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泰晤士报》周三（8日）报道说，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案件，将于周四（9日）在安徽省会合肥市开庭。 但是中共最高领导层已经做出判决。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检方在海伍德命案上所掌握的实体证据，是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在海伍德遗体火化前取下的一小块心脏肌肉。 此举显示，当时警方调查人员对海伍德的死因感到怀疑。但是尸体检验是在没有得到死者家人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 谷开来谋杀案在合肥开审的时候，这一证据可能会在法庭上曝光。 前不久，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谷开来与其子薄瓜瓜和英国商人海伍德因经济利益发生矛盾，谷开来认为海伍德威胁到薄瓜瓜的人身安全，于是与薄家勤务人员张晓军共同投毒杀害了海伍德。 这次审判的结论已经毫无疑问，因为中国官方媒体说，两名被告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南华早报》引述参与调查此案的高级检察官的话说，谷开来在被拘押期间已承认谋杀及“经济罪行”。 消息来源说，谷开来在接受盘问时，态度“和善”而且“轻松” 。“谷开来向调查人员供出她记得的每件事，对于那些关于她被指控但已经记不清的事情，她也要求调查人员写进去，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53岁的谷开来曾经担任过律师。她在被拘押期间表现出来的这种轻松以及合作态度显示，她已经与当局达成交易，以确保为全家争取最好的结果。 如果谷开来认罪，她有可能在法庭刑罚上获得从宽判决，因为在中国的定罪率高达98%，法官对于那些认罪的被告，会从宽判决。因此谷开来很有可能不会被判死刑。 但是中国的法官要服从中共领导人的决定，在最终定罪和判刑问题上没有任何发言权，一切都要由中共最高领导层决定。这一案件是毛泽东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审判以来最引起国际媒体关注的审判。 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今年2月逃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并向美国外交官披露了他对海伍德被杀案的怀疑。 王立军有可能被判叛国罪。他从海伍德身上取得证据并保存下来，这一事实本身暴露了中共高官勾心斗角的内幕。 《每日电讯报》周三（8日）中共十大即将召开，中国领导人不希望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暴露中共精英层聚财和奢华生活的丑闻。 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已经对谷开来定罪清楚显示，北京领导人决定不对薄熙来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以避免曝光薄熙来家族的庞大势力和钱权交易关系网络内幕。 报道引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的话说，“很明显，中共领导人已经决定，不去追究薄熙来和谷开来的经济犯罪。”

近日热点：
内联网（详情请见：网络民议 | 大伊朗局域网）
防火长城（同上）
卖淫（详情请见：唐慧事件）
经济观察报+查封（详情请见：北京否认《经济观察报》因暴雨报道被查封）

其他：
兲朝
邪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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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对刘翔在伦敦奥运会上没有完成比赛一事，严格执行我部此前有关通知精神，重点报道刘翔顽强拼搏精神，不作负面报道和评论。 【“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其下属的各省宣传部，以及国家级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明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版总署，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

人民网北京8月7日电  近日，微博上散播着“《经济观察报》因为报道北京暴雨调查被北京市文化局查封”的消息，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7日回应称，“经向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核实，得到官方回应：绝无此事，纯属造谣”。 《经济观察报》官方微博今日发布消息称，《经济观察报》运转如常；有关报社被查封的消息纯系谣言。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也表示，经查实，北京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没有查封过《经济观察报》，更没有收走其任何一张报纸。“被查封”信息根本不属实。 (本文来源：人民网 ) 责任编辑：NN084

泰國世界日報╱社論 雖然北戴河的人事濤聲還在激盪，北京18大政治藍圖卻已成型。近期從北京到外省，黨政幹部都在按同一本政治教材組織學習，教材的名字叫「7．23講話」，學習目的是「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的精神上來」。 在中共中央相關文件中，中共18大已由「將要召開」，變成「即將召開」。按新時間表，中共18大的準備工作已相當緊迫．而以中共政治慣例，準備工作主要包括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兩大方面。思想準備的重要環節，是由中共總書記定出調子，大家來統一思想。 這次這個調子，就是「7．23講話」，也即中共總書記胡錦濤7月23日在中共「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當然，作為目前一套文件，拿來統一思想的還有習近平7月24日在研討班結業式上的總結講話。 自1992年開始，中共就形成政治傳統，黨的重要會議前，特別是5年一度的黨代表大會之前，由總書記發表講話，為相關會議文件特別是黨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畫框定調，以之來統一黨員幹部思想，求得行動統一，同時又以之對外部世界下一點毛毛雨，以消除可能的爭議甚至障礙。 胡錦濤這次的「7．23講話」，在過往20年間是偏晚的一份講話，顯示除了人事的爭持外，中共高層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有相當的爭議。而「7．23講話」根本就是中共18大政治報告的藍本，也就顯示中共在方針政策方面，還有不小的歧見要彌合。 不論是早是晚，胡錦濤的「7．23講話」出台，意味著中共18大的政治報告，已形成中共領導層集體畫圈同意的成品，只會以「徵求意見稿」象徵性集納意見後小修小補。所以研究這份講話，等於研究中共18大政治報告的基本框架和核心內容。 作為黨代會政治報告的藍本，「7．23講話」值得關注的內容何在？首先在「三新」，也就是中共中央對講話定調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而這「三新」，又主要由另外三個三來展現，即「三個亳不動搖」、「三個取決於」、「三個更加」。這也就既是今次講話，也是中共18大的三三玄機。 作為中共黨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主要解決兩大問題，一是總結過去，蓋棺論定；二是判斷大勢、展望未來交好班。而展望未來部分，又要面對三件事，一是舉什麼旗，二是怎麼走路，三是如何求新求變。 舉什麼旗，這次的答案是「三個亳不動搖」，即毫不動搖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毫不動搖走在長期實踐中開闢出來的正確道路；毫不動搖推進改革開放。「三個毫不動搖」，其實毫不令人意外，有北京學者解讀為「首次提出」，其實僅從「不動搖」字面就可讀出老味道。真正令人意外的，是臨別之際，「科學發展觀」沒能再行升位。 「三個取決於」，即對中國是否仍在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作出判斷，認定其關鍵取決於思想認識，取決於工作力度，取決於推進改革發展的步伐，這說的是走什麼路的問題。胡講話的答案，內核埋在「兩個繼續」中，即繼續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繼續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這算是胡溫主政10年的主旋律。 至於「三個更加」，也就是這次講話的展望和期許，提出的是要有「更加堅定的決心、更加有力的舉措、更加完善的制度」，而目標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把科學發展觀轉化為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力量，未來定調當是「守中有進」。 由這三個三，大致對中共18大政治報告，已可有三點預估。包括科學發展觀的政治規格未能升位超然，仍要位列鄧理論、江思想之後，中共的政治大旗，鄧字最大；其次，中共判斷仍處在戰略發展期中，所以方針政策的制定，希望不要大變；三是對未來的展望，暫時看不到求變之心。未來兩月間，如無大修大改，這份政治報告會是一份政治總結。 【2012-08-05/泰國世界日報】 台灣 聯合報

英国的媒体刊出分析评论文章，从赞比亚发生的矿场劳资纠纷质疑中国所称的中国与非洲“双赢”伙伴关系。 《每日电讯报》周一（8月6日）刊出该报资深海外记者大卫·布莱尔的分析评论，其标题是“赞比亚矿工撞死中国经理。别忘了，北京正大谈“双赢”非洲伙伴关系“。 作者在文章中称，如果一家英国的矿业公司发生了经理拿枪射击非洲矿工或者付给非洲矿工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的事情，这家矿业公司的股价肯定以自由落体的速度下滑，而其本身的未来前景也会出现问题。 但是2010年，赞比亚就发生了中资矿场的经理开枪射伤矿工的事件，文章说“中方称开枪是出于自我防卫，而且北京明白的表示，如果开枪的经理被起诉，双边关系就会受损，赞比亚无法对抗该国最大外资来源，只得听命，开枪的经理完全没有受到刑事罪名起诉”。 文章指出，这次的矿工抗议是因为中国矿主给付的工资低于该国最低工资，星期六的时候，矿工以推车撞死了一名50岁的中国籍经理。 布莱尔称“下次你听到中国和非洲贫穷国家达成数十亿美元交易的消息”时，回想一下这次发生的事情。 他说，北京喜欢宣称与非洲国家达成“双赢的伙伴关系”，实际上是一边得到的比另外一边多。 布莱尔指出，这些协议都有类似之处，就是中国承诺修建很多像是道路、铁路之类、有用的基础建设。 交换的是开采这个国家天然资源的“特权”，文章说，这就带来了三个后果–第一是中国采矿所得远多过于修筑基建的支出，“明白地说，北京总是拿的比给的多”。 第二就是，通常修筑基建的工人大多都是中国人，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很少；第三个后果就是维修保养基建的经验与技术也没有移交，意味着修筑的基建大概在1、20年之间就不能再继续使用。 布莱尔说，尤其是在赞比亚，中国经理和本地工人的分别特别大，他认为理由就是两者无法以语言沟通，而非洲工人难免注意到中国人从未受到非洲老板的指挥。 文章说，明显地，本地工人升迁会撞上“玻璃天花板”，而在这之前，还有健康保险、工作安全、工作环境以及工资等等问题。 文中引用赞比亚现任总统萨塔2007年还是反对派领导人时所说的话：“我们要中国离开、让以前的殖民统治者回来，虽然他们也剥削我们的天然资源，但是至少他们会照顾我们。他们兴建学校、教我们他们的语言还有带给我们英国文明，至少西方资本主义还有个人类的外表，中国人只是剥削我们”。 布莱尔说，萨塔能当选总统，绝大的原因，就是中国投资所造成的不安，他认为萨塔前述的那番话，似乎也正是大部分赞比亚人的看法。

与此同时，据官方媒体报道，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凌晨在市应急办指挥中心开会，吃方便面充饥，也被网民狠批是在“作秀”，并挖苦说，“吃鱼翅是常态，吃方便面是突发事件”，所以才会刻意宣传报道 (香港星岛日报)。网友@陈泰然则抱怨说，我们交着最高的税，买着最贵的房，养着规模最大但功能最小，且最贪婪的政府，享受着最操蛋的公共服务。下场雨，竟然死了那么多人，你们还好意思号召老百姓捐款，我就纳闷了，你们怎么还有脸说得出来？要捐款，你们政府机关的领导干部自己号召自己捐，反正你们也不用交养老保险。 在众多的留言者当中，有一个声音格外引人注目。章乃器之子、知名历史学者章立凡在微博上写道，“捐款？我一毛不拔”！身为北京市民和纳税人，我已经纳税一个甲子以上，但退休金还不够官家的一餐便饭。听说又要为大水捐款了，对不起，首先，我纳的税里应该已经有这项支出，你们以前报过账吗？其次，这次灾情到底有多大，死了多少人，有个准儿没有？第三，光知道要钱，市政府救灾尽职了吗？最后，说句不好听的，捐你个妹！章立凡此言一出，这句章氏风格的网络粗口“捐你妹”便在网上不径而走。 以致于在北京市民政局新浪微博的官方账号上，一条号召捐款的微博，收获的却是两万多条“捐你妹”，一万多条“滚”，八千多条“你大爷的”……，最终迫使当局不得不关闭了评论。但这仍然抵挡不住人们在互相转发的时候，总要加上这里面的任何一句，这一点，只要在新浪微博上随便搜一下，便比比皆是。接下来，再看看网民们为之撰写的对联吧，上联是：对外援助减免贷款，大笔一挥十分潇洒；下联是：对内逼捐推卸责任，贪得无厌一等下流；横批则是：捐你妈的。 对此，一五一十上作者“常识报刊亭”的点评说，因为郭美美，人们不再相信官方的慈善和任何形式的捐款，甚至就连肯德基在捐款箱上都要标明“独立监督”四个字，才能获得食客们的捐助。因为7.23温州动车事故，人们不再理会官方任何关于死亡数字的公布，不再相信官方任何所谓的“全力救助”，因为他们竟然会像犯罪分子一样的掩埋车皮……。但遗憾的是，这些悲剧在中国却仍然总是在不断地发生，不断地重复，付出的却是无数无辜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死得就连姓名都没有。 综上所述，有分析人士认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原本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固有传统，可这一次，它为何没能像以往一样，引发民意积极主动的呼应呢？对此，深圳《晶报》的社评文章说，究其原因，北京这次是号召全体市民向灾区捐款，但北京市民本身就是这场暴雨的受害者，自己给自己捐款，是不是显得很滑稽呢？事实上，自从郭美美事件以来，官办慈善的公信力已经遭到了严重透支。更何况，在三公消费居高不下，三公支出仍然遮遮掩掩的情况下，类似北京这样伸向公众口袋的捐款倡议，遭到广泛质疑就丝毫也不奇怪了。 另据《现代快报》的报道，在国务院新闻办8月２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北京电视台记者向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提问说，“这次北京大雨之后，北京红十字会向市民发出倡议，希望大家捐款，但在网上很多网民都用“捐你妹”这样的网络术语来调侃，显示网民对此类官方捐助倡议的不信任感，您如何评价呢？对此，赵白鸽回答说：“我不懂‘捐你妹’是什么意思？可能是骂人的意思，所以我不作直接评论。但我觉得老百姓的任何情绪，都是我们改进工作的动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为此，红网上作者汪慧君的文章点评说，赵付会长是高官，听不懂像“捐你妹”这样的网络粗口，也是很正常的，但她能够猜出是“骂人的意思”，已经难能可贵了。看来，赵副会长对红十字会在当今社会舆论中的负面形象，也是心知肚明的，而能够借此表态，说会改进工作，值得赞赏。  

前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經濟室主任、經濟學家羅小朋指出，溫家寶在其任期的最後兩年，以中共領導人前所未有的方式，對中共黨天下的危機發出了警告，對執迷不悟的胡錦濤和其他中共寡頭，溫宣示了與之決裂的態度。他應該知道，他想撇清自己是徒勞的，且有大言惑眾之嫌。但毫無疑問的是，溫對空喊話的政治遊戲明白無誤地告訴世人，中共黨天下的危機，已臨近生死存亡之際。 　　在“中共18大與黨天下的總理難題”一節中，他詳細對比了李克強與前任中共領導人在知識結構、交友層次和底層經歷等等方面的異同， 　　羅小朋說，在這個意義上，即將執政的新一代中共領導人比胡溫要幸運許多。雖然他們也必須謹言慎行，但互聯網技術整個改變了中國所有人生活的信息和知識環境，同時，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的交往自由也比胡溫要大許多。其中一個因素就是高幹子弟進入最高領導層。他們一向有交往自由的特權，而在新的政治形勢下，他們很難不讓別人也比較自由地交往。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羅小朋得知，李克強去年讀了托克維爾生前最後一部重要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 　　“這個消息讓我感到震驚，也十分興奮，因為這件事傳遞了許多重要信息。首先，這說明中共最高領導人不僅知道治國該讀什麼書，而且敢讀這些書，甚至不怕別人知道他們在讀這些書。這是一個飛躍，說明元老一代離去後，中共領導人的素養正在走出低穀。其實胡錦濤並不是不知道需要搞社會改革，但他根本沒有能力做這件事。因此，指責胡錦濤不作為也有點不厚道，因為你不能指責一個無能的人不作為。在這個意義上，胡犯了和趙同樣的錯誤，就是接下了自己本不該接的位子，”羅小朋說： 　　【李克強讀大革命這本書還說明，雖然新一屆領導人比胡溫更有治國能力，但他們知道自己面臨的是比胡溫嚴峻得多的挑戰，在他們的任期內，中國有爆發革命的現實可能。胡錦濤剛性維穩的結果，是把一個空前爆炸性的局面交給了習李。如果說一年以前許多精英對中國爆發革命的現實可能性還存有懷疑，在阿拉伯之春之後，這種懷疑已不復存在。相反，對革命的恐懼和憂慮開始在中國精英中流行。我們已經從民間精英中看到了這種跡象。韓寒年底前發表的三篇博文，蕭翰對社會革命概念的批判以及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的長文對“民粹民主”的批判，都讓我們看到了那個大革命幽靈的影子。而李克強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則表明這個幽靈也正在中南海里徘徊。】 　　羅小朋指出，此書的一個重要結論，就是法國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導致法國大革命最深刻的原因，就是中央集權。儘管法國的歷史和國情與中國完全不同，但此書的讀者一定會有同樣的感受，那就是臨近革命的法國與當今的中國有太多相似之處。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由於人性相同，中央集權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文化和精神時尚的後果是相同的，無論什麼時代，無論哪個民族和國家，都逃脫不了中央集權內生的邏輯。 　　【對我來說，托克維爾揭示的中央集權的財政邏輯、行政邏輯和社會邏輯，極其令人震撼，因為它和94年稅改以後中國的演變邏輯非常相似。這種演變的邏輯起點是中央隨意地，無節制地增加稅收，而且當年法國的增稅和朱鎔基94年稅改一樣，是由“秘密決議來確定。這樣，直接稅逐年增長，而人們卻事先聽不到任何風聲。”（見該書92年版72頁）中央政府無節制地增加收入，必然後果是行政機構無序膨脹。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新機構，只盤剝和瓜分收入，卻不提供服務。於是，賣官鬻爵盛行，這在當年的法國是公開的，而在當今的中國則是公開的秘密。中央政府瘋狂斂財的必然結果，是侵害所有自治機構和個人權利，分化社會，窒息自由。這首先是因為中央集權不可能做到稅負公平，而只可能把最重的稅負，加之於最窮和最弱勢的群體，也就是加到農民身上。臨近革命的法國如此，94年以後的中國也一樣。這就播下了革命的火種。 　　托克維爾告訴我們，在一個存在市場和各種特權的社會，中央集權的財稅體制之所以會催生革命，最根本的原因不僅在於特權的擴大，更在於特權與責任日益分離。這正是94年稅改後我們在中國看到的趨勢。在這種財稅體制下，享有特權的人一方面有更多機會撈取錢財，另一方面卻沒有動力，也沒有權力去做好事，去維繫特權者和弱勢者之間的道德依存，從而使社會各階層之間和各階層內部全面走向隔離，也就是出現我們現在常說的“社會原子化”。】 　　雖然羅小朋並沒有得出甚至支持“中國在劫難逃，必將發生一場大革命”的結論，但他指出，如果中國精英不能夠認真對待這種現實的可能性，不能從托克維爾深邃的思想中學到最重要的東西，中國確實很可能發生一場破壞力極大的大革命。（《明鏡月刊》第25期） 《明鏡》月刊 第30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3250?apKey=fedd22f528

近日，湖南永州11岁幼女被逼卖淫案结案后幼女母亲被当地公安机关劳教一年半的事件（亦称唐慧事件）在互联网引起巨大关注，在有大量网民在永州公安新浪微博账号下留下评论以对其行为表示愤怒的同时，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的呼声也愈来愈高。有新浪微博网友发起了关于是否应该废除劳教制度的投票，截止发稿时，已有将近6千用户投票，其中97.4%的参与者认为应该废除 劳教制度（附截图）。

另外，在新浪微博内，“废除劳教制度”的搜索结果也已有一万多条。

曾几何时，人们认为“中国制造”会不断在全球攻城拔寨，中国房地产市场会抛离一个又一个高峰，却不想这两个撬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杠杆会断裂。在这个背景下，许多中国企业开始对大宗商品采购合同进行违约。中国奇迹所带来的大宗商品泡沫正在破灭，石油、煤炭、铁矿石价格都在下挫。 根据路透社最近的报道，目前很多中国企业要求推迟煤炭和铁矿石采购合同的执行甚至是拒绝执行合同。目前的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降温的速度快于市场预期，中国经济的下滑已经严重影响了大宗商品的需求。今年4月份的工业产出增长下降到了2009年5月以来最缓慢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也降到十年以来最低水平。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煤炭和基本金属的采购商，中国打一个喷嚏，全世界大宗商品供应商都得感冒。　 中国的很多经济数据都经过刻意修饰，无法揭示真实的经济图景。在这种情况下，发电总量就成为窥测中国经济活动总量健康状况的重要数据。根据全球新兴市场商业资讯的CEIC数据，中国的发电总量增长速度下滑得相当厉害，目前的水平甚至比2009年经济危机爆发时都低许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眼下电煤价格下滑和中国电煤采购合同违约增加这两者之间交相呼应，形成了恶性循环。路透社的报道充分反映了这方面情况有多糟：一个中国采购商收到了六个违约电煤采购合同打折出售的邀约。这些合约是今年4月初签订的，而今每公吨的价格已经下降了10美元左右，如果这些合同如约履行，每一好望角型船的电煤都会让采购商承受大约150万美元的损失。这还不包括集装箱运费率的损失。采购商为了生存除了违约别无他途。 除了电煤之外，中国经济的下滑还严重压抑了铁矿石等基本金属的需求和价格。中国的建筑业占据了全球钢铁需求的五分之一强，是全球铁矿石价格的主要推手之一。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遭受了国家紧缩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双重打压，已开始进入了漫长的萧条期，这种情况使得诸如澳大利亚在内的铁矿石大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愈来愈难。为此，今年5月世界最大的矿业巨头必和必拓集团的董事主席杰克·纳瑟不得不宣布放弃800亿美元的新项目投资计划。 关于铁矿石在中国的厄运，路透社有非常令人惊恐的报道：中国对铁矿石的胃口已经完全被噎住了，铁矿石不停地进来，周转得却相当慢，工人们不得不开始用谷仓和停车场来存放铁矿石货物。全中国最大的上海保税仓库的铜矿存货已达60万公吨，是过去四年平均水平的两倍，铁矿石存货比过去四年平均水平（7400万公吨）多三分之一。以往的情况是，第一季度中国的铁矿石库存增加，第二季度由于工业活动开始加速，铁矿石库存减少，今年却没有重复这种情况。中国经济已经丧失了消化这么多铁矿石的胃口。 西方许多投资大鳄戏称中国是“全球经济泡沫之母”，意指中国的经济泡沫是石油、铁矿石等泡沫形成的重要原因。当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时，大宗商品本来要折戟沉沙，但是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大兴土木，硬生生地把大宗商品将要破灭的泡沫吹得更大。根据《国际混凝土评论》的数据，中国的人均混凝土消费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全世界最大的，远远地把其他国家甩在身后。这也就是为什么房地产业的泡沫已经到了不在调控中循序渐进的破灭就必将突然爆破的地步。2010年，中国建筑业产值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是20%，固定资产投资GDP占比是50%，国内消费GDP占比却只有34.94%。所不同的是，2010年欧美的债务情况远远好过现在，所以中国的出口需求还可以弥补国内消费的不足。目前欧美的债务问题已病入膏肓，中国的出口需求已经严重萎缩，以前那种压抑内需，高投资高泡沫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无以为继。 一切泡沫都逃脱不了破裂的命运。2007年当全世界都认为美国的房子价格只有往上一条路，次贷危机爆发，泡沫破灭，房价开始跳水，一直到现在美国依然在衰退边缘挣扎。次贷危机是因为抵押物（房产等资产）价值预期过高，也就是资产价格套利空间预期过大而过度延伸的信贷供应。当资产价值预期破灭，坏账大面积产生，导致抵押物大量被银行收回，从而资产贬值和坏账大面积产生交相呼应，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也存在过高的资产（房产与Made in China等）预期，以及过度延伸的信贷供应。这个泡沫是有意识地自行破裂，还是无意识地突然暴力破裂，将决定中国经济是否硬着陆的命运。 中国经济的现状与2009年初的情况相当类似，但比2009年时的状况可能更差一些。出口方面在减速，投资方面也在减速。而这两个方面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此外，作为近几年主要拉动中国经济的房地产业也在减速，这三个方面都在减速。在通胀方面，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三个月环比下降。工业商品价格指数已经连续四个月下降，这也与2009年时的情形很类似。与2009年不同的是，当时中国政府投入4万亿巨资来弥补需求不足、维持了经济的增长。而与此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房地产泡。政府恐慌，社会上反应也很大。2011年来，政府也在想办法调控房地产，但成效并不大。 在目前经济状况很差的情况下，降息、降准都是加大流动性。目的是要刺激经济，保增长。然而货币流动性的增加，有可能进一步推高房价。保增长与消除房地产泡沫两者是矛盾的，中国政府不可能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 今年中国政府已经两次降息，而且实质上降得比2009年更多。虽然基准利率6%稍高于2009年的5.31%，但因为允许贷款利率打七折，实际上可用的贷款利率最低可达4.2%，比2009年贷款利率更低。只有在中国政府认为经济增长出现相当大的问题时，才会这样做。 在过去很多年，尤其在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政府采用一系列投资推动，造成制造业过剩，房地产空房过多、房价过高。现在中国政府没有余地再搞投资刺激。最重要的是，现已造成中国经济畸形化。现在政府不敢继续这样走，调整起来也非常不容易。现在中国政府不但应该降息，还应该大幅度降低存准率。过去几年中，中国大幅度地提高了银行存准备金比率，目的是要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以低汇率促进出口，维持高增长。从而将银行存准备金比率从2007年元月的9.0%提高到2011年六月的21.5%，使得本来就扭曲的经济结构更加畸形化，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中国经济的动力在私营企业、中小企业。目前中国的国企以及国有控股企业雇傭的劳力仅约占全国就业人数的20%。要使中国经济走出困境，首先要改变现行的银行贷款政策，打破国有银行的金融垄断。制定政策优惠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并且打破国企的行业垄断。要使中小企业可以有办法拿到贷款。不然降息的好处达不到中小企业。宏观经济刺激没有实效。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生存不了，就谈不上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了。 减税有利于减轻企业的负担，刺激经济发展。但是在现在的中国不太可能，或者是说地方政府需要改变的就要相当大，需要政府做出真正的改革，大幅度消减财政预算，杜绝所谓的“三公”消费等不合理的支出。 过去多年来，各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越来越依赖于所谓“土地出让费”。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30～60%来源于出卖土地的收入。现在由于房地产业不景气，卖地收入大大减少，有的已经影响到财政平衡的问题了。甚至出现了有些地方政府要靠借贷款来维持当地的财政支出，实际上地方政府的财政出了很大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无法用纯经济手段解决的。要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经济体制甚至要先从改变政府的职能入手，不是当官做主而是服务做仆。中国政府的整个经济政策调整最少需要两、三年，而经济结构的改变将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冰冷的现实，那就是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需其实都是“浮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只靠一种方式，就是近乎疯狂的固定资产投资。而新一轮经济刺激很可能让中国陷入日本式大萧条。 就拿上海来说。上海经济发展的快得不得了，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了，而且是远东超级大都市。2008年、2009年上海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了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超过东京、纽约也是指日可待了。从统计数据来看，“十一五”期间，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从9247.66亿元提高到16872.4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1.1%。也就是说，这五年的GDP加在一起有差不多6万亿元。然而这里面靠固定资产2.3万亿元投资拉动；也就是说除去崇明县，上海砸在每平方公里上的投资竟然超过了4.6亿多元！上海市政府自己也坦言：“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 “不可持续”，是“负增长”一样的委婉说法，真相就是在全面下滑。2011年1—11月份，上海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350.5亿元，比2010年同期下降0.9%，其中5月份比2010年同期下降5.7%。不仅上海如此，全国都如此。 目前，从铁道部到地方政府，中国经济已经深陷债务危机。铁道部其实就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缩影。媒体报道说“铁道部向国家求援8000亿元，希望财政支持4000亿元，同时发债4000亿元，以使铁路建设顺利推进”。铁道部公开回应说这个报道纯属谣言。但从财务报告上看，36家与高铁相关的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合计是2491亿元。何以至此呢？众所周知：给你一笔资金来做投资，就算你没读过MBA，也懂得手里要留有周转资金，分期开发，保障一期竣工以后能收回现金了，再投下一期项目；一定不会把所有的钱用来同时开工十几个项目，到后来没钱了再到处去借。但铁道部也好，地方政府也罢，他们的习惯就是把所有资金加贷款一股脑全砸进去。2008年国家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计划投资到铁路上的大概是1.2万亿。结果，铁道部一口气投进去2.4万亿，全国4.1万公里铁路一起上马；一口气开工建设1.6万公里高铁，砸进去1.6万亿；同时又开工建设双线电气化铁路2.5万公里，至少又砸进去7500亿元。所有的钱全砸进去了，没钱了就等国家拨款，向银行借债。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一旦国家投入减少，很多在建项目立马陷入困境。2011年6月份的时候，国家开始重新思考铁路规划，决定放慢速度，削减对铁路的投资。结果是：国内多条铁路面临资金短缺被迫停工，停工项目占到所有铁路项目的90%以上。 铁道部搞“大跃进”的是高铁建设，那么地方政府在搞公路、机场和交通枢纽。而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比铁道部来得还猛烈。比如云南省的融资平台发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全国各地的债务融资平台都发出了警报。首先是云南公路千亿贷款已经发生技术性违约，经过云南省政府和四大国有银行的紧急磋商与协调，才避免了危机的爆发。之后，云南省政府自己悄悄搞重组，不幸的是重组中导致发行的债券又险些发生违约，这些债券包括“10云投债”和“11云南铁投债”等企业债和短期融资券两个品种的7只债券。 记得日本当年经济发烧的时候，和我们今天差不多。但日本没有搞所谓的电动车，也没有一边拆高炉一边建高炉，一边修电厂一边炸电厂。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其导火索之一就是1987年美国股灾，导致大量资金逃逸。当时日本经济从表面上看非常好，持续51个月GDP连续增长，日经指数在1989年达到顶峰。但是地价和股价泡沫越吹越大，最终在1992年破灭，日本经济开始陷入长期的萧条。 从1990年开始日本GDP大幅下跌。日本政府采取的方法就是靠大规模财政支出和降低利率来不停地刺激经济。前前后后共实行了9次大规模的刺激对策，其中有7次规模高达10万亿至18万亿日元，总规模高达136万亿日元，接近GDP的三分之一。再贴现率从1991年7月到1993年9月，连续7次下调，从6%一直降到1.75%。到1995年日本稍微缓过气来，但是刺激政策并没有停止，再贴现率当年又两次下调，一直降到了0.5%。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又接二连三地开始刺激。1998年日本政府两次实行综合经济对策，共动用了40.6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但是当年，日本企业破产18988家，创历史之最。之后，日本政府又开始大规模减税，调整土地、雇佣和中小企业方方面面的政策。结果，日本政府刺激一次，经济就出现短暂复苏，但是退出刺激就下滑。长期来看，公共债务支出让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日益恶化。事实证明，采取这种“注射强心剂”的办法，并没有让日本经济真正好转。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只有1.1%。同时，因为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导致日本的财政赤字节节攀升，长期债务在GDP中的比重从1992年的51%增长到2002年的136%，后来竟然超过了200%！如此沉重的财政债务是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的。 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日本的政府债务几乎已经无法偿还。2009年日本GDP约为480万亿日元，经济增长率按照2%计算，每年最多增加10万亿日元，扣除社会保险和租税负担，按照25%—30%计算，每年增加税收不过2.5万亿到3万亿日元。如果扣除经济增长和长期利息变动相抵的部分，偿还目前的880万亿日元债务需要300多年！日本这失去的30年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财政刺激、低利率、政府举债投资，统统无效。恰恰是因为这么瞎搞，经济底子会越来越虚，距离走出萧条也越发遥远。 现在应该能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的大格局——出口不行了，内需没起色，投资没钱了。首先，出口难以为继，贸易顺差迅速下降，甚至偶尔会出现逆差，传统的出口产业，如IT产品、机电产品乃至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都因为外部需求不振、内部成本高企而陷入萧条。其次，内需毫无起色，一些行业在滞胀之下，成本上涨的幅度远远高于销售上涨的幅度，所以销量在增，利润在降。当然，出口和内需一直也不是GDP的主力，我们真正的主力一直都是投资，而且是政府领投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之前，我们投资用的钱都来自我们老百姓。因为老百姓不敢消费，所以把钱都存到银行里去了。而这些钱经银行之手被转给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这些人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搞起项目不是“大跃进”就是“放卫星”，一口气投完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家底。等大家发现都没米下锅了，才看到遍地都是半拉子工程。如今的大萧条，正是过去几年“大跃进”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还指望靠这条老路走出危机，最后只会陷入日本式三十年萧条。 《人民日報》坦承，“中国经济前景不妙，有可能出现危机”。温家宝总理也说，中国的经济困难还会持续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这一下滑趋势，出现在中国“党和国家正面临的非常时期”，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民众抗议浪潮挑战中国政府的“维稳政治”，以及权力斗争的空前激烈和方兴未艾。政治丑闻，社会不稳，再加上经济下滑，这将是对中国现行专制政体雪上加霜的致命打击。中国经济的“刹车”，将造就更多的失业大军，加剧分配的失衡和社会的不公，制造更多的民怨和社会动乱，将让中国政府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和危机”。中国政府以“新权贵”利益为导向的政治行为及体制，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深层病源。 据官媒报道，目前拉动中国经济的三大动力出口、投资和消费均出现危机。中国的出口因为工资的上涨、人民币的升值和进口原材料的上涨等因素而明显萎缩。同时，大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明显减弱，2008年政府的四万亿人民币投资已经用完，房地产投资也在萎缩。因股市和房市的下跌以及民众财富效应的减弱，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亦萎缩。一些西方专家认为，中国经济高增长和景气的时代已经结束。甚至预计，三至五年之内，中国的经济将会出现崩溃。 中国经济出现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以“高速增长”和新权贵利益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和由此而形成的“泡沫型”（或投机型）经济模式。近年来，在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出口、投资和消费三套马车中，固定资产的投资（如在机场和铁路建设、钢铁生产和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占大陆生产总值的比例越来越高，甚至已成一家独大。从1980年至2009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2%增长到了67%。而房地产投资，又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占尤其突出的比重。2011年，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已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25%。近年来，许多大城市的房价得到成倍地增长，高房价问题已成为引发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这种爆发性的固定资产投资（如2008年政府以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让中国暂时摆脱了前几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但由此而造成的大量无效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加大，却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隐患和后遗症。 如今，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而中国大多数的政府投资却没有经济效益。这些大量积累的无效或低效投资，则促使企业负债率和亏损的无止境增大，以及让生产和经济效益总体下滑，从而造成供过于求、恶性竞争、盈利下滑、企业倒闭、失业和资产价格下降的恶性循环的危机状态。这种以过高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或主要以房地产投资推动增长的模式），虽然可换取近期的确定性，但却带来了中长期的不确定性。 现在，中国经济前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不确定了。中国股票市场近年来的一路走低，即是这一“不确定”的明显表现。连续两年，股市已成为全球主要股市中表现最差的市场。政治以盲目的经济增长为导向，以及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是“高增长”经济抛锚和刹车的重要政治与结构性来源。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以权力和资本为主导的政治上的。在这种结构中，政府扮演组织经济发展主体的角色，控制国有经济和整个社会的资源，维持有利于权力和资本的经济增长。政治权力需要社会的认同和资本的支撑，在民众的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这就需要以经济的高速发展来实现。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则是以不断加大成本和将成本转嫁给社会(让民众买单)的方式来促成的。这种以加大成本来实现增长的模式，给经济发展带来极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让过渡承担成本的民众难以为生，从而使社会持续地处于一种不稳定对状态之中。 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在一党独大和权贵集团掌握经济命脉和社会资源的结构中，分配严重失衡，国企和银行垄断，价格扭曲和行政干预，资源和资金低效配置，权贵集团坐大，资产泡沫，贪腐和官商勾结等，经济泡沫不断扩大，投资无限膨胀，债务和信贷风险递增（增长是不断靠加大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债务和信贷来维持的），投机扩大，过剩或落后产能增加，市场缺乏公平竞争环境。这些结构性问题，是由政府的武断、偏颇、弱智和不公正行为和决策造成的。而政府的“低能”行为则来源于以权贵利益为诉求的政体。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积累了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却一直未能或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其原因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得到相应地改变或改革。在专制政体下，由于缺乏政党竞争和民主程序，政府的行为和决策不受社会的监督与制约，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不受限制，这使得有利于权贵阶层的既得经济模式难于被触动和改变，从而使上述的诸如分配失衡、投资过度、消费萎缩、资源和资金浪费、市场价格扭曲、产能过剩、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缺乏等问题难以被解决和根除。专制政体不改变，中国经济结构的改革则不会有成效，中国的经济问题就不能得到根本而有效的解决，经济危机就难以避免。 中国目前的经济下滑是其经济泡沫即将破裂的表征，爆发经济危机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经济下滑却不能再靠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来遏制，不能再以大量的政府“输血”或发行货币来暂时缓解或拖延。如果再刺激，就会让问题变得越来越深重，后来的危机就会变得更大和更具毁灭性。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从结构上去改变，即：将现有的以固定资产（主要以房地产）投资来拉动经济的模式，向以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模式转变。而这一转变则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会将经济增长拉下去，同时也会触及既得权贵利益集团的利益和动摇现存的政治权力结构。 中国经济的下滑和接踵而至的危机，将加剧分配失衡、通货膨胀、企业倒闭、失业、贫困和贫富差距等态势，从而使已经不断高涨的民怨和民愤更加高涨，使社会更加动荡，甚至引发全国性的动乱，最终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改变其现存政治制度的问题。民以食为天，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的保障是中国政府政权合法性的一个唯一重要的来源。经济停滞或崩溃，物价高涨，贪官横行，贫富悬殊加剧，民不聊生，将使中国政府更快地失去整个社会对其执政合法性的认同。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张华的评论称：“中国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戏棚，一切都只是布景板，短时间内用完就算了。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那些世界最长大桥、最高大楼、最快高铁、最大剧院等，光彩夺目。但大地震、暴雨等过后，豆腐渣学校、豆腐渣大堤、豆腐渣公路就原形毕露，还有舟曲泥石流、湖南凤凰大桥，以及楼倒倒、楼歪歪，而北京、济南、广州、武汉、长沙、南京、成都、重庆等到处是水浸，这些都是被强行‘卸妆’后露出可怕真面目的代价。”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说到北京城市建设，无论规模还是投入，均为神州之冠，光打造奥运城市就花了近千亿元。然而，这些用真金白银堆起来的形象工程，只为官员带来光彩，却解决不了老天爷出的难题。一场暴雨令城市排水系统的千疮百孔暴露无遗，这些年北京修的道路盖的高楼，难计其数，但排水管铺了多少，水泵站又建了多少呢？”“法国文豪雨果说过：‘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当今中国城市最脆弱、最无济于事的就是下水道。城市没有良心，是因为官员没有良心，他们爱做表面文章，为了拚政绩升官，宁可在公路上贴金铺银，宁可将衙门建得媲美白宫，也不肯对下水道加大投入，因为下水道建得再好也看不见。” 　　香港《明报》署名潘小涛的评论称﹕“‘中国模式’的最大特色就是‘党国体制’。在此体制下，中共以党代政、以党领政，从省委书记到镇委书记，各级党委‘一把手’对政府财政支出有很大支配权，一个人就可决定公共工程的数量、类别等。由于缺乏监督制衡，他们必然更多的考虑个人利益，优先开展那些看得见的公共工程，以此作为升职本钱。在此情况下，各级‘一把手’必然拍板兴建最长大桥、最高大楼、最先进地铁、最新颖剧院等，甚至不惜代价拆毁旧城区，务求短时间内建好新城，让外界看到他们治下的旧城换新貌亮丽政绩。相反，对于看不见的供水和排水系统，虽然是很重要的民生工程，甚至人命攸关，但各级官僚绝不愿意主动投入更多公帑去加以改善，只要排水系统能满足起码的需求。”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评论称：“对于公布天灾人祸中的遇难者名单，内地当局一直持排斥态度。就算2008年四川大地震，当局第一次为在自然灾害中死亡的平民在全国降半旗致哀，一样未公布遇难者名单。尤其甚者，多名调查遇难者名单的维权人士还被拘捕、判囚。”“每逢发生重大的天灾人祸，内地传媒首先出现的名单仍然是官员的姓名，要么是发出指示的领导人名单，要么是陪同领导人到现场的官员的名单，其中显示的是官本位观念，显示的是对遇难者的不尊重、对生命的轻蔑。”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易宪容的评论称：“面对如此严重的灾难（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政府却不让社会来反思与分析，不让媒体来报道。事件后，已有的公开信息仅是些所谓的正面报道。既没有政府组织机构对暴雨灾害损失写出的详细报告，也没有看到有分量的反思文章。官方与公共媒体都对这次重大灾害事件，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其实，暴雨之后，整个社会所关注的不是出现的问题有多大，生命与财产损失有多少（当然这些东西也重要），而是关注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香港《太阳报》“华夏透视”的评论称：“如果将强国兴邦的梦想建立在多灾多难的基础上，建基于老百姓的生命与眼泪之上，这样的强国梦是否太残忍了？遗憾的是，从四川地震到舟曲泥石流，从山西矿难到京城洪灾，从食品危机到重金属污染，中国老百姓遭受的灾难一个接一个，但有谁从中吸取了教训？国家又是否在灾难中获得新生呢？每次喊出‘多难兴邦’之后，又是新一轮的灾难降临，更多的民众倒在血泊之中，这到底兴的是哪门子邦！” 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中在香港为您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