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

5月12日，学者刘小枫在复旦大学做了题为“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共和国战争史的政治哲学解读”的讲座。其讲座的总结听起来像是力图为共和国的国际政治诉求找到一个历史性的解释，这令听众有些震惊。刘小枫会变成一个学术投机者吗？以前那个背负罪感，反思政治人生的人，会一变而彻底成为一个浸透于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中的人吗？...

在网上看到这篇批评文字，来自一个叫“单车上的骑士”的博客，原文名字叫《非如此不可？—柴静的受洗》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11870f0100i66j.html，这样严肃而诚恳的批评，让我触动，引在这里，向这位不知身份的朋友致谢，人困而求知，然后明白知之不足，所求也就没有穷尽。

四月号《书城》杂志载柴静纪念顾准的长文《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柴静的文章我当然要多看两眼，只是有点纳闷，非值顾准祭日亦非值顾准新书出版，何故此时刊发？上网一搜，原来是其博客12月23日顾准祭日的文章，《书城》转发而已。博客上网友回复早就铺天盖地，感性的居多，几乎个个泪湿键盘。而我没哭，所以简直有点惶恐。

　　感动的话说多了也没意思。柴静作为记者，文章效果重在普及，但现在登上《书城》，我就不由要严肃品评一番。
　　立意和文采没得说。“非如此不可”，管它典出贝多芬还是昆德拉，反正是作者自己写照。柴静既然借顾准明志，表露勇往直前之意，吾人当衷心鼓励之。但细观文章水准，虽然下了不少功夫，也只能算一份自修作业——题目：我看顾准，指导教师：朱学勤。问题意识是朱学勤的——“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答案也是朱学勤的——“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达到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连升华之句都是朱学勤的——“他就象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说此文是朱学勤指导乃玩笑话，我想说的是，柴静大约是通过朱先生的眼睛去看顾准，单兵掘进不够。先看朱先生，再看顾前辈，结论早就有了，只不过自己灵魂亲历一番，算是受洗皈依。

　　《顾准日记》应该出版于1997年。“发现”顾准是1990年代的重大思想事件，王元化一类学术大腕都著文推进。关于顾准的言说多种多样，朱学勤先生自己就提到林贤治、罗岗、薛毅的不同观点，但是朱学勤、吴敬琏等人的观点——“自由主义的言说”或者“市场主义”成了主流（参见《90年代思想文选》第二卷）。后人将顾准树为典范，自己也就成了典范。但原本多元的路向一旦封闭就有点单调。柴静无创新，只能算是个人求道，通过顾准实际通过朱学勤明确自己的认识而已。当然，柴静本人也没想做典范，只求无愧于心，我作为读者也只愿以诚相报。

　　我不是顾准研究专家，不敢对柴静笔下的顾准妄加评论，然而有几处表面硬伤需先提出来：
　　首先是一处引文错误。

   
柴静：“他（顾准）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读者未免奇怪，神界的普罗米修斯怎么会说出这种学术话来？顾准在《僭主政治与民主》一文里是这样写的：“马克思是雅典精神的热烈的赞扬者。他的博士论文在高度赞扬伊壁鸠鲁哲学之后，引用了雅典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剧本，写下了下面的话：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在《希腊城邦制度》一文里就更清楚了：他们一些主要著作流传至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引埃斯库罗斯的《普洛密修士》一剧中普洛密修士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指出：“（这）也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神格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希腊城邦制度》第六章）所以破折号前后的话分别来自两处，一处是埃斯库罗斯的剧作《普罗米修斯》，一处是马克思的论文《德莫克利特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柴静混为一谈了。窃以为这若非粗心，就是通过别人文章看顾准的后果。（顺带说一句，听过刘小枫讲演或看过刘小枫编著的古典注疏集会知道，在埃斯库罗斯那里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其实很猥琐轻浮。普罗米修斯被塑造成英雄形象乃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事情。）

　　第二，柴静：“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娜拉是富家太太，她的离家出走是资产阶级个人启蒙式的革命。所以鲁迅提出“娜拉走后怎么办”实际是问小资产阶级或者知识分子启蒙后该怎么办？放在中国也就是问五四青年该往何处去？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去了台湾。所以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的问题，而是娜拉该投入哪个阶级的问题。顾准在《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里说明自己只是效法一下鲁迅的说法而已，本意是罗伯斯皮尔、列宁们一票干成之后该怎么办才不会陷入恶性循环。但无论如何柴静还是带出了“革命后”这个问题。自由主义者的回答干脆是，就当无产阶级革命没发生过，回到英美革命就好。而我这里无法回答，只顺带做个广告：即将出版的蔡翔先生十年一作《叙述／革命之后》一书就是讨论中国革命后的问题。

　　第三，柴静：“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在文章收尾部分只达到这个结论未免英雄气短。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是哥白尼、布鲁诺、培根、达尔文等无数启蒙先驱早就灌输给我们的思想，何须顾准？不过后面再引用吴敬琏的话意思就很清楚了，这里的进步指的就是转向市场经济。又不是什么犯禁的话，何必这么模糊？柴静说这话也许是在为自己打气吧，我理解如今做一个有良心的新闻工作者有多艰难。此处且略过。

　　我想略微深究的是涉及黑格尔的部分。柴静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

　　顾准写《辩证法与神学》是为了告别黑格尔，反对一元论。他认为辩证法只擅长“破”而毫无“立”之道，自然科学发展早就把辩证法扔到身后去了。在对马恩黑的一番批判和对两组概念的一番排列组合之后，顾准得出结论：唯物主义加经验主义才是王道。所以“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说法只是一团浆糊，倒是应该说顾准是认真阅读马克思的。顾准在那种困境下读黑格尔而有很多精辟言论，确实才华横溢，但是缺陷也不少，比如以《老子》、《大学》来证明中国人自古擅长辩证法从而被辩证法所害。以《老子》比附黑格尔的辩证法就像以算盘比附计算机一样是历史错位、牵强附会。黑格尔的辩证法恰恰建立在对以往经验主义科学扬弃的基础上，《老子》怎么会有这个基础？我个人感觉顾准思考问题的方式有时候颇似黑格尔在《小逻辑》里批评的所谓“抽象理智阶段”的形式逻辑。英美的经验主义逻辑和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并不相容，这一点柴文并不清楚。顾准指斥黑格尔以致马克思是一元实在论似也有误解成分。这些理解受制于那个时代的条件，况且顾准是在去世前艰难写作，所以不应苛求顾准。黑格尔学说自身也需要发展进步（刚出版不久的《黑格尔与普世秩序》值得一读），只是后人不可人云亦云。如果不看黑格尔而看顾准，很容易觉得顾准说得对，但是仔细看过黑格尔之后就会有自己的想法。顾准等前辈摆脱黑格尔是特定历史下的选择，吾辈当作同情式理解，但现在问题是：顾准说不要黑格尔，那些从来没好好读过黑格尔的粉丝们也就不要黑格尔了，这就比较麻烦。要弃至少也是读过了再弃。我倒是建议柴静先让黑格尔好好“毒害”一下自己，从《小逻辑》开始，这样在学理上才算曾经沧海。何况黑格尔学说要比顾准所言丰富得多，永远是一块绕不过去的大陆。与顾准同时代，王元化读黑格尔时秉着“回到黑格尔”的态度汲取了很多资源，和顾准还不是一路。王元化恰恰认为中国人不是为辩证法所苦，而是为歪曲辩证法所苦。柴静工作如此忙碌，怕是无暇细细辨析这些。

　　另外，柴静引顾准这段话的意思大概是想破除对神的迷信。不过政治哲学领域的神义论和人义论之辩可不是一个简单话题，任何政治学家都不敢小看政治神学的意义，这里不多说，只说一句：启蒙主义也是需要普罗米修斯神话的。

　　神话有很多面孔，张爱玲就是其中一副。同一期《书城》竟有两篇文章引用张的观点，郑远涛说张爱玲“看得津津有味”，柴静说张爱玲“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都是疏疏几个字，教义一般，一下子就暴露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资神学或者软肋。谁说张爱玲的文学远离政治？她时时刻刻都在影响公共知识分子们的感观呢！

　　欣赏柴静如此努力地进入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思想史，套用小沈阳的话，这是“必须的！”我只愿她不会滞留在这一点，不然可就成了林俊杰的《江南》——“风到这里就是粘，粘住过客的思念，雨到了这里缠成线，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我还是要仿效黑格尔喊一声：过程，过程，还是过程！

　　柴静最后说：“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是的，此话不仅对顾准如此，对顾准所厌弃的人也将是如此！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d37b0100gvs2.html#commen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