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

　　关于同性恋的话题，因吕丽萍一篇反同志的言论即在中国同性话题上公开桶了一下漏子，让好多圈内外人士都卷了进去，网上的闹猛和火爆也感染到了我。 　　本人原不太感兴趣，毕竟这是个隐私，有必要大家去讨论争议吗?但又感到这个话题人类是不可能回避的，以往年代刻意去回避，给人类带来过灾难，但今后不能如此凶残地对待生命，并且让每个家庭的亲人都要去直面的。社会在进步，中国和国外在人性上应当把轨尽快接上，否则真的会被先进份子取笑自己落后三十年的了。 　　60年前这是个不敢公开的秘密，而在30年前仍是个禁区，甚至还是属于一种严重的性犯罪，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其实在同性相吸这一点人性上，在人类之间是不该奇怪的，人性复杂让人自己也难以理解。当人迫切想了解天外的同时，人对自已本身却还很不了解，人的身上还有许多秘密至今未能被解开，包括特异功能、气功、强磁、预感、感应、基因等等，只缘笔者知道得太少太少，不好意思在这里摆谱。 　　就说同性恋吧，笔者在年轻无知无教育的情况下，对所谓“鸡奸”的性犯罪曾产生过极大疑问，百思不得其解，人怎么会有那样的丑事发生，因为我的性取向是异性。为了不懂不能装懂，就大着胆问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带有一点神秘悄悄地告诉我是怎么怎么回事，还说某京剧大师就是屁精呢。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又长进了一点，当看到造反派教师用大字报揭发我谋职学校的女校长兼总支书记有搞同性恋的秘密，说她离婚就是因为搭上了一个会吸烟的女领导，这才首次知道这个专门的新名词，但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发现的，又不好意去问，只见一些内情人交头接耳地传啊传啊，但也不知道传出个什么所以然来。 　　后来社会上经常发生造反派工宣队到马路上去打击流氓犯罪，把“鸡奸”纳入为重点打击对象，我才有机会进一步知道他们一些隐蔽的内情，即觉得不堪入耳，毫无疑问是坚决支持军宣队、工宣队战士去狠狠打击这些流氓行径的。 　　正当中国处在性无知的黑暗年代时，国外也处在不明朗的非常时期，正如陈丹青所说的：“60年前，美国，英国，欧洲一些国家，同性恋的社会处境也很难堪，舆论、法律都和基督教教义一致，社会上时常有侮辱或殴打同性恋者的案例，他们普遍被歧视。当时的先进国家都没过这坎儿，中国更别说了–——所以我想，这对革命夫妇还活在50年代吧。” 　　然而我感到最可笑的是，为什么非要把国性恋者翻译成为“同志”，是否有把咱们“党内还是称同志为好”，故意恶搞了一下的嫌疑，此“同志”与那“同志”怎么能混淆在一起呢?是谁笫一个把同性恋者翻译为“同志”的，中国有那么多那么丰富的词汇，他不去选择，非要把政治用语用在同性恋者身上，这也太不把“同志”这个响当当的称呼当回事了吧。以我看还是称为性伙伴、性伴侣为好。但我的建议是不会被权威部门认可的，人微言轻已动摇不了同志这个特定的称呼了，只是让党内同志称呼时是否会有一点尴尬呢? 　　笔者认为，按照人的遗传基因原理，异性取向是正常的，同性取向应当是反动的，是否属于一种病态呢，笔者不敢妄加评断，更不能加以岐视或欺侮，要宽容，尤其是从人权角度出发，是必须加以尊重的。 　　人因教育的空白而变得无知，但不该遭到炮轰，可以探讨，也不能强迫，否则也是和人权悖理的。人可以活在任何年代，只要他活得明白不损害别人就该尊重他的生活方式的选择。 　　自由永远是人权的第一旗帜。 　　 专家：吕丽萍还活在60年前无法和她讲道理 　　作者：陈丹青 　　来源：呼伦贝尔日报网 　　核心提示： 　　吕丽萍一篇反同志的言论不仅将其个人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也将同性恋这一长期以来处于暧昧、隐晦地位的族群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激烈方式被推送至青天白日下任人评说。 　　在就吕丽萍所为本身对错长达一周的焦灼争论之后，我们有必要转移思路，从更深也更广的角度去思考此事。 　　为何一个公众人物的一篇对于反对同性恋的微博的转载可以引发如此声势浩大的一场争论?从明星到普通网民，从同性恋者到非同性恋者，从网络民意表达到国家级电视台就此发声，这一场表面看上去只是关于同性恋的选择问题的争论，其背后是否隐含了更深层次的值得我们去挖掘和探讨的价值与意义? 　　某网站就此对话知名文化学者陈丹青、朱大可(《朱大可：这场讨论有助于改善同性恋受歧视的地位》)。从与他们的对话中，或许我们可以拨开事物表面，看到内部更深。 　 　朱大可与陈丹青对话实录： 　　陈丹青：文革时期，同性恋要被枪毙 　　记者：演员吕丽萍通过个人微博发表对同性恋群体的看法，认为其是“罪人”、“羞耻”。2007年，她的丈夫孙海英也曾公开表示，同性恋是犯罪。你对此事的看法是? 　　陈丹青：这两口子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扮演50年代初一对革命夫妇，演得很好，很像。但是，今天是2011年了，他们还活在60年前吧。 　　60年前，美国，英国，欧洲一些国家，同性恋的社会处境也很难堪，舆论、法律都和基督教教义一致，社会上时常有侮辱或殴打同性恋者的案例，他们普遍被歧视。当时的先进国家都没过这坎儿，中国更别说了–所以我想，这对革命夫妇还活在50年代吧。得提醒他们，现在是2011年。 　　中国的60、70年代，文革时期，我亲眼看到多少次公审枪毙的名单最后几位，是同性恋。真的是罪，而且死罪。我在一部英国电影中看到，二十世纪初，英国尚未废除绞刑，同性恋者也在死刑之列。 　　旧金山发起第一次大规模同性恋抗议游行是在70年代。你去看前年刚出品的好莱坞电影《Milk》，纪念当时旧金山副市长的一生，他是同性恋者，第一个英勇地站出来联合受侮辱的同志们，发起顽强抗争，获得全美国和西方世界无数同志的声援。民权运动胜利后，他被选为副市长，后来在任内被谋杀，但原因不是同性恋问题。 　　60、70年代，同性恋抗争是民权运动一部分，跟当时的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同期前后发生，那是人类历史的重要时期，从此同性恋群体终于渐渐摆脱歧视，挣得平等和尊严。 　　它有一个大背景。为什么美国英国这么民主、宽容的先进国家直到50、60年代同性恋仍然这么难?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自古反同性恋。 　　我参加过三次同性恋大游行，游行中，大部分沿街教堂大门敞开，神职人员会在路边摆放清水，慰问游行者，但纽约第五大道的St.Patrick‘sCathedral(音译：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关着门，有位年轻神职人员站在街边大声朗读圣经，向着游行队伍表达抗议。但那是绝无仅有的、带点卡通化的单一形象，看过去有点可怜，在千百人中就那么孤零零站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和人声淹没他，人群像避开什么似地从他两端绕过，群众满街欢呼，没人理他，但有人扭头笑他。 　　经过民权运动洗礼的美国人不在乎这类神职人员–当然，在美国，所有主张或立场都有对立者，都有表达异见的权力–今天，在中国，著名的演员在说，同性恋是“羞耻”的“罪人”。吕丽萍不是基督徒吗，请联络纽约那位St.Patrick’sCathedral的神职人员吧。 　　不过我不会特别惊讶。中国在人权和民权问题上，根本还没起步。 　　陈丹青：古代中国，同性恋从来不是问题 　　记者：就你的观察，在中国大陆，目前，对同性恋的认知、接受程度，到达了一个怎样的程度?

导语：近日吕丽萍在微博上转发了两条反同性恋微博，一石激起千层浪，支持者与反对者围绕基督徒和同性恋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吕丽萍夫妇错了吗？如果错了，又错在哪里？[ 详细 ] 个人宗教信仰无权否定他人社会权利 吕丽萍到底转发了什么？[ 详细 ] 吕丽萍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却没有否定他人选择同性恋的权利[ 详细 ]  基督教反对但不仇视同性恋 圣经对同性恋态度存在不同诠释[ 详细 ] 基督教徒无权审判他人，更倡导宽容与爱    借宗教之名反同的可能性难以排除 教义中不只同性恋有罪，“人生来便有罪”[ 详细 ] 宗教因素影响并不根深蒂固，美国同性恋运动领袖也是基督徒    表达权利不可剥夺  但公众人物应更谨慎 个人喜好和表达的权利不可剥夺[ 详细 ] 公众人物掌握更大话语权，发表有价值取向的言论应更注重影响 有勇气发言也要承担相应后果，“因言获咎”理所当然[ 详细 ]     结语：作为个人，吕丽萍完全可以不喜欢甚至反对同性恋，但作为公众人物，如此歧视同性恋遭到批评也完全应当。   原文地址 © 艾绿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0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网易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这一天是新旧千年交替之夜，北京大学大讲堂前举行了盛大的音乐会，百年老校在劲歌中狂舞。寒夜被人群的欢声烧得火热，华锦拉着婷婷，鱼儿一样在人海中游来游去，甩下一串笑声。第十二响钟声重新引爆了人群。华锦一跳老高，欢叫着，搂住了婷婷的脖子，叭的一声，一记亲吻已印在唇上。” 　　这是《北大研究生的同性恋情》一书中描述的情景。这篇访谈录讲述了两名优秀的高知女子以诗文相会，互生倾慕，想方设法争取长相厮守的故事。 　　近日，一组据传是两人亲密写真的帖子在网上疯传。点开帖子链接，这对女同性恋者的亲昵照片赫然在目。 　　在网站，有网友还发起一个态度调查。在5万多的总投票数中，78%的人选择了“男女同性恋都接受”，92%选择了“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是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调查结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著名同性恋权益倡导者李银河2006年发布的《在同性恋问题上的公众态度》调查报告。只有27%的被调查者支持同性恋婚姻，高达70%的人反对。 　　短短五年，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其实答案很简单。去参加拍照写真活动的是她们，呼朋唤友去网站投票的也是她们：女同性恋争取自身权益的强烈愿望和行动力，呼之欲出。 　　济南的拉拉们有固定的圈子，聚会是她们增进感情的必要手段。山师东路拆迁之前，是派对女同的地面聚点。 　　刘彤的服装店经常有拉拉情侣们光顾，因为她本人也是同性恋者，久而久之她的小店就成了拉拉们的重要聚集地。“直到拆迁之前，这里每周都有慕名而来的朋友在此相识。”刘彤回忆道。 　　5月26日，记者通过多方寻找，找到一个拉拉QQ群。记者以拉拉的身份入群，在经过发照片、语音聊天、视频验证等一系列的“验明正身”程序后，才得以入群。 　　在这个群中，记者了解到，如今拉拉们的聚会都是通过QQ群或者网络发帖的形式召集的，地点都是选定在较为安静的酒吧。为给圈内的朋友们提供相对安全的环境，拉拉们每次聚会都会将酒吧包场。 　　纬一路上，一家并不公开的酒吧，便是派对女孩们的聚点。近日，记者在一位群内好友的带领下，参加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聚会。 　　记者赶到现场时，正是下午5：00。天还没黑，酒吧里已经聚集了50多人，并刻意地用窗帘营造出夜晚的气氛。酒吧里除了济南当地的拉拉，还有从青岛、淄博等地专门赶来的，记者目测现场多为80、90后，有些人的中性打扮很难让人判断她们的性别。 　　酒吧的正中央摆放着白色幕布，围坐在四周的拉拉们喝着饮料和洋酒，记者在朋友的带领下与不相识的4人坐在了一桌。悬挂在屋顶的投影仪，正在播放着名为《穆赫兰道》的电影，两位女主人公在片中正是一对情侣。 　　一位中性打扮的T(英文tomboy的简称，表示性格或者打扮偏男性化的一方)一眼看出了记者并非“同道中人”，她告诉记者，“我们之间确认是不是同类人，只用一个眼神就可以肯定。通常T之间比较好认，而P(P从‘老婆’的‘婆’简化而来，多为偏女性化的一方)一般都是T带着来的。” 　　她告诉记者，经常有一些年轻的女孩，并不是同性恋者，却喜欢凑热闹，觉着参加拉拉的聚会很好玩，“她们根本不知道这种聚会的意义，我们的群体毕竟是少数，大伙凑在一起是一种相互的寄托，也是一种归宿。” 　　记者发现在场的多为工作稳定的白领或刚刚毕业的学生。朋友告诉记者，“在现实中大家都是一样的工作生活，只有在这个圈子里的聚会才能真正袒露出感情。”她说，聚会也是结识新朋友的好途径。 　　现场就有外表帅气的T向一见钟情的P大胆表白，即使不成功大家也会善意地微笑。更多的是互留电话，彼此的结识过程也比一般的异性交往快一些。 　　“也许是因为知道彼此是同类人，所以更安心。”表白不成功但依然玩得很开心的一位T对记者说。 　　晚上8：00，电影结束了放映，聚会进行到高潮部分，一位英俊潇洒的帅T充当起了主持人，她是济南拉拉圈里颇有名气的人，出场即引起台下不小的轰动。 　　她在致辞时，反复强调了当日的主题，也就是“LES之家”，“让聚会为我们这些社会边缘人提供一种家的感觉，祝每位朋友与爱人玩得开心。” 　　随后，酒吧的舞池里出现了一位来自韩国的舞者，劲爆的音乐也随之响起，在酒精的作用下，很多人离开了座位，开始跟着节奏舞动起身体。 　　一些较年长的拉拉开始退场，她们并没回家，而是去山师东路一家较为安静的咖啡厅“续摊”。 　　劲舞过后，是一段舒缓的乐曲，留下的拉拉们开始与伴侣一同起舞，单身的人也开始寻找舞伴。 　　凌晨2：00左右，聚会的人才渐渐散去，酒吧的老板说，几乎每周都有聚会，拉拉们很愿意经常聚在一起，但愿意接纳她们的酒吧并不多。 　　她提到，原本济南有几家拉拉的专属酒吧，但因为各种原因都被迫关闭了，“所以我们更珍惜现有的资源和短暂的相聚。” 　　不过，一些拉拉比较乐观，她们认为“出柜”(表明同性恋身份)的同性恋者逐年增加。在济南、北京等城市，经常能看到拉拉牵手逛街。在小城市里，同性恋仍保持地下状态，但即使在那些地方，情况也越来越好了。 　　中国同性恋研究权威人士、知名公益组织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历时半年，跟踪多个大学女生的同性聚会后发现，不少女大学生正在把同性恋当成一种时尚。 　　而在这次记者体验中，一些拉拉也明确说：“在美国，每个拉拉圈子基本上都是由高层次白领组成，而时尚界、演艺界、体育界的众多明星本身就是拉拉。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甚至领导了当地的时尚潮流。” 　　提到最近网上热议的北大研究生拉拉的事情时，一位女大学生甚至和记者说，自己也想选择在北大就读的高材生拉拉做伴侣。她甚至饶有兴致地跟记者聊起了她对另一半的欣赏标准：干净、温柔、帅气，高学历……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心理科主任徐兰说，今年医院还没具体统计过来咨询的女同数量，但估计要比去年同期多。“从我们接触的女同来看，人群结构很复杂，有高层人士，工薪阶层，也有打工妹。但高学历女性更多，能占三分之二左右，依次为研究生、公务员、本科生、企业高管等。 　　为何高学历者更易发生同性恋?徐兰认为，高学历或社会高层次女性，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更多一些，她们会更多地尝试新奇、刺激的生活方式。因此，拉拉聚会也更容易吸引那些初次来参加的高知女孩投入其中。 　　在美国留学的济南拉拉苏萌(化名)说，“女孩都喜欢那种温馨的感觉，两个人一起抽着烟，喝着芝华士，那气氛绝对小资。”而所有这些情景，在她们看来，与其知识层次，精神生活非常匹配。 　　同时，这些高学历女性，本来就接触外界的范围广、渠道多，易找到高层次的同性伴侣，而且认为当拉拉很时尚，如此循环，“拉拉队”的高学历人才就越来越多了。 　　坐在记者面前的冯颖(化名)是个安静的女孩，就外表而言，绝对是走在马路上回头率很高的美女。 　　这位25岁的济南在读研究生，之前交过男朋友，但她就是没感觉。直到本科毕业以后的暑假，“我才碰到了一个合适的人”，冯颖说。 　　23岁以前，冯颖并没确定自己是同性恋者，她把对男生没感觉归结为自己的内向与腼腆。直到她对大学里一位女辅导员产生了怦然心动的感觉后，她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问题。 　　在网上查阅过大量相关资料后，冯颖发现自己就是一名同性恋者。为了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冯颖加入了一个济南本地的拉拉交友群，通过群里的一份调查表，她惊喜地发现了一位兴趣爱好与自己非常相近的女孩，“她叫莺莺，也是个在读研究生。” 　　果然，两人在QQ上加为好友后，聊得非常投机，“从个人谈吐到修养素质都在一个层面，从理想到生活现实都可以完全分享，有一种难得的认同感。”冯颖说。 　　不久后在一次群里聚会时，两人终于相见，“那是一种难以表达的一见钟情。”冯颖说，之后两人就确立了恋人关系，彼此第一次与同性拥抱接吻。 　　冯颖说，自己和莺莺面对这份爱情是缺乏勇气的，即使现在已经分手，她们也从未公开过这段恋情。“白色情人节的时候，她没办法来见我，就叫人快递了一大束玫瑰花。”莺莺没有提前告诉她，冯颖在教室里被当面递上鲜花，同学们都投来了羡慕的眼神。 　　没有同学知道送玫瑰的是位女生，冯颖脸色黯淡地回忆说，“我撒谎说是男朋友送的。”她告诉记者，像她这个年纪，身边的同学都成双成对了，自己明明在谈恋爱，甚至比他们很多人都要幸福，但就是没有胆量将这份恋情公布于众，“生怕同学说，什么时候见见你男朋友。” 　　但这段地下恋情，却留给了冯颖太多美好的回忆。她认为同性和异性感情之间的区别是，女生在感情中的需求本就是感觉大于身体的，除此之外关注的还有更高层次的爱，是根基于精神的，因为志同道合而相互吸引。 　　因为都是女生，她和莺莺更了解彼此之间的需求。“异性恋中女生一般是索取的一方，有时候任性，男生忍一忍就过去了，而同性之间彼此的付出会更多一些，毕竟女生更细腻敏感，关系更加脆弱，需要更用心地维护。” 　　但美好总是被现实击碎，在家人的压力下，两人选择和平分手。 　　毕竟两个人都是没有经历过社会历练的学生，临近毕业时，面对突如其来的找工作，结婚等现实问题时，她们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这份感情太美好了，我们不想让彼此的家人反目成仇，也不想让对方承受众叛亲离的痛苦。”冯颖说，继续下去的最终结果会导致双方相互埋怨含恨分手。 　　她告诉记者，拉拉的圈子里，很多人都撑不下来，即使不妥协，最后的方法也是找男同性恋“形式婚姻”。 　　所以她们艰难地选择了分手。冯颖含泪告诉记者，她们分手已经3个月了，“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时间，但我们达成了共识，彼此不再相见，让这段感情留下最美的回忆。” 　　冯颖开始接受家里的相亲安排，她说这是女同性恋中最常见的分手原因，她不愿游离于相亲和相爱的人之间，宁愿压抑自己，也不想伤害她爱的人，“毕竟，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是和相爱的人一起走过。” 　　2005年，拉拉组织“同语”建立时，国内拉拉队组织的数目为零，而现在全国有28个。“女同志”也以群体组织的形式，渐渐从“隐秘盛开”变为公开进入大众视野。 　　通过网络连线，记者联系到了大洋彼岸的司梓琪(化名)，之前她刚和身在济南的女友通过越洋电话。 　　28岁的司梓琪，曾经是济南拉拉圈内的风云人物，许多重大的拉拉聚会活动都是由她策划的。但自从跟家里“出柜”后，她就被迫踏上了留学之路。“我肯定是要回济南的，因为爱人在等我回来。”司梓琪说。 　　司梓琪是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80后一代。她16岁时，情窦初开、被同性“电到”的时候，刚好是互联网兴起的1999年。 　　这一年，司梓琪在经历了遍寻图书馆找不到中文同性恋书籍的漫长黑暗时期后，终于在网上发现了第一个拉拉聊天室。“当时全国就只有十七八个拉拉找到那里聊天，那时候还没有组织，是‘找到了彼此’的感觉。”“网络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它使得这个隐秘的群体呈现爆炸性增长。”公益组织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说。 　　司梓琪的第一任女友就是通过网络相识的，两人在一起走过了2年2个月零8天。现在的女友是大学同学，毕业前夕司梓琪将女友带回了家中，可惜换来的却是父母的怒火和一张飞往加拿大的机票。 　　“在我看来，拉拉的生存环境是中间略偏上。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政府会打压。我们都是做过风险评估的，活动形式比较温和。”司梓琪自信地说。 　　当初，她组织拉拉聚会，就希望能在不同的人群中寻找共同语言，让更多的人了解拉拉，消除对她们的歧视，改善社会处境，争取更多的权益。 　　从另一方面考虑，对缺乏政府资金投入、仅靠自己募款的拉拉组织来说，身份困扰好像更大一些。司梓琪说，在中国同性恋组织没法注册，也不能取得合法身份，而没身份就很难争取捐款，很多慈善机构不会捐款给没注册的组织。 　　反观国外，对同性恋的态度比国内开放很多，像荷兰等国家甚至允许同性恋者合法结婚，但司梓琪却从未想过要留在国外。她认为，在国外的留学生本来就很寂寞，拉拉则是寂寞中的寂寞，这种寂寞让她更加思念家乡，更怀念远在济南的恋人。 　　在司梓琪看来，帮助拉拉自我认同，聊天沙龙是很好的一种模式，比较放松的聊天，让很多女孩不觉得孤单，LES群就是一个互助小组，让“女同志”们互相扶持。 　　随着大家了解的深入，讨论的话题也越来越多元、深入，从法律到历史，从活动到心理支持，探讨“形式婚姻”。 　　比如有一些拉拉，年龄在35岁左右，都已婚了。环境中的诸多压力，让她们必须结婚。有的女性，后来离婚了，就想找个伴儿;也有拉拉没离婚，家庭看似美满安稳，子女也慢慢长大，很难离婚。每个拉拉都有不同的遭遇。但都会来群里聊天，定期参加活动，她们觉得那是“自己人”的地方，很舒服，起码有女伴分担痛苦。 　　在一次群里的聚会中，组员栗子的妈妈突然到场，表达对女儿支持，令大家大受感动。 　　也是在那次之后，司梓琪与女友期盼着母亲能通过这段出国缓冲期，尝试着接受她俩的感情。可惜的是每次电话交流，母亲总是劝她“走向正轨”，司梓琪觉得自己就是在爱与孝、道与情之间左右为难，“还有一年就要回国了，希望能够出现奇迹吧。” 　　中国究竟存不存在“拉拉歧视”?公益组织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的观点是，学界一直流传有两种态度 一种认为我们的文化中没有拉拉歧视，另一种却认为歧视很大。由于山东是主流观念很强的地方，女孩就该孝顺、乖乖成家、生儿育女…… 　　万延海研究中发现，我们的拉拉生存状况跟欧洲比，差距很大。“欧洲社会是多元化的，不同的声音都能表达、被大家听到，这很重要。我们对此没有完善的法律，所以拉拉作为一种边缘人群很容易被侵害。” 　　四年前，卫生部门首次公布处于性活跃期的同性恋数量估算资料 三千万。其中男同和双性恋2000万，女同约1000万。著名学者李银河则根据社会学依据的同性恋者占总人口4%推算，中国同志数量约5000万。 　　万延海说，拉拉是艾滋病的低危人群，比男男性行为，甚至比男女性行为传播风险更低。因此，疾控部门在男同项目中投入巨资，常常是拿钱找人。“拉拉队”却明显缺乏关注，但拉拉们仍在不遗余力地推广文化和争取权益运动。 　　从2008年情人节开始，北京的女同组织“同语”就开始做拉拉婚姻倡导活动。而山东“LSE”群中，今年也有女摄影师为拉拉们开展了拍写真活动，报名踊跃。 　　万延海称，他很欣赏女性的这种“领导力”。他说：“拉拉的出现，确定了在同志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她们在许多权益运动中，非常积极，也没有利益纠缠。”    查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