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大型晚会上，主持人长长的开场白的最后，总是要加上海外的华人华侨怎样怎样。却从没听到英人英侨、美人美侨之类的称呼，呜呼哀哉，此称呼乃天朝又一独创矣。 根据通行的定义原则，华人、华侨在法律上有着严格的界限和区分。未加入外籍的移民，包括拿到居住国永久居民身份的人，称之为“华侨”，仍保留本国公民身份，仍然受到本国法律及领事管辖和保护；加入外国国籍的移民被称之为“华人”，法律身份已变为外国人，受居住国法律和政府的管辖。 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国人的面孔，统统都可以用“华”字来称呼，至于是“侨”还是“人”，就另外细分了。于是，当中国人的面孔在世界上有些成就的时候，国内铺天盖地的报道就来了，把这个华裔后代刨根问底地人肉了一番，最后可能得出其曾祖父曾经出生于中国某地，然后偶然一个机遇到了国外落叶生根发芽，一直希望为国争光，直至这个曾孙子在外国出生、学习、成长、拿到成就，壮了国威。云云。 比如近段炙手可热的骆家辉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被奥巴马正式提名为新一任的驻华大使，这本是美国的家事，只不过，因为骆家辉的祖父是在一百多年前从广东移民过去的，于是，对他的当选，中国的舆论就显得相当激动，甚至说他是“归国游子”。可是诚如骆家辉所言：“我以我的中国血统为自豪，我以我的祖先自豪，以华裔为美国的贡献而自豪。但我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是的，骆家辉是“百分百的美国人”，他代表美国国家利益，随时随地捍卫美国国家利益，是其职责所在、义务所在。他虽然在种族和血缘上是华人，准确说是华裔，但绝对不是中华民族、中国大家庭的成员。中国可以希望他为发展中美关系做出贡献，但绝不能指望他“帮中国说话”。 又如历年的诺贝尔奖评选，从来没有中国人拿过这个奖，哦，有过一个，但是领导们不以为荣，反以为耻，这里我也跳过不谈了。每逢有华人（注意，是华人）拿奖的时候，中国的舆论又会热炒一番，说我们的华人又为国争光了，可是人家的国是中国吗？早就不是了，所以为国争光这样的意淫也就只能在体制内存活一段时期，出去根本就没人买你帐。 当然，对于这些八竿子也打不着边的“中国人”，一时的意淫也是可以被宽容的，因为毕竟无伤大雅，无关生死，我们也就一笑而过。我们只希望在他们取得荣誉的时候收获我们的掌声，在遇到危难的时候得到我们的援手。并且，当真正与我们骨肉相连的同胞们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他们会得到很好的关心。可是，这一点，却让太多人失望。 最悲痛的例子要数印尼 98 年的屠华事件了吧。那个事件，国人知道的有多少？ 98 年国内是看不到任何关于这个的消息的，他们强有力的手腕不是用来帮助同胞，而是用来封锁一切消息。当时中国政府只是由外交部发言人发表了一个无关太痒的声明：“中国已注意到印尼局部地区近日出现了一些骚乱，对此表示关注，做为印尼的近邻，中国希望印尼能继续保持社会稳定和民族和睦，以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别人正在拿刀锯我们同胞的脖子，我们却还要奉劝它要注意和谐！ 我们既然口口声声华人、华侨的成绩与荣誉与我们分不开，但是我们自身又对华人和华侨做了些什么呢？当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华侨遭受不公之时，我们是否像共享他们的荣誉那样去分担他们的危机呢？且不提在他们在外国的遭遇，即使我们的华人、华侨回到我们的中华之后，他们遇到的又是什么呢？我有一位好友，全家移民在美国，是位标准的“华人”，因为一些原因，需要在回国期间生孩子，本想着回家生孩子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却被告知需要先开具一系列的证明和签证后才能生，而这些东西的办理无疑费力又耗时，可是大人能等，肚子里的孩子可是不能等啊。无奈致电我希望我能帮上些忙。近日也为此事奔波一番，尚无定论，不免唏嘘。       所以问题就来了，当香港人在大陆遭受困难时，我们看到香港人派专机解围，而同为中国人的我们呢？我们看到华人的成绩，就一个劲儿的往自己身上靠。看到需要帮助的华人，就用一堆的手续来阻挠。究竟我们认同的是成绩，还是所谓的华人？ 其实如果是认同成绩的话，不妨这样，我们把华人华侨改成黄人黄侨，只要看到有成绩的黄人，不用考虑他的国籍，不管他是华人也好，韩国人也好，东南亚人也好，日本人也好，统统称为我们的黄人黄侨同胞。这样覆盖面更大，也就会有更多的成绩让我们去靠。如果有人质疑说，那明明是日本人，哪里是什么黄侨，那么我们就告诉它：你 Y 翻开历史看看，他爷爷的爷爷的 N 次方的爷爷是不是被秦始皇派出去找仙丹妙药的？如果又有人说，权利大了，责任也大，如果那个日本人有难，需要我们帮助了，怎么办？这个更好办，告诉他：秦始皇派你出去的，你有困难先找秦始皇盖个章再来吧。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早期苏共民主空气较浓，列宁在世时党内争论并不是大逆不道的事。托洛茨基、斯维尔德诺夫、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时不时反对列宁的路线，列宁批评他们时也不客气地 ” 回赠 ” 这种那种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 ” 帽子 ” 。但是争论过后，列宁同他们的革命情谊都没有受到影响。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列宁从来不批评斯大林有什么世界观问题。列宁晚年与斯大林冲突几次（格鲁吉亚事件、外贸垄断权、工农检察院提案等等），一次也没有把问题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来批判。为什么列宁不指出斯大林的世界观存在问题？如果他指出了，斯大林也许不会接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的命运就要改写。答案是列宁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斯大林的世界观不会有问题。最好的例证是列宁的政治遗嘱，在列宁的 ” 政治遗嘱 ” 中，五个政治局委员的世界观都被评为 ” 非布尔什维克主义 ” 、 ” 不是完全马克思主义 ” 等等，只有斯大林漏掉了这种批评。列宁对斯大林的惟一批评是 ” 太粗暴 ” 。我们不妨这样说，斯大林的世界观是受到列宁信任的。       斯大林十六岁开始读《共产党宣言》，十八岁开始读《资本论》，二十二岁之后写出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斯大林直至去世的前一年还在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堪称一生都在学马克思主义。 1953 年斯大林死后人们从他的住房、办公室、别墅清理出两万多册藏书，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卢森堡等人的全部理论著作， ” 许多书的字里行间和页边上都注满了斯大林的强调号、评论和批语……《列宁全集》第一版他不仅通读过，而且读过不止一次，有些卷里填满了着重号、加重号、惊叹号。从用笔的颜色看（红色、蓝色），他确实是反复地研读过这些著作 ” 〔 1 〕。苏联科学院院士Ｅ．瓦尔加告诉他的朋友，他每次去看斯大林时，总看到斯大林的桌上放着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 2 〕。       谁能想到，如此重视理论学习的斯大林，人性之残竟越过了任何底线。斯大林在执政的二十年间平均每两年制造一起大冤狱。以绝对数字计，斯大林杀害的老一代革命者比沙皇政权加在一起还要多。原苏共持不同政见者（苏联解体后重新加入共产党）麦德维杰夫说： ” 我党和我们革命的任何一个敌人都没有能够给我们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比斯大林更大的危害。 ” 〔 3 〕有人作过统计，苏共一大至十七大历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共二百八十四人。除去大清洗（ 1936 ～ 1939 年）之前自然死亡的四十五人外，剩下二百三十九人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一百八十八人，自杀的八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二人，只有二十一人安度 ” 中年 ” 〔 4 〕。但是安度 ” 中年 ” 并不等于能安度晚年，因为斯大林在 1952 年又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新一轮清洗，即各种准备工作正在就绪，前奏曲 ” 克里姆林宫医生案 ” 已经奏响，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都已被斯大林点名批判，正陷入极度的恐慌中（赫鲁晓夫不恐慌，因为十九大没点他的名）。如果不是斯大林在 1953 年 3 月突然去世，苏联社会不知又要降临什么样的腥风血雨。       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音乐肖斯塔科维奇说： ” 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 乌克兰的民间歌手都是盲人，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去，每一个盲人歌手都有自己独特的歌曲。斯大林是出于什么病态多疑要消灭这些盲人的？盲人难道会威胁他什么？只因当时农村正在开展集体化运动，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一些 ” 富农 ” 庭在极 ” 左 ” 政策下绝了户。斯大林担心这些盲人歌手四处云游，唱的歌又哀哀戚戚的，谁知是不是在为富农鸣冤叫屈？ ” 对盲人能有什么审查制度？既不能把一份经过修改和批准的歌词交给盲人，又不能给他下达书面指示。对盲人什么都得用嘴说……还是把他们枪毙了比较省事，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 ” 〔 5 〕       斯大林曾下令枪决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德国侵略波兰时，波兰军队正在西线浴血抗敌，突然苏军从东线攻入波兰国土，与德军成夹攻之势。波兰军队本来就已不支，现在顿时溃不成军。最后波军选择退向苏联一侧，他们宁愿向苏军投降，也不愿向纳粹投降。苏联内务部奉斯大林指示对被俘波军进行 ” 政治鉴别 ” 工作，士兵们一群群被释放了，剩下一万五千名军官怎么办？按波兰人的看法，这一万五千名军官都是民族英雄。可是斯大林不这样看，由于波兰军官入伍前都是专业知识分子（这是波兰军队很特别之处），一万五千名军官等于一万五千名工程师、教师、技术员、农艺师、医生、会计师、作……将这些人都释放了，将来肯定又会为波兰资产阶级政权服务（波兰流亡政府已经在伦敦成立了）。波兰资产阶级政府依靠他们，又会组建起一支军队来，这将是未来波兰人民政权的多大的麻烦？研究来考虑去，斯大林觉得还是统统枪毙比较省事，于是命令内务部在卡廷森林等地将他们秘密处死（每人后脑打一枪），再挖个大坑埋掉。半个世纪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两次代表苏联政府因卡廷森林惨案向波兰人民表示诚挚道歉和深深忏悔。       1990 年 1 月 30 日，前苏联国安全部副主席皮罗日夫在部务会议上称，根据现存档案材料统计： ” 从 1930 年到 1953 年，苏联全国有三百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受到政治迫害，有七十八万六千零九十八人被处以极刑（遭枪杀）。 ” 〔 6 〕       斯大林执政二十多年，七十八万人被判死刑，数字并不高。我国一些学者据此得出结论：并不存在什么大清洗，所谓斯大林大肃反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然而，这些研究者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苏联内务部留下的档案不能反映全部死亡人数。俄罗斯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包括档案被销毁情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1934 年联共（布）十七大代表一千九百六十六人中，有一千一百零八人因反革命罪被捕；他们绝大多数悲惨地死于集中营和监狱中。由于这些党代表不是直接死于被判的死刑，他们的死亡就不能进入七十八万这个数字中。类似的情况相当多，前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在担任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期间 ” 有权查阅所有档案馆资料 ” 。他说： ” 在 1937 和 1938 这悲惨的两年里，照我的看法，大约有三百五十万至四百五十万人遭到镇压，其中有六十万至八十万人死去是判了死刑的。此外，还有相当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被 ” 法庭 ” 判处死刑而是后来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 ” 〔 7 〕       数字没有声音，不论是四百五十万还是三百五十万（哪怕是七十八万），谁能听到 ” 牵衣顿足拦道哭 ” ？       图哈切夫斯基的母亲在集中营既哭儿子，又哭媳妇。老人还不知道，她的另外两个儿子也被枪决了。斯大林对每一个 ” 政敌 ” 的家庭都是采取斩草除根的方法，似乎从中发现了乐趣。加米涅夫被枪决后，接着是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尚未成年）以及他的兄弟、弟媳妇被枪决〔 8 〕。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主席）自杀后，他的妻子被捕入狱，三个孩子有两个被判死刑〔 9 〕。沃兹涅先斯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被处决，他的弟弟、姐妹也跟着全都被枪毙〔 10 〕。图哈切夫斯基的一家总计倒下了十个人——妻子、两个弟弟、三个妹夫被枪毙〔 11 〕，母亲和一个妹妹死于集中营，女儿（独生女）斯维特兰娜在少年监狱染上重疾，出狱不久就病死了。外甥女玛丽娜因缺乏亲人照料，很小年纪就患了肺结核，后来也病死了。三个妹妹、两个弟媳全被判刑，其中一个妹妹在集中营里蹲了十八年， 1955 年才获自由。侄儿安德列被敖德萨儿童保育院收养。这是一个专门收养 ” 人民公敌 ” 孩子（孤儿）的保育院。卫国战争爆发后，这个保育院的五百多个孩子被疏散到恩格斯市，到达时只剩下一百二十个〔 12 〕……是什么深仇大恨需要让每一个 ” 前战友 ” 家破人亡？斯大林的残忍已经接近了人性恶的底线。       因基洛夫一案列宁格勒州有三千二百多名党政干部被捕。基洛夫女秘书拉祖尔金娜原是三十岁的美丽妇女，从集中营获释后变成了白发苍苍的 ” 祥林嫂 ” ，牙齿全掉光了，两眼直愣愣的。她不管碰到什么人翻来覆去就是这段话： ” 我在集中营蹲了十九年……我的丈夫被枪毙了……我的两个孩子都死在卡拉干达儿童监狱。我到卡拉干达去过两次，仔细查过卷宗，没有找到什么线索，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我的女儿叫卡金卡，儿子叫谢瓦…… ” 〔 13 〕由于拉祖尔金娜已经呆傻，还把集中营看守唆使犯人们强奸她的事告诉给人听，赫鲁晓夫同情她的遭遇（拉祖尔金娜入党介绍人是克鲁普斯卡娅和斯塔索娃），后来让她当了苏共二十大代表。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受尽严刑拷打，被处决前仍拒绝作假交代。 ” 他的刽子手们把柯秀尔的十六岁的女儿带到审讯室，当着父亲的面把他的女儿强奸了。此后，柯秀尔就在所有 ” 交代 ” 上签了字，可是他的女儿被放出来以后卧轨自杀了。 ” 〔 14 〕       为了使 ” 犯人们 ” 的精神更痛苦，斯大林在 1935 年想出一个举措——这个举措马克思、恩格斯知道一定要气昏过去。苏联政府在这一年颁布了一条新法律。该法律规定，十二岁以上（含十二岁）儿童犯偷窃等罪按成年人条例判罪，直至被判死刑（后来果然有许多起儿童枪毙案）。斯大林的这条法律是为即将开始的大清洗做准备的。他早预计到大逮捕浪潮之后必是儿童乞讨流浪潮，早颁布有关法律，可以做到有备无患。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主要还是想利用小孩胁迫大人。斯大林正确预见到在即将开始的逮捕浪潮中，一些重要的 ” 犯人 ” 决不会轻易就范，有了这条法律（对儿童判死刑），就可以利用他们对儿孙的疼爱、牵挂之心，对其进行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折磨，让他们愿认什么罪就认什么罪，要诬陷谁就诬陷谁。       1936 年至 1938 年，苏联 ” 许多大城市出现了这样一种可怕的现象：十至二十岁的青少年自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其中就有许多是被清洗掉的人的子女。他们在自杀前还常常给斯大林寄信诉说惨情，但这些信被加注的评语都是：把这些青少年赶出莫斯科去，以免让外国记者和外宾看到这么多被抛弃街头的孤儿 ” 〔 15 〕。       布哈林、季诺维耶夫、皮达可夫（苏联重工业部副部长）、拉狄克（苏联《消息报》副主编）、叶戈罗夫（苏联元帅）、埃德曼（苏军上将、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丘巴尔（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部长）、艾赫（苏联农业部部长）的年幼的孩子们（他们都已经成为孤儿）都被 ” 格伯乌 ” （国家政治保卫局）收容了。这些孩子不断向苏共中央写申诉信已经让 ” 上面 ” 感到很头疼。 ” 上面 ” 经研究，最后决定将他们送交卡申科儿童精神病院暂时 ” 托管 ” 。该精神病院隶属 ” 格伯乌 ” ， ” 人民公敌 ” 的孩子们在这里继续受到各种虐待。这些孩子经常因 ” 违反院规 ” 而遭到毒打，不少儿童在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著名记者帕尼佐夫斯基的孩子在 ” 治疗 ” 中被治疯了，皮达可夫的孩子因对参观团说 ” 你们看到的都是假的 ” 被毒打后转院送走，后来下落不明。       最可怜的是布哈林的养子安德列·布哈林。十三岁的安德列在布哈林夫妇被捕时因拦救他们被保安人员打伤，送卡申科时身体非常衰弱。 ” 当安德列得知他的养父已被枪决时，他在厕所里上了吊。这孩子已经预见到了他的早亡。 ” 安德列决心去死的那天晚上把全体同伴叫来，向他们说了这样一段话： ” 我，反正是活不长的。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能够从这个罪恶的国家逃出去，要告诉所有、所有、所有的人，苏联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甚么是苏维埃政权…… ” 〔 16 〕拉狄克的侄儿鲍利斯·索贝尔松的个人悲剧仅次于安德列·布哈林。鲍利斯·索贝尔松是个非常纯真的孩子，他在卡申科反复说要相信党和斯大林最终会了解我们的冤情的， ” 他提议给斯大林同志写一封详细的 ” 公开信 ” ，另抄一份寄给《少年真理报》编辑部…… ” 鲍利斯·索贝尔松在 1957 年获得平反，他收到平反通知书的第二天就自杀了〔 17 〕。       如果悲剧只限于高级党政干部的家庭，那还不能证明斯大林人性已经变异。沃尔科戈诺夫说： ” 根据我在档案馆发现的一大堆并非总括性的而是 ” 中间的 ” 数字，我作出如下的统计。在 1929 年到 1933 年间进行的农村 ” 革命 ” （注：指消灭富农运动和强迫集体化）中，农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八百五十万到九百万农民被镇压。……从 1929 年到 1953 年总共有一千九百五十万到二千二百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 ” 〔 18 〕       这些数字不包括由于 1932 年至 1933 年大饥荒所造成的农民大量死亡。       这些数字不包括由于民族强迫迁徙而造成少数民族的大量死亡。       斯大林是典型的 ” 世界观完整、人性缺失 ” 的例子。将斯大林这样的革命者推上最高领导层，对社会主义的损害极大。苏联红旗落地时没有人民挺身捍卫，车臣与俄罗斯的民族仇恨至今结成了死结，俄罗斯转型期大部分国有资产被寡头们瓜分了，俄罗斯的新纳粹人数居全世界第一位，许多前共青团员成了新纳粹……凡此种种，据说都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错。这说不通——这些恶果的种子在斯大林时期已经埋下了。       童年时的斯大林是很不幸的，儿童可塑性最大时期的斯大林生活在无爱环境中。他的父亲是一个整天醉醺醺的鞋匠，一喝醉酒就毒打老婆和年幼的孩子。母亲 ” 不得不日以继夜拼死拼活地干活，勉强养家糊口 ” 。斯大林从小尝够社会的势利眼，除了母爱，这个社会没有给过他其他爱。如果他的童年始终生活在母亲身边，他的幼小的心也许会多些温暖，冷酷的种子也许在他的心灵扎不下根。可是母亲的一个错误的决定抹去了这种可能性。为了让心爱的 ” 索索 ” （斯大林小时的爱称） ” 能够出人头地 ” ，母亲将九岁的他送进了儿童教会学校（寄宿制）。十九世纪俄国的东正教学校是非常愚昧落后的，这种学校与其说是培养对宗教的热爱，不如说是培养对宗教的仇视。死记硬背、体罚、禁止读课外书（包括所有文学名著和进步书籍）、动不动关禁闭……东正教没有经历 *** 新教那样的宗教改革是俄国的不幸（东正教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 ” 精神更新 ” ）。因此， ” 索索 ” 在教会学校没有学到对世人的悲悯，却学到了更多对世界的恨……一颗幼苗在歪歪扭扭地成长。       投身革命运动本来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次受教育的机会。早期革命者中不乏人格高尚的人，斯大林与他们耳濡目染，心灵自会受到熏染。不幸的是斯大林刚涉足革命一两年就借到了一本恶书，它的书名叫《革命者教义问答》。这本书大名鼎鼎，一度被称作 ” 俄国革命的圣经 ” 。斯大林才翻两页，就像中了魔似的被它吸引住了。这本书到底讲些什么呢？中国没有人看过这本书，据俄苏问题专家蓝英年先生说，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极力主张重印《革命者教义问答》。不知为何列宁的愿望没有实现，使得苏联自建立至解体始终没有重版过《革命者教义问答》。大概现在除了克里姆林宫档案库外，全世界没留下几本《革命者教义问答》。不过它有一些零星观点或片断语言散落在不同的书籍中（笔者早年见到，惜乎没有做笔记），阿夫托尔汉诺夫的《党治制的由来》、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闻》、蓝英年的《寻墓者说》各有摘录，我们试用概括的方式将这些内容综述如下：〔 19 〕       革命者是注定要灭亡的人。革命者必须抛弃掉身上的一切感情。他的惟一的热情只有两个字：革命。为了革命胜利，他可以同一切社会公认的道德法则决裂。……如果饥荒、水灾、地震能促进革命胜利，那么让饥荒、水灾、地震来吧；如果同盗匪结盟能加速革命胜利，那么不妨结盟吧；如果人民不觉悟，设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促其起义……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家组织在关键时刻搞一次成功的密谋，可以夺取国家政权……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大多数旧居民都要被消灭掉，以免妨碍新一代俄国人全速奔向社会主义光辉未来……       《革命者教义问答》的作者是俄国民粹派革命者涅恰耶夫。此人是十九世纪著名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以他的真实故事为蓝本，写了著名小说《群魔》。马克思、恩格斯极其厌恶涅恰耶夫，这与马、恩后来同情民粹派的其他活动家简直是天壤之别。不过涅恰耶夫也获得思想界不少人的肯定。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涅恰耶夫并非如《群魔》中所描写的那样是个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和欲望不择手段的魔鬼，相反， ” 他是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 ” 。英国思想家伯林认为涅恰耶夫的政治主张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托洛茨基有相似之处〔 20 〕。伯林甚至认为涅恰耶夫与另两个俄国革命家特卡乔夫、皮沙列夫 ” 都成为列宁的先驱 ” 〔 21 〕。       涅恰耶夫的名声最早是在青年中传播开来。 1871 年，涅恰耶夫因凶杀案（指挥杀害地下组织中的动摇分子）受审。在法庭上，涅恰耶夫高喊： ” 千百万人民站在我的一边！打倒沙皇！打倒专制制度！自由万岁！ ” 在法庭外等候的青年们与他一起高呼口号。中学生查苏利奇（即十多年后马克思写信给她的那个查苏利奇）为了寻找自己的 ” 一盏明灯 ” 关在何处，曾与涅恰耶夫的妹妹（两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女）一道，天天去眺望彼得堡各个要塞的窗口。这个近乎天方夜潭的举动居然获得了结果，一天涅恰耶夫将一张写有 ” 我关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 的字条从牢房窗口扔出去，居然被查苏利奇拾到。涅恰耶夫关在何处的消息传开后，使得青年学生们纷纷来到要塞前瞻仰 ” 涅恰耶夫之窗 ” ，慌得沙皇政府赶紧将他转移到另一个更秘密的要塞去。因为涅恰耶夫特别能唤起群众的崇拜情绪，他在彼得保罗要塞坐牢的十年间，狱卒们争先恐后地为他传递密信，仿佛他是要塞的司令官，换了多少批都无济于事。       可想而知，斯大林一边学马克思主义，一边学涅恰耶夫著作，这是多么奇怪的组合。       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涅恰耶夫是 ” 黑暗旗帜 ” ， ” 涅恰耶夫世纪 ” 俄罗斯将笼罩 ” 无边的苦难 ” 。别尔嘉耶夫认为涅恰耶夫是 ” 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 ” 。列宁认为，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部《群魔》，革命者就忘记了涅恰耶夫不公平，以致 ” 完全忘记涅恰耶夫具有组织者的特殊才能，到处都能进行秘密工作的特殊技巧，把自己的思想纳入震撼人心并永生不忘的表达的本领 ” 〔 22 〕。       三个人都在评述涅恰耶夫，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思想家，一个是革命家。他们之中谁的思想更深刻？今天看得很清楚，文学家的思想最深刻！       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为了崇高的目的，无论多恶的手段都允许采用，那么 ” 革命 ” 的合理性又体现在哪里？革命应否从一开始就要注意人性？涅恰耶夫对后代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文章转载自凯迪网）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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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 1941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针对当时中共党内“以党治国”的遗毒，尖锐地批评说：一些人“误解了党的优势，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 [1] 非常遗憾的是， 70 年后的今天，邓小平当年批评的“党权高于一切”的“蠢笨”现象，不仅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很严重地存在着，而且还被执政者当作社会主义的“核心”并一再宣示要坚持和加强。这种观念和体制，是束缚中国现代化脚步的最主要的桎梏。   “党权高于一切”的理论渊源是列宁的“以党治国”思想，体制基础是斯大林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模式。对这种思想和体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曾进行过尖锐地批评。她指出：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集会和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都会逐渐灭绝，社会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只是由党的领导人对社会进行着指挥和统治，不时将一些被挑选出来的臣服者召集来开会，聆听领导人的讲话并为之鼓掌。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式的统治，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和体制在战争年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严重弊端就日益显著地暴露出来了。首先，它不仅使党国家化了，还以党的名义使国家机器愈益扩张和强化，致使国家机器脱离社会的本质很难控制，大大增加了“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蜕变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其次，它虚化了宪法和国家政权体系，使得宪法和法律难以遵行，国家政权体系难以正常、有效地运行。再次，它以大量繁重琐碎的日常行政事务冲淡了党组织的应有职能，“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造成了普遍的“党不管党”现象，致使越来越多党员的政治信念日益被私利追求所取代，越来越多党的干部日益堕入腐败深渊，致使党在人民群众心目的威信和形象越来越遭到严重损害。 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看，要冲破“党权高于一切”的桎梏，比较可行的切入点是：对各级党委领导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现行方式进行根本改革。 长期以来，各级党委对人大一直是一种直接性、行政性的领导方式，即党委在人大常委会设置派出机构 ( 党组 ) 作为其领导核心，实际掌握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策权、决定权。人大及其常委会凡有重大活动和重要事项，都要通过其党组向党委请示汇报，由党委作出相关指示，然后再由党组贯彻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实际活动和工作中去。也就是说，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切活动和工作，都要遵照党委的决定和指示来进行。这种领导方式，实际上是将人大及其常委会当成了党委的下级执行机关，是“党权高于一切”的典型表现。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 1940 年，刘少奇就说：“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是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 [2] 现在，距离刘少奇说这段话的时间已经过去 70 多年了，距离新中国成立已经 60 多年了，从根本上改革党委对人大“包办”式的领导方式，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怎样改革党委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方式呢 ?   ( 一 ) 还选举权于选民，使人大代表真正按照法律的规定和选民的意愿由选民选举产生。要根本改革现行的实际上是由党委确定人大代表，所谓选民的直接和间接选举很大程度上是“走过场”的做法，真正按照人大组织法和选举法的规定，由选民独立自主地直接和间接地选举人大代表，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党委推荐的候选人，同选民和代表联名推荐的候选人完全平等，不能享受特殊待遇，都要由选民和代表以无记名秘密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他们是否当选。为了使选民和代表对各主体推荐的候选人都能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要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实行竞选制，把通过选举决定人大代表的权力交给选民。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党委不能仅仅致力于争取自己所推荐的候选人当选，还要支持选民和代表依法联名推荐候选人，确保选举公平公正地依法进行。县、市人大代表在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时，必须遵从自己所代表选民的意愿和意志，否则选民可以随时将其罢免和撤换。要完善法律法规，确保选民对人大代表的有效监督。   ( 二 ) 还选举权、决定权和监督权于人大及其常委会，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真正按照宪法的规定成为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按照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政府、法院、检察院的组成人员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重大事项由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和决定，政府、法院、检察院组成人员的全部活动和工作都要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不称职者随时撤换和罢免。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权力实际上是由党委掌握着，人大及其常委会徒有其名，只不过是在党委已经作出决定之后履行一下“法律程序”而已。为了根本改革这个状况，全国各级行政区域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的“中心”，必须从党委向人大及其常委会转移，将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选举权、决定权和监督权，像刘少奇所说的那样“毫无保留”地归还给人大及其常委会，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真正成为本行政区域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党委所推荐的人选、所提出的建议，仅仅是一种意向、参考和备选方案，它同其他主体依照法律规定所推荐的人选、所提出的建议完全平等，没有什么优越地位和特殊待遇，都要由人大依照法律程序来选择。党委如果采用某种手段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大，那就是违法的，要通过一定的机构和机制提出诉讼，予以制止、纠正和必要的惩处。党委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当然还要坚持，不过，这种领导的根本目的只能是支持和保障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宪法、组织法的规定独立自主地行使职权、开展活动 ; 这种领导的本质内容，只能是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体现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实际工作中去 ; 这种领导的实现方式，只能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中的党组织和党员，通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积极工作。这表明，党委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决不意味着党委具有高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位和权威，决不意味着党委可以强制人大服从自己的意志。   ( 三 ) 改变党委派驻党组作为人大常委会“领导核心”、“权力中心”的做法，使人大常委会真正按照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独立自主地行使法定职权。现在，党委派驻人大常委会的党组，是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核心”和“权力中心”，是党委直接性、行政性地领导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具体执行机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切重要活动和重大事项，都需要由党组作出决定并向党委请示汇报获得批准。党组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必然使得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可能独立自主地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仅仅成了按照法律程序通过党委及其派驻党组所作决定的一种工具和形式。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根本改变党委派驻党组作为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核心”、“权力中心”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一种违法现象。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独立自主地行使法定职权时，一是要遵照选民的意愿，二是要遵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要做到了这两条，就是达到了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就是体现了人民性和党性的有机统一。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代表和委员大都是中共党员，不是中共党员的委员和代表也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们完全能够独立自主地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活动中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党委及其派驻党组只要起到支持、保证和监督作用就行了，不需要越俎代庖。而且，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是由党委及其党组“垄断”的“专利”，他们所作的决定有时也会违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在实践中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当党委及其党组所作的决定违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时候，还强行要求人大及其常委会执行这个决定，这岂不是反而违背了党的领导这项基本原则吗 ?   ( 四 ) 缩减党委向人大推荐的国家政权机关重要干部人选，缩减党委向人大提交的关于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将党委对人大及其常委会实行领导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监督和保证其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来。现在，凡是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决定的国家政权机关组成人员，都要由党委来推荐，而这种“推荐”实际上就是“任命决定”，这不仅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选举和决定成了一种徒有其名的形式和过场，也使得法律赋予行政首长和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对政府和法院、检察院其他组成人员的提名权成了一纸空文，导致了“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管不了人”的严重弊端。因此，根本改革党委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方式，还必须大力缩减党委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推荐的国家政权机关重要干部人选。这就是说，党委只向人大推荐政府行政首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 ( 而且，这种推荐或者是差额推荐，或者是同其他主体推荐的人选形成差额选举，不能变成实际上的“任命决定” ) 。至于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其他组成人员，应该名副其实地由政府行政首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来“提名”，让他们“组阁”。在这方面，党委的任务只是负责监督，保证他们的“提名”和“组阁”符合党的干部路线、干部政策就行了。另外，关于制定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规划和安排其他重要事项，也应该由法定主体即有关国家政权机关真正承担起责任来，由他们组织起草和制定预选方案，不需要什么事情都由党委提出“建议”，宪法和法律并没有要求党委承担这个义务和责任，党委只要监督和保障最终确定的关于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规划和重要事项安排，能够符合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是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就是有效地坚持和体现了党的领导。 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 ( 邓小平语 ) ，共产党领导的“本质内容”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 胡耀邦语 ) 。而“党权高于一切”的观念和体制，无疑是对党的性质、对党的领导本质内容的严重侵害和反动，其实践结果只能是孳生和孵化出一个打着共产党旗号、埋葬共产党事业的特权集团。能否冲破“党权高于一切”的沉重桎梏，不仅直接关系到共产党能否摆脱蜕化变质的危险性，也将直接决定 21 世纪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1]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11 页，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2]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76-177 页，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1. 叶铭葆《执政党不该有“救星思维”》：执政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而是一份沉重的责任。工作做好了，是应尽的职责，人民不必感恩戴德。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有权批评，党和政府应当认真听取并加以改正，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作为执政党，收了人民的信任，又收了人民的税款，理当为人民办事，没有资格以“救星”自居。 2. 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昨日低调访问了蒲甘，在蒲甘她受到热烈欢迎，这是自 2003 年以来她首次离开仰光。缅甸当局现允许 66 岁的昂山素季到访缅甸的任何地方，但警告如果她在外出时号召民众的政治支持，可能会引发“混乱和骚动”。 3. 重庆陈女士爆料称，她无意中保存的两个月饼竟然三年不霉变。两月饼塑封完好，其中一个的生产日期写着 2008 年 9 月 2 日，保质期 50 天。厂家回应称月饼使用了防腐剂但没超标，不腐烂的原因他们也不清楚。 4.

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应该是个实用主义高手，在中美之间他是依违有道左右逢源：他或者利用美国压迫中国给他粮食石油，或者利用中国诱使美国和他展开双边谈判提供支援。核武器就是他的道具：中国不可能掌控他，金正日的核王牌从来是攥在自己手里，永远到不了中国手里。与其说是中国在利用金政权抗衡美国，还不如说是金政权在中美两大国之间两边取巧待价而沽。金正日哭着喊着要跟美国单独会谈，美国不予理睬。他抓住卸任总统克林顿到朝鲜救人的机会表白，愿当美国鹰犬咬中国。美国会从毛泽东对朝绥靖政策中吸取教训。金正日叛华投美的表白不会打动美国。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是体现在对外政策上的。他们不会认同朝鲜的父传子家天下的独裁制度，不可能支持这样一个政权。只要中国对金正日撒手，金正日马上会在六方会谈中就范。金正日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中国是六方会谈的召集人，很受其他四方的尊重，但金正日把六方会谈当耍猴的场所。今天愿意谈判，明天就能声称“绝不重返六方会谈”，今天同意弃核，明天就敢悍然核爆。他用这个办法，表现他的存在，表现他的力量，表现他的不可忽视。金正日进入六方会谈，是利用这个舞台向全世界敲锣打场子，筹集养活小朝廷的经费。你想消停，你要在东北亚消除核威胁，拿钱来！中国不改变对金正日的态度，不要指望六方会谈有一天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协议，只要金正日活着，他就会把这套戏法玩下去。其实，他这种做法也不是匠心独运，不过是继承了他老祖宗以华治夷以夷治华的老套路而已。我们不妨来看看历史。 早在明朝时，朝鲜就善于在明和清之间左右逢源。1704年（甲申年），崇祯皇帝自缢甲子纪念(60周年)，朝鲜肃宗亲诣“禁苑坛”祭祀，同时下令设立“大报坛”，专门祭祀万历皇帝，表示不忘其在“壬辰倭乱”（即日本幕府的侵朝战争）时派遣明军拯救朝鲜的“再造大恩”。这是朝鲜祭奠明帝的开端。 1749年，朝鲜国王英祖（1724~1775年在位）决定，将明太祖朱元璋和崇祯皇帝也挪到大报坛上一并祭祀。朱元璋入祀的理由很简单，因为颁赐了“朝鲜”国名。而崇祯皇帝入祀，理由则相当牵强：“丙子虏乱”（即1636年皇太极第二次讨伐朝鲜）时，他曾派兵援助朝鲜。从此，大报坛上供了3位大明皇帝，凡是他们的诞辰日、即位日、忌日，朝鲜国王均会亲临祭奠，世子、世孙随行，年年如此。 与此同时，尊清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并行不悖。1774年，朝鲜英祖再度推出一大创举：在珍藏明朝赐品的“敬奉阁”旁，建起了一座新的“奉安阁”，供奉来自大清国的敕文和赐品等， “清、明”两朝在朝鲜得到了相同的地位。微妙的是，在国内对涉及明朝的任何资讯都极为敏感的大清政府，似乎对朝鲜高调的尊明保持了心照不宣的沉默。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和“胡虏血统”的顾忌，满清对朝鲜采取了“字小为怀”的绥靖政策，只要政治上始终坚持大清中央的领导这一“事大主义”基本原则，朝鲜王室远比明朝时期享有更为充分的自主空间。“朝鲜虽是属国，但向来自主，”这在晚清成了中国政府向列强解释中朝关系的标准口径，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灾难后果。 朝鲜这种“清明”同尊的做法，当然好处多多：将大明帝国摆上祭坛，它也就彻底成了“过去时”，既能充分表达“朝鲜政府和人民”念旧之情，又能将那面依然能够凝聚人心士气的大明旗号，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对内可以动员民意，对外可以作为应对满清的博弈砝码。一年只需增加区区9天的“国定假期”，在现实利益和历史道义两方面，朝鲜王室就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这是小国“玩转”大国的相当成功的政治运作。从此，只要朝鲜王室认为其根本利益可能受影响，它那恭谨的表象之下，掩藏着的钢针总会显露出夺目的光芒。 明亡清兴之后，朝鲜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做法照样有声有色——不过，对象换成了在中国和西洋之间。 1871年6月1日，美国打响了其历史上第一次“朝鲜战争”。在美国驻大清公使镂斐迪和美国远东舰队司令罗杰斯少将率领下，5艘全副武装的军舰及1230名美军，开赴朝鲜。美国舰队在江华岛与朝鲜守军发生激烈交战，双方伤亡惨重，美军在短暂占领朝鲜要塞后，无力固守，只得撤军。与舍门号事件同时发生的，是法国军舰与朝鲜的武装冲突。朝鲜官方当时下令严禁天主教在朝鲜传教，实际执政的朝鲜大院君（国王之父）镇压亲天主教的朝鲜官员与信教者，其间，有9名法国传教士遇难。法国派遣海军舰队进行军事报复，却遭受惨败，史称“丙寅洋扰”。 两次“洋扰”事件，都将朝鲜的宗主国大清国推上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法国、美国都要求中国发挥宗主国的优势，对朝鲜施加压力，一则是希望朝鲜在传教、通商方面“更加开放”，另一则也希望能获得相应的赔偿。但大清这个宗主国，其实对朝鲜内政外交的影响力并不巨大、至少不十分直接。朝鲜一贯高举着正统儒学义理的大旗，大清国正在实行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在奉行闭关保守政策、有着浓烈“中华情结”的大院君看来，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也反衬了朝鲜孤守义理的伟大悲情。何况，朝鲜已经用鲜血“捍卫”了自己的信念，取得了战胜法、美强权的“伟大胜利”。大院君在战胜法国之后，下令在首都汉城树立了一块“斥和碑”，碑文为：“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短短12个大字，不仅令朝鲜内部主张开放者不敢出声，也使大清国无从规劝。 朝鲜一如既往地开展了他的两面外交：对中国，它依然延续一贯的谦恭态度，要求中国以宗主国的身份，对列强进行严正交涉。朝鲜拒绝列强通商的主要理由，正是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不能单独对外缔结条约，而且朝鲜小国寡民，没有富余商品和足够的市场可以参与国际贸易——这与大清早年自认“天朝无所不有”而不需通商正好相反。主持外交工作的恭亲王奕? ，敏锐地觉察到了朝鲜正在大打中国牌，从中渔利。他在奏折中一针见血地写道：“朝鲜于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给美国，全不隐避，窥其用意，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一方面是实际上的“自主”，一方面是出事之后由中国出面善后甚至埋单，谙熟韬略的大院君，几乎将各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在两难处境中，大清国唯一能做的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清政府耐心地告诉法美，朝鲜虽名为属国，但“中国向来听其自为主持”，无法对其施加压力。同时，也告诫朝鲜，凡事“自行处理”。这种琉璃蛋般的鸵鸟政策，令列强与朝鲜都难以满意，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权威性被不断削弱。同样的政策，也令中国在琉球、台湾问题上处处被动，越想韬光养晦，越是被人得寸进尺不断逼迫。 1873年9 月，朝鲜江华岛守军再度与“测量航道”的不速之客、日本军舰云扬号发生冲突，日军随后攻占炮台。事件之后，日本照例与中国进行交涉。中国方面强调:“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这正中日本下怀，日本代表就势表态：“除该国自主政令外，其与贵国间所有关系事理，我国决不顾及，贵国亦不得引条规中侵越等字加诸我国。”将中国撇在一边后，日本随即与朝鲜订立《日朝修好条规》(《江华条约》)，该条约开宗明义指出:“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成为朝鲜脱离中国藩属的开端。大清国不敢理直气壮地行使宗主国的威权，其严峻后果不久就体现出来。1879年，日本强行吞并了琉球国，大清国颜面扫地，朝鲜更是表现出了离心的倾向。 总而言之，朝鲜一向擅长根据自己利益，在大国之间摇摆以实现其“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策略。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认识。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