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

“ 我国传统是 ‘ 诗言志 ’ ，诗人常常在诗里高调自我标榜：我忧国忧民啊我怀才见弃啊我有弥天大愁。这是屈原和李白的强项，杜甫和苏轼也不遑多让，不过李、苏相对洒脱。但诗歌在传统里又有人际交流功能，赠诗也是表示友情，有些诗人也会写成与人对话。 ”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第二年，俄英双语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原为苏联诗人，当时流亡美国）应邀去欧洲一家书展演讲。他提了一个微妙问题：书海无涯，人生苦短，所以书要挑好的读，但你怎么知道哪些是好书？自我摸索，自养品味？只怕费了老大力气，到死还捧着《于丹〈论语〉心得》。相信专家推荐？你怎么知道那些嵬峨专家真有眼光？   布罗茨基说：其实有一条捷径，保证你养成读书好品味。——老农补充：而且有中学程度就够了。捷径在哪里？估计读这博客的聪明网友已经猜到：吟诗。   布罗茨基认为，这条捷径，其实是通向文字好品味的唯一道路。花一个暑假，把百年来最著名母语诗人通读一遍。他建议留点距离，读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也就五、六本集子。诗是纪律严格的散文训练师，丰富而强烈的感情，被压缩在精练形式中。读过几家名诗人，再拿起一本书来，翻了两页，那书啪的掉地上了。要是仍然读得下去，布罗茨基称作者必有可观之处。   然后布罗茨基一语一语地建议：如果母语是英语，就读罗伯特·佛洛斯特、汤姆斯·哈代、YB·叶芝、TS·艾略特和WH·奥登等；如果是法语，就读谁谁；西班牙语又读谁谁，等等。大概因为是欧洲的书展，布罗茨基没有提到中文。他老先生已经在1996年去世，这一缺憾，只能由老农来填补啦。   但这里有个困难。布罗茨基是在1988年作的演讲，当时，中国当代诗歌在西方已有翻译出版。据说，他觉得这些诗独创性不够。我们读北岛三十余年前的“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至今共鸣强烈。只是本文还是梦回前朝吧，一则尊重逝者，二则古诗训练文字，确实纪律更严格。   如果在古诗人里选一个最伟大的，按红朝习性，李白派和杜甫派肯定打内战，那就要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如果选十个最伟大的，估计后面几把椅子也会吵得不可开交，仅次于 1  争执局肠胃卡位战。不过，要是只选五位，大部分人应该能够接受右边名单：屈原，陶潜，李白，杜甫，苏轼。   在这美国诗歌月（四月）里，这几位古诗人，特别值得读一读。   老农中学程度，从中学语文课本看，陶渊明似乎不及白居易——教师讲《琵琶行》肯定更有发挥。但行家对陶渊明评价很高。朱光潜先生说：“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扩大多变化，但是都没有他那么醇，那么炼。”叶嘉莹先生进一步强调这个“醇”字：“在中国所有的旧诗人中，如果以人与诗之质地的真淳莹澈而言，自当推陶渊明为第一位作者”。海外汉学家里，陶渊明也很受重视。近几年来，美国汉学界三位新星，田晓菲、田菱（Wendy Swartz）和罗伯特·阿什莫尔（Robert Ashmore），各写了一部陶渊明专著（三人姓名按出书顺序排列）。阿什莫尔那本前年刚出版。   海外汉学家的著作，版本整理和字词源流的工夫下得很细。要论对细节的注意，农业民族确实不如工业民族。不过他们的结论，有时令 2  阿中中忍俊不禁。陶渊明思想的主流是儒家。当他写下“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怀古田舍》二首之二）这样的句子时，他不但是援引古老的权威，同时也在挑战读者对典籍的理解，从而阅读过程也是某种文化趣味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文成语“以文会友”就是这意思嘛。对诗，行酒令，猜谜，里面典故一大堆。能听懂的是朋友，听不懂则是伧夫白丁。中国文人历来如此。笨笨老农要算识相低调了，也经常宣称读农文必须具备中学程度呢。   当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方面，喜爱陶渊明的读者，都应该为陶诗在美国汉学界大放异彩而大声喝彩。   说起来，老农喜爱陶渊明，或许潜意识里有阶级偏见的影响。五大诗人里，只有陶渊明是老农啊！“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田园居》五首之三）——真正是鸡鸣干到满天星。“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田园居》五首之二）——农话之外，全是杂言废话。试跟杜甫比比：老农好意请他喝酒，“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他却说老农“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称赞成都府尹、剑南节度使严武是农家低贱眼睛从未见过的好官。然后杜甫把诗寄给严武讨赏钱去了。   虽有阶级亲，今年恰逢老杜诞辰一千三百周年，纪念这位伟大诗人，今天不读陶诗读杜诗。   （嗬哟，擦汗。拐了这个大个弯儿，才转到正主儿。老农啊，您下回再这么绕圈子吹牛，能不能扛张床来，让累了的读者打个盹？）   当盛唐的诗人，按文学史常规要造上一代的反、要改变隋末和初唐的靡丽纤巧诗风时，他们找到的历史典范，陶渊明正是其一。他影响了王维、杜甫等盛唐诗人，这些诗人又影响了此后所有的诗人。只是中国人历来官本位，陶渊明仅在家乡附近彭泽县做了八十天县令，即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晋书·陶潜传》）而辞官，后世却一直“尊称”他为“陶彭泽”、“陶令”，真真令人气结。杜甫也是如此“尊重”陶渊明的。要到晚年，到了“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境界，他才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觉得自己可以和陶渊明、谢灵运平起平坐谈诗论道了。不过，老杜最得陶诗神韵一首诗，选入《唐诗三百首》的《赠卫八处士》，却是写在中年。   赠卫八处士 杜　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清人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说，这首诗“古趣盎然，少陵别调”。这个杜甫之前的“古”，愚意以为，大概落实在陶渊明身上。   《赠卫八处士》作于肃宗乾元二年（759），是年老杜四十七岁。上一年，杜甫因上疏反对房琯罢相，自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房琯本是朝中重臣。安史之乱，他携玄宗圣旨从四川至（宁夏）灵武，册封太子李亨为帝，即肃宗。但他率兵反攻长安，食古不化，学战国用牛拉战车。对方举火一吓，人畜大乱，官军大败。杜甫有《悲陈陶》诗悼此战：“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房琯应被追责。但战乱兼贬职，老杜心情可想而知。他从洛阳回华州，途中拜访了旧友卫八处士。这是整首诗的背景。   我国传统是“诗言志”，诗人常常在诗里高调自我标榜：我忧国忧民啊我怀才见弃啊我有弥天大愁。这是屈原和李白的强项，杜甫和苏轼也不遑多让，不过李、苏相对洒脱。但诗歌在传统里又有人际交流功能，赠诗也是表示友情，有些诗人也会写成与人对话。陶渊明的五言诗，有着特别强烈的直诉读者之感。这一修辞特色，英语文学评论称之为 apostrophe （呼语）。这是希腊词根的术语，原意指演讲者的言辞从面对观众转为面对某一个体，比如，向上苍神祗呼吁。诗人自我标榜，读者需要换位思考，将自己代入诗人的角色，才能比较深刻地体会诗人情绪。直诉读者，诗人则似乎扛了一张床来，让读者斜躺着聆听，心理上就觉得很亲切。《赠卫八处士》正是这样一首诗。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参（念 shēn）商两星，一星升则一星沉，彼此不照面。古诗中运用，常有前密后疏对照之意。如蔡琰《胡笳十八拍》：“子母分离兮意难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参”；又如曹植《种葛篇》：“昔为同池鱼，今若商与参”。老杜说，昔日的朋友，一旦因某种原因分离，动辄就有如参与商，再也见不着面了。今夜之后，不知何时方能再次“共此灯烛光”？何况我们都老了，说起旧日交游，一半已经去世，还剩多少时间留给再次相遇的机会？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这两句很逗，下句天真地颠覆了上句。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称“稚子候门”为载欣载奔回家时的一大乐。小孩子该来开门的。但父执是父亲之友，是长辈，《礼记·曲礼》曰：“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旧规矩敬父亲之友如敬父（现在当然是孩子躲在自己房里玩手机，管他来的什么客人）。处士为隐逸者，大概平时很少有杜甫这样的朋友，小孩子就忍不住好奇心了，很不敬地张嘴先问。处士或许觉得孩子坏了礼貌，“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端盘子去，别打岔，大人有一大堆话要讲呢。仔细想来，visualize 一下，这场景里有很多童趣，很多慈爱。   有评家曾指出，孩子对话和接着的晚餐，很有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味道：桃花源里的人们不论老幼，“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注意杜甫诗中也用了“怡然”两字。   处士家的日子很简单，“夜雨翦春韭，新炊间黄粱”。诗中未提处士之妻，杜甫还是第一次见到她，确实不熟，但饭菜自然是她做的。菜是春天头茬韭菜，带着雨中割来的新鲜，大概就吃在当今四月的时候。饭是大米混小米。“间”为揉合之意。“黄粱”为黄色小米，那时指香味特浓的一个品种。食物虽然简单，在这战乱时期，却有着难得的安宁家庭的温馨自然。   朱光潜先生说的杜甫“扩大多变化”，通常理解为老杜善写各种题材并善用各种体裁。但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指出，杜甫和那些习惯于一诗一情绪的同辈诗人不同，他能够“轻易”地在一诗之中转换情绪。《赠卫八处士》的头尾都很沉重，这中间几句却带着欢快，甚至有点幽默。   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云：“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漫长冬日终于过去，春天就着头茬新菜喝酒，本是乡村隐逸之大乐。但杜甫和处士在当时大背景下，难免心事重重。“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虽说这酒，大概如陶渊明所言，“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二首之一），仅是度数不高的米酒，“秫”在这里指酿酒的粘稻。但连喝十杯（当然，对古诗里的数学不能太认真）而不醉，可见情绪很亢奋，也不完全是容易喝醉的借酒浇愁。家国之忧，偶遇之喜，离别之痛，统统交织在一起了。   结尾回到开头的感慨，“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明天，诗人就要向西翻越华山。但将要隔着这对朋友的，又岂止一座华岳？该年秋天，杜甫就要南下入蜀，自此长别中原。诗人在处士家的温柔烛光里，还料不到今后茫茫行程，却已一语成谶，从此永为参商。   这首诗，至今读来，浅显而不需注解。即使不知“参商”、“黄梁”之意，网上一查，就能解决。这卫八处士，不知何人，想来也跟老农差不多。要说没文化，倒不是，也算吟诗识字；要说有文化，更不是，中学程度而已。至多是英文碰巧有英国中学程度，可以去布罗茨基那里借点牛皮。所以杜甫不能跟处士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奔走献诗。隐逸之人，对朝廷的事，也许不那么关心，所以杜甫不必讲“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哀江头》）那些贼军攻陷长安时的经历。去除了这些惯常内容，换个人，大概就要笔下枯槁。但杜甫毕竟是集大成的天才诗人，他居然能干脆退到质朴平易，写了一首直诉读者的陶式直白，写出了突破己规的“少陵别调”。   不能说这首诗里挑战读者理解典籍之处一点没有，但伧夫白丁应该也能被《赠卫八处士》所打动。毕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唐代市民社会的发达，文学观将发生相应变化。杜甫之后某一天，白居易将在《与元九书》中得意宣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剥去旧时代读书人所关心的朝廷和政治，《赠卫八处士》只谈友情。这古老农业社会的友情，今日已经显得神秘。没有燕窝鱼翅的奢华，没有礼品红包的润滑，没有卡拉ＯＫ的喧哗，没有意识形态的粘结或分化，两个早已过了天真少壮之时的中年人，怎么可能？   这是一种逝去的人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卫八处士，千载相知。   此诗吟毕，真的很多书可以抛掉了。   （吴澧，旅美学者。原文链接： http :// wuli . blog . caixin . com / archives /39499 ）     【拓展阅读】   我体内的魔鬼   茨维塔耶娃   我体内的魔鬼没有死去， 他活着，活得很好。 在肉体中仿佛在监禁中， 在自我中好似身处单人牢房，   世界不过是在高墙之内。 出口由刀斧组成。 （“整个世界就是个舞台，” 演员夸夸其谈。）   那个蹒跚的小丑 不是个爱开玩笑的人： 在肉体中仿佛享有荣耀， 在肉体中好似身穿官制袍服。   愿你活到永恒！ 珍惜你的寿命。 唯独骨子里的诗人 如同生活在谎言中。   不，我雄辩的兄弟， 我们已不会有多少趣事。 在肉体中就像身披 父亲的睡服   我们配得上更好的事物。 我们枯萎在温情中。 在肉体内如同圈进牛栏， 在自我中好似身处锅炉。   奇迹在消逝 我们不去认领。 在肉体中仿佛落进沼泽。 在肉体中好似埋入地窖。   在肉体内仿佛就是在最遥远的 流放中。它在枯萎。 在肉体内如同身陷一个秘密。 在肉体内就仿佛卡在一张   铁面具的钳中。   （绿豆 译）     人，诗意的栖居   荷尔德林   当生命充满艰辛，人 或许会仰天倾诉：我就欲如此这般？ 诚然。只要良善纯真尚与心灵同在， 人就会不再尤怨地用神性度测自身。 神莫测而不可知？神如苍天彰明昭著？ 我宁愿相信后者。神本人的尺规。 劬劳功烈，然而诗意地， 人栖居在大地上。 我是否可以这般斗胆放言， 那满缀星辰的夜影， 要比称为神明影像的人 更为明澈洁纯？ 大地之上可有尺规？ 绝无！   （Dashan 译）

“ 奥尔特加在《群众起义》一书中写道：精神自由可以由它分裂传统整体思想的能力来衡量。可以认为，只要传统思想完美无缺，就没有精神自由；只要社会仍然处于封闭自足的状态，就没有精神自由；只要个人按照他者的逻辑思考和行动，就没有精神自由。丧失自由精神，个人不成其为个人，社会不成其为社会，诗歌自然也不成其为诗歌。 ”   所谓诗歌运动，从本来意义上说是诗歌内部的运动，虽然运动未必都很纯粹，但诗人无疑是其中的参与者，动力则来源于艺术观念的变化，至于影响，一般来说没有超出文学界。中国的诗歌运动，明显地属于政治运动，因此，规模也就大得多；但是，奇特的地方在于没有诗人参加，没有社团、主义和流派的冲突，却有诗歌的产生。不能说，这样的诗歌运动对诗人的写作没有影响，而主要的影响，则是社会性的。 五十年来，中国有过两次大型的诗歌运动：一次是大跃进时代的“新民歌运动”；一次是文革后期的“四五运动”。是诗歌，以暴风雪般的气势席卷天安门广场，成为运动的重要的标志。 “新民歌运动”是一次由官方组织的运动；作为政治任务，由不同的行政区域按一定的定额指标进行动员、编写、收集和完成。运动带有明确的政治功利性、计划性、群众性，追求最大数量，称“百万诗歌运动”。对此，徐迟在《〈1958年诗选〉序言》中作了如下描述：“1958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工农兵自己写的诗大放光芒。出现了无数诗歌的厂矿车间；到处皆是万诗乡和百万首诗的地区；许多兵营成为万首诗的兵营。”“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部动手写诗；全部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文艺界的两大头领郭沫若和周扬——他们早在三十年代”国防文学”的大纛之下即已进行合作——合编了一种新民歌选本，名为《红旗歌谣》，并称之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国风”，“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 跃进歌声飞满天， 歌成海洋诗成山。 太白斗酒诗百篇， 农民只需半杆烟。   新民歌虽然数量惊人，主题却十分狭窄，色调也很单一。一部《红旗歌谣》全属颂歌，其中“党的颂歌”基本上是歌颂领袖个人的。《党是眼珠子》超出一般颂歌的范围，隐含语言的暴力：“党是眼珠子，／社是命根子，／破坏党和社，／小心脑瓜子。”《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作为阶级斗争理论的通俗版，得到广泛的传播：“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时代唱什么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领袖颂歌过分渲染所谓“朴素的阶级感情”，类乎传统臣民感戴“天王圣明”，明显宣扬恩赐观点，与《国际歌》反对救世主的观点是对立的。《过时的皇历怎么能用》：“世间什么人最亲呢？／老话说：只有爹娘最亲。／哟，过时的皇历怎么能用呢？／爹娘怎能比得上毛主席亲呵！”《太阳照暖了草原》：“啊！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你就是我们心上的太阳。／把一生吃过的东西都忘了，／也忘不了母亲的奶汁；／把一生听过的话全忘了，／也忘不了毛泽东的恩情。”《公社好比一只船》：“公社好比一只船，／东风鼓起船上帆，／舵手是咱毛主席，／赶船的人六万万。”舵手的比喻后来变得家喻户晓，有一首名叫《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简直成了圣诗，在文革中是天天颂唱的。大部分的颂歌，展现工农兵的雄姿和大跃进的战果，如《干劲真是大》：“干劲真是大，／碰天天要破，／跺地地要塌，／海洋能驯服，／大海能搬家，／天塌社员补，／地裂社员衲，／党的好领导，／集体力量大。”《打铁汉》：“打铁汉，干得欢，／指标插翅向上翻，／革命热情红似火，／一天打出一座山。”其实，其中鼓吹的惟是藐视科学，违反自然，一味蛮干的愚味与疯狂。《青烟直上九重霄》是歌唱大炼钢铁的：“炼铁炉，高又高，／青烟直上九重霄，／玉皇高叫受不住，／众神熏得眼泪抛。”《稻堆》是歌唱农业大丰收的：“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这种夸诞的手法的确极富诗意，却与当时不切实际的号召，以及嚣张一时的浮夸风正相呼应。《拒马河，靠山坡》：“拒马河，靠山坡，／弯弯曲曲绕村过；／河里流得金银水，／人们过得好生活。”《天上怎能比人间》：“人间掀起大跃进，／天上怎能比人间！”《人民公社是金桥》：“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人民公社是一种兵营式的生活，一种以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取代日常生活的生活，一种供给制半供给制的生活，缺衣少粮的生活，一种没有自由选择的生活，在新民歌里，却被美化成为天堂般的生活了！ 新民歌的所谓“新”，一是意识形态化；二是制造的，而非创造的，有一个先验的结构；三在格式音韵方面，基本沿袭了过去民歌中的五七言体，隔行押韵，但也时有突破，不守旧制，理由并非出于形式上的革新或解放，倒是因为思想表达和宣传的需要，故而口号化了。新民歌不同旧民歌，它们无需经过内心的酝酿，是非心灵化的产物。   如果要寻绎新民歌的源头，可以上溯二十年代井冈山等“老区”的“革命民歌”，但是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的是，革命民歌是自发的，表达的是官逼民反的原始愿望，虽然歌唱的是“革命”的内容，却并没有将革命仪式化。将民歌作目的论式的处理，严格说来，是在延安整风，尤其在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其中如对“民族形式”的强调，对通俗文化以及普及工作的提倡，对民间——传统的精神形式的崇尚，把文艺和文化问题政治化，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可以说，新民歌与延安文艺是一个文化连续体。在两个时段的联系中，我们看到，某种文化偏见，最后怎样发展成为现代迷信。葛兰西在他的文化霸权理论中指出，一定社会集团的无上权力，是通过两种途径表现的：一是直接的统治，二是知识上和道德上的领导地位。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实行中央集权和等级统治是历史的必然，反映在文化观念上，就是权威主义。人民公社试图超越历史的局限，将国家和社会的传统边界打通，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事实证明，所有这些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构想，不过是权威主义的产物，是心造的幻影、反面乌托邦。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通过实地考察，认为美国的民主精神是由它在历史上形成的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培育出来的，同时表明，民情是“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人民公社从内部结构来说是反自治的，反民主的，其中“人民”的概念实际上被抽空了，惟余“公社”这个有如奥威尔描述的大玻璃房的毫无遮蔽的空间。在这里，只有权威的声音，从高层直达基层；基层的声音，仅仅是一个回声，由于思想的直接灌输所造成的零距离，结果与原来的声音相叠合，使之变得更宏大了。所以说，“新民歌”并非民歌，表达的并非民情，而是权威的意志。在新民歌运动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其中的“革命浪漫主义”，其实是一种独家制造的精神兴奋剂；而现实主义加上“革命”的限制，已不复反映现实，所谓“相结合”只是借后者完成对前者的改造而已。《哈姆雷特》台词：“使动作与台词同步，说到做到。”由是我们看到，从现实世界到新民歌世界，到处充斥着非理性、昏乱、疯狂。“革命浪漫主义”从此独步天下。 文艺从“为工农兵而创作”发展到工农兵成为创作主体，这就是新民歌运动的成就。作为一个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它是唯中心主义的，排他主义的，吸附了当代几乎所有诗人的注意力。新民歌成为写作的一种范式，受到茅盾、老舍、萧三等著名的作家和诗人的一致吹嘘，郭沫若带头仿作，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他在1958年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一首诗，讴歌繁昌县粮食亩产卫星：“刚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繁昌不愧是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过了一周，又发表《笔和现实》一文，说拟将诗改为”麻城中稻五万二／超过繁昌四万三／长江后浪推前浪／惊人产量次第传。”他补充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确实证明，我们的笔赶不上生产的速度。”田间、李季、阮章竞等等，都纷纷赶赴农村人民公社或工厂油田中去，练习用新民歌体写诗。接着，《诗刊》开展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提出学习新民歌，“开一代诗风”的要求。像艾青一样的自由诗，所谓“洋腔洋调”受到普遍的抵制；而土生土长的工农诗人，则像“揠苗助长”的寓言说的那样，在一个早上被大量培植出来。对于泯灭诗人的个性和才能来说，新民歌运动形成了一个新的环境，一种工具性条件；实际上，它是一个夷平运动，取消主义运动。在运动中，诗人不是精神环境的批判者和革新者，而是一样的废料制造者；换一个角度看，当然也未尝不可以称作环境的牺牲者。 关于二十年代的苏联文学，马雅可夫斯基评论说：“很遗憾，只是没有诗人。”当时的诗歌流派和作品其实颇不少，大约在他看来，以独立的个性同环境相抗衡，而忠实于时代情绪的表达者却没有出现。但是，对于一个健康的民族，或是正常的时代来说，诗人的出现不会是个别的人物，而是巨大的族群。所以，马雅可夫斯基的后继者布罗茨基有这样总结性的话：“在真正的悲剧中，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面对“三面红旗”的废墟，毛泽东无暇驻足，而决心抛离他的战友，继续策马前进。1966年，他断然宣告：“史无前例”的革命开始了！ 毛泽东一面牢牢掌握军队，一面组织“中央文革小组”，从批判一出历史戏入手，向侧翼发起进攻。六十年代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由毛泽东的精心设计，确实带有作为一位天才战略家的鲜明的个人印记：一，发动“红卫兵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二，有政府的无政府主义；三，以文化蚕食政治，复以政治吞并文化；四，发掘传统文化，讲究战略战术，包括帝王权术如“清君侧”之类，使之为现实斗争服务。一代红卫兵，喂狼奶长大的单纯、褊狭、粗暴的青少年人，成为时代的骄子。他们以当然的“接班人”自居，一律穿戴绿军装，紧跟“最高统帅”闹革命，任务是“誓死捍卫”，武器是“小红书”，口号是“造反有理”，斗争目标是“走资派”、“反动权威”、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频频挥手，多次接见红卫兵，号召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卫兵意气风发，到处串联，兵团林立，从文斗到武斗，挟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所向披靡。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清华和北大的学生领袖，再度大手一挥，上千万不可一世的红卫兵从此偃旗息鼓，退向历史的角落。 1  宣传队进驻大学，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重建党组织。至此，无序的状态于是结束。是年12月，毛泽东发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至1970年底，共约5400万青年远赴农村，或辽远的边区。当年，这群年轻的哥伦布为梦想所召引，寻找革命的“新大陆”，结果被遣散到一块又一块孤离而贫瘠的土地上去，过起“流放者”的生活。 大约人类社会也同物理世界一样，存在一个共同的“场”，或是相当于声学的共振现象那样，在不同的区域和人群中出现类同的事件，彼此孤离，或互相影响。整个六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类似中国红卫兵运动的文化反叛或社会反叛运动的发生，而主角都是青年学生。六十年代初在美国，1968年在墨西哥、巴黎、伦敦、布拉格、西柏林等地都有大学生闹事，尤以巴黎的“五月风暴”为著名，引发近千万工人大罢工，许多知识界的名流也都卷入其中，影响至为深远。曼海姆把这一代青年称为“六十年代人”，这种同代性，把世界各地的青年运动连成一道壮丽的风景线。但是由于民族的差异，在这些同为行动主义者的具有共同反对性身份的青年身上，毕竟显示出很不相同的色彩。就拿美国和法国的学生运动同红卫兵运动做比较，前者发生于后工业社会，社会学家又称为“民主社会”；后者则发生在前工业社会或半工业社会，一个对资产阶级继续实行专政的国家。欧美学生的运动是自发的，是基于个人信仰之上的自主、自治、自决的耦合体；红卫兵运动是策动的产物，反对小权威而服从大权威，是组织紧密的集体，行动一致的一头怪兽。无所谓个人信仰，连信仰也是公共的，所以容易采取统一性行动，被利用为夺权的工具。欧美学生是反体制的，反政府扩张和官僚政治的，反对任何权威的；红卫兵运动则被引导到反个人、反路线上面，根本不触犯体制。巴黎“五月风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但本质上是西方政治文化条件的产物，因此，学生斗争的目标是争取更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实现民主理想，维护个人在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的权利。美国两大学生团体之一SDS还直接关注生活的质量，《休伦港宣言》即包含了一些超越政治的内容，而关于生活质量和文化方面的条款则包括如何将新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与现行的生活方式相结合，以及对新形式的个人关系的期望。在法国，“五月风暴”前夕，巴黎学生就提出了“全人”的概念，在一张不具名的大字报中写道：“在一个奶蜜的世界里，1968的年轻欧洲人想要当——一个全人（unhommetotal）。”红卫兵运动根本不存在这些内容，整个运动是反人道主义和反个人主义的；这些年青人醉心于运动本身而无暇顾及个人生活，也不屑于可以导致“和平演变”的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在当时，“穷过渡”理论的宣传是颇为深入的。由于运动性质和方向的变异，欧美学生运动明显地有助于克服西方社会的危机，导致进一步的民主化，经济福利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法国社会学家杜兰将运动称之为“文化解放”。相反，中国的运动则导致更大限度的文化封闭、专制和虐杀。 当红卫兵运动行将消亡之时，即着手“清理阶级队伍”，几年之后，继而进行“一打三反”运动，借此消除异端。1971年，林彪摔死温都尔汗，政局为一个后来被号称为“四人帮”的政治集团所左右。此时，不但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人们的物质生活每况愈下，政治禁锢尤为严酷。死于自杀的情况，多发生在运动早期，滥杀在中期，像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是延至后期，甚至在1976年以后被合法杀害的，于此可见政治高压之一斑。文革十年，精神生活贫乏至极，全国只余“一个作家八个戏”。总理周恩来在四次人大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可以预见，在如此政局的支配下，只能成为泡影。 1968年以后，红卫兵一变而为“知青”，从波峰顿然陷落谷底，由一个运动的加害人成为另一个运动的受害人，叱咤风云的行动者成为无所作为的守望者。命运的巨大落差将严峻的思考，深深锲入一代人的年轮，后来的研究者以代性为他们命名，就叫“68年人”。以中国广大农村的贫困和落后，由知青以“上山下乡”的方式引进现代文化知识和都市文明，对于改造社会来说，或许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措置；而对于青年一代了解乡土中国，或从历练人生的角度来说，也都不无好处的罢？问题是，行动本身带有一种强迫、驱逐的性质，而非上世纪初五四新青年的“到民间去”那样一种自由选择。作为“政治移民”，知青普遍存在一种受挫感和屈辱感；尤其严重的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空前的困难，有的地方甚至靠劳动不足以养活自己，此外，女知青遭到人兽的蹂躏已非个别的现象。在红卫兵时代，他们获得两种意识，一是政治意识，尤其关注上层的变动；二是造反意识，即对强势者的反抗。当岁月迁流，激情沉淀为理性，他们容易把自身作为“知青”这样一个弱势群体而同底层社会联系起来，寻找共同的出路。 1976年，周恩来去世。这时，人们发现自己的国家正在面临一场政治危机，焦虑和不满，就像地下久积的岩浆一样突然爆发了。 群众性的悼念活动从1月8日一直延绵至4月5日清明节。是日，天安门广场放满了花圈，贴满了悼文、挽联和诗歌。清晨，广场聚集了近一万人，朗诵悼文，传抄诗词，群情汹涌，终至引发同官方的直接冲突。晚上6时半，北京市长宣布清场，几小时后，出动大批民兵、武警和军人，手持木棍，殴打拘捕群众。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后称“四五运动”，也称“天安门事件”。这次事件的主体是青年造反者，老红卫兵在历史语境的转换中成了反抗的英雄。 天安门诗歌是一个共鸣器，各种声音都有，但是有一个突出的声音就是抗议，愤懑多于哀思。如：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还有一首，在当时一样被当做“反面教员”而广为人知：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   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讽刺和诅咒“红都女皇”江青及其死党的，如： 某女人真疯狂， 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 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 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 好景终不长……     用鲁迅《摩罗诗力说》的话说，这是“反抗挑战之声”，而非“顺世和乐之音”。建国之后的诗歌，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异类。这些诗在广场产生带有象征的意义，表达了自五四以来遗落已久的“广场意识”，在这里则是觉醒的公民意识。作为一种诗歌精神，它以主体性、诚实性、反叛性恢复了诗歌的尊严。波兰知识分子冈布罗维奇在日记中写道：“我多么希望在这个虚幻的王国里能听到真实的声音！不——你听到的不是十五年前的陈词滥调，就是翻来覆去的歌曲。波兰的传播媒体，哼着强制性的调子，像墓地、深渊、荒原一样死气沉沉……黑和白，善和恶，像根闷棍一样敲不响道德的声音。如果不带着恐怖，如果你没有感到那引人怜悯的颤抖，歌声似乎堂皇得很……无边的死寂，笼罩着我们未曾坦白的，被堵住嘴巴的喑哑。”看看文革期间令人恶心的诸如“诗报告”、“小靳庄诗歌”之类，可知中国的情形，并不比冈布罗维奇所描述的更好一些。然而，这种缺乏坦率和真诚的沉闷而荒凉的局面，竟被天安门前的群众的声音打破了！著名诗歌民刊《今天》发刊词把“四五运动”当作它的先声，可见天安门诗歌对青年诗歌写作的影响。这是一种新型的写作。正是这些反抗的诗篇，成为主流诗歌向非主流诗歌过渡，非主流诗歌转变为主流诗歌的转捩点。 事件的参与者一直留在正统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这是致命的局限。他们的行动，只是给磨盘里注水，目的是通过润滑以减轻压力，促进运转，免于停顿，却从来不曾考虑磨盘本身是否老旧，是否需要弃置和更新的问题。于是，我们看到，天安门诗歌在表达反抗激情的时候，常常使用体制内的语言，如：“总理周围有八亿人站岗放哨”；“您紧跟毛主席，／我们一定紧跟您。／让您放心，让毛主席满意”；“碑前斗胆愚自问，／‘谁是真正走资派？’”；“呵，你的精神传天下，／革命种子要发芽！／团结，战斗，／反帝、反修、反霸！”像“反修”、“赫氏”这些字眼是重复使用的，作为符号，自有特定的意涵，但是毕竟留下“红色年代”的鲜明烙印。文革初期的个人崇拜，是政治宣传工作与传统文化心理的一种结合，虽然“红海洋”已经退潮，而英雄崇拜的情结犹在，只不过对象有所转移罢了。天安门诗歌称颂周恩来“一贯正确”，表示说：“鱼儿离不开水，我们离不开您”，“永远捍卫周总理，拼一死，祭英灵”。这些语词的使用，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们耳熟能详的。诗中将周恩来喻作“忠臣”，传播的是君臣、忠奸、名节之类的封建伦理观念，显得十分陈腐。如：“您身居要职甘为副，／辅佐领袖建功劳”；“纷然乱世忠臣陨，总理一去不复回；”“封棺已定论，／功高盖群臣”；“卧龙尽瘁焉同语，立党开国大功臣”；“名节存千古，精血五洲扬”；“李斯求苟安，／张良离大汉，／关羽骄横死，／韩信封侯篡。／唯您活着学到老，鞠躬尽瘁呕心肝。”对于江青一流，则极尽辱骂之能事，称作“白骨精”、“小贱人”、“贼”和“妖”，又比作历史上的“妲己”、“吕后”、“武则天”，袭用古时候关于“女人误国”、“祸水”的论调，声言“野鸡想占凤凰巢，塌拉破鞋卖膏药”；“人寰尚有臣民在，不许贼子弄王幡”；还有“试剥秦桧皮”等等——表现了十足的语言暴力。这种斯巴达式的语言，同红卫兵语言，乃至阶级斗争的官方用语是有联系的。作为一次诗歌运动，天安门诗歌是在狂欢节般的造反气氛中，表达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的。勃洛克在论及群众与个人的冲突时，曾经这样慨叹：“所谓的群众，从来就未被伟大的人文主义打动过。”至少，中国的群众，在人文主义教育方面比俄国更糟，连知识分子也不曾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关于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反复申述的有两点：一是奴隶性，一是流氓性。他在好几篇文章中，都把语言和文风同流氓习气联系起来，而视作“封建的”遗产。 在署名“童怀周”编辑的《革命诗抄》（天安门诗歌的最早版本）的选目来看，自由诗只占全部诗歌的十分之一，填词及七言诗的占多数，此外还有四言诗和五言诗。语言即思维。这种多少有点近于复古的现象表明，自由是一个培养和训练的过程；如果没有对自由的个人感受，奴隶惯性将继续起作用，自由的语言形式随之变得多余。 大跃进的新民歌和天安门诗歌同样产生于群众性运动，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在差别的背后，又存在着相当一致的地方。新民歌是组织起来的，天安门诗歌是无组织的，一轰而起的，却一样有着卡里斯马的阴影。在新民歌那里，是浪漫主义的，乐天的，是创世纪般的；而天安门诗歌则有点近似于末世论，调子是悲愤的，但都是一例的英雄主义。新民歌旨在宣传，与主流意识形态合一；天安门诗歌是反潮流的，却又始终无法避开正统观念的影响。新民歌大体五七言，天安门诗歌的基本成分是旧体诗词，也多属五七言，这种规整的方块构成，可以说是典型的“民族形式”，民粹主义的理想载体。一个古老帝国的遗产，前后为两个诗歌运动所承袭，运动中最革命的语汇，也无法将它冲洗干净，甚至连这些语汇也都是风化的碎片，是遗产中粗糙的沙石。两次诗歌运动都以“人民”命名，“人民”这个字眼，一直使我们感到真实可靠。茨维塔耶娃这样说到诗歌的永恒性：“任何来自政党的功利的青睐都注定要消亡的，只有一种青睐——来自人民的青睐除外。”但是，如果实际上未曾发生过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而在宪政方面又缺乏社会契约，人民只是一个假名，本质上是不存在的。群众不等于人民，群众是盲目的，随机的，作为一个实体，它的行动常常表现为领袖的个人的意志。而人民不同，人民是具有自觉意识的个人的联合体，它的存在是隐形的。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就是个人。然而，对于国家而言，它具有主权，有足够的理据和力量对抗国家。人民主权体现了无数自由个体的共同意志。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没有个人主义，现代民主也就失去了灵魂。 奥尔特加在《群众起义》一书中写道：精神自由可以由它分裂传统整体思想的能力来衡量。可以认为，只要传统思想完美无缺，就没有精神自由；只要社会仍然处于封闭自足的状态，就没有精神自由；只要个人按照他者的逻辑思考和行动，就没有精神自由。丧失自由精神，个人不成其为个人，社会不成其为社会，诗歌自然也不成其为诗歌。 真正的诗歌，必将随同伟大的裂变一起来临！   （林贤治，诗人，学者。原文链接：）     【拓展阅读】   对话   崔卫平   孩子：妈妈，这些小阿姨，小叔叔为什么不吃饭 妈妈：他们想要得到一件礼物。 什么礼物 自由。 谁送给他们这件美丽的礼物 自己。   妈妈，广场上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人 这是一个节日。 什么节日 亮灯的节日。 灯在哪儿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妈妈妈妈，救护车里是谁 英雄。 英雄为什么要躺下呢 好让后排的孩子看见。 看见什么 七种颜色的花。     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北岛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象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象崩断的琴弦 不再发出鸣响 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对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我寻找着你 在一次次梦中 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 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 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   我寻找海岸的潮汐 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 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 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   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 明天的枝头上 成熟的果实 会留下我的颜色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到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一生中 我多次撒谎 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 一个儿时的诺言 因此，那与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每一个不朽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周濂：我想要相信 进入专题 ： 信任 犬儒    ● 周濂 （ 进入专栏 ）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自序）          去年夏天，因为在“锵锵三人行”中的一席话，陈丹青不得不连发两篇文章，解释为什么不在节目中声讨炫富与红十字会，而是把矛头对准网络围攻所折射出来的文革遗风。尽管文章写的进退有据、不失法度，但是澄清和辩白本身就不由得让人感慨，原来飞的再高的人也还是躲不过铺天盖地的唾沫星子，也还是会忍不住抹一把脸、吐两句槽。而最让我感慨的还是这句话：“为什么我不愿谈红十字会？因为不相信，一如今日的大学，无非官场，无非官僚。我的不相信，还包括对历来监督它、改变它的所有可能，深深地不相信。”     这口气，像极了三十年前北岛的那首名诗：“告诉你，世界，我不相信！”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连黄河都能改道，可是作为职业受骗者的我们却仍旧停留在“我呸”的阶段。“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     好吧，我承认以上论断过于偏激。三十年过去，至少我们不再冲着面目模糊的世界宣泄不满，而是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红十字会、铁道部以及更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部门。除了骂脏字和吐口水，我们还在努力学习用更理性也更技术的方式去质疑，比如7.23动车事故发生之后，有人到现场勘查地形，有人收集各种数据做分析，有人做模拟实验，大伙儿都在兴致勃勃地扮演福尔摩斯。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有关部门一再搪塞推诿，质疑往往有始无终，真相总是扑朔迷离，人们才会时常感受到“无能的力量”，才会有对改变的所有可能“深深地不相信”。     虽然都是不相信，如果说北岛的呐喊还多少带着少年人的不甘和血气，那么在陈丹青这里，我看到的只是不加掩饰的失败主义。     什么是失败主义？查百度百科可知，这是“一种因为认定未来注定失败，而放弃一切改变现状的行动的思想。”在我看来，与其说失败主义是一种思想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思想有清晰的学理与脉络，可以论证也可以反驳，可情绪不同，它来去无踪，就像下水系统失灵的城市，一场小雨就会水漫金山泛滥成灾。     当失败成为习惯，当对改变不抱任何信心，我们也就只剩下了“我不相信”这句喊话。更有甚者，还会发展成为“我不相信”强迫症，症状较轻的每当读到新闻报导，不管来自《环球时报》还是新浪微博，第一反应一概都是我不相信这是事实的真相；症状较重的则惯用阴谋论去揣度整个世界，他们奉行“两个凡是”原则：凡是你竭力主张的一定都是假的，凡是我能设想到的最坏可能性就是真的。     身处这个动荡不安的魔幻现实主义国家，我相信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我不相信”强迫症，而且不相信的对象绝不止于不受限制的公权力，它也可能是衣着光鲜的经济学家，是微博上加V的名人，是沿街乞讨的妇女，是不慎跌倒的老人，甚至是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或者相濡以沫的爱人。     因为不相信，因为不相信强迫症所并发的失败主义和犬儒意识，让我们用更加昏暗的眼神去审视这个原本昏暗的世界。不久前，独立参选人遭打压，网友纷纷声援，有人冷冷地说：别装逼，想出名总要付出代价的；山东某女得知前夫罹患尿毒症，捐肾救之，有人冷冷地说：激动啥，骗遗产吧。这简直就是“心理阴暗、人人平等”。在这个国家，似乎总有一种向下的力量要把所有人拉低，总有一种执拗的怀疑要撕破人道主义的温情面纱。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相信别人、相信政府呢？安妮特.贝尔说：“一个人如果相信他人的良好愿望，他就必然容易受到他人良好意愿有限性的伤害。”换句话说，选择相信别人的同时，也就给别人留下一个伤害自己的机会。我养过一只小狗，见到任何人都会扑通倒地，然后亮出柔软的腹部邀请被抚摸。这种因为对世界懵懂无知而拥有的绝对安全感真叫人嫉妒。     2008年秋天，烟火艺术家蔡国强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首次国内个展，主题是“我想要相信”。这个说法如此励志，以至于我忍不住拿来作为本书的序言标题。可是我深深地知道，它仅仅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一个虚幻的愿景。作为一个被标签化了的自由主义者，我虽然有“想要相信”的意图，却无法像午夜电视购物最牛广告人侯总那样一脸惊喜地告诉读者“应该相信”什么。事实上，最经常挂在自由主义者嘴边的一句话是“千万不要相信公权力”。与其说这是在妖魔化公权力，不如说是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公权力：首先，公权力和每个人一样都是理性经济人，拥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原始动机；其次，任何掌握公权力的人都部分地怀有为自身利益而滥用权力的动机。所以休谟才会说“我们应该设计出一系列政府制度，以便即使在流氓占据政府职位时，也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我当然明白制度的稳定性要远甚于人格的稳定性，但另一方面，我同样认为每个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这个世界的必由之路。某种意义上，人生就是一场彻底的清算，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一个也许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的“认识你自己”的追问。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面，你需要清算智识上的无明，更重要的是克服意志上的软弱。你当然可以选择向古人今人熟人亲人陌生人求助，但是归根结底，你没有任何人可以依傍。就像本书的同名文章结尾处所说的，“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其实不管是从假寐中醒来，还是重新开始相信改变的可能，都是一种radical choice，这个“决定”何时做出，因何做出，做出之后需要承担哪些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后果，这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取决于你自己，没人可以代笔。     我曾经一度认定，没有人可以仅凭一己之力站立，每个人都在寻找那个可以用尽全身气力去拥抱的对象，并且希望这个拥抱可以让自己变得安全、强大甚至完满。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认同昂山素季的这个说法：“真正的改变是通过理解、同情、正义、爱心后的内在变化。”只有经历了如此这般的内在变化，你才会和自己停战，才能够学会“不自负、不迟疑、也不骄慢”地与世界媾和。小至个体，大到国家，概莫能外。     本书收录的文章虽然在时间上跨度有十年之久，在主题上貌似也是东拉西扯，既有时评政论、影评书评也有思想笔谈，但是归根结底，它们都存在着一种内省的视角，都隐晦地刻画了过去十年来我在思想与情感的点滴变化。非常感谢天窗文化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愿意结集出版这些文章，虽然我并不清楚它们能给读者带去多少积极的影响。于我而言，重读这些文章，至少证明了我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乐观主义者，因为虽然我时时感到“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但是我还是会忍不住偷偷地想，改变在发生呢。     是为序。          2012年2月13日 进入 周濂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信任 犬儒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7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