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邓实话实说 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执政党要达到的目标。但是，为什么有的国家比较和谐稳定，有的国家却动乱不断，甚至武装斗争导致政权倒台呢？就其内部因素而言，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造成的。 我们现在某些地方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有的地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采取围堵、封杀等高压手段。其结果适得其反，使矛盾积累和加深，甚至使民心失散，矛盾激化。值得警惕。 真正的“维稳”是治本——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采取改革措施，进行制度建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诉求，使社会从制度层面走上公平、正义的轨道。 现时，我国社会上较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究其主要根源是政治体制改革未到位所致。譬如：官员的腐败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毒瘤，是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最不满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我们对腐败官员的惩处一天都没有放松过，那么，为什么不但扼制不住，而且有不断漫延的趋势呢？这就不能不涉及我们的政治体制因素，尤其是与吏制关系很大。又如：我们的司法腐败亦很严重。司法机关是保障国家公平、正义的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道屏障，这道屏障守不住，这个国家的政权就很危险了。那么为什么司法腐败屡见不鲜呢？其根本原因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所致，没有从制度上和实践上解决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工作严重缺位和不作为，使高层司法机关有些人腐败甚至肆无忌惮，人民对有的司法机关失去公信力，正义战胜不了邪恶，司法规则战胜不了潜规则，这是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信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体制改革——真正从根本上“维稳”——迫在眉睫。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从大的方面讲，只有民主和专制两条路线。 在具体实践中，各国在此两条路线上又有各不相同的实现方式。 过去历史和现在的实践一再证明，专制的政治体制是不得民心的，是逆历史发展潮流的，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是会阻碍和窒息生产力发展和妨碍广大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的政治体制。其所以如此，是权力失去制衡。失去制衡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这是铁律！专制体制下的权力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既便是好人，也容易办坏事，给社会、国家和事业造成巨大伤害。 那么，我们只能选择民主的政治路线，我们要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我们目前处在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初级阶段——在专制和民主之间摆动。如果不认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回复到专制的体制是很容易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根据西方国家的国情而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种实现方式，有利有弊。 在我们的国情下，我们必须通过实践，建立我们自己的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我们现实体制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不断扩大民主，不断加强法制建设，走出一条有中国东方民主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虽然民主政治路线的实现方式各国各不相同，但是，民主政治路线也有其共同的规律可以遵循。譬如：一是国家权力必须受到真正的制衡，而不是相反。二是必须建立法治国家，以宪法为核心，建立宪政体制，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义务等必须切实实现，切实解决权大于法的问题，任何政党和个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三是建立公民社会。使广大公民充分地享有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人权，这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是人类在文明道路上创造的共同核心价值观。在此基础上，要大力培育中间层公民社会组织，使之成为政府治理社会的有力助手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调节器，使社会提高组织程度，使政府真正成为有限职能政府，以达到社会和谐。四是要走财产占有社会化、群众化、分散化和均衡化的道路，形成强大的、有产的劳动阶层，这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 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共同规律可以遵循。但我认为以上四点对于我们是重要的、是必须的、是可行的。 我们应当遵循共同的规律，去毫不迟疑地探寻我国东方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路线的实现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大胆实践、大胆探索、大胆创新。为此，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非常必要，否则，这条路是难以走出来的。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毫无疑问，应该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要求最迫切，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最严重，对我党执政威协最大的矛盾问题入手。从制度和体制等根源上扼制腐败，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应是切入点的最佳选择。 为此，建议采取下列对策。 首先是向社会公开官员的私有财产和纳税情况。制订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条例，按条例规定，从上而下，由新到老，逐步推开，有人引申电影里的话：“不公开亡国，公开了亡党”。我看情况没那么严重。若再拖若干年办这件事，那情况就很难说了。这一条从世界范围看，都是扼制腐败的重要举措。 其次是进行吏制改革，干部选拔任用由自上而下任命，改为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公开通过民主方式选拔，让广大群众真正拥有知情权、发言权、建议权、选举权和监督权，把某些干部只向上负责，转变为主要向群众负责，并把向人民负责和向国家负责结合起来。严格用人纪律，坚决杜绝卖官、买官的弊病发生。 第三是让公检法司依法、按相互制约规律，独立运作。使公检法司干部对事实和法律负责，这实质就是对国家和执政党负责。确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维护司法公正，必须司法公开，接受监督。完善司法公正制度，是实现宪政立国，建设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 第四是切实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首先，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真正履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职能。坚决纠正“个案不监督”的错误做法。司法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权力机关可以不介入监督。但在结案之后，如果造成了冤假错案，权力机关再以“个案不监督”的错误做法，不履行监督职能，不但是权力机关的失职和不作为；而且会造成司法机关肆无忌惮的违法行为，危害之大，不言而喻。其次，要把“民主监督”列入政协常委会的重要议题，并把监督的问题落到实处。探索出“民主监督”的路子并形成制度，同时，政协应改变涉及司法案件（指已结案）的提案不予立案的做法。再次，应出台新闻法，使媒体实现依法监督成为可能，这是防治腐败的重要一条。 第五是各级政府的财政予决算公开透明。大幅度减少行政费用开支，严格限制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政府公务人员的“三公”等消费也必须有严格制度控制，并公诸于众，接受监督。目前，公共资源的挥霍浪费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我们的行政费用开支大大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要有高级领导人愿意做“恶人”，不怕“得罪人”，去坚决地改变这种情况，限制官员的对公共资源的挥霍浪费，其实质是限制和消减官员自己的自身利益和权力。若要严格限制，就要敢于向自己开刀，这当然是一道难题。当政者必须有壮士断臂的精神和勇气，痛下决心，从法律、体制和纪律上解决这一难题，使我们党和政府不脱离人民群众。 如果在我们财政经济状况较好的时候，不抓住机遇进行财政制度改革，不严格控制公职人员的职务消费，致使公款挥霍浪费继续下去，这不但败坏党风政风，损害党群、干群关系，使腐败漫延。而且，更严重的是使我们的国家很难承受因此而产生类似欧债危机的严重后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我们现在不觉醒、不预防、不严控、不改革，欧债式危机正在向我们招手。虽然造成的原因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这绝非危言耸听！到那时有谁来救我们呢？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国家富强了。但同时产生了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突显出来了。这一问题，即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这个问题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要解决一次分配不公的问题。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是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而是反而下降。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在提高。这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政府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已近十年，可是，至今未见解决方案出台。这一问题不解决，扩大内需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第二个层次是要解决二次分配公平和财产占有社会化、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的问题。如果社会财产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使绝大多数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占有权，这样会使社会危机四伏，很难构建和谐社会。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应严重引起我们的关注。 二次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分配方式上。现在的分配方式是横纵方式，即：先由中央财政分配到中央各部门（横），然后，由中央各部门再往省（市）的对口部门分配（纵），这种分配方式，腐败纵生，流失严重。应改为纵横分配方式，即：首先由中央财政直接分配到省（市）财政（纵），直到最基层，再横向分配到项目（横）。这种分配方式可避免腐败发生，还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解决财产占有问题，一不能用革命暴力强制性的剥夺方式解决；二不能再回到我们曾实践过的公有制大锅饭的局面；三不能急于求成，采用过激的办法解决。 因此，必须从现在起，认真研究现实和对策，从长计议，积极引导，循序渐进的解决。以期最终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有产的劳动阶层大平台的形成，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为此，建议分步骤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创造条件，使具备条件的公、私企业走上市公众公司的路子，完善证券交易市场的运作机制，加强管理，使广大公民拥有股权，使公民的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并实行企业内部员工持股制。 第二、对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国有中、小企业，制订政策、积极引导，实行职工内部持股制，使企业发展与本企业职工长远利益一致，使广大职工真正成为财产的主人。 第三、对各类高科技企业，制订方针、政策，实行发明者、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持股制，从而推动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同时使科技人员和经营者成为致富的先行人群，带动其他人群致富。 第四、创造制度条件，积极引导民有企业走企业内部骨干持股或职工持股路子，推动财产占有社会化和民有企业可持续发展。 第五、选择合适时机，用立法形式，使各类企业为职工建立股权基金制度，使劳动者和资本共享剩余价值（这当然不是目前要做的）。 第六、改革土地农民承包经营方针，用立法形式，使广大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条件成熟的地方，采用土地入股等办法，大兴农业合作组织和企业化经营，不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目前的土地制度，使一些地方政府以城镇化、工业化之名，大肆低价掠夺农民承包土地，然后，再高价转让给开发商，从中充实政绩。有的地方就成了土地财政。由于国家严格控制耕地、严格控制土地开发指标，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从农民宅基地上动脑筋，让开发商给农民建楼，把农民赶上楼，挪出大片宅基地开发，充实地方财政。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农民上楼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如果没达到一定生活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这种农民上楼，是把农民往绝路上逼，一系列严重后果将随之发生。由谁来承担这种后果？这些事情所以很容易发生，与当今的土地承包制度不无关系，土地承包制度应当到了历史终结的时候了。 上述举措的目的只一个：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使财产占有社会化、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实现在共同富裕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使社会主义制度经久不衰。 摘自： 蔡慎坤 【厉有为发出体制内政改最强音】     更多相关文章： 违宪违法的劳教制度必须废除 (2012-10-29 11:23:25) 杨恒均：我们的悲愤从何而来？ (2012-09-27 13:50:06) 杨恒均：中国向何处去？ (2012-09-27 13:34:09) 中国最大的威胁究竟是谁？ (2012-09-19 18:21:14) 美国抹黑中国为“专制国家” (2012-09-18 16:47:47) 杨恒均：外争国权 内争人权 (2012-09-11 12:17:02) 马英九：民主和人权的理念是我毕生的坚持 (2012-09-11 02:24:18) 社会崩溃原因何在？ (2012-08-21 16:30:25) 没正义的党就是黑帮！ (2012-08-20 17:24:25) 谁在给这个国家“挖坑”？ (2012-07-22 23:15:01 )

如果不是一件官司，恐怕没有人知晓，北京俏江南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兰已经于 2012 年 9 月 17 日注销了北京户口，成了一名外籍人士。 　　作为企业家，张兰移民无可厚非，更不必大惊小怪，因为这并不是特殊的个案，而是赶上了一次浪潮，准确地说是第三次移民浪潮。自 1949 年以来，被公认的移民潮有两次，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出国留学潮，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技术移民潮。这些人选择移民的原因大多是：方便子女教育、出入境方便、活得更有尊严、为未来养老做准备。这一次与前两次有所不同，近些年移民的多是以新生富豪为代表的群体，而移民的手段主要是投资，而且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企业家，移民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人身和财富安全。有媒体报道，国内移民中介数量大增。据统计，仅广州一个城市办理移民业务的中介机构就超过 600 家。每到周末中国珠三角地区各大酒店中，移民推介会场场爆满，移民市场生意红火。当然，北京、上海等地移民中介机构的生意也不赖。据招商银行（ 600036 ）与贝恩顾问公司发布的《 2011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个人资产超过 1 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 27% 已经移民，还有 47% 正在考虑移民。大企业主三成已移民五成正考虑。换言之，八成的大企业家已经或打算移民。 　　企业家如此，官员也不遑多让。 2001 年初，《半月谈》杂志公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 4000 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 50 多亿元在逃……”。《人民日报 . 》 ( 作者：萧良量 ) 报道称：“十七大期间，代表参阅的一份很保守的资料表明，十五年外逃干部六万一千多人。自一九九二年以来，公职人员 (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驻外机构公派人员 ) 外逃，或随代表团外访、探亲、旅游逾期不返，公派人员学习、工作期满不归等，共有六万一千五百七十七人。”“据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央行等机构的调研指：截下来的贪官不算，光是成功外逃的公职人员侵吞、携带出境资金就有一万亿元以上。 2002 年 9 月 12 　日，中纪委、中央金融工委通报： 2001 年全年外逃资金达四千五百三十亿元人民币 ( 合五百四十亿美元 ) ； 2002 年至 6 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外逃资金达二千五百五十亿元人民币 ( 合三百零五亿美元 ) ”，至 2003 年底，“初步统计，在境外、外国定居的贪官家属为一百二十万人”，其中，定居港澳的 16 万 2 千人，定居欧美 80 万人，尤以北美危害最烈，加拿大 20 万人，美国 18 万人，都是些大要犯。 　　除了一走了之、全家移民的富豪和官员之外，国内还有相当大数量的裸官和裸商。这些人一边在国内为官或经商，大把捞钱、暗地里则把老婆孩子送国外。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富豪移民的动机并不相同。大多数印度人移民是为了能够省下子女教育费，拉美人士则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而我国的富豪和官员移民当中，约有 80% 的人并不是为了离开中国，他们只是为了换取一个身份。在这些人看来，获取收益的最佳地点仍然在中国，而移民则是为了将钱放在一个他们认为更安全的地方。 CCTV 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一次访谈中说：“老婆孩子都移民了，然后老公还在国内挣钱，现在的情况很多。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的报告，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 4500 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居世界首位，有权有钱者移民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做过亏心事，怕以后受到追究。二是对社会未来失去信心，如果出于前一种担心的人多，则证明社会正在走向法治和清明，如果后一种人多，我们要改进让他们证明判断是错的。” 　　面对汹涌的移民潮，加拿大吓得赶紧关上大门，美国、澳洲、新西兰也提高移民门槛，似乎有心离开的人无路可走了。常言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欧洲国家想方设法吸引外资，所以不得不在投资移民上打主意。 2012 年 8 月，德国对移民法进行了修改，最显著的变化有四点：一、取消了 25 万欧元的最低投资限额；二、取消了创造 5 个工作岗位的限制；三、加强了所设立公司对本地区经济民生“有利”的影响；四、加强了各地区政府以及外管局判定的权利。前两点是利好因素，而且是重大利好，但后两点就很难判定好坏，因为这意味着给了移民官更多的主管判断。 　　随后，西班牙在投资移民上主动跟进。据中国经济网报道 ( 张美奇 ) ，西班牙贸易国务秘书海梅 – 加西亚 – 勒加斯 (Jaime Garcia-Legaz) 周一在《西班牙经济学家报》 (El Economista) 出版社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政府正在考虑向在西班牙购买 16 万欧元以上房屋的外国人发放定居证的问题。他说，这个政策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市场。勒加斯解释说，这项政策将主要面向中国和俄罗斯的富裕阶层，他们对西班牙房地产有大量需求。他说，此举也将限制政府向那些购买低价住房的外国人提供定居权。 　　显然，只要官员和富人愿意，他们总会找到合适移民的地点和办法。如果长此下去，大国空巢就不是警醒之语，而是现实的问题。富人走了，他们带走的仅仅是财富，而官员移民的危害更大。他们不仅带走财富，而且在抢劫、毒害这个国家。因为心在曹营心在汉，所以他们并不安心经营管理乡镇、城市、国企和部门。于是，各种暴力执法、野蛮开采、官商勾结，对有毒食品视而不见等问题出现了，其目的只有一个：快速捞钱，为自己和子孙万代最大化地积累财富。 　　在汹涌的移民大潮之中，穷人只能望洋兴叹了，因为这次移民比拼的是资本而不是学历和技术。未来的移民趋势也大抵如此，不会有重大的改变，富人永远是这个世界的宠儿。这让我想到了战国时期的孟子说过的一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可惜前半句并没有说对，因为当今富贵之人该淫都淫完了，而后半句预言却很准确：贫贱之人确实没法移民。留给他们只有被严重污染的空气、水和土地，被开采一空的荒山野岭和全身的重金属和农药。 　　好在我们又有了新的一届领导人，相信他们有智慧看到上述现象，也希望他们有能力解决之。其实问题并不难，只要开启政治改革之门，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政治民主后，商人有了安全感，他们就不会着急移民走人；有了民主，官员就不能再为非作歹，为所欲为。于是，这个国家很快获得新生。 　　这才是国家发展的正路。                                                                       — 白衬衫

原文地址： 资中筠：余欲无言 作者： 划破夜空的流星 2012年11月16日在“共识”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本来不想发言，因为已经“余欲无言”。这个文件第一段里的话：“十八大……感到振奋”就和我的心情相反，我一点也不振奋，而感到沮丧，没有希望。那个报告除了连篇的陈词套话外，有几句引人注意的话却是倒退的。  上午许多有识之士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我很钦佩，那一片痴心也令人感动。这些意见多少人多少年来也发表了不少。我首先一个问题是：我们说给谁听？假想的听众是谁？好像还是眼睛向上，希望掌权者采纳，可能吗？我想起我曾写过的一篇小文章：《国家兴亡，匹夫无责》。那是诠释顾炎武的话，他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又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意思是“匹夫无责”。当时明朝亡了，他说你们那些在位者把王朝给折腾亡了，我们没责任，我们的责任在维护道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民族精神。为什么自古以来“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因为利令智昏。是既得利益妨碍做出正确的决策。所以不是如何说服他们改的问题。 我想，我们现在谈的这么明显的问题，我们都看到了，在上者难道真的看不到？他们也不是弱智。社会危机他们想必比我们体会更深，否则为什么要动员140万人保卫几千个人开会？那么害怕，心虚？现在去分析讲话中哪句话的提法是没有意义的。语言与实际已经空前脱节，空前的虚伪。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而无社会主义！现在还讲“我们”社会主义、“他们”资本主义，是十分可笑的。事实是中国的权贵资本已经与跨过资本相结合，互相利益攸关，受害的是中国的劳工和那些国家的劳工。  刚才有人说：“改革是找死，不改是等死”，这是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但是有一个问题要搞清楚：是谁死？改革了，整个中华民族会死吗？我认为民族复兴的希望就在于改革，否则虽然不一定会“死”，但是会堕落，沉沦。人们都痛恨腐败，官场腐败，古今中外都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全社会腐败，现在正是全社会腐败。国民党的时候是官场腐败，社会其他方面：学界、文化、新闻以及工商企业没有全腐败，所以政权被推翻了，社会还有救。而现在，各行各业都腐败，而且已经见怪不怪，连小学生都知道要家长给老师送礼，以便对自己好一点。他们长大了就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了。我们在座的至少40岁以上的上学的时候还不是这样，还有公平、正义的观念，下一代人如果这样下去恐怕就根本不在乎什么公平正义，而是认同腐败的规则，只看自己怎么在里面玩了。这就是整个民族从精神上烂掉！孙立平先生的“溃败论”对我很有启发。所以我对教育问题特别忧虑！这个文件中完全没有提到教育问题。我们需要眼睛向下，着眼于民众的启蒙。民众和领导的素质是互为因果的。民众的觉悟是最重要的。前一阵发生的以“爱国”为名的打砸抢暴行，使我感到悲哀：一百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我不是要把哪位领导比作慈禧，但是那次的行动开始就是当局纵容、默许，或者就是有意组织的，把国内矛盾转到一个境外敌人身上，这是惯技，到后来失控，再行压制，然后和外国还得妥协。总之，我们需要换一种思维方式，换一个角度，是对全民族负责呢，还是对王朝负责？  如果要说改革的切入点，最重要的是建立法治。有了健全的法治，其他事，政府能不管就少管，社会自然会有活力，自我调节。我同意刚才有人说的党内纪委实行“双规”的做法是违反法治，侵犯人权的。我觉得有点像帮会的自己清理门户，绝不是现代国家的法治。纪委谁来监督呢？没有公众舆论的监督，没有透明度，没有权力的制衡，腐败是不可能治理的。另外，还要澄清一个观念，美国对外实行霸权主义，绝不能成为我们反对民主宪政的理由。我们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是汇入人类共同进步的潮流。人权是所有人应该有的平等的权利，没有东西方之分。平等这个概念是现代社会的，过去封建社会，人们都在一定等级之中，也就认了。而现代社会就不能接受，要求平等的权利。以美国对外的霸权行为，还有英国过去是海盗起家等等来否定人权、自由、平等，是概念的混淆。就好像有人吃饱了饭，身体健壮了，出去打人，甚至杀人，我们就拒绝吃饭了。那是两回事。向宪政民主的方向改革是我们自己的需要，与外国无关。

中国不仅代表着纠缠在一起、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困境，也代表着对个人理解力与创造力的激发与挑战。“未来的政治是社会政治”，约瑟夫·张伯伦曾这样写道。那是1883年的英国，这个国家处于历史的另一个转折时刻。工业革命、中产阶级的兴起、城市化、帝国的扩张，在重塑这个国家的一切，包括它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 　　自17世纪的光荣革命，尤其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自我限制的政府、议会制、扩大选举权、人权法案，这些宪政政治的思想已获得了普遍性赞同。如何重新分配权力，是这一政治过程的核心。把曾经属于国王、贵族、教会的权威，转移到新兴的工业家、资本家、中产阶级手中，并用各种方式来减缓这一过程的动荡，困扰与激发了几代政治人物与思想家。 　　但历史来到了新节点。权力的根源正从土地转向资本、政治转向经济与社会。罢工浪潮、公众的养老金补贴、都市移民的就业与救济、城市的下水道、公共交通、少年管教法庭、公园与运动场的建立，这一系列问题迅速涌现，它们蕴含着新的愤怒、渴望与力量，给既有政治与社会结构带来强烈的冲击。 　　进步主义思潮弥漫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大西洋两岸。倘若18世纪的思想家们执着于怎样创造一个良好的政体，这一个时代想探讨的则是如何才能管理好一个迅速扩张的社会。应对方式可能有德国式的，推崇无所不包的国家来提供一切方案，在它背后是一种日益增长的“权力崇拜”与“国家崇拜”；还有英美自由主义式的，它是零散式的修正，鼓励各种社会组织的出现来应对，由此也产生两种看似不同，却又彼此促进的态度。一种是弊端揭露式的，它反映在迅速兴起的扒粪新闻业中，它传达出这个失衡社会中的黑暗与弊端，激发也释放出人们的愤怒与不满，当然也让当权者们陷入不安。另一种态度则强调好奇心与建设性，充满了对具体解决方案的要求，而避免陷入过分的情绪化。一位从揭露记者转型的社会活动家这样写道：“我厌倦了乱翻污秽，我已经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想开始砌墙，建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结构。” 　　重温这一个多世纪前的历史，对于此刻的中国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在这个历史性时刻，人们既感受到十年来的巨大成就——中国的崛起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迅速、更有力量，但同时，一种普遍的期待也无比热烈。人们普遍希望昔日生气勃勃的改革精神可以永续，希望中国进入一种既活力又有序的状态，希望整个国家能成功应对一种全面性的挑战。 　　这种共识也表现在迅速转变的社会情绪中。几年前，人们热烈谈论“大国崛起”与“中国模式”，而在过去一年中，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经济学家DaronAcemoglu与JamesA.Robinson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大为流行。前一本书讲述了过分集中的中央权力可能导致的恶果，而后一本书中则重提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他们从南美到朝鲜半岛的广阔疆域里，从明治维新到光荣革命这漫长历史中，寻找了各种例证来说明，决定一个国家成败的不是地理位置、天气状况、资源储备，也不是政策，而是制度。比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才是一切问题的核心。 　　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两位作者强调，倘若“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它需要这样的经济制度支持：它保护私人财产，有一个公正的法律系统，又能提供健全的公共服务，让人们感到安全，能自由地展开竞争。这是一种他们所称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它将鼓励人群广泛地加入到经济活动里，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反之则是一种“攫取型经济制度”，经济机会被一小群人掌握，他们牺牲掉大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但“包容性经济制度”不可能独自存在，它必须有赖于相应的政治制度。只有一种“包容性政治制度”——它容纳不同的政治团体，鼓励多元价值观，尊重个人权利，才可能带来长久的繁荣。而“攫取型政治制度”下，政治精英会轻易地把政治权力转化成经济权益。 　　作者也提到了中国。他们相信，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是源于它在制度上的胜利，它从“攫取型经济制度”中摆脱出来，令广阔的人群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但是，这过程应该持续下去，它的关键点就是政治改革。在此刻，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是如何阻碍社会创新的，它以牺牲市场效率与公平为代价，换取一个个小集团的巨大财富。 　　国家崛起并非顺理成章，它有可能被搁置在半途中，它可能变成“拉丁美洲化”——掉入转型的陷阱。在这样的国家里，一小群寡头与大批民众间的对峙，造就了持久的政治振荡与经济停滞或衰退。 　　但仅仅用经济语言或政治语言来理解此刻的中国，显然是偏狭的。它既处于18世纪欧洲所面临的重新界定权力的时代——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寻找适合于自身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秩序，它既要符合自身的传统，也需遵循普遍性的原则；但同时，中国也处于一个张伯伦所说的“社会政治”的时代。三十年来的中国是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市场化这诸多力量的产物，它已经孕育出一个复杂的新现实。单纯的经济增长、政治改革，都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你会发现，能否从拥挤的交通中摆脱出来，为自己孩子找到一所值得托付的小学，在医院里为父母找一张病床，食品卫生能够安全，周末能到一个安静一点的公园散步，都是让人焦虑的事情。经济增长的财富没转化成社会保障系统，也没建设出足够的公共设施，一个小小的家庭，经常要承担起整个社会失序的后果…… 　　我们必须在多重战线上回应这些挑战。它不应该被简化成“政治改革”。“这是制度问题”，在今日中国，你与任何自以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行一场超过五分钟的谈话，几乎必定听到这样一句话。在过去几个月中，一个工程术语变成时髦概念。从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到人大代表、新闻记者，当他们谈论中国的现实与未来时，总不忘提到“顶层设计”。他们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倘若要解决中国面临的重重问题，再不能仅仅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变革的动力也不仅仅来自基层，而要来自政治权力上层的精英，他们要提供更长远与全局性的方案。 　　人们的感受与期待都是合理的，只有当广泛的联盟形成，导致封闭的精英层做出让步，允许更多元的政治权力与价值观的竞争，才可能出现人们期待的结果，推动这理想中的制度建立。 　　而这是一个持续的、充满韧性的争取过程。人们应学会彼此妥协，令多元力量共存，既享有权利，也付出个人责任。倘若人人都持有这种信念：干等那个既具体又抽象的“制度”发生变化后，他们再随之而变，然后这个国家一切都会向良性的方向发展。这种状况是从不会发生的。 　　而这个“制度”也不仅是抽象的“民主”、“宪政”，而是由无穷多的细节构成，从重建一个城市的公共交通，到清理一条河流的污染，再到建立一所学校。 　　值此转折时刻，中国不仅代表着纠缠在一起、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困境，也代表着对个人理解力与创造力的激发与挑战，它需要一种深刻介入的热情与耐心。没有这种热忱与耐心，你的批评是浅薄与碎片式的，你的参与是短暂与表层的，你的离去与躲避则只能带来人生更多的无力感。 　　它是一个等待着重新发现、整理与建设的巨大实验场，它能够给几代人提供巨大的、值得奋斗的历史舞台，它能激发起对人生与世界的重新思考。在此刻的中国社会，我们常忘记了这充满希望与挑战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