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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farmostwood.net/ 一、 在《大外交》这本书的发布会上，基辛格向媒体介绍这本书的主旨时，讲到美国人的世界观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外交政策的： 「美国人总是认为，全世界的人本性对正义的态度都一样，那些和美国对民主和自由看法不一的人，都是只是因为受了一时的蒙蔽才会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仿佛你要是把一个外国领导人带到美国来，带着他亲眼看看美国普通中产阶级的生活，他就会衷心赞赏美国价值观了似的。这让我想起来我的一个美国朋友，他坚信世界上没有英国口音这回事，英国口音都是英国人故意装出来气美国人的。如果你半夜潜入一个英国人家里，在他完全没有防备的时候把他忽然叫醒，他就会像个正常人一样好好说话了。」 人们常常忘记——别的国家忘记是因为他们从无这种经验，美国人自己忘记是因为它融入血液从而不需要特别记起——美国孤悬海外，历史上的内忧外患远远少于别的民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使得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和平是一种默认的状态，如果不被邪恶的势力所打破，本来是可以自动得到维持的。而对待邪恶的势力不外乎有两种方式：要么感化它，要么征服它。美国人通常两者都会尝试，其目的是设法让人人都走上美国价值观所展现的康庄大道，然后天下就会太平无事。「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有战争」一直是美国传统信念的一部分，虽然它完全没有历史事实的支持。 与此形成鲜明对立的则是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列强们，在那里每个国家都有一部血泪斑斑的自强史。法国从黎塞留执政时开始就使出浑身解数防止自己被东侧的强敌征服，德国要到俾斯麦的时代才从一盘散沙中勉强自立起来，而英国则念兹在兹不忘防止海峡对岸的低地小国落入任何一个欧陆强权的控制从而威胁到自己。沙俄虽然地域辽阔，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反而更强，始终在全力扩张和节节败退之间反复摆荡。一部欧洲近现代史就是这几个大国之间折冲樽俎合纵连横的丛林斗争史，无怪乎十九世纪的英国首相帕默斯顿会说出「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名言来。 于是当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正式登上国际舞台之后，它和欧洲国家的观念之扞格不入，一度到了彼此都认为对方不可理喻的程度。美国怀着自认为人类历史上特殊角色的真诚自信，致力于承担起保卫和拓展自由社会的崇高使命。欧洲诸国从自身经验出发，坚信每个国家的自身利益高于抽象的道德标准，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张力会形成动态的均势，从而实质上有助于和平。有趣的是，双方的信念都带来过荒谬的结果：欧洲诸国全力追求均势外交的结果是把自己拖入两次世界大战，文明几乎毁于一旦。美国张扬普世价值的决心让它把自己卷入地球另一侧东南亚丛林里的一场内战里，几十万子弟兵埋骨他乡，还让自己陷入了全国性的歇斯底里和精神分裂。但信念之所以为信念，就是因为它并不反映逻辑，而是反映性格。基辛格这本书的绝大部分篇幅都在讨论这两种不同的民族性格是如何左右了历史的进程。他在评论冷战初期的美法关系时说到： 「归根结底，问题乃是国家和国家为什么要合作。以美国的观点，所有合乎理性的人到头来都应该得到相同的结论，因此共同目标多少被视作理所当然，而重点在于以何种机制去执行，促成最终的和谐。欧洲的做法来自长久以来各国利害交互冲突的历史，调和这些利益就成了欧洲外交的本质。欧洲领袖视和谐为必须逐案检讨的东西，要借助政治家精细的动作来平衡。」 基辛格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叙述从二战末期到冷战初期的这十年间，国际政治的要角们——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丘吉尔、斯大林、戴高乐和阿登纳——是如何在彼此充满误解和冲突的过程中跌跌撞撞地形塑出战后世界格局的。这也是我觉得全书带来新知最多的部分，因为它生动地揭示了历史中偶然性和必然性微妙的平衡，让人忍不住思考今日世界其实本来还有可能是什么样子。这问题当然在任何时代都可以问，但在这一段问出来似乎是最发人深省的。 二、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似乎两者兼而有之。传统儒家文化确实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是国家行为的一个重要维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个人的行为伦理则完全可以放大为国家民族的相处之道。所以孟子会说春秋无义战，上可以伐下，而彼此不能相征。即使在今天，官方的外交话语也常常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不承认各国对同一争端的不同看法可能都有道理，而是一定存在一个唯一的「正确」立场（不消说，当然就是中国自己的立场），只要各国都以合乎正确道理的方式看待问题，天下自然相安无事。——虽然中国和美国在绝大多数问题上立场相反，但这种思维方式实质上如出一辙，只不过各自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不同罢了。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国际地位都同十九世纪的美国相仿佛，而真正体会到欧洲诸国日日与邻国亦敌亦友和战相间的经验，不过是近一二百年以来的事。 但这一二百年来的经历又如此惨痛，以至于许多中国人在内心深处一变而成为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者，虽然未必宣之于口，但事实上更愿意坚信国际社会中强权即是公理，一切正义口号都是国家利益的幌子。他们的信念扎根如此之深，以至于已经不能相信这世界上竟然有人并不这样想。如果这些人听到美国总统威尔逊口中被后世称为威尔逊主义的理想观念： 「判断美国与他国之间的纠纷只有一个可能的标准，而此标准涉及两项因素：我们本身的荣誉及我们对世界和平的义务。」「由于我们要求依据我们所信奉的权利和自由原则，不受干扰地发展和管理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们厌恶本身不屑于为的侵略行为，不论它来自何方。」 或者如杜鲁门所说： 「我们不会索取别人的领土，也没有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我们不会索取任何我们自己不愿赋予他人的特权。」 或者如肯尼迪所说： 「我国人民曾经为这些权利奋斗不已，今天我们也要承诺在国内和全世界保护这些权利。我们要让每个国家不分敌友都知道，我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来确保自由的生存与胜利。」 他们一定认为这是赤裸裸的谎言，要么是天真，要么是虚伪，特别是对照美国实际上许多所作所为来看更是如此。而如果他们听到老罗斯福——他被基辛格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像欧洲人而不像美国人的总统——的话： 「对于威尔逊那样信任流于空谈的和约、不能实现的诺言，却没有有效的武力作为后盾，我感到十分厌恶。在外交政策上有腓特烈大帝或者俾斯麦的传统，比以威尔逊的态度作为国家永久的方针，对国家和世界都好得太多。」「缺乏武力的正义，与没有正义的武力一样坏，甚至更坏。」 或者如这一脉现实主义政治的远祖黎赛留在《政治证言》中所说的： 「就国事而言，有权力者才有权利，弱者只能顺应强者的意见。」 这些人一定会引为知己，认为这才是强权的真正心声。这种世界观当然有其好处，因为它无需为道德感陷入挣扎，而以自身利益为导向则成为理直气壮的事。它也无需相信别人的善意，因为所谓善意完全可能反而是最为彻底的恶意的伪装。这样的逻辑几乎不可证伪，因为一切反面论点都会显得像是过于幼稚，简直不值一驳。 但是正如基辛格在书中指出的那样，对他人世界观的误解，哪怕是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方向的误解，也会带来悲剧的结果。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双方的区别并不在于善良与邪恶或者软弱与坚强的程度，而更像是两个棋手在遵循完全不同的行棋规则对弈，并且都以为对方和自己下的是同一种棋。它的危险是相互的，并且很难说对哪一方的危险更大。 而且事实上，完全道德虚无主义的逻辑也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自圆其说。如果国家强大就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和服从，一直以来中国都应该格外尊敬和服从美国才对。如果中国人真的相信强权就是公理，为什么他们不在 1937 年就彻底投降日本呢？ 三、 有趣的是，作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大师的基辛格，在书中却格外赞扬了两位完全秉持理想主义作风的美国总统：小罗斯福与里根。两人的成就有类似之处：小罗斯福总统在美国格外消沉气馁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挺身而出，带领国家赢得了战争和战后几十年的国际领袖地位。里根则是在冷战对峙最尖锐的时刻决定领导美国正面应战，几乎是以硬碰硬的方式把苏联逼向崩溃的边缘。但两人最伟大之处都不仅仅在于取得胜利本身，而在于他们能够站在时代的前端，预见到历史的潮流，自信冷静地坚持理念，利用超卓的个人魅力耐心地引领人民团结起来跟随自己前进。大多数领导人无论多么权倾一时，在这一标准面前都难免败下阵来。 但胜利未必能够简单归因于个人及其理念。历史的复杂之处在于它没有对照实验，因此因果关系只能假说而无法验证。以冷战为例，尽管通行的看法是美国获得了胜利，但这胜利在多大程度上是里根和他的意识形态强硬路线的后果？也许苏联的扩张政策无论如何都会导致自我崩溃，只是碰巧被里根赶上了好时机？基辛格虽然对里根大为赞赏（即使里根事实上一手扭转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大力推动的对苏缓和政策），但他也认为如果里根早十年上台，其理想主义可能根本没有用武之地。这问题同样适用于里根之前的所有其他领导人。甚至冷战本身——虽然由于人们已经如此习惯它，容易觉得它的存在有不言自明的道理——也可以成为追问的对象。也许美国坐视冷战开端导致几十年的尖锐对峙，本身其实就已经是失败了？丘吉尔就认为，应当在战争甫告结束，苏联立足未稳时就和苏联展开政治谈判，全力压缩其势力范围，不让东欧国家落入其手中。但他领导的英国无力单独向苏联施压，而有能力的罗斯福又完全无意玩这一套典型的欧式地缘政治把戏。其结果是苏联成为二战的最大受益者，而冷战终于不能避免。 在基辛格看来，这是理想主义观念无视政治现实的恶果的一个例证。但他也公允地评论到： 「丘吉尔的地缘政治分析远比罗斯福正确，不过，罗斯福不愿以地缘政治条件看待世局，本就是促成美国参战，并使它能维护自由大业的同一个理想主义的另一面。假如罗斯福遵从了丘吉尔的方案，他固然有可能增强美国的谈判地位，但也可能根本就削弱了美国抵抗冲突的能力。」 换言之，美国的观念虽然未必总能给它带来实际的好处。但若非如此，则美国本来也不会成为今日之美国。历史虽然不能简单的以成败论英雄，但昔日欧陆诸国日薄西山，而美国成为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终究是不争的事实。 新的国际秩序事实上更像是一百年前的欧洲的放大版。在全书的最后一章里，基辛格正确地预言到冷战后的世界局势。新兴国家遍布全球，其分歧和争端远较当日欧洲国家之间为深刻。美国虽然独大，但它调动资源的能力占全球政治能量的比重其实反而弱于冷战时代。更重要的是，因为缺乏明确的敌我关系，各个国家共同维护和平的决心和意志力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战争的风险不是减小了，而是放大了。 基辛格对此开出的对策是呼吁各国冷静地判断如何维护均势，进而保卫和平，向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协调时期学习，而不要重蹈其后来的覆辙。对于美国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克服自己的意识形态观念，以更现实的目光理解世界。他说： 「美国的经验鼓舞美国人相信，美国是唯一无可撼动的强国，仅凭意识形态就能无往而不利。在后冷战的世界里，这种态度会使无知变为自恋。当美国既不能主宰世界又不能脱离世界，当美国十分强盛又十分脆弱之时，美国势必不能放弃让它之所以伟大的理想，但它也不应该妄自以为无所不能，而破坏了美国的伟大。」 然而维护均势的前提是各方都正确理解（虽然未必认同）对手的意图，而这往往是最不容易做到的部分，因为它不只关乎判断力，更关乎跳出自己熟悉的视角去理解世界的能力。基辛格在书中讨论了朝鲜战争（这一场战争在他后来的《论中国》一书中得到了更细致的分析），指出如果不是中美双方都严重误判了对方的战略，这一不幸的冲突（对北朝鲜人民来说尤其不幸）本来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走向和结局。二十世纪的其余几次重大的悲剧多半也是如此。 这本书写于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二十年后的今天，国际局势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基辛格的预言。总结历史已经足以让人悲观了，展望未来的时候基辛格试图保持乐观，但他有理由乐观么？

转按：有网友留言让我关注。本人人微言轻，也就是看看。但眼见这“官本位”搞到这个程度，也真是愤怒忧心。网友说“咋一听很美很高尚”，坦率说，和“美”与“高尚”根本就不搭界，那只看得见的手把市场搞得乌烟瘴气，那只粗鄙之手把教育医疗和住房这些基本的民生问题都搞得天怒人怨，好心你们有点自知之明，把那只难看的手收远点吧！   以下转发：       我是一名中学教师，今有一种社会怪现状与您探讨。目前教育界有一种新动向，教育局采取组建教师集中管理中心或由教育局人事科直接管理的方式，推行教师“县管校用”，实现教师集中管理。     教育行政部门主要负责统一教师调配、统一教师考核标准及待遇，使县域内学校间教师资源配置“无明显性差异”；学校负责教师的使用、培训和考核；教师集中管理中心负责与教师签订人事聘用合同，组织教师在系统内应聘、派遣以及教师档案集中管理、工资支付等细节性事务。但对未组建管理中心的区(市)县，仍由学校与教师签订聘用合同，中心的其他职能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人事科承担。       咋一听起来很美很高尚。但有些区县实行后，老师们惊奇的发现， 自己从生存的根本上被连根拔起，成为原学校领导踢打的对象，稍不注意就被学校领导踢回教师管理中心待岗，直至下岗。从此，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的教师大行其道，有个性和水平，有道德底线的教师纷纷被边缘化。更有甚者每学期到聘任季节，许多教师纷纷私下到各校校长和相关领导那里送礼行贿，期望能够狗谋得一个岗位。       教师们这才明白，领导们设计这种制度，是为了更好的把手中的权力寻租出去，更好的整治有个性的老师，更好的实现自己阴暗的欲望。你可以想象，小小的校长们，摇身一变，成了呼风唤雨的皇帝。教师们则成了忍气吞声的丫环奴隶。      试问，当教育界剩下趋炎附势，唯唯诺诺，吹捧逢迎，市侩投机的教师，谁来引领我们的学生？     我以一个普通教育工作者的身份恳请圈内的各位同仁，对此发起广泛的讨论，激发社会的良心，救救教育，救救教师，救救孩子！  

原文地址： 鲁迅是谁？ 作者： 陈丹青 　　 诸位：犹豫再三，这篇讲稿还是贴上。本期南方人物周刊刊用了其中五分之四，这里是未删本。                  鲁迅是谁？ 写在鲁迅逝世七十周年 2006年10月14日在上海图书馆讲演 陈 丹 青      大家好： 　　这是我第三次谈论鲁迅先生了。每次都是又恭敬，又有点紧张。昨天特地剃了头，换双新皮鞋。我不会当场讲演，讲到鲁迅的话题，尤其郑重，总要事先写点稿子才能自以为讲得清楚一些。下面我按着稿子念，再作些发挥，请诸位原谅。                                             （一） 　　鲁迅先生的纪念会，七十年来不知开过多少次了。在中国，鲁迅至今是个大话题。 　　粗略说来，从鲁迅逝世的1936年到1949年，鲁迅话题为民族革命问题所缠绕；从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鲁迅话题则成为准官方意识形态，在大陆无人敢于冒犯，在台湾被长期封杀。总之，“鲁迅话题”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话题”。 　　八十年代中期，鲁迅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祭坛，挪进学术领域；九十年代迄今，官方对鲁迅话题开始了沉默、回避、冷淡的戏剧性过程。二十多年来，举凡重要的国家话题和政府语言，不再能够，也不再打算从鲁迅那里盘剥搜寻任何说法，鲁迅话题的庞大利用价值似乎走到尽头，由“在朝”转向“在野”，随即在学界与民间展开“鲁迅争议”，王朔，是这场争议的发难者。 　　到了新世纪，“鲁迅争议”衍生了“还原鲁迅”的愿望。就我所知，不论是鲁迅的“捍卫派”还是“质疑者”，近十余年出版的鲁迅专著大幅度抛弃官方意识形态尺度，试图描述真实的鲁迅。旧史料出现新的解读，一些新的史料披露了。其中，最可注意的声音来自鲁迅后代：先有2002年周海婴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后有2006年海婴先生大公子周令飞同志在交通大学的一场讲演，这位鲁迅的长孙直截了当问道：“鲁迅是谁？”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最为激烈而讽刺的发问。这一问，宣告七十年来我们被告知的那位鲁迅先生，面目全非。                    （二） 　　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几十年来，中国历史远远近近的大人物几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从五十年“政治话题”到近二十年的“鲁迅争议”，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今天，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还原”。 　　鲁迅先生的寿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鲁迅著作是一份遗产，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是另一份遗产。鲁迅的幽灵、鲁迅的读者，七十年来始终在两个鲁迅、两份遗产之间游荡。 　　这是鲁迅公案的一面。另一面，我们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歌德、黑格尔、托尔斯泰、尼采、马克思……都是巨大的历史公案、文化公案，他们在身后被不断解读、塑造、发掘、延伸。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但不属于政权；他们对文化与政治发生深远影响，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他们的主张阶段性过时了，因为后人接续了他们的文脉；他们历久常新，因为他们早经熔铸为文化之链与历史坐标。 　　鲁迅身后的命运正相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但始终抵押在政权手里；他对现实政治其实毫无影响，却沦为政权的超级打手；他被悬置，但难以过时，因为他身后既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等量齐观的人物；因此他历久长在，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响，而是最高规格的孤立状态；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与当今文化难以建立活的关系——相比被封杀、被遗忘，鲁迅身后的命运与处境更其诡谲，更其悲哀。 　　七十年来，鲁迅墓前曾有无数革命者或权势者的鲜花，近二十年，煞有介事也罢，发乎内心也好，官方与民间不再主动拜祭。鲁迅清静了，不再被利用，也不再被供奉。这种暧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热的“鲁迅政治”一样，都是反常与变态，是历史的冻结。目前这份已告冷却的鲁迅遗产，仍然是官方撤除之后的官方遗产。 　　九十多年前，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救救鲁迅”！                    （三） 　　鲁迅身后的所有话题，是鲁迅先生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是鲁迅的问题，他的遗作俱在，要争议就争议，不愿读就不去读，无所谓还原不还原；如果这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还原鲁迅？怎样还原？有没有可能还原？ 　　我想来想去，答案是：一，问题出在我们；二，鲁迅很难还原。三，要还原鲁迅和无数历史人物，有待于“我们”发生根本的变化；四，不论是良性的、恶性的、还是中性的，不论与鲁迅有关系还是没关系，这种变化的过程会很长——可能需要另一个七十年——但眼下这变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鲁迅，不是还原，而是“我们”的变化。 　　以下试着扼要谈论鲁迅为什么难以还原，为什么这“难以还原”是我们的问题。最近，香港凤凰台就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来访，给我一组关于鲁迅的质疑。有的早就听过，有的闻所未闻。记忆所及，仅举如下数端： 　　1，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2，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3，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人们在文革中互相攻击斗争的恶习？4，怎么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5，鲁迅的名句：“我向来不憚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是否助长了中国人的恶？ 　　在半小时访答中，我无能展开谈论，现在顺着问题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见，问题在我们，在那份鲁迅政治的遗产。 　　其一，鲁迅可以商榷吗？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问题——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商榷”，理应“商榷”，但我不用“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当“商榷”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杀批评，禁止怀疑的年代，我们是思想被封锁被掐灭的几代人证。 　　其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我的回答是：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其三，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别的国家、别的时代，文学家思想家怎样骂人——我不认为这是骂人，反而指为骂人者，真是一种骂。但既是谁都用这个词，姑且从众吧——太远的例子不去说，仅看比鲁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问福娄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托尔斯泰一辈子骂人，谁都骂，骂皇帝和教主，骂莎士比亚和尼采，骂前辈赫尔岑，骂老朋友屠格涅夫，当然，也骂他自己；尼采的咒骂则指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说，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稣，而“耶稣教”是两千年来欧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国，应该为温柔敦厚的良人们编一册世界文豪骂人史，虽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发生过文革，那样人整人。 　　这种人整人的恶习、模式、话语方式，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内部已经发难，成为五四百家争鸣的异化。八十年代出版了鲁迅论敌骂鲁迅的大部头史料，九十年代有一部书叫做《鲁迅：最被污蔑的人》，历历举证鲁迅被谩骂被围攻的史实。这里仅举一例，即在新中国文艺牌坊中仅次于鲁迅的郭沫若同志，即曾公然宣判鲁迅为“双重的封建余孽”。当郭同志出口定罪前，他自称几乎不读鲁迅的书。 　　其四，怎样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是的，我们这代人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子民。但不要弄错：从六七十年代的《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通栏标题读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和二三十年代在秘密书刊以及文人写作中读到同一句话，是两种读法，两种后果，两回事。是的，鲁迅曾是左翼阵营的大将——在他的时代，世界范围激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十之七八选择左翼立场，譬如法国人文人阿拉贡、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彼德鲁齐等等，不仅左倾，而且是准共产党员——当“双重封建余孽”鲁迅先生晚期靠拢左翼，模写“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再三目击“无产阶级”青年肝脑涂地，被枪毙。但及早道破左翼内部的虚伪、狡诈、霸道、浅薄，同样也是鲁迅。为什么呢？ 　　因为其五，鲁迅“向来不憚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这句话居然“助长了中国人的恶”，且不说此话通不通，这是什么逻辑？莫非此后至今遍中国滔滔不绝的恶人们在作恶之前，都曾请教过鲁迅的著作么——恶意，分两种，一种是自知其恶，一种竟出于所谓“善意”，若是今天还有中国人以这样的“善意”去责难鲁迅，这善意，在我看来就是十足的恶意。 　　不过以上的问，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笔现代中国是非观的糊涂帐，是不值一谈的常识问题。可资详实对照的是鲁迅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差异，这差异，才是还原鲁迅真正的难处。                   （四） 　　以下粗略排列一组时代背景、社会指标与文化形态，借以提醒我们为什么难以还原鲁迅。 　　鲁迅青少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中山革命集团，有无数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鲁迅壮年时期，北方是军阀政府，南方是国民政府，江西是苏维埃政府；而军阀在各省据有势力，国民政府曾分为宁汉政府，许多省份还设有苏维埃地下政府。到了鲁迅的中期与晚期，中国粗粗统一，但仍有南京政府与延安政府，抗战时期还有南京伪政府与重庆国民政府；而在鲁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与法租界。 　　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学界有前清遗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这些海龟派与今日的海龟派不可同日而语，各有真正的学派、主张和势力。政治流派，则先后出现过君主立宪派，共和派，保皇派，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在座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巴金”的笔名，就是取两位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中文译名：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他比鲁迅谈论“无产阶级专政”还激进，居然公开顶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名，活了一百多岁——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挡节目还公布了史料：虽然昙花一现，形同儿戏，但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的政党出现过上百个。   　　鲁迅的同学、战友、论敌，有的是国民党要人，如蔡元培和陈仪；有的是共产党要人，如陈独秀与瞿秋白；有的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如郭沫若与田汉，有的既是学者教授又是党国重臣，如胡适之；当然，自也有许多无党无派的文人。教科书总是凸显鲁迅年轻朋友中的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察看鲁迅通信的朋友，却有国民党军人如他格外溺爱的李秉中；有鲁迅为之谋职，解放后被镇压的国民政府县官如荆有驎；也有先左后右的青年，如选择台湾的台静农。鲁迅与好几位左翼小青年从亲昵到绝交，但与国民党军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闹翻的记载。鲁迅的外国友人，则有俄国没落诗人爱罗先珂，有美国左翼小子史沫莱特与斯诺，而内山完造与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非左非右，并没有政治色彩。 　　说到鲁迅与他同代人的交友范围，今天即便人脉最广，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不可能与社会身份杂异、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人群维持朋友关系或彼此为敌的关系。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朋友等同朋党，胡风集团、二流堂圈子，均曾获罪，关押自杀多人，株连千百。政治集团的类似案例更是不可胜数。八十年代迄今，则朋友关系大致是权利关系，或以升官，或以发财。相对纯粹的私人友谊勉强恢复常态，然而众人的出身、职业、观点或有差异，但我们全是国家的人，教育背景和整体人格，都是一样的。 　　总之，鲁迅与他同代人的政治与文化版图，鲁迅与他敌友置身其间的言行空间，以我们这几代人同出于一个模子的生存经验，绝对不可能想象，不可能亲历，不可能分享鲁迅那代人具体而微的日常经验——当然，我们几代人共享齐天洪福，免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免于乱世之苦。其代价，是我们对相对纷杂的社会形态，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迹近生理上的无知。 　　至于鲁迅的言论与思想，再早、再晚，都出不来。他的时代，是中国现代史国家祸乱与历史机会最为密集的世代，也是春秋以来唯一一次短暂的“百家争鸣”时代。倘若他被认为高于其他人，因为有其他人；倘若其他人不认同他，便说明那是群雄并起的年代。他身后被高悬、孤立，使我们只能仰望他一个。近二十年，那个时代与他对立的学说大约出齐了，然而最初的阅读形同烙印：我们读鲁迅在先，读其他人在后，听他骂人在先，得知骂他的文章在后。这种先后差异，不可低估。 　　但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们几代人早已被塑造为另一群物种。我们的思维模式、话语习惯、价值判断及无数生存细节，几乎无法与鲁迅及他的同代人衔接对应。我们的困难不是不认识鲁迅，而是不认识我们自己。要还原鲁迅，恐怕先得借助鲁迅的生存经验，做一番自我还原。 　　譬如，鲁迅在中国数度迁移，但不必到派出所申办户口或暂住证；他与好几所大学有受聘解聘的关系，但从来没有一份人事档案尾随其后；他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从未受制于任何单位领导；他被特务监视，但弄堂隔壁没有居民委员会；他的文章常被封杀禁止，但从未写过一纸思想汇报与书面检讨；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伤，但并非出于卑怯的检举揭发；他被不同阵营污蔑围攻，但从未被国民政府“打倒”并发动全国性批判；他活在战祸频仍的时代，但从未领教过举国民众的武斗；他擅逃亡，但不是为了逃避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或遣送下乡；他活画出旧文人孔已己的凄惨末路，但对学者教授沦为囚犯或贱人的经历毫无感知；他为我们留下永恒的阿Q，但绝不会料到到阿Q同志后来可能当上役使乡民的村长，甚至县长；他私通乱党，名列通缉，但从未被戴上一顶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被平反的狂喜与委屈。许多人讥嘲他是位“绍兴师爷”，可他从未经手一件我们时代哪怕最卑微的“冤假错案”；兄弟失和诚然是他最难释怀的内伤，此外，要论无可申说的个人委屈和无妄之灾，他身后的大小文人都比他阅历深厚；晚期，鲁迅主动阅读马克思学说，但从未被命令以唯物主义检讨、修改、以至公开否定自己的著作；不消说，他从未申请入党，从未听说全国文联与作家协会，从未被阻止或恩准阅读“内部文件”，从未由于行政级别分到或分不到一间住房，从未接受过哪位人事处科员的威胁或奉承；他的葬礼与为他抬棺的巴金同志的葬礼完全不同，不是国家操办；他被覆盖《民族魂》大旗的殊荣不是根据国务院或中宣部的指令；当国母宋庆龄与国师蔡元培以私人身份出席他葬礼时，伙同沈君儒章乃器等第三势力，而葬礼的秘密策划与公开策动，是当时的青年乱党如冯雪峰与大批左翼青年。这些人的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却堂而皇之站在鲁迅的灵柩旁轮番演说，慷慨激昂，公然咒骂政府的无能与不抵抗。 　　对不起，还有：鲁迅生前从未见过粮票和布票。                    （五） 　　所以周令飞动问“鲁迅是谁”，鲁迅怕也弄不清“令飞是谁？”——令飞与我同岁同届，我一见他，除了头十秒钟惊喜，旋即发现他是我的哪位中学同学。我在他脸上搜寻鲁迅，结果读到所有老知青的心理与生理密码：十六岁我下乡落户，在赣南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中割水稻；他十六岁当兵，在东北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站岗；八十年代我去了纽约，他去了东京；在台湾，我有一位爷爷，他有一位太太，当初他俩在东京向中国大使馆与台湾办事处申报婚姻，两边的官员均不敢作主成全这对政治鸳鸯……反正令飞同志的成长与他祖父没有任何相似之点，却和我出奇地相似。 　　我也见到令飞的爸爸。多么熟悉的老上海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许广平先生晚年经历了所有国家高干的悲喜剧，那是由人事处、房管所、中央领导、以及历届运动编写的曲折剧情。假如鲁迅先生半夜敲门回家，海婴母子必须花费无数口舌才能使鲁迅听明白——只有一部分故事早已为鲁迅所熟悉，那就是左翼分子的上纲上线、弄权整人。但他绝对想不到当年左翼小圈子的暴戾，日后竟扩大为神州大地数十年斗争生活，其中，单是“气宇轩昂”的左联“元帅”周杨同志当了文化部长，六十年代又遭报应的个案，就会使他大开眼界。 　　这就是鲁迅决定拯救的孩子们。调动他平生所有经验，他也弄不清这些孩子玩得是什么把戏。 　　七十年历史，是我们与鲁迅成为彼此的异类的历史。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阅读鲁迅，我们的感知系统或研究手段，其实都很难真的奏效。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而在鲁迅的时代，这些人不论为敌为友、为官为匪，但他们的伦理道德血脉教养，个个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时，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者，第一代现代民族主义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或曰，难道时代没有进步吗？大大进步了。“革命前辈的鲜血岂能白流！”我相信诸位不会误解我在夸大过去，贬低今天。事物与人物需要比较，至少，一个物质的现代化中国足使鲁迅目瞪口呆——鲁迅早年在北平穿着单裤过冬，无缘享受空调；鲁迅坐车有感于道路颠簸，无缘驰骋高速公路；他主张抛弃毛笔，可未曾梦见电脑；他晚岁收藏不少《世界裸体美术全集》，可惜看不到今日的超短裙……一个价值迷失的中国也足使鲁迅与他的敌友哑口无言。不过他早经预先绝望过了，好像知道将要认不出未来的中国，他说过，未来是坟，坟的未来，无非是被踏平。 　　西方人物的身后命运怎样呢？譬如，启蒙运动确实塑造了今日西方，尼采果然标举了新型知识精英的立场，马克思大大颠覆了资本主义。然后，启蒙先贤、尼采学说、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后代展开、追问，并持续超越。当李维·斯特劳斯怀疑晚辈福柯或德里达的学说时，他知道审慎而准确地用词；巴特尔出道之书《写作的零度》旨在与长辈萨特辩难，而他最后著作《明室》的扉页，题写“向萨特的想象致敬”……十倍百倍于鲁迅耗尽心智的文化论战，在西方从未停止，那种激烈、深度、不苟同，尤其是丰富的建树，远远超过鲁迅与他的敌友。在西方，文人从未被打倒，而是被质疑；从未被神化，而是被纪念；从未被架空，而是实实在在地被试图理解、被持续研究。我所亲见的西方人谈起先贤与哲人，并不大惊小怪，只是平静而诚恳的尊敬。 　　我们只有一位鲁迅。当我们这代人被纵容阅读鲁迅及不准阅读胡适，乃出于同一的原由和性质。而鲁迅死后，他的价值追求便被成功地窒息：或者割裂、或者歪曲，休想继续传递、提升、展开。他的大半命题在今日中国远未过时，却被迫停在过去时。同时，那份政治化的鲁迅遗产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输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迹象——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今“与时俱进”的国情又将鲁迅和马克思的脸涂得又红又白，他们仍然被孤零零吊在中国现代史上空，既当圣人，又做恶人：不是吗？今日千千万万中学生大学生对马克思或鲁迅敬而远之，又不得不与之周旋：他们年年必须背诵马克思教条（俗称“马概”）以便通过政治考试，又年年被迫阅读鲁迅并书写读后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鲁迅有哪些价值？孩子们根本不在乎。在今日知识谱系中，马克思与鲁迅被重视的程度是半世纪以来最低点，除了屈就而厌烦，年轻人对他们没有尊敬，没有爱。 　　这也是为什么维护或质疑鲁迅的种种絮叨，均难发生真的影响和说服力。我们既难消除鲁迅，也难以挽救他，他在我们够不着的某处，他甚至不属于自己的血亲：当周令飞问道“鲁迅是谁？”我猜想，他愿意强调的身份并非仅仅因为他是鲁迅的孙儿。他与父亲在家里提起祖父，恐怕不常称之为“爸爸”、“爷爷”，而是直呼“鲁迅”，正象七十年前周作人指着自己妈妈说：“这是鲁迅的母亲。” 　　说来不仅是令飞的祖父，五四前后的重要人物都被架空了、作废了：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马寅初……这份名单顶多进入学术研究，不再发生温热，投射光芒。他们的命运模式是这样的：先是失败的历史英雄，接着，空留英雄之名而遭遇历史性失败。  　　“鲁迅话题”不能只谈鲁迅。只谈鲁迅，将会加深他的孤立，使这孤立更精致，更难以把握，“鲁迅研究”本该是文化研究，然而我们时代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哪里，拿什么去研究鲁迅——当海涅对哥德微妙地不敬、庞德改动艾略特的诗章、巴特评析纪德的文体、纪德发掘妥斯托也夫斯基的深度、博尔赫斯偏爱叔本华的哲学、昆德拉分析贝多芬的乐谱，他们不必顾虑种族与时空的阻隔，因为他们当然地属于同一的、有效的欧洲人文大统，不曾迷失于历史谎言，更不会在历史断层的深隙中，坐井观天；当以赛亚·柏林大范围质疑启蒙遗产，并居然从康德的线索中清理出民族主义信号时，他是在挽救并丰富前辈的学说，而他纵横捡视古希腊迄今的思想遗产，乃基于对西方文化版图足够的资格与确信。 　　我们有这样牢靠的资格与确信吗？ 　　十月以来，鲁迅逝世七十周年似乎成为媒体与社会一组相对自发的话题，看过去显然不是官方纪念的老花样。可喜的是，当今中国莫可名状的文化形态，其表层，稍微有一丁点接近鲁迅时代的意思了：知识景观逐渐铺展，言论空间有限豁裂，开放的国策不容逆转，旧有意识形态在年轻一代相对失效。总之，这都是好消息——不是对鲁迅的好消息，而是对于我们。 　　最近我收到几家媒体关于鲁迅的问题，重复道：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鲁迅？我的回答是：一，不必勉强。当年《呐喊》《彷徨》再版时，鲁迅就不愿意，说不要用他阴暗的念头影响小孩子；二，七十年来的历史剧情是我们解读鲁迅的珍贵资源，因为他的光焰需要我们世代作有效的映衬。换句话说，第三，鲁迅早将自己烧毁了，他的价值可能照亮的，应该是我们——我们愿意被照亮吗？ 　　回到这篇讲稿的题目：“鲁迅是谁？”我愿去掉“鲁迅”两个字，改成“我们”。                                 2006年10月12日

    俺较得 ，读书是喜不喜欢的事，而不是有没有用的事。如果只为了赚大钱，可以早一点去钻研赚钱的技能和本事，如果只为了谋生却对读书没有兴趣，还真不见得能读出谋生的技能。   读书究竟有没有用？ 连岳 17分钟前 读书有没用？面对这个问题，平时不摸书的人也会大喝一声：当然有用。政治正确的答案在这里似乎只有一个。   我有个堂哥，大我一岁，是二伯父的第二个儿子。他只上了一年学，就再也不愿意读书。二伯父的大儿子读书成绩不错，全家指望他考上大学，跃出农门，光宗耀祖；所以并不在乎小儿子的选择，乐得他回家帮忙干活。     我记得几年之后的寒假，有一晚，我和小堂哥一起睡，席子下垫着香喷喷的干稻秆，我们聊到了一个严肃的话题：读书有没有用？我的观点自然是有用，他一度好像被我说服了，兴致很高，翻身起来让我教他写名字。   之后当然是走各自的人生路。我继续读书，虽然不出色，三十多年后，好歹也能自由自在，凭着读书写文章吃饭。读书，尤其是脱离了教科书之后的自我教育，让我领会到知识的乐趣。四十岁之后，只恨时间太少，好书太多。     堂哥没有回到学校，他安于当文盲。身体强健以后，他到一座小砖窑做工，偶尔经过时总是见他赶着牛在和砖泥。如此过了几年，他学艺成熟，另立门户自己开砖窑。制砖手艺他得心应手，可他见到工程多了起来，却毫不迟疑地冒险转型，买了一部卡车，自学驾驶，到工地接活。由于勤奋、诚信、忠厚，不停有活，后来又买了一部车，雇了一个司机。他变成村里数得上的富人，在当街的好地段盖了大房子，孩子们想读多久书他就供他们读多久。     我们少年时那晚的讨论，过了几十年，有了结论。读书有没用？因人而异，我认为有用，我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堂哥认为没用，他也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他那个被寄以厚望的哥哥，并没有考上大学，复读一年后，还是回到农村，收入不如他。仅比较他兄弟俩，读书无用显然更合理一些，哥哥耗费了家里的大量资源，产出却低，弟弟从小就养活自己，产出奇高。     读书有没用？这得交给个人去决定，没有标准答案。如果抱定读书必然有用，强迫不想读书、或资质不适合读书的孩子去读书，效果适得其反，既读不好书，也失去了学艺的最佳时机，毕业找不到好工作，“坏工作”又不愿意做，回家啃啃老，两代人干瞪眼——这是许多大学生的命运。他们被送去读不三不四的大学，听不三不四的老师上些不三不四的课，能指望学到什么？       文盲并不妨碍许多人创造价值。在我小堂哥这个乡村自由人面前，那些靠父母、靠政府、靠税收活着的人，有哪个比他更值得尊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人只要能养活自己，选择不读书，是一点没错的。而一个读了好几个博士学位的人，出来却向政府乞求：“给我一个工作吧，要让读书人有地位。”这个人选择读书却是错的。     现在没几个父母愿意让独子（女）成为文盲，即使有，义务教育法也会跳出来动粗。决定要不要继续读书的时间点，只能放在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后，此时，可以让孩子自己决定，要不要继续读书，不想读的绝不要勉强。     现在蓝领、小贩的收入有大幅超过白领的趋势，眼高手低的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舒服”的工作，这都是好事。让就业市场来宣布答案：有能力的人、会创造价值的人才有出路，你没能力、只等着寄生，在学校混了再久，也没出路。如果喊着“读书一定有用”的口号，文凭高收入一定就要高，那么，这个社会才有大毛病。     多么爱读书的人，都得养活自己。知道这点，书才没有白读。 书读越多越要靠他人供养，那么这些读书人一定堕落到了无耻的地步。 不幸的是，我国偏有不少这样的读书人，而且他们一点也不会害臊。   （责任编辑：王晶） http://dajia.qq.com/blog/283020060736512   相关阅读：读书无益于赚大钱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8bcd40102dyjm.html

原文地址： 我的信仰-爱因斯坦 作者： xlzycd  我的信仰                                       爱因斯坦                                   （许良英  译）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泉源。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求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末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微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这个缘故，我总是强烈地反对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使得民主形势受到了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中，我所重视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比较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国家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预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被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蓄意进行败坏，那末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的上帝，也无法想象它会有像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男人和女人想要在一起，不是出自需要而是因为洋溢的喜悦，不是由于贫乏而是因为丰富，我拥有了那么多，必须给与。婚姻是为了更深的友谊和亲密，而不仅仅是爱。婚姻是心灵事件而不是身体现象。     ——海灵格说出爱情和婚姻的真谛。 婚姻是最高级的瑜伽 男女之间因身体的吸引，deep in love 的时间只有半年到两年，being in love是要进入精神之旅，深层多面的分享。 男女关系由女性决定，如果女性对关系没有百分百的承诺，男性可以感受到。婚姻是最高级的瑜伽，是两个自我的挑战。 男人在寻找母亲，在男人与母亲分离后，他的灵魂一直在渴求和寻找母亲子宫般的爱，他在渴求对方能像母亲一样照顾我爱我。女人无法改变男人，要接受他本来的样子。那么他自己就会改变，否则会一直在抗拒。 对小孩也是同样。我们无法完全了解伴侣，认为了解伴侣就会对对方有期待。其实我们都在改变，需要让彼此随着自己的时间成长。完全的为对方而活，关系成为两个身体一个灵魂，这是提升彼此的关系，一个人调频，另一个人也会。 当自己提升，伴侣和孩子都会提升。关系中必须分享，不一定从事共同的活动，而是用心分享你自己，与对方共同存在，哪怕每天5分钟。女人的能量场是男人的16倍，女人有能力转换伴侣和小孩。在关系中，男人需要的是鼓舞和启发。 他们的自我很强大，只有回家时他们才能放下防卫。男人希望找到一个让自己崇拜的女人，希望从女人那里得到启发，你必须去聆听男人，他需要一个支撑，才能完成他今生的使命。 在关系中，女性需要安全和保护，女性崇尚男人的领袖气质，当女人认为这个男人具备领袖气质，她才能保持对他的尊重。 男人必须要有一个女人，他的内心强烈的要与母亲连结。而女人很强时，她不需要男人。女人选择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是为了完成她生命中的创造。 女人是天赐的礼物。你什么都可以做得到，别忘了你是女人。女人是家庭的中心，带来内在的活力；男人则保护家庭，对外带领家庭。海灵格说：“女人要跟随男人。”顺便说一下，这句话的后半句是“男人要为女人服务。”不过反对前半部分的人，通常漏掉了后半句。 海灵格说的“跟随”并不是许多批评者以为的“服从”。他指的是要“陪伴”男人，手牵着手进入他的文化、家庭、职业等等。健康亲密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伴侣之间付出与接受的平衡。 当伴侣一方付出，在他们的关系里面，就创造了不平衡的状态，付出者心中有补偿的需要。如果接受者回报的话，这种紧张情绪就化解了。如果他的回报多于他的付出一点，就轮到另外一方的伴侣开始去回报。 这种施与受的循环，造成了关系里面正面的张力。但是，施与受是有限度的，只能在对方能接受和回报的相等程度之内。如果一方付出多于另一方能够回报的话，那个伴侣会感觉到很痛苦，很大的压力，反而回报的越来越少，最终令这种不平衡的状态，持续扩大。 关系之中只有付出，或者是另一方只有索取的话，是注定要失败的。到某个点上，任何一方忍受不住这种不平衡状态的会离开，因为不平衡的状态创造了巨大的压力，需要缓解。出乎意料的是，离开或者中断这段关系的人，竟然是那些接受太多的人。 男人或女人，如果他太过善良，不去要求赎罪的话，例如，他马上完全地原谅了曾经伤害过他的伴侣，这样做的话，其实对于两个人的关系，在最深的层次是非常有害的。罪疚感的一方，丧失了赎罪的机会，而且赎罪的需要还在持续，并没有解决。 这样的话，那种不平衡的状态，变得更加严重。而受伤害的伴侣，把自己当做受害者；但过早地饶恕的话，就好像自己比加害者高人一等似的，觉得自己是个更好的人，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人必须要有勇气才可以获得幸福。 人如果找到在生活中单纯和明显的任务，不再回首只向前望，这就是一项成就。爱是让对方的心灵有空间找寻方向，任何解释或疑惑都是有害的。爱必然带有恐惧和迷恋两个元素。不在爱当中的人，对爱才会有恐惧。在爱当中的人，会忘记恐惧。 内心深处，女人想要男人像男人，男人也想要女人像个女人。这股力量来自差异和差异所产生的张力中，从男女两极带来新的生命。婚姻是一个很大的教导，它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学习说依赖并不是爱，依赖意味着冲突、愤怒、恨、嫉妒、占有、和控制。 一个人必须学习不去依赖，但是要达到这样，你需要进入很深的静心，好让你能够自己一个人就很喜乐而不需要别人。当你不需要别人，那个依赖就消失了。一旦你不需要别人，你就可以分享你的喜悦，那个分享是很美的。 我想要在世界上有一种不同的关系，我称之为关连，只是为了要使它跟旧有的关系有所不同。我想要世界上有一种不同的婚姻，我不称它为婚姻，因为那个名词已经被毒化了，我喜欢就称它为友谊……只是因为爱而在一起，没有对明日的承诺，这个片刻就足够了。 如果你们在这个片刻互相爱对方，如果你们在这个片刻互相享受对方的存在，如果你们能够在这个片刻互相分享，下一个片刻将会由这个片刻生出来，它将会变得越来越丰富，随着时间的经过，你们的爱将会加深，它将会开始进入新的层面，但是它将不会产生任何枷锁。我知道得非常清楚，男人和女人需要在一起，但它将不是出自需要，而是出自洋溢的喜悦，不是出自贫乏，而是出自丰富，因为你拥有那么多，所以你必须给予。 它就好像一朵花开，它的芬芳就会释放到风中，因为它是那么地充满芬芳，所以它必须将它释放出来。或者就像一朵云来到空中，它必须将雨滴洒落下来，它必须下雨，它是那么地充满着雨水，所以它必须分享……的确，我们从来没有去想有什么事发生在婚姻。 现在的婚姻如何？或者它以前如何？只是一个痛苦的受苦，一种长时间的受苦，带着虚假的笑脸。它只是被证明是一种不幸，最多它只不过是一种方便。当我这样说，我并不是意味着说如果你能够爱更多人，你就不必结婚。 就我的看法，一个能够爱更多人的人不需要只是为了爱而结婚，他会为更深的事而结婚。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如果一个人爱很多人，那么没有理由只是因为爱而去跟一个人结婚，因为他不要结婚也可以爱很多人，所以没有理由要这样做。 爱永远无法成为婚姻的伟大基础，因为爱是一种有趣的游戏。如果你因为爱而跟一个人结婚，你将会后悔，因为那个乐趣很快就会消失，当那个新鲜感消失，无聊就进入了。 婚姻是为了更深的友谊和更深的亲密。爱也隐含在它里面，也并非只有那个因素。所以婚姻是心灵的，它的确是心灵的！有很多事情你永远无法单独一个人去发展。即使是你自己的成长也需要别人来反应，需要一个非常亲密的人，使你能够对他或她完全敞开。 男人和女人必须会合，必须互相知道对方，而不必匆匆忙忙地赶着结婚，慢慢、慢慢地，你将学会爱的艺术，你将学会跟人相处的方法，同时你也将会学到跟谁在一起会有心灵的亲和力。 婚姻是一个心灵的事件，而不是身体的现象。它是心灵的结合。当你开始感觉跟某一个女人或某一个男人在一起时会产生出伟大的音乐，有某种来自彼岸的东西穿透进来，唯有到那时候才定下来，否则不需要仓促行事。 爱是不占有的，它给予自由。当爱成长而成为婚姻，那个婚姻就不是普通的事情，它是绝对不寻常的，它跟户口登记无关。你或许也需要登记户口，社会的认可或许是需要的，但那些都只是在外围，它们并不是核心的部分。 在核心的部分是心，在核心的部分是自由。

链接好像打不开，从一个博客转载的。没有真相，悲剧只会一再重演。在香港搭bus，每辆车限额标志清楚，严格执行，绝不超员，双层巴士满额好像也不到50人。中国的公交却挤满都不罢休。希望大家尊重生命，不上超载车辆。最起码出事时逃生机会大一点。   汽車工程師：廈門公交車自燃真正原因 2013-06-09 http://www.epochtimes.com/b5/13/6/9/n3890066.htm 【大紀元2013年06月09日訊】福建省廈門市BRT快速公交6月7日的大火兼爆炸導致乘客中48人死亡，35人受傷。廈門官方在24小時内確認48名被燒死的乘客中的上訪人員陳水總為縱火嫌疑人。如此高效破案，引發大陸民衆質疑。國内一位資深汽車工程師致信大紀元，從專業角度，分析了廈門公交車爆炸案的原因。   以下為這位資深汽車工程師的來信： 我是一名汽車工程師，參與設計製造多款客車。廈門BRT自燃和之前成都公交車自燃，被說成是故意縱火，狗屁不通！ 尤其判斷所謂嫌疑人的證據，經不起推敲，成都的嫌疑人，被說死狀無求生慾望，沒有逃跑的跡象，讓人笑掉大牙！無論意志力多堅定的人，當疼痛指數達到一定程度時，都會有反應，除非那一瞬間已經死了。 廈門的嫌疑人，僅憑所謂遺書就斷定是嫌疑人，也讓人恥笑。話再說回來，就讓你拿一桶汽油，去燒一輛公交車，能做到10分鐘迅速燒完麼？更何況，車上有那麼多乘客在，即使縱火，也要偷偷摸摸，這種方式能這麼快燒掉一輛大車麼？顯然，答案是否定的！不信可以去試下。 其實，真正的原因：汽車的輸油管道存在微小的滲漏，在發動機艙高溫下霧化，相應充滿了汽車的相關部位，這輛汽車就變成行駛中的燃燒彈，一旦條件成熟，比如，遇到電氣線路短路產生的火花，油氣霧化到某個臨界點。。。所有爆燃條件湊一起了，這顆龐大的燃燒彈就爆炸了，通常這種燃燒速度非常快，一般都會10分鐘內將整車燒完。 我們很少看到原裝進口車有自燃的現象，即使有，大多都去修理廠修過，更換了國內的劣質配件。為甚麼呢？就說輸油軟管吧，發達國家的安全質量認證，要求輸油管要達到抗高溫、抗腐蝕、抗高壓、抗磨損等指標要求，輸油軟管絕對不可使用橡膠回料製造。而國內的汽配生產商，為了利潤，用低價格爭取廠家配套，必然偷工減料，這些輸油管，根本達不到上述要求，所以才會頻發自燃。相信以後還會有更多國產車自燃。不信走著瞧！

转按： 不错的文章。但文中没提到的，如果我们能够调动内在的动力，将事半功倍，如果说控制力可以保证一个人自食其力，那么自发力才能促进一个人的自我实现。   我为什么不能坚持？ / 秋叶 2013-05-30 08:22 很多大学生来信给我诉说一样苦恼：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容易半途而废，不能坚持到底。   特别郁闷的是有同学说：我发现自己以前做一件事还能坚持到最后，现在大学了就不能坚持下去，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要坚持做一件事情，其实是需要意志力—-也就是自我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而绝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内，天生都是有意志薄弱的时刻，能总是做到自我控制是很难的。   为什么这位大学生觉得自己原来能坚持而现在不能坚持，我想他说的以前应该指高中阶段吧。我给他的答案是想想你原来为什么容易坚持？   我猜测我的回答对他没有帮助，因为很少人能从过去的经历中学到经验。除非他懂得把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事情拆解成一件件相互独立的细节并加以审慎的思考。下面的文字就谈谈我的分析，我希望除了分析坚持以外，也让你们看到一种思考问题的模式。   高中阶段我们都比较容易坚持做一件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有良好的生活，我们每天按时起床，按时上课，按时自习，按时睡觉。   在一个有规律的生活里人是容易有相对固定的受控时间去完成自己既定的目标。到了大学阶段，课表不是天天相同，生活也开始多了很多可能性，这意味着你的生活变得丰富的同时，你获得各种自由的同时你开始失去你过去养成的节奏感。你开始慢慢更容易变成被不同的事情推动去行动的人，而不是坚持在固定的时间干一点什么的人。   这种被碎片化事情推动的现象，不仅仅是在大学，一直到了职场，都会越来越严重。我的第一个建议是：要养成坚持的习惯，你最好要让自己有一些固定的时间去做固定的事情的习惯。   我为什么总是建议大家做一些小事情？比如每天坚持在某个固定的时间写日记，练字，锻炼，一切你喜欢的事情都好，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哪怕就15分钟，进行宗教的祷告都好。这些小事情会慢慢形成你新的时间锚点，有了这些时间锚点，你才能在不同的环境里慢慢养成你生活中的新节奏感。有了时间节奏感的人，才能逐渐掌控自己的时间，开始为自己的目标取得进展。   有很多朋友问我每天坚持回答大学生的问题累不累？我的答案是不累。如果没有意外中断的话，我每天大概是晚上10点到12点间才进行回复工作，虽然我要回复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是集中快速回复，不需要我随时响应，而且我在固定的时间响应工作，也使我的工作保持在我能承受的节奏内，我的工作压力依然受控。   要是我养成随时看后台信息，随时看消息回应的习惯，这样会让我陷入碎片化响应的模式中，嗯，这不正是很多人刷微博的状态吗？这种模式会让你的兴趣和精力无法有效集中到一个主题上，进而导致你所有的事情都随注意力转移，而不是随意志力坚持。   大家要明白，对自己时间无法掌控的人更容易觉得累，而不是对自己时间有掌控的人，我们只是更有产出。按你的工作状态和方法做到这些产出是很累，但在我看来，我不过是在玩游戏而已。   再观察高中和大学的不同，很大一个原因在于高中的同学往往都是类似的行为模式，而大学里的同学各自兴趣不同，也许你想上自习的时候，你的好基友邀请来一盘“撸啊撸（LOL）”，这个时候你的事情重要还是朋友之间的响应重要？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你和怎样的人交往越多，你就越可能变成怎样的人。   在高中，因为有各种制度和外力约束，大家都被集体化成一种行为模式，往往能为某个特定的目标长期全力以赴，互相追赶激励，很多人觉得自己在高中学习过程中很有充实感，和这个环境是分不开的。   我上班以后和我很多从小玩到大的老乡关系越来越淡，倒是和一些不在一个城市的朋友关系很好。我发现一个特点，我们这些玩得好的人往往是同一个生活节奏的人。   比如我的红颜知己“萧秋水”，我们就成为一种互相激励的关系。我的进步是她努力的理由，她的灵感是我工作的推进，我们彼此成为对方的激励，最好的同伴教育。顺便说一句她也有微信公众账号，想关注的自己可以去搜。   在大学往往缺乏和你有同样目标的同伴，这也导致你很难一个人特立独行下去，毕竟人是群体性动物，很难摆脱从众的自然基因行为模式。   在一些211、985高校，为什么大家大学上自习的氛围依然浓厚？因为这里最大的行为模式就是考研和出国，或者加入优质精英社团。一旦你进入这样的学校，你很容易被这样的氛围同化，也就变成这样的人。   在高中即便你的同学不求上进，我也不太担心你不会坚持，因为班主任，家长，班委会，学校构成了一张网，为你设计好了每天的行为模式。中国的高中不如看做是一种学习集中营模式更为恰当，它的升学率成功是以牺牲人的个性，人的自由意志为代价的。   但这种模式在短期内能让你在某个点上快速突破，脱颖而出，所以还是有其存在的理由。到了大学，无论是班主任还是辅导员，又或者是班委会和学校，对你的管理是很粗放的，没有人天天监督你上自习，甚至是上课！   在这种环境下很多人才会发现没有外力约束，他很难建立对自己的行为控制能力。   不仅仅是大学，即便是在职场，我也是比较反对在家办公这种模式。真正办过公司的人都知道，让新员工在家办公而不是集中到办公室管理，不但不会产生工作效率，往往还可能毁了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因为他会养成很糟糕的工作习惯。   绝大部分人离开环境的约束就一无所成。想享受自由的生活前提是你自己为自己选择了某种有控制的生活。   这是像我这样经过十几年修炼的人才能勉强做到的功力。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考研时那么多人会去报考研班，一需要同伴环境，二也需要上课的环境。没有这个环境，他们无法约束自己的行为。   还有一位同学留言说：我是一名大一学生，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我做了很多打算，计划，但是我几乎没怎么实行过，现在上课我没啥兴趣，要不看小说，要不睡觉，要不宁愿发呆，但过后我又特后悔，特纠结，我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在这里，我过得混沌，看不到啥希望，一味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甚至我有不想念书的念头，我很烦，特烦，可是我到底该咋办？我想改变这种现状，但我要怎么做？！   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即便能够坚持，但是前提是为自己找到一个坚持的理由，或者叫目标。   高中阶段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考大学，而且被同伴和环境驱动去努力。到了大学，就业一时半会还很远，考研也得三年后，经过十二年艰苦求学的日子，人都想为自己放松一下，大学又不缺乏这种放松的方式。但正在这种放松的环境中，我们想不起自己的奋斗目标了。这是第一个问题：没有目标了。   高中有一个现实的目标叫上大学，上好大学。其实大学倒是有一个现实的目标叫就业，就好业。   为了上好大学高中发展了一套以拿分为导向的应试教育体系，虽然这套体系影响人的思维开放性，但是就是能拿分，所以在高中这套课程体系所有的人都认同，它能帮你拿分。   但在大学里课程体系设置往往和让你看不到和就业这个目标的关系，它的实用性和社会现实脱节的确很严重，在学习的过程中，你往往看不到自己和就业需求之间的进展，只是感觉到自己一天天在混日子。   如果你没有办法衡量你现在离目标的距离是否更近，你就会慢慢忘记你的目标。甚至慢慢用还在学习这件事情安慰自己在接近目标，其实这是自欺欺人。   如果不自欺欺人，大学生就应该主动在大一了解自己想去的就业单位，了解他们的就业岗位，了解这些岗位对人的素质要求，主动在大一就明确自我成长的目标和实现的手段，并找到恰当的手段衡量自己的进展。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好的教学体系应该做到的事情，但是在中国，你是选择抱怨国家呢还是先去改善自己？ 有的大学生倒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依然很难坚持。为什么？在高中你遇到任何自己不能突破的困难，都有老师教你答案。但是在大学，一切似乎都没有人给你答案，或者给你太多的答案。到底哪种是你想要的？这真很难讲。 所以很多同学在走向目标的路上，往往看不清自己坚持的方向是否是对的，因为缺乏独立判断的能力，而总是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不是最佳的，在这种畏手畏脚的犹豫中，如果没有太多的进展，也就慢慢放弃了坚持。   还有一些同学看到了进展，但是也没有最终坚持下去。这很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心理学家说习惯推迟满足感的人才更容易成功。   推迟满足感这个概念可能有的同学并不清楚，这里我分享一个摘抄来的故事，也许对你有启发。   不久前，一位30岁的财务分析师请求我的帮助，她想纠正在最近几个月里，总是拖延工作的恶习。我们探讨了她对老板的看法，老板对她的态度；她对权威的认识以及她的父母的情况。我们也谈到她对工作与成就的观念；这些观念对其婚姻观、性别观的影响；她同丈夫和同事竞争的愿望，以及竞争带给她的恐惧感。尽管一再努力，但这种常规心理分析和治疗，并未触及问题的症结。终于有一天，我们进入久被忽略的一个领域，才使治疗出现了转机。 “你喜欢吃蛋糕吗？”我问。她回答说喜欢。 “你更喜欢吃蛋糕，”我接着问，“还是蛋糕上涂抹的奶油？” 她兴奋地说：“啊，当然是奶油啦！” “那么，你通常是怎么吃蛋糕的呢？”我接着又问。我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心理医生了。 她不假思索地说：“那还用说吗，我通常先吃完奶油，然后才吃蛋糕的。” 就这样，我们从吃蛋糕的习惯出发，重新讨论她对待工作的态度。正如我预料的，在上班第一个钟头，她总是把容易和喜欢做的工作先完成，而在剩下六个钟头里，她就尽量规避棘手的差事。我建议她从现在开始，在上班第一个钟头，要先去解决那些麻烦的差事，在剩下的时间里，其他工作会变得相对轻松。考虑到她学的是财务管理，我就这样解释其中的道理：按一天工作七个钟头计算，一个钟头的痛苦，加上六个钟头的幸福，显然要比一个钟头的幸福，加上六个钟头的痛苦划算。她完全同意这样的计算方法，而且坚决照此执行，不久就彻底克服了拖延工作的坏毛病。 推迟满足感，意味着不贪图暂时的安逸，重新设置人生快乐与痛苦的次序：首先，面对问题并感受痛苦；然后，解决问题并享受更大的快乐，这是惟一可行的生活方式。 其实，我们早在小时候（通常从五岁开始），就可以学会自律的原则，避免只图眼前安逸带来的不利。例如在幼儿园里，有的游戏需要孩子们轮流参与，如果一个五岁的男孩多些耐心，暂且让同伴先玩游戏，而自己等到最后，就可以享受到更多的乐趣，他可以在无人催促的情况下，玩到尽兴方休。对于六岁的孩子而言，吃蛋糕时不把奶油一口气吃完，或者先吃蛋糕，后吃奶油，就可以享受到更甜美的滋味。小学的孩子正确对待家庭作业，是实践“推迟满足感”的最佳手段。孩子满12岁时，无须父母催促，首先做完功课，再去看电视。到了十五六岁以后，他们的实践更可以得心应手。到了青春期，他们处理类似问题，应该形成一种习惯或常态。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效应，但人为目标奋斗得到一点点进展的时候，往往会奖赏自己放纵一下下，这样就很容易让自己脱离正确的轨道。所以当你发现自己已经取得了一点点进展的话，一定要提醒自己，要继续加油，因为目标还没有实现呢！   好吧，总结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能坚持？ 1、我们没有形成固定的时间节奏感 2、我们没有找到好的志同道合者互相激励 3、我们没有选择一个更适合目标的环境 4、我们根本就丢失了自己真正想做的目标 5、我们无法确定自己所作所为是否让自己离目标更近 6、我们的性格中太多好逸恶劳的成分 7、我们会因为一点点小成功替代了真正的目标   我不知道你是哪种原因造成的不能坚持，也许还有更多的原因，我想通过高中和大学的对比，让我们看到很多细节的不同，这些不同的细节恰恰影响了你现在的行为，你如果要改变，也只能针对每个细节，一点点去想办法完善。   我还是想说：每天坚持做一件小事，会改变你的性格。我建议你们不妨从按时吃早饭开始，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按时吃早饭会带来意志力的提高？   可以看看《自控力》这本书。   最后我建议你们都去看看@東東東東東方熊 的长微博：“青春：总得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我来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这是一个受我影响很深的孩子，你们关注他微博后，进他主页，搜关键词“青春”，应该很快就能看到他的感悟。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97901

3 Easy Tricks to Improve Your Memory   Most of us think that having a good memory is a trait that’s outside of our control. But good memory is a skill and learning how to improve it can help you become a more creative, innovative business le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