台一份“关于腐败资产外逃”的研究报告，其中引述中国社科院调研资料披露，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管，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1.8万，所携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这是迄今所披露“腐败资产外逃”最大的数目，尽管纪检委随后表示“数据绝对不准确”，但综合其它较可靠版本，“腐败资产外逃”涉案金额也应有千亿人民币规模。当然，涉案人流亡在外，未必等于涉案资金也全数转移出境，事实上有不少已侦破、审结的外逃大案，嫌犯外逃多年，但赃款却有相当一部分仍滞留国内。 移民的富翁所带出去的资金自然也不是个小数目，在各移民主要接收国纷纷上调投资移民资金门槛的情况下就更可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仅就移民过程中所流失的资金而言，这笔钱是“白钱”，属于合法外流，可包括在诸如胡润百富等的“资金流外”总额中，但不应被计入GFI的“黑钱流出”总额。 另一部分外流资金，则是从境内通过非法渠道流出境外，从事投资、理财等活动，或单纯存入海外账户的钱，按照各方的说法，这笔钱才是“资金外流”的“大头”。 这些钱并非都是贪官、移民富豪或“黑社会”所操纵，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合法经营的单位、个人，他们中有些人已移民海外，有些人却一直在中国境内经营、生活。事实上，许多中国人虽已移民，却仍然“过中国时间，赚中国钱”，且越是富豪、这样的人比例越高。 那么，这些为经济目的流出境的资金为何要流出，又何以要如此“不见天日”？ 原因是复杂的。 一些中国富翁在原始积累阶段存在不少非法经营的“原罪”，惟恐“秋后算账”；一些人抱着“狡兔三窟”、“多买一份保险”的心态，把一部分资金放到海外，以分散风险，防止政策变卦；还有为数不少的企业、个人，出于避税、赚取优惠政策，或配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指标完成等种种目的，把资金转移到“避税天堂”，注册一个“外企”，再摇身变作“外资”，堂皇杀回境内投资、赚钱。 此外，中国是新兴国家，金融市场初创，不仅品种少，规模小，且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近年来因经济形势的需要，政策在适度从紧和适度宽松间反复变化，令不少私人、甚至单位资金选择“出洋冲浪”。 然而中国是存在外汇管制的国家，经营活动用汇有严格报批程序，私人换汇一年上限仅5万美元，这对于上述种种合理或不合理的“外流”需求而言，显然都是杯水车薪，正因如此，见不得光的“非法外流”就大行其道。 资金外流的“血管” 不论胡润、渣打或GFI，都表示中国流出资金的主要去向，是境外“避税天堂”或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而资金外流的主要手段，则是在贸易单据上做文章。 GFI10月的声明中曾“认为”，中国外流资金中有8成多，是以企业虚报进口价格的手段转移出境，即在进口中故意虚高报价，通过多付货款的方法转移资金；而香港“财讯快报”根据渣打和胡润百富估算所作的分析，则认为外流的主要方式是企业虚报出口价格，即明明出口的货值较高，但发票上却显示低价，其中差价则滞留境外不归。 这种做法适合转移大宗资金，且手段隐蔽，很难察觉，即便察觉也不易处理。然而必须看到，由于种种原因，这类手法事实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一直在采用，甚至一度是中国官方外贸机构心照不宣、约定俗成的操作手法，目的是打破国际封锁，获得更灵活的外贸空间和手段，如今形势虽然不同，但采用这种方式操作的资金，并非都是“黑钱”，更非都是单方面“失血”、“流出”——事实上只需将步骤颠倒，就可很方便地让境外资金“输血”、“流入”。 除了这条广为人知的“大血管”，密如蛛网、无所不在的国际地下钱庄，也是换汇、流汇的重要渠道，目前许多国际地下钱庄已可做到“全球通存”，即只消用自己人民币账户向指定人民币账户汇入人民币，就可在自己海外外汇账户收到对方汇入的外币，整个过程有时只需十几分钟。 中国不仅实行严格外汇管制，且人民币至今不能自由兑换，外贸活动和海外投资活动存在许多限制和障碍，客观上造成不少企业、个人需要频繁、大量在境内外大手笔转汇、换汇，且无法求助于手续繁琐、效率低下的官方正统换汇、流汇渠道，这就造成上述“血管”客观存在的必要性。 必须指出，不管“大血管”、“小血管”，都不是单向的，而是既有流出，也有流入，这不仅因为许多钱本就是要汇回国内，或以外资形式在国内投资，更因为国内金融、投资市场同样“内外有别”，许多真正的外资希望以“内资”面目，进入“外宾免入”的市场投资。 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GFI是专门研究“反避税天堂”和“反黑钱”方案，并向“买主”兜售这类方案的智库，其研究成果，是为支持其一贯坚持的“卖点”——各国政府应加强互通税收信息，完善反洗钱立法，改善法规防止通过匿名实体隐匿资产转移，确切地说，其论点的关键，一是支持美国2011年底公布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截至2011年12月31日，居住在美国境内、在海外拥有5万美元以上资产或者居住在美国境外、在海外拥有2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美国公民和外籍美国绿卡持有者，需在2012年4月15日前向政府申报；藏匿海外资产拒不申报被视为有意逃税，一经查出会被处以高达5万美元的罚款），二是支持美国对海外公司、及在境外有关联交易的会计师事务所、银行等机构提出客户信息披露要求（不久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向涉及中资股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中概股“看门人”提起诉讼，则是另一种施压的方法），其论点具有一定倾向性和目的性，且缺乏实际数据、资料佐证，不加辨析地采信并不科学。 不仅如此，GFI以资金11年来大量流入作为“严重质疑中国经济稳定”的论据，却回避了这11年（2000-2011）恰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最稳定11年的基本事实，其客观性也要打一些折扣。 但必须看到，提出“资金外流问题”的并非GFI一家，且既有官方机构也有非官方机构，既有境外机构也有境内机构，资金外流现象客观存在，赃款、黑钱的外流，情况也是存在的、严重的。 即便是“有进有出”，不至造成“血尽人枯”的局面，但这种“体制外循环”的大量、普遍存在，不论“流入”、“流出”，都会造成大量税款流失，且这种“体制外循环”的肆虐，也会增加金融风暴的杀伤力，成为金融安全的重大隐患。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血尽人枯”的警告绝不应掉以轻心，国际间加强税收、金融、反洗钱等方面的合作是大势所趋，但前提是互相尊重、互通有无，而不应成为单方面施加、强金融霸权的借口。 还应警惕另一种倾向，即因过于担心“资金外流”而质疑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改革的必要性，放缓金改步伐。应明确地认识到，当前的金融体系缺憾（尤其人民币国际化步骤的长期停滞不前），同样是造成“体制外循环”的根本原因之一，正是这一“梗阻”，让许多本来可以“见光”的外汇流动也不得不“转入地下”，“改革是硬道理”，是解决许多棘手问题的出路，这一规律，在“资金外流”问题上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