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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荐】 吴介民，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所副教授。研究兴趣：公民社会、民主理论、社会运动、中国政经发展。文章《文明匮乏的焦虑》收录于一五一十周刊第2期。   推荐书目： 介绍三本来自台湾、写作台湾、但不限于台湾的书给一五一十周刊的读者。这三本书对于了解台湾最近二三十年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这三本书对于现正在香港、中国大陆发生的事务，也有很大的关联性。 《公共领域在台湾：困境与契机》，李丁赞等编著，台北，桂冠， 2004 华人社会不适合民主制度吗？华人社会没办法发展现代性的公民社会吗？这本书探讨公共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理论部分从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的概念出发，探讨公共领域这个概念在台湾与华人社会的适用性。实践部分以台湾当代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建构为主轴，分析过去几十年来台湾公共领域发展的来龙去脉。   《秩序缤纷的年代： 1990-2010 》，吴介民、范云、顾尔德主编，台北，左岸， 2010 1990年三月台湾爆发“野百合学运”。二十年后，学运世代怎么了？他（她）们在台湾社会各个领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本书的主要撰稿者皆为学运世代，其中许多更是学运与社运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回顾了过去二十年台湾社会在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媒介、性别、移民、两岸关系等领域的变化。这是一本为台湾与华人社会下一轮民主盛世而写的书。     《跨戒：流动与坚持的台湾社会》，王宏仁、李广均、龚宜君主编，台北，群学， 2008 本书集合了台湾新生代与中生代之活跃的社会学者，总结分析台湾过去二十年来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发展。此书的特色在于，使用公众化的社会学概念，深入浅出介绍台湾社会发展。这是一本特别适合大学生阅读的好书。       【来论】 来苏 ： 新公民的塑造再一次触及到“教育”这样的话题，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又有哪个可以谓之合格的“新公民进化平台”？公民，首先是“民”，其次一定是“公共的民”，而“公为私用”、“权力寻租”的无孔不入，又有多少人愿意为成为那个“公”作出莫大的牺牲呢？   【余谈】 相关周刊 ：为公知正名——一五一十周刊第32期 编辑 ：宗洁 编辑本期周刊时，发生在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微博约架，微博骂战，使得曾受到尊敬的这一群体受到非议。而年末的“韩三篇”引发的学界大讨论，方舟子声称韩寒代笔门等事件等令人们开始不信任这个国家的所谓精英群体。实际上，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的完全政治边缘化和主动文化边缘化，使得他们很难有社会地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是维持知识的自主与尊严，去抵抗权力的压迫或者诱惑，建立一个独立丰盈的公共领域，理性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东西。而当今的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并不符合这一定义。我们想澄清这一基本概念，以供各位读者参考。 本文是一五一十周刊第51期特刊的文章，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7edf668f8f9cf7f2 。    

【选荐】   笑蜀，资深媒体人，曾任《中国改革》杂志执行主编与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文章《从垃圾危机中捕捉公民社会曙光——从番禹反烧事件说起》收录于一五一十周刊第16期，《革命需要啄木鸟——兼论韩寒 》收录于再谈革命与改革——一五一十周刊第44期。 推荐书目：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邓野，上海文艺出版社 观点见仁见智，但其披露的史料无疑弥足珍贵，真相由此浮出水面。半个多世纪前的政治圆桌何以最终倾覆，本书给我们部分答案。   《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苏珊 · 邓恩著，杨小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两场革命，气质和结果都大不相同，对当下中国尤具警示意义。         《 1949 大撤退 》，林桶法，联经出版社 可与龙应台《大江大海》对照阅读。龙应台是微观切入，从个人看家国，而本书则是全景描述。       【来论】 兰色琥珀 ： 中国用高速的发展建立了所谓的现代性。曾听一位建筑规划师说到，其实中国的“现代性”是一个伪现代性。我们空有房子、车子、高科技电子产品等现代性的躯壳，却没有真正现代性的精神内涵。应该追问是，以如此速度进行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如果有，我们会去建立大陆人与香港人之间的界限，说我们彼此忍够了吗？如果有，我们会为不断追求民主而付出不可想象的代价吗？我们总是迷信社会只要发展就会越来越好的“进化论”，可事实是我们真的幸福吗？若不追问发展的最终目标与本质，将“速度、发展”和“美好”画上等号，发展就只会沦为幻象而非指路明灯。最终，我们的国家被撕扯地更破碎，可人们还在举着伪现代性的碎片继续愚蠢地前进。   没心没肺 with 好吃好睡 ： 根据北京市政府的要求，地铁8号线、9号线、15号线说2012年底全线开通，真没骗人，最后一天！由此，北京和周边几个卫星城的交通将更加的方便快捷，达到了“村中坐地铁，城里任我行”的地步。而仅仅和北京百里之遥的河北承德境内，层峦叠起的山地依旧成为交通的巨大阻碍，略显破败的农村加上坑坑洼洼的道路，使得人们出行极为不便，而且要承受相对较高的交通费用。 北京地铁在最近十年已近乎疯狂的速度在发展，很能代表中国近十年来的“官方主流发展速度”，而相对于城市的扩张迅速，三线城市和以下的乡镇农村，则仍缓慢的走在解决交通医疗教育等基本的民生道路上。中国每年都要发布经济的“平均”发展速度，官方总是以维持着百分之几的增长率沾沾自喜，并且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对一线城市和发展窗口地区进行支持建设，附加政策上的倾斜和鼓励。 反观财政紧张甚至连公务员工资都无法保证的县乡级政府机关，他们得到的却仅仅是杯水车薪的拨款和言语上自力更生的激励，还有领导人不厌其烦的考察调研。中国之速度，尤其是发展速度，全国的一抹平，平均下来确实很快，这样的情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个笑话：一个村里有1个年赚百万的富翁和九个年赚的1000穷人，那么这个村的年人均收入就是10万以上，已经步入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飞快的发展速度造就了一大批的新兴城市和一大批富豪新贵，却依然挡不住贫困地区的落后和破落。“先富带后富”这个口号似乎也离民众们渐行渐远，他们更希望的富裕地区带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利益，换而言之就是能见到活生生的钱攥在手里，而非“某某惠民工程”、“XX对口援建”等等看似可有可无的东西，那些本应该是政府的分内职责，不该借着人民的幌子来帮助政府完成义务。 中央为了平衡发展速度的不均衡，曾先后出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借用东部深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帮助中西部。不过从实际的效果上看，这种单纯的帮助只对那些有着资源和地域优势的地区有效，帮助也似乎逐渐演变成了投资和开发。疯狂的资本涌入资源密集的中西部，给当地政府和一部分“有本事”的人带来了福音和财富，没钱没关系的普通大众，则只能苦笑着面对日益抬高的生活成本和天文数字般的房价，期待着拆迁占地迅速降临到自己的家门口，瞬间坐拥百万身家，安然享受“发展”带来的好处，即便是失去祖辈们依赖为生的土地。这种模式下，最成功的便是内蒙古，尤其是鄂尔多斯，但也只能是在鄂尔多斯这种资源密集世界罕见的地区，人民才能“羊煤土气”。 现今，中国的发展依旧像地势一样，呈现出三级落差的趋势，只不过地势和发展成反比而已，纵然有那么一两个闪光点，也无法阻挡大形势下的分布状态。我有个大胆的设想，中国这只昂首挺胸的大公鸡，鸡头在横冲直撞的飞奔，鸡尾却在慢慢悠悠的散步向前，那么有朝一日，这只鸡会不会轰然骨折，半身瘫痪呢？   【余谈】 相关周刊 ：一五一十周刊第21期 编辑 ：黄隽咏 不论多惨痛的天灾人祸，不出三个月就会被新的消息淹没，最终对这些灾难刻骨铭心的，也只有那些爱着死者的人吧。 动车事故已经过去了八个月，那么多个家庭，亲人离去已经有八个月之久了，他们还好吗？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会想哭吗？倘若是亲人被谋杀了，家属必定紧盯警方，必须将凶手捉拿归案，再寄希望于法院，必令凶手一命抵一命，如是才可告慰所爱之人在天之灵。而如今亲人死于人祸，调查报告一拖再拖，最终把主要责任归咎于一个已死之人、一个已离职之人，后者至今尚未进入司法程序。其余责任人士，一律只是处分警告。并非一定要血债血偿，只是亲人在回家的路上枉死，有责任的人却至今没受惩罚吗？ 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时常在想，我们说的话，我们生的气，我们骂的人，对于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而言，到底有没有意义？动车事故后，铁道部终于同意将动车降速降价，暂缓高铁建设计划，但愿铁道部真的明白生命高于一切，明白安全才是第一。 速度的意义，真的不大。速度越快的列车，越是难以控制，稍有万一，后果不堪设想。 本文是一五一十周刊第51期特刊的文章，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7edf668f8f9cf7f2 。    

薄熙来去职为何令人遗憾？ 作者：宋鲁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16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6 4:19:36 阅读量：8045次     3月15日，西方眼里中共党内性格最为鲜明甚至绚丽(美联社称他是中共内部”最具雄心且异常绚丽”的人物)、最善于和媒体打交道的高层领导人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接任。从而出现中共历史上很少见的一个现象：张德江的前任是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前任是汪洋（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的前任是张德江（广东省委书记）。 　　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引发全球媒体地震和疯狂的想象力。甚至一向严谨的《纽约时报》，在开始报道时居然说薄熙来被开除党籍。中国一个部级官员的去留竟然能够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实属罕见。这既有薄熙来个人的魅力和影响力，也有贵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的分量。当然，西方从不放过中国的任何风吹草动，也是原因之一。 　　薄熙来的去职，并不意外，实是王立军事件的必然结果。从更大的历史视野看，也是中共党纪的运作规律使然。当然，我们可以认为王立军事件只是导火索，真正的原因一是他铁腕打黑特别是将打黑对象置于死地，违反了所谓的潜规则。二是他作为地方官员却过度鼓吹”重庆模式”，俨然成了党的理论家。历史上看，只有最高领袖才可推出自己的理论，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这是最高领导人的专利，以此显示他们不仅掌握军政人事等决策权，也掌握党理论的话语权。三是中共的党内文化是崇尚低调，而薄熙来却是一向反其道而行之，过于张扬。其他领导人如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就公开说，他更喜欢”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风格，他的座右铭是：”多干事，少说话”。尽管如此，假如没有王立军事件，他依然会屹立不倒。 　　应该讲，薄熙来去职是中国和中共一起非常遗憾的事件。中共作为已有九十年历史的大党，个性鲜明、幽默、擅长同媒体打交道的政治人物并不多见。虽然这种个人魅力和执政能力并不能划等号，但在全球化时代，各国领导人无不精于作秀的比照下，这样人物的出现对于一个政党的亲和力还是不无裨益。 　　其次，中共党内的竞争一向激烈—-自然有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但由于缺乏透明度，往往会被西方指责为宫廷政治。但薄熙来轰轰烈烈推出的重庆模式，却在一定程度让这种竞争公开化。如果这种尝试最终成功，将有利于中共新世代的转型。所谓的党内民主，很重要的一条不就是竞争公开化吗？更重要的是，薄熙来的手法是诉诸民意，而不是上意。许多自由派人士批评中共的权力傲慢，是只对上负责。但为何对薄熙来这种诉诸”下意”的方式不能接受呢？我一直很奇怪，何以自由派就缺乏对薄熙来和重庆模式借力打力推动民主的智慧呢？可能非常反讽的是，假如自由派期待的西方民主来临的时候，收获民主果实的正是他们反对的薄熙来式政治人物。 　　第三，薄熙来推出的重庆模式对中国当前存在的问题十分有针对性。比如贫富差距、腐败与黑社会勾结、党员干部与百姓脱节、住房、医疗、教育以及农民利益的保障等。这也是为什么重庆模式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高度拥护和支持，更成为弱势群体的寄托和希望。可以说，重庆模式对中共有着很强的加分作用。虽然很多自由派人士对解决问题的方式多有批评，但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奥秘就在于”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理念。衡量一切的还是要看结果。手段再好，解决不了问题，也是无益。比如许多自由派人士对广东赞许有加，但广东的治安恶名在外、大规模恶性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增城、乌坎）、官员治理手法明显落后（深圳大运会驱逐外来人员、将罢工的出租车司机开除）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正是由于重庆模式的存在，更反衬出广东模式的不足，从外部产生的压力自然有助于对问题的人士和反思。 　　最后，中国地域广大，各地千差万别，需要因地制宜的发展。出现发展模式的百花齐放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尤为突出。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或者是由于改革进入深水区，或者是改革的动力衰退，或者是党内低调的传统再度占了上风，或者是部分利益集团的阻挠，总之敢于突破的地方不多。这也是外界认为改革停滞的原因之一。薄熙来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有勇气尝试和冲破各种阻力。假如能够成功，势必可以不同程度的改变目前止步不前的状况，鼓励各地尝试的积极性。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重庆模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薄熙来的去职令人惋惜和遗憾，但却也公平。王立军事件他是有责任的。他本人也承认用人失察，而且这个失误还涉及到他国，影响十分恶劣。不过他下台也有正面意义，说明中共对问题官员的不宽容。我们不妨看看2011年辞职的法国外交部部长米谢勒*阿利奥–马里。她先是支持本阿里镇压民众抗议，又在镇压期间到突尼斯度假，接受本阿里亲信的豪华接待。就是这样，她仍然可以不辞职。后来被发现她高龄九十多岁的父母竟然买卖和持有本阿里亲信公司的大量股票。在无法解释的情况下，她才辞职。而薄熙来仅仅是因为用人不当而受牵连。 　　现在对薄熙来和重庆模式就盖棺定论无疑太早。毕竟在今天的中国，民意的作用越来越大。重庆模式和薄熙来本人并无大的不足，而且薄熙来的可贵之处是他看到了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当他入主重庆之初，遇到的第一次大考验就是出租车大罢工。他亲自对话，认为”对老百姓提出的诉求，要理解，要正确对待，还要认真研究解决，说到底，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开诚布公，就一定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2009年4月中旬，薄熙来说的一句话：”干部不要一听到百姓上访就认为’无理取闹’。”被《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评选为”每周最热声音”。这远胜于那些回避问题或者只是坐而论道之辈。时代既然需要能够如同重庆模式一样正视和解决存在的问题，那么一个处于大转型、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一切都有可能。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康无为/文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作文的艰难，标题写下了三个月，却迟迟未能动笔！这并非我能力不够，驾驭不了这样的题材。50年前的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大灾难，是中国人永远挥之不去的一场梦魇！以致触及这段历史，内心总有说不出的痛苦。读资料，字字血泪，不忍卒读 ；访过来人，让幸存的人去回忆那段伤痛，不忍动问；欲成文，又不忍下笔，那悲惨，岂只是触目惊心！但，为了那上千万的亡灵能够安息、为了那段不该忘却的记忆、为了更好的以史为鉴，使未来的社会不再出现这种罪恶的折腾！道义和责任让我重新拣起撂下的笔头！ 　　 　　忘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幸，是伦理的背叛；忘记与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人类，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丧失。背叛伦理的人只能说是衣冠禽兽。道德沦丧的人则是行尸走肉。漠视民族、国家和人民的苦难的人当然就是人渣！大饥荒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一直以来压在中国人的身上，五十年过去了，那上千万亡灵的天问，无时不在拷问国人的良心。但是，罪孽深重者不敢说，历经苦难的人又不忍说，以致真相好象被一个巨大铁幕笼罩住。令人纳闷的是研究文革的论著汗牛充栋，而这场诱发文革的大饥荒，却乏人问津。使后人被动选择地遗忘这段历史，把真相公诸于众，不是为了唤起仇恨，而是希望今后不再出现这样的悲剧。回避不如面对，包袱早卸早好，毕竟历史对于后人，有时汲取教训远比学习经验更为重要！ 　　 　　说起大饥荒，不能不了解大跃进运动，那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迷乱和疯狂，当时的那些提法和做法，比歇斯底里的狂想症状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跃进运动将“狂想、狂说、狂做”三位一体。在“三狂”之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试验开始了；亩产粮食超万斤、几十万斤、的卫星升天了；全民总动员的钢铁大会战（为实现一年内钢铁产量翻一番）打响了；两年超英、10年赶美的设想产生了；一个县出一个郭沫若、一年内培养30万个郭兰英的文艺大跃进目标提出来了；“吃饭不要钱，放开肚子吃”、几亿农民走进公共食堂，享受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日子过上了；一个县20多天写出30万首诗、6亿人民成为6亿诗人的奇迹发生了！ 　　 　　遗憾的是这场大跃进运动，不但没有出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场面，相反这种迷乱与疯狂，造成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大破坏，对国民经济的危害后果自不待言。最为惨痛的是，由于大跃进使农业连续两年大幅减产（1959-1960），又由于放卫星逼出的高征购将农民搜空挖尽，加上政策极左，在拒绝外援的情况下又疯狂外援，于是出现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全国性大饥荒。在最严重的时刻，农民把所能找到的能吃或不能吃的，只要没硬过牙齿的东西都吃光了。但是，恶政猖獗，农民逃荒无路；极权高压，饿殍求生无门！坐以待毙，家破人亡！ 大跃进中长时间的超强度劳动，使得农民的身体素质急剧下降。生活集体化、营养差造成疾病流行。普遍的饥荒和疾病流行，共同将大量人口推上了非正常的死亡之路。据有关专家测算，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500多万。 　　 　　（一） 　　 　　毛泽东一生只出过两次国，并且两次去的都是苏联，都是莫斯科。第一次去，他备感压抑，心情很不舒服。但这第二次去莫斯科，情况则截然相反。他不仅受到了最高的礼遇，而且心情愉快，意气风发，俨然成为世界舆论，至少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关注的中心。 　　 　　他第二次赴莫，是在1957年11月。此行主要是去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此时赫鲁晓夫正在走向其权力的巅峰，但地位还不是很稳固，至少在他内心里还不是很踏实。用他自己后来的话来说，当时他还只能用一条腿站着，随时都还有可能被人推倒，所以，作为团结中国的现实需要，毛的此次到来得到了最高的礼遇！ 　　 　　毛泽东赴莫前夕，苏联刚刚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卫星上天，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正好满足了他要为各国共产党人打气的目的。自从斯大林死后，苏共备受各国党的冷眼，波匈事件闹得社会主义阵营人心惶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大批党员退党、议员落选，“和平共处”，甚至“和平过渡”的主张甚嚣尘上。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决心要利用这次会议给各国党打打气，为此，他进行了广泛的谈话，并亲自向赫鲁晓夫了解苏美实力的对比情况。 　　 　　毛泽东坐稳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力量对比上，究竟是苏联强些，还是美国强些？赫鲁晓夫答复说，在高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苏联领先些，而就整个经济而言，还是美国领先。因为美国的工业相对发达得多，最主要的钢铁一项，苏联的产量才是美国的二分之一。要赶上美国，苏联还要许多年时间。但苏联有信心在15年后赶上并超过美国。 　　 　　赫鲁晓夫的回答还是实事求是的，毛泽东也并非不解这差距意味着什么。所以毛泽东说，以中国这几年的发展来看，我们要赶超英国也就是15年。当时我们只有500万吨钢，毛泽东对这种差距并非毫不介意。但是，这个时候，他却并没有这样看。他算了一笔账：“当年打希特勒的时候，罗斯福和丘吉尔手里有7000万吨钢，苏联实际只有900万吨钢，美英还不是要来请求苏联帮助他们。并把易北河以东和中国的东北及北朝鲜都划给苏军占领？“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并且，历史从来就是“首先由人心向背来作决定的”，“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反正毛泽东是认定了当前世界总的形势，是社会主义的力量压倒了帝国主义的力量的。 　　 　　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在11月18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进行了演讲，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所有发言者都按照预先提交的发言稿进行发言，只有毛泽东例外；所有发言者都走到主席台前站着讲话，也只有毛泽东例外。毛一度在没有特别准备的情况下谈到，苏联党的领导中发生了“两个不同集团”之间的冲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取得了胜利”。他明确地讲了：“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并肯定“斯大林逝世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毛泽东在讲话中一上来就讲：“现在世界上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同时毛泽东还引用了另一句中国“俗话”，叫“蛇无头而不行”。意思是说凡是集体，总要有一个带头的。 　　 　　尤其是毛泽东的另一段“极而言之”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骚动与不安，毛泽东试图让各国党能够鼓起勇气，“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他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包括美帝国主义和原子弹，也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好怕的。只要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它们，在战术上重视它们，就不难战而胜之。”对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包括赫鲁晓夫在内，不少与会的代表颇难接受。并引发了后来的争辩。正像赫鲁晓夫后来所，原子弹可不是什么“纸老虎”，不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原子战争打想来，整个世界也许都要毁灭掉，哪里还有什么人民可靠？毛泽东不同意，对于充满浪漫主义思想的毛泽东，对生命有着不同于人的价值观念。他在大会上公开表示：有人告诉我说，原子战争打起来，全世界现有的27亿人都会死绝的。我就不信。我估计可能死掉三分之一或者再多一点，“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他还是列宁那条原则：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一定会有战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即使死一些人，有什么好怕的？ 　　 　　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的毛泽东，可以说是豪气干云。还没有回到北京，他就已经开始按照他那“不断革命”的思路，准备发动“大跃进”，超英赶美了。开始提出15年左右赶超英国；1958年4月改为10年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提出，在党内小范围里头，应掌握的口径是7年赶英，15年赶美。6月22日，毛泽东说；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毛泽东自己都没有想到，不过几个月之后，他发现，超英赶美已不在话下，中国就要超过苏联，提前迈进共产主义了…… 　　 　　1958年5月中共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1958年实现“大跃进”的主要步骤。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确立。 　　 　　如何才能完成钢产量翻一番的目标？中共高层认为不能单纯依靠正规的大钢铁厂，应该全面发动群众，用土方法炼钢，各地上马土高炉，并给各省分配了需要完成的产量任务。于是，北戴河会议9月1日发表公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此后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7月份全国各地的小高炉有3万座，8月底达到17万座，9月底达到60多万座，10月底全国小高炉达到几百万座。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也激增，由7月底的几十万人发展到9月份的5000多万人，到了1958年底，全国共有9000多万人参与到大炼钢铁的运动。 　　 　　1958年８月，毛泽东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之后，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极短时间内骤然兴起，迅速席卷神州大地。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是“一大二公”，毛泽东把人民公社当作是中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想形式。各个生产大队都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了公共食堂，并提出“放开肚皮吃饭”等口号，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农村得到蓬勃发展。 　　 　　在公社的体制下，农业生产的任务由农民们组成的大集体共同承担。农民的自留地，自有的牲畜等也归了公社。大跃进运动，在政治上只讲三面红旗，工业上“以钢为纲”，农业上“以粮为纲”。9000万人上山大炼钢铁，造成地里庄稼荒废，直接为其后几年的大饥荒埋下了祸根。开始公共食堂饭菜丰盛，却浪费惊人。但多数人都相信，“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即将到来，人们还是沉浸在狂热的喜悦之中。 　　 　　满腔热情的农民把锄头、铁锹、秤砣、锅等都扔进土炉里“炼钢”，炼钢炉满山遍野，炉火通宵不息。当年本来粮食丰收在望，可9000万人上山炼钢，粮食烂在了地里，无人收割。彭德怀急了，以诗疾呼：“青壮炼钢去，锄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到1958年底，宣布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经过核实合格好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生铁只有963万吨。据国家统计局估算，1958年土法炼钢的亏损至少达到50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8%。可以说大跃进运动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得不偿失。 　　 　　“大跃进”导致了共产风、浮夸风的盛行，大报粮食高产卫星等虚假现象，层出不穷。但毛泽东一直把“大跃进”、“人民公社”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容许怀疑和反对；对于运动中有偏差和问题，则认为不必大惊小怪，是前进中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不断纠正就是了。如认为公社已整顿得差不多（还要保留公共食堂），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1959年初，毛泽东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1959年钢铁生产指标。陈云经过各方面的比较研究后，将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落实在1300万吨。 　　 　　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其中提出了一个“讲真话问题”，说“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为了鼓励讲真话，毛主席还这样说道：“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但是，57年反右运动以来，左风抬头，实事求是早就没了市场，媒体的瞎吹狂捧，上下早已迷失方向。 　　 　　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业、农业、市场问题。这次会议，贯彻了落实陈云提出的上述原则。会上，毛泽东通过对前段时间“大跃进”经验，教训作了总结，但对成绩也作了充分肯定。这次会议虽然承认反冒进的一些具体做法，也承认陈云抓经济工作，坚持综合平衡的原则是正确的，但在总体上仍然坚持南宁会议以来批评反冒进的路线。 　　 　　问题出在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大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终于导致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言事，对总路线和“大跃进”作了客观的表述。他把错误出现的原因，归结为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应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东西。尤其是张闻天对“左”的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比毛泽东深化了一层，就被认定为“怀疑”“三面红旗”，当然不能容忍。彭德怀的信否定了所谓的成绩，于是庐山会议的性质由纠“左”变成反右。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气氛下，陈云在会前提出的被毛泽东赞扬的一些意见被搁置起来。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感到空前的孤立。这不由使毛泽东必须进行反击，他当时就说得很明白：一个百花齐放，一个“大跃进”，一个人民公社，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宣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二） 　　 　　大跃进、人民公社，刮起的“共产风”。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他财产自动交给公家。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无产阶级就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还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余都是祸害”的说法。“共产风”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集中了生产资料，而且进一步剥夺、集中了农民手中仅存的生活资料。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度宣传为是吃饭不要钱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农民的口粮，剥夺了农民自己拿饭碗的权利。 　　 　　提到中国的大饥荒，人们会首先想到的是河南信阳，这是中国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随州和安徽的六安、阜阳等地区接壤。该区与河南的洛阳、安阳素有“三阳开泰”，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且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和猪鸡鱼鸭等，素称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 “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嵖岈山群众为了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嵖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 　　 　　在1958年夏收中，当时在楂岈山人民公社，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这种浮夸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由于地委的首肯，反而成了高产的典型，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000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水稻，有个别的地方浮夸说亩产几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 　　 　　在当年大办钢铁的工业运动中，到处是浮夸成风。且不说炼钢的质量行不行，数量都是假的。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商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60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当时明眼人就提出了不同看法，但地委领导仍一意孤行，并说，群众运动，气可鼓而不可泄，不要看消极面太多了。所谓“看消极面太多”，就是有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 　　 　　正是这种恶意的宣传、误导，全国“五风”盛行：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 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 　　 　　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大旱，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常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人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各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信阳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就已无米下锅、没粮可吃了，群众开始出现了外出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的外出逃荒，被地委认为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政府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蓄意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当时就有有良知的干部，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在遂平县，县委还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看到报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到其中大有问题。于是就下到两个公社，了解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知道群众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靠吃点红薯、野菜等充饥，不少人脸上已出现浮肿。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已无着落，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这个干部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随后该干部一方面让秘书给上峰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不想后来该干部遭到批斗时，开仓放粮成了一大罪状，他的秘书也受因此受牵连。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了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瞒产粮食，其实就上边一层稻子，下面全是稻壳来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向上面反映情况，结果被逮捕法办，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这个医生遭到逮捕。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遭受到留党察看处分。 　　 　　群众已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自救。这不但没有得到相关的重视，反而，被定性为“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在公检法立案，被列入的批斗对象。这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从此，很多人都睁着眼睛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能得到外界的援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荒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仅信阳地委让邮局扣的向外求助信，就多达1万2000多封。为了不让饥民的外出逃荒走漏消息，在村口实行封锁，已经外逃的则实施围、追、堵、截，外逃被抓获的饥民则以“盲流”或“流串犯”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方式的惩罚。当毛泽东得知信阳发生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时，他说事件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窜夺了领导权，是反革命复辟，对劳动人民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解决办法是实行民主革命补课，从而更导致对基层干部大规模的斗争、撤职、逮捕。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广大人民群众是何等的纯朴、善良。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早就忘掉了人民！ 　　 　　但是，信阳事件对于中国来说折射出的只是冰山一角！据当时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中国人口减少了2000万。若加上每年本应增加新生人口一二千万，所以，实际的饿死人口在4000万左右（最新的专家研究报告：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间，中国饿死3500万人）。“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杨继绳《墓碑》）这是大饥荒的真识写照！　　 　　 　　由于大跃进的浮夸，全国各地都搞起三高农业，即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宣布粮食总产量为7500亿斤，以后统计的数字（还有虚夸）为4000亿斤，实际产量基本与上年持平，但征购数量增加了21%，其结果就是从农民的口粮中深挖硬挤。 　　 　　要完成高征购指标，农民必须把口粮、饲料、种子搭进去，在完不成征购任务时，上级部门认为农民在搞瞒产私分。各地普遍用对基层干部撤职、开斗争会、毒打、劳教、逮捕等方式强迫交粮，被打伤、打死的干部和农民不计其数。斗争会上有这样的问答：“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大跃进了。”“人民公社优越不？”“优越。”“那你为什么不交粮食？” 　　 　　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拳打脚踼、冷水浇头、拔头发、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当时还有这样的口号：“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文章证明，每亩产量可以达到39000斤，这为反瞒产私分提供了充分的“科学论证”。其结果是饿殍遍野，疮痍满目，人以相食！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14、15岁的小女孩，将4、5岁的弟弟杀死煮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种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被吊在大队食堂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他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单寺公社高家生产队的社员说：“粮没了，柴光了，人病了，屋倒了，哪里黑了，哪里住，走投无路，没了办法，就等着死。” 　　 　　1960年春，甘肃定西地区农村断粮，地委书记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在搜刮粮食的过程中，通渭县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 　　 　　1960年冬，河北省委决定农民口粮为每天4两（旧制，相当于现在的2两半），省委负责人说：吃4两的是马列主义，超过4两的是非马列主义。随后，省委提出「吃4两，晒太阳」的口号。 　　 　　当时在四川、河南 、山东、甘肃、安徽、贵州等省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在1958年6月《送瘟神》里的诗句：“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甘肃总人口只有1300万，全省饿死人数在100万以上。死人比率最高的在通渭县，将近三分之一，70%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当时被派遣去解决“通渭问题”的一个干部回忆说，他们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没有力气或顾不上埋葬死人，他们不怕死人怕活人，因为活人想吃人。 　　 　　四川历来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在大饥荒年间死人最多，达到1000万至1200万，之所以难于准确估计数字，是因为四川省委在当时就从政治上控制人口统计工作，命令上报死亡数字多的地区“重新调查”。四川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分，因其最高领导人李井泉善于揣摩毛泽东的心意，对于极左跃进的做法坚持不降温，并大量外调粮食，以证明政策正确，形势大好，他以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安徽凤阳以农民逃荒要饭闻名，这个不到40万人的县，3年大饥荒饿死9万人，将近四分之一。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凤阳县委1958年上报指标8亿斤，实收1亿6000斤，国家强力征购占43%，造成农民缺粮断炊，1959年产量为1亿8000斤，上报为4亿斤。安徽全省饿死的人在500万到600万之间，超过总人口的15%。在安徽亳县，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出现了人肉市场交易，农民摆摊设点或流动串乡卖人肉。 　　 　　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尝试，却也把极权制度推向了极至。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集体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了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无法维生。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最后昙花一现。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共产了。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根据毛泽东的喜好和宣导大办公共食堂，是造成农民饿饭和死亡的重大原因。 　　 　　没饭吃，没柴烧，地荒了，耕畜大量死亡，人们无心生产。谈到社会治安时，群众说：社会风气极端反常，好人受打击，老实人吃亏；有些地方是坏人当权，横行霸道，老百姓受气，既不敢怒，更不敢言。有的说：“三只手吃饱饭，两只手饿着干”，“共产风吹散了心，浮夸风要了命”，“受苦受难被活活饿死的都是咱老百姓，上什么天堂呀，都下地狱了……”灾难连锁反应殃及全国，强权统治“五风”盛行，共产风把农民刮得一贫如洗，浮夸风害了那么多农民的命，瞎指挥风剥夺农民的一切权利，强迫命令风使农民变成了农奴，干部特殊化风催生了一批新贵。“五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其罪恶真是罄竹难书！! 　　 　　（三） 　　 　　饿死3500万人是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1、2次世界大战人口死亡的总和，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450枚原子弹，相当于100个南京大屠杀，相当于发生150次唐山大地震，相当于430次汶川大地震。 　　 　　过去，人们常常把这场二十世纪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归因于自然灾害、苏联修正主义逼债和帝国主义的封锁.。但近年披露的资料表明，所谓的自然灾害也和当年的生产大跃进一样，不过是一种人造的神话。其实，早在1962年刘少奇就谨慎地指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且不说东北免于饥馑是得益于苏联的借粮，美国欲相援而被拒，那真是无话可说了！ 　　 　　许多年过去了，人们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还是轻描淡写的归之于领导人头脑发热，首先是由于毛泽东头脑发热，其他一些领导人以至于地方和基层干部也跟着一起发热。上升到理论高度就是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大家也跟着一起犯了主观唯心主义错误，结果就酿成大跃进运动。或者说是由于没有掌握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过分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酿成的悲剧。总之，是犯了左的错误，是好心办了坏事。纠正的方法就是加强对唯物辩证法的学习，树立正确的经济建设观念，防止左的急躁冒进，克服急于求成的思想。如此等等，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就这样轻松地给和谐掉了。 　　 　　据《生活文摘报》上的一篇《1960年，前苏联“逼债”真相》一文透露，当时中国共欠苏联债务14.06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2.9亿元。应该说，这些外债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仅1958年的大炼钢铁，就使我们损失了2000亿以上。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终止对华经援协议，发生在1960年7月，当时的大饥荒早已酿成，大规模的饿死人的现象早已发生。据周恩来透露，当时苏联并未要求中国提前还清外债，而是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用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债务。这说明，把苏联翻脸说成是大饥荒的原因是推卸责任的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这三年同时是中国大规模援外时期。本来，1958年和1959年，因中国大跃进，财政紧张，已削减了外援的幅度。但中苏决裂后，中国随即扩大了外援的规模。1961年，援外支出就已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到了1962年，援外支出更是大幅度的超过了偿债的规模，大把大把的粮食和物资流到了朝鲜、古巴、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与其说，三年大饥荒是苏联逼债的结果，毋宁说打肿脸充胖子的结果，是拒绝国际社会的援助造成的。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左倾极端狂热的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等原因造成的。它显然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苏联造成的？令人可悲的是，我们搞清这一历史真相竟然要用了40多年的时间。 　　 　　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 　　 　　对于这么大的人道主义悲剧，全人类都有义务吸取历史教训。虽然执政者对大跃进，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持否定态度，但也从不鼓励学者去认真研究这一历史悲剧的成因和后果。以致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少大历史观的概念，大跃进和反右以及文革相比，一个为前因、一个为后果，对知识分子成了刻骨铭心的伤害，因而知识分子大多只记得自己的伤痛，而忽视了对大跃进的研究。仅以非正常死亡率来衡量，大跃进──大饥荒中死去的无辜的中国老百姓的总数要比文革死去的总数大二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和反右相比的话，这个比率自然还更大。但谴责大跃进的文字却远远少于前者的二十倍，或还更少！所以我们在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恐怕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是一个应该反思的问题。 　　 　　现今而言，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现时的语境，原新华社高级记者，现《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有关大饥荒研究的专着《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也只能在在香港出版！这部由他潜心调查写作二十年的一百一十万字的巨作，不仅引用了大量被严格保密的档案材料和他对许多中共高级干部的独家采访，更对四川、安徽、甘肃等十一个重灾区作了慎密的描述和研究。这一著作已经被学界不少知名学者认为是“一部可以和代表俄罗斯的良心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的巨著。”遗憾的这部引人深省的巨著，需要反思的大陆人却无缘瞻仰。好在近来思想开放，大陆出版了一本《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的《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作者曾任新华社记者20多年，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三年困难”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知情者、记录者和一定程度的参与者。本书记述了作者亲历、参与并采访这些事件真实过程、真实状况、重要数据（许多事实和数据首次公开）。这些亲历的场景、生动的细节，对唤醒许多人历史的记忆，有助后来人正确地认识这场灾难！ 　　 　　谁为这场灾难负责？作为国家第一把手，毛泽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毫无疑问，由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有多种原因，如政治上的专制、领袖人物的野心和经济上的极端浮夸。如果中国当时实行的是民主制度，这样大规模的饥荒或可避免。但是如果只停留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我们还是不能回答以下问题。民主制度，虽然是可以避免饥荒的重要条件，但是大饥荒后，民众盲目而狂热的崇拜，又进一步加大了大饥荒后次生灾害的形成，所以，令人困惑的是在古代，饥荒之后是荒政，而在当代，灾难之后却变成了恩政！权力在灾民那里的所有恩人秀的表演，被演化成了重申政治合法性的良机——恩人当执政。面对灾难，竟能创造出多种宣传效果：把灾害转化为庆典；把问责转化为感恩；把丧事转化为喜事；把哀伤转化为喜悦；把反思转化为赞美；把对生命的珍惜转化为对组织的效忠；把民众的良知转化为对国家的颂扬……这就不难理解，民主制度在中国为什么找不到土壤，因为民族精神里面有一种乐于让专制阉割的基因！ 　　 　　对于生命的冷漠，是专制制度的一大特征！明清两代，中国的皇帝视自己为百姓的父母，把赈灾看成是皇恩浩荡。所以在清朝，皇帝们因为自然灾荒而发的“罪己诏”就达三百多次。然而，1960年，在大批农民饿死之际，当局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地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这一年饿死人最多，而国家尚有几百亿斤粮食库存。历史资料表明，粮食产量和天灾之间并不存在正比相关关系，在大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以巨额资金和物资援助一些国家，其中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平已大大高于中国，这也是叫化子可怜相公的典范。在农民大量饿死的同时，大量粮食被用于外援出口，1959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产，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创造粮食出口历史最高纪录，这个数量够2450万人吃一年。由此来看1959至1961年的大饥荒完全是“人祸”所致，但是，自封为“伟、光、正”的毛泽东却从未发一篇“罪己诏”，还念念不忘的说九分成绩、一分过失。所以，“超英赶美”不是人民的福祉，不过是想以此来重温“上朝天国”迷梦而作的借尸还魂罢了！ 　　 　　毛泽东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在他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那种狂妄与浪漫的诗人秉赋。因为狂妄他敢蔑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因为浪漫，所以有着与众不同的生命价值观念！他在庐山会议时，把上千万生灵的灭失，看成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即一分失误、九分成绩。这就不难解读其为什么还能在饿殍遍野，人以相食的大环境下，还写得出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浪漫诗篇！ 　　 　　作为大国领袖，高瞻远瞩是基本的素质要求。大跃进一开始，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毛泽东清楚他搞大跃进，中国会死多少人。1959年11月21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显然这样的结果谁也负不了责任，于是又犹抱琵琶半遮面，自圆其说地道：“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題。”但他并沒有停止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去干，把责任推給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所以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谋略家，一切为我所用，阴谋、阳谋不过是一个工具性解读，所以他能阴阳互换应用娴熟。有人提出毛泽东究竟喜不喜欢下面的官员造假？在他口里永远是鼓励讲真话的，并常挂有那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口头禅。其实毛对此的态度完全是实用主义，他只看造假是否有利于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地位。他历来宁左勿右，好大喜功，自以为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真话，还提出讲真话会“吃小亏”和“占大便宜”的道理，结果刘还是逆鳞获罪，在文革中招来杀身之祸，乃至死无葬身之地……刘少奇极具讽刺意义的个人命运，进一步从反面揭示了毛体制的实用价值取向：说谎造假永远有利可图，而讲真话则一定会付出极大的、甚至是生命的风险。所以，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基础皆肇源于此，并成为以后官场的一种游戏规则，趋利避害是官员造假的动力所在。 　　 　　在毛泽东看来战术是为战略服务的，即手段必须服从目的。毛泽东为推行和巩固其三面红旗，从1957年11月到1958年11月，的“力倡”阶段，通过大力倡导浮夸风、共产风等等，大搞运动群众，借此调动热情排除阻力，认为可以借此创造赶英超美的经济奇迹。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偏”阶段，他对前段时间狂热政策小作调整，整顿，并组织展开核算，自以为可以借此发现真实的跃进成果，并且加以巩固。第三阶段是庐山会议冲突之后，他自觉已无退路，既要维护大跃进政策的正确性不容怀疑，同时又不得不对灾难性的现实后果作出让步，于是他采取了自欺欺人的认知策略，一面作现实退却，一面用谎言来维护自己和党的权威。庐山会议以后的反瞒产私分，是导致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在1959年大减产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各级干部或为了邀功请赏，或是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昧着良心说实现了“更大跃进”。报高产引起高征购和残酷的“反瞒产”，结果人为地制造了大饥荒。　　 　　 　　今年是中国“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发生在半世纪前的“大跃进”运动导致的3年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个鲜活的生命死于人为的饥饿，出现大规模的“人相食”、人吃人。如今大饥荒过去50年了，“改革开放”已进入了30个年头，社会矛盾充分释放，改革走到了临界的关头，左风阴魂不散，处处制肘；腐败层出不穷，人心涣散。只有甩掉历史包袱，才能凝聚人心，改革不同于改良，可以慢条斯理、文质彬彬；也不等同于革命，推翻一切重来。改革走的是中间路线，面对困局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船到中流，在水中打转转无疑是可怕的。所以，我们应清醒该改什么、该革什么，有条不紊有序进行，这样才能避免大跃进而带来的折腾。只有广开言路，信息对流，上下互动，民意沟通，敢说真话才能避免不该发生的灾难！ 　　 　　所以，“大跃进”这段历史不可再含糊不清，让几千万亡灵魂归无所，让活着的人切齿寒心。只有让国家、社会、民众共同记住伤痛，吸取教训，我们才不会重蹈覆辙，民族才会有希望。可是，国家统计局直到现在还用大大低于实际数字的1700万人“忽悠世人”，以至，有良知的学者不得不在50年后的今天，用事实揭破其谬误。并引用大量资料，得出“全国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3500万”。在此之前，不断有中外研究者综合各种材料和资料，估算出饿死的总人数，大致说来，在2000万到4000万之间。而新老左派则攻击这些资料，称这些资料偏高，是对毛泽东本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丑化。 那么，我们不仅要问，就算只有十分之一，难道你们认为，2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也是天经地义吗？　　 　　 　　“在历史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侧面，其实都隐伏着不止千百万双沉默的眼睛，只要有一双眼睛摄取了其中的历史画面，将其记录下来，就给后人多留下一个不可替代的真实镜头，就多了一个观察历史、研究历史的角度。权力垄断的历史总是维护一党一派的政治利益，个人的记忆和叙述却往往是透过自己的眼睛，经过内心的沉淀，记录下哪怕瞬间的真实真相。而正是这些真实真相汇集的能量，就能够在某一个黎明撕破被权力精心编织的历史谎言的铁幕。一个今天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他年便能把多少年来被维护捍卫的神话砸得粉碎。”（秋桐博文） 　　 　　“莫为无人轻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如果我们连正确对待历史的勇气都没有，谈何接受历史教训。 　　 　　建个纪念碑吧！让死者安息！让生者永远记住教训，不再重蹈覆辙！ 　　 　　http://bao.luo.335.blog.163.com/blog/static/438285172011887273419/?suggestedreading&wum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