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的《〈论语〉心得》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而一味诱惑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的，是为政治服务的，具有尖锐的政治性。

今天受邀来到北大，站在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徐志摩，俞平伯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下，免不了要谈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这个话题太大，我只能谈一个小话题。在我看来，“兼容并包”，无非各种观点，“思想自由”最直接体现，正是言论自由。所以今天我谈的话题是：说话。 中国人正在失却说话的能力。 说话，差不多是动物的本能。雨停了，鸟儿就开心地叫。花开了，蜜峰就嗡嗡地来。春天来了，公狼闻到五华里外母狼的味道，仰脖兴奋地大声嗷嗷。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最简单的说话是：我饿了。婴儿饿了会哭，那是婴儿的语言。连婴儿饿了都会表达，可是在五十年前也就是1960－1962那三年，这个星球有整整六亿人怎能说自己饿呀。本能告诉你饿了，你却不能说自己饿了……因为那就是给社会主义国家丢脸。怎么产两万斤，红太阳永远正确，我们得勒紧裤腰带把粮食支援给兄弟们，就不能说自己饿了。在大饥荒，整个民族失语，不仅在政治斗争中欺骗亲戚朋友父母，连自己的胃也要欺骗。 当时的报纸为了表现大丰收，照片上茂密的庄稼上面还躺着几个大胖小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把十几亩地里的庄稼移植到一亩地里。由于密不透风，那些庄稼很快也死掉。可这个官方话语体系里不会有真相，大家彼此都假装相信大丰收是真的，饿了却是假的。可是你们那个著名的图书管理员是农村出身，却不明白？彭德怀也是农民出身，有一次就说了真话，这个亩产量不太可能吧……后来，他的遭遇大家想必是知道的。 不仅饿了不能说，连“我爱你”也不能公开地说。大家都读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鸟儿也会歌唱自己的爱情，可那时候，人却不许这么说。因为那是封资修。我小时候在新疆，最喜欢看抓破鞋……那时特别爱抓破鞋，那时对破鞋的定义不仅是奸夫淫妇，野地里搞对象也算搞破鞋。可是我觉得相比其他各种类型的坏人，破鞋的貌似长得好看些，也更有才艺。那时哈密有个露天的“小河沟电影院”，清凉的河水从天山蜿蜒而下，两岸长着些胡杨，破鞋们沿河岸边走边交待怎么搞上的破鞋、如何接头、如何亲嘴……虽然剩下的就不许讲了，但仅仅这样已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说的全是电影院、课本里看不到的，是真话，是人性。 有个姓安的小伙总被抓，他不仅喜欢在野外搞破鞋，还要吹着萨克斯风搞。这就是他的话语方式，他喜欢这样，但这样是不被允许的。我看过他被抓后被要求吹一段萨克斯风，他面带微笑，悠悠扬扬很好听。这让我从小就觉得萨克斯风就等于搞破鞋，而搞破鞋其实是件挺美好的事情。可是，再美好，它还是搞破鞋，是那个时代不允许的，说“我爱你”几乎和不道德是同义词。 直到后来有一部电影叫《庐山恋》，里面男女主人公对着大山可劲喊：我爱你、我爱你……全国人民都在影院里被震住了。那是个大烂片，可它公开地说“我爱你”，所以被记入史册。 不能说“我饿了”，不能说“我爱你”，更不能说真话。比如你们的校友，林昭。这个长相秀丽的女孩子不过发现事实跟报纸上的不一样，就说了真话，又为同学打抱不平，然后就被抓了……放出来，说真话，再被抓，再说真话，再被抓，多次以后，得了精神病，终于死掉。 那个时代，整个国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本能——我饿了；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情感，我爱你；你也不可以批评领袖的话——屠杀同类是不对的；你不可以说出科学的话，得承认亩产确实两万斤；你甚至不可以描述大自然——比如太阳很毒，那是影射领袖。说话，作为上天给动物的一个本能，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权利……统统被切去了。我们比司马迁还要惨，人家切去了后，写出伟大的史记，我们却出现很多垃圾作品。 这个国家在“自由地说话”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它牵连到各个领域，李叔同的《送别》歌词多美啊：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后来我们的送别只有：送战友，踏征程。 默默无语两眼泪，革命生涯常分手……这还算文笔不错的，到了“爹亲娘亲，比不过党的恩情深”，话说到这个份上，连伦理常识都不要了。 是什么让我们违背了人类的本能…… 失去说真话的能力，便会产生很多谎话。可怕的是谎话之外还诞生了一种话，鬼话。谎话还不过骗骗人而已：我们村亩产两万斤。鬼话却是要害人、吃人的：全国的村必须亩产两万斤。不同意两万斤，连元帅都会被弄死。当说真话的代价是付出人命，也就没有什么人说真话了，当说假话的收获是升官发财，这个国就成了假话王国。这样的情形直到现在也没完全修正。比如，我们的高铁是世界上最快的，然后追尾了；中华民族复兴已完成了62%，然后发现贪官比例都不止62%……还比如，每当你想说点真话，就会有一群人会跳出来，他会问：你凭什么说大饥荒饿死很多人，难道你家里有亲人饿死吗？你亲眼看到林昭被折磨吗？难道当时你就在现场，不在现场就不要造谣。他们仿佛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资料、纪录片、人证这些东西，按这种逻辑，犹太人当时也没有被纳粹关在毒气室里，因为当时你没亲眼看到过。甚至他也无法自证自己是父母亲生的，因为造他的时候，他并没有亲眼看到。 这个国家在谎话、鬼话之外，又饶有兴趣地出现不少屁话：临时姓强奸，休假式治疗，保护性拆迁，合约式宰客、政策性调控、礼节性受贿、政策性提价、钓鱼式执法、确认性选举……最后大家就说了：习惯性装逼。 这个国家已失去生动的语言了：新闻联播、环球时报……高举、深入、持续深入、坚挺、高潮，更大的高潮……这种语言很差，我对这居然没引起扫黄打非办的注意，而感到惊讶。 毫无疑问，这个国家取得了很多进步。可直到现在我们仍没有恢复说话的能力。出版审查依然严格，章怡和先生写了本关于梨园往事的书，到现在还是被禁。你连伶人的真人真事都怕，这比老佛爷还狠了。每当我看到有关部门对外宣称“我们是世界上图书种类报纸数量最大的国家”时，我就想，其实这也可以看手纸产量最大的国家。这个瓷器大国，最盛产的就是敏感瓷，你知道它的存在，但看不见它到底在哪，且它的种类在不断发展，一会儿是天花板那几个名字是敏感瓷，一会儿民主、自由、政改是敏感瓷，一会儿南湖、船、天安门，“民众”、“聚集”，甚至一度连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也是，要改成我们党，才可以发送上去……大家只好唱：“我爱北京敏感瓷，敏感瓷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敏感词，指引我们敏感瓷”？中国人聪明，就发明了河蟹，腊肉，斯巴达，明珠……多年以后，考古学家看不懂，还以为这就是文字改革中曾一度出现过的片假名和平假名。我们出现了很多俏皮话、段子、手机短信，可是没有好的文字，深刻的文学，我也常使用俏皮话、段子，可从某种角度我觉得这不是文字的创新，而是言论的退步。 这个国家的话语体系越来越有神龙教的风骨，他们希望只有一种语言：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神龙教主有如此大的魔力让教众都不说人话呢。一是因为觉得洪安通可以带他们走向美丽新世界，大家被洗脑了。二、更重要的是因为教主洪安有一种通约束教众的工具——豹胎易经丸。这个丸可不是普通的增肥剂减肥药，你吃了就得听他的指挥，不听就会受到极残酷的人间痛苦。最近看了一些安东尼.刘易斯，胡平先生，杰弗逊关于言论自由的作品：一个国家有无言论自由，不在于当权者是不是愿意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而在于他们没有权力惩罚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言论自由既是民主的第一个要求，又是它的最后一道防线。 什邝、启东、宁波……这些都不是含有政治目的的事件，只是民众声音的表达，但最后闹到几乎不可收拾。有人认为这是官方工作作风粗线条。我却认为，根子在于这个权力体系本身出了设计问题。它设计之初就有大BUG，为了补上BUG就用杀毒软件，可是这软件本身自带BUG，为了堵住BUG，用了新的BUG，再出现BUG，又用上更新的BUG……它一直觉得民众没有言论的权利，而它自己拥有惩罚言论的权力。它傲慢、敏感、自闭，就是自闭的巨人。 侯宝林先生说过，说话是一门艺术，在我看来，说话也是一个权利。 忽然想起，今天我还在禁言期，一个长期习惯性周期性的被禁言者在这里高谈言论自由，好比一个老光棍渴望上一回非诚勿扰……这里很多人都是言论的老光棍，就像鲁迅先生说过的“先是不敢，后便不能”，慢慢地，我们连这个功能都没有了。 美国也曾出现过不能自由地说话的历史：比如，批评总统是犯罪，有一部《反煽动叛乱法案》，授权可以把说总统、国会坏话的人抓起来。1917年美国已参加了一战，鹰派政策占把主流，所有反战言论得不到容忍。德裔人改名换姓甚至德国空心菜也改名为“自由卷心菜”（这跟我们这把日本斯巴鲁车标弄成中国国徽是异曲同工的）……几百人因反战言论被抓了起来。甚至，一个五十多岁倡导和平主义的老太太也因拒绝向国旗宣誓承诺支持参战。被起诉。 可是，美国政府后来发现，这样限制言论自由表面上政府占了便宜，其实整个国家吃了很多亏。因为这破坏了国民的创造力，也损毁了对政府的监督，没有创造力的和失去监督的国家，一定要败的。他们这两百年来一直在改进。杰弗逊曾深有感触地说过：”我们宁愿要没有政府有报纸的美国，也不要有政府却没有报纸的美国”。 其实中国古代还是不缺言论自由。比如唐朝，调侃皇室也是被某种程度允许的。你看白居易的《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不是暗讽皇上好色吗，还劳命伤财，谁看不出你这是大搞五个一工程啊）。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这明目张胆性描写，简直是天上人间）。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简直是赤裸裸地批判政府最高首长为了美色不作为，）。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大搞裙带关系）。 体制内的白居易这样写了，居然没出事，且这首诗成为了当时最流行的一款歌，换现在作协文联的人去调侃一下国母试试，就是找死。白居易去世的时候，唐宣宗居然还写诗悼念他，真是匪夷所思。唐、宋在言论自由方面其实还算可以的，这两朝诞生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到了明、清文字狱开始，也是中国慢慢被世界抛弃、围攻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有政治追求的人，我只是追求自己应得的权利，说话和写作的权利。可是这个国家的民众正在失去说话的能力，彼此代以各种假话谎话鬼话。正如我在香港书展里说：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也知道其实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假装他们没在撒谎……这是现状。大家彼此靠谎言，而且互相都确知这是谎言来度日。就是索尔仁尼琴说过的：谎言成为这个国家的支柱产业。 不能说真话，不能说生动的话，不能说出浪漫的话，不能说出有前瞻的话，就像世界上最大的一群哑巴部落在默默前行。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不是贫穷、饥饿，不是没拿到诺贝尔奖，不是GDP不够高、不是没有发行量广大的党报，而是民众失去说话的权利和能力。在我看来，民众能否自由地说话，是这个国家是否步入文明的最重要标志，让民众说话，国家才有生命力。 一个曾创造出世界上最美丽语言、拥有各种生动文本、甚至保存了长期言官制度的民族，现在“说话”成为大的问题，大家在贫乏、无趣和塑料味儿的话语环境中度日，重复着彼此皆知的谎话、鬼话、屁话。在英语系有莎士比亚，西语系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法语系有巴尔扎克、杜拉斯时，这个曾经出现李白、周邦彦、徐志摩、沈从文、李颉人的国家，不应该只靠赵本山、郭德纲丰富话语。 我希望这个民族只是暂时的失语，虽然话语一直是最容易被强权控制的舞台，但它一定是最后沦陷的堡垒。 最后，我对这个国家会一直批评，我对这个民族一直充满希望。 （有节选，综合台下交流） 来源：何方在何方~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6ba94601015nnz.html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33806/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李承鹏北大演讲录——说话 发布时间：2012/11/19, 08:46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视频: 郭德纲哥伦比亚大学演讲 蔡康永北大演讲完整版+提问 方文山北大演讲：一个没有质感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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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南泉：苏联剧变带给当今中国的思考 进入专题 ： 苏联解体    ● 陆南泉   　　 　　1991年年底苏联发生“剧变”，其包含的内容有：列宁亲手缔造的、有93年历史和拥有1800万党员、在苏联已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在短短的时间被冲垮，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存在69年之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原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宣布独立的15个加盟共和国无一例外地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决裂，体制改革也不再是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是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即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体制转型。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 　　 　　从时间来讲，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时期——1991年，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而且苏联的剧变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在体制改革政策方面的失误的确有一定联系。但我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这个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小平同志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与发展，二战后还推行到东欧各国。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苏联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到1933年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改造。但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种模式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1）高度的个人集权，在党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斯大林时期，苏共成为个人集权的政党。这样，苏共在领导制度上长期实行家长制，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党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2）严重破坏法制，滥杀无辜。斯大林往往用残酷的手段，清洗与消灭任何一个政治反对派，实行个人专政。（3）党包揽一切，苏维埃制度实际上成为有名无实的形式。（4）联盟制国家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5）长期忽视党的建设，苏共在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没有注意改造自己，从而很难保持苏共思想理论的先进性，长期陷入教条主义泥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6）在对外政策与国际共运中推行大国主义与大党主义。 　　其经济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首先，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其次，实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到1932年，工业中99.5%是国有企业。第三，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者利益难以结合，从而制约了企业与生产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第四，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不可能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必然排斥市场的作用。缺乏竞争，产品质量不能提高，伴随浪费而来的则是低效率的经济。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而苏联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从而最后导致苏联剧变。正如普京讲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所以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是改革”，“不改革开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0页；第2卷，第333页） 　　有人认为，不应该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认为主要应该是党的问题。我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有人引用邓小平1992年著名的南方谈话，即“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无疑是重要的科学结论。拿苏共来论，它是执政党，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它本身的状况自然对苏联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党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指出的是，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共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苏联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有人在引用小平同志上述讲话论证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时，主要将其归咎于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这两个社会主义“叛徒”，这并不符合史实。有人曾提出一个非常重要、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共产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记载。”遗憾的是，提出问题的作者并没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简单地说，那就是因为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出现人信任危机。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不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与人民利益代表的苏共。 　　多次痛失改革机遇 　　苏联在历史上曾痛失过多次重要的改革机遇。 　　1921年初列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在当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不过由于列宁于1924年1月逝世，实践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时间很短，一些主要思想也没有得到全党的普遍认同。1928年斯大林利用粮食收购危机，宣布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苏联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变革也就停止了。“新经济政策”只执行了8年。这8年苏联的政策与体制较符合当时的实际。邓小平谈到苏联模式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第二次错失改革良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这是一个极好的改革时机。战争胜利后，人们强烈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重建国家经济与家园，尽快地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们意识到，实现这种愿望就不能简单地再回到战前的状况，必须在对战前的各种政策进行深刻反思与认真总结的基础上，根据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目标与实行的政策等进行重大调整。这必然涉及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斯大林模式的改革。 　　实际上在战前最后确立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其严重弊端在这一体制形成过程中就已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战前，苏联的经济问题与人民生活的困难已非常明显。战争的严重破坏，使问题发展到极其尖税的程度。在战争时期这些困难暂时被掩盖起来了，但战争结束后，这些问题自然就会很快凸显出来。另外，在战争时期，苏联与美、英、法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反战同盟国，自然会发生各种交往，这对苏联中上层人士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从下层士兵来讲，由于战争的需要他们越出国家，与盟国的士兵接触来往，还与国外的人民来往，也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战争结束，这些士兵回国后，很自然地相聚在小饭馆与小酒店，议论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后来被人们称之谓“小酒店民主”。（转引自张盛发著：《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从改革的客观条件看，当时也开始出现了和平发展的机会，东欧与亚洲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再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另外，取得战争胜利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苏维埃政权在战争时期产生的凝聚力尚未消失。斯大林个人的威信因战争的胜利也空前提高。当时苏联国内也出现了要求改革的思潮，如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沃兹涅辛斯基就提出在经济领域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如果斯大林能正确对待这个情况，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以战争胜利为契机进行改革，那么，苏联就会出现崭新的局面。但遗憾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思改革，而且继续强化战前的体制。 　　斯大林把战争的胜利主要归结为苏维埃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他在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斯大林看来，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是十分有效的，因此也是不能改变的。 　　从斯大林思想深处来看，战后他并没有离开战备的政策。在二战尚未结束前的1945年4月，铁托率领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在其别墅宴请代表团中的共产党人时讲，“如果南斯拉夫人团结一致，那么将来谁也不敢碰他们一下。对，连碰一下也不敢！”他还接着说：“战争结束了，再过15—20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南斯拉夫米·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战备经济必然要求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化，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他不可能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与经济体制。 　　这个时期还进一步统治农业与加强对农民的榨取。自斯大林推行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后，农业、农民与农村情况一直处于极端困难状况，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饥荒日益严重。这个时期，苏联农村盛传着解散农庄的消息。原因就是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到集体农庄制度从产生一开始就显得毫无生命力，成了影响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农民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希望寻找新的出路。遗憾的是，农民这种要求改革集体农庄的强烈愿望不仅没有实现，斯大林还进一步采取措施来控制农业，巩固与发展集体农庄制度，以达到统制全国经济的目的。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战后随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发展，个人崇拜已成为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次是赫鲁晓夫时期。他虽然看到传统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必须进行改革，但由于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模式，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放在当时赫鲁晓夫面前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的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苏联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主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4页）赫鲁晓夫只能通过更新政策与改革才能找到出路。而为此，赫鲁晓夫首先要做的是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为此采取的措施有：清除贝利亚，为政治领域进行整顿清理创造前提条件；清理冤假错案，全面平反昭雪；采取组织措施，改组国家安全机构与健全司法制度；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这是进行改革绕不过去的一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苏联解体   

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主流民意的风向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事业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政府的公共治理也在逐步完善。然而，互联网上“一地鸡毛”般的“吐槽”、抱怨，凸显了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在积累和叠加。对于渐进的改良，草根民众似乎越来越失去耐心，有些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态度越来越急躁。网上气氛燥热，亟须加湿和减压。 来自草根的预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