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保钓船“啓丰二号”部分船员抵达香港 因登陆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而被日本扣押并遣返的香港保钓船“啓丰二号”的船员中，7人星期五（17日）晚间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机场有大批媒体记者和民众守候在那里，迎接他们。支持者把他们当作凯旋的英雄，给他们脖子上套上花环。 另外7人乘坐“啓丰二号”，将于两天后返港。 香港特区政府就保钓船“啓丰二号”返航及船上人员安全回港发表声明，表示感谢中央政府对事件的高度关注并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 发言人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密切留意情况，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协作，提供一切可行的协助，务求相关人士及船隻平安回港。 日本政府早些时候决定，以“违反出入境管理法”遣返包括2名记者在内的共14名香港的保钓人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周五表示，日方对中国公民采取的任何单方面遣返均是非法和无效的。

2011年6月28日，周克华在湖南长沙抢劫杀人，悬赏招贴贴满了长沙市的大街小巷，周克华的面孔几乎和这个城市完美融合在了一起，无论你身处何地都能看到。从那时起，周克华已无处不在。   图集地址

核心提示：公务员、国家企事业单位的隐性福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引起社会质疑。日前，有媒体刊文，揭开了中国“体制内”隐性福利的面纱。一位来自北京的专家表示，“隐性福利”已成为财政资金流失的黑洞。 暧昧的隐性福利 它可以是一块普通的香皂，也可以是北京闹市区的一套住房； 它可以是“留住人才的法宝”，也可以是“赤裸裸的腐败”； “‘空饷’，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维护这个体系(官员体系)稳定的一种隐性福利。” 近日有媒体报道，湖北省武穴市教育局让30个年龄在50岁以上的干部“退居二线”吃空饷，以便把职位腾出来，为年轻一点的公务员留出“发展空间”。 针对这一现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者梅赐琪如是说。 当然，并非所有的“吃空饷”现象都是为了维护官员体系的稳定。 今年以来，各地“吃空饷”被曝光事件屡见不鲜。 1月，山西省静乐县原县委书记杨存虎之女被曝光：5年累计“吃空饷”10万元。 2月，还在上学的山西省长子县教育局局长李某之子，入编为当地一所中学的正式教职工。 4月，山东省沂南县检察院针对当地发生的数起国家工作人员“带薪坐牢”现象开展专项调查，发现近三年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已判刑的61人中，有32人的工资没有变动。 6月，江西省武宁县清理出各类“吃空饷”人员85名。 截至7月底，陕西省榆林市半年内已清理纠正“吃空饷”人员2100多名。 “‘吃空饷’正成为财政资金流失的黑洞。”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在接受《检察日报》采访时指出：“吃空饷”是公共权力的滥用，是一种变了形式的比较严重的腐败。 公务员、国家企事业单位的“隐性福利”，近年来屡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每一次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或质疑。如：位于北京闹市区、仅为市场价1/8的央企福利房，每月倒给500元话费的内部手机号，每年获财政补贴数千万元的机关幼儿园等。而最近的一个例子，则是审计署披露的：2011年，中科院以项目名义给在编职工发放近亿元福利。 何谓福利？ 福利的规范名称为职业福利。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仇雨临在《职业福利概论》一书中，给职业福利下了一个定义：职业福利是企业(单位)基于雇佣关系，在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引导下，以企业(单位)自身的支付能力为依托，向员工提供的各种以非货币工资和延期支付形式为主的补充性报酬与服务。 一位匿名的福利专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职业福利范围很广泛，可分为法定福利和企业(单位)自主福利两类。法定福利是依法建立的，任何就业单位和职工都要参加，比如“五险一金”；自主福利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员工福利”，是企业(单位)自愿为员工提供的，国家并未立法强制执行，如年终奖、补充住房津贴、教育培训等。 具体包括职业养老金、健康医疗保障、住房援助等具有补充保障性质的核心项目，以及各种补贴、教育培训、福利设施等多样性的福利计划。比如带薪休假、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是法律规定的职工福利。 何谓隐性福利？ 在上述福利专家看来，隐性福利是单位为职工提供的一些基于职业便利的优惠福利措施。比如航空公司的员工可以买到便宜机票；好学校教师把子女安排在本校上学等。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则认为，隐性福利是指某些部门、单位在政策、制度之外发放的各种货币或非货币形式的收益。除了制度内的福利，哪怕是单位发给员工的大米、肥皂、抽纸等日常用品，都算是隐性福利。甚至有些制度内的福利，如果发放额度超过了发放标准，也算是隐性福利。比如交通补贴，“本来应该发600元的，最后发了3000元，超出标准的2400元，也算是隐性福利。” 对一般的企业来说，国家鼓励它们给员工多发福利。但目前，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的隐性福利每次曝光，都会引来公众的质疑。 上述福利专家认为，深层次原因主要是隐性福利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哪个单位不想给自己的职工增加福利？只要不伤害其他社会成员利益、不触犯法律就行。”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隐性福利”实际上应该算作“灰色收入”，但“灰色收入”不全是隐性福利，比如回扣。 提高福利待遇，绝对是值得每一个人尽情歌颂的好事。但许多时候，它却暧昧地存在着。 福利，五花八门 一元钱能吃什么？ 这个曾在网上被热议的话题，有人给出了让很多人意外的答案：中央部委食堂一顿丰盛的午餐。 有媒体报道称，部委食堂大多以自助餐为主，一顿午饭一般不会超过10块钱，有些机关只需个人掏一两块钱“意思一下”，“因为上面出了个什么规定，说必须要有自付的部分”。有的机关食堂，则出现了“免费午餐”。不只如此，某部委食堂还配有营养师，营养师会根据每次机关体检的结果，在配餐上做相应的调整。 物美价廉的饭菜、优质的服务，让许多人对部委食堂艳羡不已。 最常见的福利还有劳保用品，其发放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确保安全生产；常见的劳保用品有手套、安全帽等。而一些单位发放的劳保用品，并不一定和工作直接相关。 “4盒抽纸、两瓶洗洁精、两小袋碧浪洗衣粉、两块透明皂、两条毛巾”，这是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小江每年都会领到一两次的“劳保用品”。而某银行则更人性化地将劳保用品货币化，直接发放购物卡。在该银行工作的小张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去年春节，单位发给老员工每人4张、新员工每人两张某大型超市的购物卡，每张1000元。 此外，端午节发粽子、中秋节发月饼这样的福利也很常见。2009年被广为关注的“月饼税”，据说，就源于某单位中秋节给高管发了2000元的购物券，导致一场关于公务员发月饼是否该缴税的争论。 近年来，iPhone、iPad这些流行的电子产品也成了一些单位的隐性福利。一中央部门下属事业单位员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该单位去年举办年会，单位给员工设置了一个抽奖环节。奖品是价值近5000元的iPhone4S和价值3000多元的iPad2，而且中奖率100%。手气差的员工，也能保证抽到一个iPad2。 当然，这还只是实物层面，有的福利还和员工的精神享受有关，比如旅游福利。据记者了解，上海一家国企的普通员工，每年仅旅游福利就有6000元。某部委每年会给员工发500元的“图书费”，以便大家看书学习。 再比如免费的音乐会、电影、话剧门票等。每次有大牌歌星来京开演唱会时，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小宋，就会接到无数个亲戚朋友的电话，因为工作关系，小宋所在的部门每次都会有赠票。“我也挺为难的，因为许多巨星演唱会的门票很紧俏，转手最少就是几百元，甚至有时更高，我不看，但是老向单位要，也不合适。” 此外，北京几所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今年天津某政府机关来北京高校做宣讲会，就公开承诺给本科生员工提供免费攻读在职研究生的福利。一位自费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在职研究生的学生介绍，她攻读在职研究生的费用，大约要30000多元。 当然，还有直接发钱的，主要表现在优厚的津补贴上。河南某县一位副局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单位每月给局级(科级)干部3000元的汽车油补，而自己每月的油钱大约六七百元。 各种名目的“费”，在福利中也屡见不鲜。东北某省一家商业银行规定，只要本单位员工在私家车的车身上展示该银行的 Logo，单位每年将“支付”该名员工8000元的“宣传费”。“私家车上贴单位Logo，客观上也是向公众宣传我们银行嘛。”该银行一位员工说。 北京某国企员工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所在的单位，“是个节都有过节费”，甚至六一儿童节，所有员工都有几百块钱的过节费。 当然，福利还具有鲜明的单位特色。 北京某电信运营商的一位员工告诉记者，作为普通员工的他，每月手机话费中，市话1000元以内、长途100元以内，不用自己掏钱。“市话当然没问题了，长途一不小心就打超了。” 实际上，在2009年，财政部就发了一份《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通知》规定，“国家出资的电信、电力、交通、热力、供水、燃气等企业，将本企业产品和服务作为职工福利的，应当按商业化原则实行公平交易，不得直接供职工及其亲属免费或者低价使用。”不过，这一规定在一些部门并没有严格地执行。 此外，隐性福利还有“假公济私”类的。甘肃省某事业单位职工小马告诉记者，该单位近年来改善办公条件，目前每位员工都配有三台电脑，一台台式机、两台笔记本，“所以，家里根本不用买电脑了，两台笔记本拿回家足够用了，维修、更换都是单位买单。”小马单位的办公楼和家属楼在一个院子里，所以，单位20兆的宽带也就“顺便”进了家属楼，“下载电影特别快”。 当然，上述种种福利与福利房比起来，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福利中的极品——住房 虽然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彻底废止了原先的福利分房制度。但在一些单位，远低于市场价的福利房依然存在。 在北京，仅职工宿舍这一福利，每月就能为一些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职工节省1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租房开销。要是能分到单位的福利房，就如同瞬间中了彩票，资产和收益都将在百万以上。 张先生是某中央部门在编职工，据其介绍，自己参加工作两年后，2009年单位就给他提供了一套北京四环内的福利房：二室一厅，60平方米，价格为5500元/平方米。而该地段的商品房，价格在每平方米2.5万元左右。这一套福利房比市场价便宜100多万元。 据张先生介绍，房子的面积跟职工的级别成正比，级别越高，房子越大，“领导的面积会大一些”。一切手续都是按经适房走的，虽然现在还没有拿到产权证，“购买五年后应该有产权”。 今年5月，据媒体报道，在北京市西直门附近，一栋新盖起的高层住宅楼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附近区域已经几年没有建过住宅楼了，上世纪70年代盖的老楼市场价都接近4万元/平方米。这是某央企为本单位职工盖的福利房，价格为5000元/平方米，如果转手卖掉即可赚几百万元。而今年4月，北京北五环附近“被央企团购”的某楼盘的“房号”，竟被炒至100万元。 1998年，福利分房被叫停后，一些地区部分单位以“集资合作建房”的名义，变相搞福利分房或商品房开发。 2006年8月，针对这一问题。原建设部等三部委联合下发了被外界视为“措辞严厉”的《关于制止违规集资合作建房的通知》，规定：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一律停止审批党政机关集资合作建房项目。严禁党政机关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搞集资合作建房，超标准为本单位职工牟取住房利益。 不过，福利房并没有消失，又以“经济适用房”或者“限价房”的名义继续存在。一位知情人士向媒体表示，实际上各部委零散的福利分房、建房活动仍在进行，但分房的对象仅限于“核心公务员团队”。 “房子的福利，是很多人选择一些体制内单位的重要原因，有的部委，基层员工收入还不到5000元，没有住房福利，在北京简直活不下去。”一位中央部委的工作人员说。 北京市的一位公务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已经工作四年了，因为没有福利房，买房时不得不“啃老”。而上海某单位的一位去年刚入职的公务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自己单位也没有福利房，为此他还劝退了一名本想报考自己单位的师姐。“就算体制内，还是得找个牛逼的体制内啊。”他感慨地说。 “制度内没有给够” 福利房，在苏海南看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只有少数部门、少数人能够买得到，别的部门、别的人们买不到，显然不合理嘛。” 据苏海南介绍，国外基本上没有隐性福利，我国的隐性福利是在整个社会分配制度不健全、分配秩序不规范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诱发的原因很多，而一些部门、单位和人员“想方设法从公家谋取好处，美其名曰改善职工生活，存在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的错误思想”，是其思想根源。 其次，相关制度、政策不够清晰细致，“可以搞哪些福利、如何搞，讲得不是很明确”；同时对违规搞隐性福利要承担何种法律等方面的责任，没有明确、具体的便于操作的法则，“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单位、有些人胆子大，就会继续这么做。”这是隐性福利屡禁不止的制度根源。 “还有就是我们的监管不到位”，一些部门“老打一些擦边球”，监管部门不好惩罚或者不敢惩罚，也助长了这些问题的发生。 此外，苏海南表示，由于我们制度内有的东西没有明确或“没有给够”，会引发一种冲动：一些公职人员觉得自己的收入(货币的、非货币的)总体上应该达到一定的水准，而制度安排的远远低于这个水准，他们为了跟市场上具有相同层次人员的工资福利水平找齐，就会另想办法。 关于“没给够”的原因，苏海南解释说，是因为现在公职人员的数量到底是不是科学合理，政府心里没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制度内提高标准，而公职人员人浮于事，财政将负担不起。而且，公共部门的工资以及制度内的福利要真是定高了，老百姓也会反感。 “比如目前机关事业单位的基本工资标准都不高，结果津贴补贴就发得较多，超过了基本工资。而各地区的津补贴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很少，有的地方则发得太多了。福利发放的情况也一样，正常的福利如果不清晰明确，隐性福利就可能泛滥。”苏海南说。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几个月前，早晨6点50分，11岁的长袜子皮皮哼着歌儿洗澡，忽然对一旁刷牙的我大声说：“妈妈，这个学校真是个快乐天堂！” 她刚刚加入北京一家很小的国际学校。这个学校没有崭新的大操场和体育馆，也没有傲人的校友录，但它的老师们会每天对学生说：“你说得有道理！你很棒！” 和身边很多朋友一样，我也是中国应试教育的幸存者，虽练就一身应试本领，却花了很长时间对付教育体制的阴影。为了避免昔日重演，我先把皮皮送到一家双语学校的中国部上了几年。 不幸的是，双语学校的中国部也接受当地教委的审核，老师们的奖金还是跟本班的平均分挂钩。越是“好”老师，越容易对孩子们施展各种小型恐吓、侮辱或者冷落，逼迫他们完美地完成每次作业和考试。家长的求情只会让情况更糟，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尽力配合考试机器，否则就是在砸学校的牌子。如果家长心疼孩子睡眠不足，帮着抄写课文，被老师发现笔迹不符，孩子会被罚抄几十遍。 大环境造就的丛林法则，很难辩出个终极对错，不过当中的囚徒都摸索着各自寻找出路。一个中国顶级学府的毕业生告诉我，为了绕过国内残酷的高考，一些中国学生的家庭甚至选择移民非洲小国，然后让孩子以非洲考生身份回来考国内名校的留学生考试。他告诉我：“留学生考试比国内高考容易多了。所以你现在去看有些名校的留学生部，有些院系非洲学生的毕业合影，几乎都是中国脸。” 不过，落在我这个骆驼妈妈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却跟考试分数没有直接关系。 2011年7月1日前夕的周末，我带皮皮出去逛街。高兴起来，决定晚上不回家吃饭。那是夏季一个迷人的傍晚，华灯初上，我们看着街头的人群，她忽然抓紧我的手说：“妈妈，我看见天要黑了，心里就会紧张。” 我一愣，刚才明明玩得很高兴嘛。 她又释然一笑：“哦，今天是星期六，我忘了。我怕作业做不完，明天会挨老师骂。还好明天是星期天耶！” “你作业还有多少？”我忍着心疼问。 “还剩一篇作文，一张数学卷子。”她说：“还要写一个党的历史故事——你知道什么党的历史故事吗？” 我笑了笑。 “为什么要笑？”她狐疑地问。 “党的历史故事里可有一些不好的事哦。”我望着马路随口说道，想起了刚刚读完的李敦白自传——一个热忱的美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参加延安革命后的故事，怎么说呢，曲折人生啊。 “不好的故事不可以写的！”皮皮说。 我当然知道，但惊讶于她怎么会知道：“写了会怎样？” “当然是各种可怕的结果！所有人都知道。还用说吗？”她看我的样子，一定觉得我无知透顶。 没有任何老师会这么警告孩子，但这才是让我心凉的原因。一个四年级的学生已经悟出了她环境中不言自明的规则，不管她听到的话音是多么温柔，她当即明了了话外之意，虽然还不能清晰描述它。有一天，也许很快，她就会像温顺的牛一样，对规则不加审视，本能地躲避不可言明的暗夜。说不定还会和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以此自得，甚至取笑那些敢于试图敲打这些规则的人们。 第二年，我把皮皮转到了这家国际学校。进学校之前，花白胡子的校长跟皮皮面谈。他看着皮皮的眼睛说：“我们的学校希望我们的学生都这样——”他挺起胸，“而不是这样——”他把胸佝下去。皮皮将信将疑地看着他，拼命抿住咧开的嘴。 过了不到一个月，她对我说了开头那句话——“妈妈，这个学校真是个快乐天堂！” 这个学期，她英文课的小组只有一个任务：集体上网搜索材料，把苏丹内战的前因后果说清楚。学期结束时，每个小组把本组的集体成就做成视频、海报和PPT，还要编成舞台剧，展示给家长们看。半年后我就看见她在舞台上扮演一个电视记者，大段大段地给大家讲苏丹内战的起因。这些作业，她都在学校完成。下午4点或者5点回到家里，就是吃个饭，玩一玩儿，和同学们上网聊聊闲事儿。 与此同时，她原来学校的同学们都在怀着戒心彼此打听：申请重点初中的个人简历要送到哪里去装订最炫？怎么才能再加一分两分？钢琴考过几级才算优秀？ 又一个夏天的傍晚，皮皮和我坐在窗前吃冰激凌，忽然乐呵呵地一转头对我说：“妈妈，以前我一到天快黑的时候，就会很紧张……”这算是新时代的忆苦思甜吗？我高兴之余，居然生出一丝嫉妒。 覃里雯是作家，曾在媒体工作，主要撰写有关国际政治的文章，出版有《冷酷的新闻纸》、《思想的冒险》等。 来源：纽约时报

周天勇 （中央党校专家：房价里70%是政府税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GDP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但整体财富的积累却没有理想地带来公平合理的分配。中国经济总量扩大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越拉越大。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福利问题困扰着普通老百姓，也困扰着研究收入分配的专家学者。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就是其中之一。农业经济、劳动与经济增长、土地改革、城市化问题是他研究的重点。在他看来，收入分配问题，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而改革是必须要走的道路。“不改革就没有前途。没有改革的推进，收入分配的根源性问题就无法解决。” 那么在周天勇看来，收入分配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改革该如何推进？ 城乡差距是最大症结 《英才》：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你认为收入分配的症结在哪里？ 周天勇：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比较复杂，最大的症结在于城乡差距。 中国几亿农民的年均收入才几千元，而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是他们的三倍，这对总体的基尼系数权重影响非常大。如果单从城市或者农村角度来讲，基尼系数(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都在0.4以内，但是两者一综合就到了0.5以上。所以城乡差距是基尼系数最大的影响因素。 城乡差距有历史和结构的原因。解放以后，中国采取了城乡分割的经济制度，农民无法向城市流动，经过三四十年，农村最后积累了一批50、60、70岁的农民，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一年的收入只有3000块钱左右。而与之相对应，他们的孩子去城市打工，一个月的收入就达到了2000元左右。中国农村占全国36%的劳动力，才创造了10%的国民生产总值，留守老人加上留守妇女和儿童大约50%的农村人口分配这10%的GDP。另外，上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初，有些农民进城还把一部分收入寄回家，特别是50后、60后和70后寄的钱很多，但现在80后、90后基本不给家寄钱，这就导致寄希望于打工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所以，中国的城乡差距是历史城乡分割体制造成的，是二元结构的深层次反映，是过去反城市化的后果。 《英才》：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周天勇：有两个办法。一是减免税费，通过给农业减税，加大对农业的支持，防止差距越拉越大。第二要积极地推进城镇化，将低收入人口转移到城镇变成高收入人口，后者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但需要注意的是，低收入的老龄人口即使转移到城镇，也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同时这部分人也难适应城市生活。所以只能等待时间的推移，随着这部分人口的自然减员，其在人口中的比例会逐步缩小。 以上的两个办法都需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来实现，比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宅基地拆迁办法的完善等等。要让农民从农村退得出，城市要进得来，要有业就，有房住，有社保，有公共服务。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的改革，结构调整不会很顺利。 《英才》：结构调整遇到的最大问题在哪里？ 周天勇：缩小结构性的城乡差距，仅仅通过改革，而不调整结构，不推进城镇化，是没有用的。这是历史性的问题，急不得，只能等待。 但有一种改革是不对的。有关决议称要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工资翻一番，提高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劳动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问题是，政府能控制的涨工资的领域，只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财政能支出的也是这些部门。但是这些部门涨得越多，收入差距就越大。而个体户和民营企业是没办法控制的，这些企业涨工资只能增加其运营成本。现在的民营企业经营本来就很困难，增加负担只能导致其加速破产，因此这种改革思路是错误和不可行的。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英才》：你认为改革应该侧重哪些领域？ 周天勇：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均等的教育，一个是公平的创业环境。这是社会公平的前提。 首先要让所有人上得起学，特别是义务教育，要延长到12年。这个期间大家都受同样的教育，无论是富家子弟还是农民的孩子，让其能获得的教育是平等的，不要让收入差距在代际之间传承。 其次要营造公平的创业环境，要大力改革工商注册登记、税费征缴制度、年检以及政府管理审批，这些制度都要进行改革和清理。贷款渠道也要公平。 与其所谓工资翻番，最终由于只增加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收入而导致差距越拉越大，还不如改革这两项，这才是改革的重点。 另外，要调节垄断行业以及有财产的富人，向企业征税应转为向财产征税，应该开征房产税等财产税。现在收入高的多是垄断性的国企、垄断性的金融行业，竞争不够充分、占用大量的资源、贷款成本很低，他们挤压了创业空间，垄断性的国有经济和金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改革，对他们的收入分配进行监管。同时应通过法律手段，加大舆论监督，打击灰色收入。要对第三方进行审计，并且上缴红利。 《英才》：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现行的财政税收政策是否也要做出调整？ 周天勇：我认为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不应当再提高，3500元就非常合适。如果起征点提到一万元，这会导致很多在这个标准上的高收入人群不用交税，这对农民等低收入人群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要交税，所以最终反而会提高基尼系数。 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建立椭圆形的社会结构非常必要，但并非是通过税收，而是要鼓励创业，建立公平的创业环境。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小型私人企业数量非常多，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而且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因此我们要向东亚和美国模式学习。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的构成主体，是中小微企业家，而不是上班的白领们。 另外要开征房产税，造成两极分化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制度和土地财政。从农民手里成本较小地征地后，政府一亩地甚至卖100万—200万元，但农民得到的财产利益转移非常少，这其实是在剥夺农民利益，是不合理的制度。 房产以高价卖出，土地出让金非常高昂，而最终支付这部分钱的人群是没有财产要买房子的人，并且是70年的租金一次缴清。从增值方面讲，假如10年前买了房产，现在升值了，但是增值的这部分不用交税，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因此，应该将土地出让金制度废掉，改成房产税和土地交易增值税，对买了财产的人和增值的部分按照比例征税。 《英才》：健全社会保障也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方面，这方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周天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必要，低保、慈善公益、社会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保障，这些需要尽快建立起来。 但是住房方面，我反对大规模地建设廉租房、将25%甚至将更多人的住房保障下来的想法。在我国人均GDP仅5400美元的情况下，政府部门要把教育、卫生、养老、住房全部负责，除了像新加坡这种小国家能够实现以外，一般的人口大国的政府部门都承担不起。美国经济比我们发达，但美国并没有大规模建设廉租房，只是允许低收入人可以贷款买房，最后都导致了次贷危机。而且现在美国养老金面临巨额的亏空，再把住房问题揽下来，对美国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土地供给严重不足 《英才》：那高房价如何解决？ 周天勇：第一，应该废除18亿亩红线行政控制，现在土地供给严重不足。第二，这么高的土地出让金，房价里70%是政府税费，如果把土地出让金变成房产税，房价立马下来。 《英才》：18亿亩耕地红线的说法是否科学？ 周天勇：有人说是为了保证粮食安全，但我认为这是非常笨的办法。我们国家即使城市化率达到80%，需要新增的交通建设、水利建设、城市建设用地加起来才2.5亿亩。但中国有40多亿亩的未利用土地，其中包括5.6亿亩盐碱地，26亿亩沙漠，还有裸露、采矿塌陷地等10亿亩，几千万亩滩涂地。在不占耕地的前提下，增减挂钩，占补平衡，完全可以改造出来2.5亿亩建设用的土地。 我建议，从未利用土地中改造出来2.5亿亩耕地，然后再从城市边上置换2.5亿亩土地。比如将一些盐碱地改造成良田，就在城市周围置换一些土地进行建设。并且，未利用土地改造成良田，目前的技术和成本完全都不是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舆论认为城市化占据了大量土地，这是不对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村庄占地面积7000多万亩，现在达到3亿亩地，增加了2.3亿亩；而城市占地由原来的2000多万亩到现在的7000多万亩，才增加了5000多万亩。而与之对应的是，30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将近5亿，农村减少了将近9000多万人。 因此，新农村社区的建设非常必要，将村民集中起来，能腾出大量的土地，其中的潜力是很大的，我认为至少能腾出1.5亿亩土地。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产权不明确，补偿不够，比如宅基地指标政府拍卖上百万，甚至数百万，但只给农民很少一部分，所以拆迁导致上访，群体性事件。如果补偿够了，财产权责明晰了，土地就能腾出来。 来源：中国网

北京和台北民间保钓团体分别集会抗议 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未能组船前往钓鱼岛的大陆保钓团体数十名成员周三上午前往日本驻北京大使馆抗议。保钓成员李文在现场宣读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对日宣战，收复钓鱼岛。台湾保钓团体数十人周三也聚集到日本交流协会抗议，递交抗议信。 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未能组船前往钓鱼岛的大陆保钓团体数十名成员周三上午前往日本驻北京大使馆抗议。现场警察和便衣均多于往常。保钓成员李文在现场宣读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对日宣战，收复钓鱼岛。李文表示他代表中国人民写信给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日本大使馆官员接收了此信。抗议活动半小时后和平散去。 台湾保钓团体数十人周三也聚集到日本交流协会抗议，递交抗议信，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侵占钓鱼岛和参拜靖国神社，反省当年的侵略战争。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周三就香港保钓船只前往钓鱼岛事件答复媒体提问表示，中方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要求日方不能有任何危及中方人员、财产安全的作法。 台湾外交部周三也针对钓鱼岛问题重申，钓鱼岛为中华民国固有领土，政府会采取适当方式保护渔民利益。但针对处理钓鱼岛问题是否应当两岸合作问题，台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不会与大陆合作。台湾在野党民进党发言人周三也表示，两岸不应在此问题上合作，以避免被操作为与中国合作对抗日本的印象。应当以台日外交优先。  

作者： 張鐵志   一个威权政体的转型或者瓦解，是如何可能出现的？是需要公民社会的强大的反对力量？还是统治菁英由下而上的改革？或者，转型的出现有赖於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公民素质到一定程度？ 1974年开始，从葡萄牙、西班牙，再到拉丁美洲，威权政体纷纷瓦解或者转型。 1980年代中期，一群学者针对这波民主化进行了集体研究，希望找出威权瓦解与民主转型的原因。他们出版了四本研究成果，三本是区域研究，第四本则是由奥当那和施密特(G.O’Donnell and Philipp Schmitter)所撰写的「威权统治的转型：关於不確定民主的暂时结论」。这本小册子在今年出版了中译本；虽然迟到了二十多年，但许多观点仍然深具启发性。 这套书是对所谓第三波民主化的第一波系统性研究；且就在他们出版时，这股浪潮吹到亚洲的菲律宾、韩国、台湾，然后是中东欧与苏联。这些研究的重要性不只在於他们是最早並且及时，而在於他们对后来研究者设定了全新的研究议程，深化了人们对於民主化过程的理解，尤其他们也对民主的实践者有重要意义。 对民主实践者的重要性，在於这套书特別强调行动者在歷史中的关键角色──他们反对传统现代化理论认为民主的出现需要某些经济或文化条件，如经济发展程度或者所谓的公民素质，而是强调威权转型的开启是决定於行动者之间的策略性互动。尤其他们的经典观点是：「没有一个政体转型的开始不是因为──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威权政体自身的分裂，特別是强硬派与温和派的分裂。」 他们也进一步区分转型过程中的「自由化」与「民主化」阶段。自由化指的是「对於个人与集体而言，不受国家或第三方隨意或非法侵犯的有效保护的逐渐承认的过程。这些保障包含人身保护权、私有財產、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言论、迁徙，还有请愿的自由等。」而 「民主化指的是公民权的规则与程序应用到从前被其他规则统治著的政治制度中，或者是扩展至从前无法享受此种权利与义 务的人们,或者是扩展至从前公民无法参与的领域与机构中。」 政治转型可能只有自由化而没有民主化，或者反之。然而从自由化推进到民主化，就不只是统治集团中温和派的有限改革，而是有赖公民社会的强大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温和派和强硬派谁能取得上风？或者当统治集团进行有限的开放后，能否主导改革议程（因此只会有有限自由化而没有民主化）？或者统治集团会內部解体，导致民间反对派势力强大，而迫使统治者进行更多的民主改革，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策略性互动的结果。 如果这个理论用来解释台湾，可以说是1970年代初期，当反对力量尚未茁壮时，国民党政权因为面对外部危机而开始推动部分改革，如在1972年开放台湾地区的增额立委定期选举。选举的开放让反对势力得以茁壮，但79年的美丽岛事件的镇压却代表威权体制不愿意继续开放。进入八零年代，反对派继续扩大力量，而国民党內蒋经国做为相对温和派也看到国际压力和政权的正当性危机，因而愿意在八零年代中期解严，但这还只是「自由化」，因为代表民意的立法院仍然没有全面改选。要等到民间的进一步推动，才於 1992年全面开放国会直接选举。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確实是一个不確定的巨大博奕过程。 此书出版將近三十年间，许多国家也走向民主化转型，许多国家则在民主与威权之间摆盪。后来的歷史是证明还是否定了他们当初的理论？ 作者之一的施密特在2010年写了一篇「二十五年之后」，对该书出版之后现实世界民主化的情况提出几点省思： 1.民主化比他当初预想的更容易达成，亦即很少在转型之后出现回归威权的例子。尤其，许多国家缺乏有利於民主巩固的条件如高失业率、社会贫富差距大、缺乏公民文化等，却依然可以维持民主。 2.虽然民主化来的比想像中容易，但其所带来的后果却比预期小。公民自由虽然有进展，但在社会经济和权力关係上，民主化带来的改变却很有限。在部分前苏联国家和中东欧国家，许多新政权的执政者都和旧政权有密切关係。尤其在那些「协定的」或是由上而下「强制的」转型，就更难有深层的变化。 3.也许正是因为民主化带来的衝击没那么大，所以使其比预期中容易。例如西班牙和其他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优势阶级很快就发现，民主化並没有使他们丧失统治地位；在其他的例子中，许多原先支持专制的特权阶权也了解到，民主化后可能更能保护他们的利益。 4. 在新兴民主国家中，民眾对民主的表现普遍不满，然而，这些不满並没有影响到民主的正当性，让他们去支持威权。 5.原来许多人预期后极权国家如中东欧和前苏联的转型会比后威权国家更困难，因为前者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多重转型。但事实证明，这些国家的转型可能比拉丁美洲的后威权国家更顺利，因为毕其功於一役也有许多优势。 总之，民主既比想像中容易，也比想像中困难。看看埃及──去年一月前没有人会想到独裁者会这样狼狈地下台，威权就如此解体，但至今军政府也不愿完全放弃权力，可见民主巩固如此不易。 所以面对仍然在追求中的民主化，既有乐观的一面，也有悲观的一面。但有一点是隱含在作者书中的启示：公民社会是民主化的关键。公民社会越强大，越能確保威权转型之后朝向民主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