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择校的困境与出路 张鸣 在中国，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的择校，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一大困扰。形成这样的困扰，其实不是由于东方人的特性，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体制的原因。 无论哪个国家，只要教育资源存在不均等的现象，人们就会择校，选择教育资源比较优厚的所在，让孩子接受好一点的教育。所谓教育资源的优厚，无非是师资和教学环境与设备的优越。发达国家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日本式的，在义务教育阶段，几乎没有多少私立学校，所有的公立学校资源均等化，教师各个学校轮岗，任何一所学校不会跟别的学校有什么不同。还有一种是美国式的，公立学校资源均等，但同时存在大量的私立学校，私立学校可以存在巨大的资源差异，但家长得另外付费。 然而，在中国，却既不像日本，也不像美国。公立学校的资源差异巨大，别说城乡之间，就是同一座城市，好学校和差学校，师资和设备以及校舍同样差别巨大。尽管也有一些收费很高的私立学校，但这样的学校，就算其中最好的，也比不上好的公立学校。一些教育部指定的示范学校，在资金和别的各种方面，都可以得到政府的倾斜性的支持，因此吸纳了最好的教师和学生，升学率每每是同城其他学校的几十上百倍。每年北大和清华在北京招生指标大约200多，但当下北京最好的中学人民大学附中，升入这两所名校的学生，就能占到一半以上，这还不算去国外名校的。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这样的差异也是同样存在着，好的小学和好的初中，能升入名校的比率，要比差学校，高到不可以道里计。 显然，在这样的状况下，让人们不择校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教育行政部门如何三令五申，下多少禁令，择校都势不可挡，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官员自己的子女，一样在择校。而且由于有现官现管的优势，择起来比别人方便得太多。 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当然是解决择校的一个办法。但是这样的办法，实行起来很有难度。漫说在全国，就是在同一个城市，实行教师轮岗，都会遭遇巨大的阻力。上班的不便，其实还是小事，更大的问题是，实行了几十年的单位体制，在轮岗面前怎么办？教育行政部门，怎样实行以往盯人头式的管理？如果打破单位体制，教育行政部门自身是不是还有必要存在？一旦触及到了行政部门的利益，改革就会立即遇到肠梗阻。 更进一步，说到底，当下所谓的中小学名校，无非是在教人应付考试方面比较有功夫而已。好学校的所谓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能较大幅度提高学生考分上。但是，考分高，并不意味着学生一定就优秀，甚至很可能相反。中国的教育喊了这么多的素质教育，姑且不论这个概念是否合适，但实际上素质教育到今天还是一个幌子，骨子里还是应试教育。即使是名校，在培养学生读书，思考，研究性学习方面都没有多少办法。如果真的有一天应试教育改变了，那么当下的所谓名校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当然，人们也就不会这样疯狂的择校了。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这是音乐人秀场寡头，2010年写给我的歌：https://soundcloud.com/show-oligarch/twpxbbebruzo“达唯”，“达”是藏语的“达瓦”，月亮之意；“唯”是藏语的“唯色”，光芒之意，也与我的名字相关。歌中的“森绛囊果”，是藏语，晚安的意思。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就不说感谢了。。达唯作词、作曲、演唱：秀场寡头姐姐你看你看那秋天的一束阳光已经飘在了飘在了离家一万里的水泥高楼旁姐姐让我让我做一个泥瓦匠吧为你开凿出开凿出一扇朝向西南的窗这样你就能你就能每天晚上对着天上的月亮说森绛囊果阿妈啦森绛囊果阿妈啦

　　 内容摘要：中国自明清之后逐步落后于西方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富民强国由此成为国人长期追求的梦想。近代以来具有明显转折性全局意义的社会经济大变革区间有四：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图强、辛亥革命与市场经济的探索、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联姻、改革开放引领中国复兴之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改革的关键是要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先决条件是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并存的问题。三次以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的不成功的尝试，启示当下应让国有经济发挥重要作用而非主导作用，促进非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此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发展驱动力的切换。 　　 关键词：社会经济大变革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国有经济 国企改革 　　 　　 翻看近代以来170多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四个具有明显转折性全局意义的社会经济大变革区间：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图强、辛亥革命与市场经济的探索、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联姻、改革开放引领中国复兴之路。1①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不同的变革区间发生了显著的转换，与此相伴的是国有经济的地位与作用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起伏变化。其中，前三个变革区间内有过三次以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的不成功尝试，直到改革开放阶段，由于非国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壮大，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才真正改变积贫积弱、闭关自守的局面，走上迈向富民强国、开放兼容的跨越之路。通过对这些变革实践进行系统梳理，我们可以找到有助中国当下经济改革乃至全面深化改革的有益经验和启示。 　　 　　 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图强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以战败告终，此后，与世界的关系和格局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进入李鸿章所言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2。面对如此变局及巨大的内忧外患，中国如何自处？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主张“经世致用”的“洋务派”，高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旗兴起洋务运动，办工厂、修铁路、造兵器，重点放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与工业化模式上，企图在封建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实现由富致强，拉开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具有开放性的、向西方学习的变革尝试，尽管这种变革是一种抵到死角才开始的被动变革。 　　 在洋务运动中，所有较为重要的试图有所作为的现代工业企业，无论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甚或是极少数的商办企业，都“依旧在国家或官僚个人手上”3，很多企业都是官员们一手创办和由其委派的“督办”、“总办”、“会办”和“帮办”直接管理的，这一特点延至清末，依稀与今天许多保留行政级别的国有企业高管行走于“政府—国企”旋转门类似。这是近代以来以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的第一次尝试，但这种变革方式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这种半官僚半商人的企业经营管理用人方式，使得官商可以充分调动行政资源为其企业获得垄断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另一方面，一些官僚出身的“督办”、“总办”等在出任企业经营管理者之前，既无经商历练经验积累，也缺乏必要的经营决策修养，反而将传统官僚机构的裙带之风、贪污腐败、滥用资金等弊病带进企业，衍生出大量的挪用企业资金炒股和私人投资等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的激励扭曲行为，由此造成国有经济投资效率低下。时人对此曾揭露“利则归己，害则归公”4。这些都使得洋务企业的成效不彰，以致费正清发出“十九世纪晚期的工业化大体上是白忙一场”5的感叹。这与日本明治时期的变革路径相反。日本是以国家的较大代价发展了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待各官营企业、半官半民企业具备一定的自生能力之后，再将其出售给民间资本。 　　 显然，以自强为斛的洋务运动未能经受住中日甲午战争的考验。庚子以后，面对内外交困局面，清政府终于意识到不进行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变革，将面临政权存续危机，于是又启动了新政改革。清政府在《变法上谕》中表示，希望一改过去几十年只是学了些语言文字、制造机械等“西艺之皮毛”，没有学到其“富强之始基”的弊病，试图通过改变制度安排来找到自强之制。在经济方面，清政府围绕“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和“法制改革，修订新律”等新政内容，于1903年成立了地位仅次于外务部的商部，并先后颁布了《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登记法、破产法、专利权法等法律和行政章程。这些改革举措已有扭转洋务运动中以国有企业为主体推动工业化之趋向。据统计，在1904～1908年期间，向清政府登记的公司约272家，其中153家都是近代的股份有限公司，而非传统的当铺、钱庄、中药铺等，且大部分为私人企业。6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为了化解晚清政治经济危机而实施的体制转型，在经济和商务上有很多不尽完善却值得肯定的具体变革举措，尤其是中后期试图以法制将私人企业引入发展轨道的改革尝试，并且在政治和行政层面也开始推行君主立宪、试办预算、地方自治等，但这些都已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改革或变革不能等到了崩溃的边缘才进行。而从实现富强的路径来看，由于清政权的特殊性以及当时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格局，决定了满清中央政府不会放手让地方政府和汉族民间资本发展，而是要在保持中央政府控制权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国家作为投资主体的国富方式来寻找强国之路。这种舍本求末的发展战略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它忽略了民富的首要环节，背离了富民从而定国、安国、富国、强国的内在逻辑。同时，经济建设要想成功，也离不开一个进步政体的支持，离不开制度的正向演进和人文思潮的开化。 　　 总之，这个时期尽管清政府的变革举措不可谓不多，但人文思想上极端保守，政治体制上亘古不变，国家在各类企业的兴办中充当了投资的主体，并直接介入到企业的具体管理运营中去，带来的只能是低效率、腐败和裙带资本主义。既没有“明道”、“取势”、“优术”，也没有“抓时”，导致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及清末新政等相继以失败告终。可见，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没有适时的深刻制度变革的支持，仅仅在器物层面模仿和学习，这样的经济建设最终肯定不能成功。 　　 　　 辛亥革命与市场经济的探索 　　 辛亥革命推翻了绵延几千年的帝制皇权统治，宪政这一于清末从国外引入并萌芽的现代国家制度开始在中国的土壤上生长。尽管有诸多的先天不足和曲折反覆，但是这样一个在形式上体现了公权力委托—受托（委托—代理）关系，并将公权力置于全民监督之下的民主宪政尝试，还是给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变化，使中国经济开始逐步纳入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在民初的宪政探索时期有一人不能不提，那就是清末状元、先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和北洋政府的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的张謇，他对民初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主导力量民间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张謇的经济改革计划中蕴含着许多现代市场经济的思想元素，他主张：第一，将建立健全经济法规作为振兴民族工商业的前提，指出农林工商部的第一计划即在立法，1914年一系列商业立法得以推出。第二，改变传统金融市场以钱庄、票号为主体的市场结构，建设以银行为主体的现代金融市场，让振兴实业建立在坚实的国家金融基础之上。第三，全面改革官办企业制度的官方政策，对于隶属于农工商部的官业全部停办或予以招商顶办，今后新办的矿冶企业由官民分类兴办，那些军需和铸币所需的矿，也是选择一两个富矿为官矿，作为民间开办的示范。第四，根据国家的财力重点奖励和补助那些重要产业的民营大企业，对幼稚产业进行保育，奖励之道是保息，在民营企业三年筹办期内予以补助。第五，开放门户利用外资以振兴实业，采用合资、借款、代办三种形式以化解国内资本严重短缺的局面，通过与外资利益共享实现激励相容。7 　　 遗憾的是，张謇任职不长，很多经济改革措施并没有持续，在实施过程中也未得到很好的执行。 　　 民族资本和民营企业真正取得快速发展是在1927年至1937年间，亦即近代民国经济史上的黄金十年。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为经济建设和发展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借此机会，国民政府通过撤销厘金制度、统一财政行政、确立预算制度、划分国税地税、实行关税自主、推动废两改元、施行法币改革、设立四行两局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试图从财政、货币、金融等方面为经济发展构建符合国家统制需要的制度架构。其间，尽管经历了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外部冲击，中国的工业发展还是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步。据美国学者张约翰的估计，整个中国1927年至1936年的工业产值增长了83.2%。不过，近代工业的产值仅占全部国内产品总值的3%左右8，农业在整个经济中还是占据着压倒性的比重。 　　 然而，从这十年国民政府所实行政策的实际内容和发展轨迹看，其已显示出统制经济的倾向。特别是在西方主要国家陷入大萧条之后的1934年，国民政府对经济的统制倾向已开始转化为经济政策，陆续出台了《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运输动员与统制初步计划》、《粮食存储与统制计划》、《统制全国钨锑矿方案初稿》以及对“食品及重要农产原料、矿产品、工业、贸易、交通、财政金融、人员等七大类数十项临时统制动员计划”9。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将此前制定的一些统制计划真正付诸实施，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战备供给。与经济统制相伴的，自然就是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处、金矿局等直接投资和经营的国有企业，在基础工业、重工业、金融行业等领域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在交通运输、商业外贸等方面也有了显著发展。这算是近代以来以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的第二次尝试。 　　 尽管国民政府在抗战结束后提出经济政策要从战时状态向常规状态转变，但是战后国家资本的垄断强化和扩大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诸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石油公司以及资源委员会下属国有大企业批量涌现，将国家资本和国有经济的膨胀推到了历史高峰。民族资本、民营企业不仅要面对国有资本对市场空间的侵蚀，在诸多方面还要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利，面对政治经济的困局，国民政府1948年陆续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这些条令、办法实施后，民营企业在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等环节均受限制，如对纱布销售，政府不仅管价格，还管运销范围。荣德生对此十分愤慨，认为“事事限制，不啻无形之桎梏！”10面对融规则制定者、裁判者和市场经济活动主体于一身的高度干预经济的政府，民营企业无法发挥优势。这样，民族资本、民营企业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难以有大的经济作为。 　　 总体上，由于没有稳定的政权和社会环境，导致这个阶段的中国出现了许多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动荡，极端、激进的变革思维和方法，也使得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稳定基础阙如，最终滑向了统制经济，国有经济再度成为濒临崩溃前执政当局的救命稻草；然则，事与愿违，经济的繁荣仍然可望而不可及。作为一种制度，中国经济20世纪中叶仍停留在“前现代”时期。11 　　 　　 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联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经过了几年的恢复性国民经济发展之后，进入全面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苏联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成为新中国的基本参照系，开始推行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登峰造极的以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的第三次尝试。在政府主导下的有意识的以追赶和超越主要先进国家为目标的“赶超战略”，成为建国初期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针，其表现之一就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思想史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455.html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4年6期

　　 　　 2009年7月份，我本人曾有幸参加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一届近代史暑期班，培训期间也曾借此机会去湖北省档案馆寻访鄂豫皖苏区史的一些未刊资料，记得当时自己的确收集到一些手头未有的东西，比如有关鄂豫皖苏区史的六篇《郑位三谈话录》等珍贵资料，这些东西不但能查阅而且还能复制出来。但也有遗憾的地方，比如当我抽调《徐向前同志谈话记录—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情况》这份档案时，管理人员给我的答复却是，这份档案文件是“绝密”文件，因此不能同意查阅。虽然当时自己也反复说明来意并通过管理人员向其馆长请示，亦未得到满意解决，最后只得悻悻然离开。 　　 时隔一年之后的2010年暑假，经麻城党史办李敏老师帮助，我有幸到麻城党史办去查阅鄂豫皖苏区史的资料。记得当时李敏老师听说我要去查资料，帮我准备了很多东西。李老师这辈子基本上都是无怨无悔地扎根于深入调查、研究地方史、党史等第一手资料，应该说她是中国当代真正的地方精英。在她的帮助下，我很幸运地翻阅了党史办库房里所有书籍与资料，然而更加幸运的是，在其间我发现了这份“绝密”档案的复印件。兴奋之余，亦未忘记复制了一份带回来拜读、研究。 　　 这份绝密文件全称是《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人员关于调查情况简略汇报》，是由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组1958年11月21日采访徐向前元帅之后成稿的，其实就是徐向前元帅关于鄂豫皖苏区史的谈话记录。作为亲历者，徐向前元帅一生关于鄂豫皖苏区史写过很多单篇回忆文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其曾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过三卷本的《历史的回顾》回忆录，2005年更名为《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在解放军出版社得到再版，也有大篇幅涉及鄂豫皖苏区史。这篇谈话记录可作为其回忆录书籍的一个补充理解，尺度较大，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比较中肯，这里全文收录，以飨读者： 　　 　　 徐老：在“七大”以前，很多老干部都到延安去了，利用休息时间开过会，座谈过，组织过人写材料。因为这是历史问题，人逐渐要老要死，不把它搞出来，觉得很可惜，所以我们写了一些材料，但是写的不多。那个时候大家笔记也没有，文件也没有，就是凭脑子的记忆，大家也写了一些材料，但是不大完全。当大家分头写出来这些材料之后，我病了，大病一场，病了二、三年，病好之后，日本投降了。这时候写的这些东西，不管是不是正确，好不好，我在延安时把它油印了一下，分批保存下来，一直带到北京。但是因为我常常有病，工作一个时期又垮下来了，所以有些材料没有再好好修改。最近大家都忙于别的工作，所以那些材料还是放着。 　　 去年“八一”建军节时发动大家写文章，那些都是军事方面的东西，是短篇的战斗故事，或者是一个时期内的一些东西。写军事上打仗的事多。地方上的活动、游击战争、群众运动这方面写的很少。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搞武装斗争这些作为一般的描写是可以，但是太笼统了，这些东西记住的不多。老实说，过去做过的很多事情要找笼统的说还可以，具体的说就不行了，回忆不起来了。亲手搞过的事情，印象很深的还记得，印象很浅的就记不起来了。 　　 在鄂豫皖那个地方，原来有一批很优秀的同志被杀了。他们究竟有些什么罪名，究竟是不是反革命，我们都不知道。周维炯、许继慎这些人都是陈昌浩逮捕的。“七大”以前在延安时找到了一个同志，他当时在保卫局押看犯人。我们问他：究竟张国焘为什么审讯这些人。被擒的有我们军队里的师长、军长，地方上的有县委、区委的干部。有些区委的同志我不大认识，但是县委的同志我都完全认识。因为常找他们要饭吃，都很熟悉。这些同志在一起都很好，以后不在一起了，当作反革命杀掉了。究竟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在延安的时候我们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就找到这个押看犯人的人问了一下。他说：周维炯的口供是：“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许继慎的口供是：“你说我是反革命的，我就是改组派”。当时我们在前方打仗，后面已经开始肃反了。那时蒋介石派人送来一封信给许继慎，我们把信交到了军部。我们没有办法弄清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时我们怀疑，也有人曾经讲过这个人（指许继慎—引者注）比较复杂，要注意些。但是这个人我们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革命活动。这个人打仗还是好的，打得不错。我们就想到肃反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们说：搞了半天也没有证实许继慎就是一个反革命。抗日时期在延安国民党的特务冷欣对陈毅同志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便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上了国民党的当，我们分析在那种环境下，他仍然坚持斗争，证明许不可能是反革命。 　　 杀了这样多的人，今天我们说究竟哪个是反革命，我们就没有办法整理这个材料。但是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结论：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家庭成分虽然不好，但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是在那种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不可能是反革命。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那时一天到晚在一起吃饭、睡觉。我们想了很长时间，很难考虑这里面有反革命。这里主要是主观主义，逼供信加上教条主义。许继慎这些人，他们有时候喜欢讲张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劝过他们不要再这样讲。因为这个事情，张国焘很讨厌他。 　　 我们在军队里作过一次调查。我们有五个师，再加上地方干部有六、七个师，师一级的干部没有剩下来几个。现在只有倪志亮、王树声还在，地方上也杀了一批。 　　 反四次围剿以前，地方上在反对富农路线，也是杀。有一个时期苏区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分子张国焘的口号。本来那里就有“左”的倾向。以后去了“洋包子”陈昌浩、张国焘、沈泽民三位大将，去了没有多久就开始搞肃反。鄂豫皖的肃反有很惨痛的教训。 　　 这样的肃反削弱了革命力量，使群众离心，把真正和群众有血肉关系的干部杀掉了。讲起全部历史过程就很复杂，讲不完。开始游击战争搞起来了，经过扫荡之后，部队慢慢的扩大了，以后张国焘他们到了鄂豫皖。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打了一些比较大的胜仗。这个时候，一个肃反，一个是“左”的政策，肉体消灭富农，不是搞统一战线。说是反富农，实际上不是反富农，而是把贫农也反了。开始就“左”，以后更“左”，在内部大搞肃反。 　　 再就是对军队不注意休整。那个时候我们的确干的很疲劳。我们部队的干部真是想休整，半年多来就在战争中生活，紧张的很。但是他们不同意，接着四次围剿就来了。对粉碎三次围剿不是很彻底，但是也打了一个大胜仗，如果好好休整。扩大苏区，那么四次围剿来的时候，利用群众的力量，利用敌人的盲目，利用我们的各种有利条件。那么四次围剿是可以粉碎的。以后我们在延安交换意见的时候，大家认为四次围剿还是有条件粉碎的。我们只要利用我们的有利条件，把一路彻底击溃，消灭他的主力，使他溃不成军，不能够马上作战，然后我们再打第二路，这是可能做到的。但是三、四次围剿我们没有争取做到这一点。这主要是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有关。 　　 调查员问：一、二、三、四次围剿，下面的说法不一样，哪个算第一次？ 　　 徐夏围剿不算第一次围剿，在鄂豫皖只有四次围剿最清楚。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他要各个击破，先打湘鄂西，再打鄂豫皖，然后打中央苏区。鄂豫皖地区在津西、京汉、陇海路之间，距离武汉近，对国民党的中心区域威胁很大。粉碎三次围剿所取得的胜利也是不小的，因此蒋介石亲自出马围剿。第一次围剿时是三个地方的敌人，河南是利用一些土匪，以后主要是西北军的一些部队。湖北是利用夏斗寅，再就是河南的部队调一些到湖北。安徽是陈调元，他们有的时候两面都来了，东面、西面都来了，但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具体情况，但他们是有配合的。所以我们说第一次反围剿是安徽打了陈调元，河南打了吉鸿昌，以后活捉了岳维俊。第一次围剿被粉碎。第二次围剿比较清楚。我们过去研究这个东西时不很明显，有的时候它是几个方面都来，有的时候从一个方面来。过去我们没有很好的总结经验。有时敌人进攻的快，很快就来了，中间没有间隔，不很明显。我们写材料时把这个东西区分了一下。但是当时没有根据具体情况好好的总结这个东西。 　　 调查员问：那时候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贯彻的怎么样？ 　　 徐老：那时候各个地区是分割的，各个区互不联系，一些文件都是经过上海中央来的，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根本不能到达鄂豫皖，因为毛主席的思想到了上海就认为它是错误的，当然就到不了我们那里。那个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一些情况呢？有时找到一些报纸看到一些东西。那时上海经常派人来到鄂豫皖，而这些人也不是有意识的作介绍，而是有时谈一谈。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样，毛主席一个报告一下就贯彻下去了。那个时候都依靠自己。那时主席的指导思想，在张国焘来了之后更不讲这些东西了。那时看到苏维埃工会组织法、军事政治工作条例等，这些东西都是从上海来的。没有根据我们军队的特点，完全搞的是苏联的那些东西。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是可以的，但政治委员有权逮捕指挥员，对这一个点我是反对的。因为我们军队的指挥员都是共产党员，有些指挥员的军事水平、政治水平并不比政治委员低。在苏联军队中有不少军官是些白军，须要拿着枪逼着他打仗的。我们的军队不是这样，为什么非要把政治委员和指挥员对立起来呢？这就是把苏联十月革命之后的东西一定要搬到我们这里来。对这一点我很不同意。那个时候上海的中央都是反毛主席的，不可能把毛主席的东西给我们搞来。 　　 1930年初，许继慎派到鄂豫皖来了。那时正是李立三路线时期，派了军长、政治委员全套人员来，直接归上海指挥。他们把地方党和军队分开，规定前委直接归上海领导。前委和特委研究工作要开联席会议，真是自找矛盾。他们把鄂豫皖原来的人马都换下来。开始许继慎搞得不坏。但是过一个时期又从上海派邝继勋来。原来的人又将了一级，我搞参谋长，许继慎搞师长。所以，如果说上海中央对鄂豫皖地区有帮助的话，就是派了一批干部去，换下来那些土生、土长的“土包子”。像戴克敏、曹学楷这些县委以上的干部，我们在一起搞的比较久。这些“土包子”他们和群众是有紧密的结合的，由这些人掌握政策不会搞出那么大的肃反。四中全会之后，钦差大臣满天飞。他们搞肃反，不是搞有真凭实据的肃反，而是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逼供信，结果肃反扩大化了。 四次围剿的时候，有一次我正在打仗紧张的时候，我要警卫员把袜子送回家补好，准备走很多路。警卫员回来后说：把我老婆（程训宣—引者注）抓起来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最新来稿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376.html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 　　 首先我谨代表湖南理工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对我们学校2014届毕业生在四年学习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对同学们今天顺利毕业，表示由衷的祝贺！ 　　 前不久，我们学校新闻学院向自雨等四位同学拍毕业专题的视频，找到我要我给同学们留下寄语，我说了四句话：第一句话叫”快乐学习”，第二句话叫”关爱他人”，第三句话叫”努力工作”，第四句话叫”享受生活”。今天我想就这四句话谈谈我的看法，和同学们交流，和同学们共勉。 　　 第一句话，快乐读书。乍一看，这句话好像是我找错了说话的对象，同学们可能会认为：你应该在我们大一入学报到的时候跟我们说读书的话题，怎么在我们毕业（即将结束大学读书生活的时候）说这样的话题呢？实际上，我并没有找错说话的对象，我认为，读书这个话题对你们毕业后的生活，对你们未来的人生是最重要的。怎样读书才能快乐呢？我的回答是：喜欢读书、自觉读书才会快乐，甚至可以快乐无比。别人逼着你读书是没有快乐可言的，这个时候只有难受、只有苦。 　　 为什么我们在大学毕业后要继续读书，还要快乐读书呢？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条理由，是由于我们工作的需要、事业发展的需要。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一个人的一生，他的读书阶段和工作阶段可以截然分开，他在人生的幼年、少年（或者延伸到青年时期）读了一段时间的书后，他所学到的知识就够他一辈子使用了。但是，在现代社会，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知识更新很快、增长很快，我们每个人要适应未来的工作需要就必须不断地学习，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理念。第二条理由（也可能是更重要的理由），是由于我们人生的需要。我想先引用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哲学学者陈先达的话来做论据，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一世读书抵封侯》（发表在《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3日），他说：”一个把阅读当作生活方式、当作生命一部分的人能健康长寿。书是一味最好的保健药。凡是喜欢读书，以读书为乐，勤于用脑的人，都比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活得健康、活得明白。”培根在《在论读书》中也说过：”读书使人充实。”上面是我的提倡大家毕业后”快乐读书”的两条主要理由。在此，我还要引用台湾著名经济学学者高希均的一段话，他提出了一个命题叫”新读书主义”，其要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身心再累也要读书；工作再忙也要谈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室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第二部分为：”最庸俗的人是不读书的人；最吝啬的人是不买书的人；最可怜的人是与书无缘的人。”我很赞同高希均的 “新读书主义”，所以特为在这里与同学们分享。 　　 第二句话，关爱他人。我这里所说的”他人”，是指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我认为，关爱他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待人以诚，即要真诚待人。明代思想家李贽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李贽解释说：童心就是真心。一个人保持童心是很重要的。关爱他人就是要真诚对待他人，要真诚对待你的亲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也包括陌生人。关爱他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孝心，即要孝敬父母、孝敬长辈。在座的同学们从出生到今天为止主要是由父母供养的，从亲情、从义务、从责任上说你都必须孝敬父母、亲近父母。北京大学一位老师说，一个人如果连孝心都没有，谈何关爱其他人。关爱他人的第二个要点就是平等待人。就是要做到对上没有媚骨，不盲从；对下没有傲气，不颐指气使。当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就特别能做到平等待人，他对学校的教职工、同学、门卫、清洁工都一样尊重，据说他从校门走进来，碰到清洁工都要脱帽致意。蔡元培对地位低的人尊重，对地位高的人也不仰视、献媚。当时的教育部对北大下了很多指令，大部分脱离实际，蔡元培就对同事说：教育部的经费来了，收下；教育部错误的指令来了，打回去。我认为这就是真正的平等待人。 　　 第三句话，努力工作。同学们毕业以后参加工作，各人与工作的关系、对工作的感受，大致不外乎下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做了你喜欢的工作，比如学美术的做与美术有关的工作，学文学的做与文学有关的工作，学建筑的做与建筑有关的工作，总之所从事的工作是自己喜欢的工作。还有一种情况是做了你不喜欢的工作，自己喜欢的工作一时找不到，不得已找了不喜欢的工作。前一种情况当然好，做你喜欢的工作，你的职业和事业追求、个人兴趣爱好获得了有机统一，这是很好的境界。台湾著名漫画家蔡志忠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真好。所以他画漫画时总是感到快乐无比。北大哲学系著名学者冯友兰90岁双目失明，95岁过世，这5年间还在写书，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执着，冯友兰回答说：春蚕吐丝，欲罢不能。这就是说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了冯友兰生活和生命的需要，所以他乐此不疲。同学们毕业后有的可能做的是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怎么办？我给这些同学们两个建议：一是先就业，不喜欢的工作干一段时间后说不定就喜欢了。我知道，在座的有的同学在新生报到的时候很想转专业，学校当时的规定是要读一个学期后才允许转专业，我记得中文学院就有同学进校时要求转专业，但读了一个学期后我再问他还转不转专业，他说不转了，他说现在喜欢中文专业了。我想，工作也有类似的情况，可以由不喜欢到喜欢。二是你做了不喜欢的工作后已经有了较长一段时间，但还是不喜欢所从事的工作。这种情况下你就要考虑重新选择你的工作了，但要注意等待待具有了一定条件后再选择其他工作（包括寻找其他工作或报考研究生），主动权掌握在你自己手里。总之，刚毕业时，同学们找到的工作不管是你喜欢或不喜欢的，你都要努力工作。 　　 第四句话，享受生活。我们常常说，人既要要匆匆赶路，又要仰望星空。”匆匆赶路”是创造生活，”仰望星空”是享受生活。当代已故著名作家史铁生的中篇小说《命若琴弦》被改编成电影后题目叫《边走边唱》，这个题目很有哲理意蕴。”走”是劳动，是创造生活；”唱”是享受生活，是”诗意地栖居”。我们各位同学一定要做一个既积极创造生活、又善于享受生活的现代人。有一个故事说，美国有两兄弟，小时候，哥哥总是很快乐，弟弟却总是不快乐。有一天父母把哥哥放到马棚，把弟弟送到漂亮的玩具房间。一个小时后父母来看，哥哥正忙着打扫马棚，他说马棚里这么多马粪，一定住着漂亮的小马，如果打扫干净了，等马儿回来后该多高兴啊。而弟弟却正在哭泣，原来他怕把玩具玩脏，又怕弄坏。这个哥哥就是后来的里根总统，他对人生充满快乐，心里总是有阳光，走到哪里把阳光带到哪里，他小时候卖报，后来成为电影明星，最后当上总统，阳光伴随他一生。我认为，享受生活的要义就是心里充满阳光，就是笑对人生，就是要快乐地生活。 　　 享受生活和单纯追求物质享受不是同一的概念，不是说物质条件好就是享受生活。享受生活和创造生活很多时候是融合在一起的。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在一本书的《后记》中说，他特别快乐的时候就是他顺利写作的时候、是他写完一部著作的时候。可见，创造生活和享受生活其实是有机统一的。不是说物质条件好才能享受生活，里根在马厩里还能感受快乐、享受生活，他弟弟所处的条件那么好也没能感受快乐、享受生活。在此，我还要引用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在2011年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他对同学们提出三条希望：”希望你们能过简朴的生活”；”希望你们能过高尚的生活”；”希望你们能过谦卑的生活”。 沈祖尧校长还说：”我相信一所大学的价值，不能用毕业生的工资来判断，更不能以他们开的汽车、住的房子来作准，而是应以它的学生在毕业后对社会、对人类的影响为依归。” 　　 上面就是我所讲的四句话，与大家交流、共勉。 　　 刚才毕业生代表在讲话里说，明天就要离开母校了。我想此时大家的心情和感受会很不一般。我前面提到的向自雨等四位同学拍的毕业专题视频中有”同学寄语”，其中有个同学说得很别致，她说：我现在还没有离开母校，就开始怀念了。我觉得她说得很好、很朴实。母校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还没有离开就开始怀念，说不清道不明。我还要告诉同学们，我们湖南理工学院的校友遍布全国各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长沙等地，都有很多校友，他们经常联络。同学们到了不同的地方，应该和校友建立联系，以便相互交流、相互帮助。 　　 （感谢李志美根据讲话录音整理） 　　 本文责编：frank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教育学 > 教育学演讲稿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285.html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