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墙外楼 | 怀念殖民时代的香港

余咏恩 2012年12月26日 ­­­最近,我走进了一家小面馆,付账时,我递过去了一枚印有英国女王头像的殖民时代一元硬币。可是我立即感到一阵懊悔。 我向店主解释道,“对不起,我能把它换回来吗?我想留下那个有女王头像的硬币。”然后向钱箱里投了一枚带有紫荆花图案的一元硬币,拿回了我的旧硬币。店主皱了皱眉,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我为自己的举动感到困惑。我并不喜欢生活在殖民政府统治下的日子。对我们忍受过的屈辱我也记忆犹新:上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个孩子,我记得附近的英国学校学生,总是习惯性地在排队等车时插队。迟至1997年,白人同事公开表现出的种族歧视态度还是会让我感到震惊:一位同事甚至对我说“回家吃鸡脚去”,当我面露愠色时,他竟然笑了起来。 所以,虽然我大部分的成长阶段是在英国度过的,但是我依然期待着香港主权在1997年移交给中国。我在7月的交接仪式举行前数月回到香港,让我的英国朋友十分担心,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与那些努力离开香港的人走相反的方向。从20世纪80年代起,许多害怕共产党统治的香港人都已经移民了。可是我告诉我的英国朋友:是时候我们可以自豪地称自己是中国人了。 那么,为何15年之后,我却紧握着一枚有英国女王头像的硬币不放? 也许,这仅仅是出于怀旧。但是,更可能的,是我想抓住一些能与回归前的生活联系起来的东西。根据“一国两制”的安排,中国政府承诺,我们的自由在香港回归后将保持50年不变,但近年中国内地开始越来越高调地插手香港事务,让很多香港人都感觉忧虑。 可能是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意,香港政府今年试图在学校引入国民教育课程,使香港人的不满情绪爆发,导致数以万计的香港人走上街头表示抗议。 香港政府倡议立法的第二十三条反颠覆法,将会限制言论和出版自由,但它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挂在我们的头顶。这草案在2003年遭到50万民众游行反对后被搁置,但是内地官员近年反复提醒我们,为二十三条立法是香港的宪制责任。 香港的新闻自由也受到了影响。香港在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从2002年的第18位下滑到了2011年至2012年的第54位。长期以来,新闻记者一直抱怨有一只“无形之手”在促使本地媒体进行自我审查。据报道,中国政府的驻港代表机构中联办今年曾直接联系过一家报纸的管理层,对该报的报道表示不满。 香港的民主发展始于殖民统治结束之前。但在200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否定了2012年实现普选的目标后,民主发展的趋势发生逆转。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后来决定,香港特首和立法会(相当于议会)“可以”在2017年由普选产生,但很多人都担心中央政府不会信守承诺。 我们的新任特首梁振英是由1132人组成的团体选出来的,其中大部分人都偏向北京。香港人也将他视为北京派来的人,普遍不信任他。尽管他否认了说他是秘密共产党员的传言,但许多人依然对他持怀疑态度。 当然,除了上述这些令人失望的方面外,人们还抱怨,内地人的涌入正在改变香港原来的生活方式。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内地妈妈涌入香港的医院产子,有2800万内地游客过境,前来已然拥挤不堪的香港旅游,使许多香港人感到不堪重负。 在今年的反政府游行中,有几十名抗议者挥舞着香港殖民时代的旗帜,旗上带有英国国旗的“米字”图样,这引起了北京方面的警觉。一名中国官员甚至警告,“港独”势力“像病毒一样蔓延得很快”。 但北京方面大可不必担心。实际上没有几个香港人相信独立是可行的方案。香港人公开展示对过去殖民时代的怀念,其实并不是对英国统治者的感情,而是对那时代所享受到的自由的怀念。回归前的政府不干涉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没有试图打压媒体、向年轻人灌输思想。 这同时也显示出了人们的无奈:我们的领导人是有北京方面的认可,而不是我们的认可,我们对自己的地方如何管治,也很难发挥影响力。 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坚持已故的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案,允许我们继续享有自由和原来的生活方式。这样,人们就不须再挥舞殖民时代的旗帜,我也不用再收藏印有女王头像的硬币了。 作者余咏恩(Verna Yu)是自由撰稿人。本文最初用英文撰写,发表于2012年12月13日,译文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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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 信誉:“五大”在中国淘金的质押品(二)

三、五大会计师事务所是否签订“浮士德契约”? 为“五大”服务的华人白领精英对中国企业的账目肯定能够看出问题,但他们的选择是与上司沟通如何“包装”,让这些企业看起来符合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提供“包装”是这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商业秘密,也是他们至今必须守护的最后一道防线。 “五大“很清楚他们的客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里可以举安永2006年在中国银行坏帐数据发布的出尔反尔之变卦为例。2006年5月25日是中国银行挂牌海外上市的预定日期,安永公司(Ernst & Young)于5月4日发布了一份年度报告,称中国银行坏帐高达9,110多亿美元,招致中国政府严重抗议。安永全球首席运营官鲍尔奥斯林 (Paul Ostling)下令,对这份引起中国政府严重不满的报告进行内部调查,并表示这份研究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坏账的报告“缺乏事实依据,该数据估计有误”,而且在公布之前没有通过安永正规的审核程序。 在安永公布之前不久,瑞银(UBS)在一份报告中也公布了中国的坏帐,且与安永报道的相差无几。瑞银集团(UBS)董事总经理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椰w德森(Jonathan Anderson)公开撰文谈过这一估算数额:中国的银行体系在过去15年里形成了近8,500亿美元不良贷款,约占同期信贷净额的40%左右。 北京没找瑞银的麻烦,却盯上安永的原因很简单,安永有“痛脚”被中国政府抓住。这“痛脚”就是这份报告与安永对中国工商银行的审计结果自相矛盾。如果人们翻查2005年的新闻,就会知道当时中国的国有银行一直筹划在华尔街上市,并因此分别聘请美国这几家会计师事务所帮助这些国有银行做财务审计,安永正好承担中国工商银行的审计。由于此前这项业务,安永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坚持坏帐报告公布的数据是真的,那么它为中国工商银行等几家银行所做的审计就不真实,它的职业信誉将面临极大损失;如果坚持此前审计报告的真实可靠,那么这个坏帐报告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两害相权取其轻,安永只能选择它自己认为损失最小的一项。 而事实是:安永撤回报告,信誉损失亦相当巨大。此前安永曾经发布了成百上千份报告,并在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安永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与其它考察中国不良贷款的独立顾问机构(其中包括普华永道)得出的结论并无不同 。英国《金融时报》5月16日在“安永是否记得独立的重要”中指出,“微软(Microsoft)和谷歌(Google)等科技公司已在中国签订了“浮士德契约”(浮士德是德国大诗人歌德长诗剧本《浮士德》的主角,曾与魔鬼签订契约出卖灵魂)。如果顾问公司感到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做的话,那就太令人遗憾了。” 安永逃过了2006年那场困局,却没有逃过2012年美国证监会对它的指控。    四、是中美两国法律衔接有问题,还是中国企业有意欺诈? 中国的信息从来就不透明,而且可以借口以各种各样的安全理由拒绝透明化,这次找的理由是中国法律规定审计底稿不能给。国内有人则为中国及“五大”辩护说,这是两国法律对接有问题。 这个理由实在牵强,因为中国公司要到美国上市,当然得遵守美国的法律。2004年,中国几大国有银行建行、工商银行曾想到华尔街上市,梦想的上市规模是150亿美元。但经过一年多的公关与游说,包括胡锦涛、温家宝都曾亲自出马与美国银行业联络感情,希望博得美国银行业的好感,为中国各银行华尔街上市铺路搭桥,最后终因未达到美国证交会的标准而未能在美国上市。 我记得2005年8月11日美国曾专门就中国公司在美筹资召开听证会。从当时参与作证者的言论来看,参与中国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律师其实都明白中国的国有银行达不到美国证交会的标准。前美林证券公司总经济师斯特拉赛姆认为,美国的决策者应该相信市场的鉴别能力,不应该为中国国有企业到美国上市设置特别限制。美国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德拉梅特经手过很多中国公司的首次公开上市的业务,他在作证时暗示,他担心美国对海外上市公司提出一些过高要求,将使美国资本市场失去一定的吸引力。斯特拉赛姆口中的“特别限制”,以及德拉梅特口中的“过高要求”,指的其实就是《萨奥法案》(Sarbanes-Oxley Act)。在美国安然有限公司(Enron)、世界通讯公司(Worldcom)等财务欺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于2002年通过该法案,当时还只实行了大约三年。这两位表达的真实想法,其实是希望美国为了美国企业在华利益,降低标准,在《萨奥法案》之外为中国企业开辟特殊通道。 从中国国有银行深陷地方债务泥潭的现状来看,当年美国证监会没有降低标准,批准中国建行与工商行来美上市是明智的决定。否则美国股市将成为中国国有银行转嫁坏帐与金融风险的最佳场所。 现在的问题是,为了美国的资本市场安全,在“五大”涉嫌中国企业财务欺诈一事上应不应该妥协? 中国方面极有可能不会交出审计底稿,因为那底稿除了坐实中国与“五大”通同作弊之外,不可能证明当事者的诚实。与其在证明中国企业的不诚实之后被美国堵塞中国企业来美上市的通道,不如为自己留点余地,让中国企业的财务欺诈行为不能被证实更划算。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心知肚明,在这一点上,它们与北京利益一致。 美国方面可选择的其实不多,要么为了那短暂的“中国利益”放松监管,对“五大”过去的行为不再追究;要么就坚持原则,惩罚作弊者以儆效尤。对于美国来说,在利益与原则中必须要二选一时,除了以国家信用为重这一压力之外,还面临着随着各种中国投资源而来的压力──如果“五大”涉嫌财务欺诈的行为不受惩罚,就等于告诉所有的中介机构与外来投资者,在美国欺诈犯罪,付出的“成本”很小,来吧,这是冒险家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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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国强化青海藏区控制 收缴藏人卫星电视设备

针对多起藏人自焚事件的发生,青海省黄南州政府近日采取措施,没收了约300余座寺庙的电视机并拆除卫星设备,以此强化防止自焚的宣传控制。 据青海省官方《西宁晚报》星期四报道,青海省黄南州政府在查办近期5起自焚案过程中,打响了所谓“反自焚攻坚战”的行动,其中包括清理牧民、寺庙收听、收看境外节目的电子设备。报道说,针对全州农牧区使用C波段、KU波段卫星地面接收设备,观看和收听境外反华节目情况较为严重,黄南州目前以各县党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正全力收缴和置换C波段、KU波段卫星地面接收设备;并对城镇及农牧区销售相关接收设备的商家进行全面清查,逐户登记造册。报道说,目前当地已开始实施3000台寺院僧舍电视清理置换工作,并投资864万元落实6座骨干发射台和44座直放点的建设计划。该计划建成后,预计州县级官方电视节目的覆盖率会达到70%以上。 美联社报道说,仅在近一个月内,青海省黄南州地区至少已发生了约10人自焚、多达数百人参与的抗议事件。虽然1953年逃离中国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多次强调,他致力于寻求藏人自治权利。但中国政府继续视达赖喇嘛为“境外分裂势力”,并指责他“煽动”了近百名藏人自焚。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发言人贡嘎扎西认为,中国统治西藏50余年的历史证明,藏汉民族间的相互接纳和融合只能以诚信为基础,而非武力控制或强制性洗脑。中国当局以屏蔽信息、严判自焚抗议幸存者的举动强化对藏区的控制,其效果只能适得其反: “这种打压藏人,尤其在发生藏人自焚地区方面(的行动)大约是在12月9日开始更加严厉。这是一种让藏人无法听到外面声音的举措。它的目的是,一方面没收电视机器材,另一方面加强了官方媒体的频道,它认为这样做可以改变当地藏人的向心力。西藏境内的藏人不但没有自由,而且它以各种名义,说什么‘协助自焚者’、‘隐藏自焚者’,现在陆陆续续逮捕很多藏人。这种动作,只能加剧藏人对当局的不满,并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 本台记者在周四当晚,分别致电青海黄南州政府总值班室及法制办公室,电话均无人接听。但青海黄南州政府在报道中表示,相关举措是针对藏人自焚问题而采取的防止外界有害信息传播、强化舆论导向的一个部分。 长期关注藏人自焚问题的“中国公民力量”组织创建人杨建利表示,新一年西藏局势的变化会更为严峻。在国际社会的忧虑之下,新一届中共领导人能否改善其治藏政策同样令人关注。但在目前,西藏自焚事件不断升级,中国当局不但没有检讨问题背后的真实原因,却反而强化了对达赖喇嘛个人的指责及舆论控制: “尤其是2008年以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各种严密的措施来控制藏人接受信息、控制藏人互相交流甚至控制藏人的行动。所以使得在寺庙里没办法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而且(当局)在寺庙里强迫性地进行‘社会主义爱国教育’,这样才开始了2009年2月份的自焚。截至到今天已经近100人了,仅2012年就85人自焚。而中国政府每次遇到这样的抗议,它不愿去寻找藏人自焚的根本原因,它用的办法就是加强控制。这么多年来,它一直指责达赖喇嘛是背后的煽动者,但是没拿出一个像样的证据。控制卫星传播、没收电视,这些策略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西藏人对目前现状不满意,而采取抗议活动的这个现实。” 《西宁晚报》的报道说,青海省黄南州目前已制定相关防止藏人自焚的具体计划,并加强军警在城镇中心、广场和其它公共场所的巡逻。当局还对检举揭发他人自焚者实行重奖,并对发生自焚或看望、慰问自焚者家属的村、社及相关人员采取取消低保、延缓项目等经济处罚措施。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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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七常委公布财产:亦真亦幻?

中国高层领导人手里究竟掌握着多少财富?这一直是外界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最近网络上传出的消息显示,新上任的7常委有公布私人财产状况的意愿。观察人士表示,如果相关消息属实,必将引发更激烈的讨论。 (德国之声中文网)海外一家中文媒体最近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已经获得了七常委财产的第一手资料,正在考虑何时公布。相关资料由各常委秘书上报,是中共自己拟定的,尚未最后做核实。报道称: 中共高层也在为常委高层公布后做社会反映的测试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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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新闻 | 中国新年将继续加强互联网控制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星期审议了一个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规定(草案)。这个草案引起舆论注意的一个关键内容是,它将要求网络用户在注册时提供真实身份,即“后台实名制”。这样的规定一旦正式通过实施,将给目前中国网络上盛行的匿名注册发言和匿名揭发官员腐败带来困难。曾在中国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现在美国的时事评论人士沉舟先生说: “中国一直把出版和媒体当作宣传工具,新闻没有立法,对网络言论还是从舆论宣传方面来管理。” 上个星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中国官方喉舌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呼吁互联网需要建立法律秩序。12月27号,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中国2013年将强化互联网行业管理,修订域名、IP地址资源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对移动互联网、微媒介等新技术的引导和管理,继续净化网络环境。广西自由撰稿人荆楚先生认为: “中国政府花巨资封堵网络,但堵不住。” 经常上网的荆楚先生表示,网络反腐与小偷反腐有类似的地方: “网络反腐有效,是对传统媒体的嘲笑。” 上个星期,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一个《网络出版服务管理办法》。这个办法规定,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单位不得从事网络出版服务。目前这个规定处于征求公众意见阶段。 今年6月,美国博通社报道当时即将上任的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亲属拥有巨额财产。今年10月,《纽约时报》又报道中国总理温家宝亲属拥有巨额财富。这些消息都在中国的网络微博上广泛流传。后来这两家媒体网站在中国都遭到封杀。 那么,习近平上台主政后是否会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允许更多的言论自由和网络自由,这一问题特别引人关注。荆楚先生说: “拭目以待吧。网络防火墙不拆除,不允许不同思想,这个民族是非常悲哀的。” 这两天,张千帆、贺卫方等70多位中国知名学者签署《改革共识倡议书》,在网络上发表,呼吁中国推进依法执政、落实民主选举和言论自由。沉舟先生说, “‘十八大’以后确实看到一些新的情况,比如7个常委公布家庭情况,习近平到地方去视察也简单处理。但我们看到现实中对互联网的管理力度加大。明年过一段时间看是否有新举措。” 2012年中国的网络用户达5亿,微博用户2.7亿。尽管中国的删贴、封号等封锁措施不断,网络微博已成为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最大舆论阵地。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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