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光正

仅仅将老舍先生的自杀视为“求仁得仁”，因而嗤之以鼻可能有失简单。老舍先生在新政权开始张牙舞爪时，主动地、积极地厕身其中，并不算人生污点。由于新政权所蛊惑的意识形态，以及对民主、宪政的“口炮”伎俩；而且原来的民国政府所呈现的一片乱象，这些因素的交织足以迷惑到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老舍先生作为一个作家，以感性而非理性来认知社会，对新政权以及新政权的做派做出误判，乃至错误的选择，也算是情有可原。别说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即使是欧美的知识分子中，对前苏联以及本朝持积极好感的也不在少数。像曾经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就曾经热情讴歌过前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