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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mang:读《易经》心得 – 临卦:管理技术要点

一、原文简介 (参考黄寿祺《周易译注》)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大意 : 临卦是居上视下,以尊临卑,莅临视察的象,例如君临天下。从卦象来看,临卦下卦是兑,是悦,上卦是坤,是顺,表示有德且和悦的上级,莅临温顺的下级,是阳 刚逐渐增长临近阴柔,象征领导的德(阳爻表示德)逐日壮大,能够以德临人,监视于下。同时临卦的九二爻刚中有应,是持中守正之象,所以如果能够依正道而 行,必大吉大利,亨通顺利。 依十二辟卦之说,临卦为十二月卦,这时阳气方长,但是到仲秋的八月(即观卦的八月),则会肃杀之气渐盛,阳气渐衰,将有凶险。古人因此在刚刚开始繁盛起步之时,就告诫要防微杜渐,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不要耽于安乐而不知祸乱将至。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十二辟卦,也即十二消息卦的常识: 在一个卦体中,凡阳爻去而阴爻来称为“消”;阴爻去而阳爻来称“息”。“十二消息卦”就是由“乾”、“坤”二卦各爻的“消”“息”变化而来的。 用 十二个卦配十二个月,每一卦为一月之主,即十二月卦。这十二卦是:复、临、泰、大壮、夬、乾、姤、 遯、否、观、剥、坤。配以地支排序之月份,就是复主十一(子)月,临主十二(丑)月,泰主正(寅)月,大壮主二(卯)月,夬主三(辰)月,乾主四(巳) 月,姤主五(午)月,遯主六(未)月,否主七(申)月,观主八(酉)月,剥主九(戌)月,坤主十(亥)月。 这十二卦中,阳爻递生的六个 卦,是从子月复卦到巳月乾卦,阳爻从初爻的位置逐次上升:复卦初爻为阳爻,临卦是初、二爻为阳爻,泰卦是初、二、三爻为阳爻,大壮卦是初、二、三、四爻皆 阳爻,夬卦是初、二、三、四、五爻皆阳爻,而乾卦则全为阳爻。在从复至乾这六个卦象中阳爻逐次增长,阳爻逐渐增加,从下往上增长,阴爻逐渐减少,表示阳气 逐渐增强,阴气逐渐减弱,为阳息阴消过程。故称为“息卦” ,“息”即为生长之意。 从午月姤卦到亥月坤卦,阴爻逐序上升,阳爻依序递减,从乾卦到到姤卦,初爻为阴爻所取代,从姤卦、遯卦、否卦、观卦、剥卦、以至坤卦。从姤至坤这六个卦象中,阴爻逐渐增加,从下往上增长,阳爻逐渐减少,表示阴气逐渐增强,阳气逐渐减弱,为阴息阳消过程。故称为“消卦”。 在十二辟卦中,子月为复卦,为一阳来复之像(初爻为阳爻),表示冬至过后阳气初生;而午月为夏至过后,阳气盛极而转衰、阴气初生(初爻为阴爻)。寅月阴阳调和(三阳爻、三阴爻)故初春为“三阳开泰”。 ) 传统解释: “临”的意思是以上临下、以尊临卑、以君临民,换句话说就是统御民众,成语“君临天下”就是这个意思。 在除弊治乱完成以后,就面临着如何统御民众的问题,所以在蛊卦之后就是临卦。 君临天下,为众人之长,当然是极为亨通的;但是有附加条件,也要为尊为长者坚持正道,以德临人,才为有利。所以卦辞说“元亨,利贞”。 从卦象看,临卦初九,九二二阳爻不断增长,是阳道逐渐旺盛,逐步逼近于阴柔之地,是一种临近之象,所以称为“临”。同时下卦兑以悦感人,有以德临人之象;上卦坤柔顺顺从,必然安分守己,听从指挥,所以万事莫不顺利亨通,必然吉利。 春生、夏长、秋杀、冬藏,这是自然现象。八月由于阳衰阴胜,开始有肃杀之气摧残生机,所以草木凋零。所以《礼记·月令》说:仲秋之月(八月)“是月也,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所以在这里八月是是肃杀之气,苛虐之道的象征。 卦辞“利贞”强调临下以正道有利。而卦辞“八月有凶”是警告临下以苛虐必凶。 临卦六爻,四个阴爻在上,两个阳爻在下。在取象上,四个阴爻取以上临下之义;两个阳爻则不同,取以刚临柔之义。阳刚为主导,阴柔为附从,仍然是统御民众的象征。初九、九二这两个阳爻处在“刚浸而长”的主导地位,四个阴爻则处于“悦而顺”的从属地位。 所以统御民众的总原则是:正道而行、以德临人。如果以威压人、以暴虐民,民众口服而心不服,非长治久安之道。实际这是一切管理的基本原则。 这一卦的要旨是警告。古代人总是在事情刚刚开始繁盛时就警告要考虑衰落情况,这样就可以防止过度自满,目的是图长保兴旺局面。如果在出现衰败后再来警告,就于事无补,悔之晚矣。这与《黄帝内经》不能临斗铸锥的道理一样。 从中国历史来看,从来没有过久而不乱的情况,往往衰败的诱因都是起于辉煌时刻,因为这时必然安于享乐导致骄奢,骄奢必然导致刚纪坏,纲纪坏必然祸乱生。所以如果辉煌鼎盛时期不能防微杜渐,早做预防,必然是骄奢淫逸,不知乱之将至。 其实中国人做任何事情的原则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小心谨慎,防微杜渐,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 《彖》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大意 : 《彖传》说:从卦象来看,临卦是阳刚之气渐渐增长,逐渐临近阴柔之地。临卦下卦是兑,是悦,上卦是坤,是顺,象征上级和颜悦色,以德临人(阳是德的象), 而下级顺逊顺从。同时九二爻有刚中之德,且六五应之,这样其他阴爻就无不应,和谐一团。在这种上下通畅,和谐恭顺情况下,临人、临事、临天下,莫不大为亨 通而合于正道,合于大自然运行的规律。 阴阳消长为天道规律,所以临道必然盛极必穷。依十二辟卦图说,临卦为十二月卦,自六三爻八变而至观 卦,是为八月卦,临卦是初九,九二二阳爻长于下,观卦是九五,上九二阳剥于上,所以到八月后则阴长阳消,凶险将至至,为时不久。古代人以此为象,警告我们 任何事情都必须在繁盛兴旺刚开始时就要预防盛极而衰,只有这样防患于未然,才能永保兴旺。如果是衰落已经开始,再来努力,将难以挽救。 传统解释: 临卦的卦象是在四个阴爻的下面生出两个阳爻,象征着阳气已生、逐渐增长。临卦下为兑、为悦,上为坤、为顺,象征着在阳生之时,万物都欣欣向荣,生机勃勃,顺从天时而生长。这一切都说明阳道亨通、人心和附、上下志同的局面已形成。 在春天阳气增长之时,已经想到秋季阳气衰减的可能。这是基于对阴阳消长规律的透彻了解的理性观照,处盛而知衰,居安而思危,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盛衰相倚。物忌大盛,所以盛时虑其衰,长时知其消。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大意 :《象传》说:临卦下卦是兑,是泽,上卦是坤,是地,是泽上有地之象。泽上有地,泽卑地高,具有居高临下之意,同时泽上有地,地大容泽,泽满止于地,有坤德驯顺广大之象。 君子观察临卦泽卑地高,居高临下之象,感悟到亲临于百姓之时,应竭心尽力,施行教导,以启发民智,移风易俗;而体会地大容泽,坤德宽厚之意,则应以此宽厚的美德,容纳百姓,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无不尽心尽力。 传统解释: 临卦上为坤、为地,下为兑、为泽。地高而泽卑,是以上临下之象,象征领导者统御民众。 君子观此卦象,应该想到,不仅要教民,还要思民,要恩德如泽,其深无穷;不仅要保民,还要容民,要度量如地,其大无疆。这才是统御之道。 从卦象看,泽上有地,是物的相临与包容。土象征领导者,水象征民众。土在水上,以上临下,但是土和水总是互相浸润而亲密无间的。领导者也应该以德亲民。如果处置不当,激起怒涛,就有冲垮土岸的危险了。 黄寿祺先生说:大象传所发“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之义,显现居上位者,治人同时重视教育,印证古代教育与政治关系之密切。 初九,咸临,贞吉。 大意 :初九阳刚得正,上应[**]柔正,就像下位者能以正道感应于尊者,为尊者所信任,并以感化的方法统御民众。但是初九处临卦之初,居位卑下,尚未得到重用,所以应该谨守正道,不急不躁,不偏不倚,就能获吉祥。 《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大意 :《象传》说:[**]因为能谨守正道,所以能以正道感应于尊者,而为尊者所信任,并以感化的方法统御民众,而获吉祥。 传统解释: 咸是感应,感动的意思。 临卦是阳长之时,感动于阴的象。[**]履正位,初九以阳刚之才,应于[**],[**]因此被初九的中正感动,所以以刚感顺,而人心说从,志行其正,以此临物,是求中持正,所以获吉祥。 同时[**]近君之位,初九阳刚得正,与[**]感应,是以正道为当位者所信任,而得行其志,获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所以吉也。 黄寿祺先生说:上能感下,下则应上。初九处位虽卑,其德已足以临人、临事,但处临之始,尽管见信于上,尚不宜大用,故须谨守贞正,可获吉祥。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大意 :九二阳刚得中,上应六五柔中之君,犹如在下者能以盛美中德,感应于尊者,而获尊者重用,秉刚中之才以临事、临人,则其志可行,所以可获吉祥,若将有所作为,亦无所不利。 《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大意 :《象传》说:九二有刚中之德,不委顺于天命安排,能处事得中而趋吉避凶,所以能感应于尊者而获得重用,以此临事、临人,可获吉祥而无所不利。 传统解释: 九二是阳气发育,阳长而渐盛,以刚德之长而又得中,阴阳相应,以至诚感动于六五中顺之君以临下之象。阳刚柔顺,所以能够得六五之君信任,所以得行其志,以此临人、临事则大吉而且无不利。 九二是以阳爻居阴位,六五则以阴爻居阳位,两者位皆失正,造成九二与六五相应关系中的不协调,所以九二在繁盛兴旺时既不委顺于命,虽至八月有凶,也必有转祸为福,以人胜天之道。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大意 :六三居临卦下卦兑之上,是阴柔失正而且不中,就像一失德之人,只能以甜言佞色,悦以临人,所以无可获利。但是如果六三能够自知居位不中正,施为不合正道,心存忧惧而能及时改过,则可无咎害。 《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大意 :《象传》说:六三因为其居位不中正,施为不合正道,所以会以甜言佞色,悦以临人。但是如果能心存忧惧,且及时改过,则其虽有咎害,亦不会长久如此。 传统解释: 甘,佞邪悦媚,不正之道。 六 三居下卦之上,是临人之象。六三阴居阳位,且居悦体,不中不正,上无正应,下乘二阳,“位不当也”,所以其心术不正,所以是甘悦临人之象。所以以言辞之 甘,骗取民众的支持,这叫做“甘临”。屡次自食其言,必然丧失威信,招来怨恨,当然百无一利。六三又在兑之上,为悦之极,故一味以甘言欺骗的手段取悦民 众。 而六三又乘二阳之上,阳方长而上进,所以不安于欺骗临人,所以知道甘言惑众的危惧,而且担忧骗术不可能长久生效,必有技穷之时。所以 如果能知危而忧,改弦易辙,持谦守正,至诚以自处,还是可以挽回影响的。所以爻辞提醒说:“既忧之,无咎。”这正是甘过则苦必至,喜过则忧必生,知盛大之 不可恃,恐凶咎之有时来,不敢纵恣,故无咎。这就是死于安乐、生于忧患之意。人有忧而不知忧者,凶;有忧而深忧之者,吉。 黄寿祺先生说:众不可欺,临不可甘。六三以甘临人,正是哗众取宠之象。爻辞又设“忧之”之诫,则体现周易作者之劝勉意味。 [**],至临,无咎。 大意 :[**]居上卦坤的初位,阴柔得正,上比六五,下应初九,有上能近君,下得贤臣之象,所以能以厚实柔顺之德临人,所以无咎害。(至临,以厚实柔顺之德临人。至,至诚之德,即坤德) 《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大意 :《象传》说:[**]因居位正当,施为合乎正道,所以能以厚实柔顺之德临人,所以无所咎害。 传统解释: [**]居于上卦之下,切近下体,正是“地”与“泽”的接触之处,故能亲近于所临之民。同时[**]以阴居阴而得正,象征领导者温和虚心地亲近群众。这些都是[**]“位当”之处。 同时[**]下应刚阳的初九,又处近君之位,是守正而任贤,以亲临于下之象,所以无咎。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大意 :六五居尊处中,下应九二刚中之才,犹如任用刚健的大臣辅政以君临天下。正见其聪慧明智,知人善任,以临视其臣民,有英明国君之风范,所以可获吉祥。(知临,能聪慧明智以临视臣民。知,通智)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大意 :《象传》说:六五因为有知人善任之明,行为合乎中道,所以能任用刚健大臣辅政以君临天下,有英明国君的风范。 传统解释: 从 卦象看,六五处于尊位,柔顺得中,下与刚中的九二阴阳取应,是能够中道而行,善于虚心任用刚健能为的大臣之象。所以六五知九二之贤而任之,有知人之明而临 人。所以是君王不自用其聪明,故能兼天下之聪明。辟门明目,好问察言,舜所以为大智。《尚书》说:“自用则小”。六五不自用,所以为大,以阴而用阳,阳为 其所有,与大有之象同。 其实以君王一人之身,君临天下之广,哪里可能周见万事?所以真正聪明睿智的大君都有自知之明,统御之术是“智临”,所以能用天下之圣贤,而不事必躬亲,而得天下。这才是可以得“吉”的“大君之宜”。 黄寿祺先生说:中庸曰:“唯天下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此义既合本爻“知临”之大旨,又与象辞“行中”之义相切合。 上六,敦临,吉,无咎。 大意 :上六阴柔得正,处临卦上卦坤的极处,有柔顺敦厚之象,就像那种能够以敦厚仁慈待人接物的人,所以可获吉祥。这时就算做什么事情也没什么危险。 《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大意:《象传》说:上六虽处上卦之极,但是高处虚位,其内心只在意下卦的初九,九二二阳代表的国内之百姓,只关心国家是否长治久安,所以能够敦厚仁慈待人接物。 传统解释: 居 于极位者,获得了绝对的权势,易于刚愎自用,以暴政虐民,其恶果是祸不旋踵的。所以本爻强调位居最上者必须心存厚道以临民,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卦辞所警告的 “至于八月有凶”。值得注意的是,“敦临”与“甘临”有本质上的不同。“甘临”是口头上虚伪的花言巧语,那是骗不了民众的;“敦临”是内心中真诚的敦厚仁 惠,是“志在内也。” 而上六以阴柔之质处上,是能够以敦厚临下的。再说,上六处于本卦上体坤之极,天高地厚,上六恰好具有君子敦厚之象。 同时上六处于上卦坤的极处,也就是顺之至处,所以会尊而应卑,高而从下,尊贤取善,所以上六敦厚之至,所以说”敦临“。卦辞“志在内”就是指上六相应于初九和九二,上六初九、九二虽非正应,但是阴有求于阳,上六又是至顺,顺阳刚且敦厚,所以上六大吉且无凶。 黄寿祺先生说:卦辞中“至于八月有凶”,乃诫临之盛极必危。上六处临之极,其性柔和,其德敦厚,故能临物有道,免凶而获吉。 小结 : 临卦是统御之术。从卦象看,临卦下卦是兑,是悦,上卦是坤,是顺,九二与六五正应,所以有悦而顺,刚中而应之象,所以象征是阳盛刚刚开始生长,群阴顺而相 应,两不相伤。所以四阴爻两个吉利,两个无凶险。初九、九二实行感化(咸临),[**]亲临下层(至临),六五知人善任(知临),上六敦厚待人(敦临), 皆获“吉”而“无咎”;只有六三以虚假的甘言诳众(甘临),因而“无攸利”。 黄寿祺先生说:临卦意旨有两项导引:一、临人除必须依其地位、 条件之不同而施行外,还要求在下者当以刚美感应于上;居上者当以柔美施惠于下,此与书曰,“沉潜刚克,高明柔克”,义相通也。二、临人之时,只要善居其 位,居仁由义以行正,必将多吉,故诸爻均不言凶。即六三之无攸利,若能知惧改过,亦获无咎。 二、牵强附会—-王莽的理想主义实践 这一卦不举王莽为例,实在说不过去。因为王莽犯了临卦的全部错误。 我认为王莽是目前所谓清醒派,道德派,普世派,理想派等等各色口水党们的老祖宗。只是因为王莽失败得太惨,口水党们羞于认祖归宗。 这里我认为口水党的特色是或者君子动口不动手;或者想了等于说了,说了等于做了,做了等于做成功;或者是光说不练假把式。 其 实王莽比上述口水党还是要高明许多的,因为他至少把自己的意淫实践了,只是失败而已。其实口水党们不是常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只要努力就是伟大的吗? (当然我是不赞成的,我的观点是没成功就没英雄)但是为什么口水党们目前普遍不认祖归宗呢?看来口水党真的是人如其名,连这点小事情也是口是心非的。 1、王莽干过什么 (1)、 土改 政 策要点:田地国有,私人不得买卖。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不得过一井(即九百亩)。男丁八口以上之家无明文,以“八丁一井”的标准类推,有爵位食赏田的当不 在此限。占田超过标准的人,分余田与宗族乡邻。无田的人,政府与田;其他情况依一夫—妇田百亩的办法。有田不足此数的由政府补足。(但是实际当时全国并无 足够的耕地支持这种改革,同时西汉地产党又强烈对抗,结果很快就望星空了) (2)、 人民当家做主 政策要点:现有的奴婢,不得买卖(但没有解放)。买卖自由人为奴婢,虽没有提及,但也在禁止之列。现有的奴婢的子孙是否仍听其承袭为奴婢,亦没有明文。(实际是当时绝大多数奴婢并无其他生活出路,不准买卖,就是堵死他们活路,结果也是闹剧) (3)、国进民退 政策要点:武帝时国家已实行盐铁和酒的专卖,其后酒的专卖废于昭帝时;盐铁的专卖,宣帝时废而旋复。王莽除恢复酒的专卖外,更推广国家独占的范围及于铜冶和名山大泽的资源的开采,同时厉禁人民私自铸钱。(结果反而导致利益集团大占国家便宜,不了了之) 关于这一项立法的用意,王莽曾有诏说道: 夫 盐,食肴之将(将帅);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仰以给赡;钱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 也;—-此六者非編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干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要挟)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谓由国家经营)之。 (4)、金融改革 政策要点:人民因祭祀或丧事所需,得向政府借款,不取利息;还款期限,祭祀十日,丧事三月。人民因经营生业,得向政府借款,每年纳息不过纯净赢利的十分之一。(结果是给官吏欺诈勒索老百姓颁发执照,最后造反了事)王莽是国家放款的创始人。 (5)、贸易改革 政 策要点:五谷布帛丝绵等类日常需用之物,遇滞销时,由政府照本收买。政府在各地算出这类货物每季的平均价格(各地不必同)。若货物的市价超过平均价,则政 府照平均价出卖,若低过平均价,则听人民自相买卖。这制度虽然与武帝所行的平准法有点相似,但用意则极不相同,武帝目的在政府赢利,王莽则在维持一定的物 价水准,便利消费者而防止商人的囤积居奇。(看看现在囤集居奇的就知道这种打击是笑话)王莽是国营“平价”贸易的创始人。 (6)、土地税 政策要点:不耕的田和城郭中不种植的空地皆有税。(只能说梦想在飞,因为没有可行手段征收,或者征收的税尚不能覆盖征税成本)王莽是荒弃土地税的创始人。 (7)、所得税 政 策要点:对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牧畜,巫医卜祝,旅店经营以至妇女之养蚕,纺织和缝补〉。取纯利十一分之一,叫做“贡”,政府收人的贡即为放款与人民的本 钱。贡税与现代所得税的异点在前者没有累进的差别,亦没有免征的界限。(只是对普通老百姓的敲骨吸髓而已)王莽是所得税的创始人。 (8)、打击无业游民 政策要点:处理无业游民的新法。无业的人每丁每年须缴纳布帛一匹,不能缴纳的由县官征服劳役,并供给其衣食。(这与收容有何区别)王莽是收容审查的创始人。 综上所述,王莽老大的一生是与西汉地产党斗智斗勇的一生,也是不断从失败走向失败的一生,直到被一个商人割掉脑袋。 2、王莽为什么要这么干 西 汉末年,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土地兼并日益猖獗,高官权贵凭借其权势和雄厚的资本,肆意侵吞土地(例如如 元帝时曾出任丞相的匡衡,竟隐瞒侵占封田多达四百倾)。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 王莽认为 贫富不均已经发展到了极端,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他在诏书中说:“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巿,与牛马同栏,制 于民臣,专断其命(吏民得擅杀奴婢)。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谬于“天地之性人为贵”(语出《孝经》)之义。……汉氏减轻田 祖,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賦,疲窿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 邪;贫者食不糟糠,穷而为奸。” 所以他认为只有改革土地所有制,才能长治久安。根据儒家学说,上古时代,之所以人人富足,是因为土地均等。因此,王莽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因此必须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治国安天下。 3、王莽的失败原因 (1)、人口问题 中科院系统所的韩京清老师(中国人口控制论的创立者之一)在1987年研究中国人口容量时,得到一个结论:人口容量客观存在,超过人口容量,必将产生严重社会问题=王朝瓦解或严重动乱。 中 国历史上,在秦汉之际,由于耕作技术、农田水利和土地面积,最大人口容量不应该超过5000万。。。。。。。到现代,我们人口容量不应该超过12亿,超过 只有三种结果:一是出口劳动力换取生存之源(例如血汗工厂便是一种);二是海外当长工或当地主(国土开发队概念);三是动乱。 根据韩京清的理论,王莽时代的大骚乱,的确可以如此解释。随着生殖力的急速增加,西汉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经不及西汉初百姓的五分之一,而粮食亩产又几乎没有什么提升。王莽解决了精神文明,但最终无法解决生殖力增加所带来的巨大的生存问题:吃饭。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最先反对王莽的都是农民。王莽满足了知识分子们的虚荣,却满足不了草民们的肚皮。生殖力过于旺盛所带来的流民问题,在王莽之前,已经困扰了汉帝国近百年。这不是王莽和他那个时代能够和平解决的问题,除非他们能够发明杂交水稻。 (同 样的道理,当东汉人口再次接近6000万这个极限时,一场大规模的农民骚乱再次爆发。明清两代对江南的充分开发,以及番薯、玉米等新农作物的引进,人口容 量提升到接近4亿(道光年间数据)。但更多的时候,历史往往等不及这个上限的到来就选择了提前洗牌,譬如秦、隋两代。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劳动力 与生产力之间往往是成正比的。同样的一亩耕地,两个劳动力耕作,显然要比一个劳动力耕作产出更高。所以,国家对劳动力的大规模征用,实际上等同于在变相地 压低生产力上限。吃租赋的人口大量增加,又等于变相提高了生殖力。此消彼长的结果,是秦、隋两代的生产力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迅速跌至4000万。随后就是 大量流民的涌现,导致武装暴动和王朝的短命而亡。) (2)、没有人和 王莽的失败是由于改革触动了利益集团(地产党和金融党)的利益,使他们牢牢抱在一起集体发难,导致政令不出未央宫,而且下面不作为或乱作为,不但行政处于瘫痪状态,还故意激化社会矛盾。 例如“王田私属”的诏令公布后,遭到了占人口10%的贵族、官僚和地主们的强烈反对,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新法的实行(以目前廉租房,安居房之类受到地产党抵抗激烈程度可以想象)。 同时因为“井田圣法”在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强烈反对下没有得到实行,没有土地的农民不仅没能得到政策许诺的土地,反倒是政策将农民禁锢在“王田”(有的原有私田也被变为王田)里当牛做马,获利更少且毫无自由,导致占人口80%的广大农民也对此政策不满。 在利益集团的抵抗下下,公元12年,井田制(王田制)寿终正寝,“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向大土地所有者投降妥协,依旧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王莽试图解决土地兼并的改制就完全失败了。 (3)、性格能力缺陷 做过王莽的“典乐大夫”的桓潭在所著《新论》里曾以汉高帝与王莽比较,指出王莽失败的原因,非常到位: “维 王翁(即莽)之过绝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饰非夺是,辨能穷洁说士 ,威则震惧群下,又数阴中不快已者。 故群臣莫能抗答其论,莫敢干犯匡谏。卒以致亡败。其不知大体之祸也。夫(知)帝王之大体者,则高帝是已。高帝曰:张良、萧何、韩信,此三子者,皆人杰也。 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体之效也。王翁始秉国政,自以通明贤圣,而谓群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举措兴事,辄欲自信任,不肯与诸明习者通,……稀获其 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体者也。高帝怀大智略,能自揆度群臣。制事定法,常谓曰:卑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为之。宪度内疏,政合于时。故民臣乐悦,为 世所思。此知大体者也。王翁嘉慕前圣之治,……欲事事效古而不知…… 已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此不知大体者也。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窥視其国相,及诸将卒左右用事者。乃曰:此皆不如吾萧何、曹参、韩信、樊哙 等,亦易与耳。遂往击破之,此知大体者也。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后东击青徐众郡,赤眉之徒,皆不择良将,但以世姓及信谨文吏,或遣亲属子孙素所爱好,或无 权智将帅之用。猥使据军持众,当赴$强敌。是以军合则損,士众散走。……(此)不知大体者也。” 简单来说,就是说王莽是 想了=做了=做好=成功 的口水党,缺乏把自己想法执行的能力,也缺乏判断设想是否可行的能力。例如: 王莽对于立法的效力有很深的信仰,他认为“制定天下自平”。 按《汉书》记载,王莽自即位以来,日夜和公卿大臣们引经据典地商讨理想的制度,议论连年不休。 王莽所用的大臣,多是迂腐的经学家。朝廷上讨论大政方针,处理军国大事时,无论皇帝还是大臣,只会引用儒家经典语录,来判断是非曲直,根本不从实际出发进行决策。 同 时王莽疑忌臣下,集权揽事,臣下只有唯喏敷衍,以求免咎。他虽然忙到每每通宵不眠,经常的行政事务,如官吏的遴选,讼狱的判决等却没有受到充分的理会。有 些县甚至几年没有县长, 缺职一直被兼代着,地方官吏之多不得人。更兼他派往各地的镇守将军,“绣衣执法”,以及络绎于道的种种巡察督劝的使者又多是贪残之辈,与地方官吏相缘为 奸。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即使利民的良法,也很容易变成病民。何况像贡税和荒地税本属苛细,国家专利的事业禁民私营。像铸钱和锎冶,犯者邻里连坐,这又给奸 吏以虐民的机会。 4、顺便说一下,王莽的表演天赋也是其他影帝望尘莫及的 王莽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效法孔子,事事处处学习周公,把周公视为政治的楷模,为了表演或上位收买人心,行了不少的惠政和善政,举其要者如下。 (1)、爱护部下 大封宗室和功臣的后裔。前后不下二百人。他令官吏自“比二千石”以上,年老退休的,终身食原俸三分之一。 (2)、爱护人民 值凶年,他献田三十顷,钱百万,以与贫民,同僚仿行的二百三十人。他在长安城中起了五条街,房屋二百所,给贫民居住。他立法,妇女非身自犯法,不受株连;男子八十以上七岁以下,非家犯大逆不道,被诏名捕,不得拘系。他赐天下鳏寡孤独及高年人以布帛。 (3)、大办教育 他 在郡(王国同)、县(侯国同)、乡聚(较乡为小)皆设公立学校;在郡的称“学”,在县的称”校”,每所置经师一人;在乡的称“庠”,在聚的称“序”,每所 置《孝经》师一人。(《孝经》是战国末出现的一部劝孝的书,托为孔子和弟子对话的记录。)他扩充太学,增加博士人数至每经五人;于《五经》之外又添立《乐 经》;学生增加至万余人,又给太学建筑宏伟的校舍,其中学生宿舍就有万多间。他征求全国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乐律、文字训诂、医药、方技、和以 《五经》、《论语》、《孝经》、《尔雅》(秦汉间出现的讲训诂的书)教授的人,由地方官以优礼遗送到京;前后应征的凡数千人,皆令在殿庭上记述所学。 (4)、道德楷模 按照史书记载,王莽师事沛郡陈参学习《礼经》,勤劳好学,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孝顺。例如官居大司马的伯父王凤生病时,王莽亲自煎药尝汤,守在榻前数月,不眠不休,比王凤的儿子还孝顺。是当时的道德楷模,声名远播。 (5)、清廉俭朴 王莽把俸禄转给二万八千人作为封赏,使大家都歌颂王莽的恩德。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百官公卿来探望他的母亲,见到王莽的夫人穿着十分简陋,还以为是他家的奴仆。 (6)、大义灭亲,公而忘私 王莽原有四子,儿子王获杀死了家奴,王莽逼子自杀偿命,长子王宇因吕宽案助卫氏,也被王莽逼迫自杀。后来又一个儿子因谋杀他,为他迫令自杀。 当 时讴歌和拥戴王莽的人数以上万。例如当平帝选后,王莽拒绝把女儿参加候选时,就每日有千余人,包括平民、学生和官吏,守阙上书,“愿得公女为天下母”,结 果他的女儿不待候选便直接做了皇后。当皇后正位后,群臣请求给他“大赏”时, 就有八千多人上书附和。当他拒绝接受赏田时,就先后有吏民四七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朝廷,声言对他“亟宜加赏”。 王莽还处处以周公为 榜样,朝野也以周公看待他。传说周公辅政时,有南方远夷越裳氏来献白雉,为周公功德及远的表征;是时也有益州塞外(今越南境)蛮夷,自称越裳氏,来献白雉 和黑雉,其后四夷声言因慕义而来朝贡的络绎不断。周公“托号于周”,所以朝廷的公论要给王莽以安汉公的称号。周公位居总领百僚的太宰,所以朝廷的公论要为 他特设“宰衡”一职,位在诸侯王之上(宰衡是兼采太宰和阿衡之号,商汤大臣伊尹,号阿衡,曾辅汤孙太甲)。周公的七个儿子都封为诸侯,所以朝廷的公论要把 他的儿子都封侯。最后,传说周公当成王幼小时,曾暂时替代他做天子,谓之“居摄”,于是就有一位侯爵的宗室上书,说“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亊, 如周公”。这件想象的史事正要开始重演时,平帝病死,又是绝后。是月就有人奏称,武功县长洶井,得白石,上有丹漆写的文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却 经问卜和看相之后,选了一个最吉的两岁的宗室子嬰,做平帝的后嗣,同时他受同僚的推戴和太皇太后勉强下的诏令,实行“居摄”,他令臣民称他为“摄皇帝”他 祭祀及朝见太皇太后时,自称“假皇帝”(假有代理之意,非言伪)。 这些炉火纯青的表演,历史上也没有几个人有这种功力和耐心做得到。 5、后来人对王莽评价 (1)、胡适对王莽的评价: “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是好的” “他 (王莽)相信自己的确有上天的恩赐,有特别的责任,也有特别的权力:责任就是改革天下,权力就是做皇帝。当时改革也有特别的契机:汉朝时没有人觉得某个王 朝应该永远存在,当政者腐败,就应该有新的王朝起来。他秉持着这样的信仰;而他的书读得很多,认为社会应有一定的公理和正义,同时必须要在自己的手里完 成。但他的失败则来自他以为发个命令出去,事情就做到了,名字改一改,就以为实质也改了—-这就是读书人的通病。” (2)、毛主席评价王莽 “王 莽认为,土地兼并起于“废井田”,造成贫苦农民下无寸土,甚至无立锥之地。他认为,只有恢复井田制、解决土地问题,才能使贫者有其田,人人有田耕、有屋 住,才能均贫富。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确实是想解决中国数千年‘患寡不患均’的问题,这在中国历代君主中确属罕见。然而,这在当时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 社会里,这种大同思想充其量只不过是空想而已。”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 综上所述,实际上王莽是一个为实现自己意淫而拼死奋斗的君王,是一个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的意淫分子。 安息吧,王莽老大,你的理想主义意淫事业现在不但后继有人,而且正在发扬光大,口水党已经把你的 想了=说了=做了=做好=成功 的秘籍传播到美利坚,传播到了全世界了,你可以含笑九泉了。 相关日志 2011/04/12 — wxmang:读《易经》心得 – 蛊卦:如何拨乱反正,拯弊治乱 (0) 2011/04/08 — wxmang:读《易经》心得 – 随卦:如何当个好老大 (0) 2011/04/05 — wxmang:读《易经》心得 – 豫卦:循天理,顺人心,而得和谐 (0) 2011/04/02 — wxmang:读《易经》笔记 – 坤卦:臣道 (0) 2011/04/02 — wxmang:读《易经》心得 – 屯卦:创业的故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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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刘瑜:那些老人有什么资格埋怨韩寒?【完整版】

第一部分 谈网络:互联网给中国改革打开一个缝隙     问:你是研究政治学的,在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中,利益群体的博弈和意见表达应该是非常重要的,2010年有一个很受关注的现象就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发力,你怎么看?     刘瑜:我觉得微博象是我们的一个信息绿洲,是好事。中国的转型与以往转型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有了网络的力量。也许历史、文化的包袱使得中国的转型比较艰难,但互联网的出现,给社会变革打开一个缝隙。     有人说,权力和资本也在利用网络,引导舆论。确实是这样,但相比传统媒体的传播形式而言,网络的自由程度是最大的。如果说传统的传播形式中,权力和资本可以利用90%,民间社会只能利用10%,而在互联网的利用上,这个比例可能是60%对40%,虽然民间社会的声音也许还是小,但是已经比传统媒体要大得多。这肯定是一种进步。     从推动一些重大事件的发展来看,互联网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常有事情都是先从互联网上爆发出来,然后传统的媒体再跟上,传统媒体已经非常被动。如果说以前一些传统媒体可以不思进取,现在因为网络的压力,已经不得不去进步了。     问:有学者说,大家都在称赞互联网精神是“围观改变中国”,但作为传统媒体人,应该为此感到惭愧。     刘瑜:很多时候传统媒体也是没办法,网民可以打游击战,传统媒体只能打阵地战。     问:媒体有时候也会感到无力,社会上同样的问题会重复发生,一些状况总是得不到改变。     刘瑜:我觉得是否无力取决于你怎么比,取决于你的预期有多高,如果你总是希望一夜之间很多事情都能够快速地改变,你可能会失望;如果你觉得点滴进步也是进步,无力感会少一点。     问:有些改革会面对很难突破的壁垒,改不动怎么办?     刘瑜:如果看其它国家转型的历史,会发现制度都是有缝隙的,比如互联网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缝隙。拆迁条例能够修改,很大程度上跟媒体的呐喊是有关系的。还有当年的孙志刚事件,也是这样。     就算没有直接的政治行动,闷声发财挣钱、积累民间财富、读书思考、搞慈善公益、提高教育水平、发展媒体,这些事情,其实都会有深远的政治后果,一时一地也许不能显现,但是时间长了就能看出来。无论看中国还是国外的民意调查数据,你都会发现,人的政治观念是随着社会财富增长、教育水平、社会结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点上中国不是例外。     体制内的改革者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任何一个和平的变革,肯定都是体制内的温和派和体制外的温和派共同努力的结果。      第二部分 谈拆迁条例:集权有决策效率,没有执行效率     问:拆迁条例修改是2010年最受关注的法治事件,你怎么看这个历时一年多、两次公开征求民意的过程?     刘瑜:拆迁引发了那么多的冲突和悲剧,最主要是缺乏协商的机制,在土地用途规划和拍卖上,没有一个涉及老百姓利益时的公平讨论机制,往往是决策者关起门把决定做出来,然后压给当地老百姓,当然会引起冲突。     问:有官员认为中国要大力推进城市化就必须要有效率。     刘瑜:集权是有效率,但它是决策时有效率,不一定是执行时有效率。决策时关起门,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执行的时候,抗议、上访、自焚都出来了,这个叫有效率吗?当然,你也可以强拆,“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但这是一种无视正义的效率。强奸还有效率呢,但那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效率吗?     问:你对拆迁条例的修改乐观吗?     刘瑜:去年年初的时候,就有记者问我拆迁问题会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我当时就说表示怀疑,因为拆迁这种事情和孙志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孙志刚案可能推动制度发生根本性改变,是因为这种改变不会触动什么利益集团,没有多少人是靠收容遣送发财升官的,所以可能出现一个双赢的结局。而拆迁不一样,拆迁条例的改革会触动很多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这件事改起来肯定难度要大很多。      第三部分 谈“李刚”:讽刺性文化的高涨并不奇怪     问: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也是2010年的一件大事,普通的交通事故掀起轩然大波,衍生出了“我爸是李刚”“恨爹不成刚”一系列新话语,为什么会这样?     刘瑜:是在用这些话语表达对特权的不满吧。而且现在的网络,有将一切悲剧娱乐化的倾向,娱乐至死的时代。     讽刺性文化的高涨并不奇怪,它往往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解压而流行起来。这个轨迹和其他国家并没有太大区别。苏联讽刺性文化最兴盛的时代不是斯大林时代,而是勃列日涅夫时代。     这个阶段,人们还特别容易听信谣言。没有别的抗争渠道,“我不听你的”,也成了一种弱者的武器。听信谣言,也成了用脚投票的一种方式。     问:大家对特权、不平等的不满,对于我们的转型和改革来说,是一种怎样的因素?     刘瑜:政治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不平等的因素怎么影响民主化转型。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越平等越有利于民主化。说白了,在不平等的情况下,有钱的人觉得民主化威胁他的财产安全,所以特别抵制,如果他们誓死不让步,就不容易实现民主。最典型的例子,比如韩国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经济是相对平等的,所以来自资产阶级的抵制是比较小的。     但是另外一派的观点是,越不平等可能越促进斗争,因为不平等,所以来自下层要求民主化的动力会非常大,比如拉美很多国家。     我看到一个最新的调查结论,也很有说服力,就是不平等对于民主化的影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准。比如经济发展到中部水平时,越不平等,越可能出现民主化;越是经济发展的特别发达,或者经济特别不发达的时候,不平等甚至对民主化有一个延迟的作用。     问:这个结论等于把人均GDP和不平等这两个因素都考虑了。     刘瑜:对,这个观点可以用来反思中国。中国现在的经济在一个中位的水平,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又很严重,这可能是一个促使中国转型的动力。      第四部分 谈教育改革:大学最大的问题还是学术自由     问:教育改革是2010年的热门话题,就在你任教的清华大学,曾发生过画家陈丹青辞职事件。你在国外读书、任教多年,怎么看教育问题?     刘瑜:我觉得大学最大的问题还是学术自由。我们对太多问题设置了标准答案,禁锢了大学生甚至老师们的思维。我在英国教书的时候,大学也好,教育部也好,不会告诉学生,关于这个或那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绝对不可以争论。比如关于苏格兰的问题,或者关于北爱尔兰的问题,我还专门问过学生,你同意不同意北爱尔兰或者苏格兰必须是英国的一部分,否则就一定要打过去?我问10个人,10个人都不同意,不但不同意,多数还觉得我的问题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我们这里太多问题有标准答案,这是最大的问题。总说高等教育要培养大师、培养通才,我觉得没有学术自由,不允许多元观念的自由碰撞和竞争,砸再多钱、办再多班也没用。所谓的大师不是自上而下培养出来的,而是给一个宽松的土壤,不同的观念相互竞争和滋养,在这个过程中最优秀的东西产生了。它不可能依靠钱或者行政力量拔苗助长出来。     再说我们的教育老是嚷着培养“大师”也很奇怪。我们的社会最需要的是“人”,人格健全、精神丰富、不卑不亢的人,在一个健全的“人”尚缺乏的时代,我们要培养“大师”干嘛呢?“大师”这个词里包含的偶像崇拜情结,本身就让我反感。     问:你现在回国做学问也会面临这些问题。     刘瑜: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尽量开拓自由的空间和氛围。     问:那学生呢?     刘瑜:其实现在孩子们可以在网上搜到很多“另类”的知识。最近网上流行一些哈佛、耶鲁教授的讲课视频,这个就是我上大学时候没有的。国外的书籍也大量被翻译过来,现在的孩子如果学不到东西,不能完全埋怨学校,也应该反思是不是自己不够好学。     问:但学生是需要引导的,尤其是当他还没有对知识产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和追求,很难主动学习。     刘瑜:这么说吧,如果想找到理由不去学习,永远都能找到。你看顾准,70年代的时候老婆不要他了,孩子都不认他了,政治上被耽误了一辈子,一身的病。但他有了一点点自由之后,带着两个馒头、一杯凉水去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这是什么精神?他要找不学习的理由,可以列出一千条来。     当然有时候妨碍人求知的,不一定是逆境,而是诱惑。现在让孩子们学习分心的诱惑太多了。而且,知识爆炸本身也是个问题,信息过滤的成本太高。有一本书可读的时候,大家都在读那本书,有1000本书可读的时候,大家反而不知道该读什么了。      第五部分 谈韩寒:那些老人没资格批评韩寒     问:怎么看80后,比如韩寒现象?     刘瑜:我觉得韩寒现象是很好的事。     九十年代末,甚至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自由主义者似乎总是“怪人”,是些稀奇古怪,没有多少市场的人。但近几年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中,出现了一批比较有人格魅力的人,比如像罗永浩、梁文道、韩寒这样的。尤其是韩寒,他很主流,很时尚,长的还帅,还会开赛车。年轻人就会觉得,原来关心公共事务、关心政治、热爱自由的人,不一定是神神叨叨、奇形怪状的人,原来追求正义也可以很酷。     至于好多人在那说,韩寒你有什么学问,你不够格对公共事务发言。我心想,恰恰是因为你们这些学者,你们这些更年长的人,你们这些读了更多书的人,没有尽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长者的责任,才让韩寒去发出你应该发出但没有发出的声音,你有什么资格埋怨人家学问不够深,读的书不够多?你们应该反省自己。     问:关于年轻人的问题,有人去农村做调查,发现那些有抗争精神的反而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轻人很漠然。比如说一个村子建一个什么厂,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年轻人觉得无所谓啊,有了就业机会,老人会说影响了未来发展。这是怎么回事?     刘瑜:一方面可能是老人们更有时间去表达,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那些老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不少政治运动和“集体活动”,那种经历至少培养了他们一种公共意识。这可能是和现在的80后、90后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们去哈尔滨居委会调查发现,愿意自愿充当居委会小组组长的全是老年人,他们还是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那种意识。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可能跟社会主义传统有一点关系。     问:这个状况到今天已经发生改变,很多人不会再自然地站在“为国家、为社会”的角度考虑问题,怎么办?     刘瑜:“为国家”和“为社会”是两个角度。我觉得很多中国人的公共意识,由于社会主义的传统,天然地就是“国家意识”,比如那些给居委会当积极分子的老人,他们是在为国家排忧解难。再比如那些给奥运会做志愿者的孩子们,那种公共意识,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意识”,为祖国的荣誉出力嘛。     但是另一种公共意识,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甚至在今天的中国更重要,就是“社会意识”和“民间意识”,为民间的弱势群体、弱势个体发出声音的公共意识。这种声音不是没有。比如我前两天和西部阳光农村教育基金的梁晓燕女士吃饭,她告诉我,有不少80后自愿者在给这个基金工作,跑到西部最穷的地方去帮助农村教育,这是一批理想主义的青年,这样的人也还是有。当然还不够多。不够多的原因,不能只怪年轻人自己,我们的制度对于民间自发组织力量的发展,还是有太多束缚。壹基金的艰难道路,就能说明问题。当然壹基金这个突破口打开了,也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第六部分 谈孔子像:政府在文化市场上应该保持中立     问:最近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删除《三字经》《弟子规》的一些内容,说不能不加选择的全文推荐给学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怎么看?     刘瑜:我觉得《三字经》推荐不推荐、推荐多少、怎么推荐,都不应该是政府的工作。老百姓愿意怎么读是他自己的事情。民间如果愿意复兴传统文化,比如恢复修族谱,复建各种庙会,都是正常的。从政府来说,在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应该尽量站在中立的位置上,不应该过于推动某一派思想的扩展什么的。     问:传统文化本身对于我们的转型是一种什么因素?     刘瑜:我对传统文化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恶。传统文化里有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比如其中强调集体高于个体的东西,其中对逻辑和科学精神的轻视,但是我相信传统对于基本道德传承和维系社会稳定的意义。表达一些基本人类伦理观的语言体系在中国和西方也许不一样,但是这些观念本身是相通的,我们讲“温文尔雅”,他们讲“绅士精神”,我们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讲“live and let live”, 基本内容是一样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只要政治权力不把传统文化作为统治工具,传统文化本身,我觉得很多要素可以是好东西。     问:你怎么看立孔子像的问题?     刘瑜: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反讽。首先是孔教和我们已有的意识形态有矛盾;其次是,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应该是文化多元化、思想多元化的时代,难道还要“独尊儒术”吗?还是前面我说的,我觉得政府在文化市场上应该是尽量保持中立的位置,没必要通过独尊某一派来鼓励一种圣王文化。     问:圣王文化?这个判断会不会过于简单?     刘瑜: 纵观中国从汉武帝以儒立国以来,实际上它就是在鼓励一种圣王文化。但看一个思想不要只去看它的文本,要看它的实践。你要看它的文本的话,里边有很多美伦美奂的东西,“民贵君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内圣外王”云云,说得很漂亮,但实际上怎么回事呢?纸上都是规则,实际上都是“潜规则”。到底哪个是儒教真面目呢?     问:这个东西本身对于我们转型起什么作用?     刘瑜:我觉得从转型来说,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可能是一个不利条件。其中的权威崇拜观念、等级观念、集体高于个体观念,对转型都可能有不利影响。但象前面说的,传统文化里也有一些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这些东西不但没有必要否定,而且在一个动荡的转型时代可能格外重要,因为在巨变中我们需要一些不变的东西来维系伦理底线。这些伦理规范不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特有的,但在中国的语境下,传统文化是它的载体。      第七部分 谈富士康事件:不是劳资纠纷,而是政府失职     问:富士康跳楼事件你怎么看?     刘瑜:我觉得是绝望。这些农民工孩子,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     问:不是劳资关系问题吗?     刘瑜:最重要的不是劳资问题,据说富士康这些孩子的收入其实是高于很多其它企业的,地方政府愿意把这个事情说成是劳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把一些自己应该承担的很多责任推到企业身上去了。     问:为什么这么说?     刘瑜:因为企业能够作为的空间是有限的。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而市场规律就是用最小的成本去获取最大的利润,既然富士康的工资待遇已经好于市场平均水平——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话——那么,富士康能够对员工“让利”的空间就非常有限了。这种时候,民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就要取决于政府作为,比如,通过福利房制度解决民工的住房问题、通过技术培训项目来解决民工的职业技能升级问题,通过医疗和社保安排来解决民工的基本保障问题等等,把这些解决了,民工可能就会觉得有一个向上流动、改善生活的可能性了。     问:最主要的是不是要加强这个群体的工会组织作用?     刘瑜:如果富士康的工资已经比其他的地方高的话,那就算有工会,在具体问题上谈判的空间可能是很有限的。本质上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工资水平,而不是企业老板。当然,即使工会对于大幅提高富士康的工资水平作用不大,工会组织的作用还是要加强。民工有结社的自由,有没有谈判的空间是一码事,有没有谈判的权利是另一码事。而且,那些孩子们的绝望,其实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无力感,和精神上的空虚。他们很多人工作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工作,生活很机械和枯燥,没有什么精神的支点,没有文化生活和群体归属感,工会作为一个组织,除了经济功能,也许还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一种身份归属感,政治上的主体意识,甚至组织一些文化活动什么的。      第八部分 谈辛亥革命:不让悲剧的历史重演,就是最大的纪念     问: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你觉得应该怎么纪念?     刘瑜:不要让悲剧的历史重演,就是最大的纪念。上次看一篇文章,说戊戌变法太激进,辛亥革命就更激进,其实当年最好的变革方式是象日本那样,让清廷君主立宪。也有一定的道理吧,但说实话,是清政府自己延误了很多改革的时机,然后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爆发了。     问:启示呢?     刘瑜:启示当然就是,改革不仅仅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时机的问题。错过时机改革就有可能成革命了,正确的事情要在正确的时间做。     还有就是,国家不要过于管制、压制民间社会。你不允许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出现和发展,后果就是无组织社会力量的大爆发,其实那个比有组织的反对派更可怕,因为它不讲道理,以暴易暴。       就像于建嵘教授说的,以前的群体性事件都是有名目的,比如抗税、反对强拆什么的,但是近年出现了一些无名的、但又很惨烈的群体性泄愤事件,比如瓮安事件,一件小事,无数与当事人毫无关系的人一拥而上。因为矛盾积累,所以要泄愤,小事就成了一个导火索,攻击地方政府、烧车、殴打警察什么的。      第九部分 谈未来:中国不可能再回到文革时代     问:如果让你概括2010年的感受,你会用什么字或词?     刘瑜:想不出什么词。总体来说,我觉得我和很多人交流的结果,就是我比很多人要乐观。     有人唉声叹气很悲观,还有学者提出社会溃败这样的观点。虽然我和这些人价值观念相差的不远,但是对形势的判断和今后的走向,我比他们乐观。     问:是不是因为你年轻,或者没有经历过他们那个高歌猛进的年代?     刘瑜:不是,我不认为中国有可能回到那个高歌猛进的运动年代。昨天还和几个前辈学者聊天,他们都觉得中国有可能回到文革时代,我说我觉得不可能,因为文革的前提是经济资源的全面国家垄断,这个条件不可能恢复。他们说政府可能全面收回民间的经济资源,我说不可能,因为现在民间经济资源很多都掌握在政府官员的七大姑八大舅手里,他们不可能左手砍右手。60年前是革别人的命,现在怎么可能革自己的命。     何况民间力量的觉醒还是挺明显的。无论是网民的公民意识,民营企业家对自己权利的认识,还有整个社会的公益意识,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的状态。明白人也许不那么多,但是他们往往处在一些有相当话语权的位置,波散效应不小。     问:你的乐观情绪一直是这样的,还是近些年才乐观起来的?     刘瑜:我觉得是跟预期有关系,急于求成的人容易悲观。如果你的预期是中国很快进入一种政治现代化的状态,你当然会悲观,但是在我看来一点点进步也是进步。而且我觉得,长远来看,社会的进步比国家的进步更重要,因为这样的进步才是有根基的,而不是辛亥革命那样,社会一夜之间“被进步”了。象鲁迅小说里写的,政府结构改天换地了,但是基层社会还是麻木保守和死气沉沉。那种头重脚轻的社会变革,再快也未必是好事。     我的乐观其实是建立在对现实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的。比如大家讲民主化,从价值上我当然认同民主化,但民主化不会是灵丹妙药,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你看看其他国家经验就会知道,民主化之后,短期之内可能会非常混乱,族群冲突、腐败依旧,包括经济暂时的失序什么的,可能都会有。但这就好像孩子学走路会摔跤一样,你总不能因此不让孩子走路。乌托邦主义者往往最先转变为犬儒主义者,因为他们对现实之复杂严峻缺乏估计,所以容易从极端乐观走向极端悲观,我没有一点乌托邦主义者倾向,也不会为不切实际的幻想没有实现而感到幻灭。     采写:赵继成     来源: 散步的丁丁猫前世 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39146f0100rx9b.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2142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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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4:转基因食品跨国公司及中国科学家利益集团_天平之莺_新浪博客

博主按:在受转基因食品跨国集团资助的中国科学家 利益集团 名录里,我们看到自己被打假,又靠学术打假出名的“科学家”方舟子的名字赫然在目!以下仅供参考,不代表本博主观点。 转基因革命的幕后推手. 【核心提示】据恩道尔《粮食危机》一书介绍,洛克菲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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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规定买正版CPA教材与考生诚信挂钩 赤裸裸啊

他们要求网上报名同时购买原价教材 还美曰其名免费配送 如果你别的地方购买教材 需要去指定地点登记 利益集团已经无法无天了 方方面面拉米 ——— 2011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简称“注会考试”)正在报名。日前,考试教材的出版社给考生发邮件,称购买正版教材行为将记入考生诚信档案。众多考生质疑此举是强卖教材。   昨日,出版社表示发邮件只是“建议”买书,并无强迫之意。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简称“财政部考办”)回应称,是防盗版的一项工作,希望借此引导考生的诚信意识。   考生   买教材挂钩诚信“太霸道”   林力(化名)通过网络报名了2011年注会考试。4月8日,林力突然收到一封“致已网上报名但未网购考试用书的考生”的邮件,大致内容为推荐考生网购正版辅导教材。其中有一段话称,“根据财政部考办有关规定,购买正版教材行为将记入考生档案,作为考生取得全科合格证后申请入会、注册的重要诚信记录参考指标”。邮件署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即教材的出版单位。   “这就是强买强卖!太不合理了。”林力说,注会考试非常难,需要考6门专业加一门综合。他去年买过税法、经济法等三本正版教材,但没通过,今年要再考一遍,但教材每年差别不会太大,所以未打算买新教材。“可现在把购教材与考生档案联系到一起,让人很难不‘服从’。”   据介绍,注会考试教材及考题汇编共13本,总价463元。   除林力外,在中华会计网校论坛、中国会计事业论坛,均有网友贴出这封邮件,多人称“看到以后很郁闷”。   “如果我的书是朋友以前用的,留给我用,我不用买也不行吗?跟诚信挂钩,太霸道了吧。”网友“卓尔飘逸”称。   考办   是防盗版工作的手段之一   昨日,记者拨打该教材的出版社电话,对方承认信是出版社所发,但称只是建议考生通过网络购买教材,并无强迫之意。   记者随后又联系设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财政部考办,对方证实这项新规定。“(能否取得注册证件和购书)肯定不是挂钩的,只是一个诚信的参考。”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解释称,这几年考试用书盗版情况特别严重,因此从今年开始,考办制定了这个指标,是防盗版工作的开头,也希望通过此举引导考生“在跨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有一个诚信意识”。 相关日志 2011/03/29 — 叶檀:日化巨头涨价:谁之过? (0) 2011/03/08 — 胡星斗:建议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坐地自肥进行违宪违法审查 (0) 2011/01/05 — 安邦-每日经济-第3836期 (0) 2010/12/29 — 工信部公告:互联网电话属非法 电信、联通除外 (0) 2010/12/29 — 安邦-每日经济-第3832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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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拆迁中消失的村庄

海淀乡万泉与万泉庄村名的来历 和暴力拆迁的事实案例讲述   地处北京市西北郊的海淀区,历史上湖泉众多水源丰富,玉泉山水号称“天下第一泉”自金带起,成为北京城市城区重要的地表水源地,解决京城漕运,城市供水、园林水源以及农田灌溉等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万泉,位于万泉庄村西,因泉源众多,平地涌现故名“万泉”清乾隆 32 年( 1767 )在万泉庄西南地下泉水最密集处兴建泉宗庙,用以祭祀泉神。乾隆皇帝将庙内外综泉各赐以嘉名,立石以至。庙门外南曰大沙泉,小沙泉,庙门内名泉 28 处, 28 处皆有御书,众泉汇流于巴沟桥,北流为万泉河,泉宗庙毁于清末, 70 年代泉水断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 原有土地面积 145 公顷( 2175 )亩东至万泉河路,西至蓝靛厂北路(长河边)南至长春桥路,北至现巴沟路,海淀乡辖区自然行政村之一。   万泉庄村委会 594 户 1134 人,万泉庄居委会 994 户 1282 人,海淀区政府,海淀乡政府为了更好的完成市政府“政绩工程”绿化隔离地区响应并执行京政发( 1994 ) 7 号,京政办发( 1996 ) 55 号绿化隔离文件的精神在海淀乡企业振海农工商总公司的事实下,万泉庄村委会(万泉农工商公司),六郎庄村委会 ( 颐和农工商公司 ), 共同组建的,(万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 1000 万人民币,法人代表:赵小健   成立日期 1997 年 1 月 25 日, 2001 年 6 月 22 日,工商局登记获取营业执照, 2003 年 3 月 20 日 —2004 年 3 月 19 日暂定资质 1 年,但万柳公司 1996 年开始暗箱操作出让土地,出让农村集体土地未与村民商量,村民不知情,剥夺了村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对土地财产,占有,使用,处置权。北京市发改委京计基字( 2000 ) 1478 号,建设内容已明确有拆迁安置住宅,给村民回迁安置用,但时至今日没有回迁安置楼房给村民,本来村民应享受的回迁安置的优惠政策,被政府挪用私自出售,牟取暴利。               暴力拆迁对村民的侵害    房屋拆迁应是依法、阳光、文明、才能减少矛盾发生,( 2001 )国务院第 305 号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出台与施行加大了地方政府为了以地生财,土地财政,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与既得利益集团,官商勾结,暗箱操作政务不公开,公权私用。区政府违反 (2001)305 号令,违法( 2004 ) 154 号建设部文件精神未经授权,向拆迁单位颁发拆迁许可证,先行拆迁后行安置补偿,产生拆迁纠纷,由拆迁管理部门对被拆迁人进行裁决,当事人不服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地方政府 责成有关部门行政强制拆迁,所谓“有关部门”包括:规划部门、拆迁管理部门、公安部门、城管部门、还有地方政府雇佣黑恶势力混在其中,有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法院参与强制拆迁。北京市农村以城市化,绿化隔离带,旧村改造,综合治理,土地储备,城乡一体化,宅基地腾退,土地换社保,经营城市危房改造等一个个理由掀起了一场又一场规模空前、旷日持久的疯狂掠夺,政府以“掠夺求发展 ” 的圈地运动,土地开发商们看到了市区周边的土地具有超额利润,以土为金疯狂圈地、抢地,掠夺性低价拆迁,强盗是野蛮拆迁,断路、停水、停电、打砸抢式的拆迁时有发生。   建设部通报的 6 起房屋拆迁典型案例之一的王志勇被强拆案,显示出气质野蛮拆迁,完全是强盗抢劫。 2003 年 9 月 19 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 > 国办发明电( 2003 ) 42 号当天晚上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乡巴沟村晚上十一点左右王志勇一家早已进入梦乡,突然听到外面玻璃被打碎的声音,刚要起床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时,屋门被砸开,冲进来 5 、 6 个手持手电筒和一米多长木棒的大汉,用手电筒照着他的眼睛,狂吼并挥舞木棒,禁止他们出声,将全家人按倒在地拳打脚踢,用毛巾堵住嘴捆住手脚,蒙上眼睛,把它们扔到屋外,用挖掘机疯狂拆除房屋,只用一个多小时,自己的房屋瞬间夷为平地,除自己身上穿的内衣裤外其他的一切物品都被埋在废墟之中,而王志勇一家此时已变得无家可归,四面楚歌。当王志勇被拆后不久另一被拆迁户随即报案,警察迟迟没有到达现场,过了很久当不明身份的强拆人员安全撤离后,警察才赶到,简单记录,草草了事。第二一早王一家来到派出所要求立案,派出所不以为然,王一家这时已觉解决问题无望,只好冒着风险到天安门鸣冤,市长王岐山得知此事后很重视,马上下令彻查抓人,而后许多报纸连载此事,后政府为息事宁人最后达成私下和解。    然而在 2006 年的 12 月 25 日夜 3 点左右类似的事情又发生在了海淀乡万柳地区,一被拆迁户被一些来历不明手持棍棒的彪形大汉暴打,致使头部、腿部受伤,这一家人天还未亮随即驱车赶往中南海鸣冤。    2007 年 12 月 27 日夜 12 点左右开发商和拆迁办以拆违章为名又进行一轮打、砸行动。第二天开始堵路、因路不好走致使老人摔成骨折,至今还留有后遗症。 我们都是受害者。      中央编译出版社陈伯君著《转型期中国改革与社会公正》 114—115 页王志勇被强拆案永存暴力拆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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