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

老虎庙 | 一点儿也不简单的农村现状

作者: 老虎庙  |  评论(2)  | 标签: 资源 , 单车 , 煤窑 在一处山沟沟的入口处,我听到了汩汩淌水声,循迹去看,就见到了我在纪录片《西去长安:沟峪滩的日子》里记录到的“祸水”。用我四十一年前打隧道的经验,我知道这水绝非平常。通常它出自洞穴,而非天然流淌。再看那水,灰色、浑浊,依山而下跌跌撞撞着,直到落入平地,就自然在岩壁上留下了白灰似的残迹。当我重新抬头去看那山时,绿就不是绿了,虽然已经冬季,但那枯黄草茎的暗绿却早早被包裹了脏色。我就知道了,那山的深里定然有暗窑存在。拿当地人话说叫“黑口子”,是农民对黑煤窑的别称。 黑煤窑的非法开采活动已经整治多年。农民说“现在可是不能干了。”可是传说中的“非法窑”依旧耳闻。只是变了个身份,合法的窑转包给私人,还有藏在自己后院的私挖洞口等等,你说那是不是黑口子呢? 也因此,私挖滥采、生态灾害、苦难矿工的事情不见消隐,反倒更具免疫力,更具隐蔽性。 山西的煤炭发展大致经历了这么个阶段:先是政府号召“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1982-1990)。是私人小煤窑最最活跃的时期;后来达到鼎盛(1990-1998),鼎盛期的山西小煤窑一时间失控,政府审批的合法煤矿约120个,而私矿则达150多座,这也是矿难频发的阶段;后来到了1998年,矿难已经到了登峰造极,北京的安全领导小组不得不四处出击,八方堵漏。中央政府终于采取了惯用的“严打”措施:严查重罚、双管齐下、四位一体、关小建大。全面推进煤矿探矿权、采矿权有偿转让,实施资源整合、采煤方法改革,以及严厉打击违法私开矿行为等。 政策的前瞻性何在?宏观的指导性又何在?这是在经历了无数次血的代价之后,我们不得不提出质疑的关键。 政策的不公开不透明,新法实施的“隐秘性”“自圆其说的‘试探试探’”,其贯穿始终的只为所谓“社会影响问题”、“不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的问题”、“政策的改革永远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晋中地区的沟峪滩原先是国营洪西煤矿所在地。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就被盯上而疯狂开采。现在煤矿没了,依附这个“大矿”而生存的附近农民们一时间没了着落。按照最简单的思维,家里养上几辆装载机或是重型运输大卡来做营生。可是放在占中国煤炭产量1/4的整个一个山西来看,买得起机器的毕竟还在少数。怎么办? 历时半个多月,我走过了太行、吕梁以及所经阳泉、汾阳、介休、灵石、霍州和临汾等地,我仿佛看到了中国北方农耕区农村非常普遍的相似情形:放弃千古传统的农业,年轻者赴城打工挣钱。而与此同时,煤矿整顿的“严打”措施导致关停并转之同时,资源开发前后所制定的大政方略又被自己拆散成支离破碎。也因此那个“政策变化像小孩儿的屁股”的早年噩梦被屡屡重演。 简单的强调城镇化改造,简单的号召农民到城里去挣钱,简单的资源前和资源后政策的多变性。这就是看起来一点儿也不简单的我们农村的现状。 【观看视频地址】http://24hour.blogbus.com/logs/179978994.html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老虎庙的最新更新: 华陵:2011年末留给中国的问号…… / 2011-12-03 00:35 / 评论数( 2 ) 西去长安:骑行者刘成义(02) / 2011-11-28 08:43 / 评论数( 2 ) 我是山东人 / 2011-11-26 16:11 / 评论数( 1 ) 谁来修缮贤良祠 / 2011-11-23 22:43 / 评论数( 3 ) 西行长安之:南拒马河(01)[附小纪录片] / 2011-11-19 06:28 / 评论数(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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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 ZT 老愚:新农村假典型的失算

2011年12月02日 11:53:59    老愚:新农村假典型的失算        中国大地豪杰辈出,总会有人把自己运作成英雄人物。在吴仁宝之前,曾经有过大邱庄的禹作敏,高调做事,叱咤风云,大有一路上行权力中枢之势。土地,脑子,政策,用足这些元素,一个农村“能人”就能脱颖而出。执政者似乎永远需要样板,瞄准时机即可风生水起,青史留名。可惜的是,涨跌无常,坐飞机上天,粉身碎骨下地。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生存环境下,要想金枪不倒,殊非易事。一味逞强者必死。禹作敏就是显例。当他感觉羽翼丰满,意欲脱离既定权力系统,搏出位进而称霸时,末日也就来了。     不识趣,可谓失败者的共同特征。他们忘记了在这块土地上,一切都由权力所掌控,个人能力再强,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工具,当你乖巧可人,顺从权力调遣时,他们托举你,顺便沾你的光,一荣共荣;而当你闹独立时,托举你的反扣在你头顶,将你砸烂。     久经考验的不倒翁吴仁宝,正是中国特色官僚体系下生存的佼佼者,也是把国民性和人性揣摩透了的江湖高手。他能从一场场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并最终坐大成为政策红人和地头蛇,在自己管辖的华西村呼风唤雨,我行我素,绝非侥幸。他揣摩透了人情世故,官场奥秘,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左冲右突,躲闪腾挪,终于修成正果。华西村是一个政策喂养肥了的家猪,各级官员都需要它。强人吴仁宝最伟大的地方在于把自己的领地弄成了官场上上下下都喜欢的一道“风景”。     东方红,太阳升,华西出了个吴仁宝。他把自己弄成农民的大救星,一个不倒的政治明星。幻想着一直影响中国高层的农村决策者。弄潮儿弄久了便生出旷世自恋,他采取逢迎的姿势,在大打顺从忠诚牌之余,时时弄出惊天动静,令人侧目。在每一个上头需要的节点上,他都能挺身而出,作出被认可的事情—他的一切都在证明现行制度的正确性,并试图为其注入强心剂。他是这个社会需要的万能道具,日积月累成为唯一一面飘扬的旗帜。     只可惜,正面书写社会主义,背面却是与社会主义最不相容的私有制,他建立了一个吴氏家族帝国。这是一个建立在民众沉默基础上的私王国。通过土地变性、财富分配和精神掌控,吴氏家族获得了仅次于上帝的权力,生杀予夺,其管辖地只有服从者可以生存。法律在华西村之外的某个地方驻足不前。吴氏家族及管理层,华西原住民,并迁村民,打工者,在逐步扩张的华西村行政版图上,金字塔式的层级“和谐”并存。村民沦为雇工,有干活的责任,无发言的权利。乡村自治阙如,只有乡村管制。他们甚至可以肆意动用专政力量,消灭持不同意见者。吴仁宝声称要率先在华西村实现“共产主义”,但他所展示的却是一副拙劣的伪共产主义民俗图谱。高楼,金牛,山寨白宫长城天安门等一干劳什子,表达的是囊括万物的暴发户世界观:万物皆备于我。他以为端出了一个宣传画般的新农村样板,不意却露出粗鄙、霸道的底气来。     这是一个权力与政策打造的假农村,这个用钢筋水泥撑起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与精神生活无关:一幅格式化的图景,强人设计的千篇一律的幸福生活,而且绝不允许修改。一个渴望永远活下去的大脑,一个家族的大脑替代所有属民思考,并规划设计他们的生活及命运。给你幸福,你必须成为奴隶。     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本可自足的农民失去了“不发展”的权利。地方强权通过消灭农村和农民,制造了一个个城堡式王国,同时塑造了一批衣食父母和精神领袖合二为一的领头羊,华西村正是权力碎片化和强人化的绝妙象征。权力无边的村霸王不仅垄断政策阐释权,还拥有几乎不受节制的行政权,以及主宰每个属民的绝对权力。对土地的法西斯式掠夺,让这些人掌控了他人的经济命脉,他们以“新式地主”身份完成了对农村权力的整合,消灭了残存的民间和乡野。政治经济的高度合一,造成国中之国的局面。有政治强人必有孱弱的国民,吴仁宝们成为横亘在国家和国民之间的一道顽固的阻隔物。     遗憾的是,再老的姜也有失算的时候。本欲借建村五十周年名垂青史的吴仁宝,让砸场的媒体撞了个正着。人们得以窥见华西村隐约的真相,一个不倒的红旗倒在了得意忘形之际。       作者系知名评论人                上一篇: 谁的良心大坏,什么底线失守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61)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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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日报 | 收入差距…中国城市像欧洲 农村像非洲

中国科学出版社近日发布一项研究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3.3比1,若加上城镇居民所享福利,差距更达6比1,城乡收入差距之大,居世界之冠。 中国科学出版社近日出版的《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指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80年代,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几乎都在1.8到2.3倍之间;但到2009年达到3.3倍,而国际上最高的在二倍左右。前中国工程院长徐匡迪曾形容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十分传神。 除了城乡差距外,中国贫富差距也日益严重,根据中国媒体披露,国际间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距的表现,0.4是所谓的警戒线,中国在80年代中期的基尼系数只有0.16,但到去年已经飙升至0.48。 中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就认为,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可以容忍的红线。据中国公布的数据,1980年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差距,只有2.9倍;但2009年已经增加至8.9倍,而且还有继续扩大趋势。 在中国随处可见“富中国、穷中国”的强烈对比,例如,位于重庆的“中国海外三峡”希望小学,全校采欧式建筑,学校总投入的金额,可以捐建17个希望小学;但在新疆皮里村,小孩为了上学,不但要翻越过无数个山脉,走过不足一个脚掌宽的悬崖,就连一双鞋子也买不起。 以广州市为例,最低工资在三月一日调整自每月1300元人民币,扣除寄回家中的部分,每个工人一个月可花用的钱不到1000人民币。 但隔几条道路,广州体育中心附近百货林立,国际时尚精品进驻,店内贩售的精品,是很多任务人不吃不喝一年也买不起。 《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撰稿人、东北财经大学教授田青认为,体制因素导致行业垄断市场,让一些人的收入增长越来越快;此外,机会不平等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专家认为,不管是增加对富人的税金,或是加大社会保障,政府必须拿出办法,一旦形成太过明显的两个世界,对社会稳定是很大的威胁。 来源=台湾《联合报》|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联合新闻网》 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 本文内容归朝鲜日报和朝鲜日报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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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蛮子 | 农村学校撤并是个价值选择问题

作者: 苗蛮子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据报载,湛江在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中遇到不少阻力。当地教育局官员称,石角镇拟撤并34家“麻雀学校”,优化教育资源,但到目前为止,仅完成对3个分教点的撤并。该市教育界人士认为,“麻雀学校”撤并“一刀切”有点不切实际。 在当前一些地方大兴“撤并学校风”的背景下,湛江农村学校撤并工作遇阻,显然并非个案,而是一种普遍现象。犹记得今年7月,浙江缙云县大洋镇中学被撤并,导致数百学生被迫到60里外的乡镇求学,由此而上演白发老者带着百余名村民集体下跪的悲情一幕。 肇始于2001年的农村学校大规模布局调整,源于农村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变化、农村生源锐减的现实。从理论上来说,撤并一些条件较差的教学点,实行优质化办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学校规模效益,进而促进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教育平权。当然,个别地方的撤校并点,一定程度上的确改善了当地的办学条件。 然而在更广泛的实践层面,由于一些地方在制定农村学校调整规划时,罔顾城乡经济水平和群众的现实需求,简单地执行“村不办小学,镇不办中学”、学校向城镇集中的调整策略,从而导致布局调整工作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上学路途遥远,安全隐患多;陡增家庭经济负担,甚至出现辍学;部分原有的教育资源闲置浪费;寄宿制学校的学生管理问题;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此外,一些地方撤并后实施大班教学,如何保证教学质量也是个问题。 但问题不仅仅止于教育方面,其背后是一个更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农村学校撤并关涉农村文化传承问题。可以说,一所学校就是一个村庄的文化血脉,担负着传承农村文化的重任。而农村学校撤并,以及由此导致乡村教师逃离乡村,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一个村庄的文化根基被割断。此外,一些地方比如湛江,在农村学校上学的孩子考上大学,往往被视为一种荣誉,撤并农村学校,就等于要村民放弃这种荣誉。 另一方面,农村学校大量消失,还是农村空巢化的助推器。原本,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青壮年农民工流向城市,致使村庄成为“386199部队”(38、61、99分别代指妇女、儿童、老人);据粗略统计,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有农村留守儿童高达3000万名。而随着农村学校的撤并,许多农村家庭只能被迫选择寄宿制,这就使得原本就已脆弱不堪的留守关系雪上加霜;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留守者陷入“孤岛”的境地。 凡此种种,足以证明学校之于农村的重要性,正如《中国青年报》援引一位老农的话说,“村里没了学校,就像家里没有了孩子”;而没有了朗朗读书声的村子,就像“丢了魂”那般可怖。因而,尽管农村学校撤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不能罔顾实际而简单地“一刀切”。其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不慎重对待。 说到底,撤并学校之目的,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意味着,农村学校撤并不只是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在设计、采用调整策略时,一是要充分吸纳更广泛的民意,二是要遵循教育规律。进而言之,撤并学校关乎农村教育的未来,对农村教育的重视与否,实则是一个关乎时代良心的命题。理顺了这个问题,一些地方政府所谓的教育资金不足、留不住师资等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毕竟,以中国目前的财力,解决这些问题完全绰绰有余。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苗蛮子的最新更新: “坑爹”官网是怎样炼成的 / 2011-12-02 11:36 / 评论数( 0 ) 欧债危机背后高福利的是与非 / 2011-12-02 11:29 / 评论数( 0 ) 停业搞“业务学习”是一种机关病 / 2011-11-21 22:39 / 评论数( 0 ) 公共工程监管需要怎样的媒介力量 / 2011-11-21 22:39 / 评论数( 1 ) 辱骂记者背后的食品治理生态 / 2011-11-21 22:39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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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中国农村扶贫标准大幅提高92%

中国政府多次调高农村贫困标准 中国高层周二(11月29日)举行扶贫会议,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 这一标准比2010年大幅提高了92%。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称,将有更多农村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范围。 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扶贫白皮书,总结了过去十年中国在扶贫工作上的成绩,称“中国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该白皮书表示,中国农村扶贫标准从2000年的865元人民币逐步提高到2010年的1274元人民币。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也从近一亿减少到2000多万。 不过,白皮书承认,当前制约中国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诸如扶贫对象规模大、相对贫困问题凸显、返贫现象时有发生、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发展相对滞后。 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多次提高扶贫标准,但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制订的贫困标准线与国际水平仍然有距离 世界银行2008年制订的贫困标准线是每人每天1.25美元。 在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增值的情况下,中国的扶贫标准应该超过年收入3000元人民币才与世界银行标准相持平。 对于中国政府大幅提高扶贫标准,中国网民大多数持怀疑态度。 有网民在博客上写道:是个好消息!但是亲爱的执政者!你们想一下老百姓能拿到多少?这只会让村主任、支书…他们的腰更加宽。要落实啊! 还有的表示:国家拟定,农民纯收入低于2300元/年的纳入扶贫对象给予帮助,那么因为贫穷而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赚取的那部分收入是否不纳入计算呢?试想,几亿农民工若不打工,在家务农收入也是低于2300元/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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