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歲月裡，台灣、香港、 中國是彼此互相遙望的他者。三地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發展軸線： 香港被英國殖民百年，成為亞洲西化浪潮的先鋒、自由貿易的港口； 台灣被日本殖民半個世紀， 又在半世紀的國民黨威權統治後成為亞洲民主的看板； 中國則歷經數次戰亂，後在獨特的「中國模式」 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 彼此看似平行的發展軸線上，三者的關係千絲萬縷。在中國這個龐然大物之側，台灣和香港像是努力維持自轉的行星，卻始終無法忽視中國的重力牽引。今天恐怕誰 都無法否認這一事實：台灣、香港、中國是三個無法互相忽視的他者。然而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想像」彼此的關係？如何認識這些看似熟悉、實則陌生的鄰 居？ 這個星期五，Co-China第一次走進台灣，同公共沙龍「 哲學星期五」合作此場論壇。讓我們拋棄教條的三地想像， 以公民的身分開始彼此視域的交接。 講者：  錢永祥： 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思想》總編輯， 研究興趣為政治哲學和動物倫理學，著有《在縱慾與虛無之上》， 譯有《學術與政治》、《動物解放》等書。 近年來關注中港台三地的共同議題， 希望三地能為彼此提供經驗和借鑑。 張芷菱： 行南文化協會秘書長，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主要發起人之一。 在國立成功大學就讀時擔任學生組織零貳社社長，參與舉辦反國光石 化遊行等。 劉垚： 「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幹事。 主持： 吳豐維：文化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哲學博士，研 究領域為倫理學與道德哲學、政治哲學。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著有《 第三種中國想像》。 時間：08月 30日 (星期五) 19:30–21:30 地點：台北市紹興北街 3 號 B1Café Philo 慕哲咖啡館（捷運板南線善導寺站 6 號出口)

  “我们需要有意识地聆听，这才是完整的生活。”   “我们正在丧失倾听的能力。”声音专家Julian Trasure 在讲座的一开场就说道。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60%都是靠听觉的，但实际上我们只保留了25%听到的内容。科技的发展，记录方式的改进，让精确的听觉和仔细的聆听失去了优势。而我们生活的世界又正在变得越来越嘈杂，也许我们可以说用耳机来隔绝与外界的声音，但实际上在隔绝嘈杂声音的同时，也隔绝了倾听别人的机会。 声音专家Julian Trasure 在8分钟简短但十分精彩的演讲中，告诉了我们倾听的重要性，最后他分享了5 种方法来调节我们的听觉习惯。我们可以从这五种习惯开始，更好的去倾听身边的朋友和整个世界。如Julian 所说用倾听把空间、时间和我们的周围的自然世界联系起来，把每个人用相互理解联系起来。“我们应该需要有意识的聆听，这才是完整的生活。”   视频地址： http://www.ted.c om/talks/julian_treasure_5_ ways_to_listen_better.html      

“如果购车者关闭车门时没有听到使人满意的金属重击声，就会有损他们对整个汽车的信心。要产生理想的闷响，车门的设计，要尽量避免产生高频率的声响（高频率的声音给人脆弱的感觉），强调有坚固感觉的重低音的频率。”   在你每天听到的各种声音组成的墙上，有一些噪音砖是设计者有意识添加上去的。为了使你生活的更轻松，设计师和工程师们专门添加一些声音，用来营造气氛或者使你感觉更安全。以下就是五种虽然欺骗了我们，但却是有益的人工噪音。   关车门的闷响 车门基本上是一个空壳，里面装有各种零配件。如果没有精心设计，门的外壳会放大内部零件晃动的声音。汽车制造商知道，如果购车者关闭车门时没有听到使人满意的金属重击声，就会有损他们对整个汽车的信心。要产生理想的闷响，车门的设计，要尽量避免产生高频率的声响（高频率的声音给人脆弱的感觉），强调有坚固感觉的重低音的频率。 实现这样的效果的方式多种多样——关于这个技术汽车制造商已经积攒了成百项专利——通常都是在门腔内安装各式各样的阻尼器。为了产生正确的咔哒声，车锁系统也经过精心设计，包括车锁如何咬合，也是被精确控制的。 一般来说，关闭一次车门只需要1.8秒，但在这1.8秒期间，你体验到的是由工程师和设计师合力谱写的一曲交响乐，其目标是向你保证，你的车坚如磐石。 电动汽车“呜呜”的马达声 车门声音设计的背后目的，是为了造成安全的印象，而人为地给电动汽车加上发动机噪音，大概是为实际安全考虑。 欧盟仍然是在起草一项法案，规定电动汽车制造商必须为其产品添加一个标志性的声音，以提示其他道路使用者，使他们能听到这些本来无声的车正朝他们呼啸而来。 既然没人规定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必须同他们喝汽油的亲戚发出一样的声音，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期望制造商给电动车加上星球大战pod racer的声音。虽然目前市面上的电动车仍然模仿了比较传统的燃油发动机声。 尼桑LEAF电动车在发动机罩下安装了一个扬声器，在仪表板上装了一个合成器，以产生发动机噪声。同样地，无声的ENV氢动力摩托车也配有呼啸的声音，向其他道路使用者宣布它的到来。 体育场馆的假欢呼声 美国的一些运动队使用人工人群噪音骚扰他们的对手，同时，很多运动场馆也在使用它作为一种方便的活跃气氛的手段，并鼓励真正观众参与欢呼。下一次你参加一个大演出或体育赛事时，仔细聆听从扬声器里播放出来的声音，你很可能听到音乐和公告里混有人群的声音。 Skype 通话时神秘的静电干扰声 有一种不那么明显的人工噪声，你可能每天都能听到，被称为安慰噪音。许多类似Skype软件的现代电话系统都采用了降噪技术。不幸的是，降噪技术可能会导致通话中出现完全的无声，让你不知道通话是否已经中断。 这就是安慰噪音的用武之地，为了填补这些无声的瞬间，Skype软件人为增加了几乎听不见噪音量。虽然你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可以避免你感觉像是在对着空气说话。 安慰噪音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苏联广播一直在播放一种节拍声，以告诉公民无线电台仍然正常运行。今天的电台广播也会适时增加安慰噪音，例如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的一分钟默哀期间。 自动柜员机的“嗡嗡”钞票声 （编者注：嗯，关于这个，我们确实有过不少辩论，实际上，我们办公室为此差点吵起来。一些评论者用twitter和email告诉我们，ATM并没有假噪音，有的则说2000年前的ATM才有这种声音……无论你相信与否，这里还有另一个人工添加的钞票声（或者说没有添加人工钞票声）的案例：Jordan Harper在我们的评论部分向大家介绍了硬币星自动换钱机（一种自动把硬币换成纸币的机器——译者注）的故事。简单地说，他们人为地引入一个时间延迟，造成数钱更加准确的印象。现在，我们正在与《泰晤士报》讨论ATM钞票声的问题，他们也认为那是假的……我们原来的说法仍然成立！） 还有一种每天都能听到的声音是ATM那令人安心的“嗡嗡”数钱声，虽然它听上去完全不像假的。大多数人都想当然地认为，那是数钱器将纸币滚动送入取钱口的声音。事实上，这声音完全是人为添加在取钱流程里的。这种声音是由一个扬声器发出的，纯粹为了向你保证，你的钱正在途中。如果没有添加这种噪声，一台ATM几乎是无声的，因为它能动的部件都藏在那堵砖墙的另外一边。 （编者注：很多工程师读了文章后告诉我们，ATM机内部没有额外的扬声器。我们仍在寻找，希望ATM机的设计者能告诉我们，ATM机内部电机发出的声音是否经过特别设计？） 译者：dYb （文章转载自译言网。）

然而，并非每位西方“退休干部”都有如此的闲情逸致。近年来，不少退休的西方政要在媒体和商界频频现身，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退出政坛并不意味着归于沉寂。   在拒绝第二次连任之后,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终老于弗吉尼亚州的农庄,为美国政治史写就了一段佳话。然而，并非每位西方“退休干部”都有如此的闲情逸致。近年来，不少退休的西方政要在媒体和商界频频现身，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退出政坛并不意味着归于沉寂。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英国《卫报》报道，在2001年和2007年之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靠演讲收获了大约4000万美元。该数据之所以广泛流传，是因为希拉里在08年竞选总统时必须公开家庭收入。据悉，仅在2006年，克林顿演讲的总数就达到352次，平均几乎每天一次，而每次的报酬高达15万美金。比起当总统时的20万年薪，演讲的利润更丰厚。 除了演讲之外，出书也是克林顿的盈利渠道。国际先驱导报的资料显示，这位前总统在自传《我的生活》中历数了身处权力巅峰的体会，也将自己与莱温斯基的风流韵事娓娓道来。令人垂涎的内容，让克诺普出版公司不禁以1000万美元的高价获得了其全球独家出版权。 在美国如鱼得水的同时，克林顿也不时来中国“走穴”。网易评论指出，克林顿卸任后的第一场走穴就发生在中国深圳。随后，四川、郑州、昆明、杭州、北京等地也出现了克林顿的身影。其中，四川剑南春集团为了购买克林顿两个小时的演讲时间，花费了40万美元。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2010年9月，英国退休首相布莱尔长达718页的回忆录《旅程》在英国热卖。兰登书屋在发行权上花费了500万英镑，而事实证明前首相的人生故事物有所值。虽然书中的布莱尔坚称对伊拉克动武是正确选择，虽然书中与女王的对话有抄袭《女王》电影剧本的嫌疑，但内容的争议性恰与书的销量成正比。据说精装本《旅程》上架一周销量就超过9.2万册。 与克林顿类似，布莱尔也把中国当作经营退休生活的好去处。据新华社称，布莱尔退休后几乎每年都要访问中国，而且还组建了托尼-布莱尔公司，提供招商引资方面的咨询服务。根据《壹读iRead》的观察，新疆喀什政府在自家官方网站上高调宣传了与布莱尔公司的合作。不过布莱尔没有出现在合作签约的现场，而是在数月后趁访华之机抽空与喀什市政府官员见了面。 在中国开展咨询业务之前，布莱尔也在中国重复着克林顿的“走穴”套路。《壹读iRead》发现，东莞一家房企曾以33万美元的价格买到布莱尔访华日程中的3小时。在讲台上，布莱尔为东莞慷慨陈词，算是报答了主办方的热情：“我会告诉他们（家人），‘哪也别去，就去中国，就来东莞’。”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 在所有外国退休政要之中，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算是比较拮据的一位。《青年参考》报道说，这位经历三次婚变的老人，每月的退休金约合人民币10500元。仅支付前妻和子女的生活费就足以让他倾家荡产。 为了维持退休后的生计，施罗德在国内外诸多家企业担任顾问，而垂涎德国技术和设备的中国自然成为他的重要客户。《壹读iRead》发现，施罗平均一年来三至四次，为德国企业做推销员。随着中国抛出四万亿救市，对德国机械和技术的需求直线升高。忙于修建地铁的武汉与成都，分别通过施罗德购入了驰名世界的德制隧道掘进机。随后，施罗德也成为青岛和重庆的座上宾，并成功为德国出口和投资拓展了市场。 在为德国商业利益服务的同时，施罗德还受聘担任中国中华医药文化国际交流中心的顾问。据新华网报道，德国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以银杏叶为首的中药材，每年创汇额达3.5亿美元。 退而不休是否值得商榷？ 西方政要退而不休，大都能获得公众的谅解。虽然其退休后的收入可能远远高于其在任时的薪酬，但出书、走穴和推销都是自力更生的活计。只要依法纳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牟利，也算是市场供需的正常反应。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任期内受到足够的监督，不用权力为自己和家人铺路搭桥。 资料来源 胡佳恒、杨佳瑜，“西方退休政要的中国生意，”壹读iRead，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453-41234.shtml 杨文静，“退休政要“淘金术”：从商身价翻倍 中国成宝地”，国际先驱导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7-31/5104366.shtml 莱昂内尔•巴贝尔，“评布莱尔的《旅程》”，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4572 源尔，“外国政要任后谋生术：演讲出书，从商走穴”，网易评论，http://view.163.com/13/0221/13/8O87HS8V00012Q9L.html

中共党史上的变节群体，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立场不同，造成观点的出入很大，纯粹的历史叙述成为奢望。其实看看他们自己的辩护词，事情往往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每一个“叛徒”的经历都是一段曲折的往事。 龚楚也不例外。   “变节”，在红军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很隐讳的概念。变节者，即为叛徒。红军历史上，变节最多的时期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清党、大围剿时期。大体上在1933年以前，变节的将领人数比较少，但到1934年广昌战役前后，红军变节的将领渐趋增多。 其中，地位最高的当属龚楚（1901-1995），字福昌，又名龚鹤村，广东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人。早年进入新式学堂，后参军，由准国民党而入中共；红军时期成为出色的战将，参与创建红四与红七军，官至中央红军参谋长；中央革命根据地瓦解后，变节脱离中共而入国军；抗战时期招抚中共党人与抗战并举；国共内战国民党败北后，投诚中共并最后叛逃香港；晚年回归，风雨飘摇，跌宕起伏过一生。生前着有《我与红军》与《龚楚将军回忆录》两本有价值的文本史料及相关书画墨迹留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龚楚将军回忆录》由香港明报月刊社出版，这本书史料价值极大。在这本书里，龚楚说其是怀着“改造不平等的、妨碍人类生存进步的就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的崇高理想，加入中共革命队伍而成为一名农运及军事干部（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4）。当其沐浴新思想参加中共及红军之后，从南昌起义到白色起义，再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一直是中共革命的积极分子，并参与创建了红四与红七军。红七军转战千里入赣之前，在广西右江地区得到了蓬勃发展，其认为取得令人眩目的成功秘诀是“把悲天悯人的心理，人道主义立场，或多或少渗进些改良主义的意识”（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315）。但其后转战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其革命的理想还未实现，即变节了。 龚楚变节，无疑有中央革命根据地瓦解后其对革命丧失信心的因素。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正面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吸取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紧缩包围、分化瓦解的策略，而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受王明左倾路线错误指导，导致反围剿失败。龚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瓦解之后，临危受命，独当一面，领导红军跳出包围圈打游击。但是，在经历失败之后的消沉黯淡岁月里，此时的龚楚已难以化解革命失败主义情绪对自己的销蚀，最终脱离红军变节。这种表面的直接诱因，常被后人诟病。 但仔细梳理《龚楚将军回忆录》，其间的动因又远非上文所言的那么简单。他在回忆录里反思其变节的深层次动因乃是其恐惧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赤色恐怖”造成的。我亦觉得这才是其变节的真正动因。在其回忆录中，龚楚提到“白色恐怖”所对应的“赤色恐怖”概念，“白色恐怖”按照龚楚的解释，“白色代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及工农群众积极份子，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白色恐怖”；而“赤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杀人放火，手段残忍，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赤色恐怖”（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141）。这两种恐怖，在当时，应该说是客观存在的，任何研究党史的人都无法否认其存在。如果我们不肯面对自己历史的阴暗面，一味品尝荣耀的鸦片，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将永远不会有进步。当时，龚楚认为中共早期过激的“赤色恐怖”包括两个部分：过激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及肃反扩大化、简单化。 龚楚回忆农民运动中的“赤色恐怖”，也就是农运过程中的“左倾蛮干行为”。这种左倾蛮干行为，《龚楚将军回忆录》多有亲身经历的实例，无疑与龚楚人道主义的理想发生矛盾。当其提出异议时，即受到党内批评与处罚。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龚楚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龚楚回忆录（下），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500）。 一般而言，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者，就有可能成为“异己分子”而被扩大化与简单化整肃。关于肃反的扩大化与简单化，《龚楚将军回忆录》书中亦有相当实例反映。比如其老部下杨遇春，黄埔一期毕业，早期参加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转战南北，英勇善战，二十岁出头就当上了红军独立师长，因家庭是地主成分而全家被杀，自己被清算，愤而投降国军，终生与中共为敌（龚楚回忆录（下），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565）。又如原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其弟俞作预，其表兄李明瑞，均同情革命，在中共策反下，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及后来的红军革命，起义失败后红七、八两军转战千里，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根据地正在开展肃清“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等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广西来的很多同志，有些是被冤枉而整肃掉的。当时李明瑞已预感快要杀到自己头上，不得不率部出走，却被预先布置好的警卫员所杀（龚楚回忆录（下），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350-351）。最过激的事例就是林野夫妇的被杀，红军准备“长征”时，为了精简队伍，防止泄秘，于是清除怀疑对象，在红军、地方部队和“苏维埃政府”中展开大规模清洗，被杀者数千人，其中包括龚楚的部下总参谋部参谋林野。林野被整肃经过非常凄惨，龚楚在回忆录中着笔最多，给我们颇多灰暗的记忆。这位福建籍的林野，在黄埔军校时已参加中共，参加过南昌起义上井冈山。林妻刚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为了爱情不远千里跑到根据地与林野团聚。龚书说：“她刚来了三天，谭震林（时任中央政治保卫局分局长）秘密到我办公室细声对我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我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要调林野回福建工作，便回答他说：‘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派人去福建吧！’谭震林狞笑道：‘不是要他回福建，是要他回老家！’我听了不觉打了一个寒噤！忙问道：‘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对我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中央早已对他怀疑，……我已报告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后来，龚楚多方活动营救，亦未奏效。被组织怀疑的人无疑就像被宣判患上瘟疫一样令人惧怕。“林野夫妇便在赴红军学校的中途，被护送他们的特务员杀害了”，“事后，其中一个特务员对我说：‘走了十里路，那时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后，我们便动手，黄同志（另一特务员）拔出大刀砍过去，他妻子见了大声叫，双手拖着黄同志不放，林野见状大惊，发足狂奔！我立即赶上去，举刀便砍，他连忙闪避，给我斩中左肩，他立即回头和我拼命。但他左肩受伤，又给我砍中右肩，他再想逃走时，我追上去照头一刀，将他的脑袋破开两边，此时，他的妻子也被黄同志结果了。……若不是我们俩能干，说不定给他们跑了！’”（龚楚将军回忆录（下），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574-577）。肃反之残忍可想而知。 从以上所引的肃反实例，已不难看出早期中国革命过程中其扩大化与简单化的程度了。在当时，这种“残酷的阶级斗争”无疑已经过激到有点难以自持地轻“人性”的地步了（龚楚：我与红军，南风出版社，民国四十三年，1954：421-425）。对于这种过激化导致的“赤色恐怖”，龚楚觉得自己“是一个以人道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眼见到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我内心觉得很难过，并使我陷于极端苦闷之中”（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134-135）。所以龚楚说“我躺在床上，反复地想着，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216），同时“不要做李明瑞第二”，害怕被送上断头台，这种恐惧使其最后做出大胆行动，走上变节者的道路。他说“我决心脱离中共，离开红军，我决定立刻逃亡”（龚楚回忆录（下），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587）。因此，我认为其变节的真正动因是恐惧感，即对中共“赤色恐怖”的恐惧。之后其在反思的过程中，才最终由革命的理想主义而步入经验主义的摇篮。 离开红四军后，龚楚进一步反思认为“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这些问题，使我感到无限的困惑和烦扰”（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215-216）。 当时，人道主义精神与为理想而革命的残酷性，在龚楚心里，确实达到空前的矛盾状态。在那个极端泯灭人性、人格、人道、个性、自由、平等的狂飙革命时代，其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到冷静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我不得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其已经怀疑其怀着一颗爱国心及革命理想主义参加到改变现实世界的革命运动，是否所有的都是正确的。这已经反映出其对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的一种冷静的思考，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也正说明其已在实现着一个从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不断过渡与转变的历程。因此他从经验出发，一方面呼吁“领导民众革命斗争，不仅要有正确的革命路线，而且须有正确的指导原则，否则，就会造成无可收拾的违背革命理想的严重现象”（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135）。另一方面，对过激的农民运动很失望，对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亦表示发生怀疑，甚至在回忆录里公然认为，中国革命性最彻底的应该是以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群体，而不是农民，因为农民有太多的落后性（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219）。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反思如何，但无疑表明其已经开始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了。 其实中共党史上的变节群体最值得研究。就这些变节群体而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立场不同，造成观点的出入很大，有些人切齿痛恨，官方出版的资料也一概抹杀他们事迹；有些人高歌盛赞，奉为圣明，总之纯粹的历史叙述成为奢望。因此，概括这些变节群体的生平事迹要么是短短几行字，要么就是让他们戴上一贯地犯“路线错误”而最终“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的高帽。其实看看他们自己的辩护词，事情往往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每一个“叛徒”的经历都是一段曲折的往事。龚楚也不例外。 在传统的史学研究模式下，历史研究往往扩大为一种宣传，忠奸的判断模式严重束缚着人们的视野和思维。对龚楚的评价就是如此，长久以来，我们都习惯于宣传式的线性思维，政治人物往往脸谱化，这种简单地以“好”与“坏”来区分历史人物，是曾经年代塑造的思维定式。从单纯地用“黑”与“白”来看待一切，到加入灰色改良，依然没有摆脱线性思维的纠缠。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多一份心平气和，摆脱线性思维的缠绕，当然颠覆这种习惯，需要勇气和毅力，甚至需要一种涅槃的精神。这里将突破传统线性思维方式，重新探讨一下龚楚变节之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以达到窥见其变节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