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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的寿命跟人类差别不大，即使是‘取胆活熊’，也能存活30年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下手早，养 了黑熊就等于是装了一个‘小型取款机’。” 在中国的“活熊取胆”地图上，吉林省榆树市青山乡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小缩影。这个县级市并没有什么资源或经济优势，在农村，“种大田卖粮”仍是农民求生活的主要依靠，而“养熊”则是和养鸡养鸭一样，作为农民提高收入的一个来源而存在。 青山乡只有一条街道，连个像样的旅馆都没有。但出乡主干道不远三公里，就能看到一排排气派的红顶大房。“中国榆树黑熊繁育基地”的牌子就立在路边，以这个基地为圆心，方圆几公里内大大小小的村子，饲养着无法统计出数字的黑熊，“家家户户都养熊”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是在村子里行走，你能不时闻到熊味，那是一种非常刺鼻，可以扑进鼻腔的动物体味。 在青山乡，你能清晰感受到两种阶层的存在，分别是养熊户和非养熊户。养熊者精神状态相对从容，即使家里只有一头黑熊，也显得底气足一些，因为一头熊一年能带来一万多块的收入。而投入并不大，黑熊每天需要的口粮——玉米，在这里俯拾皆是，家家户户都晒满院子。熊的寿命跟人类差别不大，即使是“取胆活熊”，也能存活30年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下手早，养了黑熊就等于是装了一个“小型取款机”。 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一头两岁半的小熊价格已涨到3.6万元。对于只靠种田卖粮为生的多数农民来说，进入的门槛提高不少。小熊买回来之后还要养上半年，才能做插管手术、上铁马甲、关铁笼子。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早期通过养熊发财的人分化为两类。一些人搬出原来村子，在马路边政府新修的养殖基地里组建养熊场，规模化“养熊取胆”，虽然这其中大多数企业没有合法执照。还有一些人，看中繁殖卖熊的生意，转化为上游供应商，自建“配种池”，专门繁育小熊卖给中小养殖户。 在采访中，被“养熊游戏”抛弃的人谈论现在的暴发户们，语气里多是对财富的羡慕嫉妒恨，这其中并没有对黑熊的同情。过去，这里的熊胆主要销售对象是韩国人。但是他们用胆的方式很特别，直接过来，杀掉一头“原熊”（没有取过胆的熊），取出胆包，割开仰头喝掉，给钱走人。 多数“活熊取胆”养殖户要自己找销路。那时，大家背着熊胆粉结伴出行，到制药厂家推销，境况艰难。直到2000年之后，随着中成药制剂增多，还出现了像“上海凯宝”那样的创业板上市企业，熊胆粉需求才逐年递增，销路才顺畅许多。养熊者的日子也好过起来，甚至成长出一位外号为“邢大冬子”的行业大佬。 榆树市的养熊户集中在偏远的青山乡，很大原因是这里走出一位“邢大冬子”。他原本是附近村子里的农民，较有销售天分，在推销熊胆粉的道路上逐步闯荡出来。后来此人在云南昆明创办了自己的制药企业。青山乡每年出产的上万斤熊胆粉，几乎都被他包销，除了自己企业用，他还帮助云南、上海、湖南、四川等地的企业收购。 现在，“邢大冬子”时常与青山的几位养殖大户保持电话联系，一有需求，就打款发货，已经形成规范流程。很多时候，养殖大户们库存不足，还要到村中各个中小养殖者那里收购胆粉，集中供应给“邢大冬子”。 在熊胆灰色利益链的支流，还衍生出其他行业，最显而易见的是兽医大受欢迎。青山乡有三位兽医，根本忙不过来。他们主要不是给熊看病，而是为黑熊做插管手术：割开肚皮，找到胆囊，插进塑料管，日夜持续抽胆。这也是动物保护者最不愿看到的现象。事实上，“胆熊”由于长期生活在病痛中，大概有四成已经患上肝癌。 当然，这里的农民并不知道所谓的动物福利。从大家的谈论中不难感觉，养黑熊与养猪、养牛并没有本质区别。人们更愿意把这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当作挣钱机器。为了多出胆汁，他们也会喂给黑熊鸡蛋和蜂蜜。但用起铁马甲来可毫不客气，很多熊被铁链子勒紧，铁链子和肉长在一起。 青山乡离邻省大城哈尔滨很近，一些得病死去的黑熊，就会被卖给那里的饭馆。熊掌最为值钱，其次是熊皮、熊肉。一头病死黑熊零碎卖掉也能换来一万多元。 青山乡还有一些家伙，看到熊胆日益走俏，就到处收购猪胆和牛胆，烘焙加工后掺在熊胆粉里，以次充好，低价推销——比正常熊胆粉便宜一半。不过这样的“产品”，很难进入“邢大冬子”的销售网络，大多被一些上门收购的“胆贩子”买走。 对于“活熊取胆”带来的GDP，榆树当地政府是持支持态度的。对于养殖规模达到50头的农民，政府会出资20万，助其在基地建新熊场。虽然这些钱还没全部到位，但是已经有三个较大熊场在经营了。低矮破败的青山街面上，只有乡政府的三层大楼最为漂亮整洁。大多情况下，这还是一座空楼。“干部们都住在县城，没事谁下来啊。”乡民说。   （潘滨：幸福科技CEO，前新周刊记者。原文链接： http :// www . infzm . com / content /55576 ）

“中国目前似乎没有一个哲学家是动物伦理哲学家，没有一个大学开动物伦理学课，没有一个机构专门做动物伦理研究…… 从养黑熊取熊胆汁这件事来看，中国还是一个野蛮国家。中国人的关于动物的思想还根本没有走出野蛮状态。”   动物伦理与哲学研究方面，中国尚处空白状态   养黑熊取胆汁这个事件，去年，也就是2011年的二月就沸腾过一阵。虽然媒体舆论有很多谴责之声，但养黑熊赚钱的人照样养黑熊，倍受摧残的黑熊继续受着摧残。我去年关注过这个新闻，写下我的愤怒和抗议（ 详细 ）。同时，我也深深地认识到，在中国以仁慈之心对待动物目前还根本没有希望，也没有可能，因为在动物伦理与哲学研究上，中国完全是一个文盲状态。在动物思想上，中国还基本上是空白。中国的知识分子罕有关心这个问题的，中国的年轻人没有导师，很难自动走上思考这个问题的道路。 中国目前似乎没有一个哲学家是动物伦理哲学家，没有一个大学开动物伦理学课，没有一个机构专门做动物伦理研究。中国在动物哲学与伦理研究的落后状态，说明中国人的不开窍，中国的野蛮的思维方式还继续着，也许还要继续很多年。我对中国在这个领域里的思考，此刻是完全绝望的。从养黑熊取熊胆汁这件事来看，中国还是一个野蛮国家。中国人的关于动物的思想还根本没有走出野蛮状态。   西方很多大学均设“动物伦理”课程，并有专门研究机构   西方人在对待动物的伦理研究上远远地走在中国的前面。西方有专门研究动物伦理的机构。美国的很多大学都有“动物伦理”这样的课程，这样的课程一般都设在哲学系。随便在网上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课程表。科罗拉多州州立学的课程：“动物权利：理论与实践”、佛罗里达州艾克得学院“伦理与动物福利”课、南缅因州大学“虐待动物”课，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美国的主要大学都有这样的动物哲学与伦理课程。 美国以及西方有一个强大的思考和讨论动物伦理的哲学、伦理学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这些可能还属于闻所未闻的事物。在中国的这个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我觉得谈养黑熊取胆汁这样的事情，还不如对牛弹琴，也许牛还真的喜欢音乐呢。   对中国人来说，动物仁慈和动物权利还太“前卫”   那些养黑熊的人，除了钱他们两只眼睛还看不见别的。除了获利，他们还没有良心与善心。良心、仁慈，这些都是奢侈。中国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对还处于努力要仓廪实的人来说，礼节是多余而无用的。对还处于野蛮状态的很多中国人来说，仁慈地对待动物，给无法发出声音的存在以声音，给弱势者基本权利，这些太奢侈，太不可思议，太无法理解。 正是这种绝望，我知道几年前动物保护活动者王陪跳楼自杀了。我完全理解她的绝望。我也非常绝望，绝望得不想说话。这几天，养黑熊取胆汁这件事又成为新闻，我觉得说什么都白搭，因为中国目前的文明水准还不够全民对动物伦理与道德有概念的程度，连受过教育的人都没有受过动物权利的教育，这些人的“人权”思想还是一个新的刚刚获得的概念。对这些人谈动物伦理，不是白搭吗？对不把动物当成平等地跟人类分享地球资源的人来说，动物伦理，动物的痛苦，仁慈地对待动物就是仁慈地对待自己，这些话不是对没见过文明社会的野蛮人谈文明的生活方式吗？ 虽然媒体上报道说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动物福利和权利，可是，跟广大的人群比，这些人还是太少。更少的是对动物伦理的思考和讨论。我指望现在还是刚出生的孩子到二十岁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教育课程给他们上。我指望我今天的愤怒和伦理讨论二十年后有人能听得见并回应我。   西方曾有类似讨论 ， 杀戮之上的同情渐成共识   我这样想并非没有前例可循，而是根据我对西方动物思想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西方的动物思想的发展也经过相似的发展阶段。西方对动物的伦理研究，哲学研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今天在中国反对仁慈地对待动物，反对提高动物权利的声音，在西方也存在过。不过，由于西方的动物权利思想的发展和普遍的文明程度，人们逐渐接受“杀戮之上的同情”或动物福利、动物权利这样的概念。这样的概念被中国人普遍接受恐怕还要等二十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动物伦理哲学界、美国动物养殖业，美国动物保护群体以及媒体展开了一场非常热烈的争论，争论的题目就是到底该不该农场养殖鸡鸭牛猪类动物为了人类的消费和食用。这场争论的结果是从九十年代起，美国的动物养殖业基本实现“仁慈性养殖”，美国的“杀戮之上的同情”（Compassion Over Killing）这个组织也应运而生，于1995年成立，成为监督美国农场养殖动物的机构之一。美国这样的机构和组织有很多。 美国当时的讨论集中于到底该怎样农场养殖人类食用的动物。这种养殖的道德底线和伦理意义在何处。正反双方都有很多讨论。这些观点跟今天在中国的观点也大同小异。比如，饲养为人类食用的动物到底是仁慈的还是不仁慈的，怎样看待动物感受到痛苦，怎样人性地对待和饲养动物，动物在多大程度上感到痛苦，怎样减轻动物在被屠杀过程中的痛苦等等。 在争论过程中，达到共识的是一点：作为人类我们有责任和道德义务，仁慈地对待动物，让他们生活在人性的环境里，让他们的身心都健康和快乐，即使是我们要食用的动物。     改变动物处境并非干涉商家，而是改变大多数人对动物的态度   正是思想界的讨论才改变了大多数人的思想，也促进了大学里关于动物伦理课程的教育的发展。在当今的美国大学里，动物伦理课是哲学系的主要课程之一，也是大学生应该接受的基本教育之一。我收集的大学动物伦理课程的教学计划有几十份，我并没有系统地研究各个大学动物伦理课程的设置与教学，这些只是我在阅读动物哲学的过程中偶然见到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我幻想有一天我可以在中国开动物伦理的课程。 我以为直接地告诉商家他们养熊盈利，伤害动物，商家是绝不会听我们的。只有改变大多数人的动物的思想，动物才可能在中国受到应有的关切。动物保护、动物福利、动物权利等思想才会成为我们行为的出发点。也许我此刻希望的是阅读这篇文章的人开始关注动物伦理问题，从思想开始，带动我们的行动。 （沈睿：旅美作家、学者，现任教于美国海军学院。原文链接： http://lady.163.com/12/0224/15/7R1NTQNV002626I3.html ）

“从表面上看，动物福利似乎对于人类没有一点好处，完全是从动物角度出发。其实不然，动物福利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 之一，是人类福利总体水平上升的象征，是人类社会进步追求的目标之一。” 日前，中国人道屠宰计划在河南启动。据介绍，作为这项计划的国内首个试点省份，今后，河南将在畜禽屠宰时实行“安乐死”。赶猪时，要拿塑料拍轻轻地拍猪屁股，哄着它往前走；在上“断头台”途中，还要看到自己的伙伴，这样才能让待宰的猪没有恐惧感……这些仅仅是人道屠宰规定的一小部分。   畜禽屠宰“安乐死” 好处几多？   最近，国内媒体报道说，河南将成为国内首个人道屠宰试点省份，并就如何“人道”的方案作了比较具体的说明。这条消息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对我国推行人道屠宰，可能还存在一些不同意见。 那么，到底是否有必要在我国大力推行人道屠宰？ 我们先来搞清楚人道屠宰的内涵和本义。应该指出的是，“人道屠宰”不是学名，而是俗语，因为现代文字学中尚未出现“畜道”，故借用表达。 “人道屠宰”是外来名词，英文的表述是“humanely slaughter”。在这里，所谓“人道”的本意其实是指“无痛苦”，人道屠宰其实就意味着无痛苦屠宰。该词的使用是借用了人类医学中的“麻醉”，即手术中的无痛苦，以及当今社会备受关注的“安乐死”，即死亡过程的无痛苦。 人道屠宰源于 动物 福利。动物福利是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学科，是通过动物生理学、动物医学、动物行为学、动物生产学等研究，来寻找动物处于应激、疾病、行为异常、心理紧张及身体损伤等各种与痛苦有关的状态的科学证据，从而证实动物具有感受痛苦的能力，并验证各种存在的痛苦源。动物福利不同于动物权益，它不反对动物利用，但反对任何形式的导致动物痛苦的行为和做法，包括态度。 从表面上看，动物福利似乎对于人类没有一点好处，完全是从动物角度出发。其实不然，动物福利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福利总体水平上升的象征，是人类社会进步追求的目标之一。为什么动物福利的出现不过百年？那是因为之前人类社会的福祉水平还缺乏培育动物福利的土壤。甘地说过一句名言：“看一个国家是否文明，就看这个国家的臣民对待动物的态度。”一个善待动物的人，不会残虐其同类。也就是说，人的情感与道德标准有关，冷酷与残忍伴随，无情与杀戮并存。由此可见，人道屠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不仅要提倡，而且要大力提倡。不仅如此，全社会还应该形成对一切残虐动物的现象人人声讨的氛围。 从 食 品安全角度看，人道屠宰也的确能够保证消费者吃“好肉”。 一切动物，包括家畜都是害怕人类的，都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怕人”的基因。虽然我们看到家畜似乎从未怕过饲养员，其实那是朝夕相处相互适应的结果；一旦生人出现，家畜群体会立刻因恐惧而骚动不安。骚动不安就是应激，应激就要引发不良生理反应，如肾上腺素的过量分泌。 严重的应激会引发猝死。屠宰前的运输过程及屠宰前过程对家畜来讲就是强应激。首先是环境巨变：固定圈栏变成了运动圈栏，安静的生活环境变成了喧闹的运输环境，互不相识的个体散布周围等等。多种应激源同时作用于运输中的家畜，使家畜经历急性应激过程，即强生理反应过程。如果运输过程时间长，无食无水，还会进一步恶化应激。 大量科学数据表明，家畜运输过程导致的皮下淤血、争斗咬伤、肢体损伤及猝死现象极为常见。特别是，应激过后进行屠宰，会发现许多白肌肉和又黑又干的肉质出现，这是家畜屠宰前经历严重应激所导致的结果。这类肉质在商品分类中属于劣质肉。即使屠宰前应激水平没有达到形成上述劣质肉的程度，但不同程度应激的肉质是无法与无痛苦屠宰的肉质相提并论的，因为有些应激代谢产物用目测是难以监测到的。可见，无痛苦屠宰有助于人们吃上好肉。 而家畜养殖、屠宰实现规模化以后，实行无痛苦屠宰并不会比传统屠宰的成本上升很多。 这里还要提及一下传统的错误观念——关于鲜肉的认识。人们一贯认为传统的“人工捆绑、快刀放血”式的杀猪吃肉是最好的。其实，鲜肉同肉质好坏并无关系，不是科学表述，是人们的一般认识，以为刚刚杀过的猪一定是既鲜又好吃。试想，传统的杀猪过程不是一刀毙命，而是伴随极度的恐惧和疼痛，这时肌肉组织中会有多少因应激而产生的代谢物质？这么多的代谢物质虽然与口感风味毫无关系，但对健康只有负面影响，没有积极作用。道理不言自明。 还须指出的是，人道屠宰不是一个简单口号，更不是死亡过程无痛苦就完了。做不好，就跟平常媒体说“‘有机食品’不有机”一样，最后导致人道屠宰实际不人道。实现人道屠宰的关键，在于有效实施包括运输前在内的全程全方位的无应激规程。规程应该包括两个方面：技术层面的规程和法律方面的保证。在我国，技术层面的规程不难制定，难就难在法规的出台。因为有关动物福利的立法问题在我国还是一个敏感问题，这与民众的觉悟程度有关（认为不急需），也与政府的重视程度有关（认为不重要）。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目前，动物福利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声望。在国外，我不止一次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被问到我们国家的动物虐待问题（如熊活体取胆汁）及家畜的饲养方式问题（包括屠宰），在民族自尊心方面经历了一次次尴尬。   （包军：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校长，长期从事猪、鸡的动物福利研究。原文链接： http :// scitech . people . com . cn / GB /6741547. html ）

“简单地说，动物福利概念可能面临的困境在于，谁来为动物福利买单？”   2003年，欧盟颁布了一个法令，要求农民必须在猪圈中给小猪提供玩具。英国政府据此宣布，给农民90天时间为小猪们准备玩具，届时如果不能达到法令规定的标准，将被课以1000英镑的罚款，甚至被处以监禁。 这新闻当时听来似乎是个天方夜谭，但最近国内讨论动物福利立法，这个故事又被提及，尽管仍然没有明确告诉公众，欧盟最终是否真的实施了这一法令。当然，假如欧盟真的实施了这一法令，因为猪的福利受到损害，而把人关进监狱，那笔者并不会感到奇怪。因为，欧盟的很多法律，包括其长达400多条、翻译出来有十几万字的宪法草案，都不乏莫名其妙的内容。 跟欧盟一样，今天的中国人，碰到任何问题，都立刻想到用法律来解决——这也难怪，中国实行的本来就是源于欧洲的大陆民法体系。有些人士热爱动物，所以，他们也想到用立法的办法来保护动物的福利。 善待动物，或者用否定的话语说，不虐待动物，是人性的一种美，孔夫子不近刀厨，佛教泛爱众生，体现的都是一种仁爱的伟大精神。只要是具有正常理智与情感的人，恐怕都会对动物有这样的恻隐之心，文明社会的道德体系中已经形成了相应的规范，大体上是毋须法律干预的。 当然，考虑到某些动物对一个社会可能具有特殊意义，比如珍稀动物、濒危动物，或者某些动物对于具体个人有特殊意义，比如宠物，为此，制订一部简单的法律，对禁止虐待动物的社会规范予以系统化，也未尝不可，尽管这样的立法必须非常慎重。 然而，在目前有关动物福利的讨论中，人们从不虐待动物谈起，一下子就跳到了“动物福利”。这一跳跃未免也太大了一些。不虐待动物跟动物福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欧盟有关动物福利立法——如果确有此法的话——的根本谬误就在于此。 简单地说，动物福利概念可能面临的困境在于，谁来为动物福利买单？如果动物也有权利意识的话，那么，不虐待动物，是动物理当拥有的一种否定性“权利”，即动物要求人不要以野蛮的方式对待它。一方的权利总是意味着另一方的义务，而不虐待动物这种权利，并不要求义务人付出额外的成本，只是要求人不做某些对它不利的事情，其实，那些事情对人的精神来说也是不利的，会使人的心灵变硬，失去同情心。 而动物福利却与此不同。动物福利是一种肯定性“权利”，动物要享受福利，需要有人付出成本。其实，假如动物有明确的所有者，且在其所能控制的范围内，比如宠物，它就能够享受到充分的福利。主人很乐意支付相应的成本。但假如动物没有明确的所有者，比如野生动物，或者动物处于其所有者控制的范围之外，比如流浪宠物，那么，谁来为它的福利买单？主张动物福利的人说，应当由第三方，即看到它的人，或者由政府有关部门，比如动物检疫部门，承担起收留并给予该动物以福利的义务。然而，第三方或政府何以有这样的强制性责任呢？主张动物福利的人士并不能给出论证。你如此地热爱动物，把动物当成人看待，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或政府也应当这样看待。 因此，假如立法只是规定动物的一些否定性的权利，比如，不被虐待（包括人和动物）的权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为重申一项社会规范。但假如立法规定动物福利，则可能意味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强制，因为，通过这样的法律，满足那些热爱动物者的心愿，但付出成本的却是不相干的第三方或政府，而他们显然并没有那种热爱动物的激情。 对于上面的论述需要补充一句：我们可以热爱动物，但最好严谨地使用一些词汇。权利是以权利意识为基础的，动物没有权利意识，所以，动物无权利可言。所谓“动物权利”，不过是一个比喻性说法而已。不幸的是，有些人士却把这种比喻性说法当成一种真实的存在，热情地为动物争取权利。但是，这种激情却很有可能激起一般人的厌烦。而且，把某种激情渗透到法律中，很容易使法律失去理性与节制的美德。 法律应当以社会的某种共识为基础，而对于可能引起不同看法的事情，最好敬而远之，因为法律最终不是靠其强制力发挥作用的，而是靠其正当性本身获得效力的，也即，人们首先认同了某种规范，然后才对其予以立法，这样的立法才能够被人们有效地遵守。否则，立法如果与大多数人的正常情感相悖或者不相干，就会形同虚设，或者人为制造出犯罪行为。假如街上有只流浪猫，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不应当去虐待它，因此，这一条可以成为一条法律性规范。但人们有义务收留它、并给它福利吗？这显然是一个会引发广泛争议的问题，对此，立法就应当慎重。   （秋风：独立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原文链接： http://news.qq.com/a/20060123/001791.htm ）

“我们问救助黑熊的人士而不问在饭馆喝酒的人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也许是因为救助动物和救助失学儿童这两件事离 得比较近，这两种人都在做好事，有可比性，在饭馆喝酒的人已经无可救药了，懒得去质问他。可是，问题还是摆在那儿：音乐厅里的听众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我在饭馆喝酒的时候，可曾想到艾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我写论文的时候可曾考虑过，世上有比写论文更重要的事情？”   一、 我做的事情重要吗？   一次，跟几个救助黑熊的朋友聊天。他们说起常听到的一个质疑：你们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去救助黑熊？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人更重要还是熊更重要？听到这样的质问，朋友们有点儿困惑——是啊，为什么？难道儿童失学不比黑熊受苦更要紧吗？救助黑熊是不是有点儿中产阶级的矫情？事实上，我不止一次听人这样评论动物保护人士、四合院保护人士。 我不是特别肯定，救助失学儿童一定比救助黑熊重要，但我这种看法说来话长，放过不表。就算救助失学儿童更重要，似乎还有些事情比儿童失学更更重要。艾滋病村里的孩子不仅失学，还面临生命危险。那里的成年人也在等待救助。流浪汉无家可归缺衣少食，被拐卖的孩子沿街乞讨还受到帮主虐待，为自己的最低权利抗争的百姓被投入牢房。如果可以问救助黑熊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能不能问救助失学儿童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艾滋病患者呢？ 当然，如果连救助失学儿童的人士都该受质问，天下人谁还不该受质问？索马里的孩子在受难，这个法国人却跑到北京来为四合院奔忙；艾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有人却还在书房里写研究海德格尔的论文，有人在反复训练以把百米成绩提高0.01秒，甚至还有人在花前柳下谈恋爱，在音乐厅听歌剧，在饭馆里嘻嘻哈哈喝酒。环境保护，动物救助，失学儿童资助，这些活动，我自己东一点儿西一点儿参与过，可我大半时候在写论文，带孩子，时不时到饭馆里跟朋友喝酒。 我们问救助黑熊的人士而不问在饭馆喝酒的人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也许是因为救助动物和救助失学儿童这两件事离得比较近，这两种人都在做好事，有可比性，在饭馆喝酒的人已经无可救药了，懒得去质问他。可是，问题还是摆在那儿：音乐厅里的听众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我在饭馆喝酒的时候，可曾想到艾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我写论文的时候可曾考虑过，世上有比写论文更重要的事情？   二、 我跟我周边的人与事融合为难解难分的命运   一起聊天的朋友中，有一位本来不知道黑熊胆汁的营生。有一天她去会两个朋友，他们正要到一个黑熊养殖场去，试图说服老板不要再做从黑熊活体抽取熊胆汁的营生。她跟着去了，第一次看到黑熊的悲惨境遇。这个养殖场养着上百头黑熊，它们被一头头分别关在自己的囚牢里。囚牢用水泥砌成，装着厚厚的铁栅门，囚牢很小，黑熊在里面几乎不能转身。这些黑熊每天被抽取一次胆汁——把导管插入熊胆，胆汁顺导管流出。黑熊个个可怜无助，有些在插入导管的操作过程中伤口感染，痛苦异常，有些奄奄一息。这位朋友初次见到这个场面，深感震动。她从前从来没有去想过黑熊，可从那天开始，她投入了救助黑熊的活动。 把这位朋友牵入动物保护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而不是对世上林林总总事业的全盘衡量比较。回顾我们行来之路，哪件事情没有几分偶然？你大学进了化学专业，因为你中学第一次知识竞赛化学卷拿了满分；她后来研究宋词，因为教语文的中学老师长得又帅又特别喜欢讲李清照；并不是，至少主要并不是，化学比物理学更重要，宋词比离骚重要。我们是些偶然在此的生物，作为偶然在此的生物爱上这个，做起了那个。 百八十年来，“选择”一直是个时髦的词儿。婚姻自由允许我们选择老婆或老公，自由报考允许我们选择上哪所大学，自由迁徙允许我们选择到上海工作或者到兰州工作。当然，选择差不多总是双向的。我成绩平平，我倒想报考北大清华，人家不选择我；我不爱说谎，倒想当政府发言人，人家不给我这个职位。不过，我这里要说的不是对选择的这类限制，而是要说，即使在我的选择中，也有我的不选择。救助黑熊是我自己的选择，没谁强迫我去，然而，我为什么不选择救助艾滋病人？当然不是因为艾滋病人不如黑熊重要。我被牵进了救助黑熊的活动，我被带到了黑熊养殖场，我看到也感到黑熊可怜，我的好朋友在做这件事，就这样，我被牵进了这个活动。我们并非既站在事外又站在自己之外，一方面计算自己的种种条件，一方面计算候选之事的种种利弊，然后做出理性的决定。我也许可以这样刻画我买股票时的情形，这样刻画我在婚姻介绍所挑肥拣瘦的情形，但有血有肉的生活不是这样。 不时有年轻人问我：天下学说林立，哪些是最重要的学说？我该选择研究哪种学说？尚未入门，或有此一问，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待你入学渐深，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不相干，你不再是做你选择做的，而是它不由分说地卷着你去做。在婚姻介绍所里，你东张西望挑挑拣拣，找一个你的条件够得上的最佳候选人，这时候，婚姻生活还没有开始。你们结婚十年，对方的优点、缺点、相貌、情性，一切都不再是你站在对面权衡评价的东西，它们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你欢喜、埋怨、珍惜。生活深处，世界不是分成你和你要选择的东西，你跟你周边的人与事融合为难解难分的命运。如果只关心选择，不妨说，随着生命的深入，一个人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然而，生命不是一道关于选择数目的数学题。布里丹的驴子总保留着选择的权利，结果饿死了。与命运为侣一道浮沉就好些吗？我觉得比总在站在外面好些，虽然命运本身不是什么甜美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到对面，然后按重要性加以排列。在这个表格里，救助艾滋病人也许比救助濒危动物要紧，救助濒危动物比在饭馆喝酒要紧。我们该请哪位理论家来做这个“价值排序”游戏呢？好，辟划天下的理论家为我们排出了次序。我们该按照这个次序先做最重要的事情，做好之后再做次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先来救助艾滋病人，然后再考虑黑熊？大家都来解决无房户问题，等天下寒士都有了地方住，再来建歌剧院？谁会依照这个影子次序生活？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按照一套固定的价值排序来生活，人人都争做影子次序里最重要的事情，在尚有孩子失学之前就无人去救助黑熊，那会是一个多么让人丧气的社会。   三、 有些事情只可感召无可谴责   保护黑熊要紧还是救助失学儿童要紧？保障房要紧还是歌剧院要紧？这些问题当然会成为问题。它们总是在特定环境下成其为问题。因此，答案不会注定是：在尚有孩子失学之前先不管黑熊，在尚有无房户之前就不建歌剧院。 一个决定去做一年志愿者的青年，也许正在考虑他去做动物救助还是失学儿童救助，对他来说，这是个真实的问题。它是真实的问题，因为它是我们自问的问题，而不是别人加到我们头上的问题。若他饫甘餍肥，既不关心动物保护，也没打算去帮助失学儿童，他只是质问你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而去救助濒危物种，他提出这么个问题是啥意思呢？ 那么，只有对我重要的才重要？这里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吗？不，正相反，只对我重要的事儿一点儿也不重要；救助黑熊当然不是对我重要，是对黑熊重要，救助失学儿童不是对我重要，是对失学儿童重要。我只是说，无论它多重要，都要跟我相连，不仅要跟我的能力相连——制止霍乱重新泛滥极其重要，但我对此无能为力；而且要我有那份缘分去跟它相连。道不远人。 画家并不每次站到画布前都自问：我做的事情有多重要，倒可以说，他总在考虑怎么把画画好。并非他总是自问：我怎样把画画好，而是他在构图时在着色时，在所有时间里，都在做着怎样把画画好这件事情。我们的一切品质一切愿望都在从事本身中获得意义。当然，在特定的情况下，他可能停下来问自己：我真该一直做这个吗？我不该离开画室去个流浪歌手吗？与命运为侣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主动改变习惯，改换追求，不可以离婚或剃度出家。然而，这一点应该是很明显的吧——这时，你不是站在各种选择外面计算利弊，绘画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家庭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在你自身中选择，不，选择这个词太轻了——你要从你自身挣脱。你与自己的生命对质。实际上，一辈子嘻嘻哈哈喝酒一辈子研究海德格尔而从来不质问自己的人，从来不与自己的生命对质的人，已经丧失了意义。即使你在做通常认为有益的事情，例如救助黑熊，你就不曾自问过：这里有没有中产阶级的矫情？但在这里，也只有自己能够质问自己。在该自己质问自己之际你却闪了，别人的质问又于事何补？ 我们做一件事情，尤其是从事某项有益的事业，难免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我认识不少投身或参与各种公益事业和正义事业的朋友，有扶贫的，有资助失学儿童的，有救助黑熊的，有维权律师，有人权斗士，他们用各种方式号召、感召人们参与他们的事业，但他们并不质问更不谴责谁。不像从前的传教士那样，用不皈依就下地狱来吓唬咱们。为了感召更多的人参与扶贫事业，他提供关于贫困人口各种情况的可惊数据，拍摄贫困地区悲惨图景的照片，讲述巨大贫富的危害。但他不谴责。当然，他谴责花天酒地为富不仁。我说的不是这个，不从事扶贫事业的人也谴责花天酒地为富不仁。 我们谴责眼见幼童落水不施援手，但我们不谴责没有积极投入扶贫活动或救助艾滋病人的人。幼童在你身边落水，那不是发生在你身外的一件事，那是你不能不全身心感到的事情，那是你铁定的“缘分”。我们并非遇事才做选择，我们的基本“选择”，是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那些从事公益事业和正义事业的朋友，他们做那些事情，体现了高于常人的德操，但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体现了更高的德操才去做的。他们被牵进了这些活动。你培养自己的德操，你就被牵进有德的活动；你放纵自己的恶习，你就被牵进恶俗的活动。   （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外国哲学学科专业负责人。原文链接：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0-12-24/10021083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