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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说不清什么是云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抢云上的钱!

http://epaper.xkb.com.cn/view.php?id=863502 说不清什么是云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抢云上的钱!  新快报 日期:[2013-05-25]  版次:[B01]   版名:[马桶周刊]             在互联网的天空下,每个人都在谈论云。          云不在空气里,云在由数据、软件、服务构成的世界里。          在那个世界,我们索求之物以我们为中心,无时不在又无所不在,远在天边又近在手边,不求拥有又应有尽有。          按《经济学人》的说法,人类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夜。其核心内容是云计算、3D打印、工业机器人、网络协作化生产服务。         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为云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前提,软件开发和应用服务为云时代的成熟输送着营养。一旦网络与生活形态无缝链接,商业模式、工作方式、知识传播和社会面貌将随之一新。谁能在云的世界里找到位置,谁就能抢到未来的钱,并改变财富分配的方式。          世界在云里,你我在云端——那个“人云亦云”的新世界还有多远?未来学家皮特·科克伦说:只需十年。          什么是云?         马云(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 云计算最后会是一种分享——数据的处理、存储、分享的机制。不要小看这种机制,它有颠覆性的能量,是大势所趋。          傅盛(金山网络CEO) 云是信息的聚集地,它虽离你很远,你却能随时随地感受到它。          李学凌(多玩游戏CEO) 云就是利用网络,把所有的的存储、计算、关系都尽量放在服务器端。         胡泳(北京大学教授) 云就是网络时代的公用设施。它像水一样,拧开龙头就会来,用多用少是你自己的事;它像电一样,可以按时按需购买;它像公交和通信一样,由别人管理,你只需使用即可。          林仕鼎(百度云首席架构师) 云就是一台随时可访问的大计算机,有着无限大的硬盘和超强的CPU,永不关机。对用户来说,云能帮他存储和管理所有的数据。对企业来说,云能随着业务的拓展而自由伸缩,并免于维护和管理。          李开复(创新工场创始人) 所谓云计算,就是要以公开的标准和服务为基础,以互联网为中心,提供安全、快速、便捷的数据存储和网络计算服务,让互联网这片“云”,成为每一个网民的数据中心和计算中心。云计算提供了最可靠、最安全的数据存储中心,用户不用再担心数据丢失、病毒入侵等麻烦。         洪波(独立IT评论人) 云时代简单概括就是:将来我们买一台上网设备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它可以方便地上网,设备本身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件,它要做的一切就是打开浏览器去访问互联网,让云端来实现一切信息处理和存储。         韩松(科幻作家) 云就是混沌,意味着不可控,不可测度,最终导致世界的崩溃,或者均质化,热寂。云让不少科幻作家最易联想到的是蘑菇云,一切消灭掉。云是虚无。云也是有序化,它是原子中的电子云,是遍布宇宙的星云,是孕育万物和生命的摇篮。理解了云就理解了生和死。在未来某个时期,我们可能会摆脱掉肉身束缚,成为一种云状的生存。那叫“人云”。         陈楸帆(科幻作家) 如果用生物来做比喻,PC时代的信息处理就像每一个个体的人,通过感官接受外界刺激,通过大脑处理信息,通过身体输出反应。而在云时代,更像是Starship Troopers里的虫族结构,每只个体接受到的刺激传输到无比强大的母虫大脑进行处理,再将结果返回到个体端。在解决了延迟问题后,两者在个体现象层面上看不出区别,但从更大尺度的整体来看,每个个体获得的运算能力可以接近无限。而母虫则得以通过分析海量数据的模式,更高超地反馈、服务或者操控每一个个体乃至整个社会结构。这是信息时代的协同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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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蛮子 | “放心米”,多少恶假汝名以行

作者: 苗蛮子   继道滘镉超标米粉事件之后,东莞再度曝出有大米品牌镉超标:日前,省食安办通报抽检出的31批次镉超标大米名单中,有一款来自东莞长安的“莲峰牌金至尊米”,生产单位是东莞粮食局长安粮食管理所。记者调查发现,该款大米曾在2012年被广东省粮食行业协会列入第四批“放心粮油”名单,被评为“放心米”。 由一个貌似专业的粮食行业协会评出的“放心米”,原来竟是长期食用会致人骨质疏松症的“镉超标大米”,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在这个盛产“黑色幽默”的时代里,我们总是惊异于一些语词的毁掉和变异——它们往往要“反着读”,你或许才有可能逼近真相。比如,这里所谓的“放心大米”,用一些帮闲专家的说法,或许就是“镉对人体的伤害并没有达到令人恐慌的地步”;而用一些黑心老板赤裸裸的说法,则大约等于“吃不死人”。 如此“放心大米”,到底是怎样炼成的?虽然按申报标准,有一二三四等等眼花缭乱俨然严格的条款,比如“产品各项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不含任何违禁物质”、“企业已建立完整的质量管理、质量监督、质量保证体系”云云。然而,从此次长安“莲峰牌金至尊米”镉超标事件中,我们难免这样揣度:“放心大米”的评选,恐怕更像是一种权钱勾结的游戏。要不然,一种堪称“慢性毒药”的大米,何以堂而皇之地混进了“放心粮油”名单,并被广而告之? 从记者的调查来看,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虽然“莲峰牌金至尊米”在去年10月底未通过复审,但该产品到底是检测不合格还是自动退出复审,经办这次复审的省粮协和省质监粮油监测站的两名负责人,再现了我们所司空见惯的回应姿态:踢皮球、挂断电话后再也不肯接听、以手头没有资料为由“说不清”等等,如此闪烁其词、遮遮掩掩,已然有些做贼心虚的意味了。 省粮协的“放心粮油”,与时下满天飞的“著名产品”、“名牌(名优)产品”、“免检产品”等等评选,一道见证了我国品牌评价秩序的混乱。在规则不规范、程序不透明、监管缺失的语境下,这些评选因其所具有的官方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为政府的一种变相担保行为,乃至成为问题企业、问题产品的遮羞布。从这个角度言之,当“放心大米”出现问题,也就意味着评选机构的担保失败。省粮协有责任做出回应,解释评选的具体过程和标准,检讨其中是否存在漏洞,而不是躲猫猫了事。 何况,在此次长安镉超标大米事件中,省粮协在某种程度上还充当了“帮凶”的角色——省粮协将镉超标的大米品牌评为“放心米”,无异于给涉事企业做了一次虚假广告。这种“广告”的正负效果是显然的:一方面,该款大米被评为“放心米”后,价格上涨,这意味企业获利不小;另一方面,又因为这种大米镉超标,损害人体健康。因此,省粮协作为这种“虚假广告”的制作者和发布者,还有可能要付出相应的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 类似“放心米”这种变异的评选行为,所造成的结局是多输的:忽悠、坑害消费者不说,对于一些企业而言,不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而热衷于走捷径花钱买头衔,终究为消费者抛弃;而消费者选择“放心米”,并不是出于对产品企业的信任,而是信任省粮协那点可怜的所谓专业和权威,而当“放心米”屡屡让人不放心,我们不禁要问:类似的评选还有必要继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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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 | 抗议信

看到新闻,有中国留学生不满意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而写抗议信,第一反应是:为何在一所美国的大学毕业典礼上,要提到中国? 于是找到原文,原来是作为演讲嘉宾的拜登鼓励毕业生们要有自信,不要担心“中国人要来吃大家的午餐了”,也就是要来抢饭碗。看来美国人的危机意识真的很强,尽管中国一直强调,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从拜登的讲话可以看到,至少在他看来,来自中国的竞争简直势不可挡。如果不是有这种担心,也就不需要在毕业典礼的正式讲话里面,特别把中国挑出来。 不过有这种危机意识的肯定不是拜登一个人,我还记得几年前的一部美国电影,讲述Facebook的故事,一开场,男主人公就用一系列的数据说明,中国人抢走了多少工作职位,美国人快没戏了,而当时,他正在约会。 如果说美国人是因为危机意识,身为中国人的我会觉得,这样的担忧是不是有点夸张?毕竟中国虽然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是要吃掉美国人的午餐,至少在现在,只不过是一种过度担忧。当然,被美国人看成是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也是一件好事,至少说明了中国在不少美国人,或者准确一点来说,美国政府心目中的位置,毕竟拜登是副总统。 那么拜登到底说了啥,让一名中国留学生义愤填膺?原来在拜登列举了美国在创新能力方面的一系列优势之后,说了这样一段: “在一个你无法自由呼吸的国家,你就无法创新思考;在一个你无法挑战正统观念的国家,你也无法创新思考,因为改变来自于对正统观念的挑战。”“You cannot think different in a nation where you cannot breathe free; you cannot think different in a nation where you aren’t able to challenge orthodoxy, because change only comes from challenging orthodoxy,” 这不仅仅是指中国,而是指所有存在这些问题的国家。是不是正确?有趣的是,生气的中国留学生表示,不想在文章中谈论,因为他担心,这篇在中国国内发表的文章,会因此而被删除。他甚至感谢有网友把拜登的演讲视频放到了国内视频网站,因为他很清楚,国内的网友们看不到Youtube。 但是他很愤怒:“我认为拜登应该为他的不恰当言论道歉,他在毕业典礼上面对至少数百名中国人发表了那些评论。这是一次羞辱的经历,一场毕业演说为何会变得这么政治化?” 是否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觉得被羞辱了?每个人的感觉不同,我看到有参加毕业典礼的中国留学生觉得,没什麽大不了,就事论事罢了。但是也有在现场的韩裔美国学生为中国留学生们打抱不平,他在校报发表文章,认为拜登的言论选择的时机和地点很不恰当,尤其是在谈论自己对中国领导人的观察的时候,他说他注意到周围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表情表现出来的不满。 不谈对错,也就封住了反省和思辨和讨论的大门,剩下来的,只有情感的站队选择。当然,这也是这位同学的权利,不过我也很好奇的想知道,那些签名的学生,是因为对错,还是因为情感和立场?当然,很多人一直觉得,就算国家再有错,也不能让外人公开评头论足,那是对自己的羞辱。 不分对错,只讲立场,其实就是没有原则。 撇开这点,留学生懂得用写投诉信和征集签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和不满,倒是个好习惯,不知道是不是美式教育的结果。只是希望,这样的习惯不是经过了斟酌之后的选择性使用,毕竟大家都知道,要求美国副总统道歉,那是没有任何风险的。那如果有风险,还会如此较真吗? ——————————– 补充: 1。拜登的讲话,被英国卫报评为本周美国大学毕业典礼演讲最佳,当中对毕业生最有用的建议是:”Don't listen to the cynics. They were wrong about my generation and they were wrong about yours.” “不要听那些愤世嫉俗的人,我们这一代,他们看走眼了,对你们也一样。” 2。拜登在演讲中引用了乔布斯的think different,这个词有时被译作“不同凡响”,有时也被译作“另类思考”,也有人用”创新思考“。再比如cynic,中文可以解释为犬儒,愤世嫉俗,或者讥讽。 一直觉得中文翻译很有意思,同一个词可以翻译出不同感觉,正面积极或者负面消极。有点危险。 这是演讲视频,自己听自己判断。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xMzk3NDI4.html 3。说到翻译,因为中国留学生对于“nation”的理解产生愤怒,认为歧视中国人。于是出现不少解释则这个词的文章。经济学人上的这篇博客最详细,从政治学角度,从历史角度,从欧洲的理解等,指出nation不是指民族,而是国家。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johnson/2013/05/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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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媒体人程苓峰卖微信广告赚钱 自媒体是知识精英商业化?

http://ndnews.oeeee.com/html/201305/14/59772.html 媒体人程苓峰卖微信广告赚钱 自媒体是知识精英商业化? 2013-05-14 15:08:56     摘要:程苓峰以“一天一万”的价格出售“云科技”微信公众账号的广告位,第一批已有 9 单广告到手 13 万。这一消息引发业界讨论,有人认为自媒体商业化可以使知识精英专注于内容的生产和研究,有人则认为自媒体的商业化之路走不长。   今年 1 月 28 日,在独立运营 5 个月后,程苓峰以“一天一万”的价格出售“云科技”微信公众账号的广告位; 21 天后,程苓峰通过微博发布信息:“已有 9 单广告到手 13 万,足够在中国任何山清水秀的偏远僻静的小镇生活了”。据此,《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著名媒体人左志坚撰文:自媒体就是知识精英商业化,“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可以通过内容打造个人影响力,并以此变现,过上独立而体面的生活”。   知识精英是如何将影响力变现的呢?“线上打造影响力,线下变现”,知名新媒体研究者魏武挥说道,“利用公众账号也好、微博也好,内容都是免费传播的,这是打造线上影响力;要变现的话,就在线下,做讲座、做培训、做顾问、甚至为产品代言。”左志坚则补充了另外两种模式:一是做广告,二是对线上的内容进行二次开发,如印刷成书。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自媒体都可以像“云科技”一样实现商业化。《南都周刊》编委沈亚川认为,知识精英商业化只是针对 IT 和财经知识精英而言,而对于公共参与类型的自媒体来说,未必能商业化。   以沈亚川自己为例,他的新浪微博账号有 9 万粉丝、腾讯微博账号有 45 万粉丝、推特账号有 4 万粉丝,以及微信公众账号有 5000 订阅者,但他并没有将这些自媒体视为变现的工具。在他的眼中,媒体人必须尝试所有新的传播工具,而自媒体“都是小白鼠,养着玩,啥时养死了啥时算”。   对沈亚川的观点,魏武挥表示肯定。在他看来,“自媒体拉广告”是一种难以复制的盈利模式,“这种广告经常都是一种人情关系,含有面子成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并没有这种关系”。   那么,针对有能力、有资源将自媒体商业化运作的知识精英来说,自媒体商业化是必然趋势吗?自媒体的商业化又会对自媒体本身产生何种影响呢?   “肯定要商业化”,左志坚表示,“否则仅靠兴趣无法持续产出高质量的内容”。他认为,自媒体商业化后,知识精英可以专注于内容的生产和研究,而不仰仗体制的包养。而程苓峰也现身说法:商业化模式一旦走通,能激励更多自媒体生长,“百家争鸣,才会打破垄断,相互制衡,才可能有舆论之透明”。   相反,魏武挥则认为即使自媒体实现了商业化,依然走不长。他认为,自媒体团队的特征之一就是人员数量少,相比起买通一个媒体的高额成本,买通一个自媒体团队则显得成本低廉,“这样子就很容易丧失立场、很容易被利益打动”。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用了一个比喻赞同魏武挥的观点:“自媒体本身不可直接商业化,因为传统媒体中,编辑权与经营权两分,教堂与国家间,有厚墙存焉。在自媒体这里,这堵墙却不存在。”   自媒体商业化之路才刚刚开始,业界的讨论却异常热火朝天。或许对于方兴未艾的自媒体而言,现在讨论商业化对它会产生哪些影响还为时过早。正如沈亚川所言:“未来趋势,我目前还看不清,只能不断摸索。”   记者简介   程苓峰, 2006 年以一篇《生于 80 年代》引爆潮流,被视为中国媒体业新锐人物,“ 80 后”概念制造者。   对互联网业的商业模式、日常运营,以及产品创新三个层面都有积累。做过《中国企业家》杂志主笔,跟中国互联网领袖挨个讨教过。干过网易科技频道主编,作为资讯产品总监参与创建一起网,担任过腾讯网络媒体事业群战略投资总监,也是“云科技”博客联盟的发起人之一。   相关报道   今年 4 月 14 日,科技自媒体运营者程苓峰在接受《中国经营报》采访时称,他的自媒体“云科技” 3 个月赚了 20 万。   程苓峰所披露的信息主要如下:    1 ,他已经获得了 4 万名高端用户的关注,其中不乏很多 IT 企业的老板以及投资人。    2 ,前 3 个月拿到了 20 万的广告。虽然接下来广告可能会少一些,但每个月会有几万块的收益,程苓峰自认,这对于他来说足够了。程苓峰认为,每个月他只要有 1 万元的收入就可以做下去,而这样的收入对于他来说并不难。    3 ,这些广告并不是他找来的,而全都是“守株待兔”式地等到的。    4 ,他每天只工作 3 个小时。每天下午 2 : 00-5 : 00 , 3 个小时,是程苓峰为他的自媒体“云科技”安排的工作时间,他可能会看资料,与圈子里的朋友聊天,以及撰写那令 TMT 圈内人着迷的稿件。而其他的时间,他则用来爬山、打坐、看书、看碟。    5 ,程苓峰认为他的自媒体不存在道德底线问题。他认为:“因为云科技的内容主要基于产品,而不是基于公司,假如我有 30 个企业客户,每个月有一家企业给我投放广告,它的产品总是会更新的,所以不存在所谓道德底线的问题。” 6 ,程苓峰甚至认为自媒体们获得一两千万的收入没问题,“目前传媒市场上缺少的不是媒体,而且缺少真正做内容的媒体人,我相信,如果有 10 个云科技都在专注地来做内容,那么我们一定能拉动广告商在自媒体上的投放,以目前 IT 企业一两个亿的广告投放来看,自媒体最终切走 20% 的蛋糕,拿走一两千万没有问题。”   来源:南都网综合    作者:中大 – 南都网教学基地实习记者 曾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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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蛮子 | 政府逼迁企业:经济转型的负面样本

作者: 苗蛮子   这是一则让人有些五味杂陈的新闻:1994年入驻东莞麻涌镇协忠电镀城的13家港资电镀企业,如今在为期50年(个别企业60年)的土地使用合同仅履行了20年的情况下被通知搬迁。至于原因,当地官方说是电镀城环保不合格,而企业则称“政府想低价回购我们的地皮”。对此,麻涌镇政府称,并不存在逼迁,回购价也是参考周边地皮的价格制定的。 之所以说这条新闻有些“五味杂陈”,原因在于:将属于高排污行业的电镀企业迁离,大致也符合当地民众的环保利益诉求——这里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有电镀厂老板说此前“环保部门每年都会来检查污水处理情况,各项指标正常”,但在过往(或者现在)“环境靠边站,税收才是硬道理”、保护纳税大户优先于保护环境的地方发展逻辑之下,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大可存疑。 若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又未免不让人寄予同情。据介绍,当年这13家电镀企业被引进之时,“协忠电镀城所在地还一片荒芜”,如今,这里怕是当地政府盘算已久了的黄金地块了罢?为了所谓“腾笼换鸟”而获取更大利益,当地政府以环保不合格而整改又耗钱为由,要求13家港资电镀企业搬离,显然是一种赤裸裸的“过河拆桥”;而且,抛开“腾笼换鸟”的合理性不说,这里的“过河拆桥”,似乎还有些嫌贫爱富的意味。 当地政府此举,或许是为了所谓的“产业转型升级”。然而很遗憾,从中我首先体会不到“转型升级”的光环,而是一些地方权力所一贯表现出来的颟顸和霸道。我们常说,企业转型升级要面临“变革的阵痛”。对于这种“阵痛”,麻涌13家港资电镀企业的故事,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另一层意思——那便是,企业除了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之外,还要面临着公权力的打压。 一些企业反映,此前环保部门每年污水处理“各项指标正常”,企业“每个月都按照污水排放量向污水处理中心缴费”,而且“环保部门都是到污水处理中心检查,不会直接来企业”。就此来说,官方所谓“电镀城环保不达标”,无异于自扇耳光;其中更多的环保责任,恐怕不在于企业而在于政府部门。而且,虽然此前签订的合同上没有约定违约的事项,但当地政府作为过错方,则必须对企业进行赔偿,而且赔偿标准要充分考虑物价等因素。 某种意义上,地方政府为了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腾笼换鸟”,当属好事,但这一切应当在法治的轨道内进行,并充分尊重转型企业的合理利益诉求,而不是一切由政府说了算。然而,在本案中,我们再次看到,所谓的合同不过是一张废纸,而所谓“补偿标准”也不过是政府制定的单边游戏。 近来,所谓“建设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已然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共同路径。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像麻涌镇政府的这种做法——在需要企业进驻时,便一路大开绿灯,而一旦有更大利益便置合约不顾,乃至不惜动用公权力施压,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或者说,所谓的“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到底为谁而服务? 麻涌13家港资电镀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纠葛,无疑是地方转型升级的一个负面样本。显然,经济转型背景下,如何摆正地方权力的市场角色,协调转型企业的利益问题,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执政智慧,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转型的质量乃至成败。必须明确,地方政府与转型企业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而是平等互惠的契约关系,两者之间是完全可以做到双赢的。关键就在于地方政府愿不愿意放弃对经济干预的权力,从市场中退出,回归公共服务本位,为市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守夜人”,不应该成为见利忘义、徇私枉法的逐利者。很显然,诚信守法、依法行政,既是政府公信之基,更是地方发展经济的内生动力。在政府与企业“打交道”日益频繁的今天,政府与企业签订商业合同后,就必须严格依约履行合同,而不是利用其天然优势恣肆妄为、随意毁约。倘若政府也言而无信,动辄毁约,沦为抗法之徒,必然恶化当地的投资环境和社会风气,试想今后谁还敢来投资?如此下去,毁掉的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更是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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