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

铁路私有化：英国与中国 萧瀚 玛格丽特.撒切尔被公认为是继丘吉尔之后， 20世纪英国另一位最伟大的政治家，他们都是保守党人。 撒切尔夫人拜相组阁之初，大英帝国已是日薄西山，被讥为“欧洲病夫”，经济、政治、国民凝聚力都已出现严重危机。撤切尔夫人蝉联三届首相，主政十一年，以严谨、自信、绝不妥协的态度，采取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力减少国家干预，高强度推行私有化政策，鼓励私人投资，回归小政府理念，重启自由市场机制；铁腕对付工会和罢工，削减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公共开支；强化英美关系，缔造强势联盟；反对欧洲一体化，维护欧洲的多样性主权利益；纵横大洋远征阿根廷，赢得福克兰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与中国达成香港问题的谈判，甩掉包袱。 在这些给英国带来巨大生机的强有力政治、经济、外交政策（“撒切尔主义”）中，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在撒切尔夫人的自传《唐宁街岁月》（上下册，李宏强译，2009年5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中，撒切尔夫人自陈：“在促进英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私有化所起的根本性作用并不亚于税制改革。”（页618）她洞若观火地指出： “国家所有制只不过是一种非个人的合法资产所有制，实际上是由政客和文官所控制的。像工党那样把国有化描述为‘公有制’，这实际上是用词不当。”（我曾在新浪微博上将中国的公有制准确地改名“权有制”与她的观点暗合） 撒切尔夫人正是因为看到“权有制”企业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才痛下决心将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以促成私有化之下个体理性的经济效率，撒切尔夫人说：“到我离任时，英国工业中国有部分的比例已经比原来减少了大约60%。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拥有了股份，超过60万的工作职位从公共部门转移到了私营部门。”（页627） 社会主义不存在真伪问题，只存在事实上的可能性问题——指望取消私有制而进行人工全面控制的计划经济不符合常识，这是自米塞斯、哈耶克等经济学家们（也包括韦伯）以来早就证明过的：官僚集团控制的所谓全面“国有制”因其经济核算的不可能而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这也是早在苏联成立不久韦伯就预言其必败的原因。欧洲后来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都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改进了的资本主义，高福利国家所带来的困境是，在各种不断消灭私营经济活力的高税率、高福利政策下，福利能持续多久？一个人人都懒于生产和创造的国度，其财富从哪里来？怎么可能长期维持高福利制度？即使如北欧人口稀少、资源丰富之地，长期的消耗而非创造的模式，其高福利制度又能维持多少年？ 自1979年以来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至少这“改革”二字是极其可怜的。毛时代到邓时代的转变，无非是国有制的几乎无生产创造向少量的、非完整的私有制的非充分生产创造的转变，好比被绑架者从原先手铐、脚镣的待遇转为去掉脚镣的转变——比原先放松，但并未获得应有的自由。被称为国有制或公有制的实质性权有制依然是这个国家的主体，而在一些被视为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部门，权有制依然占据了绝对性的权力垄断地位，例如一切基础资源和能源领域都是几乎百分之百的权力垄断经营，例如土地、石油、电力、交通。 这种权有制与民主宪政国家的权有制还存在很大区别，也就是说，这种权有制比那些民主宪政国家的权有制还要糟糕一万倍。因为宪政国家的经济运行固然要遵循经济原则、市场规则，而宪政政府就是市场规则的维护者，权有制是政府权力肆意介入生产经营领域，肆意干扰市场，使得原本应当破产的企业在政府支持下继续其低效率经营。在宪政政府下，与国有企业无关的经营和交易领域至少还能在市场规则之下运行，国有企业内部的腐败问题，即使无法彻底消除，至少不可能大行其道。而在威权政治甚至极权政治之下，政府的主要职能并不是维护市场规则，而是破坏市场规则，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保证官僚集团对全社会的控制，对社会财富的掠夺与权力寡头之间的再分配，留给支付社会公共事务的只是极少数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是个高税收低福利国家的原因。 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高增长，源于三个原因。一是原先的GDP基数很小，满目疮痍的国民经济在初级松绑之后，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所以增长率惊人，这是最初经济增长的原因；二是，高税收低福利的抢劫模式使得特权阶层获得巨大财富，而农村普罗大众的生活依然贫困，普通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虽缓慢提高，但除了官僚与官商等特权阶层外，人们普遍缺乏就业、教育、司法、环境等全方位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的匮乏也成为许多人无餍足地追求财富的动力，从而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其中包括高储蓄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三是官僚政治下的政绩工程，虽然大量的都是豆腐渣工程，但这些官僚资本所进行的经济行为，也给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劳务与服务需求，这些也都提供了就业机会，而官僚资本的投资结果，其财政补贴（降低了一定区域内人们的生活成本，例如城市公共交通）与国有垄断经营或国有控股垄断经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成本）相结合，养肥了诸多依附官僚资本的半私营半官商经济体——即使它挤垮了同部门的私营经济体。 当然，由于世界经济越来越趋向于一体化，国际市场对中国以出口加工业为重要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铁路运输部门，正如能源生产领域，都是彻底的国有制——即权有制，他们既是市场的参与者，又是借助权力性垄断的市场破坏者，铁道部既是铁路运输的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又是该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与掌控者，它依然是所谓“计划经济”实则“命令经济”的执行者。它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管制主体；既是经济主体，又是行政主体；既是行政主体，甚至还是司法主体。铁道部已经成为国中国，几乎可以等同于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黑社会。 铁道部的这种政治经济性质，正是火车票价格扭曲的原因，也是K和T系列特快列车逐渐被取消而代之以动车的原因，更是近几年高铁大跃进、技术垃圾泛滥以及此次“7.23”人祸的原因，以及“7.23”善后处理天怒人怨的原因。 为此，已有宪政学者如王建勋先生、刘军宁先生、郑旭光先生提出铁路私有化的观点——这个观点在大的方向上我是完全赞成的。正如王建勋先生认为的： “在某种意义上讲，国有化的程度越高，个人的自由和自由选择就越少。如果不信的话，将面包、衣服、电脑、房子等统统国有化，看看结果是什么？一定是回到三十年前的极权主义时代，一定是哈耶克所批判的奴役之路，人们不得不靠国家或者政府的施舍而活着，不得不遭受无法逃脱的奴役。”（王建勋《反驳铁路不应私有化的种种谬论》 http://wangjianxunlaw.blog.163.com/blog/static/19134184820116300341654/ ） 大方向上的认同之后，紧接着的是如何操作的问题。在此有必要简单讨论一下英国铁路私有化改革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 撒切尔夫人在任期间的十多年里，她出售了英国铁路公司的子公司，但没有对铁路的主营业务进行私有化改革，而只是停留在研究阶段，直到梅杰任内从1994年开始改革，到他离任前的1997年才完成这一改革。此后是布莱尔的工党执政，在私有化改革后最初的五年内英国铁路发生了一些事故，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经营东岸干线的National Express公司表示无力继续履行合同，要求与政府重新谈判，政府拒绝后，National Express表示无力继续经营，于是2009年7月工党政府决定收回东岸干线的经营权。 此案例成为许多反对铁路私有化者最喜欢津津乐道的所谓铁路私有化改革失败的例子。其实，英国铁路在二战前一直是私营的，二战后工党首相艾德礼将铁路国有化，因各方面效益不佳，导致撒切尔夫人任内决心对其进行私有化改革，在将铁路子公司出售之后，其主营业务一直迟迟未能私有化改革，是因为撒切尔政府顾虑其复杂性，因此直到卸任前，撒切尔夫人都只是下令“由财政部、贸易和工业部以及运输部共同成立一个工作组来研究这个问题”，并未进行实质性的私有化改革。 1994年梅杰任内，英国开始铁路私有化改革，实行“网运分离”模式运作，即路轨、信号和车站的管理权由私营路轨公司经营，而运输服务则由28家火车公司经投标获得经营权，他们向路轨公司支付路轨使用费。政府成立铁路战略局和铁路监察局，前者负责行使经营特许权以及制定管理规范，后者负责协调公司之间的经济关系。私有化改革后，一度问题频现，这未必都是私有化本身的结果，而毋宁说是多线程的复杂原因之果，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下述两项原因。 一是私有化经营本身，通常需要长期运作，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不断试错、纠错、调整才能见效，如果一家公司破产，可由其他公司继续。是一种需要耐心的慢功夫，急不得，政府行为可以借助公权力取一时之效，但难成长远之功——艾德礼的国有化改革很说明这问题。 二是工党执政期间，其本身就对国企私有化抱有党派偏见导致的抵触情绪，当National Express的经营出现经济困难时，必定不可能有保守党政府更能体谅他们，甚至可以合理推断，英国东岸干线的国有化回归现象，也许正是工党政府本身所希望的，其拒绝与National Express重新谈判，完全可以视为欲将东岸干线经营权收回的逼宫之举。 上述英国案例表明，即使在英国这样一个宪政母国，宪政制度已是根深蒂固的国家——即私有化改革的过程本身基本上可确保遵循市场规则，铁路私有化因为经过了国有化折腾之后再回归私有化，其间问题的高难度也无法例外——铁路私有化改革即使大方向正确，如何具体操作和改革后如何高效经营也是极其复杂和长期才能见效。也许最无可辩驳的铁路私有化案例是美国——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国有化的瞎折腾，也就用不着现在像英国那样左右头疼、进退维谷——但目前英国的这点挫折远未到有些人所夸大的所谓“私有化失败”的地步。 那么用英国这面镜子来整中国的衣衫，中国铁路私有化若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政策，在目前情形下，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1.平台缺失 当代中国许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真正的根源都在于缺乏基本的政治平台。也就是说，这个政权本身不是宪政性的竞争性政权，而是权力不受限制、执政没有反对党制约、没有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的独裁政权。如前文所述，它不是市场的维护者，而是市场的垄断性参与者和破坏者。因此，这样的政权之下，并不存在严格按照市场规则进行铁路私有化改革必要的基础平台。正如此前的大量国企所谓的私有化改革，往往转化为特权阶层侵吞国产的平台——只要在现有政治下，铁路私有化必将重蹈国产流失的覆辙。 2.投资不足 假定在一系列的暗箱操作之后，铁路经营全面私有化，人们忍痛默认其合法，那么官僚资本的全面撤出，也可能导致铁路经营缺乏强大的资金来源，于是在基建投资、技术投资、管理投资方面都可能产生至少是暂时性的供血不足，这当然会全面影响铁路经营的效率和安全。 3.管理混乱 从英国案例中可以看到，即使有那么长期的民主宪政传统的国家，私营铁路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管理上的合作性统一与自行核算的分立之间的均衡，因此，在缺乏民主政治的中国，铁路的私营在其多长时段内将持续一种高度缺乏安全性、管理混乱的运营，实在难以逆料。 4.国有化回潮 当出现上述情形后，国有化回潮或许在中国几乎不可避免——就连私有制观念根深蒂固、有那么多选民支持撒切尔夫人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政策的英国（他们甚至明白并理解这种经济政策不可能短期见效），当英国工党政府收回东岸干线经营权时，也并没有遭到社会大众的激烈反对。如果说民主政治下的人民也是短视的，那么只能说专制政治下的人民必定更加短视。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之后，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以一般性经济学原理论，铁路私有化应当是一个持续的基本方向，但现有情形下的私有化改革，一，无法保证改革过程本身的公平，二，即使改革过程能确保公正，也无法保证私有化之后就立刻见效如神，立刻消除现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将铁路私有化视为一个持续过程，那么目前情形下，至少改造铁道部，如叶檀女士所论，将其改造成为铁监会，成为一个单纯的监管部门，“拆分铁道部门，让铁道部变成铁监会，成为彻底的监管者，下属铁路公司、投资公司、设备公司成为彻底的市场主体，……”（叶檀：《请拆分铁道部门》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110728/082510220212.shtml ）同时，继续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铁路公检法从铁道部们剥离的改革，归入现有的统一行政与统一司法领域。 没有宪政政府维护市场规则的及格线平台，一切经济、社会、文化等生活都将是扭曲的，因此，在目前尚无半点政改迹象的现状下，铁路私有化改革依然将是慢慢长路。但铁道部们的改革，在目前可操作的领域内，至少应该尽快进行监管与经营分离，这至少可以成为铁路私有化这条长路上的一个站点。 对于那些怀疑铁路私有化的朋友们，我愿意再次引用稍加修改的撒切尔夫人名言来回答，她说： “想要用社会主义这副药来治疗国病，那就像试图用血吸虫来治疗白血病一样。” 2011年8月2日於追遠堂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一 别让自己变成了另一个稻草人。大约六年前，一位朋友劝告我。 比喻来自叶圣陶的一则童话。稻草人内心善良，却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他那细竹枝的骨架子、隔年的黄稻草的肌肉、手臂上用线拴的破扇子，赶不走飞蛾，帮不了生病的孩子，救不了离水的鲫鱼、寻死的女人…… 童话写于二十年代初，或许也是对于刚刚兴起的知识分子的某种隐喻。那是个充斥着兴奋与焦虑的年代。五四运动给予他们巨大信心，知识不但转化成行动，而且影响巨大。但创办杂志、呼吁民主与科学、上街游行、通电全国、号召罢课罢市，乃至翻墙殴斗、放火烧宅是一回事，让广阔的民众都感受到中国的危机，投入持续的行动却是另一回事。相比于一小群知识分子的活跃，中国社会仍死寂一片。 被过滤广告 他们试图深入社会，他们到乡村、工厂、矿山宣讲救国，却发现听者寥寥，人们既不太感兴趣，也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一位老妇人把要前往的媳妇关在家里，还痛骂青年学生是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 在历史的惯性与现实面前，新思想与文化的力量倍感脆弱，它像是鲁迅感慨的：“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一些人前往西方深造，认定惟有深入了解他们的理念，才能拯救中国，另一些人创建党派，组织与意识形态让他们更有力量。 不过，这些机会只属于大城市中的一小群知识分子。其他人呢？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感到希望与光亮，如今又回到了现实的暗淡，他们深感迷惘、无力，像是田里的稻草人。 我从未读过《稻草人》，也对朋友的劝告不明所已。那时我不到三十岁，正着迷于谈论中国与世界，对于未来充满信心，认定中国必然不断富强与开放，而自己将参与这个伟大进程的塑造，怎会担心所谓的无力感？ 二 再次遇到叶圣陶，已是二零一零年初。我在剑桥的东亚图书馆的地下二层，找到了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 它初版于一九二九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稻草人”的延续。几年前的“稻草人”只是迷惘与无力，现在则加入了新的元素。对于知识分子，五卅运动再次燃烧起他们的热情与希望，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帜下，他们联合起工人阶级，再度感觉到力量。但力量感转瞬即逝。一年后的北京的“三一八屠杀”，两年后上海的“四一二惨案”，令恐怖、暴力、窒息与绝望四处弥漫。 知识分子在五四时代的团结感也分崩离析。青年们曾是进步的动力，如今则相互残杀。个人觉醒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但个人在这剧烈的社会变动前，又是那么软弱。 这个叫倪焕之的青年，不断在希望与幻灭中摇摆。他要追求自由的爱情，要通过教育改造社会，参与革命 与政治来救国。这些理想都失败了，婚姻的琐碎破灭浪漫的爱情，教育的理想则在民众的生活惯性前止步，大屠杀则窒息了政治参与。无处不在的恐怖，则令所有理想与想象力丧失意义。 或许因为剑桥生活的疏离，《倪焕之》在我内心激起了意外的回响。江南水乡的风物，一个青年在时代旋涡中的苦苦挣扎，弥漫在文字中的单纯、怅惘、活泼的希望，都提供了某种精神抚慰。更重要的是，它击中了我的焦虑——个人该怎样与时代、社会共处，他的力量的源泉来自何方。 剑桥一年，也是我第一次独处，我必须学着面对自己。从前的信心早就消散了，事实上，正是内心不断涌起的焦躁和乏力，才让我逃离中国。 中国社会在几年前还表现出的活力，似乎陡然间消失了。我们曾经寄往的力量——自由市场、新技术、全球化、中产阶级、企业家、青年一代——似乎再次被某种强大的历史惯性所吞噬。所谓的新力量，转瞬就变成了旧秩序，它不改造旧系统，反而依赖旧系统而生。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已然陷入停滞与溃败。但这停滞与溃败，却是一种生机勃勃、躁动不安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像是一朵巨大的金光灿灿的“恶之花”。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变成了“中国模式”;市场力量不断萎缩，整体经济规模却在增加;文化普遍的低俗与堕落，它却自称是多元的声音…… 如果你仍想保持思维的独立性，继续某种社会批判，则是个 “多余人”。政权、大众都认定，你对他们的思维方式的挑战。不管他们是以国家利益、民族主义还是受侮辱的大多数的名义，他们都是集体性地，本能地厌恶个人。 被过滤广告 你也会对自己心生不满，压力不仅来自于外界，也来自内部。简单的价值判断是不够的，你的头脑足以面对这个复杂的现实，怎样理解这些蜂拥而来的信息碎片，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里，这需要一套复杂的知识系统，需要手术刀式的剖析能力。 外在的压力与内在的不满，都可能让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加入别人的合唱，它可能是国家权力、市场诱惑，大众的狂欢。 在一个集体主义、非理性的时代，保持个人立场是困难的。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发现，他们不仅丢掉了十年前的意气风发，不但不是文化复兴和挽救中国的代言人，还可能是历史车轮的阻碍。在兴起的党派与阶级之争中，他们无处容身。在一些地方，“打倒知识阶级”已变成了共产党争取工农的手段。湖南的著名读书人被处死，即使章太炎也不免抄家的境遇。攻击不仅来自外界，知识分子内部也展开一场“自辱”，他们否定自身价值，宣称惟有出路在于“劳动化、大众化”。 但这真可能吗？虚构的倪焕之倍感幻灭时，真实生活里的朱自清发现“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他随即发现，自己其实那边都无法加入，“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理论与行为方式，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而“随你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的确担心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稻草人。这个稻草人不是插在那个军阀混战、民族屈辱的田野，而是生活在一个国家空前繁荣、强大的时刻。你的焦虑与呐喊，不会惊醒在铁屋中沉睡的人们，而是立刻消散在四周的喧哗与躁动中了，再惊人之语，都显得平淡无奇，连忧虑本身，都像是时代的另一种笑料——它既不实用，也不好玩。 三 从剑桥回来已然一年，“稻草人”之感更鲜明了。除去之前早已体验的公共生活的窒息感，一种新的不祥趋势也已然形成。 两年前，“抱怨”与“愤懑”还是主要的社会情绪，如今它则转化为更直接的暴力，而那些古老的冲突模式再度兴起。空洞的许诺已失效，正义无处伸张，不同阶层与力量的社会对话机制则从未建立，暴力成为了最后的解决方案。 从公安局长到街头民众，从执法的城管到网上的声音，这种暴力精神四处弥漫，它经常还以正义的面貌出现。到处是对绝对力量的崇拜，是对报复快感的渴望。在一个正在溃败社会秩序中，人人都觉得无所依靠，民族、地域、家族又再次重要。在一些方面，一个霍布斯的丛林状态正在浮现。 在越来越激进的社会情绪中，一个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或许，连这个问题本身都在沦为笑柄。谁会在乎知识分子的想法？谁又能理直气壮的宣称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 一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无足轻重。他们曾是王朝的变法者、革命的策动者、党派的组建者，也是广场政治的鼓动者。讽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激起巨变的原动力，又是被巨变的浪潮一一吞没。这一次次吞没，也导致了他们地位的边缘化，增加了他们的无力感，而无力感又激发了他们的言行的激进化。 在我们的时代，你可以轻易感觉到这种撕裂的状态。大部分知识分子投入到体制的怀抱，用独立性换取安全与荣耀，而剩下的一小部分则充满了愤怒与绝望，沉浸于言语反抗的快感，自命为受压迫群体的代言人。而选择中间道路，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试图捍卫某种更超越性的价值观的努力，则变得日益困难。 被过滤广告 这的确与我们的传统相关。我对一个历史细节记忆犹新。还是1898年，王照对康有为说，只有多建现代学堂，教育基础与风气逐渐改变，到那时才能建立一个新的政体。康有为没这个耐心，他要的是“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22年后，当王照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中国没有获得拯救，也没消亡，但教育还是一团糟，孩子们还是没有足够的学堂。 这样的对话，后来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从五四到六四，知识分子似乎总是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是应该卷入社会的变革，还是守住自己的园地。起初总是康有为压倒王照，事后又总是发出王照式的感慨。 这可以理解，近代中国的转型太过艰巨与复杂，中国从未形成多元社会，政治支配一切领域，片面改革常被迫止步于政治体制，外辱又不断涌来，似乎容不得缓慢的改变。 但另一方面，这也与变革者们（他们绝大部分是知识精英）的功利主义态度相关，人们总希望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次彻底的改革、一种主义、一场革命，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这些变革者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觉醒与自我探询，他们心中被宏大的国家、民族、价值、危亡这样的词汇占据着，很少追问救亡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这又与他们的内心有什么联系？ 当这种追问缺席时，他们就很难客观的评估自己所处的环境。他们可能高估形势的严重性、高估自己的个人能力，被一种悲壮的理想所驱使；也很可能深感无力，认定所有的改变都是虚妄的，滑入逃避主义的泥淖。 四 同样的状态又发生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当然，我们从未面临着昔日的严酷性与迫切性，尚没有重大的事件来考验我们的品行。 除去很少人之外，我们中的大多数被一种失败感包围。我们在九十年代中期上大学时，启蒙精神仍未凋零，它甚至因政治上的暂时松动再度活跃起来。我对一九九八年前后的那段自由主义思潮念念不忘。一些人——钱理群、刘军宁、朱学勤、王小波、林贤治、何清涟、余杰，一些杂志——《方法》、《东方》、《公共论丛》，几家书店——风入松、国林风、万圣，还有他们都推崇的哈耶克、波普尔，是我们智力最初的启蒙者。我或许至今仍对这些理论不甚清楚，却记得那个观念仍算得上激荡的时刻。我错过了八十年代，这像是个小小的补偿。它加固了我头脑中的这一想法：世界是由观念塑造的，再没有比作家、思想家更荣耀的职业了。而这些作家与思想家们的首要倡导，就是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而现在，我们普遍感到觉得自己曾经确信的价值观，如今都被社会变革冲得七零八落，发现自己的时代尚未到来，就已经过去了。中国不再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但强烈的压抑以另一种方式到来。人人觉得急需变革，人人又深感无力。 我很怀疑，自己拥有的不过是一种廉价的理想主义，它从未真正在我们内心生长，只是暂时移植过来，经不起风吹。 这也是一次自我追问的良机。你真的确信那些理念吗，你能在没有喝彩的情况下，把当初的信念继续下去吗？我们都已年过三十，不仅发现时代的局限，更发现自身的种种局限，但这个时候，我们仍能坚持吗？时代没有朝向我们期待的方向进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内心的准则。 中国社会需要不是新的美妙方案，它许诺救治种种社会疾病。对新方案的期待，往往是灾难的源头，它也暗示着我们对个人责任的排斥，拒绝使用自己的头脑，总希望某种抽象的社会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被过滤广告 没人能在短期内改变中国政治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这么办？去做一个看透一切的犬儒主义者，一个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随波逐流、放弃个人努力。中国的糟糕状况，既是来自于政治制度，也同样来自于每个人对自我责任的推卸。商人、教师、演员、记者、教授、工程师、修路工，每个人都不满意自己的角色，拒绝承担对应的责任，每个环节都开始松懈。他们导致了更多的社会灾难，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不可忍受。但你很难说，这仅仅是制度造成的，这也是个人的失败。宣称自己受害者的人，往往同时也是加害者。 而一个知识分子，让他忧虑的不仅是现实境况，更是某种抽象的原则。一定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价值，值得人们去尊敬，一定存在着某种准则，超越党派、利益团体，你要为这种价值与准则而呐喊与坚持。正是这种价值与准则的存在，才使每个人得到最终的保护，才使每个人感受到更充分的人生意义。他坚持这种努力，不是他会获得成功、立刻见效，而是它符合我们内心的主张。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1990-2010 年间发表论文与评论目录 贺卫方   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勤于写作的学者。最近的事情正好让我回溯和整理一下过去发表在学术刊物和一些文集上的篇什。二十年间，只有下面这些。依据最近看到的上海交通大学两位学者何渊、徐剑的研究，其中有三篇论文列为中国法理学界最具影响力论文五十篇内（ http://heyuan1979.fyfz.cn/art/722296.htm ）。记得“司法与传媒三题”一文还是新闻传媒学界引用最多的前三篇论文之一。另外，自己两篇最重要的论文——编号 5 和 23， 字数均在四万以上 ——并没有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因而无法从一些期刊网上检索。这里也把著作和译作列举一下，虽然迹近无聊，姑且作为自己还算不上尸位素餐者的证据而已。   另外，一个教授的重要使命是教学。在 1995 年调入北大之前，我个人在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工作，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的编辑，没有多少教学历练。在北大讲课第一学年后即获得法律学系惟一的一个教学一等奖。后来北大法学院设立了由学生投票产生的十佳教师奖，共评了四年，我四年蝉联此奖。 2000 年还获得全校学生代表评选的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奖并排名文科第一。从 1996 年起带硕士生（ 2005 年停招， 2011 年因考试模式恢复如旧，我也重新开始招生）， 2000 年起带博士生至今。扪心自问，我无愧于这个教授的称号。   说起来，所谓学术也没有多神秘，只不过是针对真实的问题，运用人类已经积累的资源，结合自家独到的观察和体悟，提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论证和解决而已。就此而言，那种把形式要件看得很神圣，把学术成果等同于卖白菜要论斤称两，无疑是很荒唐的。柏拉图的成果都是对话体；加缪的一篇随笔（“关于断头台的思考”）成为刑罚思想史上的经典；胡适的演讲和日记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学术贡献；论“学术论文”的数量，钱锺书先生一辈子不过七篇（其中的一篇还是文学教授恳谈会上的讲稿，七篇文章都经过修订再发表，总字数不过十三万言）。这些却是真正的学术巨制。相形之下，篇幅云乎哉，文体云乎哉，核心期刊非核心期刊云云乎哉！   我跟富于盛名的万圣书园是近邻，登门浏览那里的书是我平常的一大乐趣。但是，望着架子上卷帙浩繁，满眼缤纷，有时竟不免悲从心来。想起了那个好像古代波斯君主薛西斯的故事。看着那些获胜归来、生龙活虎的年轻士兵，薛西斯忽然泪流满面：百年之后他们都将化为枯骨！是啊，这些书里，有多少可以依旧站立在百年之后的书架上？想到这些，不免感到学界中的某些明争暗斗真是无趣的很。   ————————————————————————   1.             “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 以宋代为基本依据兼与英国比较” ，《中国社会科学》 1990 年第 6 期，第 203 － 219 页。 本文英文全译载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 No.3, 1991, pp.74-95 。获第一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优秀论文奖，司法部直属院校七五期间优秀论文奖。 2.               “契约与合同的辨析”，《法学研究》， 1992 年第 2 期。 3.             “比较法律文化的方法论问题”，《中外法学》， 1992 年第 1 期。收入沈宗灵、王晨光编《比较法学的新动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The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Study of Legal Cultures,” Asia Pacific Law Review, Special Issue, No.1 (1994), pp.37-44. （本文系前揭论文之英译） 本文获“《中外法学》创刊十周年优秀论文奖（ 1998 年）。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