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2011年09月19日 16:45:50 　　旧文新帖：富豪好圈与权利尊重   　　    　　朱学东     　　乔治·威廉姆斯在《世界商业史》一书中指出：商业的发达有赖于政治的稳定与私有财产制度的规定。在威廉姆斯看来，解决冯仑等富豪的担忧，需要从制度层面对私有财产权利的确认和保护。     　　君子好逑，富豪爱圈。   　　泰山会、江南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亚布力论坛、欧美同学会、华夏同学会这些熟悉或者陌生的名字，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是中国富豪们公开或者私密活动的主要圈子，其中时不时传出的兄弟情谊或商业传奇，于外人而言，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模糊迷人，越发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   　　1   　　没有人知道中国有多少这样的圈子，也没有人清楚，有多少中国富豪加入了这样的圈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国是个讲究朋友圈的国家，趣味相投的人，结圈而行，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极其平常。所以，说中国社会是由各类不同的圈子构成的，也不为过。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方向改革确立以来，社会稳定，中国社会的创造力被激发出来，创富神话不断上演。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富豪行列。不久前发布的2009胡润百富榜上，有1015位上榜企业家财富超10亿人民币。就在7月，胡润研究院称，北京、深圳、成都、沈阳、上海、杭州6城市亿万富豪人数超过2万，千万富豪达34.88万人！   　　越来越多的富豪们开始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工商联、青联以及各种行业协会，党代会也出现了富豪的身影——中共十六大代表、远东控股的董事长蒋锡培成了执政党第一个民营企业家代表。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保育钧称，2008年有超过100位民营企业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在2009年，有12位民营企业家作为浙江省人大代表参加了全国人大会议。   　　财富阶层的崛起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现象。自 2001年7月1日起，他们开始被看做“新社会阶层”的一部分，其“广大成员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发生了变化。经过洗牌重构，富豪们跻身传统上层社会，并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影响力。   　　上层社会富豪们的财富集聚效应，以及社会正式组织对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承认，对社会大众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用，也让市场经济的理念深入人心，由此也带来了对传统社会心理的巨大冲击和价值标准的重建，社会对财富的理解正发生着质的变化。   　　2   　　不过，财富的积累和社会政治地位的提升，并没有消除财富阶层内心深处潜藏的不安全感。毕竟，能够加入人大、政协等社会正式组织的，只是财富阶层极小的一部分。而对富豪的意见，却弥漫在各个社会阶层。许多先富起来的人，原本就是突破旧有的法律政策框架发展起来的，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有难以逃脱的“原罪”；这些年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贫富分化急剧扩大，其中也有些人利用了制度的缺陷巧取豪夺；而在各式慈善捐款中，富豪们也总是深陷为富不仁的口水仗中。社会上对富豪的廉价道德批判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仇富心理在悄然蔓延   　　仅靠正式组织内为数不多的富豪，很难改变这样的格局。因此，在正式的社会组织之外，财富阶层的生活中，往往又形成了许多正式或非正式的圈子。   　　与三五好友啸聚一起，喝酒吃饭打牌聊天这样纯粹玩耍娱乐的圈子不同，如今财富阶层的圈子，既有丁是丁卯是卯的类似现代西方企业制度的严格规则，也有传统的德高望重长袖善舞的发起人。无论是以前的泰山会，还是如今的江南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等，工商巨富们加入这些圈子，除了高球美酒名车游艇等与众不同的生活习惯之外，更是被物质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体命运感、共同的思想和价值观等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3   　　有评论说，他们所以热衷加入圈子，是因为他们是经济上的巨人，权力下的侏儒。话虽偏颇，也不无道理。当我们把富豪结圈放在社会历史变迁的稍长时段中观察时，会发现，中国的工商巨子们，确实有需要共同面对的或公开或隐性的各式“利维坦”。稍不留神，“单兵作战”的富豪很容易被利维坦吞噬。   　　中国社会从古到今，都是轻商贵官，这既有传统文化的痼疾，也有国家权力刻意为之的排斥。在国家权力和强大的亦官亦商的国有垄断资本面前，民间成长起来的民营工商阶层成了二等公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这次金融危机的救市过程中，绝大部分救市资金进了国有企业的口袋，民营企业所得少得可怜，虽然民营企业在纳税、提供就业机会、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并不会比国有企业更差。按照马格利特的说法，这叫制度性羞辱。   　　至此，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今天在大多数场合，出于各种考虑，富豪们也还总是谦卑地奉陪末座。   　　只有在圈子里，富豪们可以挺起腰杆谈论自己想谈的事，再也无须向莫须有的力量弯腰陪笑。因为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比如江南会，对进入的会员在地域、年龄、从事行业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以保持内部的均衡和品位、文化的相近。即便一些俱乐部也有官员和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但在这个场中，大家都是平等的一员。这种严格的要求，使加入者能够得到自身价值被认可的满足感和尊严。   　　在同一个圈子里，富豪们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过去单兵作战可能遭遇的困境，被同声相和共壮声势的团队出击轻松地消解了。圈子可以通过自己成员的人脉以及相关的活动，增强社会影响力。比如，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每到一处，地方的主要领导都会出来接见。这对于中国富豪们来说，极具现实意义。   　　4   　　涸泽之鲋，相濡以沫，相煦以湿。面对不确定的市场和政治风险的时候，富豪们同样十分脆弱。郎咸平在广东卫视节目中评论联想与泛海集团的结盟时说，中国企业家们最后不是走向专业发展的道路，而是越来越向“传统美德”靠拢，有钱挣找兄弟，有困难也是兄弟帮忙，而不是找银行等专业机构。   　　批评固然有理，但银行不是活雷锋，那些带有浓厚垄断色彩的银行更是只愿意锦上添花，而不愿意雪中送炭，除非你是国有企业，有政府背景。所以，巨人蒙难时，史玉柱靠老朋友的奥援，绝处逢生，别开生面；蒙牛遭困时，牛根生也只能靠他的兄弟度过危机，而非银行，虽然，银行拒绝援手的理由可能很充足。面对制度性羞辱，抱团取暖，共抗风险，也是富豪们爱结圈的一个重要理由。新近在创业板上市的华谊兄弟，正好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演绎了一出中国式富豪圈的故事。如今一位活跃在多个富豪圈的企业家，数年前就说过：“我们几个（注：都是如今鼎鼎大名的富豪们）现在相互持股之外，如果发现新的机会，也会一起去投资，这叫有福同享利益均沾，共谋发展。”   　　如今圈子里的富豪们，虽然都是在各自领域的出类拔萃者，但他们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维系既得利益方面的团结一致，更是要争取尚未得到的利益上的团结一致，发展的意识已经取代了垄断的传统。   　　5   　　影响不仅仅是各自的商业利益。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一书中说，自1990年代以来，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构成了一个拥有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社会群体，他们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如在1990年代中前期施行经济紧缩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另外，他们影响着社会公共舆论和话语形成。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如今的富豪圈更多地体现出这样的特征来。   　　但是，财富阶层的这种影响甚至绑架公共政策的能力，并不能保证他们一定就是强者，也无法保护自身的权利不受侵害。   　　在中国历史上，针对财富阶层，发生过太多的变故，无论是敲诈勒索，还是公开掠夺，抑或是低价赎买。典型如本刊《中国商圈百年流变》中所描述的，乱世中国富豪们的命运，即便强大如上海总商会的大佬们，他们在乱世之中纵横捭阖，与市场博弈尚有获胜的机会，但在与政府强权以及其他政治力量的交往中，虽是国民党政权的主要财政支持者，仍未逃脱各种政治力量的巧取豪夺，最后覆亡。旧中国上海总商会大佬们的教训，其实不外乎两条：乱世没有法度，以及政治力量对私有财产的肆意掠夺。   　　现实的教训同样残酷。虽然社会稳定，但在中国国有与民营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尤其是国有经济掌握了社会最大的资源，并号称代表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时候，经济领域政策的任何风吹草动，受伤害最大的总是民营企业。远的如铁本事件的主角戴国芳，近者如东星航空和兰世立，以及日照钢铁和杜双华，他们和企业的命运，并不由他们自己来做主。尤其是当他们的利益，即便是合法利益，与国家宏调政策或长远利益不完全一致时，他们的权利就得不到尊重。物权法发布之后的兰世立和杜双华的故事，折射的是国家强权的傲慢，以及利益冲突中社会和公民权利的被怠慢和轻忽。   　　类似这些的变故，足以给如今的富豪们留下心理的阴影。   　　“从我们家来说，我爸妈是旧社会的富二代，但后来成为贫一代。我就是贫二代，但改革开放后我又成为富一代。我的孩子就是富二代，但等他五十岁时没准又成了贫一代。”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对《中国周刊》记者的这番表述，可谓是对这种心理阴影的点睛之笔。   　　6   　　乔治·威廉姆斯在《世界商业史》一书中指出：商业的发达有赖于政治的稳定与私有财产制度的规定。在威廉姆斯看来，解决冯仑等富豪的担忧，需要从制度层面对私有财产权利的确认和保护。这一点，这几年最大的成就，就是物权法的出台。物权法在第一编第一章中规定：国家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是在法律上对改革开放以来诸多既有制度的确认，有利于让人们尽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进一步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法律和制度的规定，让财富阶层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在现实中，更需要的是对这种制度的尊重，尤其是国家权力机构的尊重和坚守，确保这种制度的完整性权威性，即便在非常情况下，也要尊重和捍卫这种制度。否则，损害会最终从个体扩展到整体。因此，这种制度必须内化为普遍接受的社会心理，尽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看，精英结盟，抱团取暖，并以各种力量最终影响政策走向，可能更是财富阶层选择的一种无奈也是现实的解决方案。     　　（本文是为2009年中国周刊的一组报道《中国式商圈》而写，因故未能刊发。后来《中国式商圈》一组报道经过整理，由出版社以《中国式富豪圈》为名出版发行，此文得以正式发表。） 上一篇： 身教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8)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摘要： 管制仍然存在，针对体制的重要议题会被删除，但吊诡的是针对个人的攻击和诽谤，却不受约束。如是一种倒置的景观，造就中国式互联网的病症：该获得的自由仍是部分的，不该越界的自由则是肆意的，全方位的。 对于一个阶层断裂、社会溃败趋势日益明显的社会来说，网络运动的崛起是必然，而民意表达的热切当中夹杂着情绪化和非理性，恐怕也是中国大陆当前及未来必须面对的阵痛期。 迎接更美好的社会，塑造共同善作为一种公共理性，则亟需将这种隐约可见的弱联系实体化为一个个公民自治的价值共同体组织，实现公民之间的强联系。此种强联系的训练，将有效地为一个社会的变革提前做好准备，否则网上的撕咬混战将会延伸为现实世界中的暴戾悲剧。 微博或进入倦怠期： 从弱联系走向强联系不可阻挡     彭晓芸 一位作家在新浪微博写道：「部分新闻自由，已在微博实现了。」 可以说，他说的是部分实情。台湾朋友曾经问过我，你们坐在一起谈论政治，会被告发或修理吗？我被这位朋友可爱的天真逗笑了，不得不拿微博当例子，跟他说，别说是坐在一起聊聊政治，就是在微博公开地、实名地批评执政党，这些言论也是畅通无阻的。这种批评的声音，几乎每个上过微博的知识分子、公民都或多或少地发出过，刻意与普世价值唱反调的职业网评员，或少数极端国族主义者除外。 官媒迟来的表态 就是执政党本身，也意识到必须正视微博时代的民意表达。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本月14日发出一组「继续为微博背书」（人民网舆情频道主编祝华新在微博推荐这组文章时语）的评论文章，这组名为〈微博，干群关系新「变量」〉的专题以两篇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已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在信息管道众多的情况下，你不能通过权威途径客观、及时地对外公布，就可能有人通过其它途径歪曲、虚假地公布，并调动起整个社会的情绪。征询民意是成本低、范围广、易于说真话的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与机制之一，确认这种形式是对社会力量的尊重。」 《人民日报》站在官方立场，从更新社会治理手段的角度劝诫官员调整心态语态，适应网络时代的话语方式，甚至提出「把微博的互动管道制度化，成为政治沟通的必要制度安排。」官媒发出这样开明理性的声音值得赞赏，但姗姗来迟的表态，赶上了微博已经开始进入倦怠期，远远没有央视播出讨论「微博的伦理底线」节目时遭遇的攻击、谩骂的激烈回馈了。 无论是《人民日报》从官方立场出发，建议政府部门重视微博传递的民意，还是央视讨论微博的伦理底线，其实都是一个问题的多视角阐发，两者并举、同时成为议题并无不可，但在日益积怨的社会情绪里，后者是说不得的，一触即发。 微博上的「小文革」？ 此类极化思维，某种程度上也导致微博生态有恶质化的倾向。近期，微博上针对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贺卫方、于建嵘等人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这些非观点之争的人身攻击和诽谤，将致力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拉入一个类似文革话语系统，一个个匿名ID几乎不受限制地贴着大字报，无需为自己轻佻的言论承担责任，让这群意见领袖是否要对此争辩，陷入两难境地。 而对于攻击者来说，只要达到干扰、分散注意力的目的即是网络战争的胜利，他们甚至打着求证的名义散布各种诽谤言论，只要让人对这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打上问号，便可削弱其号召力和影响力。 曾经乐观地提出「围观改变中国」的评论人笑蜀在微博意兴阑珊地说：「关不了围脖，但可关人；关人无须自己动手，一个暗示，民团力量足够；枪打出头鸟，定点攻击狼群战术，莫须有，让其百口莫辩越描越黑，即围脖（微博）小文革。于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不玩围脖，埋头写长篇。」 “微博小文革”——笑蜀的喟叹大约不是个别人的观感，这有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  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言论箝制，民意无处抒发，而微博是有技术革命意义的公共平台，提供双向流动的扁平化话语空间，匿名更可肆无忌惮宣泄各种激愤情绪。当然，这不成为要求互联网走向全面实名的理由，但也在对网站的管理者提出小区自治的考验，当google+、twitter已有成熟的网络小区公约的时候，中国的网络媒体仍在纠结于小区规则是不是等同于专制、控制等打压措施。这样的矛盾心理和命题紊乱，导致了一道奇特景观──西方很多网站反倒在感叹中国的网络开放、自由，竟然可以肆意地贩卖他人隐私，造谣诽谤而无需负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管制仍然存在，针对体制的重要议题会被删除，但吊诡的是针对个人的攻击和诽谤，却不受约束。如是一种倒置的景观，造就中国式互联网的病症：该获得的自由仍是部分的，不该越界的自由则是肆意的，全方位的。 散沙民意  未能凝聚 恰如汉娜‧阿伦特论证过的，极权将导向一种人性的变异，但假设我们具体而微地考察，则发现是长期以来公民教育及逻辑思维训练的匮乏，导致公共理性难以养成。这是往前追本溯源的一个说法，而另外一种视角，则是面向未来的，网络上的情绪化和非理性如何走出困局，成为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社会力呢？ 温州动车事故时，微博舆论的沸腾有其效应，对当事人而言，舆论的压力被官方吸纳后，的确可能让受害人的利益获得更大的保障，诸如赔偿金额的攀升，以及调降动车车速。但相对于希冀追究体制之困的外围人士来说，一盘散沙的民意未能凝聚起变革社会的中坚力量，下回再遇同类事件，将一切从头做起，未能在标志性事件取得的成果上持续推进。 如果不能清晰界定网络人格和现实人格存在差异，如果不能摆脱网络依赖症般的宣泄迷思，那么，正如温州动车事故一片咆哮和沸腾之后很快归于沉寂那样，网络上的民意也许某种程度上为官方所吸纳，但是于民间社会而言，却难以留下扎扎实实的社会网络和基层自治组织，培养起自治能力与公共理性。 正因为如此，仅由官方提出将网络民意制度化是远远不够的，恰如广东也曾经将网络问政搞得风生水起，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民意吸纳，其思维模式仍然是管制思维，而不是真正开放社会空间，让鱼龙混杂的民间社会通过切实的博奕和自发组织，最终实现有效自治。 线上的有限开放如何延伸至线下？ 温家宝总理近日关于政改的发言中，就明确提出基层自治的概念，以及由党内民主而及党外民主等5点政改主张。而今年7月，广东省通过一项官方决议，明确提出要「从万能政府变有限政府，鼓励成立大量民间组织，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思路值得大为赞赏并加以实施，但遗憾的是，在维稳控制一切的体制下，这样的治理方略似乎仍停留在表述层面。 对于一个阶层断裂、社会溃败趋势日益明显的社会来说，网络运动的崛起是必然，而民意表达的热切当中夹杂着情绪化和非理性，恐怕也是中国大陆当前及未来必须面对的阵痛期。 迎接更美好的社会，塑造共同善作为一种公共理性，则亟需将这种隐约可见的弱联系实体化为一个个公民自治的价值共同体组织，实现公民之间的强联系。此种强联系的训练，将有效地为一个社会的变革提前做好准备，否则网上的撕咬混战将会延伸为现实世界中的暴戾悲剧。                                     《旺报》2011/9/18  《陆媒新视界》专栏    

2011年09月19日 15:45:19 　　   　　内地军旅歌唱家李双江的幼子李天一无证驾车，且口出狂言滋事打人，最终被北京警方以构成寻衅滋事罪收容教养一年。   　　这样的一个处理，令人诧异。按警方的公布，李天一现年不过十五岁，即便其再早熟，也不过是一个懵懂莽撞的少年。既是未成年人，当然容易冲动犯浑，再加上李天一平时就仗着自己有个将军的爹，耀武扬威惯了，情急之下血脉贲张就更加收不住挥出去的拳头。打人伤人当然不对，但毕竟还是小孩，纵使李天一再顽劣，只要他真心悔过，总还是要给个机会。但北京警方如此处理，势必将在李天一的人生记录上留下永远无法洗掉的污点。对一个大好年华还未到来的少年来说，警方这是在毁他，还是在帮他？   　　警方自行认定有罪   　　北京警方没有详细说明李天一如何寻衅滋事。之前的一天，还传出消息说，李双江夫妇和被打者夫妇就李天一打人一事达成谅解，被打者明确表示，接受李家道歉，并不会就此事起诉李天一。但是转天，北京警方就宣布对李天一的收容教养已经开始执行。   　　这很令人奇怪！本着民不举官不究的基本原则，此案照常规应由当事双方私下协商解决。但是，在既没有原告，也无公诉人，更没有法院审理宣判的情形下，北京警方却自说自话地认定李天一的行为构成了寻衅滋事罪。   　　北京警方的依据是《刑法》第十七条第四款。该条款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显然，北京警方认定，李双江夫妇之前对儿子管教无方，之后也无法有效管教，当然只好由政府收容教养。不知北京警方做出决断之前，有无和李双江夫妇沟通，更不知北京警方凭着什么就认定李双江夫妇不愿或者无法管教李天一。如果仅仅是因舆论揭示李双江以前如何溺爱幼子，警方就做出上述判断，未免失之轻率。   　　内部文件抵触法律   　　其二，从司法程序讲，北京警方凭什么认定李天一有罪？据警方公布，在审查中，李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综上，李某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犯罪”。据此可知，北京警方是以公安机关的身份对李天一的行为性质做出了判决。根据《刑事诉讼法》总则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就算李天一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北京警方作为执法机关，没有权力，更没有资格擅自确定其是否有罪。李天一是否有罪，公安机关说了不算。只有法院通过审理形成的最终判决，才具有定性是否有罪的法律意义。   　　不过，北京警方如此作为，却是内地处置少年犯罪的一般惯例，其依据的是公安部内部文件。公安部在2006年颁布的《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工作规范》中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法制部门负责办理收容教养案件，县级公安机关法制部门负责审核、呈报收容教养案件，省、地两级公安机关法制部门负责审批工作。可以说，当前的收容教养制度，公安机关集办案、审查、决定、复议权力于一身，审批机关与办案机关皆为公安机关。   　　至此，可以清晰地看明白，北京警方一条龙式的执法和判决，虽然合规但却有违法之嫌。这其中的“规”，指的是公安部文件规定，早在1982年，《公安部关于少年犯管教所收押、收容范围的通知》就规定：“对确有必要由政府收容教养的犯罪少年，应当由地区行政公署公安处或省辖市公安局审批。”之后，公安部对有关少年犯罪还陆续颁行了3个文件，但在内容上却始终强调公安机关对少年犯罪处以收容教养有完整和绝对的权力。   　　尊重法律最为根本   　　一个部门的文件和规定，居然与法律抵触和冲突，这本已十分滑稽；但更加可笑的是，这样的滑稽居然还就延续了30年，并且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在首善之区公然继续上演执法违法的闹剧；全国人大曾经宣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确立，在如此华丽光环下，公安机关的内部文件却大过法律，司法程序也可因内部文件而扭曲。所谓依法办案、依法判决，变成了按规办案、按规判决，或是按人判决。所谓的法治精神和司法独立，竟然被一个部门的涉嫌违法的内部文件冲击得七零八落。如此情形，公民人权又何以得到保障？这不令人觉得荒唐和可悲吗？   　　透过李天一案会发现，中国距离真正的法治国家真的还很远。要建设法治国家，关键的基础是要尊重法律，要把法律当成天一样大。但反躬自省，类似收容教养这类的执法违法现象，不一而足，这足以令当政者深思和警醒。   　　 上一篇： 未卜先知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3)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http://tech.hexun.com/2011-07-22/131680324.html 和讯网 > 科技 > IT 经理世界 7 月刊 > 正文 CIO 的未来十年 2011 年 07 月 22 日 14:46 　 来源： IT 经理世界   　　 C 时代，企业的信息应用模式面临一场重大变革， CIO 们需要重新审视原有的信息利用能力、内部 IT 的应用模式，在未来十年重构 C 时代的信息利用模式。 　　 “ 我觉得我要改变点什么！ ” 广汇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仲强走出三亚喜来登酒店，酒店内 “ 中国优秀 CIO 十年聚首活动 ” 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刚听完几场演讲的仲强带着一脸兴奋。 　　 “ 过去我一直在按部就班部署 ERP 系统、 CRM 系统，以后可能不会这么做了， ” 仲强说， “ 有了 Twitter ，美国学生现在甚至都不看邮箱了，人们消费 IT 的模式正在发生改变！ ” 管理企业 IT 资源的 CIO 是最敏锐的人群，他们的思考和变革将直接触动企业的商业流程乃至商业模式的变革。是什么引发了仲强们的思考？ 　　 C 时代，什么变了？ 　　 “ 看看最近几年的变化吧，移动互联网、 社交网络、电子商务、云计算、物联网等个人 IT 消费方式以及企业级新兴 IT 应用技术不断涌现，就是原因所在。我们将这个时代称之为 C 时代。 ” 《 IT 经理世界》杂志社社长黎争在此次聚会中分享了他的观察，这也是本次活动被 CIO 多次提起的 C 时代。黎争提醒说，在这个时代，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永远在线，无线互联。来自各个渠道的信息实时互动，分享不分昼夜随时发生，这将是一个信息海啸的时代。 　　在科学领域，用熵（ entropy ）表示体系混乱程度，体系越混乱，越无序，熵值越大。如果把地球看作一个孤立体系，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熵不断增加的过程。 C 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熵值最大和熵增速最大的时期，这个大的封闭系统有很多自成体系的子系统，谁能够使自己的子系统里参与碰撞的微观个体越多，碰撞的频率和信息的交互越复杂，那么谁的子系统里熵值就越大，熵的增速也越大，相应的，可转换的商业价值就越大 —— 这就是 C 时代的 “ 高熵效应 ” ，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商业规则。 Facebook 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是世界上目前一个公司所能搭建的最大熵值的子系统，也是碰撞和交互最频繁最复杂的子系统，也是世界上熵增加速度最快的子系统。 　　某些敏感的传统企业正在通过云计算走向商业模式、商业流程的创新变革，九州通打造了行业的云平台，让上下游都可以共享来自这个平台的信息服务。九州通 CIO 田超波瞄准的则是他的美国同行榜样 —— 通过对供应链上的信息的快速处理获取利润，通过大规模的走量处理获取收益。 　　 “ 传统企业在 C 时代将面临从供应链到生态圈的变化。 ” 黎争指出。在原有的商业运作模式里，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在供应商 — 企业 — 渠道商 — 零售商 — 消 费者之间流转。在 C 时代，企业的生态环境将会急剧变化，从供应商到企业这一链条仍以 B2B 的模式存在，不过传统企业将服务和产品输送到消费者的链条大大缩短，企业通过社区平台、 B2C 平台、综合平台等多种方式直接与消费者发生互动，在这里与消费者发生的 “ 高熵效应 ” 进行得越充分，企业越能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为了搭建这一新型的生态圈，企业需要让生态圈里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快速流动起来，形成一个运作良好的商业生态圈。本质上，在 C 时代中，消费者使用信息的方式的改变、企业运作流程的改变等等，企业亟需重构信息的利用模式、重构企业信息化的建设模式。 　　不过，重构并不容易。在 C 时代，所有的企业都将逐渐走出原有的封闭系统，走向社会性企业。 “ 为了迎合这一趋势，公司需要逐步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 ” 北京大学副教授胡泳认为， “ 并且要随着社会的运行速度，将自己变得更加敏捷才能保证自身的生存。 ” 　　不过，他同时指出，旧有的等级制结构无法迅速处理信息，因为现在每日每时都需要做出商业决策。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公司必须从下到上，将原有的等级制让位于自组织。这意味着，控制和决策不再单纯来自于上层，个体的团队必须被赋权实践。自组织不等于混乱和无政府主义，也不等于完全缺乏计划。而是需要设定全球目标，激发当地行动力。每个团队都须同时具有工具、动机和授权以成为最好的团队。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企业需要为各个团队提供各种平台、工具、新型的技术，以处理来自各个环节上的信息。 　　鉴于以上分析，企业对信息的应用模式即将面临一场重大变革。企业的管理者亟需重新审视原有的信息利用能力、内部 IT 的应用模式，以重构 C 时代之下的信息利用模式。 　 十年嬗变，走向何方？ 　　在 C 时代之前，我们需要观察过去的十年，企业对信息利用的程度如何，过去的十年给未来十年的会留下什么问题？是否需要做补救工作？ 　　在对数位 CIO 进行访谈后，我们可以勾勒出了一个基本的轮廓。 1998 年前后是一个初级阶段，企业对信息的利用首先是通过上线各种系统，做的是对财务信息、企业内部进销存的信息、企业内部办公的信息的管理，初步实现企业基本流程上的信息的管理。 2003 年是一个扩展应用的阶段，企业逐步将信息的收集利用扩展到企业上下游供应链，并注重搜集来自终端的客户资料，开始对各种信息进行数据的挖掘利用。 2007 年开始受到来自外界的各种冲击，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 SaaS 等商业模式和技术的发展，企业开始将信息的采集和利用扩展到外部，并进一步深化对企业产业链内信息的挖掘利用程度。 　　就整个行业而言，金融、电信等行业发展最好，制造业、房地产等行业对信息的利用则较为薄弱些。不同的行业应用的程度参差不齐。可初步判断，在 C 时代中，那些基础较好、反应最快的企业将首先抢占先机。 　　不过，有人认为，情况当然也没有那么糟糕。 “ 基础薄弱的企业也能迅速跟上 C 时代的变化。 ” 盛大的 CIO 米丹宁说，原因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基础软件的成熟度已经很高，企业的管理者可以充分利用外部的开放资源，建设企业信息化的基础信息化。 “ 事实上，复杂的是，如何应用新的技术与业务模式紧密结合， 创造新的应用信息的模式。 ” 他说。在本质上，原有的信息利用的程度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未来，谁能首先捕捉到这一时代的商业逻辑，谁就能在这个时代中抢占先机。 　　在下一个十年，企业将面临 C 时代带来全新的业务模式的变化：提供信息的人群扩大化（消费者、竞争对手、内部员工、内部管理者）、信息的来源方式多样化（手机、互联网；微博、人人网、论坛、新闻、第三方机构等等）、信息表现模式的多样性（除了文字，大量图片信息、网络新名词不断出现），为此，企业的 IT 部门的职能、企业 IT 的应用模式、信息的处理方式也应随之进行调整。 　　在未来企业里，企业亟需变革信息部门，它不应该仅仅是内部信息部门，而将成为一个跨界的部门，既要关注内部需要，也要捕捉外部的各种信息。 “ 过去，信息部门的角色是：为组织机构提供安全、可靠、有扩展性技术方案；提供综合的、良好设计的全套技术服务；保证系统运行质量；将信息体系的功能与组织经 营结果保持一致。 ” 美国道纳斯格罗夫市政府 CIO 吴量福说，他认为，未来信息部门的职能需要逐步扩展：帮助企业从 IT 中寻找新产品的开发，保持竞争优势； 建立组织机构与社会沟通的桥梁；信息部门由 “ 信息部 ” 转变为 “ 经营技术部 ” ；信息部门逐渐成为改革更新的动力源。 　　只有意识到并同时进行以上的变革后，信息部门才可能对企业技术资源应用的模式做出变革。 C 时代的来临，消费者提供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业务部门、公司高层等公司人群已经习惯于互联网上提供优质的个人软件的应用。所以，未来企业很难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建设 IT 系统，将这些系统强推给企业高层、业务部门、消费者。在面向消费者的 C 时代，企业的信息部门要按照消费者、内部客户的需要，推进每一个 IT 项目的实施、以构建友好易用的业务流程。这些流程背后的信息系统也要更为灵活，可以快速响应市场的变化。 　　为此，企业下一步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变革，企业需要在线上线下，构建一个完整的贯穿上下游的供应链信息，以应对消费者的快速变化、推出新的产品、改进服务的流程、推出不同的营销活动、制定不同的价格策略，以打造企业在行业内的竞争优势。在快消品行业以及服务性的行业里，这一必要性尤其明显，而 在资源型的行业，这趋势可能会慢一点才会完全展现。 　　除此之外，企业关注的信息内容也在发生变化，在 C 时代，互联网上的消费者信息的表现模式逐渐呈现多样性，大量的信息在互联网上产生。如何对这些包含图片、新奇的网络语言、表情等等信息进行分析，是企业需要关注的领域。如果可以深入挖掘微博的信息，就可以将微博与企业的产品开发结合起来，企业将变得更人性化更灵活。 　　过去企业对消费者信息的采集主要以文字为主，并且遵循着传统的数据录入的方式，但是现在这一方法已经行不通了。企业需要顺应 C 时代的变化，加大对各种信息的处理能力， 24 小时快速处理对来自各个渠道上的信息的采集速度、同时提高对信息的分析处理反馈的能力。目前不少公司开始基于这些平台，提供深 入的数据分析的服务，这些服务基本上以 SaaS 的模式提供，企业需要关注到这一趋势，对新兴的信息服务商的服务加以利用。 　　企业的管理者也该看到， C 时代的到来，更多的部门、更多的员工深入参与到对线上信息的快速处理中来，企业亟需对这些部门的员工在各种社交网络上的言论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以塑造一个统一的企业形象。 　　未来，对信息充分的利用的结果是什么？ 　　可以预见，对互联网上各个渠道的信息的充分利用，将会使企业在互联网上开辟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备受内外部客户欢迎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必定在未来十年的商业竞争中，最终胜出。 　 应用趋势，捕捉什么？ 　　影响未来十年企业的商业发展的技术是什么？ 　　鉴于 C 时代的信息特征，云计算、物联网将成为主要的驱动力。其次，移动互联网的企业级应用、社交网络上的商业智能（ BI ）、可视化技术等也将成为应用热点。未来谁能在考虑消费者的需求的前提下，将技术与业务应用紧密结合，谁就能真正赢得市场的青睐。 　　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副总裁姜海东认为，由于用户遍及全世界各地，京东商城可谓是实践云计算和物联网的典型企业。 　　过去两年，每天处理 2 万订单是京东商城的极限，现在它需要每天处理 40 万订单。京东商城通过数据分析判断出单的商品，并通过数据分析，提高对每一个环节的处理能力。同时，京东商城对 SEO 、 SEM 邮件营销和广告电子商务整个营销体系进行技术分析，以保证良好的使用效果。同时，京东商城开始在可视化配送上进行尝试，客户可以看到从下单到送达的每一个环节，电子商务的商务流和信息流真正结合在一起。 　　基于对整个供应链上的信息流、物流的把控，京东商城的库存周转天数在 12.6 天，远远低于传统零售行业的周转周期，在这种模式下，京东商城可以保持较低的运作成本，并且可以快速响应消费者的需求。 　　某些敏感的传统企业通过云计算走向商业模式、商业流程的创新变革，网游、医药、钢铁、教育行业开始出现面向用户的应用方式。盛大将原有的办公系统、知识管理整合到云里，让每一个用户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获取或者创造服务。在医药行业，国药控股和九州通都在致力于打造行业里的云平台，让上游的供应商、下游的医院都可以共享来自这个平台的信息服务，基于数据的沉淀，过去单纯的医药物流配送商将会转向新型的信息服务商，在美国，它的同行通过对供应链上的信息的快速处理获取利润，通过大规模的走量处理获取收益便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在钢铁行业，无论是钢铁制造商、还是钢铁贸易商都在抢占行业云的先机。沙钢期望通过构建一个基于全行业的信息交换的云平台，将自己变为一个行业里的信息服务商。而各地的钢铁贸易商也在致力于搭建这样的平台。 　　看看教育行业，一些高校比如中山大学开始构建一个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和高校内部资源相结合的信息服务。通过对注册用户的信息的分析，它提供基于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学生不同的信息服务。 　　可以看到，真正强大的企业是一个开放的企业，它向内部员工、上下游合作伙伴、甚至竞争对手提供新型的信息服务。这样的开放，最彻底的当属互联网企业，淘宝通过开放平台，吸引更多的开发者为它的买家和卖家提供服务。接下来，凡客、麦考林也将逐步计划走向开放的平台，这一趋势也暗合了一点，在 C 时 代，谁能通过技术构建自己的子系统，使自己的系统产生 “ 高熵效应 ” ，谁就能获取最大的利益。 　　与此同时，新兴的技术也是商业的驱动因素。比如对企业级的移动互联网的应用，苏宁通过移动互联网，让每一个配送员都可以搜索离自己最近的配送的客户、找寻最优的到达路径。比如社交网络上的商业智能的应用，某些电子商务公司、房产中介、公关公司等开始尝试使用新兴微博营销商的服务，挖掘在新浪微博上的信息。可视化的技术也是应用热点之一，手机的大规模应用，使得这一应用成为可能，企业开始寻找通过手机拍照、视频等方式获取来自终端的信息。在燕京啤酒、鲁花等企业这一应用正在零售终端大规模使用。 　　鉴于未来的十年，商业技术的发展还在急剧演变，未来仍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类似于微博这样的应用是否明年后年就出现很有可能。为此，未来谁将胜出，将首先取决于：对新兴商业的把握、判断是否有足够前瞻性；以及对信息充分利用、分析能力是否足够强；提供的服务是否足够好。这样的企业才最终在市场上 胜出。 　 挑战何在，如何破解？ 　　看上去很美好的十年，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十年。 　　与过去十年遇到的问题一样，新技术新措施的效果可能会因此大打折扣：业务与公司战略融合不足、原有的 IT 流程不够标准化等等老问题都是阻碍的因素。 　　就这一层面上的问题而言，首先 IT 资源的管理者 ——CIO 亟待转型， CIO 将不仅仅是 IT 部门的负责人，他需要上升到战略层面思考问题，并对企业利用信息的方式、技术手段、产生的风险等等进行综合评估。 CIO 需要重新审视原有的企业 IT 治理程度，并将根据商业环境的变化随之做出调整，以解决上述老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 CIO 会出现分化。 “ 这首先取决于 CIO 自己， CIO 如果很活跃，他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变化趋势。 ” 米丹宁说。他认为，与互联网公司不同，传统企业里的 CIO 需要具备更多的预见性，并将新应用、新技术、新趋势的发展传递给企业。 　　除了老问题，未来更变幻莫测的商业环境也是挑战之一。 “ 未来十年是企业的商业环境急剧变化是十年，比如医药行业在进行洗牌中，在这一行业里的业务将逐步走向集中，在这一行业里，最终生存下来的是少数几家大企业 ” 。九州通信息技术总部部长田超波说，如何在残酷的商业环境中，找到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技术应用模式，是他面临的最大挑战。 　　而某传统女鞋企业的 CIO 表示，传统企业要完全融合 C 时代的发展，充分利用新兴的技术，并且将其发挥到极致还有一个过程。这家公司目前正在开始在自己的官网上进行电子商务的业务。这也是大多数传统企业目前的状态，开始接触互联网开始探索电子商务，对于信息的利用、并且优化原有的商业模式还需要一 个过程。 　　 “ 其实 CIO 要提高商业领悟能力并不难， CIO 的背景让他本身具备系统看问题的能力，只要多看多想多观察，就可以逐步具备商业能力。 ” 顺利从 CIO 转型的江苏省名味清坊特产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甲佳说。在某种意义上， CIO 需要提升自己对全球商业的关注，并且通过持续关注，发现商机或者危机， 并通过信息技术给业务部门更多参考意见。 　　 “ 过去的十年是厂商驱动 IT 、技术驱动应用的十年，未来将是消费者驱动的十年，本质上未来十年也是业务驱动的十年。 ” 仲强说，如何根据业务的需求，进行灵活的信息技术的布局，是他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何把握、捕捉 C 时代的变化，并进行相应的变革，是这一时代 CIO 面临的共同问题。 　　未来的挑战，没有统一的破解方法，不过， C 时代已经在引发企业管理者、 CIO 的思考，这已经是很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