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不是每个人都靠阴谋和关系做事情的，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精力不济扛不到一点钟的。你以前在百度工作，按照阴谋论，你应该是收了李彦宏不少钱来诋毁我的名誉吧。如果你结婚生子了，按照逻辑，你不能理解我第二天有工作夜里一点还在写文章，证明你无法这样做，证明你精力不行，证明你无法满足你老婆，证明你老婆在过去的两年里必然偷人。你长期做IT工作，证明你一直坐在电脑前，证明你受到很多辐射，证明你精子活力比较差，综合了你老婆必然偷人和你精子活力必然差，证明你孩子必然不是你的。这就是你的逻辑吗。不，我不会这么说的，也不会这样质疑你的，虽然这有一定的可能性。

刘瑜：一位纯真的史家：纪念高华 作者：刘瑜 来源：阳光时务 来源日期：2012-1-15 本站发布时间：2012-1-15 0:01:01 阅读量：1286次     想赞美一个人纯真时，我总想起一个比喻，「他就像一滴水一样」。在我眼里，高华老师「就像一滴水一样」。 　　很多人认为高华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而研究党史，对此我当然毫不怀疑。但是我私下认为，对于高华老师，与社会责任感同样重要的，是他对历史真相孩童般的好奇心。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的后记中提到，他9岁时就对《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10岁时就开始关注中苏论战，12岁就无师自通学会了「领导排名学」……想想大多数人以及自己10来岁时的兴趣所在，我不禁感慨：高华是个天生的历史学家，是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帮助他克服恐惧、清贫、孤单，写出了那么多拨云见日的史论。也是这种好奇心，让57岁的他身上依然有9岁儿童的纯真。 　　我只见过高老师一次。 2010年12月，我从一个好友那得知他重病，于是邀约了几个好友同去南京看他。那次见到高华老师，他和我想像中的一模一样：谦和、笑容灿烂、谈起党史时神采飞扬。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疾病面前的尊严感。我们去看他时，他已经被诊断肝癌三年，穿着病号服躺在病床上，身体极其虚弱，甚至在我们与他交谈的过程中，需要时不时用手微微顶住腹部，似乎是在扛住突袭的疼痛。但是他脸上完全没有一个重症病人期期艾艾的感觉，好像我们不是在一个病房，而是在一个咖啡馆里，一群年轻人围着一个长辈谈笑风生。由于他的病情，我们没有久留，短短半个小时的交谈，话题却很快跳到苏斯洛夫、王鼎钧的回忆录、文革史……，讲到这些高老师如数家珍，又似一个博物馆长在领着一群孩子参观他心爱的博物馆。 　　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看望一个陌生人，这在我的人生中迄今是唯一一次。之前我和高华老师没有任何私交，我什至从未去过南京，鲁莽地跑去看望他，纯粹是出于一个读者对一个作者的敬仰之心。更确切地说，是义务。 　　2003年左右，我逐步确立了博士论文的主题：「毛时代的群众路线」。之前我对毛时代的各种史料虽然略有所知，但有限的知识七零八落、散乱无章，没有一根可以把它们串连起来的线索。虽然也在师友的引导下读了一些中外学术作品，但始终有云山雾罩感。正是此时，我读到了高华老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对于当时的我，有如在一个神秘洞穴里摸黑前行时，突然手里被塞进一把手电筒，一下子看到了洞穴里的来路和去路，岩壁与潜流。说看望高华老师对我是义务，是因为一个黑暗中迷路的人，应当感谢那个往她手里塞进一把手电筒的人。 　　很多人认为《红太阳》是一本传世之作，我认为这个说法毫不夸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高华能够接触到的史料极其有限，若干年后，随着更多档案解密，也许这本书里的某些史料细节会过时，但我相信这本书的价值却不会因之动摇。此书的价值不在于史料方面什么惊天动地的「发现」，而在于它敏锐的问题意识——通过剖析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红太阳》揭示了中国革命最核心的「秘密」：中国式思想改造的缘起与模式。 　　哪怕与其它共产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也是极其独特的。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在政治动员的规模、程度与可持续上，其他国家都与中国无法相比，而这种空前绝后的政治动员又与共产党「思想改造」的能力密切相关。正是人们的「灵魂」 被改造了，才使得革命的血雨腥风得以狂飈突进。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最独特的地方，在其洗脑之成功——如此成功，以至于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比，毛时代的中国几乎不需要秘密警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监视以及人的自我监督已经足以支撑这个制度的运转。 　　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里，我们读到了这种思想改造的「配方」：资源的垄断式供给＋全面改写历史前提下的信息封闭＋观念的强制灌输＋在群体中孤立个体＋暴力威胁；以及这种「思想改造」外科手术般的「程序」：封闭的学习文件-> 组织群体对个体进行批评与攻击-> 自我羞辱式的检查与「交心」 -> 必要时的惩罚甚至暴力惩罚-> 纠偏阶段受害者的感激涕零。这一套「配方」与「程序」，在以后历次整风运动中屡试不爽，甚至被日常化和制度化，效果不断积累，最终形成了「亿万颗头脑中只有一颗可以自由运转」的悲剧。 　　很多人将《红太阳》看作一本「射日」之作，意即它解构了毛主席的神话。不错，高华的确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细腻的分析呈现了「红太阳」的权谋之术。在高华笔下，毛就像马基雅维利笔下的那个君主，同时有着狐狸的狡猾与狮子的凶猛，他的政治策略正如他的军事策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避实击虚……但是， 《红太阳》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它甚至不仅仅关于一场运动，在最深的层面上，它是对人性的一次深描。在书中，毛的每一次胜利，都由「围观者们」的冷漠、嫉妒甚至贪婪推波助澜。那个著名的句式似乎也可以用在这里：「当他打AB团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AB团；当他打王明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明；当他打王实味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实味……」从这个意义上，《红太阳》不仅仅是一本剖析「王道」之书，更是一本关于人性幽暗之寓言。 　　对于20世纪中国的左祸起源，有各种隔靴搔痒的看法：有的认为左祸始于文革，有的认为它始于反右，更远的追溯到土改，但在高华之前，极少有人去碰触「延安」这个神话。 　　美国学者Mark Selden在七十年代出版、九十年代重版的《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也对「延安模式」也做了浪漫主义的诠释。直到今天，「延安精神」在很多人眼里，仍然代表着理想主义、官民平等和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正是因此，高华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反思性分析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说很多人的研究是将一个神话故事的枝节剪去，他却是将一个神话连根拔起。 　　不少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文革。进一步倒推，如果没有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就不会有大跃进的成功。再推，如果没有土改镇反的成功，反右也不可能如此顺畅……在这个倒推的过程中，高华则走得更远：如果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毛主席万岁」。今天很多人鞭笞文革中的「人性沦丧」，却对延安时期的「理想主义」赞赏有加，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华的研究显示，延安整风中的人人过关「向党交心」，与文革中万众一心挥舞红宝书的场景，不过是多米诺骨牌第一张与最后一张的关系而已。 　　然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只是高华老师的一面。勇气与严谨的结合，才是《红太阳》成为经典的原因。因为解构「红太阳」的神话，自然冒犯了诸多神话信徒，一些恼羞成怒的信徒至今仍在攻击高华，但事实上真正仔细阅读高华的书与文章，就会发现高华绝不是一个偏激的「愤青」。他持重温和，细密精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评价历史人物总是引导读者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这是为什么写作《红太阳》一书，高华老师需要精耕细作十多年。在档案不解密、资料来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高华老师的写作无异于一个巨型的「填字游戏」——他需要不断从已知的信息中推导未知的信息，而这种推导最终依赖于他对浩渺史料的掌握、比照、揣摩和衔接。一个人回忆录中不经意的某句话，和另一个人回忆录中不经意的某句话，叠加来看，也许就否证了第三个人回忆录中的不经意的另一句话。一份电报上某个名字的出现暗示了某个信息，而另一份电报上某个名字的缺席则指向另一个信息。 　　正是对史料精细的把握和分析，将高华锻炼成了一个党史知识方面的「福尔摩斯」。有朋友告诉我，一位有机会接触绝密档案的学者曾感叹，高华在没有读过档案的情况下所推理出来的历史图景，竟与他看到的档案所揭示的图景惊人一致。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我不清楚，但数十年苦心研读已使高华老师成为党史方面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却是有目共睹。 　　《一九八四》中，历史是不断被改写的——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不同的历史，于 是历史就像橡皮泥一样不断被揉捏、被塑造成「政治正确」的形状服务于现实政治。在《红太阳》中，延安整风的成功恰恰依赖于毛对党史的「重塑」——纷繁复杂的党史被归结为「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史，而「正确路线」的最卓越代表自然是「红太阳」本人。今天，权力的巩固仍然借助于对历史的改写与屏蔽。历史一层层被擦掉，或者被涂抹，失忆的人群也因此成为价值的木偶 。 　　高华这样「不识时务」的历史学家则是在带领人们出走，突破对记忆的这种封锁。据说《红太阳》一书，是高华在深夜的厨房里，就着昏暗灯光写出来的。我想像那个画面，觉得无比动人，仿佛看见一个地质学家在翻山越岭，搜寻过去留下的遗迹，试图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湖泊，那里曾经有一个冰川。 《一九八四》里，男主角温斯顿发现一个和自己一样怀疑伪造的历史的「同类」时无比惊喜，他举杯对那个人说：「为了过去」。不知道高华老师是否读过这本书，如果读过，读到这里他也许会心有戚戚。是的，不是为了「美好的未来」，不是为了「欣欣向荣的今天」，他的努力仅仅是「为了过去」，为了一就是一、而不是零或者二，不多不少正好是一的过去。

     旁观者高华 　　连绵不绝的小雨终于停下来，乍暖还寒的南京，气温陡然下降。下午3点15分，每天极其规律的两个小时午休结束，高华起身下床。 　　今年57岁的他还没有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岗位上退休，但因为重病在身，四年来他很少出现在校园里了。平常的这个时候，偶有他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到家里来听课。当天因为采访而取消了。 　　从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至今30余年里，高华不断有重磅文章见诸报端，而2000年完成写作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更是奠定了他在史学领域的学术地位。 　　世事难料的是，原本处于事业上升期的高华，在2007年遭遇重大人生转折，这年春天，他被查出重病，治病养病代替治学，成了生活的重中之重。 　　当天高华气色较好，虽然三个小时的访谈休息了三回。他周到谦和，但说话非常克制严谨，对时局时事的评论，更是字斟句酌，言之有据。每当一句话一个数字拿不准时，他便直接去书房查阅资料。 　　这一如他强调的治学态度：多讲事实，少评论。《红太阳》这本书便是在这样的规则下写成的—叙述历史，而非评论历史。平静的书斋生活他过了许多年，除了治学，从不介入任何社会运动，“语不惊人死不休”式的表达在他这里很难见到。 　　经过历史，叙述历史，却不参与历史。他像一个历史的旁观者。但是，谨慎的高华说自己更乐意做“观察者”，旁观者的姿态里疑似的“犬儒”是他不能接受的，历史学家应当推进历史进步。 　　 锐意治史 　　虽然身在病榻，但慕名前来探访者并不少。几个月前，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带着许知远等几个媒体人专程来南京拜访高华。据同行的一位叫刘晋锋的媒体人后来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一篇文章记载，去之前刘瑜与高华并非旧识，只是因为读过他的书，非常喜欢，并且觉得“那位教授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她想让病中的他知道，其实有很多人理解并敬重他。”见面只有半个小时，谈论的话题围绕各自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来展开。 　　聊到这点，高华流露出开心。这些来自海内外的嘘寒问暖，让他有了心气相通的温暖。但是因为病情不稳定，现在每次这样见人后，都要休息三五天，才能安排下一轮见面。 　　研究近现代史的高华，价值到底有多高?好友张鸣在一篇名为《高华：一杆老烟枪》的文章里这样说：“高华的学问，不劳我说，普天之下，居然有人为了能带他一本书回来，跟海关打官司，弄得惊天动地，绝对天下独一份。” 　　自从写了《红太阳》一书后，高华常常会被问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大学体制内的史学研究者，独立的思想以及鲜见的史料，有无特殊来源渠道?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回顾治学30余年的历程，恰恰也是高华自身思想由启蒙到升华并最终结出果实的过程。 　　高华的第一次思想启蒙，发生在1971年。这一年，他从南京图书馆借到了一本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认为，专制政体下的教育，是要降低人的心智，专制统治最核心的精神，是惩罚和服从。这些观点，高华记了几十年，在初读时更是深受震动，让他在思想上顿时有了豁然开朗之感。在上世纪70年代近于“暗无天日”的氛围里，他仿佛一下子觉醒了，“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和别人说。” 　　“只要不太笨，看完这本书，再看看眼前发生的事，马上就会有感觉，噢，原来是这样啊。” 　　在孟氏思想启蒙下，当“评法批儒”运动如火如荼开展时，主流宣传工具对法家思想的大肆鼓吹，让高华对这个运动的性质立刻有了清晰的判断。此时的《商君书》、《韩非子》已散布民间。“两书推崇弱民，这里的弱，非四肢之弱，是思想之弱，除了会劳动，思想要简单。” 　　对于过去的那段历史，一句话引来杀身之祸，高华目睹过并感同身受，“文革”中江苏省“一打三反运动”掀起的红色恐怖风暴，尤其是大规模枪毙人，现在想来，他都心有余悸。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的右派身份，使得高华和他的弟弟妹妹饱受歧视。1963年，正是因他的这一“黑五类子女”身份，被南京外语学校拒之门外。 　　“文革”后期南京出现的“向阳院”制度，让高华对“告密”的肆无忌惮有了直观感受。随着张春桥提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高华一家居住的院子里，小脚老太太们活动更为频繁了，她们每天在他家门口东张西望，盯着他家来了什么人，然后去告密。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高华至今还留有一份《讨瞿战报》。 　　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作品，高华在1968年就读过，瞿也是他非常喜欢的作家之一，但令他纳闷的是，瞿怎么突然间就成了个大叛徒?而且一会儿说贺龙是反革命头子，一会又说平反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疑团越滚越大，真相到底是什么。几十年后，后代到底要怎么看这段历史?带着这些疑问，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当其他同学热衷于经济、法律等“有前途”的专业时，在第一志愿里，高华填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年轻时的这些经历，在高华看来是治学必备。“对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对历史有多少理解”，高华非常认同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中国前辈学者何兆武先生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历史学乃是一种理解，而决不是以寻章摘句为尽其能事的。” 　　 十年一剑 　　高华至今还记得在大学课堂上，老师讲司马迁《报任安书》时，自己的激动心情，而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谆谆教诲—“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以及陈寅恪先生“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和“滴水观沧海”等观点，他都十分认同并奉为座右铭。 　　1979年，入学未久的高华，读到了周扬的一篇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中，周扬将延安整风运动与五四运动、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且冠之以“伟大”。 　　延安整风运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运动，高华顿时有了浓厚兴致。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冒出了跳出官学窠臼，并就此写出一本真实史书的大胆想法。 　　经过十余年的资料搜集和反覆思考，高华对延安整风运动研究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了起来。而真正动笔，却源自苏联解体的消息。 　　1991年8月19日，家中的旧收音机里，传出了莫斯科广播电台的紧急通告。“苏联处在危险中”，“紧急委员会告苏联人民书”，“戈尔巴乔夫改革进入死胡同”，这样的内容一遍遍地播放。 　　“当时我就觉得，时机到了，应该写了。” 读书开悟 　　作为上世纪50年代生人，在滚滚历史潮流中，如果不是在人生的重要关口，抓住了几个难得的阅读机会，并由此启发了智慧，高华在学术上的路不会走得这么远。 　　一边倒茶，一边扶着客厅沙发的靠背直起身来，几乎满头银发的高华，当天兴致上佳，还没聊上几句，就建议带记者到各个房间转一圈儿，看看自己的藏书。 　　这些从上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时期收藏至今的书籍，以文史哲居多，大陆台湾香港版本都有，外文材料也占一小部分，有些著作是他十分推崇的，其中也包括了北岛、潘光哲、张鸣等友人学者的赠书。此时的他热情洋溢，如数家珍，明亮的镜片后看得到他眼神中的开心和骄傲。 　　上世纪70年代，对高华影响至深。虽然，他认为“那是个专制的、恐怖的10年。”说到这里，谨慎的他又停顿下来，给这个判断加了一连串修辞定语。 　　高华与夫人刘韶洪是中学同学，都出生在1954年的南京。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时，高华24岁，在此前多年里，除了上学，也当过8年工人。 　　高华家附近正是南京九中，在当时是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文革”时，九中搬到郊区的八卦洲，九中图书馆关门，大量图书集中储藏在与高华家不远的一个仓库里。看管仓库的老先生姓姜，老先生允许高华带一个旅行包进入仓库，装满一包书出来，一周以后换另外的一包。 　　九中的藏书算不得高级，却比一般中学图书馆要丰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在医院中》等几个名篇，都是在这里馆藏的旧书报上读到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叶圣陶、冰心、许地山的作品，在这时候有了不少接触。旧版的《鲁迅全集》对他的启发尤大。 　　在这一时期，他也开始涉猎俄国作家的优秀作品。在中国文学还崇尚高大全的时代，苏联文学虽然质量上参差不齐，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新鲜和富有人文色彩的。比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以及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等。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高华如饥似渴地阅读到了大量文学作品和史学著作。现在回想起来，九中图书馆藏书是高华最重要的知识来源之一。 　　1971年，南京图书馆局部开放，当时还在南京纺织品公司下属一个单位上班的高华，利用介绍信办了一张集体借书证，这成为他另一个重要的阅读来源。《史记》、《通鉴选》、赵翼的《二十二史剳记》、《纲鉴易知录》、《古文观止》、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等一批历史学、古典文学著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赫胥黎的《天演论》都有了精读的可能。 　　一位在江苏省歌舞团负责资料管理的老师，进一步推动了高华在读书和思想上的进步。这是一个省级单位，可以买到各种内部刊物，通过这个老师，高华很容易读到了班达列夫《热的雪》、柯切托夫《你到底要什么》、《落角》等更多苏联文学作品。 　　70年代后期的南京内部书店也逐渐松动，一些销路不太好的书籍也可以卖给普通顾客了。高华买到《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切.格瓦拉传》、《历史的见证》等书籍，并在1972年前后，仔细阅读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丘吉尔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以及《莫斯科岁月》等作品。 　　高华说，正是如此大量的阅读，在夯实文字功底的同时，让自己逐渐养成了善于观察、独立思考、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习惯和能力，“我的想法从哪里来的呢，老师、父母不可能告诉我，就是从这里来的。” 　　只是，书读得越是多，他对眼下发生的事情越是无法理解。 　　现在，病中的高华，连外出散步都少了。刘韶洪尴尬地笑笑说，两口子的共同爱好，可能就是看电视、关心国家大事。病后高华更是书不离手，即便在手术间歇，床边也常常放着几本书，对此他无奈地说，“不看书做什么呢，我真是不知道做什么好。” 　　让高华深感遗憾的是，由于精力不够，病前应承下来的一项写作计划，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七卷的撰写，不得不退出。 　　这是一个宏大而重要的历史研究课题，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牵头，在准备推出10卷本的大型丛书里，作者队伍汇集了国内多位中国近代史一流专家，除了高华，还有杨奎松、林蕴辉、沈志华、卜伟华、韩钢等人。 　　谈到这里，高华心情沉重，惋惜之意溢于言表。 　　在收音机里爱国歌曲的伴随下，一切准备就绪的高华，摊开大幅稿纸，郑重开始了《红太阳》的写作。 　　两个家庭合住的那套房子，空间狭窄，条件很差，四面透风。 白天在房间写作;晚上，家人要休息，因为吸烟甚烈，高华把桌子挪到了厨房。厨房的地上铺满了资料，所有他能找到的素材，都准备在手边，每一章，每一节如何写，白天先构思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高华成了张鸣笔下的那杆“大烟枪”。 　　“这是出于个人兴趣的一项独立写作”，对于这样一本因为将毛泽东作为研究对象而备受关注的书，高华说，他是在充分自由的情况下写作的。为做到不受牵绊，他从没有向校方或者其他部门申请过任何资助。而且，在写之前，他甚至并没想过要出版。他只是觉得，人这一辈子，尤其在40岁之后，要做一两件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而这件事在当时的他看来，意义足够大。 　　从准备到完成，十多年里，各种材料，除了图书馆的借阅，多数是高华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来购买的。书写出来后，在很长时间里，手稿压在家中，而且因为从来就没有认为这本书能够在大陆出版，于是也就未觉得失望。最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接手，也是在朋友的推荐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达成的。 　　“其实我一点都不着急，真的。”高华蜷缩着双腿，边喝茶边说。 　　关于延安整风，在整理史料时，高华发现，数十年来，意识形态解释学早已将这一运动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他不但在大陆查阅了目前已开放的几乎所有档案资料，在香港和美国出差期间，他也搜集了尽可能多的素材，然后对这些材料进行归拢和甄别，反覆研究体会，融会贯通。 　　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最重要的是秉笔直书，唐代史家刘知几的这一观点，高华颇为同意。 　　一切以求真求实为依归，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少评论，多叙述，这是高华写作《红太阳》一书时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先把事实交代清楚，至于严谨的理论分析，虽然他也认为极其重要，但他担心书中过度解释会妨碍读者的判断。 　　1992年年底，高华完成了该书初稿的三分之二，接着他用很长时间做了补充研究，直到1999年春夏之交，才最终定稿。2000年，该书在香港出版发行，随即迎来史学界热议。 　　当初的手稿因为交与香港出版方校对，现已遗失。出版一年后，在香港卖得不算多，但内地的盗版却大量出现了。“别人说墙外开花墙内香，我倒谈不上因此痛苦，因为一开始就没想出版。到后来能在香港出版，我觉得也可以了，我对历史有个交代了。” 　　 毛泽东是绕不过去的 　　南都周刊：研究延安整风和毛泽东，有无压力，你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其人的? 　　高华：首先，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专门研究毛泽东的，我的大背景是中国近现代史。我受过历史学科班训练，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历史学有一套意识形态修辞学和写作潜规则。写这本书时，我完全没有考虑出版，是完全非功利的，它就是我的一个研究兴趣。因此，我从不考虑这些禁忌、天条、八股，否则，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研究20世纪中国史，包括国共关系史，绕不开毛泽东，因为他覆盖了20世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20世纪中国的所有这一切，胜利或者失败，都跟他有关系。但是近30年，没有哪个领导跟我打招呼说你不要做这个研究。 　　南都周刊：常有人提到毛氏余威，对毛泽东研究及评价，这些年有没有新变化? 　　高华：毛在官方叙述里是伟大的、平等的、光辉的。顺着这个口径说话是安全的，于是一些左派网站，打着毛的旗号批评当下，美化“文革”，美化江青，这在几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这就完全公开为“文革”叫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强大的社会市场。 　　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人们很容易把毛时代拿来作参照，来表达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实际上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随着中国问题的基本解决和史料的进一步公开，大家对他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清楚。 　　南都周刊：国共谍战片很热，故事里总是共产党的渗透力强过国民党，就你的研究，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另外，共产党人的精神信仰在这些年间是否有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