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邦国

2011 年7月22日下午，北京艺术家、独立制片人杨伟东在香港举行个人新书发布会，这一题为《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第一卷）》的大作是他在拍摄 大型纪录片《需要》过程中编辑而成的系列访谈录之一。该书内容超过50万字，分上下两册，附赠读者一张时长20分钟《需要》集萃光盘。 新书发布正值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法国广播电台、德国之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当时看到这个新闻，我就产生了浓厚的兴...

首先一个，公权力无所不在的控制能力和既得利益集团强大的博弈能力，再加上两者搅在一块分不清楚，这就对眼下法治社会的建设起到了很大的阻碍活动。尤其是当前，改革共识趋于破裂，社会阶层日益固化，利益的矛盾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使现在法治社会的建设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南方都市报暗中支持艾未未 左右之争白热化 14.05.2011   艾未未的母亲高瑛今年度过了一个伤痛的母亲节 本周，香港媒体在报道和评论中国大陆新闻时关注的焦点主要有：一向敢言的广东《南方都市报》纪念”五一二”地震，暗中支持艾未未；距中共”十八大”还有一年半，但中国左右两派之争几乎已经白热化；母亲节，艾未未的母亲为何见不到他的儿子？ 南方都市报暗中支持艾未未 本周，”五一二”地震三周年。据香港《明报》报道，广东《南方都市报》发表题为《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的社论，文中哀悼地震亡灵的同时，暗中向曾调查死难学生名单的维权艺术家艾未未致敬。《明报》的报道写道：”这篇约1400字的社论昨日刊登在《南方都市报》A2版，其中一段为「我们答应过要念念不忘，要生生不息。我们做了很多，又做得太少。迷途不返的人，你们在哪里？我们点燃的光能否照亮你们的路？我们无法做得更多，只好摆上铁做的十二生肖，敬上瓷做的瓜子，象征且祭奠你们凝固了的生命。」其中，「念念不忘」是艾未未于去年5月11日发起的行为艺术，他公布死难学生名单，鼓励网友读出与自己同姓的学生名字，录制成音频片段传给他。艾未未工作室收到几百名网友读出的学生名字，但后来收集录音的邮箱受攻击而关闭，工作人员最终核对所有录音后，制成一份完整的录音作品《念》。而复制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瓷瓜子都是艾未未的作品，但并非直接与川震有关，故外界认为《南都》明显是藉此向艾未未致敬。这两件作品目前都在英国展出。” 《明报》的报道写道：”《南都》社论昨日见报后被转发上网，立即受到不少网友转载，由于其并无直接提及「艾未未」这一敏感词，一开始未遭封杀，直至中午，南方报系网站才将其删除。此外，一条「朗诵版」短片又在互联网上流传，由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艾晓明朗读该社论，艾未未好友、音乐人左小祖 咒 配乐，背景是艾未未纪录片《4851》的画面。” 中国左右两派之争已经白热化 《明报》本周还报道，从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不搞多党制、不搞三权分立和不搞私有化的宣示，以及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的实践，到总理温家宝怒斥封建残余和文革余毒，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坛上突然热闹起来。该报的报道写道：”距中共十八大还有一年多时间，两股势力、两种声音的较量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热闹和尖锐了，一方面是左派势力甚嚣尘上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回归，代表作是吴邦国的不搞多党制、不搞三权分立和不搞私有化的宣示，以及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的实践；另一方面则是温家宝怒斥封建残余和文革余毒，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而经济学者茅于轼则公开呼吁清算毛泽东的罪行。分析表示，从目前来看，左派来势汹汹，上有吴邦国、周永康等高层，中有薄熙来等主政一方的地方官，下还有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摇旗呐喊；相对来言，温总代表的民主改革派似乎势单力孤。似乎再度证实在中国左比右更安全。” 报道写道：”表面看，左派似乎是在维护现行体制，其实左右派最近的鼓噪，都显示对现状的不满，胡总在最后一年的临别秋波会作何表示，未来的习近平会选择哪条路，才是关注的焦点。” 本周还恰逢母亲节。香港《苹果日报》本周还发表社评，题为《中国母亲的故事是最佳教材 》。 社评写道：”假若特区政府真的要在全港中、小学办甚么国民教育，课程内容必须包括「中国母亲的呼唤」这一章。为甚么要有这样的章节？因为中国母亲的遭遇、困难与苦难可以具体反映中国历史的不幸，政权的封闭专制，法治的举步维艰。 别的不说，单是被拘禁失踪的行为艺术家艾未未母亲高瑛的经历与困苦已是绝佳的国民教育教材。高瑛女士不是没有历练的寻常百姓。她的丈夫是诗人艾青，是曾被中共整治过又抬捧过的知识分子。她伴着丈夫与家人熬过反右、文革等政治斗争的煎熬，可说是久经考验的人，对中共当权者的了解也非常深刻。只是，这位跟中共走了几十年的同道人比搞政治运动时反而更悲伤、更无助。儿子艾未未被带走三十五天无法通话，见不到面，不知干犯何罪，不知身在何处，不知生死前途，能做的只有等，只有不断听当局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或信息，例如说艾未未「一切都好，没有被打」。这种悬而不决、不生不死的状态伤透了高瑛的心，让她过了一个伤痛的母亲节，让她要在母亲节发出：「我豁出这条老命，要我儿子，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哀号。” 《苹果日报》的社评写道：”当全世界不同地方的母亲都在欢度母亲节，都在跟家人、子女享受温馨聚会时，高瑛这位母亲却必须四处诉苦，却在喊「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哀号。中国的母亲不是太苦、太难当了吗？更何况高瑛的儿子艾未未不是甚么汪洋大盗，不是建豆腐渣工程的害人精，不是制造毒奶粉毒馒头的冷血商人。他只是个特立独行的艺术工作者，只是个敢于说实话的公民，只是个愿意为老百姓仗义执言的人。像这样的儿子，母亲本该引以为傲，不时向他人夸奖儿子的好处。偏偏在中国，艾未未这样的儿子是要受罚的，是要让母亲担惊受怕，伤心欲绝的。有什么地方的母亲比中国的更不好当、更惶恐不安的呢？” 李华 摘编 责编:敏芬 （以上内容来自其它媒体，不必然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Minfang Han

Shared by lawyer 这篇文章应该很贵，不止五毛吧！ 何 取决于很多因素 不及杨荣文受欢迎 陈惠华不感失望 刘程强将负责勿洛蓄水池榜鹅区 海外选民投票趋势 与国内选民一致 　　重庆是中国直辖市中经济最为落后的，然而自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担任过大连市长、辽宁省长、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主政以来，却以一种新颖的治理理念初步形成了全国瞩目的“重庆模式”。 　　所谓重庆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大规模）打黑反腐”、“唱红”、“建立公租房”、“官员下基层同吃住”（三进三同）、“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行业的犯罪行为”、“启动户籍制度改革”、“贫困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绿化重庆”。可谓个个针对时弊：腐败、信仰缺失、官民脱节、食品卫生、城乡差距、环境污染。用重庆官方的话语就是 “宜居、森林、畅通、健康、平安”五个重庆建设。 　　虽然薄熙来创造的重庆模式仅仅不过数年，但却已经成果累累。为了全面的理解重庆模式，很有必要一一列出。 　　打黑：出动3万名警员，成立204个专案组，7000人参与打黑。抓获“涉黑涉恶”人员4781人，67名黑恶首犯和骨干被抓捕、12名厅官涉黑落马。最大“黑恶保护伞”文强被执行死刑。 　　唱红，即“唱读讲传”，即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临近，唱红歌也将进京表演。需要指出的一个误解是，唱红也不是光唱革命歌曲，也有各个年代的经典歌曲（如《家的牵挂》、《两岸一家亲》、蒙古《套马杆》）；读经典也包括国内外名篇大作（如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 　　建立公租房及民生：重庆不仅率先在全国建设公租房（已建1300万平方米），并计划3年建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解决200多万人的住房问题。而且公租房面向三类群体：农民工、新生代大学生、家庭住房面积人均15平方米以下的城市原住民。公租房租金的基本定价原则是不超过中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1/6，每平方米每月租金10元左右，大于银行利息，可基本平衡银行贷款。用中组部部长李源朝的话就是“当年我们建设经济适用房，找地块儿，定图纸，忙忙碌碌， 问题困难很多。重庆地处西部，发展难度比东部地区大，却探索了一套科学合理的办法，在全国率先大规模建设公租房，看了之后的第一感觉是令人赞叹！”此外，重庆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0%以上用于民生，75%用于基层和区县；为一百三十万贫困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在这个背景下还发生了特警为民工讨薪和工头“黑保安”被依法惩处事件。关于民生，薄熙来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一是发展不能仅仅追求GDP、财政收入。重庆不是先发展经济，等有了钱再去改善民生，现在就把民生作为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动力。二是经过实践发现，民生改善越多，百姓越受益，经济也越活跃、政府越有钱，经济越发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立竿见影。重庆和沿海地区不能走同一条路。沿海靠近大海，可以直接招商引资。重庆在内地，对外来企业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内地巨大市场及其未来消费前景。民生改善、百姓受益后，重庆的消费很快就成长起来。消费提振的同时，还改善了投资环境，引起了外商的兴趣。 　　户籍改革：率先启动户籍制度改革，重庆是中国唯一的省级行政单位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第一阶段目标是，在2011年内，实现当地338万农村人口转户进城，目前已有180万农民进入城市，并在社会保障、医疗和子女就学等方面享受到了真正的城市待遇。　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给进城农民带来的实惠，市长黄奇帆曾形象的比喻：要让转户进城的农村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穿上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的“五件衣服”。重庆户籍改革的成功，引发全国25个省市的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中国人民大学等15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赴重庆调研户籍改革。 　　三进三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三进三同要求全市机关干部每年一周、新担任的领导和新招录的公务员在试用期一个月，到最艰苦、最边远、最基层的贫困村，入住贫困农民家，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农民负担。三进三同的背景是干部脱离群众，“严重影响党群关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实际情况是，农业税取消后，农村很难看到各级干部。其效果如何呢？一位和农村贫困大学生结对子的厅长曾坦言：当他得知这位学生连两元钱的公交车费都舍不得而一直待在校园从未出行时，极为震惊。九龙坡区委副书记潘平是最早一批“三进三同”的干部，他所去的村，连喝水都困难。给了他们这一批官员强烈的震撼。至少亲身体验百姓的困难而不是仅仅从汇报中抽象得知，是完全不同的。 　　食品医药安全：重庆启动打击食药品安全犯罪百日专项行动。警方集约包括刑侦、经侦、治安、网监等多警种在内的上万警力，主动出击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并表示，“像打黑除恶一样打好食品药品犯罪专项攻坚战!” 首次集中清查行动就检查生产经营场所627个，刑拘7人，处罚16人，掌握违法犯罪线索917条。6月1日，重庆市将在全国率先出台并实施《重庆市食品安全管理办法》。如此雷厉风行和主动出击，在全国是唯一的一个。 　　绿化：一年种了十年的树，而且还要以这种速度再种十年。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治山治水，把容易流失的泥沙抓住，保护好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也难怪两岸会谈在重庆举行时，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有如下发言：赞扬重庆“大改革，大绿化”卓有成效，指出重庆去年投入人民币137亿元种树，种树量超过过去10年纪录，“很多人说薄书记很绿”。（近3年，台湾企业在大陆的投资中，约有40%-50%在重庆。这也是为什么两岸会谈选在重庆举行的原因） 　　经济发展：自打黑以来，重庆的知名度和形象大为提升。全市生产总值增速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三，去年居全国第二，西部第一；人均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赶上了全国平均水平；地方财政收入5年翻两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2.8倍。 实际利用外资、内资分别增长47.7%和74.2%。事实上，薄熙来到重庆以后，全市利用外资增速连续3年居全国第一，去年实际利用外资63亿美元，居中西部各省区第一位（需要指出的是，这三年恰逢西方深陷经济危机），还在境外投资50亿美元（全国500亿美元，中央为400亿美元，地方合计100亿美元）。2009年重庆进出口量达80亿美元，2010年增长50%多，达124亿美元，今年预计会增长100%以上，达250亿甚至300亿美元。 　　所以重庆模式引发轰动并得到下自百姓上至国家决策者以及海外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认可。中共高层吴邦国、习近平、李长春、贺国强等政治局常委都全面肯定重庆模式，李源潮则在考察重庆之后，认为重庆的改革为破解中国面临的难题提供新思路。颇具权威性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10”中重点推介了重庆，它给予这座城市的点评是：“中国的明日乐园，长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来。”同样权威的美国《时代周刊》、英国《金融时报》则把重庆评为亚洲最佳投资城市第7位。 　　当然重庆模式也并非没有可商榷之处。比如推出不带广告的红色频道。这既有违市场经济常识，也难以维持。果不其然，后来就由于经济原因而减少人员紧缩开支。不过，这些都是玉中之瑕，瑕不掩瑜，更不可能因此就否定了重庆模式。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自由派学者却无视重庆模式的成就，屡屡质疑、否定重庆模式，甚至将之比作文革再现。 　　本来一个社会分为左中右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左翼往往代表中下层民众，右翼往往代表大财团、大资本。中间派（中间偏左或者中间偏右）则往往代表中产阶级或者尽量调和各派。但在中国不同的是，虽然左、右形同水火，但在批判改革出现的问题方面则高度一致。看看双方的文章，有时很难区分究竟谁是左，谁是右。但重庆模式一出，左、右分野立显：一个强烈支持，一个强烈质疑。显然，右派关心底层民众只不过是假象或者权宜之计，否则何以黑社会存在时，无人为一个个百姓发声，而当一个颇有后台的律师被起诉就引发了他们的声援？更无视重庆模式是针对当今社会问题而来呢？ 　　现在自由派否定把重庆模式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把之比做文革。贺卫方在致重庆同仁的公开信中，说过这样的话：“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他在人大举行的首届律师论坛上还讲了一个政治笑话：一位飞机驾驶员到西部地区重庆执行飞行任务，当时，由于雾大迷失方向而找不到重庆的位置。求助指挥台时 则被告知，当你听到嘹亮的红歌声和律师们的叹息声的时候，那就是目的地了。一位支持和理解贺卫方的网友这样点评说：听了贺教授的讲话, 我掉下了热泪。只要中国拥有10个贺卫方，重庆薄书记妄图复辟文革的梦想，就绝不可能得逞。海外自由派的结论更为荒唐：把整个重庆倒退到文革时代，公检法都砸烂了。 　　既然自由派动不动就拿文革说事，我们确实需要好好回顾一下，究竟什么是文革。 　　文革，政治上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权独揽以及权力斗争为背景的政治运动。经济上则是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最大的问题一是贫穷二是缺乏自由：包括我们现在都习以为常的自由：迁徙的自由、进城打工的自由、经商的自由、出国的自由。但那个时代也有很多令人回味和留恋之处。比如政府廉洁（或者由于理想主义，或者由于组织的严格控制或者由于民众的直接监督）；没有贫富差距（虽有城乡差别，但差距并不悬殊）；没有黑、色、毒、赌（黑社会、毒品、色情业和赌博都被有效取缔）；没有环境污染（尚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没有高房价（国家分配）、医疗重负（城市免费医疗，农村也有基本医疗体系，并曾被联合国所肯定）、高学费（上学免费）；虽然吃不好甚至看只是基本维持温饱，但却没有食品安全之忧。当然这个时代更没有信仰缺失。可以说今天严重存在的问题，文革时代都不存在。（尽管如此，没有多少人要想回到这个时代，因为贫穷与缺乏自由）。 　　所以，以文革来比喻今日之重庆，显然是指代错了对象。今日中国，由于制度性的人事更替，已经不可能产生个人崇拜和大权独揽，更不会发生以权力斗争为背景的群众运动。在市场经济深入人心的今天，也不可能重新回到计划经济。如果自由派拿文革来比今日全面针对时弊的重庆模式，真不知道是要肯定文革还是否定文革（一个不了解文革的人在了解重庆模式之后，大概会以为文革是理想之地了）。话说回来，动不动扣一个帽子恰是文革时的做法，自由派本身恐怕正用他们反对的方式来反对重庆模式。 　　然而，自由派何以要否定重庆模式呢？不妨估妄猜之。一是他们真的认为重庆模式是错的。最终并不会解决中国存在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一个人哪怕是有一篇文章进行论述过。除了攻击一点不及其余。二是虽然认为重庆模式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是一种值的肯定的尝试。但重庆模式却进一步提高了中共的凝聚力、支持度和合法性。这是他们所不希望看到的。因为他们的信仰是西方的普世价值。凡不符合普世价值的，就必须要反对。至于百姓支持，哪又算得了什么？ 　　现在对重庆模式就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还需要时间来检验。但重庆模式对现今问题的针对性、有效性还是有目共睹。或许重庆模式能够在中共的红色传统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中探索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成功化解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如此巨大规模的国家转型难题。 　　法国巴黎 宋鲁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