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

纽约时报:争议四起的北京城中村

北京封闭隔离郊区民工聚居地的做法引发争议。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应当把精力放在改革户口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提高公民福利、促进区域发展平衡上,而不是制造更多的社会隔离。 原文: Beijing Journal – Migrant ‘Villages’ Within a City Ignite Debate 译文:纽约时报:争议四起的北京城中村 来源:《纽约时报》A8版 作者:HELEN GAO 发表时间:2010年10月4日 译者、校对:xiaolin 图:一位妇女走进北京大兴区的老三余村。杜斌(音)为《纽约时报》所摄。 北京—— 这是一个被围墙和大门封闭起来的社区,其间布满一排排拥挤且低矮的住房和商铺,在这里,人们生活在摄像头的监视之下,与村外的城市俨然是两个彼此隔绝的世界。警察日夜巡逻,保安会叫住生面孔的访客,检查他们的身份证件。早晨,通过仅有的一扇敞开的大门,父母们去工作,孩子们去上学。晚上,这扇门会被锁上,以防闲逛者擅自闯入。 这个叫做寿宝庄的地方,并不是那些在北京周边快速涌现的有门卫把守的富裕居民住宅区之一。它只是一个干苦力的农民工们聚居的贫穷村落。现在,这个村子和大兴区的其他15个类似的地方,被要求用围墙圈起来,使之与外界隔绝。根据当地官员的说法,这种做法是努力降低犯罪行为的一种尝试。当局表示,这个实验性的做法是个成功之举,并且迅速被其他农民工聚居的北京郊区所效仿。共产党的喉舌媒体《人民日报》说,从今年的4月至7月,在大兴区的这些围墙隔离开的城中村,犯罪率下降了73%。 最终,这个举措将涉及到居住着340万人口的291平方英里的地区,这些人口中有超过80%是农民工。 有些居民表示欢迎这种可以降低犯罪率的隔离措施,但是批评者认为,对这些类似于贫民窟的城中村采取这种措施,是一个试图将城市中的农民工进一步与城市隔绝开来的负面迹象。他们说,这些新措施的真实目的是要监视农民工,一些批评者甚至认为这与种族隔离政策无异。 这并不是北京第一次实验这种将农民工隔离开来的做法,只不过前几次的举措规模没有这么大而已。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的几周内 ,作为一个确保城市安全和整洁的行动的一部分,市政当局采取了类似的隔离措施,把建筑工地附近的民工宿舍封闭起来。市政府称之为“社区化管理”。  但专家们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质疑这种高墙内的生活对那些本来已经很边缘化或很贫困的民工们会产生什么样的长期效果。 北京大学地方政府研究院主任彭真怀说: “对农民工来说,这项政策传达的信息是,首都不是他们的,相反,这是一个只属于那些拥有北京户口的市民的首都。” 他这里提到的是 中国 的居民登记制度,或所谓的户口制度。 虽然户口制度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已经日益宽松,以利于劳动力融入城市,但这项政策依然有效地限制了许多农民工家庭永久定居城市,例如,对诸如公共教育这样的政府资助的公共服务的获取,依然被限制在一个人的出生地。一份市政立法机关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北京的“流动人口”已经超过了1000万,其中包括726万农民工。随着城市经济繁荣在建筑业和服务业领域产生了很多就业机会,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在过去的五年中,诸如寿宝庄这样的原有居民不到1000人的村庄,其居住人口出现爆炸性增长。大部分进城的农民工,都居住在当地居民建造的低矮平房,或者是在原有建筑外延伸搭建的棚屋内。 但是人口激增也给这些地区带来城市问题,其中最显著的是各种轻度犯罪事件。根据大兴官员的说法,过去五年内发生的犯罪事件中,有80%发生在农民工聚居区。在寿宝庄,当地居民对从街头斗殴到晾晒的衣物被偷的各种事件感到烦不胜烦。 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在今年7月初批准了这项新政策,并称之为“北京城乡融合进程中一项积极有效的探索”,并提议将这项举措推广到全市范围内。在大兴区,76个村庄被要求在年底之前效仿业已实施这项政策的16个村庄。北郊的昌平区7月份宣布了隔离100个村庄的计划,其中的44个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之内完成圈墙任务。 许多专家表示,政府不应当制造新的社会隔离,相反,应当集中精力加快推动税务改革,扩大廉价住房,将工厂进一步转移到内地,以此来降低农民工进城的压力,使之可以融入那些离他们家乡省份更近的卫星社会和城镇。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陆杰华说,“融合应当是人际互动的结果,政府的政策应当回应公民的需求”。他说,政府可以采取一种以居住年数为基础,允许大城市的农民工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政策。 北京警方官员和村民委员会代表认为这种围圈起来的村庄管理方式,与那些更富裕街区的有保安把守的社区模式是一样的。 “这为他们提供了与那些城里的高档公寓一样的服务”,昌平区一位负责公共安全的村民委员会委员李宝全(音)在电话采访里说,“村民们当然支持这样政策”。 尽管社会争论很大,当地媒体对此也十分关注,但村民们却对这些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高墙似乎不怎么在意,他们更在乎的是那些日夜操劳的生计问题:找到能获得体面报酬的工作,能够承受得起的医疗服务和孩子的教育问题。 寿宝庄的一位担心报复而要求匿名的水果小贩说,自从隔离政策实施以来,他的顾客比以前少了,但他也认识到与保安比邻而居的好处。“他做他的事”,他说,“我卖我的水果。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2006年从重庆来到北京与她儿子住在一起的巩道翠(音)说:“我们都是些辛苦谋生的人。他们制定的这些政策,我们能有什么发言权?” 她沿着半截塔村的一条主道上售卖小吃麻辣烫,但这条街道很快就要被圈起来了。“如果生意可以做下去,那也没什么。” 她一边说,一边看着远处,露出微笑。“如果不行,我就打包回老家去。” Edward Wong和Jonathan Ansfield对报道亦有贡献。 墙内看《译者》 https://yyii.org 发送邮件到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订阅《译者》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 订阅《译者》;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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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收入10年首次大涨

中国近日有报道说,中国劳动力迎来拐点,因为农民工收入10年来首次大涨。为此,本台记者闻剑电话采访了广州的一位经济学者和在北京的一位湖南籍的农民工,听听他们如何解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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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论坛: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民工的影响

核心提示 : 2009年城市里的农民工在就业、工作时间和收入方面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原文: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n China’s migrant workers 作者:Sherry Tao Kong,Xin Meng and Dandan Zhang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发表时间:2010年9月1日 译者:Fuge 校对:@xiaomi2020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中国的出口订单大量减少和经济增长的衰退。而因为中国的出口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并且大多雇佣农民工,外界普遍相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民工的就业和/或工资水平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下岗的农民工在关闭的工厂外示威,数百万人可怜地失去了工作,踏上回家的路,这些情况都反映了农民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受到的影响。 去年,我们估计全球金融危机会对中国就业的冲击在13%-19%。但是我们当时强调,对就业的负面冲击事实上是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国内政策立场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突出的是中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新劳动合同法》的施行。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施行的财政和货币扩张,以及外部需求的逐步恢复,中国的经济强劲反弹,GDP增速从2009年第一季度的6.1%,增长到了第二季度的7.8%。到2009年年底,GDP增速已经超过了8%的预定目标。 现在,最紧急的危机已经过去,我们对它对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影响再次作出了评估。而再次评估的结果显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情况。 通过“中国和印尼的农村—城市移民调查项目(RUMiCI)”进行的“从农村转向城市的移民和农村家庭”的小组调查,我们比较了2008年和2009年城市中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结果。让我们大感意外的是,我们观察到,农民工的就业只受到了很小的影响,而且工作时间或者工资几乎没有减少。那些在2009年决定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在就业,工作时间和收入方面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反而影响到了农村地区——失业农民工从城里返乡的地区。失业农民工手里没有太多钱,这就抑制了农村的消费需求,反过来,这更加抑制了农村地区非农就业岗位的出现。这种“乘数效应”影响非常大,而且在之前的文献中没有得到什么关注。 以统计术语来说,2009年,至少有1,500万农民工回到了农村(占农民工总人数的10%以上)。他们中间大约有80% 回到了农村重新务农,平均来说,只实现了全年工作量的52%。全球金融危机除了造成农民工返乡,我们发现,农村非农就业人数下降了3,800万(占所有农村户口总人数的7.5%)。但是对那些已经获得了农村的非农岗位的人来说,我们没有发现他们的工作时间和收入有所减少。 在我们的发现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农村的农业部门很可能给返乡的农民工和农村的非农雇工提供了就业缓冲。因为这种缓冲效果,我们没有观察到普遍的失业。当然,这对政治稳定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同时它也意味着农业生产率的降低。 从长远看,小规模农业将不可避免地要被大规模、高生产率的农业取代。这会自然地导致农田的集约化,许多小的土地所有者得卖出他们的土地。那么,对这些人来说,需要有其它手段来缓冲未来的就业冲击。 真正的问题是,这种缓冲将会怎样实现?中国将怎样走向全民福利体系,赋予农民工卖掉土地的权利?如何有效地从一个基于土地的,低效率的传统福利体系,转变成一个更适合现代经济的福利体系? 在未来数十年,决策者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将会对中国农民工的福祉产生巨大影响。 Sherry Tao Kong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商学院的一位研究员。Xin Meng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商学院的一位教授。Dandan Zhang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商学院的一名博士后 这篇文章是 Ross Garnaut , Jane Golley 和 Ligang Song ( eds )的 《中国未来20年的改革和发展》[英] 一文的概述。该文氛围三大部分【注:我们在考虑部分翻译该文,如果你愿意合作,可以发邮件给我们:xiaomi2020#gmail.com】: 1 . 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户口改革的需要 2 . 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 3 . 双城记:2009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和2010年的改革重点 相关阅读: 东亚论坛:渐进主义——对中国政治矛盾的一种解释 福布斯博客:中国式资本主义的赢家和输家 生存杂志:金融危机对中美对抗的影响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中国面临着艰难的经济转型 经济学人封面文章:咱们工人有力量 墙内看《译者》 https://yyii.org 发送邮件到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订阅《译者》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 订阅《译者》;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版权声明: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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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媒:财富分配失衡流动机会减少致中国社会底层扩大

近些年来,在各种资源与机会的配置中,社会底层处于劣势甚至出局的地位。 近10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中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现象是:在中上阶层快速崛起的同时,社会底层也在扩大。这一现象使得当前中国社会阶层面临着日益分化的风险。近期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幼儿园小学凶杀惨案以及企业员工自杀等社会冲突,与这种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底层扩大不无关联。 财富分配的失衡与流动机会的减少导致社会底层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以职业分类为基础,表现为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的分化。其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主要包括那些生活处于贫困状态的城乡居民、农民工,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 在过去10年中,中国社会底层的规模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 从社会底层3大群体规模变化来看:外出进城农民工由2000年的1亿左右上升到现在的 1.3亿左右;城乡贫困人口按2009年国家新的标准,不降反升,超过4000万人,而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则超过2亿人;再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规模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由2001年的4.8%扩大到2006年的5.9%。 造成 社会底层扩大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近些年来,在各种资源与机会的配置中,社会底层处于劣势甚至出局的地位。其中,最易被观察到的就是财富分配的失衡与流动机会的减少,导致社会底层的扩大。 从财富分配来看, 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造成低收入群体的增加,这是社会底层扩大的直接原因。 近10年来,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自2000年基尼系数越过0.4以后,不断上升,目前已接近0.5。在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中,那些主要凭体力劳动获得收入的社会底层劳动者群体由于收入增长严重滞缓,如规模不断扩大的农民工群体,其收入增长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基本处于停滞。2000年以来,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成长,经济增长成果越来越多的份额开始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分配,财产性收入成为人们分享发展成果新的主要方式,这在造就很多受益群体的同时,也出现更多在这场财富分配盛宴中出局的群体,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扩大了社会底层。 从社会流动来看,社会流动机会减少,流动成本的提高,导致社会中下阶层及其子女越来越难以向上流动,这是社会底层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 从流动机会来看,教育是现代社会流动的最主要机制,然而,1999年高校扩招后提供的更多高等教育机会,并非如扩招之初人们想象的那样惠及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由于扩招后高校全面收费和高校毕业后就业难的出现,社会底层家庭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也变的越来越窄了。从流动成本来看,在近10年来,农民工的地位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所恶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绝大多数农民工是抱着外出务工经商、过上小康生活的梦想出来的,但是,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时间停滞不升、工作环境长期恶劣、生活负担日增等,他们的所得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付出。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出现农民工大大获益的景象,相反他们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 不但他们自己难以向上流动,就连他们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渠道也越来越窄了,如教育成本的大幅提升,使得他们难以支撑孩子的教育;城镇房地产价格猛涨,使他们看不到迁居城镇实现城市化的希望和可能。 2000年以来社会底层扩大的现象也引起政府的关注,并围绕着再就业,保护农民工权益,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贫困人口标准,为贫困家庭子女就学提供贷款、加强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等问题,陆续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但是,社会底层规模是否因此会缩小,目前来看,政策的效应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社会底层的集体意识与行动越来越明显和越来越强烈 资源与机会分配的不平等,不仅导致社会底层在扩大,而且由于在资源与机会的配置中,社会底层处于财富、教育、权力等多种资源配置劣势位置的重合,这使得社会底层面临着重重困境,这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民生艰难,体面生存受到威胁。过去的10年,是中国教育、医疗、住房成本快速上涨的10年,由于教育、医疗、住房等原本由政府提供的民生保障,不同程度的推向了市场来解决,并且这些公共物品的市场价格一路上涨,然而同期社会底层收入增长却相对滞缓。无力通过市场来满足基本需求。在市场失灵、政府缺位,支出与收入“一涨一缓”的情况下,社会底层沦入了民生艰难的困境,体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 另一方面,权利受损。2000年以来,社会底层在扩大的同时,社会财富阶层快速崛起。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出现了一个财富阶层, 但是近10年来中国财富阶层的成长速度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根据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的统计,1999年中国内地百富排名榜上榜人数为50人,而2008年达到1000人。同期,排名第50名的财产也从0.5亿元上涨到100亿,其中的2007年更是达到120亿元;前50名财富合计从2004年的1715亿元快速的上涨到 8275亿元。 财富阶层的兴起与社会底层的扩大,二者之间是存在关联的,也就是说 财富阶层的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社会底层扩大为代价的,这突出表现在社会底层的权益被侵犯。 如劳动领域用工不规范,劳动者权利得不到保护,工资低下并拖欠工资,不给工人缴纳社会险等等现象并不少见,企业在发展,工人权益却在受损。另外,从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富豪最集中的行业是房地产业。而 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底层的扩大中,征地拆迁是个重要的原因。一些房地产商与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相勾结,暴力拆迁,低价拿地,严重侵占被征地者利益。正是由于一些富豪的财富积累与社会底层的权益受损密切相联系,引起民众不满情绪和强烈的不公平感, 在一些社会底层群体当中出现了“仇富心态”,这种社会心态的出现表明,在社会底层中已不再是相对剥夺感,而正在向绝对剥夺感转变。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诸多利益问题上,社会底层的集体意识与行动越来越明显和越来越强烈。 体制外抗争在底层抗争行动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社会底层维权行动趋于公开性与多样性。根据我们对东西部地区农民征地纠纷调查结果来看,只有23%的农民表示“无可奈何,只好忍了”,而有 77%的农民表示会采取各种公开的办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方式包括与对方协商;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找说得上话的官员帮助;打官司;找媒体帮助;暴力反抗和上访静坐示威等。概括来看,社会底层的维权行动分为两大类: 一是体制内抗争,即依照现在体制允可的方式,依法维权。在遇到利益受到侵犯时,多数社会底层群体不再像过去心存顾忌,而是依据国家法律及政策的相关规定,赋予了维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整个活动具有很大的公开性与多样性。这种体制内的依法维权并不具有太强的冲突性,但是, 这种体制内依法维权的途径对于社会底层而言,效果甚微。 根据调查,只有1/3社会底层群体认为维权结果是公平和比较公平的,而有2/3认为不太公平和很不公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期望值过高,二是结果的确不公平。从近些年来大量相关案例报道和调查来看,第二个原因是不可忽视的。另外,对于社会底层而言,依法维权途径有限且行动成本过高,过程不仅漫长而且判决后执行也存在许多困难,这往往使他们感到失望。 二是体制外抗争。 在依法维权不能解决问题之后,社会底层群体的维权方式转向体制外维权。和依法维权相比,这种维权方式具有很强的冲突性,超越了现有体制的调控,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与社会失序。 目前来看发生的规模性群体性事件,以及个体的暴力抗争,其行为主体多为社会底层。概括来看:这种体制外的抗争方式具有 三大特征:一是维权心态具有很强的冲突性,“仇”、“恨”色彩浓厚;二是维权行动强烈,甚至涉及人身伤害攻击;三是维权后果容易引发社会震荡,由于社会底层群体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这种体制外抗争行动极易引发社会同情的蔓延。 另外, 体制外抗争还有一种极端的方式,即所谓的反社会 ,如近期接连发生的针对幼儿园和小学的惨案。在人们一致谴责这种行为的同时,还须注意到这些反社会行为的共同特征:一是行凶者多来自社会底层,都有遭遇歧视或权益受损的经历;二是除个别案例外,被攻击的多为当地最好的幼儿园和小学。我们不能仅谴责这种反社会行为而不深思背后的社会致因。 目前体制外抗争在社会底层的抗争行动中所占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由此引发诸多矛盾与冲突,正在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与失序。同时也表明, 现有维权制度安排并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底层的权益。 如何改变社会底层维权难的现状,促进社会稳定,这是当前无法回避的重大任务。 (作者:胡建国,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小组成员)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RSS地址: http://feeds.feedburner.com/GoveCN 邮件订阅: http://goo.gl/JpxH 投递您的政府丑闻: Twitter标签: #GoveCn    Gmail: GoveC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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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从民工潮到民工荒

如果王金燕(音译),一位拥有中学文凭的工人,想找一份工作,她的简历上可能会这么写:“求职目标:寻找一份组装车间工人的工作,要求薪水合理,节奏缓慢,工厂有空调,周日放假,提供免费无线网和洗衣机的宿舍。最好老板人也很好。” As she eased her way along a gantlet of recruiters in this manufacturing megalopolis one recent afternoon,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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