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

党国英 | 不能把腐败归罪于市场经济

    5月初,中央纪委在京召开会议,就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10个方面腐败问题进行任务分工和部署,其中包括严肃查处征地拆迁中的腐败问题,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的腐败问题,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侵占国家、集体利益和侵害职工群众权益的腐败问题,基层干部吃拿卡要、收受财物的腐败问题,执法不公、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腐败问题,基层干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腐败问题。可见中央对反腐的决心一直是很坚定的,在这种上下一致的共识中,却另有声音。     这种声音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值得讨论的标本价值。     在我看来,腐败一词能够流行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在王权政治时代,天下是皇家的,而皇位是靠暴力获取并得以维护,老百姓被压榨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皇权统治的贪婪程度和皇权运行的效能,老百姓心里很难有一个腐败与否的标准来要求皇权。到皇朝自己内部乱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便不能维系统治,免不了最后吹灯拔蜡,走向垮台。当百姓把腐败一词挂在嘴上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百姓有了合法性意识,把官员的巧取豪夺看作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于是不平则鸣,就把反腐败说得很响。老百姓在这个时代因腐败而生出“痛苦”来,的确表明了他们合法性意识的觉醒。     虽然说,腐败的个案在任何国家都不能完全消灭,但也不能说惩防腐败没有良器可用,更不能说民主制度对反腐败无用。     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实行民主制度,不能看它的宪法文本。当今世界,只有不多的国家走出了部落社会形态,这类国家的确不具备条件全面生成民主制度,事实上也远不是成熟的民主国家。所以,决不能拿这些国家的腐败来证明民主制度无可取之处。     说到“发展”对于反腐败的意义,也要具体分析。中国的人均GDP已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算是中等偏上的国家。应该承认,现在的发达国家在与我们现在发展水平相当的历史时期里,官场腐败也不至到我们这样的程度。所以,说我们的腐败问题严重是因为发展程度还不够高,实在站不住脚。     关于腐败发生原因,社会上很流行的一种意见,就是归罪于市场经济,说“市场经济冲击”了中国反腐败政策的落实,这个逻辑是最经不住推敲的。连马克思也说市场经济(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讲究等价交换。政府及其官员给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公民给国家纳税,这是等价交换原则在政治市场的延伸。而腐败是一种巧取豪夺的强制,无平等可言。所以,把腐败发生的原因栽到市场经济的头上,实在是颠倒了是非。     这种思维模式暗藏一个判断,以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没有搞市场经济,官场不似今天这样腐败,所以就认定腐败一定和市场经济有关。实际上,不受监督的权力才是腐败的根源;将政府权力压缩在必要的公共领域,并使其置于阳光之下,腐败就无以遁形。     改革开放前的确几乎没有市场,且物质十分匮乏,但那时的特权要甚于现在。消费品的特供、就业安排、政治地位的确定,在那个时代都体现了极强的特权意志,且被百姓视为合理。现在不同了,尽管很多特权现象仍十分普遍,但在原则上已经被视为违法违纪。这是一个进步。     如果说市场经济与腐败有关,也是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权被“货币化”了,而这种货币化现象不只发生在这个领域,人的创造才能的差异也因为市场经济被放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对于惩防腐败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它使特权的大小与危害程度有了可观察的工具,从而有利于百姓更加觉醒,更积极地与腐败做斗争。     认识上的难题不是民主政治对于惩防腐败有无作用,而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究竟怎么进行政治改革,以及在民主政治改革尚未完善之前,如何治理腐败。这决不是说民主政治的某些具体原则在眼下不能采用,更不能说目前对于惩防腐败我们无事可做。     大幅度地收缩政府权力,给私营部门以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推动政府主要官员的财产公开,并开征赠与税和遗产税;改革司法体制,加强法院的垂直管理,使法院适度摆脱同级党政官员的影响;创新贪腐案件的侦破手段,奖励举报,等等,都是当前可以采用的惩防腐败的有效办法。     (发表于新一期新闻周刊,编辑陈晓萍做了费心修改.原文直接针对”适度腐败论”提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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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 多存做事之心,收拢作秀之念

  近日,我国一些重要媒体对官员要不要“作秀”以及如何“作秀”有不少讨论,其中某些有代表性的意见值得商榷。 “作秀”一词来自对英文“ make show” 的音意结合的翻译,本身没有严格的含义,更不是一个科学用语,但从大众使用这一用于的习惯来看,大体将它等同于“表演”是可以的。艺术家以表演为职业,观众对他们的表演乐于欣赏,还希望他们表演得越精彩越好。即使那些演员所扮演的角色与演员自己为人处事有所背离,观众也常常不去计较。有的演员演技出色,而实际做人却离经叛道,只要不是太过离谱,观众也还可以接受。 对于政治家或官员的“作秀”,公众会有很不相同评价。除一些特殊情形外,如果一位官员的某个行为被认为是“作秀”,恐怕要理解为公众对那个行为多少有些不认同。 在实行政务员选举的国家里,一位政治家在他还没有当选、任职之前,他需要向公众表现自己的才能、陈述自己的施政方针,这可以看作必要的“作秀”。政治家一旦当选,公众已经了解了他的政治承诺,就应该认真做事,完全不必要成天向公众絮絮叨叨申明自己的政治主张。 我们国家的政治机制有所不同,政治家或官员一般不需要在“选举”当口向公众展示才能、申述执政主张。但我们有强大的宣传机器,已经在高强度地传播政府官员做人民公仆的政治要求,很多政府政策也经官方媒体而家喻户晓。这种情况下官员就应该努力按政治承诺做自己的事情。如果有相反情形,一位官员没有把必要的工作做好,却不断用语言或象征性的动作表示自己的愿望,尽管他有苦衷或无奈,公众也会说他“作秀”。这个时候,“作秀”恐怕就不是个难免含有抱怨之意;充其量公众也是通过这个用词表达他们对官员的一种鞭策。 对官员的有些行为,公众并不认为是“作秀”,我们的评论家不要自以为是地说那些行为是“作秀”,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公众。就那最近由网络披露的每天骑车送女儿上学的安徽芜湖市副市长来说,笔者就不认为他是“作秀”,我看很多网络留言者也没有说他“作秀”。 由网络披露的另一件事情,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微博邀农民工吃饭,是不是“作秀”?这要具体分析。这位副厅长的本职工作是维护社会秩序、确保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但他做了一件看起来与此无关的事情,意义只在于表明他的某种社会政治倾向,好像有点“作秀”的意思。但如果再细致分析,恐怕也不能认为他是“作秀”。国内某基金会倡导做一件事善事,让城里人请农民工吃一顿饭,陕西这位官员听到后愿意响应,把自己看做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位官员,就做了这件事情。如果评论家把这个说成是“作秀”,那岂不是说我们的官员只有把自己不当普通人,才属正常、才反映我们的官场普通政治生态?除非有证据证明,那位陕西官员不履行自己的正常职责、平常言行也不受公众待见,否则我们决不能说他是“作秀”。笔者由他的网络留言做一综合判断,以为他做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只不过被网络曝光而已。 不能认为中国百姓有质疑政府及其官员善行的特殊癖好。政府取消农业税,有谁说过那是“作秀”么?政府决定在今年全国城乡全面部署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谁说过是“作秀”么?我看都没有。当然,社会上总有些过于极端的人士,对不该怀疑的东西也要说长道短。但是,笔者相信,如果有某一位官员的某种言论或某种姿态被很多人说成是“作秀”,那一定值得政府方面作出反思,先不能怪百姓。例如,一位领导人走访一家百姓,送了一袋面粉给人家,领导人走后,面粉被低阶位干部收走,百姓只落了个上电视的待遇,人们说那是“作秀”,我看说得没错。相反,政府做了一件真正可取的事情,例如,摘了腐败的前铁道部长的乌纱帽,若有极端人士说那是“作秀”,笔者相信这种负面评论也会淹没在如海的正面评价之下。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官员不必学习如何“作秀”,否则太累,效果也适得其反。国家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一些部门的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都需要有点“作秀”的本领;对这种本领老百姓愿意领受和欣赏。将来如果我们的政务员产生办法做了大的改革,乐于公共服务的人士也需要有点“作秀”的本领,好在特殊时期适当使用。除过这些特殊情形,政治家或官员还是保持本色好;他们说实话,做实事,就已经是最好的政治技巧,最能俘获百姓的心。古人云:大象无形,大音无声。面对老百姓的洞察力,政治家或官员还是应多存“做事”之心,收拢“作秀”之念。 (此文发表于南方周末今日评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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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 亚洲人容易从众?

身家性命系于国家。在很多情形下,这不是夸张。但我们对“国家”这个词可能并不真正理解。若用英文词,我会用 nation 这个词,而不是 state ,也不是 nationanlity ,更不是 country 。确切地翻译 nation 这个词,似乎用秦晖先生用过的“大共同体”更合适,其他翻译总显勉强。民间竟没有一个合适词汇表达这个意思,也可见我们的文化特性。这是一种迂腐的较劲,一种必要的较劲,但仅限于这个语境之下。   更让人纠结的是,在国家之下,有着人群之分;人群之间有利益冲突。人们常说要在某某事情上达成共识,其实很困难。于是,人们用多种方式解决纷争。历史上有集权的方式,也有少数服从多数方式。后一种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很复杂形态,我们还不真正熟悉。 这几年,许多公共领域的事情单由经济学家不能说清楚,特别是由宏观经济学说不清楚,但偏偏到处充盈经济学家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声音。枕边有一本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在美国流行,已经印行 10 版以上,作者是 S.E.Taylor 等人,翻译者是谢晓非等学者。读这本书,特别是书中关于“从众”等行为的讨论,觉得当今很多公共事件要好理解一些。 对一个事件,如果有多数人作出错误判断,处于少数的个人也可能放弃自己的本来可能有的正确判断,服从错误的判断,这便是从众。实验表明,有所谓集体主义倾向的群体,如亚洲人,容易发生从众行为;而爱斯基摩人不容易发生。深入分析发现,集体主义的从众行为,其实与农业传统有关。在一定社会时期,从众行为具有极大消极后果。 在严格的实验条件下,从众行为的观察比较简单一些;进入现实社会,从众行为会复杂很多。中国处于社会结构转变时期,已有的转变在很多方面符合历史进步要求,有了世界公认的成就。在现有基本秩序下,如果按社会高层目前的意图发展,也许再有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中产阶级崛起、民族高度认同形成,中国社会就经得住折腾了。但从这几年的观察看,事情并不简单。资本利益集团在加大对政策的影响,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很难,中产阶级就难崛起;地方政府要以低地价乃至“负地价”吸引工业项目,忙着赶农民在距家乡较远的异地小区上楼居住,却不肯把脱离农业的农村人口在他们就近生活的大中城市安顿下来,可能会使中国在未来还是解决不了人口候鸟式流动问题;城市不断在低密度扩张,产生合理比较收益的优质耕地不断被占用,严重影响我国农业竞争力提升,未来粮食国内市场自求平衡前景堪忧;东部发展势不可当,边疆地区投资杯水车薪,边疆居民(常被称为少数民族)完全融入国家工商业体系的时间表继续退后,中华民族高度认同的坚实基础难以奠定,等等,一应深刻问题令人忧虑。认识这些问题的能力,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民间各个阶层,但在从众效应交叉作用之下,没有多少人会因这些问题而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是我们这个“大共同体”的一个状态。我们每个人是大共同体的一员,身家性命系于这个大共同体。 有了从众心理的作用,就会产生一个“伪多数”。这个多数群体是摇摆不定的,很容易受真正强有力的少数力量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里,与从众概念(多数派的影响)相对应的概念是改革(少数派的影响)。把改革看作少数派的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的洞见,而我们喜欢说改革是顺应多数人的要求;实际上,心理要求与实际行动可以完全不同。社会心理学还发现,在多数派的环境里,只要少数派坚持意见,以清晰的逻辑表达自己的主张,就会对从众行为产生抑制作用,改变群体的力量对比。这也许符合所谓“顶层设计”的理念,只是设计者要知道,自己的改革主张在付诸行动时常常不是鲜花与欢呼。 能对社会进步作出显著贡献的是有清醒自觉意识的少数派力量,而不是代表个别利益集团的寡头势力。只有前一种力量才会把全社会奔向错误方向的从众局面扭转过来。 中国的问题往简单说,是需要改变军人打天下所留下的社会结构。军人治国的特点是将命令原则推及到公共领域以外的私人领域。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命令原则渐渐退去,还在基层社会的某些方面引入了“民主”原则。殊不知,在私人领域,无论集权命令原则或民主原则都不合适。私人领域需要自由;出了私人领域,该集权就集权,该民主就民主。集权用到了私人领域,会有低效率;民主用到私人领域,也会是可怕的混乱。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认真地扩大只受公权保护、不受公权干预的私人活动空间,给中国企业和个人以充分的自由。这种理念先要树立起来,至于改革行动中要把握的公权和私权之间微妙差别,相信难不倒中国人的智慧。 (此文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近期本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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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 转帖: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告别演说

转帖: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告别演说—— 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以院长身份讲话,也是告别辞。本届人文学院的管理团队任满三年,履行了该做的工作,维系了人文学院教学、科研的正常运转,教工、学生人人平安,这便足以令人欣慰。至于体制所看重的各种业绩、评价,皆过眼云烟,不值得多提了。如果说,这几年里有什么没干好的事,无论是校方有看法,还是教师学生有意见,都由我来承担了。就各位对我这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海涵,亦心存温暖。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常规换届的结果,竟是上届管理团队的全军覆没,尽管原因各不相同。本人“老卖年糕”,鲍伟轮岗,两位副院长抱着深深的人文情怀回到自己所眷恋的专业中。不过看透了,这也是好事,不经意间摆脱了所谓“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陈腐套路,新院长、书记可以轻装上阵,独立思考。   六年半讲了无数次话,多是随意发挥,也没什么主题,这最后一次,我想了个题目:《怀童心的孩子回家吧》。   此次卸任,也是我自1970年元月参加工作历40年之后,从体制退出,虽然还要教几年书,但从内心里是抛开体制了。   这一段讲讲我为什么不愿意续聘连任院长了。   我这辈人,不幸中也有幸,生活于文化大颠覆又艰难重建的时代,经历、看到了寻常时代所无以体会的东西。这时就想做点学问上的事,于是去考大学。听课时又发现高校教师的所讲所做似为“体制化”宣传工具,说来说去离不开个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令人失望。此刻幸而又幸的是,我的导师王先生是一位守望民国学术风格的老学究,在他的鼓励下,我读书的范围主要是文献和**学者的著作,陈寅恪、钱穆等,研究生的课程又让我认识并喜欢上了玄学的率真、自由与逍遥。             但还有个话在我的命运中起作用:时势比人强,人算不如天算。时代变迁中,大潮也会席卷你。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打开了国家的封闭状态,一线生机让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兴奋,看到希望于其中,我也不例外。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了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投身于温州现象调查、个私经济研究,为艰难起步的民营经济张目。1988年写了“温州社会二元结构的社会学思考”,入选中央“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算是个国家奖。   到1992年,《学习与思考》主编要退休,社科院领导让我接任。他们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了,思想又解放了。结果还是任命了。当场我就想起杨绛在钱钟书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后的一句话,说钟书“被人捉将官里去也”。好在我内心未将此职当作什么官,主编也和我当这个院长一样,无非是个做事情的平台而已。并且,我的理念很清楚,在体制内掌管一块地盘,一不当体制的工具,为之增添什么政绩,不在乎领导评价;二不为个人经营体制里的名、利、官;三从自已的良心和是非出发,自觉抵制、消解体制中的假大空痼疾。   当时《学习与思考》是省级理论刊物,省委领导、军队将领经常在上面发文章,被看成是认识、接近高层领导的最佳位置之一,不少人为我支招。我呢,则反其道而行,要办讲点真话、有文化品味,尽量减少假大空的刊物。一段时间后,这些领导逐步出局,代之以王元化、杜维明、成中英等。那阵的形势似乎还能往前走,我也不甘心就此止步,于是将刊物名更为《观察与思考》,并设计、推出了具有鲜明写真与批判色彩的系列主题:被接待的中国人、吸烟的中国人等等。浙江新闻界一片惊呼。要离开《观察与思考》时,不少人劝,多好的位置,风光自在,可进可退。但我的理想是办讲真话的刊物,如实现不了,当作升官发财的跳板,吾不为也。         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王充传》完成。   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 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 。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ZF、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ZF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挡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2006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2008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蒋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我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2009年底续签增长20%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此而下台也无所谓。为此找过蒋书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签约。去年初学校开党代会,小组讨论有校领导参加,我本不想发言,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便说,“一所大学设有党委,还要开党代会,这是人们习惯了的现实,但这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吗?世界上还存在此种体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鲜、古巴了吧。没听说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学是在党委领导下成功的,也没听说哪个党委办出过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民国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这个意思。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吃饭时我坐在蒋书记边上想说个事,看到一拨一拨的中层干部来祝贺蒋书记当选,言辞阿谀,全是官场文化。我说不出口,坐至终席不发一言。近些年里,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我极少参加,不是摆谱,实在是听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语,坐不住。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谓搞指标的“强校”方面,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活、宽松,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认真履行低碳节能,消灭长明灯、跑冒滴漏;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处。对以上言行,有人说我敢直言、有见识,其实在我心里,只是遵循常识而已。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在对待体制的业绩、考评等事情上,限于我个人的好办,不当会事罢了。近年来我从不报奖、争什么带头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几层次啥啥的……每回报奖都有人劝我,包括学校领导、好友、同事,职能部门还表示愿意代为填表。我感谢他们,但依然故我,解释的理由也简单: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够不着,白折腾;二是生性怕花时间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点令人愉快的事。当然,我对报奖和获奖的老师,也表示尊重。大学的老师们不需要同质化,有差别,价值多元是好事。   但关系到部门工作和集体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学校要求公事公办,报学位点、学科、团队、精品课等等,一板一眼地执行,但重点在于提高水平、壮大实力、打好基础,结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关忽悠,跑省里、跑部里。在此类事情上,我从不行贿送礼,至多意思一点劳务费而已。也有人建议多送,说有的学院五倍、十倍于我们,我未接受。我的观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线。对于通过送重礼达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至可怜他们。我不会为此而焦虑、纠结的,也决不会为了得到并维系诸如此类的“业绩”,绑架自己宝贵的生命。多个点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吗?这是真学问?真科研吗?在我眼中,不少各种名义的大项目,资金上千万上亿的,搞出些伪科学成果来,通过动用科研经费攻关,就能整个大奖来。这是在糟塌纳税人的血汗,还败坏学风。   我这样的态度,本人身陷矛盾,学校可能也有看法。虽然我对学校领导是否满意并不在意,但最终还是存在着让我解不开的纠结,即这些考评指标与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挂钩与捆绑。如前几年的学院考评划分ABCD档,近两年的达标120%发足额奖,还有各种学科点、基地之类,皆拨下相应的经费等等。并且这都与每位老师个人的业绩、职称有关。我只能尽量跟上趟,无法做到如何出色,让大家满意。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我再次选择退出,不和体制玩了。去年上半年蒋书记问我为何不愿续聘了?我说,现在高校教育的这套做法,无法得到我价值上和道义上的认同。   对我的工作,学校如果不满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学校角度这样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改变,最好的办法是请来新院长。高老师这次在海内外招聘中脱颖而出,我很高兴,总算可以摆脱矛盾处境,回归原本的人生角色——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此话乃东晋名相王导的存世名言。愦愦是昏乱、糊涂之意。我非常佩服东晋那一代士人的气度,身临偏安一偶的危局,仍义无反顾地信奉玄学的“无为而治”,自觉遏制体制化儒家——礼教的回潮,以“务在清静”的文化理念“力撑东南”。   我当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无为而治”理念,也听到一些徐老师不爱管事,只布置不督促、检查,重讨论不重落实等议论或批评意见。从事实上讲,这些看法都没错,提出批评也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我表示感谢。但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还是尊奉“无为而治”。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根本上讲,教师皆成年人,并具备高等学历,属于社会上最热爱学术和教学的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学生时代研究玄学,饱受浸染,深信“无为而治”是自由知识分子永远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当今体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发扬的内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体制问题多多,推行、布置的东西,美曰做强做大,加快改革,说白了都是些无聊的折腾,干的事皆违背常识。在教育体制行政化的背景下,“无为而治”是最有效的挡箭牌和解毒药。   如搞“精品课”,我也赞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精品课”。精品课的标准只有一个:学生受益并形成口碑。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现在的这套,千人一面:课件、作业、教材、网上互动等等,缺一不可,讲的再精彩也没用。照此标准,过去北大陈寅恪、刘文典的课亦算不上精品了。陈寅恪仅带一布包,刘文典上来先把国民政府骂它半点钟,这如何是好?教学讲求的是多元化、多样化,哪有倡导一付面孔的道理。   搞科研把课题项目强化到如此程度,也违背科学精神:1、研究起点上就渗入功利因素。取经费、应考评、上职称,严重的名利取向破坏了以求道为目的的单纯之心;2、找材料盖过读书。读书本是与智者交心,体玄悟道,有了心得自成文章。做课题则重在各取所需地淘资料,立论草率,学养无从积累;3、赶时间交任务,忽视质量。要求半年、一年完工,本不合科研章法。但作者只要能对付交差就好,垃圾多多;4、成果的通过、发表过程中人格受辱。高级别刊物大家都往上挤,于是水平差不多时看谁敢送又会送,做研究还要赔上人格;5、报账做假。文科研究开销有限,找发票报销就成了少不了的节目。   单纯的科研经过这一系列的干扰与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会道”的“为己之学”还有生存空间吗?怕是多为“凭誉以显扬”的“为人之学”了。研究已严重地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当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将项目与自己的精神需求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极大的干扰和伤害。我怀疑,在如此环境里,真正具备与古今贤哲沟通能力的学者能有几人?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   近两年学校搞的“创新强校”,每年递增20%,更属胡闹。有的学院指标分解到人;还有自己掏腰包来填充经费的;造假也出现了,把前、后年的成果计入当年,就为了拿到那点年终奖励。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评比、排名,先进教师、科研标兵,优秀党员、团员、家庭,工会及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什么“一五一”还分几个层次,这个奖、那个奖、这个级、那个级。这世风如此糟糕,整体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里,居然有这许多优秀称号,还值钱么?都是自己树自己搞的廉价货,除了干扰心境没丝毫意义。每学期、每年还要把学院的老师排个名次,半斤八两的楞要分出个一二三四来,有什么意思?这是幼儿园里戴小红花的套路搬来了,把老师当小朋友对待。搞得学者一个个气局狭隘,争虚名图小利,一到年关就半分半分地算账,跟扛了一年长工似的。过去我们人文学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苏格拉底、黑格尔或孔子、李白的,现在一年到头总在脑子里纠结的是:怎么完成或多挣考评分。   对于这些学校的制度规定、无法回避的管理内容,我的态度只能是“无为而治”,由老师本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待、取舍,反正有关个人考核的政策、结果,学校都有事先规定,学院只是执行而已。可以说,我在院长位置上有意识地抵挡体制污染,对许多事情在学院层面上作淡化和减法处理,不干强化和加法的事,目的是让老师们少受干扰,躲过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点荒唐的瞎折腾。事实上,一些明显的折腾亦长久不了,顶顶也就过去了。如“加速创新”,差不多无疾而终了吧。   对我自由主义的理念,老师们认可,我欣慰;有老师不赞同,我亦含笑。这不过是管理观念有所差异而已。民主的要义,不独尊重多数,同时也尊重少数乃至个人,我从不追求所谓的和谐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远,各种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为大学应有的文化生态。   对我来说,这些年真正令我有成就感的,乃是学院部分年轻教师在考评体系之外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这才叫学人正道。   最后这段说说我今后工作、生活的设想。   题目是杨绛翻译的兰德诗《我和谁都不争》中的一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的豁达、善良、雅致、坚韧,最令人钦佩,现在再出不了这样的人了。记得我来人文学院时还念过胡适引用易卜生的一句话:“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念着这两句话上任,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   行政职务卸去了,回归到原本的角色中,当一名历史系的老师,这个职业很神圣,也令人自足、充实。我会更投入地与学生交流,把历史的真像告诉他们。同时我又不会像以往那样深陷体制生存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论学校里的考评如何。手头还有两个课题完成后,可能也疏远课题了,除非出现与我兴趣相当吻合的机会。目前已考虑或参与的有这样几件事,实际上最近一年中已化不少时间在做了。   1、关注环境保护。最近在新疆、杭州、绍兴等地讲学讲课,重点都是环境保护。中国近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导致自然环境破坏到了可怕的地步,全国整成一大工地,古城古风荡然,大量物种灭绝。2010年9月22日,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卫星检测全球空气质量的PM2.5数值图(2001年—2006年)。PM2.5小于10为安全值。中国空气质量全球最差,中国东部尤其严重,PM2.5超过50接近80。中国社科院党国英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GDP每增1%,用地量为日本的8倍。单位能耗亦长期是日本的8倍左右。北岛说,我们近一个世纪被现代化搞疯了。不惜土地、环境代价的繁荣之路,别国不是不明晓,问题在于他们已经把维护一方净土视作首要战略目标,像日本就悄悄地成了资源大国。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又输了一招。所以说,中国的环境保护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2、参与慈善事业。我在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和浙江省正泰集团基金会两个社团中担任理事,主要的工作是:推广低碳生活、关注食品安全、资助困难群体等。   3、研究、反思百年来的文化变迁,尤其是左倾时期的文化灾难及其后遗症。左倾时期所经历的斯文扫地、道德沦丧、文化毁灭,至今没有认真清理、反思。为什么到了人们普遍失去道德底线的地步?少报一元钱事比天大,大白天开着长明灯却视而不见。2009年60周年大庆中,文艺界搞出个“特务年”影响至今,“潜伏”、“暗算”充斥银幕,连《探索?发现》栏目也大播间谍战。世间的善良、诚实不再有人相信。不找关系,不相信会被公平对待。谭嗣同说,中国之旧政,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这话发人深思。   俄罗斯是经过彻底的文化反思了。前苏联的颠覆说到底是文化上的失败,失掉人心,今天的复兴也得益于文化整体的复兴。前些年有人怀念苏联,普金讲,把前苏联说得一无是处是良心出了问题,但想要恢复前苏联则是脑子出了问题。所以要真正恢复俄罗斯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让个人在最大程度上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而不是仅仅是吃饭、生存。   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近几十年最值得庆幸的是解决了吃饭的事情,同时最令人困惑和担忧的症结,乃是权力在社会中膨胀到无以复加,官权与民权极不平衡。就改革力度最大的经济领域而言,民企500强的全部规模仍不及央企50强的最后一名。以官治民的社会结构没有出现大的改观,也就很难养育出具有理性精神、契约意识和公德自律的现代公民。   文化重建要有人来担当,不光说,更要做。我一生最感欣慰者,乃数十年间始终生活于自己的本色中,坦坦荡荡就这么过来了。当然我还有业余爱好,我曾在一篇简介里自白: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严重流失的今天,我辈忝列学人,除了汗颜,还是汗颜,让任何荣誉、名号论之无味。此生倘能在保存点滴文化火种上略尽薄力,余愿已足。再加上打篮球、玩乒乓、游泳、登山的爱好得以陪伴到老,那便是美满人生了。   尽管生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甚至还会碰到、经历很大苦难,我仍虔诚地认为,上苍待我不薄:一生基本没有受冻挨饿,工作、生活于本人最喜爱的新闻与历史专业中。傅聪说,上帝让我此生与音乐为伍,这已经足够。我亦十分知足,惟感在上苍面前索取多多而无所回报,心存愧疚。因此,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将伴随在我今后人生之路的每一步中。   总之,今后和大家在一起的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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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 多数派和少数派

用nation这个词,而不是state,也不是nationality,更不是country。要确切地翻译nation这个词,似乎用秦晖先身家性命系于国家。在很多情形下,这不是夸张。但我们对“国家”这个词可能并不真正理解。若用英文,我会生说过的“大共同体”更合适,其他翻译总显勉强。这是一种迂腐的较劲,也是一种必要的较劲,但仅限于这个语境之下。 更让人纠结的是,在国家之下,有着人群之分;人群之间有利益冲突。人们常说要在某某事情上达成共识,其实是很困难的。于是,人们用多种方式解决纷争。历史上有集权的方式,也有少数服从多数方式。后一种方式我们看似熟悉,但其实在政治领域运用得还不娴熟。 这几年,许多公共领域的事情单由经济学家也不能说清楚,但偏偏到处充盈经济学家关于宏观经济的各种声音。枕边有一本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在美国很流行,已经再版了10版以上,作者是S.E.Taylor等人。读完这本书,特别是书中关于“从众”等行为的讨论,让我对于当今很多公共话题有了更好的理解。 对一个事件,如果有多数人做出错误判断,处于少数的个人也可能放弃自己本来已经做出的正确决定,服从错误的判断,这便是从众。实验表明,有所谓集体主义倾向的群体,如亚洲人,容易发生 从众行为 ,而爱斯基摩人却不容易发生。深入分析发现,集体主义的从众行为,其实与农业传统有关。在一定社会时期,从众行为具有极大消极后果。 在严格的实验条件下,从众行为的观察比较简单一些;进入现实社会,从众行为会复杂很多。中国处于 社会结构 转变时期,已有的转变在很多方面符合历史进步要求,有了世界公认的成就。在现有基本秩序下,如果按目前的趋势发展,也许再过20年左右,中国的中产阶级崛起、民族高度认同形成,中国社会就经得住折腾了。 但是,现实的情况并不简单。资本利益集团在加大对现行政策的影响,使得现实中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很难,中产阶级就难以崛起。地方政府要以低地价乃至“负地价”吸引工业项目,忙着把农民赶到远离原居住地的小区上楼居住,却不肯让脱离农业的农村人口在其就近生活的大中城市安顿下来,可能会使中国在未来还是解决不了人口候鸟式流动问题。城市不断在低密度扩张,产生合理比较收益的优质耕地不断被占用,严重影响我国农业竞争力的提升,未来粮食国内市场自求平衡前景堪忧。东部发展势不可当,边疆地区投资杯水车薪,边疆居民完全融入国家工商业体系的时间表继续退后,等等,一应深刻问题令人忧虑。认识这些问题的能力,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民间各个阶层,但在从众效应交叉作用之下,没有多少人会因这些问题而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是我们这个“大共同体”的一个状态。我们每个人是大共同体的一员,身家性命系于这个大共同体。 有了从众心理的作用,就会产生一个“伪多数”。这个多数群体是摇摆不定的,很容易受真正强有力的少数力量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里,与从众概念(多数派的影响)相对应的概念是改革(少数派的影响)。把改革看作少数派的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的洞见,而我们喜欢说改革是顺应多数人的要求。实际上,心理要求与实际行动可以完全不同。社会心理学还发现,在多数派的环境里,只要少数派坚持已有的意见,以清晰的逻辑表达自己的主张,就会对从众行为产生抑制作用,改变群体的力量对比。这也许符合所谓“顶层设计”的理念,只是设计者要知道,自己的改革主张在付诸行动时常常不是鲜花与欢呼。 能对社会进步做出显著贡献的是有清醒自觉意识的少数派力量,而不是代表个别利益集团的寡头势力。只有前一种力量才会把全社会从奔向错误方向的从众局面中扭转过来。 中国的问题往简单说,是需要改变打天下所留下的社会结构。打天下的治国特点是将命令原则推及到公共领域以外的私人领域。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命令原则渐渐退去,还在基层社会的某些方面引入了“民主”原则。殊不知,在私人领域,无论集权命令原则或民主原则都不合适。民主用到私人领域,则会是可怕的混乱。私人领域需要自由;出了私人领域,该集权就集权,该民主就民主。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认真地扩大只受公权保护、不受公权干预的私人活动空间,给中国企业和个人以充分的自由。这种理念先要树立起来,至于改革行动中要把握的公权和私权之间微妙差别,相信这难不倒中国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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