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

作者： 廖偉棠  |  评论(1)  | 标签: 诗 , 策兰 死亡赋格，或公众与诗歌的冲突 廖伟棠 这年头，在公共网络上发表诗歌，最常遇见的评论就是：「很像顾城的诗啊！」或者更糟：「很有诗情画意！」，这是另一种简单的「捧杀」，比更多的漠然更令人哭笑不得。大众对现代诗的了解，往往仅止于北岛和顾城的早期作品，你写一首带政治隐喻的诗，他说你像北岛，你写一首意象跳跃的诗，他说你像顾城——还好，现在没有人提席慕容和余光中了。这样的误解，当然可以轻易归咎于我们的诗歌教育不力或者诗人脱离大众，两个方向不同的批评都好似立得住。但是往更深处想，这里面存在日常语言和诗歌语言两个语言体系的误会、较量甚至冲突，从语言折射的，则是不同的文学观甚至意识形态的需要，决定了一首诗的命运、或者一个诗人的公众形象。 其实在五十年代，同样的问题也曾发生在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身上，只不过以更「高级」的形式。1952年，他最著名的诗篇《死亡赋格》（Todesfuge）收录于诗集《罂粟与回忆》中出版，遭遇到德语批评界的重视和纷纭的解读——对于犹太人、集中营幸存者策兰来说，这些解读注定是误读。严谨、挑剔但是又在潜意识里抗拒自己的罪的德国人，都把眼光集中在《死亡赋格》的超现实主义意象、繁复又迷人的节奏上面，有人甚至从他对立的「残暴与温柔」中得出一种「禅师的开悟体验」，最了不起的算当时的著名诗人评论家霍尔特胡森，他认为策兰通过「大师」级的技巧制服了一个恐怖的主题，使之「能逃离历史血腥的恐怖之室，上升到纯净诗歌的苍穹」，姑莫论「大师」正是策兰诗中谴责的对象（「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德国人的抽象能力正是要回避历史之残酷，急需语言的诡辩术来净化自身，因此此诗被一片叫好，诗中赤裸裸的现实（纳粹强迫犹太人一边为自己掘墓一边还要演奏音乐）被高雅的读者「诗化」成为令人赞叹的诗歌隐喻技术，双亲死于集中营的犹太人策兰被忘记，被记住的是「优秀德语诗人策兰」，这种高级的「捧杀」最致命。 策兰在十八年后自杀，压倒他的无数根稻草之中，来自批评界和读者的误读是最无形但是非常沉重的一根。诗人因为诗歌被误读而死去，旁观者很难理解，但对于把诗看作自己生命全部的诗人却是理所当然。尤其因为敏感的犹太人身份，又加上诗人的敏感，策兰在与思想家海德格（曾经亲纳粹）、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等人的交往中感到更多的冲突，对前者，他得不到期待的轻微忏悔，甚至感到他和整个德国知识界一样回避纳粹问题，他们可以交谈诗歌、却不能谈论人世之恶。同时在现实中，策兰在巴黎遇到新纳粹的言语暴力……最终他在1970年的逾越节那天选择了投身塞纳河自尽。语言所不能抗议的，唯有以肉身抗议——策兰之死，不是因为生活困顿或者精神感觉完满，而是出于对理解的绝望、对世界的彻底拒绝。 在中文诗歌阅读界，今年算「保罗・策兰年」，不但因为今年是他诞生九十周年同时也是他辞世四十周年，还因为北岛、王家新、孟明等诗人的译介，孟明翻译的《策兰诗选》去年出版台湾繁体版、今年出增订过的简体中文版，两个版本的策兰传记、研究专著《策兰与海德格尔》陆续出版，据说王家新和芮虎也正在准备出版一个更全更新的译本，算上前几年台湾出版的李魁贤译本，策兰的中文面貌已经相当丰满，可谓哀荣甚哉。但是理解策兰、通过汉语来理解策兰，其难度之大超乎想象，于是有了译者之间的较量，也有读者之间的争论，目前孟明译本《策兰诗选》是最受「关注」的，网上评价走两个极端。 孟明译本《策兰诗选》我可能是第一个读完的读者吧。因为译笔严谨，可能也因为同时读完了沃夫冈·埃梅里希（WolfgangEmmerich）的《策兰传》的缘故，我这次阅读很能进入策兰表面上极端封闭的诗歌宇宙。我感觉孟明翻译得的确比以往的译者好，作为一个优秀的汉语诗人，孟明很能把握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微妙矛盾——他选择的是保留这矛盾而非强作解人去和谐这矛盾。这正是对公众误读策兰、误读现代诗歌的一种坦然面对——如果不是挑衅的话。但是传统读者所难以理解的，就是前卫诗歌的这种挑衅姿态，这姿态策兰有之、孟明有之，孟明的老友、也曾翻译策兰的诗人张枣也有——这是在语言锻炼上走在最前端的诗人的共同姿态，在这点上说，张枣酷似策兰。 结果，误读益深。孟明译本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喜欢创造性地使用古汉语来翻译——他作为诗人潜意识的想要重新写作一个孟策兰，但未必受落于读者。比如他把不少诗句译成「诗经体」，如《Waldig》的开头他译成「其林蔼蔼，有鹿叫春」，他显现出了汉语之美却忽略了「叫春」在当代的异义，反而让人有滑稽之感，如果改作「有鹿鸣春」可能就好得多。但最让现代诗读者难受的就是这种使用古典语言的尝试，其实我要为孟明说句公道话，他的古典语言翻译实验要是放到肖开愚、张枣等人的诗歌创作试验中根本不算晦涩和生僻，关键的是读者期待的是一个「翻译体」的、「洋气」的策兰，孟明的动机是用奇特的汉语重现那个在德语中同样生竦的语言实验者策兰。 其实策兰也曾长期以翻译为生，他翻译的法语、俄语诗歌也常常被批评为误译，最严重的是诗人伊凡‧戈尔的遗孀指责他通过翻译来剽窃——其实恰恰相反，是策兰的诗人主体性太强，侵入了他的翻译之中，这样来理解，我们是否能对汉语里的诗人译诗多一点积极的宽容？翻译者的创造性误读，也许能让一个诗人在汉语中再生，因为这是一种开放性的实验；而读者和批评家的误读，往往来自对诗人的低估和自我设限，这样的误读会使一首诗死去，这就是策兰在诗歌接受学上给我们的启示。 但回到诗歌，策兰对诗人最少有两点启示：第一，要反叛地具有宗教情感，那是一种约伯式的不断质问神和终极价值的努力，就像卡夫卡所为；第二，时刻保持对语言难度的挑战，在语言上自我设置极高的目标、以期得到更大的超越。诗是没有门坎的，诗又是有很高门坎的，人人都可以写诗，但是只要你选择写诗，就一定要努力精进，把诗写到最好，让母语在你的诗中得到新生——这就是日常语言和诗歌语言最重要的不同之一，日常语言使母语变得熟悉和麻木，诗歌语言则不断擦亮它的母语，通过追溯语言源头和破坏语言陈习两种方式。而语言的新生决定了一个文化的新生。 在汉语环境中，日常语言和诗歌语言的误会太大了，到今天已经是彼此隔绝甚至彼此冲突的地步，虽然诗歌语言一直暗地渗透日常语言，但大众听到新诗二字还是会大摇其头，大众也渴求语言之美，但他们为美设定了一个很低的限度，超出这个度的美就难以接受。前面提到的语言实验家张枣就是「受害者」，今年三月，他早逝于48岁，比策兰还少活了两年，但是他是他那一代中国诗人中语言最精妙究极的一个，无愧策兰于地下矣。大众读者记得张枣，多是因为他早年的一首《镜中》：「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非常唯美的一首诗，但是比起他出国又回国后那些消化和抗逆中国之变的诗，意义少太多了，但大众只回张枣一句：「读不懂」。 这句「读不懂」，估计是策兰和张枣听得最多的批评，后学如我也领教过百次。这当中体现出来的不止是日常语言和诗歌语言的割裂，也体现出读者的懒惰，在读一部小说都嫌累的时代，怎么可能要求人家苦苦求索一首二十行的诗中间包含的二千种奥义？读者把阅读视作安慰、享受甚至娱乐，诗人却逆其而行，这道鸿沟看来已经无法弥补。但是算了，诗人早已习惯被误读，我只是可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诗人言而不诠，匆匆赶路的人们，你们错过了。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廖偉棠的最新更新： 当抵抗的声音疼痛成歌 / 2010-11-30 15:14 / 评论数( 0 ) 从深洞里上升 / 2010-10-28 22:26 / 评论数( 2 ) 粗野一点也不错 / 2010-10-28 22:26 / 评论数( 1 )

  英雄本色之夕阳之歌        少年时看电影，最喜欢的是《英雄本色》，三部曲又最爱《夕阳之歌》，就为这个伤感的名字，以及梅艳芳唱的主题歌。因为悲剧更能打动一颗青春期的心。前几日，在KTV又唱起《夕阳之歌》，依然听着动容，歌者惊心。我这周要讲述的，正是英雄们的夕阳之歌。    米高梅破产了，那头狮子终于不再低吼。当然别的好莱坞电影公司破产，也都会让我陷入怀旧吧，他们都和我在青春期的电影院里遇见过。平生最爱的动画片《猫和老鼠》来自米高梅，还有《乱世佳人》、《007》系列。《魂断蓝桥》里的台词，“我们现在离开，还是等待下一次空袭？”至今还经常想起来。现在它真的要离开了，美国电影还未衰老，它却先踏着夕阳归去。    好在对于美国人来说，破产乃兵家常事，通用还破产保护了呢，米高梅的品牌也许会消失，也许会卷土重来，但那些天堂般美好的电影，会一直陪着人们度过黑夜。    如果找一个我们自己的米高梅，那就是滚石。这个月底，“快乐天堂滚石30演唱会”要在台北开唱。这个“滚石同学会”还分成八个“班级”，作为一个七零后、泛八零，我脑海里浮现的任何一个台湾歌手，可能都是滚石的人。他不是在滚石，他就是在滚石曾经混过。这个聚会又让我想起他们，而想起之后才发现，我忘记滚石已经很久了。    滚石对于我们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一家唱片公司，它是我们的一段青春，它是一盘经常卡带的小小磁带，从对岸蹈海而来。那时我们还读余光中，读三毛，读席慕容，他们都是滚石范儿，共同组成了我们关于青春的记忆碎片。    电影方兴未艾，流行音乐却早开始了凋零。一个美好的行当唱起了夕阳之歌，只能靠回忆来相互取暖了。嘴里唱着《出发》，但怎么听都像《再见》，天上吼着怒放，脸上却写满了枯萎。滚石这场三十年老同学聚会，努力在夕阳中唱欢乐的歌，却打着伤感的背景板。    当地球变成了木乃伊，有一个人也不会承认自己已经老了。每次看着崔健在台上上气不接下气，我都在心里致敬一下，老家伙真比所有人都年轻。崔健一直很粗砺，很让这世道不舒服，所以，当他说年底要跟交响乐跨界摇滚一次，我在心里吃了一惊，辉煌的交响乐，殿堂的音乐厅，新年音乐会，会让崔健的样子顺眼起来吗？夕阳中的老人总是很慈祥，但这可是一个绝不媚俗的老家伙，很多人想把他台上神龛，他选择在舞台上气喘吁吁地当人，这一次他怎么从了呢？但我对崔健永远有足够的信心，你有你的欢乐颂歌，我有我的一无所有，谁改造谁还不一定呢！    有一位我尊敬的老人去世了，他是梁从诫先生，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林徽因还为他写下那首诗：“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七八年前，我加入过自然之友，在合唱队里唱歌，这个协会就是梁先生创建的。他多年骑着一辆老自行车，背着布兜，里面装着茶杯、筷子，他拒绝用一次性筷子和纸杯。他的名片是用文件的背面印成的，他用的是别人用过的旧家具。我曾亲见藏羚羊保护队的藏族汉子见了梁先生，像见了父亲一样掉泪。梁先生是藏羚羊的保护神。2006年，他骑车出了车祸，一病不起。梁从诫先生是真正的行者，但得众生皆得“保”，不辞羸病卧残阳。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英雄，然而是悲剧英雄。     我最钟爱梁先生的一句“玩笑话”，“满清最腐败，出了我爷爷梁启超，民国也不行，出了我爸爸梁思成，伟大的新中国，出了我。”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11月27日，台北小巨蛋要启动“快乐天堂滚石30演唱会”。多么硕大的“滚石同学会”，以至于还得分成八个“班级”，班长吴楚楚、黄韵玲、周华健、陈升、伍佰、张震岳、任贤齐以及五月天。班长之下，那份过于豪华的出场名单超越了我们的想象。作为一个七零后、泛八零，我脑海里浮现的任何一个台湾歌手，可能都是滚石的人。他不是在滚石，就是在滚石曾经混过的。这个聚会又让我想起他们，而想起之后才发现，我忘记滚石已经很久了。 　 你应该和我有过一样的童年，那时候窗外还能听到蝉声，男孩子都躲在录像厅里，春晚还是先进生产力，家里摆着单卡或双卡的录音机，我们在地摊上买正版盗版的磁带，再用白纸像包书皮一样包起来。那时候有飞碟巨星耀亚洲，但更多的还是黄色的“滚石唱片”标签。那些磁带听太多遍了会挂带，吐出一堆褐色头发一样的东西。歌词单往往错字连篇，磁带不知被多少人传听过，回到自己手里再放，就成了“突然忘了挥别的乌啦乌啦，含着笑的两行乌啦乌啦”。我们都是追梦人，滚石的歌手们都是造梦者，“为何梦见他，那很久很久以前不见的男孩又回到我梦中……” 　 滚石不仅是最成功的唱片公司，它也是我们的一段青春。在我有些单调的少年十五二十时，滚石让我拥有了诗意的简单生活，它是一盘经常卡带的小小磁带，从对岸蹈海而来。那时我们还读余光中，读哭泣的骆驼，读席慕容，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他们都是滚石派，组成了我们关于青春的记忆碎片。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滚石沉默了，歌手日渐稀疏，有的老去，跳槽的跳槽，别的唱片公司也同样不景气，镭射光盘了，MP3了，超级女声了，网络下载了，两只蝴蝶了，网络的潮水淹没了唱片。2009年，滚石先后跟郁可唯和李宇春签下了海外唱片发行约，这两个我知道名字不知道歌声的姑娘，大概彻底代表了滚石的告别。 　 去年听纵贯线演唱会的时候，我猛然意识到那个唱《恋曲1980》的男人已经年近六十，这个数字比他穿过黑发的手更让我昏眩。在滚石的闪耀群星中，梅艳芳张国荣黄家驹走得最远，齐豫皈依佛教，陈淑桦精神错乱，周华健自嘲再也写不出哪怕一首歌，“我是女生”的徐怀钰不再是小女生而是债务缠身，总是心太软的任贤齐和大S拍了《龙凤店》…… 　  一个美好的行当唱起了夕阳之歌，只能靠组团和歌迷共同回忆了。纵贯线的主题歌名为《出发》，但怎么听都像是《再见》，一帮摇滚英雄们喊着怒放，脸上却都写满了枯萎。台湾的民谣三十年嘉年华打动了无数人，他们都看到了胡德夫雪白的头发。这场史上最大个的拼盘———滚石同学会呢？还真像老同学三十年重聚，努力把欢乐表现出来，却以伤感打着底。 　  好吧，这是一场我们自己的演唱会，我们唱着自己的歌，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笑容，一样的泪水，一样的我和你，我们和他们，却都已不属于当下。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乡愁   我小时候都是在鄂北的乡镇度过的。 1981 年考上随县一中，进城了，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同在一个县城，“家乡”和学校也就相隔几十公里吧，我竟然整整乡愁了一个多月，还偷偷流了好几次眼泪。后来到上海读书，“家乡”就成了随县；四年大学，离开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劳燕纷飞的同学们哭得一塌糊涂。然后是北京，然后是海南、广州，还有香港……每走一个地方，离开“家乡”越来越远，“家乡”也变得越来越大，直到后来出国定居，才恍然醒悟，整个中国，原来就是我的家乡。   而当“家乡”变得如此之大、如此之重的时候，除了一个地方，再也没地方可以容下——家乡，被浓缩到可以放进心里，带着到处走——我走过的地方，就是家乡，或者，在我走过的地方，总能找到家乡……   随着年岁的增长，对母亲的依恋反而有增无减，有段时间，母亲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乡愁的地方。母亲离开后，最能打动我的诗只剩下台湾余光中先生的那首《乡愁》：小时候 /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 我在这头 / 母亲在那头……后来啊 /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 我在外头 / 母亲在里头……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我很怀疑，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还知道“乡愁”是什么滋味。邮票只是用来集邮的，按一下手机就接通了亲人，买一张票，飞机或高铁就把你带到“家乡”，你根本来不及发愁，当然，唯一值得你发愁的，就是钱。我见到一些没钱的孩子，想家都想得眼泪汪汪了，可当你问她怎么回事的时候，她竟然告诉你，我没钱。有钱，几乎可以摆平一切。   回想我还是少年的那个时代，既没有金钱，也缺少自由，可我们不知道，我们把那叫“乡愁”。   这不是我的时代，或者说，在“乡愁”上，我依然停留在我那个时代。直到今天，我常常会到处寻找心中的“家乡”，颇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这不，我竟然在台北的街道上，有了故乡的感觉……   文化   历史学家汤恩比说 19 世纪是英国人的， 20 世纪是美国人的， 21 世纪则是中国人的。 21 世纪已经过了十年，我们好像还很迷茫，找不到已经拥有了这个世纪的任何感觉。国家财大气粗了是事实，宇航员要登月了，修高铁比孩子们搭积木的速度还快，建高楼和拆迁一样有效率……这一切都是崛起的必要条件啊，但，还远远不够。   19 世纪的英国除了坚船利炮与鸦片之外，还有科学精神与资本主义价值观； 20 世纪的美国绝对不只是用原子弹征服日本，控制了全世界，比原子弹更厉害的是它推崇的普世价值。   我们靠什么把 21 世纪变成中国人的世纪？我总觉得这事和“乡愁”有关，和我偶尔在台北街头碰上的感觉，同世界各地被我当成“家乡”的唐人街，同香港拥挤的街道有关……我把他们叫做文化，中国人的文化。   什么是文化呢？什么是中国文化？这定义实在太多了，刚刚在香港一次演讲会上，前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说“中国人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凤凰卫视的刘长乐先生说文化是一种价值观……要我来定义的话，还是那一句话，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我们就是中国文化。赤条条来到世间，再赤条条离开人间，除了这身曾经鲜嫩迟早要腐朽的臭皮囊之外的一切，都是“文化”。   在一部分文化决定论者看来，我们遭受的一切苦难，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文化”惹的祸。他们对文化的定义就是我们的悠久的历史与古人留给子孙后代的传统与精神财富。在另外一批人眼里，则认为我们遭受的苦难，正是因为我们背叛了中国文化所致。所以，前者要改造甚至消灭中国文化，后者则要复兴两千年前的古文化。   其实，看看二战前后的德国就知道，一样的德国文化，不一样的制度，竟然让同一个民族在短短半个世纪里，分别扮演了最邪恶的纳粹独裁与欧洲最优秀的民主制度的双重角色。如果大家仔细研究一下，就会知道德国文化依然如故。   如果看不清楚，那么抬头望着北斗星，再稍微向东偏一点，那里有一个朝鲜半岛，生活着同一个民族，只不过被两种不同的制度分成了两个国家，结果，一个向我们输出韩剧等充满了韩国文化气息的产品与价值观，另外一个呢，靠输入我们的大米苟延残喘……   这一次倒和文化有关，不过，不是文化决定了制度，而是制度影响了文化：同一种文化，好的制度能够让它的精华发扬光大，不好的制度却可以把它的糟粕发挥得淋漓尽致……是魔鬼还是天使，就看你信奉的是哪一套游戏规则。   城市   香港一位学者讲，他的英国朋友问他，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把自己的制度与价值观带到了香港，可为什么香港在很多方面比英国还好？   他强调这是那位英国朋友亲口对他说的。其实，不用英国人告诉我们，经常来往英国与香港的华人也有很多人有此感觉，我又有这样的疑惑，只是，我们还不够自信，暗暗归因于我们的眼睛更喜欢黄色的皮肤，耳朵更习惯中文。这不，连英国人也这样认为。   这位香港学者的结论是，英国带进来的欧洲制度与价值观同中国文化结合，激发了中国文化里精华的部分，生出了更加漂亮的“混血儿”。其实，他本来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在罗湖桥的那边，同样从欧洲（德国）引进了一套价值观与制度，结果，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唤醒了中国文化中沉睡的噩梦，给中国人造成了空前的噩梦。   香港经验证明：中国文化不但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适应的自由理念不抵触，还可以相辅相成。我们的教训证明，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与价值观，不但多元而且包容，是能够和我们的文化和谐相处的。他们不会对我们的文化造成威胁，更不会把我们的文化“全盘 X 化”，香港如此，台湾也是这样。我相信任何一位中国人，都不能否认，香港与台湾可能比中国任何一个相同规模的城市与地区都更加完善地保存与发扬了中国文化。   这也是今天在雨中的台北街头散步的时候，偶然同我擦肩而过的那种感觉……这些年，由于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当我再回到自己呆过的大陆城市的时候，哪怕只隔了短短几年，我总有一种被抛离了的感觉，高楼大厦让人变得越来越渺小，夸耀“人口红利”的专家不知道“人口”是每个“人”组成的，还有拓宽的街道，被金钱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流……   一种“家乡”的感觉离我愈来愈远，而今天在台北的街头，我却突然与这种感觉邂逅。我在台北几乎没有什么知心朋友，我和这里的人都有着一种隔膜，可今天，有种感觉却让我想起了远方与心中的“家乡”，或者说，在我的心中，我记忆中的“家乡”原本是应该像台北这样的。当然，我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样，正如我也没有完全搞清那是什么感觉。只模模糊糊觉得，那是一种人与城市融为一体的和谐，而不是城市逼迫着人们惊慌失措……突然想起了今年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句话，也许更适合中国台北……   中国   上海当然不能和台北比，中国大陆的人口有多少？只要说到人口，就有人会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得益于“人口红利”。但，在我们沾沾自喜，认为收获了“人口红利”的时候，不应该忘记，那些给中国带来“红利”的“人口”却绝大多数没有分到应得的“红利”。他们是能够把这个国家弄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人口”，可离一个一个的“人”显然还有相当的距离……   这是我今天观察台北有些陈旧与简陋的街头，看着那些在琳琅满目的小食店前悠哉游哉的台北市民时的感觉。这种感觉，给了我理解和谐，认识中国的另一个角度。   我喜欢在中国，在“家乡”散步，这次从大陆到香港再到台北，其实是有“秘密使命”的，几位朋友联系我，说有可能实现我的夙愿，带我到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去“散步”，可是过来后才发现，有很大的问题，出海容易，回来可能就会被当做“非法入境”抓起来。我倒不怕被抓起来，但如果为此而在台湾留下案底，再也不能过来，那就得不偿失了。据说，目前要找关系到那个地区去“旅游”只有从日本走，让日本人安排。如果真要那样，我宁肯不去了。   不去钓鱼岛海域“散步”，照样能够感受到中国的广博，每一次来台北街头散步，总能碰上不同的感觉。这正如台湾人与香港人对大陆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一样。   说到台湾与香港人看大陆，也有让人兴奋的，例如，本来 30 日要参加港大的一个对话会，看了看其中一个议题，发现还是讲香港“高铁争议”的，我对一个朋友说，哎呀，你们知道吗？当朋友告诉我，我可以坐高铁回湖北的时候，我竟然问他，什么是高铁？中国有高铁吗？   这就是香港人眼中的神奇中国啊，中国大陆竟然不声不响地建造了好多条高铁，都修到我家门口了，我竟然不知道，而香港人折腾了整整一年，还在抗争……   台湾人也很惊讶，还记得以前有一个“国防部长”唐飞，好像因为核能的事，一言不合就下台了吗？台湾来的刘兆玄博士感叹道，据说中国大陆正在同时兴建 40 个核电厂，竟然没有一个大陆人抗议……   如果说香港有自由，台湾有民主，中国大陆显然拥有了“效率”，注意，这里我没有一点厚此薄彼的意思，更没有嘲讽的意思，这是一个事实存在。如果我们仔细检视一下，我们会发现这一切都太神奇了，同是中国人，同是中国文化，同时与世界优秀的文化与价值接轨，两岸三地各取所需，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   我则继续在台北的雨中散步，思考着这些问题……   复兴   上天是公平的，中国人是智慧的。中国实在太大，于是弄出了“两岸三地”，更不用说世界各地的华人与唐人街，中国文化实在太厚重，于是各地中国人各取所需，各有偏重，而竟然都结出了让世人瞩目的成绩。中国大陆的经济奇迹不应该否认，而香港的自由竟然在国际上排名一直遥遥领先，当然，还有台湾……   我总是记不住台湾人使用的那种中国传统历法，什么“民国八十六年”之类的，我的算术不好，记忆也经常选择性运作，你让我老是要加上个 11 的数字换算成公历，总觉得别扭，可是，当今天散步台北街头的时候，我发现，今后两年里，我不用费心换算了，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数字： 99 ，而明年就是一个谁都不会忘记的周年大庆：辛亥革命 100 周年。   一百年，我们走过了什么样的路啊，我都不愿意多想，想起来，总会心潮起伏。不过，在台北，在台北的雨中，你倒可以边散步边思索，不会有人注意你，你也不用掩饰感情……一百后的台湾，实现了当初的梦想没有？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谁能够否认，百年前的部分梦想在这里实现了，而且，西方所有那些最老牌的民主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在他们摆脱了专制独裁一百年的时候，有几个能够同今天的台湾相比？   大陆、港澳与台湾，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诠释，中国人的文化不但源远流长，而且还有随时可以焕发青春的巨大潜力，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果摆脱文化中腐朽的部分，又如何光大文化中的精华？   台湾的刘兆玄在香港讲到这个问题时，提出了要凝聚两岸三地的力量，来一次“中华文化的文艺复兴”，他提出了“中华文化是两岸最大的公约数”的说法，我非常赞同，但对于他过多强调孔孟老庄，以及要发掘与发扬中国的“王道”，取代世界的行之有时的“霸道”，为世界提出新的价值观，我则认为他太强调了过去，而忽视了现在。   欧洲的文艺复兴虽然在中文中有“复兴”两个字，但与其说它是在“复兴”欧洲古代的文明，不如说是“复兴”了当时欧洲人被隐藏与压制的人性与创造力。他们复兴的是人，而不是欧洲旧有的“文艺”与“文化”，当人被解放，人的本性被“复兴”的时候，他们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力，创新了新的文化，而他们本身就是文化。   文艺复兴诞生的是一种“新的人”，以及“新的文化”。新的人是挣脱了枷锁的人，新的文化则是吸取了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精髓，在好的制度激励下焕发出魅力的中国传统文化……   裸捐   常常有人问我，走了那么多地方，见识了那么多事与人，怎么还会对中国充满了信心？有人甚至以此断定我是装出来的自信，其实，我是真的“自信”，这自信就是基于我是中国人，以及我身上的中国文化。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哪一天对中华民族、中国人和我自己失望过，哪怕风雨如晦最黑暗的时候。   这几天，比尔盖茨与巴菲特到大陆劝中国的富人捐款向善，看到有那么多富人踊跃响应，挺高兴。中国人做善事的历史同样悠久，方式有些不同而已，糟糕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制度一直从中作梗。大家想一想，在一种不稳定的制度下，中国的富人能够持续几代？要就是被穷人造反杀头分财产了，要就是被权贵吞并，甚至被皇帝灭门。   当今中国大陆的富人几乎都是改革开放后的新富。他们为自己积累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就业机会，纳税让国家强大，实在是功不可没。等到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中会有更多的人响应比尔盖茨与巴菲特。更何况，对于经济正在腾飞的中国，富人们捐献甚至裸捐的时候，也应该想到自己的生意能够持续发展，造福民众，为国家纳税。当然，如果他们能够此时此刻就落实“以人为本”，在追求利润的时候，更关心自己的员工，则功绩不会小于“捐献”。   说到全民都在关注、劝导与监督富人捐献，让我想到，其实富人捐献的财富是钱财，而拥有财富的绝对不仅仅是富人，任何一个人，都拥有某些可以造福社会、国家和民众的财富，例如掌权者的权力，知识分子的知识，普通人的时间与劳动……在我们乐此不彼地劝富人“捐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问一下，我们捐献了没有？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我觉得，用自己拥有的知识养家活口是天经地义的，利人利己，但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与一个特殊的地方，有时知识不是都能够变成可以换钱的方程式与文字，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们可以不去计较利益与个人得失，“捐献”一部分自己的知识，造福民众与国家。   这类知识分子，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甚至出现了很多“裸捐”的——为民为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大家可以去统计一下，中国历史上抗击强权坚贞不屈的知识分子，不比世界上任何民族与国家的比例低。   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未来   对民族有信心，对我们自己有信心，也是对未来有信心。记得两年前我写过一句话：当我们不自暴自弃，当我们思考未来的时候，未来已经不同了。去年在香港大学与同学们交流时，我提出“ 未来不是用来推测，而是用来创造的 ”，这次到台北前的 29 日，在香港大学回答同学们提问，有一个问题也是谈到未来。   一位同学问的问题大致是，中国的封建（其实是专制）历史那么悠久，根深蒂固，民主自由的思想要想在中国发展，需要时间，未来可能会实现，但现在还需要一步一步来……   我同意需要稳扎稳打，一步一步来，但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历史，并不是什么特色，民主自由制度与理念，在地球上也只不过才两三百年，而中国也走过了一百年。如果我们对自己没有自信，深陷对自己文化的鄙视与害怕之中，明日复明日，那么，未来将永远是过去的重复，未来就是现在。   同学们的问题让我想起了广州亚运会的一句广告词——现在就是未来。只要我们有信心，并一起努力，我们的未来不但不是梦，而且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这样说：   现在就是未来！   杨恒均 2010-10-1 台北       盗梦香港   雨中台北   台北中山纪念堂     《这种国庆，有什么值得庆祝的？》    《国庆节迷思：请给我一点饥饿的感觉》   《国庆节寄语：我们就是国家！》   《未来不是用来推测，而是用来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