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评论

德国之声 | 宫廷斗争和人民的力量

过去的这一周,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在很多人看来,排在第一位的,可能是中共北戴河会议悄悄揭幕。这是中共真正的十八大。 (德国之声中文网)过去的这一周,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在很多人看来,排在第一位的,可能是中共北戴河会议悄悄揭幕。这是中共真正的十八大,在薄熙来案扑朔迷离,其妻子薄谷开来被正式起诉的背景下,分外夺目。《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       “这是一场在海滨上演的宫廷权力角逐。现任和退休的领导人在他们被严密保卫的别墅里进行磋商,试图让各自的盟友进入2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后者是党内最高权力机构。最终确定的人选将于今年秋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揭晓。” 北戴河的海滨与中共的权利斗争似乎很遥远 该报道对十八大的权力更替,表达了谨慎的乐观态度:       “领导层的规模和结构一直是各方持续讨论的话题。一位和参与党内规划的官员有联系的分析人士称,在5月的会议上,高层党员也被要求提交他们对改变党内上层结构的意见,让人一瞥堪称”党内民主”的流程。这名人士表示,尽管短期内预计不会有多少变化,但’很多人有很不同的想法’。” 美联社的一篇相关报道,有不一样的分析: “中共对权力的掌控没有受到威胁,缺乏公开选举,意味着他们不需要选民的认可。但共产党面临着危机:其合法性的减弱,将意愿强加与人的能力下降,与中国年轻一代进一步疏远,鼓励批评的、反对声音主张以民主取而代之。” 报道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健说,即使习近平倾向于对社会或经济进行大胆的改革,他也需要其他领导人的支持。而政府近期严厉的举措明确显示,在改革必要性上他们没有达成共识。他说,”我对习近平能否将任何重大的、有意义的政治改革落实到位不抱有希望。” 民间社会的力量 7月21日一场暴雨,使得四年前借奥运会大秀现代化的北京城现了原形,令全世界大跌眼镜。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李平的文章《北京雨灾尽显真实国情》,告诉读者说: “要了解中国国情,与其看《中国模式》这类谎言集,不如看看北京7.21雨灾这类现实版教材,看看7.21雨灾所展示的真实的中国模式。7月21日的一场暴雨,瘫痪了北京的交通,更造成惨重的伤亡。尽管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常务副市长李士祥都宣称要适时公布因灾死亡和失踪人员消息,但直至死者头七将届,当局才公布死亡人数上升至77人,与民间流传的死亡逾300人相去甚远。” 文章还谈到暴雨过后,当局对媒体舆论的打压: “尤有甚者,不只北京市封杀本市传媒和网站追踪、突出报道7.21雨灾人员死亡消息,连广东省也加入封杀行列,悍然抽起《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追访北京7.21雨灾死难者家属的版面,禁止把那些令人震惊的死者惨况、遗属的控诉呈现给读者。这无疑……为一个和谐社会、盛世中国提供了绝妙注释:允许你看见的,只有光明的一面。” 然而舆情汹涌,北京市政府破天荒地公布了暴雨中死者的名单。尽管死者”头七”悼念活动受到阻挠,而且导致40人死亡的温州”7.23″动车周年纪念也遭到打压,但是不少观察者都看到了民间力量正在迅速地壮大。美国外交关系网上的一篇文章说: “中国人民的力量已经显现。当中国最高层聚集在北戴河确认新的领导班子的最终人选时,一种别具一格、正在上升的政治势力–人民的力量让他们黯然失色。从北京到江苏到广东,中国公民正在通过互联网发出声音,走上街头发动抗议。……重要的是,北京市政府的无能表现已经退居其次,北京市民等不及让他们改正错误了。” 文章更列举一个最新的事件:江苏启东市民众为抗议污染项目,上街游行示威,占领了市政府– 年轻人在启东抗议中唱主角 “在中国沿海,一种不同形式的人民力量浮现出来,而且由年轻一代的活跃分子主导。在江苏启东市,对公共健康事件的关心导致数千高中生走上街头,和其他抗议者一起去阻止污染项目。这些学生通过互联网,得知上月发生在四川什邡的学生参与的抗议活动,深受鼓舞。”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有新生力量加入的抗议活动中,人们冲进启东市市委市府大院,不仅抛撒了政府文件,搜出了名酒和避孕套等物,还捉住了市委书记和市长,并将书记扒光了衣服。这一刻,已定格于历史。 作者:长平 责编: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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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丹羽去职风波预示什么?

【编者按】7月23日,日本驻华大使馆表示,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不会被替换,这与7月22日的日本媒体报道不同。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可以确认的日方情况是,9月份免掉丹羽应非最终决定,但要求免职的意见渐占多数。FT中文网也根据这一最新情况,对文章内容做了一些修改,敬请留意。 7月22日,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决定于9月份替换现任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原因是丹羽此前所称的“购岛将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发言不符合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的方针。丹羽在大学时代曾是反安保运动的学生领袖,从伊藤忠商事会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作为出身民间的驻华大使,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颇具务实的商人思维,是平衡中日冲突的重要角色。 7月23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又表示,丹羽将不会被替换。丹羽可能去职的风波,进一步佐证了中日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对立将可能取代对话,动手将可能取代动嘴,中日应对话、应动嘴不动手的主张将成为遭清除的“不和谐音”,而钓鱼岛之争恐怕只是中日对决的导火索和正式开幕。日本言论NPO和《中国日报》公布的最新联合民调也显示,对中国无好感的日本人已增至84.3%。可以预见,随着中日实力对比的进一步失衡,未来的中日关系基本上不会回归1980年代的“蜜月期”。 一旦进入对决局面,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将看见民族主义再度燃起憎恨,不断升腾的民族对决情绪将淹没对战略大局和双方真正核心利益的理性选择,在付出惨重代价却又毫无所得的败局到来之前,中日之间仍将为了互相指责而嘶喊。在钓鱼岛主权归属争议问题上,中日双方的舆论环境往往都置身在清一色的本国立场上,双方国民完全无法、也没兴趣互相了解对方也有道理(哪怕有些只是歪理),从而完全不允许本国政府与对方进行真正有意义的外交交涉,这酿成了悲剧的土壤,使得事态越来越直线式地走向憎恨和对决,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过那几个无人小岛所能提供的一切,但人们无法直视这一现实,于是悲剧将继续深化。 然而,中日相互必要、相互依存的程度极高。笔者周围的日本人,不管男女老幼,不分政界、商界、学界,若抛开个人好恶,没有人否认对华经济合作的重要。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国,也是日企对外直接投资最集中的地区,换句话说,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工厂”,也是最大的“市场”。除了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等经济层面外,中国是日本安保中最值得重视的因素。反之,日本对中国的重要性也绝不可低估,中国在解决产业升级、环保节能、老龄化等诸多课题方面,都离不开与日本合作。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让中日无法“和则两利”呢?中日复交距今已历经40年,40年后的中日关系非但未能步入“不惑”,反而随着现实利益冲突的加剧而变得更为棘手。笔者认为,“中日友好”之所以未能扎根、开花结果,根源就在于“中日友好”如同建造海市蜃楼,从一开始就缺乏厚实的根基。 追溯历史,小泉纯一郎时代称得上是中日关系的转折点,小泉因屡次参拜靖国神社而被指责是“反华右翼”。的确,即使在日本人眼中,小泉也被视为“另类”。迪格尔印第安人有句箴言:“开始,上帝就给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可以说上帝赠给大和民族的陶杯中充满了“暧昧不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上,所做的演讲题目即《Japan, The Ambiguous, and Myself》,一般译成《暧昧的日本的我》,“暧昧的日本”精确地勾勒了日本的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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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媒体札记:狂风暴雨里的公民社会

(2012年7月23日) 一、“7.23”周年祭 “7.23”温州动车事故一周年。 一年前的今天,那趟永不抵达的列车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40位乘客从此没能再见到他们的亲人,失去双亲的小伊伊已经历了整整一年的康复治疗;因为那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而不想再和媒体接触的王勇平去了波兰,留下新任铁道部发言人韩江平一场发布会也没开过,至于他们曾经的最高领导刘志军,正在身败名裂中等待司法审判。最重要的,曾经高歌猛进的中国高速铁路建设,从此真的慢了下来。 在去年7月那场堪称过去20年间最猛烈的怒海狂潮中,对中国执政党的不满无论是从高度(正式媒体的点名逼问直至铁道部长、微博论坛达到副总理)、广度(从甬温线到铁道部的垄断体制),还是深度(从信号灯技术审核流程到对执政者合法性的质问),似乎影响到了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拥有财富和话语权的中产阶层,深刻地体会到了不安全感。 狂风暴雨般的口诛笔伐一直延续到“头七”之祭,在身着白衬衫的温家宝7月28日来到那座铁路桥下颤抖双唇说出“要让群众得到真相”后,宣传官员们最终还是接管了舆论导向。虽然总还有一些媒体人前仆后继被处罚的消息传来,但日子也总是要继续。 在日历又要翻到7月23日的时候,有人已经提前在互联网上为死难者点起蜡烛,但这烛光恐怕也真的照不进现实。此时,微博论坛上流传一篇来自日本媒体的《被遗忘的7•23动车事故》,现场图片中,那些坠毁车辆的残骸满是污泥,依旧原封不动地放置在温州南站附近。根据对温州当地报社的引述,他们并没有打算制作回顾事故一周年特集的计划,而一位市政府干部在文中表示:“这起事故是一段沉痛的回忆。如果当地政府计划搞一些追悼活动,铁道部门的面子就挂不住了。这道理你想必也懂。” 想必你也懂。当年怒斥“荒唐、卑劣、傲慢、骄狂”的《南方都市报》,和铁道部结下“深仇大恨”的《经济观察报》,以及温州本地的机关报都市报,现在确实都放弃了追悼。只有《钱江晚报》,愿意也能够在这个祭日里为小伊伊送上一份“生如夏花”的安慰:“第364天,上海新华医院附近的一个小区,楼下的小花园内,她和小朋友一起玩篮球,溜达了一会,唱起了‘小蜗牛和黄鹂’……” 在女孩扮鬼脸的稚嫩面容旁,这家浙江省委机关报子报的驻温州记者解亮向劫后余生的小伊伊送上人群渐散后的祝福:“其实,谁想要奇迹?宁可这个孩子,像那些没有奇迹的孩子一样,安静长大。她还小,路还长。奇迹,更适合归于平静,现在,以及未来。” 和新浪、凤凰网等同步将这则独家报道推向首页,搜狐配发来自曹林的周年感叹《这一年,高速前行的中国学会了慢》:“时间是最好的疗伤灵药,而时间又是这样的残忍,关于这一天的所有痛苦、沉重和惨烈的集体记忆,都会在时间的冲淡和磨碎后,又被时间全部唤起。这个心理上的坎,不仅是对那些遇难者的亲人,那些亲历者和目睹者,那些被灾难震撼的旁观者,那些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不仅如此,对这个国家,都是一道需要逾越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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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袁伟东:启东事件的启示

(图片来自微博)   继厦门、大连px、四川什邡事件后,今天江苏启东又发生”王子”事件。微博报道,民众已冲进政府,损坏了一些车辆和办公用品,更甚者民众还扒掉市长的衬衫,要其换上环保宣传的T恤衫(不知是否确切)。据微博最新消息,南通市政府已发布消息:鉴于民众的反对,将永久停建排污管道。   环境保护是国家的基本国策,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生生不息并代代相传的民众,他们有权利、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好自己的家园,他们同那些轮流做官的官员不一样,官员们要的是政绩,然后一拍屁股升了、走了,民众却要承担”政绩”所带来的恶果,所以大家的反对理所应当、情理之内。   我们的政府号称是”人民的政府”,但如果一个政府口口声声喊着人民却不并为人民着想,那么人民反对、抗议是天理所赋。人民政府最大的特点就应该是一切为了人民、一些想着人民,一些工作、决策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违背人民意愿和利益的活动都应该被制止和惩罚。我们的政府目前有太多的问题,全能政府使官员们的权力扩张、私欲膨胀,他们不管民众的利益,一心为”政绩”服务,一心为”人民币”服务,漠视人民的意志表达,拒接民众的参与,把人民当成任其宰割的羔羊。如果这样的政治生态不改变,那我们的政府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信任,矛盾会累积,民愤会有爆发的危险,最终的结局只会呼应那一句老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最近发表一篇题为《什邡事件对社会治理成长的启示》文章,文章说:”缺乏民众参与的决策,极易引发社会冲突,政府不能再包揽一切,天然认为百姓就该支持政府论证为有益发展的项目是错误的。全能政府需要摒弃,需要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会的管理。”这就是说,党中央已经认识到了社会治理的本源,可为什么我们的地方政府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无视民众的意愿,拒绝民众的参与,非要把公共决策作为自己的私权,甚至是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呢?   厦门、大连、什邡政府的错误决策都在民众强大的反对声中撤销了,今天江苏的启东政府也声称永久撤销了不得人心的污染项目,这应该值得我们的执政者好好地思考,否则,启东之后或许还会有若干个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涌进政府反对违反民众意愿和利益的决策,还会有更多的暴力事件发生,而这些都是执政者不愿意看到的。据现在所知,启东事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暴力和伤亡发生,微博反映,启东的警察默默鼓励民众”加油”,从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公务人员同民众一样希望自己生活在同一片干净的蓝天下。   地方政府上项目,发展经济,这都无可厚非,也理应肯定,但这些本应是为民谋利的好事为什么不事先征求一下民众的意愿呢?为什么不在决策之前做一些民调,征求一下民意呢?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私下没有鬼的话,又何必拿自己的前途与民相对呢?这里面一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鉴于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应该马上做出决定,凡是涉及民生的项目,决策过程须实行”全民公决”,把好事做好,让民众参与到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中来,落实宪法精神,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全民公决”并不难,中国到了马上实施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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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离开中国前的心里话

【编者按】FT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即将离开求学和生活了近十年的中国,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担任研究员。加藤自2005年起在FT中文网上开设 《第三眼》 专栏,试图从“非中国人”的第三双眼的独特视角,解读中国现象和中日关系。在过去数年间,他是我们最勤奋、最多产的专栏作家之一。读者对加藤的观点有弹有赞,他的特殊身份和言论在给他带来关注的同时,有时也带来争议。FT中文网始终鼓励多元观点,相信兼听则明。我们在发布加藤离开中国前最后一篇专栏之际,也希望他在赴美之后,继续遥望中国,与读者分享他对中美日三国关系的观察。 好久没有写中国字了。 这段时间,我有意与中文写作拉开了点距离。不为什么,只是直觉。 最困难的时候,我很信任的一位中国老师劝我,“嘉一,你暂时什么也别做,从公众眼里消失一段时间,这对你来说是有必要的。忍耐一下,你会成为更有力量的人。” 我欣然接受了她的劝告,就像无条件听妈妈的话似的。 于是,我决定集中做好两件事:跑步与等待。 现在,我看着一面镜子,我变黑了,皱纹多了,头发也少了,感觉很陌生。 现在,我写这些文字,不知该写什么,怎么写,从哪写,写到何去。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嘉一,你要振作起来,这是你离开中国之前的最后一篇文章,这对你很重要。与你的第二个故乡——中国之间,要找到情感上的联系。无论如何,你是要写下去的,挫折使你成长,但不能停止,千万不要。因为,停止意味着结束。 中国让我明白了“我是谁” 现在回想起9年前的自己。 那时的我,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是。选择来到中国是偶然的,对自己的期待与不安并存,毫无战略。来到中国后相逢的、面对的、遭遇的,99.9%以上都是出乎意料的。我唯一始终清楚的两件事是:一,我是加藤嘉一,加藤是我的姓,嘉一则是父母给我的名字;二,我来到的地方叫中国,庞大的、复杂的、神奇的。 我后来写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文字,运用中文这门外语,写给中国的朋友们。我始终对中国这片土地,以及在这里生活的、可爱的、热情的主人翁们充满激情,是因为他们鼓舞着我;还有感恩,是因为这段经历救了我。 若说伊豆是我人生的起点,那么,北京是我成长的起点。 若说日本是我身份的归宿,那么,中国是我命运的源头。 我来到中国,在写作的过程中,终于解开了从我很小的时候一直困扰我的、最大的谜:我是谁? 现在,我可以很自信地回答说,“我是日本人”,并说明一句,“我生于日本,将葬于日本。对于我是日本人的事实,我充满自豪。” 是中国以及在这块土地生活的那些人使我清楚地看到我是谁,找到我的位置在哪里,灵魂在哪里。 我发表一个言论,往往导致误解比理解多的局面。但我从不觉得,这种局面对我来说意味着被动。 误解与误解之间的碰撞,才是我塑造自我认同的接点。 我爱日本,我也爱中国 这些年,回头想,我的工作时常被中国人误解。很多的时候,我说什么都没用,因为我是日本人。在中国,日本人永远不属于“外国人”,它是独立的、无法与他者分享的存在。我似乎没有什么解释的资格,只好退一步,“旁观”自己被质疑、否认、攻击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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