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

[转载]大众民主:从李玫瑾茅于轼等言论看人民养砖家不_东方雄起_新浪博客

对既得 利益集团 多么忠心啊,对于人民利益多么冷酷啊。这就是我们的砖家群体。看到这些,你能说砖家智商不够吗,能说砖家缺少思考和分析能力吗?都不是,这是砖家选择为谁利益代言的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立场问题。问题不是出在砖家的脑袋上,而是缘于砖家的 屁股上。屁股坚定不移的坐在了既得 …. 这些为富人说话的 公共知识分子 ,表面上也他们把资本独裁称之为自由民主体制,他们把体现资本家权贵利益的价值体系称之为普世价值,这种本质与表面的颠倒,也是是非观和秩序颠倒的一种体现。站在资本独裁立场上的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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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兼与野夫先生商榷)

因为在当下权力日益分化的中国社会,恐怕很少人有“资格”能戴上这顶帽子。 事实上, 野夫先生以“极权派”为题回应我的“自由派”一文,恰恰应中了我所批判的的中国不少自由派的通病: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就是支持极权,就是专制的帮凶。正是这样简单的两分法,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推为所谓“自由派”的不支持者行列。过去十多年,中国民主自由的态势缓慢前行,但中国“民主派”、“自由派”却在日趋衰弱,这是当下中国社会很有意思的一个悖论。 不赞同“自由派”的,有可能是“保守派”,有可能是“现实主义者”,有可能是“新左翼”,有可能是“国家主义者”,甚至还有可能是与其不尽相同的“制度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等等,为什么非得打上“极权派”的唯一标签呢?当下中国思想多元化的程度远远突破了两分法的概括,也远远不是30 多年前文革时那个“非此即彼”所能形容的。 我不知道,用二元论来概括中国思想状况,是否是“自由派”人士对中国复杂性的有意忽视,但野夫先生对我不厌其倦地解构与二次解读,并将我勾勒成他“需要的”批判对象,至少可以折射出一些“自由派”人士对中国现实及不同意见者的认识,是简单化的、想像化的、激情化的、甚至是歪曲化的。 我最近读了野夫先生的《父亲的战争》(不是他送的,是我买的)、《让记忆抵抗》(刚在《看历史》杂志上读完)等作品,但野夫对我的论述却知之甚少,以至于又拿出我所在的报社再次“污名化”,更让我坚定先前“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一文的主张与立场。事实上,我一直以“北京媒体人”的身份参与这次关于艾某人的所有讨论。 尽管如此,我依然敬重野夫先生,所以他发短信“提前请示”是否“可以公开回复你”时,我的回复是“愿洗耳恭听”。但对野夫先生的回应,我并不愿像孩童般你一句我一句地拌嘴,而是希望提出一个“ 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的新命题,将这次辩论深化下去。 在这个问题上,我至少想说三点,间接也能纠正野夫先生“极权派”一文的逻辑。 第一,尽管中国制度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也有各种潜在危机,但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于有史以来“ 民众最不想回到过去”的时代。除非你对某个历史时代有着浪漫主义想像,以及对自己“穿越身份”的过度置换,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中国当下的时代依然是最不坏的。我不是为谁辩护,而是对中国发展现状的一个起码判断与应有自信,否则恐怕就抹杀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绝大多数人辛勤及艰难的努力进程。 即使是“自由派”们不断诟病的言论桎梏,试想,中国还有哪个时代比现在的言论尺度更大、更安全呢?看看微博里的激烈言论,以及“官员”、“政府”、“支持政府者”在网络舆论中的相对弱势地位,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当下言论环境处于中国3000多年历史上观念最多元化、最分裂化的时期,即使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也不及当下的十分之一,何况春秋战国又是大乱世。 恰恰与野夫先生勾勒的“极权派”相反,我认为,我的上述观点是真诚的、有良知的、有勇气的、客观的、有逻辑的。 我不怕这样说会被贴上“大五毛”的标签,我担忧的是,现在一些“自由派”人士大喊自由民主,骨子里并非出于价值信仰,而是出于特殊的利益诉求。 事实上,几十年来,大喊自由民主的人士都过得不错,不仅搏得公共知名度与“有勇气的”美誉,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享受当下体制背景中不断上升的生活待遇,但他们依然在批判现存制度。 我非常支持批判,这些年来我也一直这么做,但问题在于,当下一些所谓“自由派”、“民主派”的批判是装腔作势的、是哗众取宠的、是不切实际的、是自怨自艾的、是全盘否定的、是虚情假意的、是无理谩骂的、是不通人情的、是两面骑墙的……恰恰是这样的批判,才是野夫先生所指的“最缺天良”、“ 最缺常识”、“最缺真实”、“最缺勇气”、“最缺羞耻”的。当然,我不是指野夫本人,而是指相当数量的所谓某些“自由派”。 在两个新“凡是”(凡是政府支持的,就反对;凡是政府反对的,就支持)的诱惑下,不少“自由派 ”的声音“自我妖魔化中国”,正在“矮化中国”。实事求是,在“新凡是”思潮的干预下,反而变得越来越难。 我再次强调,我决不否认当下中国的诸多缺陷与问题,但是反思中国的现代性,不应以否定现代化经验为前提。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二,尽管中国还有许多贫困现象与不尽如人意的人群,尽管我们的发展还有很多困难,但中国依然处于“最需要总结成功经验、避免失败教训”的时代。反思与批判在当下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当下社会广泛的关系网络与历史脉络。这是我们反思之现实基础。中国再也没有比现在更需要建设性意见的时候了。 环顾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都不得不承认,每一个人都有成百上千个理由骂这个社会,恨这个国家,但一旦面临自己践行时,会很容易发觉多数时候自己也做不到;当你要推动一些事情时,会很容易发现,原来中国社会任何大问题的解决,面对得将是一个庞大冗杂的关系负重,以及纠结乱麻的历史惯性与文化劣根。 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句毁灭性的砸烂体制就能解决的。就像埃及民众在解放广场大喊“穆巴拉克下台”时是多么地过瘾,但一旦进入“后穆巴拉克时代”,民众照样陷入无尽的迷惘,并发觉原来日子反而越糟。 现实的残酷与革命的理想之间,看似是很近,其实却相当遥远。这正是我说的“自由派之缺”,不少所谓“自由派”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是粗糙的甚至粗暴的,是去经验化的甚至是不靠谱的。 我不是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我一直努力在个人岗位上力所能及地致力于改变,这正是我给野夫先生发短信谈及“时事复杂,常感无奈无助。只能尽己本分,做好当下之事”的根本之意。我不怕被攻击为“革命的阻碍者”,我担心的是,一些高喊革命的人,可能是大野心家,可能带来的不是民生的提升,而是更糟的未来。历史往往都是这样,砸烂远比重建容易得多,但砸烂后的日子依然是百姓最苦。 现在的中国社会并非不改革,而是30多年后我们面对二次改革时发现,要改掉的东西是那么难。许多网友都在批评利益集团,但仔细一想,自己很有可能就是利益集团里的一分子。事实上,中国的现实往往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这些人包括网络上的“沉默大多数”,也很可能包括那些谩骂者。 我不否认,有一些自由派是有价值信仰的,是真诚的,是有针对性的,建设性的,但相当数量的“自由派”及其跟随者并不是这样。他们的谩骂或出于利益诉求,或只是生活牢骚,或是心情发泄,当下体制成了他们最大的替罪羊。 所以,越是这种舆论混沌、迷乱期,越需要总结过去成功经验,承认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 第三,尽管我们这个国家还有许多提升的空间与方向,但是中国依然处于“最需要去宗教化、去理想化预期”的时代。我们当然要勾勒一个“美好社会”,但那并不是天堂。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坏世界 ”,我们面临的“坏世界的改造”,但改造的目标与预期决不是“完美社会”,也做不到“完美”。 2008年以前,我们以为美国是“美”的,但金融危机撕掉了覆盖在美国神话上的伪善面具;“3·11” 地震前,我们以为日本社会是“完善”的,但核辐射揭露了日本神话的疮疤。我不反美,也不反日,我只是反对神话化美国与日本。 但现在一些自由派正在做着“神话化”的事情,更有趣的是,这些“神话化”深得舆论的怂恿与同情,即使是错了,也得到相当的谅解。举个经典的例子,某著名主持人说,美国手机费非常便宜,但后来证明他“神话化美国”了,舆论对他相当谅解,试想,如果某个官员说错话了,中国舆论会怎么样呢?我不是反对学习美国与日本,但我非常反对当下社会舆论的不对称与不均衡。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应有之义,也是我们整个社会都缺乏的,同时也是“自由派”所缺乏的。 再以民主为例,“自由派”现在都在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他们有没有翻过历史,为什么民主在过去2000多年,只有最近100多年甚至只是最近几十年才被视为“好东西”呢?有没有真正读过柏拉图原著《理想国》和《华盛顿文集》?有没有看到他们说“民主这种制度不加区别地把平等给予一切,而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等等之类的话呢? 我绝对不是反民主主义者,但我反对的是,我们必须反对“ 民主简单主义”逻辑。比如,我们常说,民主“没有如此这般的缺点”。但这并不能推导出“民主有更多优点”的结论,就像一个不贪污的官员不等于他就是一个好官员一样。我们现在最多只能说“民主不是最坏的制度”,或者说“至少还存着一个甚至一个以上比民主更差的制度”,但绝不能得出“民主是好的” 简单结论。 学术点说,民主不应是一种价值,而应是一种制度设计。现在中国诸多“自由派”的大陷阱就在于,将其“价值化”甚至“宗教化”,更有甚者是“原教旨主义化”。这对当下复杂的中国是非常危险的,是有重要误导性的。与此同时,所谓“自由派”还在以某种批判抬高社会大众的预期,这在当下依然欠发达的中国来说,同样是一种不说真话、不实事求是的表现。 当下中国“自由派”的问题非常严重。当然,我必须承认,这些严重问题的程度与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大体相符。如果套用那句“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那么,“有怎样的社会,就会有怎样的自由派”。 我再重申一点,当代中国精神什么都缺,但在缺少的这些精神里,“自由派”所高喊的那种所谓的“ 民主精神”(与我理解的不一样),肯定不是排在最缺少的前列。如果要我来排,我认为,“务实”可能是当前中国社会最缺少的精神之一。 最后,我要感谢野夫先生。尽管我完全不同意他对我的任何一句批判,但在视频一事后,他却是唯一一位以对等、平和的方式与我讨论的人。所以我才回应了这些。我很享受这种思想沟通与交流。   来源: 国际那点事儿 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58e280100qhen.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2291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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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流:后改革时期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谈到当今中国人身上最大的三个包袱时,大家或许随口便可举出住房、看病和上学难三大民生问题,其实却不然,它们只是中国诸多问题的表象,其实质在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又渐形成了新的三座大山:新官僚主义,中国式垄断资本家,新帝国主义。近些年来,中国的改革家们一如既往地在教育、医疗和房地产领域所做的努力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因乃是由于这些利益既得者们的极力阻拦,才使得中国的改革举步不前。在这样一个时期,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时,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期而至,改革的步伐远远滞后于社会的变化,以至于社会不公平加剧,矛盾激化,民怨沸腾,本文姑且将这一阶段叫做后改革时期——同时这里还要声明本文的写作目的并非为了鼓吹革命,而是为了分析现象背后的本质。   一、新官僚主义   集权体制的产物   在学术界,集权体制或许更倾向于一个中性词,而在如今的中国,集权体制正日益走向它的负面。改革初期,中国的集权政治以它少有的高效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毕竟这是一项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利的事业,而当社会进入了后改革时期,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利益再分配时,集权主义政治的弊端便暴露无遗,这个缺少监督和权利制衡的独裁体系中的官僚们没有动力将纳税人的钱重新返还到民众手中,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腰包,成为了这次利益分配中的天然优先者。   非法的利益分配者   新官僚主义的最大特征在于他们总以国家富强的功臣自居。比起以往封建和军阀时期的旧官僚而言,中国现在的新官僚们手中掌握着史无前例的巨额财富,这也为他们的统治提供了看似最有力的合理性。然而这些财富的创造到底跟新官僚们有多大的关系了?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与其说是这些官僚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大显伸手,有所作为,还不如说是他们终于明白了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把国门打开引进了市场机制,无为而治,换句话说,他们的最大功劳在于他们终于操起手来旁观而不是像以往一样发号施令指挥国民经济的运转。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应该归功于中国工人和企业家们的勤劳和智慧,应该归功于少数改革家们的果敢尝试,跟大多数官僚没有多少关系,他们是非法的利益分配者。   非法利益分配者的合法抢劫   新官僚们为了扩大自己手中的财富(即所谓的财政收入),除了自作主张地增加各种荒谬的收费和税收项目外,他们还以国家的名义向弱势的市民和农民廉价强制征用土地,用合法的暴力将手无寸铁的居民赶出自己的住宅,这些土地的收入每年数以万亿元计。而如果只要拿出这些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市民保障房的建设,中国住房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只可惜这些新官僚们没有理由这么做,因为他们的统治不需要,至少暂时不需要通过人民的许可,他们便顺理成章地挥霍着他们合法掠夺而来的财富,为自己修筑皇宫一般的办公楼,肆无忌惮地消耗着每年上万亿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公车消费。他们还以暴发户的形象在世界人面前摆阔,就以最近几年来的奥运、世博和亚运会的承办为例,中国的新官僚们以绝对家长的姿态,在没有跟人民商量的情况下,大手笔地花费了总计超过万亿的纳税人的劳动所得,而这些财富若能如人民所愿地及时反馈到民众的身上,中国当前的上学、医疗和住房问题也就不可能存在。但即便如此,新官僚们还仍然不知足地叫嚣着“财政经费紧张”,意在将要加强他们抢夺的力度,一副贪得无厌的姿态暴露无遗。   非法利益分配者的非法偷窃   中国的新官僚们早已不满足于以上明目张胆的集体腐败,他们还永无休止地利用手中的绝对权利将“合法掠夺”而来的财富填饱私囊,干着非法偷窃的勾当。贪污腐败在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以最近的案例为例,一个贫困县的信用社股长就可以贪污挪用上亿元的民用资金,我们完全可以想见这些新官僚们每年从国民财富中偷窃的数目应当又是另一个天文数字,其中可统计的外逃国外的资金每年就高达千亿以上。通过明抢暗盗,中国的新官僚们终于实现了他们在这次财富中的优先分配,而接下来他们要从事的工作便是如何维护这种荒谬的分配体系,他们阻碍行政体制的改革,制造各种谎言,以所谓的“中国特色”、“稳定压倒一切”来麻痹人民,他们更试图以管制言论自由来掩耳盗铃。此外新官僚主义们的丑恶还在于他们 做了国家的蛀虫之后还要求民众给他们唱诵赞歌。   总之,一个不需要人民许可的政权没有义务和职责去为人民谋取福利,他们剩下的工作就只有作威作福。   新官僚体制的僵化与死亡   跟旧的封建官僚体制一样,中国现在新官僚体制依然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权利体系之下的,这种体制下的官僚机构的使命是依附权贵而非向民众负责,派别利益和裙带关系胜过效率和才干,正如我们当下所见的“衙门部门”和“家族单位”,一个芝麻大的机关可能是由多半纸上谈兵的领导加上三成干部子弟和极少数唯命是从的底层职员组成。这种机构正日益脱离它的存在意义,它们不再是服务于国民的公共机构而是凌驾于国民之上的衙门体系。新官僚主义如同病毒一样侵蚀着中国现在的统治体系,其侵蚀速度也如同病毒扩散一样成几何级数增长,但它却又是建立在绝对权威和专制基础之上的,民众既无法将其从外部摧毁,也无法将药剂注入其内部改良,就好比一头病入膏肓的猛虎,人们既没法靠近它,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走向灭亡, 而又爱莫能助。   区别官僚主义与改革家   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少数的改革家,至少历史曾证明过这一点,他们深知自己权利的来源,他们亦深知不进则退,不改则亡的道理,他们或许宁愿不成为这次利益的优先分配者而要维持自己的统治,他们是这个日渐老朽的官僚体系从内部自我更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后希望。   二、中国式垄断资本家   专制权利的衍生物   垄断是资本主义市场自由竞争的产物。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花了将近几百年的时间,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不过三十年的历程,可眼下的中国却已经走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个转变我们断不能用所谓的奇迹来形容,相反我们要为这种转变感到恐惧和悲哀,因为他们的形成既没有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也没有形成约束他们当前行为的法律和制度,这个在短时间形成的怪物,它跟中国的新官僚主义一样,是依附于专制权力体系下的掠夺人民财富的另一座大山。中国式的垄断资本家包括国有垄断资本家,新官僚资本家和依附在官僚权力体系下的少数裙带资本家,他们垄断的产业大致包括:房地产、教育、医疗、电力电信、银行、不可再生能源、道路基础设施、媒体与出版、殡葬、烟酒等几乎所有关乎 民生的产业。   与民争利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建立在绝对专制权力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牢牢掌握着着国家的命脉产业,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我们不排除这种垄断合理的一面,然而当他们滥用这种权力,排挤和扼杀民间资本,并且他们的目标变成只为自我利益集团服务时,国家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在教育、医疗、电力电信、能源、交通行业,国家资本以绝对的垄断的地位消除了市场自由竞争的可能性,而其后果首先是导致了这些行业体系的僵化,失去国际竞争力,教育便是这种垄断的牺牲品之一。这些行业还是滋生腐败的温床,绝对的垄断对应着绝对的权力,仅以交通为例,近些年来,在交通领域出现的巨贪连绵不绝,堪称历史奇观。更可怕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似乎早已忘却了自己的职责和地位,忘记自己权力的来源,他们不是将服务国民作为其目标,而是一味追求利润,于是产生了暴利和垄断福利,形成了以中石油为代表的国家“托拉斯”,他们积累的财富让他们在世界上独具鳌头,他们的崛起却并不代表着市场的繁荣和强大的创新能力,相反,他们的暴利是是基于挤占其它行业的剩余价值和榨取国民财富而形成的,其企业竞争力却非常差劲,据比较,中石油的企业效率不到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二十分之一,他们本身仍然是个“低能儿”。   窃公为私的新官僚资本家   中国的新官僚资本家诞生于公有制企业的改革。为了提高企业效益,中国在最近三十年来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这种转变本身无疑是进步的,然而,在缺乏法制的现代官僚体系下,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却变成了新官僚们瓜分国有资本的天赐良机。原来国有企业中的新官僚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近水楼台的优势,打着国有股份制改革、MBO(管理者收购)的旗号,巧妙地将国有资本在一夜之间合法地划入自己的名下,这些新官僚们也瞬间成为了新官僚资本家。如果说中国的新官僚们的奢侈挥霍还可以计算的话,三十年来中国国有资本的流失则是一个不可估算的天文数字,其中就以西安方欣食品公司为例,其造成的流失就高达30亿人民币以上。这种国有资产的流失的跟当年日本政府公开扶助民营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这些资本是通过暗箱操作流入私人口袋的,它们从此不再具有造福国民的使命,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进入了房地产、大宗期货、黄金珠宝、股票等投机性行业,而不是被脚踏实地的民营企业家占有去发展实体经济,它们非但不能造福百姓,反而扰乱了民生经济,加重了老百姓的生活负担。这批新官僚资本家们的诞生也不是市场竞争的产物,而是官僚集权和法制落后的产物,他们或许是钻营特权垄断的能手,却不大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开拓者,更不可能是中国未来经济的希望。   依附于权贵的裙带资本主义   通过中国式公共裙带关系和钱权、色权交易,少数民间资本家也分享了中国官僚体系所创造的垄断利润,用媒体的称呼叫做裙带资本主义。不少善于钻营的中国企业家没有把精力放在企业的创新和市场的开发上,而是把他们的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巴结权力,经营人脉资源的无休止的利益场中,把自己的命运捆绑在其他官僚的仕途沉浮中,因为在中国创新所带来的缓慢收益要远远低于利用特权所带来的垄断利润,于是便出现了诸如李薇这样的“传奇企业家”,涉及烟草、地产、广告、石油、证券等多个行业的上百亿垄断暴利。诚然不是每一个民间企业家都能取得如此的“成绩”,但他们巴结官场权贵,操纵和收买权力机构,不但加速了官僚体系的腐败,而且破坏了市场自由竞争的秩序。当权力寻租给企业带来的实惠大于企业在市场中自我提高所创造的价值时,这个民族的企业就会集体自甘堕落,失去追求创新的激情和压力,他们便注定要成为国际竞争中的最后失败者。   三、新帝国主义   落后的代价   中国经济虽然在最近三十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为何中国的工人至今仍然拿着世界上最低的工资却干着最长时间最低端的劳苦工作?为何中国的企业总是走不出国门?为何中国的稀有矿产资源只能廉价出口国外?为何外国粮商能控制中国粮油市场85%的份额?为何在中国已经开放的产业当中每个产业的排名前五位的企业都是外资企业?这一切除了上文提到的新官僚主义和中国式垄断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凌驾在他们之上的新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到全球化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它区别于旧帝国主义在于他们不再使用枪炮和武力压迫中国人,而是通过看似合法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投资来剥削中国工人和控制中国经济,而更可怕的是“落后”的我们要么全然不知,要么不知所措。而我们之所以落后,不是中国人本身的愚笨和懒惰,也不完全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那样,由于中国的官僚体系正在走向腐朽和僵化,他们不但不能应付外来新帝国主义的进攻,反而阻碍了民族企业的发展,中国式的特权垄断资本主义逐渐战胜原本弱小的自由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变成了权利之间的较量,而当中国的企业一味追求特权垄断利润,失去自我创新的动力时,整个国民经济体在世界老练的新帝国主义面前就显得矮小而落后,让历史在毫不察觉中重演,用郎咸平教授的话说,新帝国主义正在重新瓜分着中国。   新官僚遇上新帝国主义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是制定游戏规则,当中国加入WTO并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后,政府的责任便是通过各种法案来规范外资在中国市场的行为,尽可能地保护民族企业和国民的利益。但正如我们预想的那样,僵化的中国新官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反应极为迟钝,在外资已经收购和控制了中国大量的民族品牌以后,中国的《反垄断法》才姗姗来迟,当中国的稀土资源宣布进入枯竭时,新官僚们才反应过来原来我们的稀有矿产资源一直在贱卖,更不用说中国政府一直在用几乎为零的地租和无限制的生态环境损失来吸引国外被抛弃的污染型企业。而地方政府则更加离谱,在没有做任何研究和实验的情况下,广西政府居然允许和鼓励农民种植美国孟山都的转基因玉米种子,先抛开经济损失不说,中国人的生命安全在这里被当成了儿戏。 兰州市政府居然把市民的自来水厂卖给外资,这不等于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卖掉吗,这种行为比起当年清朝政府被迫卖铁路来更没水准。在自己家里这些新官僚们都不知如何用游戏规则来限制外资,更别奢望他们能在别人的游戏规则下能谈判成功,他们注定是现代版的琦善。   中国式垄断资本家遇上新帝国主义   中国式的垄断资本家们在国内或许是经营权利、追求垄断利润的能手,可当他们遇到新帝国主义时,就显得多么渺小和无能。首先在现代国际商业谈判中,他们就表现得毫无章法和战略,就以郎咸平教授揭示的力拓铁矿石的谈判为例,这帮在国内玩惯了“公关”战略的垄断资本家们试图也用同样的谋略来对付新帝国主义,可人家的市场游戏规则跟中国的截然不同,结果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据估计其造成的损失高达7000亿元,而这些损失最终还得由中国的消费者来买单。另一方面,也是致命的一点,当国外资本家们正努力进行产品研发和产业链整合时,中国的垄断资本家们仍然津津乐道于最求短暂的特权垄断利润,最后在国际产业链中,中国所占有的就只有利用我们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吸引过来的制造一个环节,而其它产生绝大部分利润和产品设计与采购、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都在新帝国主义的掌控中,这也就导致了为何中国的工人们只能拿世界最低的工资,这也难怪为何美国的孟山都拿着中国的大豆种子在世界上申请了40多个专利,控制了中国的大豆种子市场,而中国的企业却只能痛心疾首,望尘莫及。新帝国主义对付中国式的垄断资本家们的另一致命武器是金融资本,中国的垄断资本家们其实也不缺钱,可是他们缺人才,他们玩的那一套规则培养不出也吸引不了世界一流的管理大师和金融家,于是以华尔街为首的新帝国主义利用他们的一流的金融人才(其中也不乏来自中国的金融天才)操纵着中国的企业的命运,中国2004年粮油压榨企业的大规模(70%)倒闭并瞬间被外资收购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总之,依附在权利体制下的中国式垄断资本家们既不能走出国门,也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他们是一群落后的资本家。   中国自由资本家的生与死   新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剥削中国工人和操纵中国经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新帝国主义的强大和邪恶,而在于我们自身的落后和弱小。倘使中国人不愿再次关起国门来,抗衡和制胜新帝国主义的唯一法宝就是培养和扶植中国的自由资本家,只有那些通过自由竞争成长起来的具有民族责任感的自由资本家才可能在如今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取得胜利,那些依靠特权成长起来的中国式垄断资本家没有也将不可能与西方老练的新帝国主义匹敌,这一点也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近些年来能够在国际上树立自主品牌的,尤其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市场中取得一席之地的正是这些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国自由资本家。可如今中国自由资本主义的处境正在恶化,一方面他们正面临着国内的特权资本家的排挤,另一方面还有正准备随时吃掉他们的外来新帝国主义,而在这一刻,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中国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与死将决定着中国民族命运的盛与衰。   总而言之,在后改革时期中国人正面临的住房、上学、看病难和将要面临的诸多其它问题其实质在于中国的社会逐渐成长起来的这三座大山,这其中新官僚主义是中国式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的温床和靠山,同时他们又互相包庇、彼此勾结着形成掠夺国民财富的利益联盟,在国民面前他们的力量强大而坚固,而在新帝国主义面前却显得弱小和无能。要推翻这三座大山,首先要消除新官僚主义,而要消除新官僚主义,唯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倘不然,当历史的车轮开进死胡同时,悲剧便会重演。 相关日志 2011/04/12 — 改革前夜的“挣扎”:事业单位改革忙“跑部” (0) 2011/04/11 — 水木社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0) 2011/04/10 — 令狐公:铁路经营权下放年内或试点 市场化改革启动!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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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入体制内

第一段:回顾历史 先说几个例子: 80年达大家忙着找后门进国企的时候,庆幸找个铁饭碗的时候,全国有几人会想到10年后国企就大规模破产; 90年代大家忙着往北电等外企跑的时候,觉得无比光荣有面子,全国有几人会想到10年后北电挂了,华为的收入一骑绝尘; 90年代末大家觉得运营商特别体面,收入特高的时候,有几人会想到过不了几年有个玩意叫全员营销?每年离职的人越来越多? 21世纪初大家觉得事业单位还不错的时候,觉得起码还算稳定,全国有几人会想到几年后事业单位改制就愈演愈烈?编制逐步取消,退休制度改革,垄断收入逐步减少,市场竞争压力逐步加大; 2010左右大家疯了一般地考公务员,以为肯定必须是个金饭碗,全国有几人会注意到,很多地方的公务员聘任制已经悄然开始了。 很多事情,我们想起来可能都不太可能,但是他曾经发生过——80年代大批人辞去公职下海,90年代初我国政府财政濒临破产,公务员的工资是打白条,国务院都在裁员。曾经糖烟酒公司比烟草公司高几个档次,曾经粮食局是很多地方政府里为数不多的发得出工资的单位。曾经大家觉得去了海关就可以到处捞黑钱,曾经大家觉得运营商是个让人眼红的金饭碗……上述这些事情发生转变一般不超过10年 中国数百年来的战略眼光第一人,太祖,在1945年的最大的奋斗目标就是能搞个联合政府,让tg能参政就心满意足了。这逆天第一人都没想到4年之后他就成为本朝太祖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妄加判断未来会一定会怎样怎样,政府一定不会对公务员等体制内动手。 ———————————————————————————————————————— 第二段:以通信业为鉴,看历史变迁对通信业体制内外的影响 以史为镜吧,我们看看曾经90年代极为风光的体制内运营商的变迁,在20年前,地方电信一般是当地数得上的好地方了,很多公务员也眼馋的地方。20年了,请看变迁情况。 1.历史及现状: 中国的通信业是较早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的行业。在最开始,最爽的不是爱立信的员工,虽说当时爱立信收入不低,但是跟运营商比也就半斤八两,在地方地位也高,那时候也不存在指标问题,都是对方求着办事。 在本世纪初,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竞争不断加剧,固网运营商为对付移动推出小灵通,南网通北电信在对手地盘大打固网价格战,员工的收入是一年不如一年,指标是一年高过一年,全员营销也是那时候出来的。不过那时候还好,起码收入高于付出。 到了近几年,上面下的指标太高,搞的大家只能靠做假指标了(各位运营商同仁都知道,不管是市场的还是网络的,假指标已经全面铺开了),至于说收入——欢迎论坛上这几年所在运营商没降薪的兄弟姐妹们举手。活多钱少必加班,升职无望加薪没盼,鸡肋的工作天天还得做。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设计院,运营商的三产,这些都是曾经的银饭碗,现在呢?各个地方设计院除了四大院之外还有哪个红火的?收入、工作在当地还能称得上体面吗? 与此相对的是,这几年设备商的收入,尤其是一线设备商的收入节节增高,我就不多评价了。在06年,我写《通信行业求职宝典》的时候,我提了两个观点——1.看好华为;2.如果这两年能进移动抓紧进,再过两年就没必要了。如果合适华为,那时候进华为,就算是在国内,20来万一年也该有了。那时候进移动,现在也该是个主管了,好歹不用自己天天去一线干指标了。至于说现在过去,那不好说。 2. 简要分析: 最早,通信业的收益主要是依靠垄断地位带来的,跟个人能力无关。幸运的是,当这种垄断被打破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通信业高速发展的时候,行业有足够的容量来吸纳各色人等,大家可以看到前几年被改革掉的设计院、三产在近几年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冲突。但是一旦当这个行业走下下坡路的时候,体制内的保护如果被打破,从业人员就面临巨大的风险。于是大家可以看到近两年地方设计院改行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在继续做下去就饿死了,接触过的一些副院长级的甚至都开始跳槽了。 总体来说,越早被打开的行业,可能最开始会有一阵阵痛,但是后来肯定是幸福的。例如运营商的人是幸福的,因为大家所在的企业已经初步脱离了体制内了,运营商的很多技术人员技术水平不错,设备商愿意接受,市场人员跳出来去其它公司做市场也不错。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几家运营商内部相互挖墙脚的情况已经慢慢开始了,运营商也开始初步引入很多设备商的人。在以前,你能想到去了移动之后跳槽到电信? 而且更关键的是:运营商的年轻人现在都还有能力,年老的人基本位置都稳定,在这种情况运营商逐步脱离体制内,对于大家都是个好事情。想想,万一你40岁的时候,市场竞争忽然加剧,你坐惯了20年的办公室,忽然要去搞16个小时的校园促销。。。。。 3. 看其它事业单位、体制内的行业: 运营商的现状,只是很多体制内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在近几年可以用来被很多事业单位参考,例如出版社、医院、学校、报社等,在不久的未来,这个缩影也会被很多公务员所参考。大家都会走过一段工作性价比降低,减员增效,然后逐步健康化的阶段。 在这可以举几个例子,有已经发生的,有未来将会发生的。 出版社、报社: 出版社、报社过去那绝对是个铁饭碗,现在呢?穷的出版社一月发2、3K工资,在市场上听不到声音,市场化的出版社有的编辑富的冒油,有人饿的要死,国内的出版行业基本已经脱离了体制内。报社就更不用说了,除了一些党报,别的哪家还有体制内的影子?就算党报,现在很多地方的党报也已早不如当年的红火了。 医生: 未来,我们会看到医生的现状会大幅改变,现在的现状是医院基于体制内和体制外游走,搞的又国企又市场化,导致底层累死,管理层爽呆,其实就是运营商前两年的缩影。再过3、4年,下一轮医疗改革真正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跳槽、裁员、创业会成为医院的常态,有能力的医生收入会大幅提高,出入行的医生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承担很多变态的任务,但是对于服务态度、责任心的要求肯定也会提高很多。 学校: 再举一个例子,学校,现在的幼儿教育由于早些年政府退出的早,导致现在的幼儿园教育发展的比中小学发展的快多了。大家不用光看上幼儿园难、贵,但是对比中小学的僵化程度,应该说幼儿教育的质量已经一骑绝尘了,比什么中小学、高校的教育强了好几倍。至于说收入,很多地方小学老师的收入可真比不上幼儿园老师的收入。高中教育由于政府不负担,很多地方开展的也比初高中教育好多了,当然教师的工作强度肯定也大了很多。 至于说高校的改革,可能要很久很久,毕竟盖大学太费钱了。。。 ———————————————————————————————————————— 第三段:细看运营商、公务员变迁的幕后——剩余价值的分配取决于生产关系 我国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体制,这也是我国生产关系的一个特点,民主咱不讨论,不过集中倒是很常见。权力、资源控制在一小部分企业和人手中,,虽说这两年在改善,但是改善的步伐这两年是越来越小。 这也造成了一个浮在表面的现象——公务员、央企的部分员工性价比远高于那些不占据资源的行业。但这其实只是一个表象,实际上我国的资源、权力不是集中在政府、央企中,而是集中在某一小群人中。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金字塔结构。 这种生产关系,是体制内幸福或痛苦的根源。 1.行业、企业的兴衰难确定: 某个部委、行业、央企的兴衰甚至只是因为某几个人的争夺,只是因为某一个人的失败或者得势,虽然这一个人的背后是一群人乃至百万、千万人的利益,但是他败了大家就败了,他赢了大家就赢了。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有很多,已经确定了像糖烟酒公司和烟草局,粮食局和中储粮,联通和网通,几大发电集团,不确定的像电监会和电网,工信部和某部委。败了,从上到下所占据的权力、资源逐步被剥夺走,胜了,鸡犬升天。 运营商最早的改革来自哪??????????很多年轻的byr都不知道,第一波真正的改革来自各个部委对于电信业高额利润的垂涎!原来的邮电总局扛不住这种压力。联通为什么叫联通?是因为十几个部委、央企联合成立的,所以叫联合通信,是一批电信圈外的人对电信圈蛋糕的逼抢。当时大家也不太会玩游戏规则,哪知道成立个什么银监会之类的,邮电总局一直在被动接招,电信业一步步地沦为各类人等洗钱地方。 还可以举的一个例子是:原联通和网通的合并,这个是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了,跟论坛里很多人的老板的老板甚至直系老板都有关系。如果老板是原联通的,那么整个省里面联通的都爽了,如果是原网通的,呵呵,那么网通的自然。。。 现在电网很红火,那是赶上想分拆的时候遭遇了电力短缺、冰灾、美国大停电等事件(NND,冰灾的时候明显体现的是通信业的三家重复建设对于通信的保障作用,非得被人家电网说成得一家来做才能保障用电安全),现在又赶上换届,再加上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如果有一天,国网的领导保不住外人对于电网的垂涎,最终被拆分,那么电网行业就会重演电信业走过的老路。别说啥电网不会被拆分,本地网不适合重复建设,这是胡扯,当年拆分电信的时候也这么说,连那么激进的阚凯力老师都说本地网得保留,是门槛。结果现在南方县城里面联通、移动的宽带铺的火热朝天。大家的工资也降得本冷到底。 记住,上述事情跟你个人,跟你所在团队等无关,只跟你们公司、行业的几个人有关系。 2.个人前途发展 体制内的特性决定资源倾斜在上层,因此导致了领导的首要事情是取得他的领导的认可,这样才能要到更多的资源。这样自己才有前途。而非体制内,一个市场化的地方,领导要考虑的是如何激活员工的活力,让员工努力地为他从客户那获得资源。 这是体制内领导对待员工和他领导的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看似市场化的企业,如IBM等,大家为啥绕着领导转的原因,因为在这些企业,员工的作用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的老板能给你批下来什么样的折扣,这导致你这个单子能成还是不能成。 再举个例子,CMCC利润、收入年年增加,员工薪水月月降薪,王建宙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因为家奴影响不了他的升迁,友邦影响他的位置,于是我们看到卓望、12580等一个个洗钱工具的诞生,看到全国各地B类员工的离职率都开始持续上升。 国网的降薪搞了好几年了,员工不同意,有个P用,老大需要搞定的是他老大的意见。很可能某次突然降薪只是因为某人看到一篇新闻,随口跟国网老大提起了这事,国网老大就把这个P当作谕旨去执行了。 你在体制内的前途完全寄托在你的领导身上,而你的领导的前途也完全寄托在他的领导身上,你是凭借喝酒、干活、拍马屁、文体等哪项能上位,完全取决于你的领导的喜好。当然,现在领导选拔看能力的越来越多了。 3. 升迁 上一个可以解释你未来如何升迁。你的大部分工作,依靠的还是上面领导的支持,依靠的是上层的资源倾斜。今年能否完成指标,最重要的并不是下面员工的能力。CMCC的都知道,要想哪个业务大发展,列入今年的KPI指标就行了,12580不就靠这个吗。 而领导的喜好是不好琢磨的,再说,万一换个领导怎么办?当然,我们可喜地看到,注重业绩的领导越来越多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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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媒体呼吁推动户籍改革

2011-04-15 中国官方媒体近期刊登多篇文章,呼吁推动户籍改革,让城市里不同户籍的人能享受同样的福利。但有评论认为,目前中国户籍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官方的维稳政策和既得利益集团对自身利益的维护。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四刊登题为《先给户籍减减负》的文章说,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购车等多个领域的户籍差别待遇在中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户籍仍是许多外来人口融入城市道路上一座难以逾越的壁垒。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显得尤为迫切,改革的最终目的在于让不同户籍的公民,都能享受到同样的城市福利。 此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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