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同仁縣周一（12日）有兩名藏人自焚，當場死亡，是過去一周內各地藏區第8與第9名自焚的藏人。 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公安局同日發公告，懸紅20萬元人民幣，鼓勵民眾提供連串自焚事件的幕後操縱者。 自由亞洲電台報道，甘南公安局的公告稱，在境內外分裂勢力和達賴集團操縱煽動下，甘南州連續近日發生4宗自焚事件，嚴重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為及時找出幕後黑手，公安局決定向提供報關於自焚事件的可靠線索的人員獎勵5萬元，提供4宗自焚幕後黑手的人則會獲獎勵20萬元。 甘南州合作市上周六（10日）有一名19歲藏人自焚身亡，周一在同仁自焚的兩名藏人亦分別只有23和20歲。新華社發出英文稿證實同仁的自焚事件，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則抨擊，自焚行為既違反國家法律，亦牴觸宗教信條。 (綜合)
阅读更多中共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18大。当局一方面利用微博歌功颂德，另一方面严厉打压他们不愿看到和不愿听到的民间微博。 中国官方一直称要设法占领网络舆论阵地，强大的微博这个社交平台自然也在他们的占领计划之内。除了官方媒体动用社交平台微博进行地毯式宣传的同时，2700名十八大代表中的许多人也通过微博对十八大尽表溢美之词，歌功颂德。然而，河南郑州私营企业主阴亮亮先生表示，看微博的确能把握十八大的有关信息，但不是官方和那些党代表的微博： “只要是仔细地甄别，你总会发现你想要的东西。有些网民的言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英国《金融时报》不是说，十八大就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无需多看。看十八大代表的微博，我是以抱着玩的心态看，因为他们尽说空话和假话。” 透过官方微博和媒体，网民看到十八期间，一些中共十八大的党代表在听总书记胡锦涛的十八大报告时竟然激动的热泪盈眶，甚至出现有评论揶揄地称为“飙泪”现象。在深圳的网民“秀才江湖”自己为例表示，中共对于微博的使用要看你是谁，你要表达什么： “我看到，针对官方新闻，网友回复几乎是一面倒地嘲讽和质疑，因为现实与官方新闻中所说的相反。例如，十八大代表拼命地鼓掌，网民却拼命地被打压。” 针对十大上不少代表泪流满面，激动不已，对对执政党尽表溢美之词，秀才江湖表示： “他们已修改毛泽东式的歌功颂德，被洗脑严重。当然，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说些拍马屁的话。作为党员，他们也享受到这个体制带给他们的利益，腐败官员不受约束，确实也对中共比较感激。”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冯玮在网上揶揄地说：“建议中戏，上戏，北电去现场招录学生”，因为那些“飙泪”的代表不是发自内心的哭，是在演戏。自由摄影师王寰宇在网上讽刺地表示：“我也哭了，绝望地哭泣”， 因为十八大并没有出现人们期望的事情发生。 阴亮亮表示，尽管中国政府想方设法将微博，将网络只为我所用，压制异见表达和异见声音，但最终不会成功： “因为虽然中共的网络控制十分严厉，但网络无处不在，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官方只是站在一个高地，向下俯看你，监视你，但网络的管制不可能密不透风。” 中国迄今有五亿多网民，其中微博用户接近3亿。有学者称，微博是一个人的通讯社，因为他给每个人在网络间表达的机会和空间。在中国，微博被网民形象谐音地称为“织围脖”。冬天到了，人人都需要围脖以抵御寒冬，迎接来年的春天。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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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世纪70年代，当毛派政治人物试图继续控制中国时，一位来自南方、兵权在握的将军向温和派伸出了援手，帮助他们逮捕了激进派，并把他们投进监狱。 叶剑英元帅的果敢之举为中国向市场导向型经济转变铺平了道路，也缔造了一个政治豪族。直到今天，这个家族仍然手握扶立君主的权柄，影响着国家政策，保护着他们在中国南方庞大的商业帝国。 Xie Huanchi/Xinhua, via Associated Press 习近平 党内知情者称，过去一年， 叶剑英的子女（叶帅本人于1986年去世，享年89岁）曾参与组织会议，批评中国的现行路线，影响军队高层任命，并阻挠一位倡言经济改革的官员进入党内最高权力小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因为他们觉得此人不能对他们的利益给予关注。 叶家后人等所谓的“太子党”的崛起，本周将达到巅峰。十八大于本周闭幕时，一位共产党先驱的儿子习近平将被宣布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除习近平之外，至少还有两名太子党成员也将进入七人常委。 关于中国太子党在政府及商界的重要角色的争议甚嚣尘上，近期的一些腐败事件更是凸显了这些争议，曾经权重一时的太子党薄熙来也因为其中一例腐败事件倒台，他的妻子被判决犯有谋杀罪。但是，这个大约有几百人的群体仍然作为一个贵族阶层崛起了，在国家统治方面的话语权越来越强。 尽管他们内讧不休，但许多太子党成员已经在现行体制中获得成功，在商界，特别是国有企业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他太子党则深入金融业或游说团体，因为在这些行业中，私人关系非常重要。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吕晓波说，“许多国家都有权势家族，但是在中国，这些大家族正在变成政商两界的主导力量。在这个体系内，他们是血统高贵的一群。” 太子党中的许多最年长者——那些现在即将掌权的人——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在中国历史上最困难的一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大跃进运动中度过童年，那时，逾3000万人死于1958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少年时代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度过，那时，他们当中许多人的父母被毛派激进分子打倒，他们也被排挤，被放逐。 一位与一些中国太子党一起长大的高级党报记者说，“这是剧变中的一代，他们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常常看到共产主义革命最糟糕的一面。他们学到了一点，就是，你唯一能指望的，是你的家族。”因为担心来自中国安全机构的压力，这位记者要求匿名。 太子党与中国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们截然不同。后者大多是忠于共产党的党内体制。即将离任的总书记胡锦涛，是通过党的主要机构之一共青团获得擢升的。同样，明年即将卸任的总理温家宝，也是党组织培养起来的，没有什么外来的势力扶持。 胡锦涛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邓小平对他的任命。邓小平是最后一位在中国革命中起到核心作用的中国领导人，而且直至1997年去世前，都一直是个重要人物。邓小平曾否定了一系列总书记及总理的人选，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才选定江泽民。后来他又钦点胡锦涛作为江泽民的继任者。 一位匿名的中国独立政治评论者称，“没有一个像邓小平这样乾纲独断的人物，就会出现对权力宝座的争夺。我们没有选举，没有一个制度，所以，最终要选择关系最硬的那个人。” 五年前习近平被定为胡锦涛的继承人，就能证明这种说法。最初，最有希望的人选是胡锦涛一手提拔的李克强。但是，习近平在时任副主席的曾庆红的帮助下，排到了李克强前面。曾庆红也是太子党，其父曾经是一位负责安全工作的部长。 习近平的职业道路反映了他的身份地位。他的父亲曾担任党的高级领导人达半个世纪：军队政委、省长、副总理及经济改革的先驱者。这样的背景为习近平缔结了一张支持他的关系网。 文革期间多数人都不允许念书的年代，习仲勋给儿子在一所大学里安排了一个位置，后又安排他为一位军中高层领导担任秘书。后来，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和一位省领导发生冲突，他的家庭又想办法调他去了一个由习仲勋朋友掌管的省里工作。 相比之下，李克强的主要关系来自党内以及胡锦涛的支持，并没有深厚的家族背景。这点在他和习近平竞争头把交椅时成了决定性的因素。（李克强将接替温家宝担任国家总理。）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政治学家郑永年指出，“十八大产生的领导将是第一代未经邓小平这样的人物指定的，是第一代通过政治竞争产生的领导。” 太子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在北京的“大院”里长大。那是50、60、70年代北京的部委、党组工作人员居住的生活区。高层领导们的子女一起读书、一起玩。在文革期间，参加各自的红卫兵派系，相互武斗，有点像城市帮派。 当年文攻武斗的恩怨，如今并未消释。去年，叶家就组织了一场太子党的聚会，这些人的父母都参与了1976年逮捕四人帮的行动。四人帮是毛派集团，他们在毛泽东晚年时期主政，并在这位独裁者去世后继续掌权。在会上，太子党们批评当今的政治走向，说中国共产党已经腐化，且脱离群众，会议由习近平同父异母的姐姐做记录。 但是，就政治变革该走多远这一问题，与会者发生了分歧。接近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人呼吁共产党应该放松对政府和经济的统管。胡耀邦曾是中共总书记，倡导改革，80年代被邓小平赶下了台。而其他包括叶家在内的太子党依旧笃信父辈对党控制一切的理念，对有可能威胁到他们巨大商业利益的变革保持警惕。 他们的关系网十分广大，特别是在临近香港的广东。在这个省，他们与省委书记汪洋发生了冲突。汪洋一直以来反对腐败和裙带关系。叶家有多名成员曾担任省长、经济特区的市长、有影响力的证券公司的负责人、房地产公司创始人、工业和媒体集团的总裁。 汪洋的父亲是劳工出身，虽然他没有调查叶家，或是挑战他们的地位，但一些党内人士认为，汪洋也没有格外在意讨好叶家，保护他们的利益。据一些不具名的党内官员说，从去年开始，叶家的部分成员开始私下议论，说汪洋在政治上不可靠。预计汪洋将不会出现在周四公布的下届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上，太子党的活动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中国的领导层很可能将充斥着太子党。 现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家世显赫，祖上有人曾在前清和民国政府做官，也有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高层领导。另一位人们预料中的常委是王岐山，他的妻子是前国家领导人姚依林的女儿。第三位有可能的常委人选是张德江，他的父亲是一位少将，因此，分析人士称他也可以算是太子党。 习近平在军队和政府内的人脉也许能让他较胡锦涛有更大的作为。但分析人士也指出，他与其他太子党的关系可能会在他做一些大胆举动时成为障碍。 北京的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为数不少的太子党得益于现有的体制。所以会有不少人不愿意有任何改变。”章立凡的父亲也曾是一位部长。 像章立凡这样主张体制改革的人士，看着太子党的崛起，不禁心存疑忌。在皇权时代，皇帝和皇亲贵戚统治这个国家，裙带关系无处不在。共产党掌权以后，理想主义者们曾希望这个党能杜绝裙带关系。 章立凡说，“但出于一些原因，我们又回到了裙带关系的年代。少数几个家族统治着这个国家。”
阅读更多十八大将完成中共最高权力代际更迭，引发多方对政治改革的期待。德语媒体指出，其实，在权势者眼里，改革并无必要。 11月10日一期的《新苏黎世报》在国际版上发表一篇报道指出，中国数十年里经济高速发展，政治缰绳却未松反紧，原因之一是当政者对前苏联剧变理解错误；同上世纪80年代相比，中国目前的政治改革前景更为暗淡： 1989年天安门广场一幕 “好心的西方人对政治改革的鼓励言词在中国领导人听来过于天真。他们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吸取了教训，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不仅未能拯救苏 联，反而事与愿违，为它挖掘了坟墓。当1989年学生们在北京起来抗争时，当局断然终结内部政治争议，倾全力于不顾一切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路线获得了成 功并延续迄今。……自天安门大屠杀以来，当局在中国人的脑袋里深深扎下了这么一种意识，即：老百姓无需过问政治，要操心的只是政府。 “从原则上讲，在帝王时代就已经如此，所不同只是，当代中国人在物质生活上远优于祖先。不过，在上世纪80年代，政治氛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要宽松得多。当 时，人们不无钦佩地观察到了自由市场上农民和商人活跃的身影，甚至在西藏，人们也可以同官员们展开有关不同社会、政治模式和局面的讨论。当时，人们一再感 受到，类似的讨论也出现在最核心领导圈内。那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政的时代。对进行根本政治变革的前景而言，当时要远胜于现在，可惜，邓（小平）主导的对天 安门抗议运动的镇压使这一前景永远被葬。” 《新苏黎世报》的文章确信，要让现在的中国实施改革已变得非常困难： “如今，中国经济上强大、影响力增加，并知道，它可以在经济上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安分守己。对专制的抨击并不能让北京有所收敛，原因是，（北京）领导人早 就看到了，外国对中国市场及其劳动力的巨大兴趣最终会使所有政治信念淡化。囿于经济利益，西方政界在太长的时间里参与了北京的政治游戏，从而帮助北京巩固 了一种统治体制，一种可以在没有人民的信任和参与的情况下成功生存的体制。改革这样的政权会越来越困难，原因是，它最终关系到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从而关系 到权势集团的生死存亡，而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中国国内外无论是谁都会相信，无法回避这一集团。无论怎么说，没有人目前会对中国政权垮台感兴趣。” 习近平会走向何方 11月11日一期的《星期日世界报》发表一篇长文，介绍将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的迄今生平。该文强调，鉴于习近平的特殊背景、历练及行事风格，中国国内外对他的未来走向有各种预测： “习所做的和所经历的事情，让中国国内持批评立场的知识分子们颇费猜测，不知他是否会像其父一样，愿意开放并民主化中国。怀疑者认为他是机会主义者，适应目前在党内和经济界如日中天的腐败利益集团。今年6月，彭博通讯社披露说，习的亲戚坐拥数亿美元资产。 “前美国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却认为他大有前途。担任过高盛总裁的保尔森访华70余次，相当熟悉习（近平）。还在2006年，他便预言了习的发迹。当时，他就称习是中 国政治天穹的一颗‘上升的明星’，是第5代接班队伍的一员，这些人‘知道，如何达到目标。’”。 摘编：凝炼 责编：李鱼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德国之声中文网
阅读更多中共十八大的人事焦點，仍是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政治局常委如何產生，本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主要領導人，「習李配」格局已無懸念，但政治局常委人數是七或九，到最後一刻仍然成謎。 十六、十七屆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常委都是九位，今年一月中共十八大人事開始籌備，就傳出政治局常委由九席減至七席之說。但到大會召開前夕，北京再度傳出仍保持九席。 自中共中央取消主席和副主席制，代之以總書記負責的集體領導制後，中央政治局常委就變成中共最核心的領導集體。中共黨章規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職權，政治局常委會在中央政治局會議閉幕期間行使其職權。而在現實中，政治局常委會議就是最高的領導層核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實施集體領導制後，少則五位，多則九位。目前的七和九看上去只有兩席之爭，但是七是九的最後決定，不僅顯現不同權力方的爭奪，也展現未來權力布局的強弱。如果保持九席，是政治大妥協的結局；如果七席，則體現一方政治權力勝出。 目前中共領導層中，有資質出任下屆中共中央政治常委者，大致有十人。除了習近平、李克強，還有中央組織部長李源潮、中央宣傳部長劉雲山、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國務委員孟建柱；身在地方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重慶市委書記張德江。 政治局常委席次多寡，由特定的政治環境和特定的黨內權力分布決定。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鄧小平圈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總書記趙紫陽外，只圈四人，是為力攻政改，權力高度集中，要有強勢的總書記。中共十六大江澤民把政治局常委由七擴九，是為擺平各方利益，達致權力制衡。 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習近平的構想，要突破權力山頭，理順權力架構，形成治黨治國稍微精煉的領導集體，特別是要將治黨和政法的權力合一。 但歷經多次從上到下反覆徵詢，不同門派人事交鋒卡位，乃至最後關頭政治老人紛紛登場現身，權力重組過程變得極度複雜，這時再度傳出保持九席方案，爭取黨內大團結之說。但也傳出習李方面，都堅持七人方案之說，由此最終政治局常委誰進、誰出，變得更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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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舉行18大的敏感時刻，浙江維權人士徐江姣突破封鎖，星期天（10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放傳單，但隨即被公安帶走。 維權網報導，徐江姣當天上午10時左右進入天安門廣場外圍，10時30分左右到達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當警察要求查看身分證及檢查背包時，她趕緊將隨身攜帶的200多份傳單撒出去，並立即被公安帶走。 據報導，傳單內容揭露了當地政府的犯罪行為。 自由亞洲電台11日撥打徐江姣的手機以了解情況，但電話處於關機狀態。 報導說，來自浙江天台縣的徐江姣17年前因沒有借錢給當地官員，因此被指破壞計畫生育而受到迫害。 徐江姣多次向法院提起訴訟，但都被駁回。5年前還被當地政府僱請黑社會人士打成殘廢。 中國共產黨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8到14日在北京舉行。本次會議與中共領導層換屆有關。1011113 中央社台北13日電
阅读更多中宣部：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访问泰国柬埔寨缅甸，中国领导人同一时间访问泰国柬埔寨，只用新华社稿子，不评论，低调处理奥巴马访问。 【数字时代真理部系列：“在这里，了解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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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在印度达兰萨拉，一名流亡藏人在烛光追悼会上流下眼泪。追悼会上，人们对当天早上自焚的年轻藏人表达了支持。 北京——上周，又有六名年轻的藏族人点火自焚。在熊熊火焰中，他们高呼口号，要求自由。近几个月来，像这种骇人听闻的反抗行动已经发生了几十起。流亡组织称，周五，数千名藏族学生连续第二天走上中国西北青海省的街头，谴责“文化灭绝”，要求结束强硬的警察控制。 在中国的首都，共产党的权力掮客们正在推出新一届领导班子。周四，即将离任的国家主席胡锦涛面向全国发表了内容广泛的讲话，但讲话中对中国群情扰扰的边疆地区的燎原怒火却只字未提。 Anonymous, via Associated Press 周五，中国西北省份青海省的隆务镇，藏人举行示威。示威的时间似乎说明，这是在向共产党高层传递信号。示威者谴责“文化灭绝”并要求结束强硬的警察控制。 在被外国记者问及不断升级的危机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或者把责任推到流亡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身上，或者尴尬地顾左右而言他。“我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吗？”其中一个人紧张地问道。 然而，尽管藏人权利倡导者长期以来已经对官员的冷漠习以为常，但中国知识分子和自由派网络评论人士的集体沉默，却越来越让他们感到不安。这些知识分子和评论人士组成的群体本是会不顾危险，反抗中国的威权控制，对社会不公予以公开批评的。 在Twitter上，中国最积极的批评人士得以逃避政府的审查，畅所欲言。但藏人权利这个话题常常会被异见人士遭到迫害、官员腐败、非法占地，或关于当时其他丑闻的帖子淹没。自去年自焚事件开始频繁出现以来，几乎没有中国学者尝试探讨这个话题。 政治哲学家张博树说，“这种冷漠很恐怖。”三年前，他因为指责政府的人权记录，失去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 自焚导致的伤亡人数已高达69人，其中至少56人死亡，许多藏人不禁自问，为什么汉族同胞好像对他们的苦难无动于衷——或者至少没有兴趣探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采取了如此骇人的抗议方式。 一些人认为，这种沉默揭示出了藏族和多数民族汉族之间令人不安的鸿沟，尽管几十年的政府宣传试图把中国描绘成一个56个民族的和谐快乐大家庭。 “这个问题人人心知肚明，但没有人愿意说出来，”知名藏学家、社会理论家王力雄说。他撰写的书籍和文章招致了公安部门的关注，给他带来了麻烦。本周，因为正在召开十八大，一队警察把他控制在北京的寓所里，与外界隔离。 王力雄和其他一些人表示，在那些受过教育的汉族人的世界观中，普遍存在着一股反感藏人的潜在思潮。他们说，这种情绪是官方的宣传培育起来的。官方宣传的描绘是，藏族人反叛、没有文化，还说藏人对政府改善其生活水平的举措毫不领情。 一位知名的电影人在接受采访时比他一贯的态度更加坦率，但他要求匿名。他指出，许多中国人对藏族人既感兴趣，又有些厌恶。他说，“我们汉人喜欢他们充满异域情调的歌舞，但也把他们看成试图分裂国家的蛮夷。” 不管是心怀敌意还是漠不关心，许多汉族人都不自觉地受到了政府宣传的影响。在官方的宣传中，自焚者都是“恐怖分子”，同时，持续的审查阻止了任何公开表达的不满，包括对藏传佛教的限制，和一些地方重视普通话，轻视藏语的教育政策。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说，“我认为，官方蓄意地在两种文化之间创造了隔阂。” 胡泳表示，中国大量的西藏专家更强化了这种观念。他们当中几乎所有人都受雇于与政府有关的机构，忠实地附和党对西藏历史和政治的官方描述。 严格的审查机制保证了涉及这些抗议行动的新闻极少出现在互联网上，更遑论主流新闻媒体。中国媒体仅仅报道了几次自焚事件，而从藏区向外传播消息者会面临严厉的惩罚。 恐惧会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前社科院研究员张博树说，“谁都不想被指责为分裂分子。” 然而，无论是恐惧还是审查，都无法完全解释汉族自由派人士的沉默。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很了解如何突破中国的“防火墙”，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时常会踩过那条虚拟的红线，发表批评共产党的言论。藏汉混血的博客作者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说，许多汉族人把藏人视为“他者”。她说，甚至一些朋友也曾用一句广为人知的汉族古语，来解释他们对藏人的不满表现出的冷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茨仁唯色说，即使是她那些思想最开放的朋友，也对藏人强烈的宗教热情，以及要求扩大自治、渴望达赖喇嘛回归的心情大惑不解。中国政府经常形容达赖喇嘛是“披着羊皮的狼”。 她还说，汉族知识分子将西藏视为一个险远难亲、民心不附的地方，然而又认为它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族人对主权问题十分执着。” 茨仁唯色说，“他们要主张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又不是特别关心藏族人或藏族文化。”她的丈夫，正是被警方软禁在家中的学者王力雄。 尽管自焚事件只是发生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地区，但是时值党内大老召开会议，安排十年一度的领导层更迭，北京的官员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上周四，十八大开幕式当天，人民大会堂内，多名警卫坐在大厅后排，腿间放着灭火器。 人民大会堂外的天安门广场上，消防员们严阵以待，脚边放着灭火器，虽然这块铺满了花岗岩的宽阔广场上，没有任何可燃物。《纽约时报》的一名摄影师在对消防员拍照时，被警察阻止，并迫使她删除了那些照片。 在西藏自治区代表团周五举行的一场会议上，一名外国记者提问，政府是否有应对自焚事件的计划。一名自治区党内高官梁田庚对这个问题不以为然。他先是歌颂藏人的幸福生活，又指出，即使发达国家和民主国家，也会受到自杀问题困扰。 “每天都有人自杀、自焚、开枪打死自己。”他说，“某些新闻媒体，在报道藏区发生的极少数自焚事件时，极力追求耸动，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阅读更多彭博社11月8日（周四）就北京十八大期间开始封网断网的情况发表了社论，以下是译文。 本周在北京中国共产党的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新的领导者候选人将就职，但这并没有真正带来了自由表达的金色的曙光。除了打击所有形式的媒体，中国的很有创造性的偏执的安全部队认为乘客携带乒乓球也是一种威胁，因为它们可能会熘出窗户传递颠覆性的讯息。 然而这样异乎寻常的措施有效地突出一个的中心挑战，就是中国未来主席的太子党习近平和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新同事们所将面临到的：在中国如何保持对经济增长与公共健康至关重要的信息流通，又没有破坏党的合法性和首要地位。 在中国，互联网使用率的暴增和社交网络的兴起，让当局更难以维持“和谐”社会，套用一个胡锦涛最喜欢的形容词。互联网用户的数量已经从2001年的2000万猛增至5.38亿；中国还拥有约2.74亿的微博账户。为了密切监视他们，并阻挡它不喜欢的信息，北京当局已经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技术过滤系统和人工手工审查系统。访问国外网站的路由只经过几个入口/出口点。 具有欺骗性的网络 在中国，存在着层层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安排，试图创建一个仿真网络的开阔空间。在中国的最流行的微博网站新浪微博，给用户80个点，有很多种理由可被扣除点数；成百上千的员工全年无休的专门删除帖子或使他们的关注者看不到发贴，或关闭账户，或篡改搜索结果。当局也向传统媒体的新闻编辑室和管理办公室里安插了更多的审查人员。 这些和其它镇压措施已引起愤怒（并降低了新闻自由排名），而没有摆平民众对腐败、污染和其它热点问题的不满。根据一些估计，抗议和社会动乱的数量已经增加到每天约500件，比十年前增长近四倍。在污染和食品安全等领域，北京当局意识到社交媒体可以揭露问题和聚焦公众的愤怒来帮助他们做他们该做的工作。 尽管如此，无论是关于达赖喇嘛、躁动不安的新疆或关于党的领导阶层，只要新闻采访的话题或者大众讨论话题是违反了北京的忌讳，新闻媒体都会受到迫害。例如，“自由之家”指出，在2011年，短暂的茉莉花革命中（受阿拉伯之春启发的词语，在中国的社交网站和聊天室被迅速封锁），数十名中国的博客作者、活动人士和律师被绑架和监禁。 自从《彭博社》于今年夏天报道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家族控制3.76亿美元的资产，其网站和《彭博商业周刊》在中国被封锁；数月后，当《纽约时报》发表对温家宝家族报告，相同的命运也降临到它身上。中国记者因超越党的红线而被处罚或监禁；包括《彭博社》在内的外国新闻机构的记者和工作人员受到骚扰和审问。 突破防火墙封锁 中国共产主义和西方新闻或许水火不容，但是中国的领导人在某些时候曾倡导更多获得可靠的信息的渠道。例如，在1980年代初，邓小平正准备经济改革时，他的得意项目是与“大英百科全书”合资来创建参考书籍，这将有助于带领中国人摆脱文化大革命的泥沼。 自那时以来，中国走过了一条很长的路，打印百科全书已经落伍，但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和发展面临的挑战变得更加复杂，公众获得更广泛的信息来源更是不可或缺的。正如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已经在污染和食品安全上帮忙聚焦，它们还可以帮助遏制金融诈骗，贪污腐败和滥用权力 – 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目标。如果不能广泛使用互联网，中国公司将发现很难攀登价值链或在服务市场中竞争。 国外有人开发了规避中国防火墙的工具。美国国会自2008年以来已拨款约9,500万美元，给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建立代理服务器、网站、应用程序和软件，为的是在中国和其它十几个国家的用户（能上互联网）。其它团体也参与了，如负责监督自由亚洲电台和其它美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广播理事会。向突破封锁努力中投入更多资金会有帮助，尤其是如果它提供给用户更多的带宽和培训。“自由之家”和“共同组建的开放网络促进会”之类的团体因为曝光审查、过滤和监视，应该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所有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媒体机构，应该一起抗议审查，无论审查的对象是谁–这方面过去做的还不够。 然而，互联网研究员麦康瑞（Rebecca MacKinnon）称中国的“网络独裁”为天才，因为它侧重于满足一般不需要或不想要访问国外网站的用户，并依赖于自我审查以实现其目的。推动中国的企业内部网的变化意味着寻找一种方法来针对百度等国内供应商。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如百度，对投资者透露他们的审查制度安排，这样的立法提案会有意义。 当我们为伊朗和叙利亚争论的时候，我们不太热衷于对美国的互联网技术广泛出口管制进行立法，而只是加强如“全球网络促进会”的志愿团体的效用，后者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网络跨度的同时，最小化可能的审查和其它对人权的侵犯。 下个月在迪拜由“国际电讯联盟”举办的会议上，我们对于任何中国本身对互联网治理的“改革”举措提案都持怀疑态度。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日前预测，习近平和他的同事将不可避免地重新平衡中国的互联网政策，以支持更多的开放。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和谐了，我们希望他的预测是对的。
阅读更多十八大将完成中共最高权力代际更迭，引发多方对政治改革的期待。德语媒体指出，其实，在权势者眼里，改革并无必要。 11月10日一期的《新苏黎世报》在国际版上发表一篇报道指出，中国数十年里经济高速发展，政治缰绳却未松反紧，原因之一是当政者对前苏联剧变理解错误；同上世纪80年代相比，中国目前的政治改革前景更为暗淡： 1989年天安门广场一幕 “好心的西方人对政治改革的鼓励言词在中国领导人听来过于天真。他们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吸取了教训，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不仅未能拯救苏联，反而事与愿违，为它挖掘了坟墓。当1989年学生们在北京起来抗争时，当局断然终结内部政治争议，倾全力于不顾一切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路线获得了成功并延续迄今。……自天安门大屠杀以来，当局在中国人的脑袋里深深扎下了这么一种意识，即：老百姓无需过问政治，要操心的只是政府。 “从原则上讲，在帝王时代就已经如此，所不同只是，当代中国人在物质生活上远优于祖先。不过，在上世纪80年代，政治氛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要宽松得多。当时，人们不无钦佩地观察到了自由市场上农民和商人活跃的身影，甚至在西藏，人们也可以同官员们展开有关不同社会、政治模式和局面的讨论。当时，人们一再感受到，类似的讨论也出现在最核心领导圈内。那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政的时代。对进行根本政治变革的前景而言，当时要远胜于现在，可惜，邓（小平）主导的对天安门抗议运动的镇压使这一前景永远被葬。” 《新苏黎世报》的文章确信，要让现在的中国实施改革已变得非常困难： “如今，中国经济上强大、影响力增加，并知道，它可以在经济上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安分守己。对专制的抨击并不能让北京有所收敛，原因是，（北京）领导人早就看到了，外国对中国市场及其劳动力的巨大兴趣最终会使所有政治信念淡化。囿于经济利益，西方政界在太长的时间里参与了北京的政治游戏，从而帮助北京巩固了一种统治体制，一种可以在没有人民的信任和参与的情况下成功生存的体制。改革这样的政权会越来越困难，原因是，它最终关系到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从而关系到权势集团的生死存亡，而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中国国内外无论是谁都会相信，无法回避这一集团。无论怎么说，没有人目前会对中国政权垮台感兴趣。” 习近平会走向何方 11月11日一期的《星期日世界报》发表一篇长文，介绍将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的迄今生平。该文强调，鉴于习近平的特殊背景、历练及行事风格，中国国内外对他的未来走向有各种预测： “习所做的和所经历的事情，让中国国内持批评立场的知识分子们颇费猜测，不知他是否会像其父一样，愿意开放并民主化中国。怀疑者认为他是机会主义者，适应目前在党内和经济界如日中天的腐败利益集团。今年6月，彭博通讯社披露说，习的亲戚坐拥数亿美元资产。 “前美国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却认为他大有前途。担任过高盛总裁的保尔森访华70余次，相当熟悉习（近平）。还在2006年，他便预言了习的发迹。当时，他就称习是中国政治天穹的一颗‘上升的明星’，是第5代接班队伍的一员，这些人‘知道，如何达到目标。’”。 （德国之声中文网） 摘编：凝炼 责编：李鱼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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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危存亡...
阅读更多今天是我的节日，什么节日呢？就是我在广州用裸奔的方式做了一个行为艺术《要！要！！要！！！》（也叫111），可不是嘛！因为是11月1号，可不就是要！要！！要！！！。因此我给我的这个作品命名为《要！要！！要！！！》 我还举了一个白色的旗，上面写着“请给我一张选票，我要给心中的领袖投一票！”就这样我在广州的绿化广场，在那天的12点正，实施了我的行为艺术《要！要！！要！！！》。当然也是想借此迎接中国XXX16大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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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香港商报报道，11月11日是“光棍节”，中共十八大代表、三一集团董事、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在十八大新闻中心接受媒体采访时，应景表示，年轻的男人如果是共产党员的话，找对象就要容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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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更多胡锦涛的长篇讲话中，对惨烈的藏人自焚系列事件不着一字；至于谈到了的部分，有评论家认为，不过是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批判过的谎言政治的现实写照。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共”十八大”正在召开，即将卸任的总书记胡锦涛发表了一篇冗长的讲话，其中竟然只字未提不断发生的藏人自焚及其背后的民族问题。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此事出奇地沉默。《纽约时报》刊发报道称，尽管藏族活动家们长期以来对中国官员的麻木不仁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仍然对知识分子的一言不发感到困惑不解。 报道说，在推特上，中国评论者逃脱了政府的审查；但是藏人自焚话题常常被有关官员腐败、非法土地拆迁或当天的其他丑闻所掩盖。自去年自焚事件肇始，很少有中国学者试图纠结于这一议题。报道指出，不管是反感还是冷漠，许多中国人潜意识地偏向政府的宣传；政府将自焚者描述为”恐怖分子”，而政府不屈不挠的审查阻止了对藏族人不满的任何公开报道，这些包括他们抱怨对藏传佛教的限制，抱怨一些地区将汉语置于藏语之上的教育政策。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曾经说过：在极权制度下，”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滥用职权、专横跋扈便是实行法治；压制文化就是发展文化；毫无言论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论自由；选举闹剧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是最科学的世界观。”时事评论家李怡在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称，胡锦涛在十八大的报告，是这段话的现实写照。”就以这次被列为全党’指导思想’的科学发展观来说，十年来泛滥全国的造假风，包括统治者的各种谎言，不是正与科学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驰吗？” 李怡说，”香港人挂’中国人’这招牌，是因为在一国两制之下，我们甩不掉这招牌。挂这招牌我们绝不感到荣耀，毋宁说还感羞耻。我们若认同中国，是因为’我羞故我在’。这是中共官员不想听到的真话。” 中国社会尚需”补课” 台湾作家杨渡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中国十倍速成长后的”补课”》，其中谈到，”中国大陆现在的社会运动也开始了。几次环境运动逼得地方政府改弦更张，乌坎事件更让地方民意跃居主流。但这些都缺乏法治的保障，靠着社会运动形成的压力来改变政策，这样的社会是难以长治久安的。现在大陆浮动的社会氛围，感觉确实很像八零年代初的台湾，由于经济起飞，旧制度无法适应新时代，于是社会运动勃兴。但台湾最后的解决，仍是民主化与法治化”。 杨渡认为过去中国现代化的速度，远超过欧美，但整个社会还未跟上，需要”补课”。经济上，它已走上五千年历史未曾有过的繁荣，但城市的建设还需要”补课”；社会上，消费社会俨然形成，但更人本与人性的建设还需要”补课”；文化上，中共已难以控制言论和思想，但它还需要更多元开放的”补课”；政治上，虽然走向集体领导，但唯有政治改革、法治民主的”补课”，才能让中国长治久安。 胡锦涛的讲话不过是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批判过的谎言政治的现实写照 《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文章，谈论中国领导层换届中的未知数。作者克里斯•奥立佛Chris Oliver）指出，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是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文革期间长大的一代，他们在”文革”中都经历了学校停课和社会动荡。他们的这种经历与老一辈中国领导人不同。老一辈领导人在西式教会学校接受了更加系统的人文教育。很多此类学校在上世纪50年代的共产主义改革中被停办了。 文章转述专家的话说，一些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还担心，新一届政治局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指引中国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而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这些改革正变得越来越紧迫。 “十八大”后，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中国将进入关键十年。香港《明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所以”关键”，原因有三：首先，继上世纪70年代中越之战后，十八大后的中国将首度面临战争威胁；其次，中国极可能完成GDP超越美国的”临门一脚”；第三，就中国国内而言，将迎来”社会矛盾突显期”。作者欧阳五说，”十八大”要检讨未来十年中国发展的路线取向：就对外而言，要不要坚持”韬光养晦”，让外部环境全面缓和下来，让美国营造”中国包围圈”失去支点。就对内来说，彻底解决民众买不起住房这类根本民生问题，让基尼系数回归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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