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

“省直管县”是近几年来行政管理体制中最受关注的改革模式，被认为涉及国家的长治久安。2012年，“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大限已近，但进展并不乐观。 像昆山这种经济发达的县级市，还归苏州管，从长远来讲，其实没必要。像义乌这么大，也不一定老让金华管。 中央迟迟没有配套措施出台，导致地方产生了观望情绪，大家感觉改革出现了“疲劳症”。改革有风险，谁愿意担这个风险？所以大家就都明哲保身，搞发展去了。 最近，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文件，将质监、工商部门划归地方管理，这两个部门的干部还有点小怨言，因为待遇降低了很多，过去在县里相当于副处级单位，现在变成科级了。 省直管县：“腿”动了六年多 “脑袋”还没跟上 ——访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 （刊发时题为：省直管县改革出现“疲劳症”） □《南方周末》2012年2月2日 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王磬 发自北京   随着2012年的到来，“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大限已近。 按照财政部的计划，作为“省管县”改革的关键一步，这一改革要于2012年底前，在全国推开（民族自治区除外）。省级财政将在政府间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资金往来、预决算、年终结算等方面，与市、县财政直接联系，开展相关业务工作。然而，目前各地改革进度各异，面临众多问题。要想将县区政府从市级财政中全面剥离，殊为不易。 省直管县“是近几年来行政管理体制中最受关注的改革模式，被认为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但改革至今，“从下往上改革的领域越来越少，需要从上往下改革的领域越来越多。”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说。 张占斌从2005年就开始研究省直管县改革。近日，他主编的《中国省直管县改革研究》出版。围绕省直管县改革中面临的困境和下一步的走向等问题，南方周末记者对张占斌进行了专访。 “地级市很尴尬” 宪法中并没有地级市的概念。 南方周末：中央开启省直管县改革的主要动力是什么？ 张占斌：目前的“市管县”体制是1983年以来逐渐形成的。2005年6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的改革试点。 从国家发展进程来看，“县”这一级做得好，国家就乱不了。“县”连着三农，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过去讲“县太爷”很重要，就是这个意思——他对农民非常熟悉，有利于及时做出政策调整，让农民跟着政府走。 这些年来，县域经济占国家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而县域人口则超过全国总人口的70%，土地占总面积的约90%。实际上，县域经济在扩大内需等很多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没有发挥。县里的权力经常不完整，处理问题时经常互相推脱。倘若县里权力更加完整，发展起来会更有积极性。将权力进行下放，促成扩权强县，有助于城镇发展，将一些强县、大县发展起来，逐渐变成城市进行管理。 这样有一大好处是，农民工在就业时，可以做到离土不离乡，至少不离县，这样回旋余地就很大，可以降低社会风险。现在有这么多农民进城，光靠现有城市不能解决问题，一些县发展起来之后，老百姓会觉得：我也不一定要迁到上海、迁到重庆，在本地的县、市里干活也挺好。 南方周末：省直管县的改革除财政体制改革外，还包括哪些方面？ 张占斌：第一步是财政体制的省直管，让人们先有一段心理适应期，我认为下一步就应该是行政体制的省直管。先放权，然后进行财政改革，最后才开始行政管县。 从总体上说，减少行政层级是一个大方向，可以逐渐地推进。中国的行政层级有五级：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县（县级市）——乡、镇（自治乡），为世界少有，西方国家的层级也没有我们这么多。可以把一些大的、经济强的县，先过渡到县级市，再由省直管。像昆山这种经济发达的县级市，还归苏州管，从长远来讲，其实没必要。像义乌这么大，也不一定老让金华管。 南方周末：在五个行政层级中，“地级市”是否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 张占斌：“地级市”的确很尴尬。首先它的法律地位就尴尬，因为宪法中并没有地级市的概念。 过去，地区是作为省的派出机构，派几十个人，盖个小楼，去指导县里工作。后来为加快城镇化，它就变成市了，开始管下边了。这让很多县有意见，因为它们要给市里“上贡”。 有些权力划分不是很科学。比如浙江过去驾驶执照年检，在县级市义乌就办不了，得到地级市金华办，光这一项每年就让社会多承受五百多万元成本。后来把这一条取消了，县里盖章就管用。过去，涉外婚姻也得到地级市办理。 以前从省到地级市再到县，是层层授权，但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开放，现在县里官员水平也很高。应该给他们充分授权，同时加强监督。这就好像哥俩好，弟弟进步比较快，哥哥没什么进步，那弟弟就不愿意再让你管了。 南方周末：改革的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行省直管县吗？ 张占斌：也不一定。我认为大的方向是省直管县，但不一定所有地方实行。中国太大，这个问题在西部地区不是很迫切，但在东部很迫切。东部经济发展比较快，省域面积比较小，县的数目也不多，有更好的改革条件。 南方周末：改革过程中还有哪些问题需要特别留意？ 张占斌：将来，区划调整可能也是一块重点，现在有一些地方在做区划调整，但是还没有完全展开。 另外也要考虑干部的出路问题。省直管县之后，县里的干部怎么晋升呢？中国为官员的晋升设了很多台阶，给人们一种心理暗示：县委书记当几年，调到市里，然后再向上。如果变成了县上面直接就是省，那干部怎么调整、配置，都要考虑。 但是，这些都是技术性问题，而省直管县则是战略问题，涉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不是权力大就一定腐败，权力小就不腐败” 权力要完整，敢使出这个权力，同时负得了这个责任。 南方周末：有人对“强县扩权”心存疑虑——给县委书记更大的权力，岂不是更容易导致腐败？县委书记更是“土皇帝”了？ 张占斌：这是两回事，给他权力让他好好干的同时，要加强监督。不是权力大就一定腐败，权力小就不腐败。要把制度设计好，这很重要。得让他们对县域内的事情，自己可以做主。权力要完整，敢使出这个权力，同时负得了这个责任。 南方周末：学者于建嵘曾在文章中说，要超越省直管县，达到“县政自治”。 张占斌：从民国开始，县以下基本都靠群众自治，但是共产党执政以后，加强了乡镇治理。现在看来，这种方式也会带来问题。但是于建嵘的想法还是有点理想化，也许是将来的方向吧。 南方周末：从省直管县的改革类型来看，目前有哪几种具体的做法？ 张占斌：目前有四种实现形式。 第一种是直接没有地级市这一中间环节，以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和海南省为代表。 第二种是以浙江、湖北、安徽、吉林等省为代表的全面管理型。这些省份对财政体制的制定、转移支付和专款的分配、财政结算、收入报解、资金调度、债务管理等财政管理的各个方面，全部实行省对县直接管理。 第三种是对转移支付、专款分配，以及资金调度等涉及省对县补助资金分配的方面实行省直接管理，以山西、辽宁、河南等省为代表。 第四种是山东、广西实行的省市共管型，即省级财政在分配转移支付等补助资金时，直接核定到县，但在分配和资金调度时仍以省对市、市对县方式办理。同时，省级财政加强对县级监管。 “改革需要协调，上下、左右联动” 县里干部在公开场合还不敢发牢骚，但他们从内心里希望能彻底“绕开”地级市。 南方周末：在省直管县已有的地方探索中，您觉得哪个省份做得比较好？ 张占斌：广东的行政改革做了很多好的探索。比如顺德，将工商局、质监局、安监局三家撤并，组建为“市场安全监督管理局”。但这种改革也面临着很多来自上面的阻力，甚至有这种情况：一个部门，上面对应16个部门，年终总结报告都得写16份。 所以，改革需要协调，上下、左右联动。光腿动了，脑袋没动，这肯定不行。 南方周末：中央提出省直管县改革已经六年多了，现在进度如何？ 张占斌：是一直在进步，但是力度确实不够。省直管县改革到底怎么搞？从2005年到现在，地方一直在探索，而中央只是原则性地说说。五六年了，也没有一个全面的文件来指导，各个地方的探索经验也还没有变成中央的政策。 由于缺乏中央统筹，各省的做法很不一样，有的是让强县扩权，但也有的省却是把一些特别穷的县推成省直管县。还有，比如广州周边几个市，不愿意被省里管，因为广州财力强，它们希望被广州管。 中央迟迟没有配套措施出台，导致地方产生了观望情绪，大家感觉改革出现了“疲劳症”。改革有风险，谁愿意担这个风险？所以大家就都明哲保身，搞发展去了，喜欢修路，不图创新。所以现在有很多批评的声音，说官员不作为。 南方周末：“省直管县”改革涉及利益的重新调整和权力的重新分配，这是否给改革带来了困难？ 张占斌：是的。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省、市、县对改革的态度有明显差异，扩权和放权的落实到位情况不容乐观。 一般来说，省主要领导对省直管县改革比较支持，而省里的厅局则大多对向县里下放这么多权力表示担心，地级市普遍不愿意就此问题表态。 在县一级，经济发达的县最希望改革，这样他们可以获得很大的发展空间。经济比较落后的县也希望省直管，以直接获得省里较大的支持。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县比较复杂——如果它们所在的地级市实力还不如自己，就希望归省里直管；如果地级市实力较强而省里的实力较弱，就愿意留在市管县体制中。 出于利益考虑，大体上，给县里的扩权和放权有三分之一到位，三分之一不到位，三分之一蜻蜓点水。在省直管县的试点县，一部分官员说自己是“一喜一愣一惊”：看到文件一喜，到部门办事一愣，最终结果心里一惊。也有的地方，放权时有很多附加条件，下放的权力有名无实，甚至根本就不是权力，只是一些常规性的操作规范。 此外，许多县里官员认为，由于在行政上和地级市还有上下级关系，所以既要维护和使用对省一级部门的话语权，又要维护与市领导部门的关系，哪方面都不能疏忽大意。这就增加了县领导的协调工作量。县里干部在公开场合还不敢发牢骚，但他们从内心里希望能彻底“绕开”地级市。 南方周末：在既得利益的阻力面前，省直管县改革如何才能深入？ 张占斌：要加强省直管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规划。目前的表面问题是扩权县与省里、市里对接不好，沟通不好，对扩权政策掌握不够，用得不足、不活，实际上是缺乏顶层设计和规划，缺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中央政府的充分授权，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实施细则。 随着省直管县改革的深入，地方能自己探索的领域已所剩不多，从下往上改革的领域越来越少，需要从上往下改革的领域越来越多，如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进行必要的行政区划改革、省以下司法体制的改革、垂直部门领导体制改革等，均需要有权威的路线图。省直管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包括中央对这项改革的战略安排、系统设计、改革次序等。 南方周末：根据财政部的要求，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将于2012年底前在我国除民族自治地区以外的地区全面推行。如今大限将近，近期中央是否将要有所动作？ 张占斌：据我了解，包括发改委在内的有关部门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但这太复杂，再加上2012年面临换届，工作力度不是很大。能不能实现2012年底全面推行的目标，很难说。 “不能一有问题就垂直管理” 必要时，在某些特殊阶段可以设一些垂直管理部门，但是过了之后就要取消。 南方周末：省直管县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垂直管理部门”的改革，大方向是不是要取消所有的垂直管理呢？ 张占斌：垂直管理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非常有效的，但它会有副作用，有的机构并不适合垂直管理，而现在却是一有问题就要垂直管理。 总的来说，要相信地方政府，把一定权力赋予它们。必要时，在某些特殊阶段可以设一些垂直管理部门，但是过了之后就要取消。为什么？扩权政策中，垂直管理部门的定位模糊，“条块”权责关系更加复杂。实行垂直管理，可以让地方政府无法牟取私利，对打破地方保护、建立统一市场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缺乏实行垂直管理的法律标准、各方主体的权限范围不清晰、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各方的权利主体地位不明确。久而久之，“条块”矛盾也增多。 垂直管理部门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他们既要服务块块，也要服从条条。他们本身对有些政策也拿不太准，总是希望垂直管理上级能够下个明确的文件，上级文件没来，他们会无所适从，既不愿意背上不支持省直管县改革创新的“骂名”，也不愿意冒很大的政策风险，矛盾心态非常明显。 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划分问题。总的来看，应以职能划分为基础来调整垂直机构。凡是中央政府的专属职能，一般可实行垂直管理。不是省级的专管事务，也不是中央的专管事务，应属各级政府的共管事务，可考虑由现在的省级垂直领导改为分级领导，以提高各级政府的统筹协调能力。 南方周末：减少垂直管理，是否也会遇到一些反对的声音？ 张占斌：相对而言，垂直管理部门的收益比地方管理的部门要好。一般来说，地方财政给不了那么多钱，比如它想给发改委加点工资，那不行啊，其他单位都会要求：你得给我加一样的工资。所以，有一部分的垂直管理部门待遇比较好。一个现象是，垂直管理的部门楼普遍盖得好。 最近，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文件，将质监、工商部门划归地方管理，这两个部门的干部还有点小怨言，因为待遇降低了很多，过去在县里相当于副处级单位，现在变成科级了。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博客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改革起航的关键时刻 如何理解中国政治？ “改革中枢”能否重生 在纷乱的年代寻找积极的力量——写给2011 无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大陆政治生态中日渐凸显出两种模式：重庆 “ 唱红打黑 ” 、崇毛左转与广东 “ 掀起思想解放 ” 、 “ 第二轮改革 ” 。两雄争锋，扬蹄较劲，已展示出两个风向和两条道路明争暗斗的发展趋势。 重庆的 “ 唱红打黑 ” ，主要想争取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而开放改革派的 “ 思想解放 ”“ 二轮改革 ” ，则更想借助于知识分子的力量推动。近些年来，“左”派与开放改革派尽管明争暗斗不止却又相对隐晦、含蓄，但最近随着中共 “ 十八大 ” 的临界，“左”派开始 “ 唱红中国 ” ，左潮进京；同时重庆官媒及网络水军，不断抹黑南方报业，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引起民众特别是社会知识分子群体反弹。而广东掌舵人汪洋借势而动，走向前台，突然发力，借助于 “ 骂娘论 ” 、 “ 忧患论 ” 、 “ 反腐论 ” 和 “ 政绩论 ” 、 “ 蛋糕论 ” ，向全社会发出重要政治讯息。 2011 年 4 月 22 日，重庆因报复律师揭露 “ 黑打 ” 黑幕的 “ 李庄伪证案第二季 ” 检方被迫撤诉后，当地有一个网民在微博上编造了 59 个字的故事，讥讽重庆 “ 唱红打黑 ” 拉屎，便被判劳动教养一年。此案随即引发舆论轰动，导致网上恶评如潮。为此， 2011 年 7 月 5 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线与网友交流时，称网络问政首先应该是平等的问、虚心的接受，不计态度、不问来历。特别是他极有针对性地提出 “ 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 ” 。此 “ 骂娘论 ” 一出，即被外界视为是剑指重庆，言论治罪，迫害异己，在民间赢得喝彩。 建党 90 周年前夕，重庆反击舆论对其 “ 唱红 ” 批评，发表以《〈歌唱祖国〉等救国建国歌何罪之有》为题，在重庆市委机关报大加渲染，再推唱红歌，颂党恩，全国歌舞升平热潮。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却反其道而行之， 6 月 26 日也在省委办公厅的 “ 党员生活会 ” 上，发表讲话，称 “ 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重要 ” 。汪洋意味深远地说， “ 不要让鲜花掌声淹没群众意见，不要让成绩数字掩盖存在问题，不要让发展成就麻痹忧患意识。 ” 广州《羊城晚报》为此发表标题特别将 “ 增强忧患意识 ” 和 “ 歌颂辉煌 ” 用红黑字体对立彰显，其政治用意一目了然。针对社会普遍质疑重庆重庆运动式的反腐 “ 打黑 ” ，罔顾程序正义，甚至报复律师，吸眼球，搞效应等新闻炒作， 7 月 12 日，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参加分组讨论时特别强调， “ 广东不会搞运动式的反腐败，不能搞痛快一时，更不能搞乱打一顿 ” 。汪洋此 “ 反腐论 ” 发言，明显是毫不隐讳地批判了重庆一阵风的 “ 运动模式 ” 。 重庆不断利用媒体造势煽情，大搞面子工程。诸如红色卫视、红色主题公园、千人唱红歌唱团炫耀北京等等，一项比一项更肉麻。为此， 7 月 12 日上午，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作主题报告时，又刻意发表了“功成不必在我任期”讲话，声称不搞所谓的 “ 政绩工程 ” ，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这就是汪洋风靡网络，并引发热议的 “ 政绩论 ” 。当然，踢爆网络舆论的还有汪洋针对重庆所发表的 “ 蛋糕论 ” 。 7 月 3 日，重庆掌舵人在会见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时说，与其他地方 “ 先做大蛋糕再分 ” 不同，重庆这几年的发展思路则是倒过来，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 7 月 10 日又在重庆召开 “2011 中国农村经济论坛 ” 上表示，重庆不必等到发展的高级阶段再去研究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问题。然而第二天，汪洋便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分组讨论时针锋相对地说，现在要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 “ 但是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这点是有针对性的。这不是新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强调它就有新意。 ” 由此，这两种不同的 “ 蛋糕论 ” 便开始在舆论界、政坛膨胀、发酵。 明眼人看出，重庆偏向的是毛泽东时代的 “ 公平 ” ；而广东偏向的是邓小平时代的 “ 效率 ” 。其实，做蛋糕重发展，分蛋糕重分配。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眼下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民怨沸腾，解决好分配应是主要矛盾。汪洋借 “ 发展 ” 要压倒 “ 分配 ” ，显然不为百姓所理解。为此，重庆抓住汪洋的 “ 蛋糕论 ” ， 7 月 17 日又在重庆日报发出《重庆：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就仅仅能体现 “ 一个代表 ” 》文章，文中锋芒毕露的说：如果贫富、城乡、区域三个差距不解决，特别是出现两极分化，那就仅仅能体现 “ 一个代表 ” ，即仅 “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 ，而代表不了 “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 ，也代表不了 “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 ，两极分化可不是先进文化！ 记得重庆掌舵人走马上任后，就迎来老将军后代“唱红”合唱团全国巡演重庆首演，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大肆涂红重庆脸谱，招之不少人质疑重庆返 “ 左 ” 倒退。然而，重庆反复强调：不怕人说自己 “ 左 ” ，不管别说 “ 三道四 ” 。从政治权力传承的渊源上看，作为红色贵族之大员，要想窥视未来权力高端，是一定要充分挖掘、利用其血统资源的。更何况当今中国贪污腐败，分配不公，官民矛盾、贫富冲突激化，更不会放过政治投资的民意源泉。于是，重庆便由聚集左派势力与红色贵族阵营的 “ 唱红 ” ，发展到争取普通百姓与弱势群体的 “ 打黑 ” 。然而，在当今中国， “ 唱红 ” 并不一定就说明自己就真红，“打黑”若不遵循法制与法治的轨道，本身则也就与黑无异。 就在重庆 “ 唱红打黑 ” ，返身向左时，汪洋却在广东 “ 掀起思想解放 ” 与 “ 第二轮改革 ” 。记得， 2008 年汪洋就要求广东以 “ 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 ” ，要 “ 杀开一条血路 ” ，引起舆论轰动。接着汪洋又大言要破除 “ 言塞湖 ” ，博得不少知识分子与新经济阶层人士的好感。为此，人民网还刊发《汪洋剑指 “ 言塞湖 ” 振聋发聩》文章。 2010 年 1 月 5 日，南方日报等广东各大媒体皆在头版头条刊登大幅标题《深刻认识胡锦涛对粤新期待》图片与文章，接着又刊发了《广东掀起 “ 第二轮改革大潮 ” 民众利益决定成败》文章，并迅即登上新华网首页。该文大肆宣传广东改革勇闯深水区： “ 简政强镇 ” 事权改革试点； “ 行政三分 ” 改写国内城市 “ 两级政府四级管理 ” 的现状；重大事项不过政协不落槌、政府越权决定人大可撤销等等政治议题，与重庆一言九鼎的 “ 唱红打黑 ” 模式叫阵。 2011 年 7 月中旬，汪洋在省委全会的分组讨论上与代表交流，要求 “ 列席代表不要光带耳朵来，还要带嘴巴来！ ” 他说，要发出基层的声音。汪洋连续发出 “ 幸福广东 ” 、 “ 公平正义 ” 、 “ 小政府、大社会 ” 言论，还对一位记者提出建议说： “ 记者需要去挖掘基层的声音，我们都说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所以不要把人民群众的声音变成沉默的声音。群众的话语权非常小，要想办法让基层群众发出声音。 ” 汪洋的这些说法，其实与人民日报评论部自 2011 年 4 月 21 日起连续发表的提倡 “ 以包容心态对待 ‘ 异质思维 ’” 、 “ 用公平正义消解 ‘ 弱势心态 ’” 、 “ 倾听那些 ‘ 沉没的声音 ’” ， “ 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 等   “ 关注社会心态 ” 系列评论，一脉相承。 由此可见，汪洋显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据悉，重庆设计的路子由三步构成：第一步是打黑，第二步唱红，第三步是共富。目前，第三步已经进行到关键环节，其在北京的人脉也公开表态支持。比如，《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周衡义的文章《重庆探索共同富裕》，此报道立刻被重庆宣传部门升级为 “ 重庆探索是为中国新一轮改革探路 ” 。然而，重庆主导的打黑负面效果日渐显现。比如司法权力全面扩张，一些地方对本不够立案条件的案件立案并经公诉而审判，形成了一条龙式的对单个公民的严打作业。律师业内人士估计：此类案件仅 2011 年至少有 5 万起以上；公检法三家办案人员至少从每个案件上勒索 3 万元好处费，贪腐总额不算大，但是涉及面十分广泛。 公检法办案人员流水作业进行 “ 合法的敲诈勒索 ” ，再一次证明政法体制是腐败的温床。在另一方面，这种机制也进一步地制造了官民的对立。广东的乌坎事件之初对薛锦波等人的抓捕以及薛锦波死于看守所，就是整个国家权力体系对单个公民严打的个案。由于此种机制造成的社会不满情绪会在特定时点爆发出来，当局的维稳压力也越来越大。尽管以上状态不全是重庆打黑负面影响的结果，但重庆打黑变质为黑打，却是最新与最重要的推动因素。据北京一位在最高人民法院通联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高干说： “ 李庄案件是佐证，是司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 另外也有专家表示： “ 打黑变成黑打是 ‘ 重庆病 ’ ，其传染性质十分恶劣。 ” 重庆现在已不再提打黑的事情，而是用肯定唱红来表明自己的高层支持率。有了这个基础，又在人大、政协 “ 两会 ” 期间大讲共富概念。为了让共富概念有可测量的维度，声称“到 2015 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 2.5 比 1 ，基尼系数压到 0.35 。但问题是，不仅重庆而且在全国各级 “ 两会 ” 中，暴富阶层是重要构成部分，要从这些人口袋里弄出钱来救济穷困百姓，无异于与虎谋皮。纵观历史，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在掌权之前都说要重搞社会公平，但最终他们均与巨富阶层形成了共谋。中下阶层能够 “ 致富 ” 或 “ 脱贫 ” 的手段就是投身战争，从异国抢掠回来大量物资与钱财。为了保证暴富阶层不对“共富”概念产生疑惑，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曲线表达心迹： “ 共同富裕绝不是 ‘ 劫富济贫 ’ ，更不是走回头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 ” 但有学者认为，当今中国整个社会已经不存在实现共富的制度基础，重复前苏联的 “ 休克疗法 ” 治理危机才是出路，凭重庆地方的一己之力，难收普遍的制度示范效应。 “ 重庆病 ” 具有传染性，正如前述司法权力体系一条龙式地对单个公民进行严打一样，全国都在染病。毫不夸张地说， “ 重庆病 ” 是当今中国的 “ 政治非典 ” 。 一向以政治开明著称的广东也受到了 “ 重庆病 ” 的感染。比如，对于广东汕头海门镇民众抗议华电项目的群体事件，虽然表面平和处理，但汕头市市长郑人豪对媒体公开放言 “ 部分人非抓不可 ” ，因为那 “ 部分人 ” 是受了境外媒体的影响， “ 居心叵测，完全与群众的合理诉求相违背 ” 。郑人豪的论调与北京高层表扬的 “ 乌坎转机 ” 之良苦用心完全相反。 其实，重庆和广东，在大陆的政治上有着共同性，即维护政权的稳定与传承。然而这并未能掩盖在同一战场上所代表的不同权力与利益所产生的不同路线。而今日中国，公民普遍期盼宪政变革，因为只有在宪政框架里，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也才能真正有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 “ 排除特殊利益干扰，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 ，这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刚刚出版的财新《中国改革》月刊 2012 年第 2 期发表署名文章《对新一年的期待》，提出上述观点。吴敬琏称， 2011 年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继续发酵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高速度的增长，各地在改善民生的政策设施上也有所建树。但过去几年被短期债所掩盖的诸多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这些问题的症结，吴敬琏认为，在于 1992 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前进。 吴敬琏指出，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的改革滞后，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在此之下，中国社会存在 “ 向何处去 ” 的问题，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重商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面对这样的形势，除了法治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哪个跑得更快，还面临着改革和革命的赛跑。 显然在广东， 改革和革命的赛跑中，改革跑在了前面。 2012 年 2 月 1 日，乌坎人 40 年来第一次公开选举，村民们积极参与， 18 岁以上的村民都有选举权， 8 、 90 岁的老人都参加了选举，就是一个明证。 2 月 1 日，据村民介绍，今天的选举是为 3 月份正式选举村委会做前期准备工作，省市县乡各级政府派人到村和几十个村民共同组成公证团，共同监管选票，乌坎的代表林祖銮和东海镇官员欧阳为总监管。 10 几个警察进村维持秩序，也有世界媒体 20 多人到乌坎，报道他们的选举情况。村民今天特别高兴。 一村民说，这是我们村第一次公开，公正的选举。这么多年来，第一任的村长当了 40 多年，我们都不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听说老人 8 、 90 岁都不知道有什么选举，不要说我们年轻人了。这是第一次，所以比较重视，只要满 18 岁，都参加。至少我们打败了贪官。另一村民说：因为要公开选村干部，不是以前那种没有人知道，或者暗中操作、蒙蔽所有的人。现在我们村民都有权利票，可以投票，今天的投票率 85% 以上。 村民表示，这还不是他们最后的胜利，他们还要把被贪官出卖的土地要回来，账目要查清。接下来一个大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要依法依规解决，我们几个月以来的这个心愿。但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把我们乌坎村委会的成员全部成立起来，然后做事就可以有头有尾，不是中空。村民透露，过去村里的土地被贪官卖掉，生活非常艰难，家里人口多，连买地盖房的钱都没有，但村官开着豪华车、儿子拿大钱做生意，钱从何而来？你看他们当官的，坐的小车上百万，住的别墅装修的象皇宫一样。那些钱都从哪里来？还不是卖土地的。村民表示，他们过去上访多少次，没有任何结果，是他们的抗争、他们在被围困的日日夜夜的团结一心，才换来今天的结果。村民非常感谢媒体对他们的帮助支持，欢迎所有的朋友到乌坎来。…… 听了乌坎村民的表达，人们就会明白：汪洋显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背后不仅有广大的老百姓，还有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历史大潮。

在中国传统春节，香港媒体却关注3月份即将展开的特首选举，以及最近发生在香港和内地之间的一些风波。比如一场内地客在港铁进食的风波，由兔年蔓延至龙年，在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辱港狂言推波助澜之下，事件正由网上的骂战衍变成现实中的冲突。香港《苹果日报》发表社评说：“香港网民的反蝗行动与内地网民号召东铁集体进食行动只是冲突的序幕，事件正由游客公德心的一般性问题，衍变成中港族群冲突的政治性问题，凸显的是中港经济加速融合之下的文化冲突，凸显的是港府在维护‘一国两制’问题上的无心无力。” 《苹果日报》社评说：“香港公共交通工具禁止饮食，据说始于1937年，起因是当年发生霍乱疫情，夺走一千多人的生命。……多数内地游客在香港还是能遵守公共交通工具的法例的。对违规者，港人本来也可採更宽容的态度，以提醒代替指摘，但孔庆东将港人的守法行为称为给英国殖民者当走狗的习惯，其实是侮辱了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北大，侮辱了守法的内地同胞。‘狗咬人不是新闻’。孔庆东徒有孔子后人、北大教授的身份，其狗论、无脑论，与其近年吹捧北韩、吹捧金正日的言论一样，根本不值一驳。但是，在中港两地社会矛盾激化、民众怨声载道之际，孔庆东的辱港狂言，无异于为一些愤青提供了弹药，也凸显内地一些学者、民众、官员视‘一国两制’的国策为无物，凸显他们在中港经济加速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优势、自大心理，并以这种心理看待中港两地的文化差异。”社评说，“说到底，中港两地的文化差异是核心价值的差异。香港没有民选政府，谈不上是民主社会，但法治、自由还是有一定的制度保障，更是港人崇奉的核心价值。当中国官员、学者、民众的言行，影响香港的文化或核心价值时，香港的舆论必定勇于回击，这是香港与内地最大的分别，也是有些中国官员、学者认为香港‘人心还没有回归’的原因。他们甚至将致力维护香港文化、核心价值的人物、言论归类为‘隐性港独’，忘记了‘一国两制’应有之义。” 《明报》则发表社评“特首参选人有责任推动民主进程”。社评写道：“回顾今次特首选举历程，粗略可分为劝退论、钦点论和竞争论3个阶段。劝退论早已落空，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本月中在珠海与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面时的一席话，钦点论也可以休矣。当时李建国点名说唐英年和梁振英同属中央可接受人选，又期望选举是公平、公开、公正的君子之争，希望今次选举会为2017年普选特首树立典范。”社评说，“李建国这番话，被解读为中央乐见唐、梁二人透过竞争，赢得市民认同和选委投票支持，然后由中央任命为特首，所以，特首选举处於竞争阶段，相信在选委会有投票结果之前，都会处於这个状态。李建国除了间接否定钦点论，他所说‘树立典范’也十分重要。2017年普选特首，是香港政治民主化重要进程，若今次特首选举有示范作用，首先在民主成分要有可供借鉴之处。”社评最后写道：“中央虽然不接受民主派参选人，但是今次民主派建立的初选机制值得肯定。何俊仁和冯检基两名民主派参选人，同场论政和出席政策辩论，然后透过民调和全民投票，选出何俊仁代表民主派参选特首。从过程看来，何、冯二人做到君子之争，若说‘树立典范’，他们为2017年民主派参与普选特首，创下了可供遵循的先例。” 香港的舆论是有根据的，并不是因为文化差异，而是因为制度差异的缘故，才使得与内地越来越分歧。这种分歧如果放大，或者任由内地的极左分子离间挑拨，邓小平的既定国策就会被颠覆，乃至中国大陆官方的诚信度被彻底摧毁。 其实，即使不是制度分歧，两地老百姓的认知，也有很多共同处，特别是在关心民生、民主、自由的方面。内地的官员与内地的民众、香港的舆论都是不一致的。记得2011年11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经济数据显示，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比去年同期）上涨4.4%，比9月份的3.6%涨幅扩大0.8个百分点。其实人们对这个数字不惊讶，因为真正的数字比这个严重得多。那就是老百姓的实际感受。要不要公布实际数字，相信党内高层有也争论。因为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宣布升息，显示那是高层讨论的结果——讨论是否升息，必然要讨论到真正的、而不是以前对外宣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但是新数字又不能与旧数字相差太远，否则就很容易踢爆以前的谎言，而且也会引发恐慌而增加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心理，影响“稳定”。但是10月底，中国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还说，“中国不存在通胀，咱们就算涨40年也赶不上美国的物价。我们中国要想成为强国，非得是‘三高’：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这位副院长的思路，还是以“政治挂帅”来指导经济，只为了国家门面上的“强大”而漠视人民疾苦，所以长期以来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来解决通胀问题。而民众虽然对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无可奈何，却透过网路发泄他们的不满。他们创造不少新的词汇来讽刺时政，讽刺物价。最流行的就有“蒜你狠”、“豆你玩”、“腐不起”、“姜你军”、“油你涨”、“糖高宗”、“苹什么”、“煤超疯”等等来形容大蒜、黄豆、绿豆、土豆、豆腐、生姜、食油、白糖、苹果、煤炭价格的疯涨，有的不是几成，而是几倍的涨幅。显然，这种涨法，并不正常，而是有很大的人为因素。 民众除了发泄这些不满，就是抢购物质，出现所谓“囤囤族”，对某些特价商品疯狂抢购。但是买那样多的日用品又怎能解决问题？又有多少地方可以放？所以关键还是负责任的政府制定负责任的政策。然而现在政府把责任推给美国的宽松政策。然而中国长期操控人民币汇价，以抢夺国际市场，导致美国的反击，才是祸首。否则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崛起”，为何人民币却还软趴趴？香港虽然与中国有“一国两制”的区隔，但是无法阻挡这股涨风。香港媒体不断报导深圳居民到香港“扫货”的消息，“来港扫日用品，深圳客迫爆上水站”、“内地通胀祸延香港”的报导，心境恐怕就不会那样“稳定”了。因为根据报导：“受内地影响，本港蔬菜、水果及肉类等食品过去一年价格已上升3%至10%。有学者表示，由于本港依赖内地输入食材，势必出现输入性通胀，带动本港同样出现大幅度通胀，预期市民食物开支将会百上加斤。”“在深圳经营杂货店的陈小姐，昨在香港的连锁店铺用了逾万元，主要购买奶粉、朱古力及其他日用品等，她说现时来香港入货‘有着数’，因为人民币升而港元跌，‘赚个汇率都赚’。她称，香港的奶粉比内地便宜逾30元，一盒朱古力差价亦达10多元，陈小姐与其她店员，现时每隔一星期便会来港入货。” 想当年，港元币值高过人民币，加上中国物价还便宜，香港人从深圳回来，都会顺手买些东西回来，深圳境内近罗湖关口开设许多商店，就是做这些香港人的生意。如今，事情颠倒过来，就如当年香港人称呼中国小老百姓为“阿灿”（香港一个长篇连续剧里一位中国新移民的名字，后来成为中国来的“乡巴佬”的代名词），后来中国暴发户的气焰，使香港人变成“港灿”。其实，自内地批准“自由行”后，内地居民便去香港扫货。一些内地人去香港扫名牌与金饰，因为香港的这些商品有信誉，不大会买到假货，有关行业乐不可支；接着来香港扫楼房，到屡创天价带动其他楼价时，香港人才感到出现了负面影响，不只是促进香港的繁荣了。两年前三聚氰胺祸延全国时，不少内地人就去来香港买奶粉，使香港奶粉脱销，造成香港人的不便，还好香港是发达的商业社会，资讯与物流畅通，缺什么就可以很快补上。然而现在，影响到日用品，尤其是食物，不但来自中国的食品涨价，内地居民来扫货也势必推动涨势。1980年代中国要收回香港时，一直宣传因为大陆对香港的副食品供应，才保证香港的繁荣。那时有人嘲讽，北京、上海的副食品供应也来自大陆，为何就没有出现繁荣？可见，关键在于制度，也就是实行自由经济的制度。中国在香港推行的“一国两制”，默认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但不敢公开承认。现在，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掩盖权贵资本主义的实质，才使通胀一发不可收拾。 而当年因为中国要收回香港引发的恐慌，导致港元暴跌而引出“联系汇率”制度，7.8港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不管风吹雨打，还是地动山摇，维持到现在已经27年了。香港与美国经济环境已经有很大不同，例如现在美国推行弱美元政策，香港也要跟随，而与香港有紧密联系的人民币却是强势，这叫香港两面不是人，是输入性通胀的重要原因。不许港元与美元脱钩，使香港失去决定自己金融政策的主动权，从而难以解决自己的通胀问题。 所以，孔庆东以孔子后人、北大教授的身份，用“狗论”、“无素质论”侮辱香港人，更加激起中港两地社会矛盾激化，也凸显内地一些学者、民众、官员视“一国两制”的国策为无物，凸显他们在中港经济加速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优势、自大心理。 事实是，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从乾隆末年、嘉庆即位之前，香港人和内地人一样，没有差异。香港是从康乾盛世开始逐渐沦为外国的殖民地的。所不同的是，香港被老牌殖民主义者租借了。因为老牌殖民主义者逐渐改弦更张，用民主宪政取代了野蛮掠夺“模式”，反而将香港建设成一颗璀璨的“东方明珠”。这是不用质疑的事实，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名言就是要在内地多造几个香港，这也才有深圳和其他几个特区的诞生。 香港，本身就是中国大陆的范式——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 香港回归后，不少香港人却反过来认为“中国将变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殖民地”。所谓的经济殖民地，不过是廉价的劳动力输出，破坏植被和对最底层的平民的最残重的盘剥而已。从康乾盛世到清朝末期大肆对外赔黄金白银，赔的是政府的钱，而最凄惨的是老百姓。香港人对此有切身感受。所以，“中国强大”实际上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不仅仅是大陆内地人的，也包括香港人。 身为一个中国人，都希望中国能够强大。但是一个强大国家不代表军事强大，最主要是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必须强大。而真若要中国强大、崛起，就首先必须在维护“一国两制”问题上尽心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