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新政府总部的设计乃至香港现行的城市规划会受到种种现实条件与理念的限制，因此对已有空间的利用与活化、对未来空间的开拓与占领，将会是在空间的掌控者与使用者之间不断发生的角力。” 九月七日晚，数万黑衣香港市民包围位于添马舰的新政府总部。 与金钟地铁站相距不过五十米的政府总部，此刻却仿佛遥不可及——几乎所有反国教运动的参与者都花了超过半个小时才抵达集会地点。仍在纷纷赶来的市民们讶异地发现，金钟站 A 出口地面层的海富中心商场平台早已水泄不通；数千人在夏悫道南侧的人行道上淤塞，等待通过一部手扶电梯、一部直升电梯和一部楼梯上到天桥，才能跨越这条宽约四十米的六车道快速通路，抵达政府总部。而另外一条路径，则需要下到夏悫道南侧的机动车辅道、向东逆行几十米、向南横穿数条机动车道、翻越一道铁栏杆，才能找到两百米外的另一座天桥，跨过夏悫道走到中信大厦，而后落到地面、接近政总。 这并不是半年前才启用的新政府总部第一次暴露其难以容纳公民运动的缺陷。 香港大学博士生李颖春起初对新政府总部印象不错：“建筑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形象，上面又铺了草地，据说是专门选择的品种，让人可以踩上去。”然而今年七月一日首次以新政府总部为终点的大游行，却让她大感失望。下午两点开始在维园集合的游行队伍，直至夜晚七点才终于见到政府总部；在街道上阻滞了近五个小时的人群，又在夏悫道南侧拥堵起来，等待警察分批放行。“几万人的游行队伍突然停下来等红绿灯，这是多么可笑的感受？”更没想到的是，政府总部东翼门前的小广场迅速饱和——依照设计，这里的最多能够容纳两千人；而在警察指引之下依序前行的溢出人群，本以为能够进入添马公园聚集，却发现自己竟然一路走回了地铁站！哭笑不得的李颖春听到身旁的人也在一头雾水地纷纷询问：“什么？我们就这么出来了？游行就结束了？” 首次以新政府总部为终点的游行，却最终失去了终点和目标。就读建筑系的李颖春敏感地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这个空间的物理尺度够大，但它的分割方式使它不具备公共性。” 反国教大联盟发言人叶宝琳则告诉记者：“我们的目标很简单，第一希望群众能比较方便地来到政总，第二希望有群众聚集的地方，第三希望我们的示威可以 reach 得到政府官员。就这三点来说，新政总都是不够理想的。” 难以跨越的夏悫道 并不是只有李颖春想到从建筑学视角看待政府总部的公民运动。亲身参与了九月七日晚集会的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朱涛，当晚便对政府总部的外部空间管理留下了“狭隘、自闭、贬损公民尊严”的印象。其后几日，他连续观察政总在非集会时段的正常使用，而后指出：政府总部在连接金钟城区与海滨区的行人交通上存在根本缺陷。“政府总部的宏伟造型象征着‘门常开’，但广大市民却很难走进来。” 当横贯港岛东西的夏悫道将政府总部与金钟城区彻底割裂，唯有靠地下与空中的行人交通设施才能将城区人流引入政总。咨询阶段的设计图中原本有四座行人天桥，除现有两座分别连接海富中心与中信大厦之外，另有两座拟建天桥连接至夏悫花园和商业核心区。然而完工后的政府总部，夏悫道上仅有孤零零一座 O 型天桥，仿佛一只庞然巨兽被扼住了咽喉；一旦出现人数众多的游行集会，必然造成人流阻滞，成为绕不开的交通瓶颈。 政府总部项目设计者、著名香港建筑师严迅奇表示，设计图中的两座拟建天桥是出于长远考虑，如有机会应当修建，只是需要与落脚点建筑的业主再行协商。而从地面直达政府总部已经不可能实现，“我们只能在先天的条件限制之下尽量做到方便。” 同样被快车道割裂城区与海滨的中环与湾仔区，除密集的行人天桥外，更借由地下通道来弥补步行无法直达的缺陷；但从金钟地铁站和巴士中转站到政府总部，竟没有一条地下通道可以穿过夏悫道。严迅奇告诉记者，设计中有在政府总部背面留出地铁出口的位置，但仍需政府与港铁公司协商决定。 然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交通事务委员会在 2003 年 5 月 27 日的“添马舰发展项目与公共交通服务”文件中称：“地底建有任何车站及铁路线路，都会对上盖的政府总部大楼及立法会大楼构成极高威胁，故此，一开始便应尽量避免这类地底的重大设施。” 这一决定也适用于未来的沙中线：九广铁路公司曾在沙中线建议书中提出将金钟转乘站设于添马舰南部的“政府、机构和社区用地”，亦即建成后的政府总部背面，但同样出于安全顾虑被政府否定。 朱涛则质疑政府的这一思路是否属于本末倒置：“添马开发，首要在规划上需解决的是城市意义上的金钟—添马地块步行的顺畅连接问题，其次才是建筑意义上的政府总部大楼的平面布局问题。”也就是说，理应由政府总部为地下通道让路，而非待建筑设计方案定型之后才将修建地下通道的可能性彻底排除。 尽管夏悫道上的一座天桥似乎足以满足平日里的人流需求，然而在政府总部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结点附近，示威游行是市民常规的空间实践形式之一。因此，政府理应考虑到游行示威人流的步行便利性与可达性，而非将其视为一种非常态需求，只给予临时敷衍。 示威能量的分割与消解 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项目协调员施德安是公民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与研究者，根据他的观察，过去的游行路线有一个逐渐升级与积蓄能量的过程：“从维园一路走来，最后抵达旧的政府总部，中途不断有人加入；从皇后像广场开始的集会，也能够随着运动升级而向两侧延伸。现在，这种‘立法会—政府总部—礼宾府’式逐渐升级的情况不再适用了。”当一路高呼口号的游行者从维园步行前往添马舰，却被车流挡在“常开”的门前，俯首帖耳地等待上天桥或是警察放行，这无疑是对游行热情的一种戏弄与消解。 那么，海滨长廊修建完成之后，是否可以成为游行路线的一部分？ 事实上，示威游行是个体能量逐渐积蓄成为群体能量的过程，势必要求人群与城市街道存在积极的互动。从维园出发的游行队伍，倘若一路走到海边，再沿海滨公园抵达政府总部，那么整个游行过程将会被海滨的高度干道隔绝在整个城市之外，失去与街道密集空间与行人的频繁互动，进而丧失一路积蓄能量、至政总到达高峰的可能。 而终于抵达政府总部之后，人群又被分割在政府总部门前（公民广场）、立法会广场及添马公园之间的小块空间里，中间被建筑阻隔，彼此难以交流呼应，甚至很难感觉到有多少共同参与者。面积最大的添马公园，并非直接面对政府总部大门；公民广场则难以容纳上万示威人士。李颖春对此也表示不可思议：“香港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社会，居然没有一个让公民可以堂堂皇皇在政府总部前面集合的地方。” 据叶宝琳介绍，目前康文署并不允许租借添马公园，理由是海滨长廊尚未完工；而政府总部门前广场也仅限周日可以用来示威。“我们都觉得好惊讶，为什么作为政府总部的一部分，添马公园不能借场？政总和立法会广场只能容纳几千人，是不是以后上万人的集会都不允许？”后来，随着反国教参与人数越来越多，警方不得不作出让步，开放添马公园和添美道用于疏导人潮。事实上，九月一日下午在添马公园举行的音乐会，也是在违反公安条例的情况下擅自转移的。 对此，严迅奇告诉我们，政总的设计过程中有充分考虑到群众集会的空间：“很明显，政府总部一定要有场合给人表达意见，有时是示威，有时是庆祝，所以前面的大草地可以给人聚集，来表达不同的情感；政府东翼前面和立法会的广场也都是示威区。至于怎样控制和开放示威区，这个是政府管理的问题，就不是建筑师能够控制的了。” 事实上，新政府总部对社运人数的容纳度是远胜过旧立法会与旧政府总部的。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指出：“空间设计与政治体系密切相关，殖民政府恐惧市民进行政治动员，就会有意识地压缩公共空间。以前礼宾府旁边就是一条马路，是没办法集会的；政府总部也被围栏围住，没有空间让你进去；立法会外面的皇后像广场，大部分空间是水池和花草；西环的中联办门口，小小的空间也种了花。现在的政府总部，空间虽然零碎，但已经是一种进步了。”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政总聚集的人群，能够被看到、被听到吗？ 叶宝琳认为，原先示威者只要有一万人就可以包围立法会，确保议员听到市民的声音；而如今没有五六万人，是不可能把这个庞然大物包围的，这大大提高了集会中群体效应的门槛。此外，由于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都有独立出入口，民众无法与他们形成实质交流。“好像面对荒山野岭，处处高墙，官员都不知道从哪里出入；你在外面喊他们也听不到，在门口等他们又不会出现，到底这样示威有什么意思呢？” 严迅奇坦然承认，这在设计中是有考虑到的。“我们的想法是，市民从金钟走到海边，尽量不要影响政府的运作。例如市民能够看到立法会大堂和餐厅，跟议员会有视觉上的交流，但不会干扰到他们的日常工作。就设计而言，各方面的利益都要考虑到，不能混乱，这是没有办法的。当然，如果想要方便民众和记者进入，在管理上肯定做得到。” 然而在施工过程中，为满足立法会的要求，餐厅一侧还是被水泥高墙挡住了。很少有人发现，那一堵光秃秃的白墙之后，竟然还藏着一角荷花池。 反国教：政治空间的活化 起初，在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反国教集会现场，音响设备的安排尚不完善，各个角落里都有许多参与者听不到来自主舞台的声音。此时，人们架起了小小的麦克风，各自围成一圈，唱歌、弹琴、谈天；也有人带来数台投影仪，将高大而冷漠的水泥墙转变为鲜活的画面。 集会参加者、香港独立媒体特约记者易汶健如此描述：“在户外草地办音乐会，气氛极好；公民广场虽窄，但人们可以在后面的马路就地坐下；升降机外面的玻璃变成了民主墙，贴了不少海报；有些空间上方有遮蔽，也更适合搞多样化的活动。” 面对这种场景，叶宝琳为之动容：“这种感觉是组织者做不到的，要靠参与者主动建立起人与人的沟通，效果也更加感动和有趣。” 曾任香港大学建筑系执行主任的美国建筑师 Jonathan D. Solomon 认为，政府总部与城市的割裂确实很少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政府建筑上，但香港市民对公共空间的占领与活化能力也令人惊叹。”在香港，市民与地面的关系耐人寻味。添马政府总部原本可以与城市连结得更好，但考虑到最近发生在这里的反国教运动，我要说，它模糊的空间安排反倒为公共领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与不同寻常的场地。“在行动升级的过程中，市民克服了空间对运动的限制，逐渐占据了原本不被视为示威区域的场地，最终对“门常开”形成包围之势。 香港文化评论人小西则指出：“人文地理学中有一对概念：‘空间’（ Space ）与 ‘地方’(Place) ，或许可帮助我们把握新政总落成以来在空间上的意义转化。简言之，当人们通过命名或活动赋予‘空间‘以意义，冰冷的‘空间‘就成为了具人气的’地方‘。”就此而观，学民思潮发起的占领新政总行动，具有点石成金的意义。“在新政总门口聚集的市民并没有抵垒即散；与此相反，他们成功占领了新政总门外的马路、立法会门外的空间以及添马舰公园，以身体改变了空间的意义，将‘空间”变成了‘地方’。 9 月 1 日在添马公园举行的大型集会上，当压轴的达明一派面向’门常开‘唱出经典歌曲《天问》时，高高在上的新政总跟市民之间的强烈空间对比，颇具戏剧性地突显了官民的对峙。可以预计，新政总的公共空间将会由此转化，类似的行动将会陆续有来，学民思潮的占领行动变相成为了新政总的‘开光‘仪式。” 叶宝琳也告诉我们：“将来一定会有更多活动发生在这里。记忆和经验是要逐步建立的，无论多么冷冰冰的建筑，也可以被人的行动活化起来。” 然而，尽管市民具有活化建筑与空间的能力和意愿，但作为一个标榜自由开放的公民社会，香港的城市空间设计，仍有其天然不利于市民在地面上行走的缺陷。“门常开”，却开向了大海；真正供香港市民日常出入的门，却是一个悬在半空的隐蔽后门。而这一问题，也不仅仅存在于新政府总部身上。 悬在半空的政治空间 “政府总部体现出一种心态，那就是政府非常漠视市民在地面上步行的意义。”朱涛忧心忡忡地说。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杜（ Michel de Certeau ）在其名篇《漫步城市》中指出，感知城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制高点整体俯视城市，另一种是走入街道、体验城市的机理和质感。行走是一种政治实践，它赋予市民选择与转化空间的权力；而由技术官僚统治的城市，不可避免地会形成特别单调的城市规划。能够在地面上行走，是一种基本的空间政治权利。 密集的城市街道形成生机勃勃的街道生活。人在道路上的行走，不是简单的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交通，而是一个过程。而越来越多的狭窄天桥与吞噬着街道的庞大商场，正在抹杀这个过程的涵义。小西指出：”在新自由主义与文化转向的夹击下，香港的城市空间是愈来愈干净，愈来愈单一，愈来愈中产阶级化或曰’仕绅化‘。城市空间——尤其是公共空间——不再是生活的空间、游戏的空间、市民交流的空间，消费成为唯一被允许的活动，用国际情境主义 (Situationalist International) 的话来说，那是奇观社会（ Society of Spectacle ）中的更彻底的 ‘异化’。 简·雅各布斯（ Jane Jacobs ）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刻薄却一针见血的描述曾引发美国城市规划的整体转向：“……市政中心除了游手好闲者以外无人光顾，因为他们无处可去；商业中心只是标准化的连锁店翻版，毫无生气可言。人行道不知起自何方，伸向何处，也不见漫步的人；快车道抽取了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垄断性的购物中心和标志性的文化中心，在公共关系的喧闹下，掩盖着商业和文化在私密而随意的城市生活中的式微。”而在香港，政府似乎并未意识到空间规划的重要性，一切仍是以效率为先。 香港市民对空间的活化是自发而灵活的，他们创造性地以个人和集体行动赋予死空间于活力。然而更大尺度上结构性的城市规划危机，若指望市民凭其个体力量的汇聚来来全面克服，未免太过浪漫。当城市的大片地面步行系统在规划层面遭到破坏，从而形成结构性的创伤，要想靠市民在局部自发“活化”，几乎不再可能；唯有规划与政策层面的转变，才能挽救逐渐消弭的城市街道，以及市民在地面上悠然行走的权利。 朱涛指出，“现在香港的问题是一下子批几十个街区给开发商，导致街道被吞掉，形成一个商业中心，人都从地下和天桥走，很难从地面通行；从地下一出来就进了商圈，街道文化就被毁掉了。产权归开发商，一切设施就都是商业逻辑的。”因此，他认为，应该从城市规划法规上严格限制街区尺度，保证公共街道的网络密集程度。“就像曼哈顿的规划法规一样，开放商不得利用庞大楼盘覆盖多个街区——这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结语 悬在半空的，是建筑，是空间，是市民行走的路径与政治实践的权利，也是技术官僚不接地气的思维方式。对美国五十年代的城市更新运动，简·雅各布斯曾有一句赤裸裸的批判：“有一种东西比公开的丑陋和混乱还要恶劣，那就是带着一副虚伪面具，假装秩序井然，其实质却是视而不见或压抑正在挣扎中的、要求给予关注的真实秩序。” 新政府总部的设计乃至香港现行的城市规划会受到种种现实条件与理念的限制，因此对已有空间的利用与活化、对未来空间的开拓与占领，将会是在空间的掌控者与使用者之间不断发生的角力。 反国教运动迅速建立起的集体反抗记忆，已开始将悬在半空的“门常开”拖回地面；而悬在半空的香港政治空间如何才能踏到实地，将是摆在官员、建筑师与普通市民面前的一道更加艰难的议题。 （本文原载于《阳光时务周刊）第 27 期） （刘冉：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在读。）

“城市的首要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保障人的安全和权利。特别是当城市无法适应新的要求，面临衰败，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而要推行更新运动的时候，它更加要聚焦于人——城市的居民身上。城市更新运动不像在迪拜填海造城那样，可以满足建筑师或城市规划者对于“零城市”和“零语境”的自渎，它不仅是对现有城市物理空间的重整，也是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再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过程，将触及不同利益集团在过去漫长时间内所形成的固有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更新必然伴随着对抗。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变革和冲突，在处理这类对抗的过程中，谨慎使用公共权力，平衡和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让他们在新的城市空间中安居乐业，能平等分享到在城市中的各种权利，进而对城市产生精神认同并履行市民义务，城市才可真正获得永续的生命。” 城市的生与死 人终有一死，但都相信自己的城市不朽。千百年来，如果不是战乱、自然灾害或其它不可抗力的冲击，人们看见的城市总是生生不息，藉由物质的累积和精神的传承，成为延续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历史载体。然而，与人们的愿景有违的是，城市事实上也是个有机体，同样有其生老病死的生命周期，只不过其时间更漫长，过程更复杂，超出了人短暂一生的视野。城市并不仅仅是个布满街道和建筑的物理空间（就算是物理空间也面临时间的侵蚀），它还纠集着世代繁衍的生命，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动荡和郁结。城市的生与死，一直难以定义，充满了争议：人们发明城市规划这个专业，原本是希望它能对城市进行周密的“生涯”规划，有效控制和救助城市的衰败，从而能延长城市的寿命直至永恒，但不幸的是它常常被人们称为城市的杀手；有人认为发展商们投入资金是为城市添砖加瓦，而历史保护主义者则认为他们唯利是图，抹杀城市的集体记忆并室息城市本来的活力；有人认为建筑师们是城市的建设者，但有人也批评他们耽于自己的梦想，把城市当成白板(Tabula Rasa)，随意刷改自己的设计，罔顾城市使用者的死活…… 简·雅各布布斯在其1961年出版的著名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以一个普通市民的姿态，猛烈抨击以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y)、勒·柯布里耶(Le Corbusier)的“光辉城市”（Radiant City）和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的“城市美化”(City Beautiful)为代表的城市规划思想，这些思想被她斥为“伪科学”，表面上带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战后的美国曾盛行一时，成为政府规划官员、投资银行、发展商以及学生的专业标准和金科玉律。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城市规划，忽略城市多样性混合并存的实际需求，按照不同功能对城市进行秩序井然的分区，它们之间除了靠快速道路作为连接之外互相孤立，建造大面积绿地花园林荫道是为了视觉美观而不考虑人们的实际使用，认为步行街道是一种空间浪费，对市中心的贫民窟深恶痛绝，通过大力发展郊区来舒缓市中心的人口压力并置换其土地，把穷人赶走，对不同阶层实行隔离居住。简·雅各布布斯把这种规划看成是对城市的洗劫，它“抽空了城市的精华，大大损伤了城市的元气”，使不该衰败的城区走向衰败，导致了“城市之死”。(1) 在1962年一篇虚构的文章《城市破坏业株式会社》中，矶崎新也把勒·柯布里耶及CIAM(国际建筑协会)影响下的现代主义城市描绘成绞杀生命的庞然大物。例如，它制造的交通事故轻易取人性命，把死亡变成司空见惯的现象，这大大降低了传统私人谋杀业的血酬成本，令职业杀手不仅面临生存压力，更在专业尊严方面蒙羞受耻。于是杀手S(英文Sin，中文罪的缩写)决定组成“城市破坏业株式会社”进行报复，对城市实施“物理性破坏”，“功能性破坏”和“意象性破坏”。在此文的续篇《流言城市》（写于2004年）中，矶崎新认为这三方面的破坏根本无须任何公司代劳，因为城市一直在自我毁灭，他举1995年神户大地震、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事件以及东京的一些自杀式的城市规划为例，说明40多年前他的预言均被一一实现。“城市之死”的意象一直萦绕在矶崎新的思想中，他1968年参加第14届米兰三年展的作品《电气迷宫》把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废墟、日本浮世绘中的饿鬼以及未来建筑的设计拼贴成一幅幅人间地狱的景像，讽刺人们对未来城市的盲目乐观，并发出了“废墟正是我们人类未来城市的形态，未来的城市即是废墟”的宣言。(2) 在2007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中，马清运提出了“城市的过期与再生”的议题，这是关于城市生死的另一种表述。他的观点是，既然城市有其生命周期，会经历青年、成熟、衰老甚至消失的过程，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就应放弃对永恒的追求，承认过期和失效，允许试错和擦改，在不断的调整中实现城市的再生；城市应向农业学习，农民在某个季节里播种耕作，它的收成好坏并不影响来年的计划，他会反复劳作，总把希望留给下一年，这被马清运称为农业的精髓，代表着未来城市的方向：“农业的秩序是理性生活的最高境界，农业的理想建立在未来对现在的删除上”，农业文明有一天将会复兴，世界上会出现“什农城”(Agricity)。(3) 而在2008年1月31日举办的一个关于此届双年展的座谈会上，饶小军则提醒人们警惕马清运的这个乌托邦思想，因为城市的生长需要漫长的过程，它需要沉淀，更需要文化的保存，绝不能随便像“割麦茬一样把建筑割掉重来”，马清运所提供的“城市再生”的动力是一种未知的能量，是非常缥缈的东西，它将导致对现实城市的毁灭。(4) 是生存，还是毁灭？城市的成长、衰老和亟待更新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但如何更新、如何再生却争论不休。在我看来，“过期”是一个物化城市的概念，它把城市只等同于会变质发臭的食品、会失效制造意外的橡胶安全套和在风雨侵蚀下斑驳剥落的危墙，而把生活在其中有血有肉的人排除在外。它反映了建筑师的职业病，眼中只有钢筋混凝土，脑中只有草图和狂想；它也表达了建筑师在其执业实践中的利益诉求，如果城市快速过期，它的重建对建筑师的需要将更频繁。由于对“过期”的宣判有赖公共权力去实现，马清运毫不掩饰他对中国公权现状的礼赞：“可擦改的规划才是真正规划。而西方国家的土地私有已经把这种理想完全抹杀了，当然也就没有投入智慧。但中国仍有可能！中国是规划理论和程序刷新的真正环境。因为土地是公有的！”(5) 至于农业的梦想，马清运不是看重农业聚落作为人类居住方式多元化的另一种选择以及对过度城市化的有益提醒，而是学习了它的季节性生产中对土地的一茬接一茬的反复使用，以这种观念去构建的城市乌托邦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矶崎新曾总结过，越多乌托邦的建议，城市灭亡得越快。勒·柯布里耶的城市乌托邦曾经非常诱人，倘若在与权力的共谋中变成现实的话，它将是人类的大灾难。在各种观点中，还是简·雅各布布斯的最具说服力和穿透力，因为她曾在美国各大城市中走街串巷，以一个母亲的目光，去考虑街道的安全，人们生活的舒适满意程度以及生活在城市中的各种权利的保障。 城市的首要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保障人的安全和权利。特别是当城市无法适应新的要求，面临衰败，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而要推行更新运动的时候，它更加要聚焦于人——城市的居民身上。城市更新运动不像在迪拜填海造城那样，可以满足建筑师或城市规划者对于“零城市”和“零语境”的自渎，它不仅是对现有城市物理空间的重整，也是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再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过程，将触及不同利益集团在过去漫长时间内所形成的固有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更新必然伴随着对抗。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变革和冲突，在处理这类对抗的过程中，谨慎使用公共权力，平衡和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让他们在新的城市空间中安居乐业，能平等分享到在城市中的各种权利，进而对城市产生精神认同并履行市民义务，城市才可真正获得永续的生命。 庶民的胜利？ 中国的改革开放自1978年始，至今已近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为了顺应整个国家经济结构从农业向工业，再向制造业、房地产业、服务业、文化和科技产业的转移，城市化运动越演越烈。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发布的报告称，2006年中国城市总数为661个，全国城镇人口57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43.9%，城市化水平比2002年提高4.8个百分点。报告还指出，200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区生产总值由2002年的64292亿元增加到132272亿元，增长1.1倍；占全国GDP的比重由2002年的53.4%上升到2006年的63.2%，提高了9.8个百分点。200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10862亿元，比2002年增长1.1倍，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59.3%。(6) 从这份统计中可以看出，城市化已经变成国家语汇中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它一直向着更高的目标攀升。由经济战略驱动的城市化运动不仅使城市成为最重要的生产性空间，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必须不断升级扩容，才能缓解其发展的压力，它不仅鲸吞郊区和农村的土地，更要通过城市更新来重获旧城的发展空间——前者引发农民的土地维权群体运动，后者则导致市民反对拆迁的个人抗争。 2007年3月重庆的“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是中国城市更新运动中不计其数的对抗事件之一。由于它发生在《物权法》刚刚颁发不久，又运用了具有强烈视觉感染力的“孤岛”图片，并且结合了网络媒体快速传播的特点，于是迅即造成长久以来不满暴力拆迁的社会民意的井喷，吸引了大量中外媒体的关注，从最初与发展商及政府的极端对抗到谈判、和解并获得合理产权补偿，最后成了一个被称为“庶民的胜利”的标志性事件，事主吴苹、杨武夫妇被视为通过合法个人抗争去保护私有财产的英雄人物，他们成为中国广大城市拆迁户开展维权运动时仿效的楷模，而重庆地方政府对事件的周全处理也为人所津津乐道。(7) 在全民热议的盛大气场中，在网络世界的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的围攻之下，关于“拆迁事件不可见报”的行政命令自动解除，或者说民意冲破了中国政府和传统媒体的底线，使重庆事件之后其它城市仍然陆续发生的众多拆迁事件得见天日，被人们公开言说。不论是官方的智库还是民间的学术团体在重庆事件余波散去之后仍在努力消化它所带来的冲击，试图寻找出它在城市规划、法制建设、个人权利、媒体生态、传播策略等等方面的意义，并准备把它写入历史——这看起来象是一个皆大欢喜、双方共赢的结局。 但“孤岛”的形象在我脑中始终挥之不去，因为它如此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城市社区的涣散不群、家庭的无所依傍、个人的孤立无援和政治通道的堵塞隔绝。试想如果吴苹、杨武夫妇所在的鹤兴路片区是一个居民交往活跃、彼此紧密联络、相互关怀扶持、团结对外的利益共同体；如果有一个社区协会或NGO能成为他们的代理并居中调停协商；如果媒体更早介入、为居民的意见表达打开更多通道和开放更多对话空间——“孤岛”图像也许不会在这个地块上出现，吴苹、杨武夫妇也不至于最后被迫成为孤胆英雄，当地政府也不用手忙脚乱地临时应对这场震惊世界的、足以动摇国家行政和司法权威的信任危机。 中国的城市更新运动对社区的摧毁不仅在于把多年形成的传统邻里关系离散到城市的各个缺乏配套设施的安置区，更在于它在拆迁过程中对人与人之间正常精神纽带和家庭伦理的切断与瓦解。发展商和拆迁公司都是百炼成钢的谈判和心理专家，他们有非常专业的策略来对拆迁户进行消息封锁，然后以先易后难的顺序把他们逐个击破，甚至使用离间的手段，在同一个家庭中挑拨夫妻、兄弟之间的利益争夺，从而攻陷他们的心理防线，实现最低拆迁成本的控制。在市场经济兴起和个人主义盛行多年之后，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和家庭凝聚力本已非常脆弱，再经历这种带有巨大心理压力的拆迁纷扰，更形近散沙。街道办事处作为中国城市社会最底层、最末梢的组织，多数都被拆迁户们认为站到了他们利益的对立面，其信用和功能均已失效，再难发挥街道润滑剂的作用。最紧要的是，人们生活在一个无信仰的时代，没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导师可以成为他们的心理支撑，也没有权威的意见领袖可以成为他们的智慧依傍，为他们指点生活的迷津，帮助他们理解日益复杂和凶险的社会，他们如果在精神和思想上无法独立，在面对各种攻击和伤害时就更加无力反抗。 同时，中国的土地制度规定了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这使得农民在遭遇自己的土地利益被侵害时还能纠结成群；但在城市，土地是国有的，人们只能各自为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抗争。城市更新中的群体性维权行为并不多见，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它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中还是非常敏感的，市民对此非常自觉，他们不愿因此被定义成一种有组织地针对国家制度和反对执政党的政治行为。因为背负着这样的心理阴影，即使不同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境遇相同，利益诉求也一致，他们还是不敢结成集体，这使他们在面对强大的发展商和拆迁公司时显得势单力薄，非常被动。再加上，政府目前对很多NGO仍抱不信任的态度，民间志愿力量无法介入市民的维权行动，这使得很多冲突和对抗的处理缺失了第三方（无利益立场）的调停和协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民间志愿者资源的浪费，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市民的无助感。在这种情形下，只是成就了一个“史上最牛钉子户”而已，我们怎敢轻言“庶民的胜利”？！ 自2003年SARS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政府对社会危机的预警、管治和问责能力一直饱受批评。城市更新过程中因拆迁问题而积聚的矛盾已使社会如履薄冰，但政府在立法、管治和疏导方面一直迟迟未有解决方案。中国的官僚系统一直喜欢报喜不报忧，碰到问题时先把它掩盖起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喜欢公开化，谁都不想承担责任，向上传达的信息总是失实或片面的，这样问题越积越大，到最后总爆发时才不惜一切手段浇灭它，但往往为时已晚。当然，中国市民的素质也有待提高，有一些市民临时增加房产投入成本，把拆迁当成与政府和发展商展开博弈从而索取额外补偿的机会，这种机会主义无疑也增加了彼此之间的对立。有的市民因为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肃整，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不敢噤声，但等到别人冒着各种压力争取到更好的结果时又站出来要求分享，这种被动、自私和不劳而获的心理反映了他们灵魂的扭曲。政府在主导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要尊重生活在那里的市民的意愿和利益，同时也要对市民进行公民教育，应开放更多民意通道，允许团体合法化，邀请他们参与讨论和磋商，让各种程序公开化， 让公共利益、发展商的利益和市民利益在法律的框架内达成合理的分配。一个有生命力的城市应提供给公民社会生长的沃土，让所有人都能参与城市的公共事务，树立市民的主人翁精神，从而实现市民自治。在这方面，中国城市仍然长路漫漫。 在抗拆的街头 2006年11月，香港政府为了实施中区第三期填海工程和修建快速道，决定清拆有近50多年历史的天星码头及爱丁堡广场的钟楼，引发众多香港市民前往示威抗议。几位年轻人多次闯入了码头工地，甚至登上了隆隆推进的推土机，但仍然无法阻止码头和钟楼在12月16日被彻底拆除的命运。在对抗行动失败后，他们马上又转战近邻也要被拆的皇后码头，从自发、松散的状态改为成立“本土行动”的组织，开始长期占据皇后码头，在那里发动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到后期还进行了静坐与绝食。他们得到香港建筑师协会等各种团体的声援，运动从最初“保存历史建筑和集体记忆”的简单诉求发展到对香港身份去殖民化、建立香港本土主体性、参与城市公共空间决策和城市规划民主化的论述和要求，在媒体上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得到了香港不同阶层的响应和支持，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这场持续大半年的“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直到2007年8月2日香港政府出动数百名警员、消防人员、医护人员还有工程人员进行清场和强拆才告一段落。虽然皇后码头最后也未能幸免于难，但这一运动唤醒了香港社会的历史保护意识，点燃了人们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热情。   (皇后SOS。图片出自 香港电台－RTHK中文新闻频道 ) 与中国内地城市爆发的以维护私产为主要目标的个人抗争不同，“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是一场由香港新生代知识分子主导的社会运动。这里所谓知识分子并非指他们是处于香港社会上游的既得利益者（即所谓的精英阶层），而是指他们长于思想和论述，在整个运动中一直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意识的自觉。事实上他们只是一些二十多岁的学生、网志编辑、独立记者和自由职业者(8)，在发起这一运动时不带任何个人利益色彩，在表达这个运动的诉求和目标时一直锁定在庶民的视点上，而把运动的对立面列为利益至上的财团、罔顾民生的权贵和带有殖民后遗症的政府。他们是香港回归十年中涌现出来的“八零后”知识分子的代表，与战后婴儿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完全不同，后者在六十年代负笈海外，七十年代曾投入香港社会抗争，后来不是被殖民行政体系吸纳成为犬儒式的社会精英，就是在商本位文化中成为经济动物。“八零后”以97回归作为自己思想成长的分水岭，拒绝战后婴儿一代的精英倾向和殖民印记，俯身到香港的庶民历史中去找寻香港身份的认同和建立香港本土的主体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么珍视天星/皇后码头的原因——这两个码头所在的中环滨海区自六十年代以来就是庶民抗争、集会和分享的城市公共空间，凝聚着香港民众的历史记忆。 可是知识分子也有其局限。虽然他们自许为庶民代言，但一向重视实利的普通香港人也许更容易理解钉子户的拼死力争，而无法明白这些年轻人以一场社会运动来运作他们宏大的历史论述和身份理论的野心。说老实话，阅读他们那些意旨深远又饱含才情的发言和写作(9)，目睹他们在整个运动中的策略和技巧，你确实会被他们开阔的思想视野和过人的行动力所征服，尽管没有实现保存码头的目标，他们却把整个运动推向了他们预期的历史高度。可是，在多数城市更新过程中，历史保护的理由并未强大到足以叫停推土机，它常常变成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以北京为例，普通老百姓一般都把历史当成他们的包袱（也许中国历史太悠久，根太深了，不像香港，一直是个殖民地，身份一直处于悬空状态，无根的感觉特别强，因此对历史特别饥渴），谁都不愿意住在破旧、拥挤、火灾隐患严重、要排队使用公共厕所的胡同里，人人都争住现代公寓，对他们来说，推土机意味着新的生活。只有知识分子站在外面忧心如焚，希望老胡同一砖一瓦都能保存下来。这时候政府和发展商可以挟持民意，把他们讥为物理保护主义，无视城市发展和老百姓生活的改善。在这方面，香港的道理也是一样的。香港民政事务局长何志平就说过，“香港地价贵，要保留一处地方，应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10) 而天星/皇后码头的“集体记忆”，显然是不够有力的。 可见，从知识分子的先进理念到一般普罗大众包括发展商和官员的认知之间，天然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不仅是观念上的，也是语言上的。有人说“本土行动”的年轻人水平太高了，他们的思想太深奥，一般人无法理解。因此，在天星一役失败后诞生的“本土行动”，调整了自己的战略，除了以“去殖民化”和“本土主体性”去继续深化“集体记忆”之外，又发展出“城市公共空间参与权”和“城市规划民主化”的新诉求。他们抨击香港城市规划委员会在制订中区规划时，完全为大银行、大财团、大公司等“有钱人”着想，根本不考虑草根阶层的利益，把本属所有市民共享的城市公共空间拱手让作商业发展，并且刻意隐瞒了驻港解放军要在此兴建一个军舰码头的事实，侵害了市民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参与权和对城市规划的知情权(11)。显然，这些观点比起“集体记忆”来更能激发普通人的共鸣，它从高端的知识分子历史论述向下转向他们的贴身权益，拉近了运动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同时又把运动从文化的层面提高到了政治的层面。为了克服表达上的曲高和寡，他们又专门出版了一本《本土行动皇后码头特刊》(12)，以最浅白的语言，以问答的形式，配上建筑师绘制的最简单的规划示意图，向香港市民传播他们的运动理念和替代性规划提案。 总之，“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所要维护的并不是可计算的物质利益，可以说它是一场针对城市更新和城市规划的意识形态运动。它对抗的是公共权力在分配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时的不平等以及分配程序的不合理，批判的是城市规划为了商业发展不惜牺牲历史遗迹、只重视物质利益而忽略非物质需求（城市的历史记忆和市民的精神认同）的唯经济论倾向，要求的是分享城市公共空间和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利。它冲破了香港这个有着深重的重商传统、行政体系去政治化并对反对力量有着巨大的吸纳能力的社会的限制(13)，传播了城市不仅作为物理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多样生活文化和多元精神需要的鲜活生命体的概念。就这点而言，这个运动实现了一次观念的革命，取得了非同小可的成功。 迎向推土机 在大中华地区，城市更新中的对抗运动在各个城市都有发生。过去三十多年来是亚洲地区经济大规模腾飞的时代，香港、台湾比中国内地领先一步，挤身于亚洲经济四小龙之列，其经济的扩张、产业的调整和人口的膨胀不断要求对城市空间进行重新洗牌，在这过程中发生对抗在所难免。台北是一个在民主政治方面比香港更活跃的城市，因此早在1997年，这里就诞生了“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它是台湾第一个针对城市更新的社会运动，不仅知识分子和市民涉身其中，连不同的政党力量也被挟裹进来。因为它的焦点是对一个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贫民窟的清拆，涉及到这一社区居民的实际生存利益，所以它为城市更新及其对抗运动双方面的实践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语境。对于发起并参与其中的那些建筑和城市规划专业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相当是美国联邦政府自1949年至1972年间推行的饱受知识界争议的城市更新运动（包括简·雅各布布斯对它的尖锐批判）(14)在台湾的一个重演的版本。它的样本意义，当然还有这些知识分子自身对于社会道义和公民城市的理想信仰都驱使他们全身投入其中。因此它不是一个市民自发的运动，从一开始就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并始终在政治的层面进行交涉和运作，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组织的、有着成熟的行动语法和风格的社会运动。 运动的引爆点位于台北市现第十四、十五号公园所在的地块，亦即中山区林森北路与南京东路的交界，日据时期这里是日本公墓，1949年国民党战败，从山东和江苏等地撤退的士兵及其家属经由海南岛来到台北，在无住所分配和新工作的情况下，他们自愿自谋生计，便在此搭起简陋棚寨聚居，后来慢慢吸纳从台湾其它地区来的移民而发展成一个社区，称康乐里。1956年，台北市按日据时期的城市规划把这里编为公园用地，但多年来因为住户争议及预算方案的多次反复，公园计划一直未能实施。1994年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曾深入康乐里，发动居民参与讨论，提出了“就地整建、社区重建”的设计方案并获得了台北第一届“市民参与都市设计奖”。1995年陈水扁就任台北市长后继续维持公园计划，但承诺先建后拆，妥善处理拆迁户的补偿和安置，后在1997年1月又推翻这一原则，决定在3月4日执行清拆。在康乐里居民到市议会抗议无效之后，台大城乡所联同超过100多个知识界知名人士及民间机构在2月1日签名发起“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15) (《我们家在康乐里——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文件》封面。图片出自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网站 ) 康乐里在被拆前的建筑均为低矮的自建房，以砖木结构加塑料板为主，居住着约三千多人，一千多户，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户为老兵（台湾称为“荣民”）、残障者、临时工、 低收入户和贫困家庭。在运动发起者的眼中，康乐里是“一个包含了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彼此生活紧密连结的邻里”，也是“台北市最后一个如此独特少见的邻里”，人们在这里经年累月朝夕相处，虽环境欠佳，但彼此照应、相濡以沫；虽穷困窘迫，但在1979年台湾与美国断交后所发起的“捐机报国”运动中，却是台北捐款最多的里(16)。而在陈水扁的眼里，康乐里却等同地狱：“以台北的富庶，这里可说是都市之瘤、市民之耻，几千人睡在坟墓上， 令人无法想象，而一旁却是国际级的晶华饭店，每想起国际巨星麦可杰克森住在晶华楼上，从窗户一看，就看到台北市竟有这种贫民窟，常觉得无地自容。”(17) 这种把康乐里指认为贫民窟、认为它有碍城市观瞻的长官论调，其实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拆迁借口，与之相随的必然是把康乐里的弱势人群视同废物的潜意识——他的同僚在与运动人士的谈判和对峙中，就曾口气强硬地指出，“老人不搬也会死”。(18) 这些被认为无用的人群，正是齐格蒙特·鲍曼在其著作《废弃的生命》中所说的“人类废品”(Human Waste)：“人类废品的产生，既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伴侣。它是秩序构建(每一种秩序都会使现存人口的某些部分成为不合适的、不合格的或者不被人们需要的)和经济进步（这种进步必须要贬低一些曾经有效的生存方式，因此也一定会剥夺倚靠这些方式生存的人的谋生手段）必然的副作用。” (19) 在对现代化的狂热追求中，大量职业会变得过时，大量人口会成为弃儿。现代执政者之所以憎恨贫民窟，就是因为它聚集了太多的“人类废品”——他们非但不能增加政府的税收，反而加大了福利支出的成本。在政府眼中，贫民窟占据着城市尺土寸金的中心地段，它的地上建筑物却老旧残破，容积率低，毫无产出。除了偶尔可以充当一下“脏乱差”和“犯罪多发地”的靶子，被警察时不时去突击扫荡一下，以安抚纳税人的安全焦虑并增加他们对政府的心理依赖外，贫民窟还能做出何种贡献？接下来的思路也就顺理成章了：花较低的成本赶走那些“人类废品”，清空它的土地，直接卖给发展商的话可增加财政收入；或把它改为公园绿地，则可博得绿化和美化城市的美名，同时亦可刺激周边地产增殖。 在康乐里的案例中，社区破败跟不上时代步伐，需要更新无可非议；公园绿地是个由来已久并已通过的规划，而且是个公共空间，不执行不足以维护行政权威，也在法理之中；“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要反对的并非这些，而是陈水扁的台北市政府对弱势人群生命价值的漠视以及对他们在城市里的生存权的残酷剥夺。以这种思路执行的拆迁是一种暴政，正如运动的发起者夏铸九所说，“公园苛政猛于虎”！(20) 在公园的设计方案还非常初级、并没有具体细节定案之际，在未解决好居民的赔偿和安置好他们的新居所之前，在短短数月内强制他们搬迁，以推土机摧毁他们多年来休养生息的家园，让他们流离失所，不顾他们曾为台湾做出的奉献，不顾他们的历史记忆，这就是陈水扁的“铁腕”本色。就算加入了政党竞选利益的博弈作为筹码，就算有当时的中央政务委员马英九、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立委张俊宏、林瑞图以及多位国民党议员和新党国代到现场声援，也无法挽救康乐里在1997年3月4日被夷为平地的命运。“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提出来的缓拆要求失败了。在拆迁当天突发的大火中，人们只听到抗议歌曲的回荡：“斩断记忆的桥梁，台北是谁的家乡？财团的太阳，穷人的坟场！”(21) 遗忘与纪念 其实，美国在战后二十多年来所推行的城市更新运动的经验已经证明，以推土机暴政清拆贫民窟并不能根治城市的贫困。在被连根拔起后，贫民窟的人们会在城市的其它空间重新聚合，形成新的贫民窟；而不断的清拆和驱逐会进一步拉大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距离，加剧他们的对抗，以致酿成不可收拾的社会冲突。在六十年代中后期，美国在更新运动中的歧视政策引发了包括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和底待律在内的各大城市的大规模社会暴动和骚乱，每次死亡人数30-40人，受伤过百成千，街区破坏惨重，损失以数千万美元计。(22) 这是导致美国中止其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在亚洲城市，仇恨贫民窟、要除之而后快的思想仍然大有市场。不仅十年前台北的康乐里遭此歧视，今天从北京的古老商业街区大栅栏到伊斯坦布尔的千年罗马社区苏鲁可勒(Sulukule)均难逃厄运。在台北“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中，发生了老兵自杀的事件；而在北京和伊斯坦布尔，各类抗拆事件也不绝于耳。人们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在眼前利益的遮蔽下，无视历史的教训，不断犯错。遗忘，是人类的一大病。 (Gordon Matta-Clark, Splitting, 1974) 在美国城市更新运动的晚期也就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艺术家戈登·马塔－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在城市内开始了他的“破坏”活动。这时候美国各个城市内部都存在着大量被弃置的房屋，它们的土地和产权已被征收，但因政府、发展商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争议，预算迟迟不能到位，更新工程无法展开，其衰败日甚一日。马塔－克拉克开始肢解这些房屋，或卸下一面墙，或切割它的门窗，或挖出一个几何造型，不仅以此来展示建筑内部的颓败，更提醒人们私有财产和社会结构的脆弱不保。他最为著名的作品是1974年在新泽西州东北部一个城市恩格伍德(Englewood)实施的《分裂》(Splitting)：把一幢二层空屋从中切开，一分为二。这与其说是艺术家对建筑的“破坏”，不如说是他为那些在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中被无端掠夺的不动产产权发明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纪念方式 。房屋上这条豁然剥开的裂痕，是追悼，更是美国城市阶层分化和社会对立的象征，它引人思考城市的建与拆的问题。马塔－克拉克英年早逝(1943-1978)，他的多数“城市破坏”行为，都以图片、录像、文字、草图的形式保存下来，与他从各处切割下来的建筑碎片一起，被美国和欧洲的美术馆和画廊收藏，作为传之后世的艺术作品，去对抗人们的遗忘。(23)   在英国，由于二战对城市的破坏，更新运动在战后也大规模展开。与美国不同的是，主张市民参与和庇护邻里的“社区建筑”(Community Architecture)运动自六十年代以来在英国获得较为健康的发展，专业建筑师的自觉、民间组织的介入和政府政策的调整取得较好的协调，八十年代后获得查尔斯王子的高调支持（他成立的王子基金会专门关注城市和社区环境的建设），九十年代后又发展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主张混合功能、减少能耗、把社区保育和城市更新进行有机结合的“紧缩城市”(Compact City)理论，可以说各个阶层市民的利益一直得到尊重。1993年，艺术家拉切尔·惠特里德(Rachel Whiteread)应约为伦敦东区Grove路与Roman路交界处的一幢待拆的维多利亚式联排住宅创作一件作品，她向这个三层高的楼房内部灌入水泥混凝土，待其凝固后再把所有外墙拆去，建筑的内部负形空间于是显现出来，并变为无法穿透的实体。艺术家将此称为她的雕塑，并命名为《家》(House)。位处伦敦东区这个渗透着种族隔离和移民纷争历史记忆的特殊街区，这个作品被路人喷上的第一个涂鸦句子是“为了所有白人和黑人的家”。(24) 没有人被遗忘，也没有人遗忘历史。这个沉默笨重、体量巨大的公共艺术作品就像一座超越了族群差异的平民生活的纪念碑，它激发了人们对单纯的人的价值的想象。 作为已经发展成熟甚至呈饱和状态的经济体，美国和欧洲的城市现在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开始收缩，它们所遭遇的地区问题，总是希望放在全球化的平台上去解决；而作为新兴的经济力量，亚洲和其它欠发达地区的城市仍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在扩张，它们则负责提供全球化问题的地区解决之道。这恰好符合蒙特·鲍曼提出的“地区性问题全球解决/全球性问题地区解决”的现代性模型假设(25)。要接纳庞大的国际资本，要运作复杂的经济系统，要调动巨量的人口，亚洲城市正在奔突腾跃，找寻空间，迎接挑战。建还是拆？戈登·马塔－克拉克在他的作品中提出的这个不仅充满思辩色彩同时又具现实急迫性的问题，现在也摆在亚洲各城市执政者的面前。正如丹·格拉海姆(Dan Graham)所说，这个问题一直未被回答或解决(26)。它考验着人们的道德和智慧。本文考察了大中华地区三个不同城市在更新过程中所出现的对抗事件，这些事件面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对立双方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得失，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把人遗忘，是否认为所有人的生活都值得呵护和纪念。而城市的生与死，亦与此紧密相关。 注： (1) 简·雅各布布斯(Jane Jacobs)，《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y)，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 (2) 矶崎新(Arata Isozaki)，《未建成/反建筑史》(Unbuilt)，胡倩、王昀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3) 马清运、梁井宇短信对话，《当代艺术与投资》，2008年第2期，总第14期。 (4) 《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沙龙恳谈会记录》，搜房网，  http://news.sz.soufun.com/2008-02-01/1495211.html (5) 同(3)。 (6) 《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镇人口已达5.77亿》，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n/cj/hgjj/news/2007/09-27/1036849.shtml (7) 关于吴苹、杨武事件的详细过程请参考《南方周末》张悦的报道《重庆“钉子户”事件内幕调查》(2007年3月29日)及《重庆这几天发生了什么》(2007年4月5日)。 (8) 参见梁文道对陈景辉、周思中、朱凯迪和邓小桦的采访《七、八点的太阳》，《明报》，2007年8月5日。 (9) 比如周思中的《在解殖的街头》，《今天》文学杂志香港十年专辑，2007年第二期，夏季号；陈景辉的《谁的香港故事，什么样的香港人》，《明报》，2007年7年29日。 (10) 见《南方都市报》龙志的报道《中环天星码头拆迁事件唤醒港人“本土行动”》(2007年6月9日)。 (11) 对军舰码头的说法我有保留，因为每个国家和地区都会立法保护其军事机密，规定其解密年限，军舰码头的兴建应属军事机密，不可随便对外公开。 (12) 朱凯迪、周思中编辑，本土行动出版，2007 (13) 社会学家金耀基把港英时期香港的政治体制称为“行政吸纳政治”，即把大众参与的民主政治通过开放行政管治体制的方式吸纳掉。见强世功《“行政吸纳政治”的反思》，《读书》，2007年第9期，总第342期。 (14) 自美国国会1949年颁布住房法起的二十多年内，美国联邦政府在1100座城市推动了2800项更新工程，所涉联邦拨款达100亿美元，工程用地达20万英亩，其中8万英亩为贫民窟改造工程，后因饱受非议，美国国会于1972年通过尼克松政府的“岁入分享”议案，决定终止这场城市更新运动，而事实上直到1980年里根上台这一运动才真正得以结束。见李艳玲《美国城市更新运动与内城改造》，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第152-154 页、第162页。 (15) 参见《反对市府推土机大事记》，《我们家在康乐里——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文件》，黄孙权主编，反对市府推土机联盟出版，1997。 (16) 参见《关于十四、十五号公园上的社区康乐里》，出处同(15)。 (17) 《联合报》，1996年11月12日。 (18) 同(15)。 (19)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废弃的生命》(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谷蕾、胡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6页。 (20) 《中国时报》,1997年1月22日。 (21) 《穷人的坟场》，改编自陈水扁台北市长竞选歌曲《台北新故乡》，黄孙权、彭扬凯作词，出处同(15)。 (22) 李艳玲《美国城市更新运动与内城改造》，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第150-151页。 (23) 关于马塔－克拉克的作品及生平，请参考Gordon Matta-Clark, edited by Corinne Diserens, Phaidon,2003. (24) 参见Doreen Massey关于《家》的文章《时空和场所政治》(Space-time and the Politics of Location)，胡宇之译，《艺术当代》，2004年第3卷第4期。 (25) 同(19)。 (26) “To construct…or to deconstruct? This question, which Matta-Clark’s work raised, is still unanswered, unresolved.” Dan Graham, Gordon Matta-Clark, Shrinking Cities, Vol 2, Hatje Cantz, 2006，Page 96.

“在俄罗斯，住在办公室成了很多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并形成了这样一种企业文化和氛围。住办公室一族既是为工作所需，同时也是因为很多公司拥有比家还舒适的生活条件。” 在俄罗斯，住在办公室成了很多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并形成了这样一种企业文化和氛围。住办公室一族既是为工作所需，同时也是因为很多公司拥有比家还舒适的生活条件。   俄罗斯媒体对本国1757名劳动者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40%的人工作合乎劳动法规定的时长，9%的人工作时间更少，而35%的人工作时间为9-12小时，11%的人超过12小时，5%的人甚至一周7天都得工作到筋疲力尽。其中，IT工作者、银行家、设计师、高级经理人、广告代理商、律师、医生和老师们是其中的代表。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没来得及透过窗户落到办公桌时，他们就早已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忙碌生活，直到凌晨回家歇息片刻，随后又回到办公室进行着新的工作。 莫斯科银行的职员伊琳娜·波里索娃常常工作到凌晨两点才能回家。“我以前的女上司让我们养成了每天工作超过11小时的习惯。工作是她生活中最主要的乐趣。虽然现在换了新的上司，但是我们仍按照以前的作息制度来工作。”她强调道，“我的工作还算有意思，处理面临的各种问题都能让我体味到些许乐趣。这样想来，我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正是这紧张的工作方式使得住在办公室有了现实必要。叶琳娜·阿列菲娃是某公司的项目经理，每年的五、六月份和年末是她最为忙碌的时候。有一次在新年前夕，为了给另一大型公司准备礼物，叶琳娜一连忙了几天。由于人手不够，叶琳娜亲自出马：去供货商那里取来礼物，然后进行精细包装，再按照地区发送至客户手里。办公室俨然成了她临时的家，几天的时间里，叶琳娜都住在办公室里。不过她似乎并不因为这种生活而产生心灵上的疲倦，她说：“我喜欢这样忙碌的生活，它让我有种满足感。” 社会学家娜塔莉娅·华尔斯卡娅认为，工作狂们其实并不是在生活，他们只是在为生活做着准备。专家也一再强调：长时间的工作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不容小觑。尽管如此，执着的工作狂们仍喜欢赖在办公室里。除了享受那种充实的自我满足感之外，他们或许还在等待着加薪升职的好机会。当然，也有很多人选择住在办公室是因为办公室比家更舒适、更方便。   走进俄罗斯重要的网络服务门户，也是欧洲第二大流行搜索引擎——Yandex在莫斯科的办公室，相信你立刻就能产生一种心旷神怡的美妙感觉。这是一个集高科技、温馨舒适、友爱氛围于一体的工作空间，被誉为“最美丽的家”，24小时为员工开放。整体轻快的暖色调，随处可见的绿植给办公室增添了几分亲切与自然；透明的玻璃内墙，各式布局的工作台让工作变得小有情趣。而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有着优质的空调和通风设备，各类娱乐、健身、餐饮等生活设施更是十分地齐全。办公室时光因此也变得多姿多彩起来。累了，这里有柔软的沙发供你歇息小憩；饿了，这里有免费的午餐要你一饱口福；倦了，这里有丰富的酒饮等你轻斟浅酌；困了，这里有童趣的吊床让你安然入梦。如果你热爱运动、钟情艺术，在工作之余也能找到去处放松身心。 俄罗斯另一互联网公司MAIL.RU的办公室同样也为员工提供各种舒适的生活设施——吊床、沙发、化妆台、按摩椅、淋浴室、健身房、活动室等等。据那里的一名员工称，他住在办公室，并遵循规律的作息制度。2010年夏天的那场森林大火之后，住在办公室的人数尤其多。办公室良好的室内条件减少人们因大火烟雾所引起的不适。此外，那些面临房子换租的员工们也可以把办公室当作自己临时的家。 （文章来自译言网，译者笑溪，原文来自 newizv.ru）

“以效率为代表性诉求的现代性，以及以性别差异为典型的等级性，在当代以及未来办公空间的设计趋势里，将以“暧昧气质的公共空间”作为主要呈现形式。宏观层面上，它仍然言说的是男性气质明显的、社会空间的精英文化。以办公室作为文本，现代性在空间、家具、光环境、装饰等各个方面不遗余力地显现出它独有的理性魅力；微观层面上，在办公空间的诸多设计实践里，各种无法规避的等级性被设计转化为柔性的、彰显多元主义价值的各种差异，职位的、行业的、种族的、性别的、年龄的……各种不平等仍然存在，只是不再那么肆无忌惮地呈现于视觉表面了。” 从1890 年开始的百年岁月里，“办公室”一直都被西方文化视为“现代主义与工具理性的原型场所”1 ；也正如英国建筑设计师、著名国际设计咨询集团公司DEGW 的创始人之一达菲所言，“办公室已成为发达以及发展中国家大部分雇员最普遍的……体验之一。20 世纪晚期的主要景观就是办公室”2。19 世纪手工家庭作坊的专业化曾被视为工业化进程的标志性现象之一，但是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办公室转向’——19 世纪末开始，大量雇员的工作场所从工厂集中迁移到办公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的文化与历史意涵甚至“被完全忽略了”3。本文将从设计史以及文化研究的角度，从方法论层面重点关注“效率性”在办公空间设计历史中的演变过程，以及从性别范畴的切入点讨论“等级性”对于不同性别身份的办公室雇员的差别化意义。 一、现代办公室设计的历史流变：1890—1990 现代办公室的内部空间规划、路线移动导向、办公家具与设备、光线与灯光布置、色彩策略、材料运用、装饰风格等都被统一于“科学管理”、“流水作业”、“分工合作”等凸显“效率性”的泰勒主义原则。20 世纪办公室设计准则“效率至上”是泰勒主义的主要体现，正如英国学者沃德海森指出的，“泰勒主义对于以效率为导向的设计美学的影响力正如包豪斯对于现代主义设计的影响力一样深刻”4。19 世纪80 年代兴起的泰勒主义，最初被运用于工厂等以流水线为主要生产模式的工作环境，其宗旨是实现科学化管理：将整体任务分解为若干单元环节并分配给每一个工人，并认为当单体效率最大化的时候即可预见整体效益的最大值。这种分工合作、化整为零的理性主义在工厂车间得到了有效地印证之后，“也被20 世纪初期的办公空间设计所效仿”5。“从工作的例行程序来看，办公室职员与工厂工人更加相似了。”6 办公室内部被划分为负责各种具体工作的部门，同一部门的雇员处理同一环节的相似工作。除了工作环境不尽相同之外，在工作流程方面，两种群体都好似易被替换的标准零部件。从办公空间的规划来看，泰勒主义的影响力还表现在，内部空间的规划设计通常并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效率为导向，以工作流程为依据，以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或空间移动为具体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办公室职员对工作与自我的控制权也被进一步削弱了。 20 世纪20 年代至30 年代的英美等国，求职市场不甚景气，很多办公室职员宁愿自降薪酬也要保住工作，雇主也因此无需在改善工作环境等方面增加任何投入，这十年也成为办公室设计史当中最平淡的年代。（图1）当时的办公空间，不论在家具设备、空间规划、光线环境、室内装饰等各个方面，与工厂车间的工作环境并无本质差异，“工业化风格的办公设备、寡淡的装饰，……只能从职员所穿的服装上才能看出与工厂环境的差异”7。工厂化、工业化、机械化的办公空间特征一直延续到20 世纪40 年代末。（图2）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 世纪50 年代，办公室设计出现了有意识的风格转型，“去工厂化”、树立不同于工厂车间风格的办公室设计意图十分急切。同时，随着20 世纪50 年代中后期现代主义设计意识形态的逐渐式微，办公场所内部空间的风格也随之发生了“即时”的后现代 风格转向：多元价值与人性关怀成为20 世纪后半叶办公空间设计的认识论主导。然而，与私人空间以及其他公共空间迅速承载了后现代主义设计教义演变路径的不同，尽管办公空间的设计程序里补充了多维向度的价值考核，以及从“雇主为导向”的重点逐渐转移到以“雇主——雇员为整体”的立场，“效率”、“效益”等直接与资本逻辑挂钩的核心价值仍然处于强势的中枢位置。在办公空间设计领域，与“技术”、“机械”、“工厂”、“车间”等概念撇清关系是当时企业雇主最迫切的意图之一，也成为设计师努力创造独特视觉特征的主要推动力；各种新兴的办公设备，诸如打印机、复印机、录音机、电话应答机、出票机等，从体量、结构、工艺、材料、色彩、造型等各个方面进行重新设计，目的只为尽可能地消弭办公设备的“工厂化气质”；尽管如此，以结构作为基本造型语汇的机器美学及其视觉特征还是相对突出，且跨越了相当长的历史周期。（图3）   1.1933 年使用巴勒斯（Burroughs）计数器设备的簿记办公室场景。图片来源：明尼苏达大学查尔斯·巴贝奇研究所，巴勒斯公司系列收藏，编号cb000186。 2.1934 年，美国公平永安保险公司的簿记工作人员正在使用穆恩·霍金斯（Moon Hopkins）品牌的速记设备办公。图片来源：美国历史国家博物馆， 史密森学会， 茱莉及其儿子（P.A.Juley & Son）系列收藏品。 3. 打印机设计的历史演变，由上至下依次为1880 年代、1900 年代、1920 年代、1930 年代、1940 年代、1950 年代、1960 年代以及1970 年代的典型打印机产品。图片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办公空间设计的真正改变发生在进入20 世纪60 年代的这十年。如果说之前囿于技术限制以及意识滞后等时代局限，办公空间的设计始终无法摆脱与工厂车间的工作环境的视觉关联的话，进入60 年代以来，以“模仿富有家庭的居住环境”8的思路更新，才真正确立了办公室与工厂工作环境相迥异的设计风格。当然，这一设计变革的成功，与当时就业时局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也不无关系；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从事文职工作，与工厂以增加薪酬为主要手段不同，办公室以休闲舒适的工作环境作为主要卖点。在20 世纪60 年代的西方国家，办公室职员与工厂工人的薪酬水平大致相当，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工作环境及其隐喻的身份认同。另外电脑办公自动化技术的逐渐普及，也是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办公空间实现“脱工厂化”目标的重要外部因素。在这些技术的铺陈下，办公空间变得紧凑、简洁、干净，更加现代化了。从女性职员的性别身份视角来看，这一改变也具有另外的社会学意义。已婚女性成为白领工人，到现代化的办公室工作，一方面办公室里的新型人际关系网络弥补了久居家庭、与社会公共空间之间的断裂感；另一方面模拟家庭环境的办公空间设计也为其延续了熟悉的安全感。在雇主的立场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有助于女性职员能更好地投入文职工作当中，为企业创造更大的效益。泰勒主义对于现代办公空间美学的持续干预，以至成为20 世纪70 至80 年代崇尚自由、强调个体价值的英美文化中的“不和谐”因子。在企业利益为主导、雇主思维为本位的办公空间设计领域中，不论社会整体如何诉求去官僚化、去等级化，始终无法摆脱泰勒主义的辐射势力。正是在这层意义上，英国环境心理学家大卫·唐把20 世纪80 年代的办公室设计称为“企业效益的十年”：高速电梯、规则化空间、电脑控制的灯光系统、中央空调”等技术霸占的工作场所，消除了个人的控制力，从而实现了统一管理的可能性。9 在这种被技术掌控的人造空间里，人与外界环境的完全隔离，季节、天气、时间、地理等变化不会对室内办公工作产生任何不利影响，但长此以往，对久居办公室的白领人群的生理与心理健康却产生了较大的伤害。20 世纪80 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集中出现大量“高楼综合症”10 患病人群，甚至导致到了20 世纪90 年代出现了“熟练办公技术型员工的用工短缺现象”11。至此，“效率至上”的设计价值受到了舆论与市场的双重质询，办公室设计方法论于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再次出现明显的“柔性”转向。 从办公室设计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办公空间最有效的利用方式并非尽可能地提高公用办公空间的占有率，而是尽量合理化规划个体员工的人均办公面积，并扩大拓展公共空间的面积与功能——诸如咖啡室、瑜伽房、游戏厅、露天休息区等各种多用途的社交空间的设置——才能最大程度地缓解快节奏以及高压力的办公室工作对员工精神与心理的负面影响，从而提高雇员的工作效益及其对企业的忠诚度。事实表明，当雇员处于放松、舒适、宜人的工作环境时，才会主动地开发并高效利用其全部的工作效能。“这种思路很大程度上肃清了泰勒主义时期在办公空间设计领域遗留下的‘等级性’的符号意涵。”12即使如此，在标榜多元化、人性化、自由主义的21 世纪办公空间设计领域，在视觉层面仍然呈现出统一的、理性的克制面孔，有节制的后现代主义成为21 世纪以来办公空间设计的风格特点之一。可以说，在热闹的“反现代主义”的设计民主进程中，办公空间及其家具设备的设计独树一帜，很大程度上维持了以方盒子等简洁几何造型为主的视觉语汇传统，黑色、灰色、白色、米色等中性稳重的商务色彩仍然是无法撼动的主流色系。正如梅尔森所言：“甚至直到今日，很多人在五步之外都很难辨别传真机、复印机和打印机之间的差异，这就是现代技术美学对于办公室（设计）的挟持。”13 二、办公室（Office）的“知识考古”：现代性与性别区隔 英语词汇“Office”作为名词，在《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里对应的中文意思主要有四种，分别是“办公室、事务所”、“政府机关、其建筑物”、“职位、职务”、或“职责、任务”14；Office 来自拉丁语Officium，在古罗马时期亦代表了多重含义，诸如“服务”、“责任感”与“礼仪”等。“办公室”在中文语境中的意思可从字面进行解读：“办理公务的房间”，引申开，对内部员工来说是工作的地方，对外部消费者而言则是提供服务的地方。 1. 办公室：现代性的浓缩物 如前文所述，自19 世纪90 年代起，“办公室”作为一种新兴公共社会空间类型出现伊始便被视作“现代性”的典型浓缩物。办公室及其工作类型集合了理性生产、高度流程化等现代性的主要特点。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一书中写道： “我们的现代生活已经创造了……一流的办公家具。”15 密斯·凡·德罗于1958 年设计的纽约西格兰姆大厦，一方面被视为国际主义设计风格成熟的标志、另一方面也是钢框架结构与玻璃幕墙等新技术的试水之作，同时也为之后20 年的办公大楼设计奠定了基础、树立了经典，更被视为“现代性”标签的集大成所在。密斯·凡·德罗曾将办公室比喻为“工作的机器”，显然是受到了柯布西耶在机器美学理念中将建筑比喻为“居住的机器”的灵感。不论如何，19 世纪末至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办公室设计美学确实受到了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直接且深远的干预力。 西方现代办公空间的需求以及设计项目集中涌现于战后年代，即20 世纪50 年代初，基本上等同于现代主义设计思想成熟，并逐渐演化为国际化设计原则的初始时期。基于科学化、效益化等管理学理论的办公空间设计，其主要特点呈现出以简洁、开放、灵活为主要视觉风格、功能化、模块化的空间组合体成为现代办公空间设计的主要趋势。20 世纪70 年代之后，办公室景观的开放空间设计原则不再新鲜，取而代之成为代表了低成本、高效率、现代化的办公室图像（Office Image）：所有雇员聚集在无隔断的开放空间同时工作，由此而呈现出竞争力的、活力的、市场化的热闹场景。然而，开放化的“办公室景观”（Office Landscape）16 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设计模式（图4），荷兰学者迪·克鲁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开放布局的办公空间的设计益弊兼有：益处主要表现在一是强化了对工作量的认知，二是提高了工作期间的沟通效率。其弊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降低了雇员对于私密性功能需求的满足感，同时也相应影响了对工作的满意度；其次，这种开放式布局的办公室也并没有促进雇员之间的人际关系。17   4. 位于慕尼黑欧司朗办公室的平面图以及室内实景，典型的办公室景观（Bürolandschaft）布局， 由德国建筑师沃尔特·海恩（Walter Henn）设计，1963 年。图片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由此可见，开放式的办公室空间的设计趋势，其背后推动力仍然在于资本逻辑以及以雇主为主的价值导向。对于企业而言，开放式办公空间设计显然利大于弊；对于职员个体而言则当它论。完工于1973 年荷兰中东部城市阿培尔顿的比尔希中心（Centraal Beheer）保险公司办公大楼是设计师赫曼·赫兹伯格（Hertzberger H）的代表作品之一。（图5）该设计采用堆栈的方式，将每一个独立的办公空间作为一个模块，以线性但非规则的方式，按照个人化的需求进行排列分置，每一个“工作岛屿”单元中的六名员工可以按照各自的喜好来装饰其内部空间。这种人性化的方式仍然符合了以功能主义为主要原则的现代主义设计思想，从外部宏观看来每一个模块尽管各自独立，但仍然从属于某种连贯的整体风格；从内部微观来看，模块为体现个人意志、自由表达权利提供了操作空间。综合而言，比尔希中心很好地或解决或协调了企业与员工、整体与个体、公共与私人、稳定与变化、工作与社交、建筑与室内等矛盾关系，被称为办公空间设计史上的里程碑作品。   5. 比尔希中心办公空间的室内景观。图片来源：网络资料。 2. 办公空间的性别化与等级化 在办公室女性文职人员（Office Lady）这种新身份出现之前，绝大多数女性被囿于家庭生活，其身份认同主要途径来源于私人关系以及家庭生活。因此，办公室这种新型公共社会空间的出现，在宏观层面上，对设计史来说具有研究价值，对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大众启蒙具有重要意义；在微观层面上来说，也是得以窥视女性身份在自我认同以及社会实现等两个方面的生动文本。从设计史视角来看，大量存档历史图片资料也都描述出了女性与办公空间的亲密关系。（图6）   6.1930 年代英国办公室图景，大部分基层文职人员为女性。图片来源：办公室博物馆（Office Muesum）在线档案。 在父权制社会，不论是宏观的城市规划，还是微观的建筑及其室内环境，办公空间的设计往往直接而显在地体现了男女两种社会群体的存在状态以及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1819。办公室作为两种社会性别群体的共存空间，它的布局、位置、区域划分等也体现出了或隐或显的性别化差异。美国地理学教授多姆斯（Domosh，1992）将城市意象作为父权制社会的典型隐喻：“办公室以及办公室工作成为父权制经济的来源与站点；办公大楼的建筑造型可被视为勃起的男性生殖器；是一种被包装过的权力存在。”20 老式传统的办公大楼多采用严格的楼层区分，也因此被解读为“社会阶级制度”21 的结构表征与符号隐喻。人们首先在物理空间被严密地区隔开来，于是，在工作层面和精神交流层面的沟通、共享、移动、灵活、变通等新型办公工作的特点只是新兴办公室空间设计的伴生物。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琳达·麦克道尔以伦敦市中央商业区的办公空间为例子，论证了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互为同构异形物的论点。一方面，办公大楼的空间设计规制了员工的工作模式与人际关系准则；另一方面员工在办公空间的日常工作也成为“其定义、围合以及控制的公共与私人空间的关系产物”22。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于1906 年设计的位于纽约州布法罗市的拉金行政办公楼（图7）“第一次将办公楼建筑设计与管理学哲学结合起来”23。在拉金行政办公大楼里工作的大部分职员都是女性，为了迎合女性职员的心理需求，赖特特意采取了女性化的设计风格：简洁、轻质体量、采光充盈，与粗陋笨重的、男性的、工业化视觉语汇截然不同。一方面以自然光线增加空间的通透感，减少压抑的、闭塞的等负面心理感受；除此之外，安全感也是以女性职员为主体的办公空间所需的基本空间属性。在看似矛盾的需求面前，赖特一方面创造性地采用了减少建筑外立面的窗户数量以塑造出完整的建筑实体观感，同时也以中庭天井的方式尽可能地引入自然光线的方式解决了上述两难问题，成为20 世纪初首个以性别要素作为设计考虑的办公大楼建筑作品。   7. 拉金行政办公大楼（Larkin Administration Building）建筑外景与室内办公环境。图片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1875 年之前，英国的办公室职员清一色为男性24，随着就业技术的推广和从业人员的基数增大，办公室职员的社会地位与薪酬待遇不断下降。与工人相比，文职不再是具有显着社会优越感的职业，于是薪酬成本较为低廉的女性开始大量补充其中。最早的电话接线员也都是男性，直到19 世纪80 年代被女性取代；一个世纪之后，几乎90% 的电话接线员都是女性25（图8）。另外，19 世纪80 年代，随着打字机等新型办公室设备的引入，打字员这一新的文职工种的出现成为女性进入办公室工作的敲门砖。从此之后，女性群体迅速取代男性，成为办公室文职人员的主流性别群体；19 世纪90 年代末，纽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办公空间采用男女职员分处两室的做法26，尽力为人数居多的女性职员提供更人性化的办公环境，隐私性与“男女有别”的性别观念曾是那个时代的主流社会意识。（图9）20 世纪初，行政秘书类工作逐渐成为女性化职业，一方面来自于女性群体自身的工作意愿，另一方面雇主也更倾向于雇佣薪金水平较低的女性员工来担任此类工作。27“1911年的英国办公室文职人员总数中，女性占据了3/4 的比例。”28   8. 西部联盟电报公司主办公间，大部分电报操作员都是女性。纽约，1889 年。图片来源：早期办公室博物馆在线档案。 9.1896 年， 纽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办公楼内部实行以性别分区域的办公空间规划。图片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来自纽约城市博物馆， 拜恩（Byran）系列收藏品， 编号：93.1.1.6910。 办公室的空间大小以及家具类型会影响到员工的自我身份认知，因为空间与设备作为线索，常被解读为“能力、地位以及人际关系的表征”29。在以父权制为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形态中，基于性别二分的空间划分系统将女性归属于以家庭为代表的私人领域，而男性则掌控以社会为主的公共空间。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女性，与男性处于相同的工作空间时，公共场所的相对私密性成为新的特权形式。对空间的自主划分权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与灵活的资源掌控权。空间的独立性和私密性与信息密级成正比，与信息流通级数成反比；也就是说，信息的传播路线一般是由密闭空间向开放空间流动，由男性雇员向女性雇员传达。隐私权、光线、空间配置权的多寡直接与个人身份相关联：由于女性通常从事着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例如接待员、文秘、后勤等，一般处于办公室空间的入口或中间的地方，使得上层领导可以随时快捷方便地找到她们；由于处于空间中部或入口处，缺少户外的自然光线，只能较多地依靠人造灯光的使用；与男性高层管理人员的独立办公空间相比，隐私权对于身处基层工作岗位的女性职员而言也是另外一种很难获取的优越资源。另外，女性职员所占据的平均空间面积与她们的薪金一样，也远低于她们的男性同行。20 世纪80 年代末，以保险公司为代表的金融行业是最典型的“性别区隔空间”，“经理清一色是男性，而行政办公人员绝大多数是女性……除了办公空间的物理隔断之外，男女雇员日常工作的交流与沟通也很疏离”。30 女性白领雇员的工作空间主要集中在“开放的”楼层与位置，相反“男性工作空间的私密性就要好很多”。31 大量研究认为，尽管职位，而非性别，才是员工办公空间位置排列的首要参考因素，然而现代白领阶层的职位系统实质上仍然是“基于性别的社会劳动分工”准则的产物，因此，从办公室内部的空间分配来说，性别化的特征还是相对明显：女性员工多居于办公室格局中的开放空间或边缘位置。美国犹他大学教授桑德斯托姆等人的研究表明，职业等级的高低与办公空间的私密性成正比：大概75% 的秘书（大部分为女性）需要共享办公室；55% 的图书管理员、会计等共享办公室；只有18% 的中高层管理人员（2/3 为男性）共享办公室。3233秘书等女性主导的职位与高级管理人员等男性主导的职位相比，前者在物理空间的私密性权利上配比最低，后者最高。 20 世纪以来，办公室室内空间的规划设计及其家具设备的配用等，都普遍遵循两种线路：高级别员工的办公环境呈现等级化与符号化特点，而普通员工的办公空间则表现出明显的模块化、集约化的设计原则。空间的位置、布局、光线、设备、装饰等都具有明显的等级与符号差异。（图10）“私密隔离的、与外部空间联通的、大尺度办公桌、独立卫生间、木制书柜、价值不菲的艺术品”34 等都是高层管理人员的办公空间属性；级别较低的普通职员，他们的办公环境往往具备开放、与外部环境相对较远、模块组合等特点。模块化、集约化的空间与设备设置，一方面是为了强化企业主的统一管理与调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节约成本，便于日后进一步灵活调整。这种棋盘布局的空间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工厂的生产装配流水线的形式特点，突出团队合作的空间语义，用标准代替风格，用共性取代个性，从而也符合泰勒主义关于科学化管理的精神原旨。 在20 世纪60 年代以后，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等级性突出的、符合科学管理原则的、功能效率为导向的传统办公空间格局，逐渐被市场所淘汰。   10. 上图为芝加哥录音机公司地区经理的独立办公空间， 照片摄于1941 年；下图为芝加哥第一国家银行会计部门基层职员的办公空间，照片摄于1940 年。图片来源：根据办公室博物馆在线档案整理。 因此，英文的“等级”（Hierarchy）一词在很多时候被解读为“有层次的”、“差异化的”、“有层级变化的”、“有逻辑秩序的”空间诉求或组织构架，号称与“办公室权力或政治无关”35，而是理性方法论的产物。以位于康涅狄格州格罗顿市的辉瑞全球研发药物创新实验室的办公空间设计为例，该空间采取了层级化设计思路，既是为了体现企业取值内部“命令链条”的逻辑与方向，也是为了更好地呈现有利于制药学领域创新的特色工作流程。36 如前文所述，起源于德国20 世纪60年代末的“办公室景观”（Office Landscape）的设计方法，自由、灵活、开放是其主要特点。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办公效率及其交流效果，根据实际交流的需要制定办公空间的格局规划，以实现最佳工作流程与移动路径。“景观式办公空间”至少在两个方面符合环境行为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第一，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令人愉悦的工作环境，才能更好地促进工作效益；第二，对工作环境有自主控制权的员工对雇主有更亲密的认同感，因此能发挥更大程度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从空间配置方面消弭普通员工与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可视差异的方式一度被认为是“去等级化”、倡导自由平等意识形态更新的产物，然而在达菲等人的研究看来，等级化的差异仍然存在于各种办公空间的各种细节之处：家具的细部造型、材质、摆设、方位等。37 三、当代办公空间设计的两种思路：环境行为心理学与企业身份 现代办公室设计的三重目标曾被归纳为：“提高高效的办公功能，提供舒适的员工体验，保障伴随公司成长与变化的空间灵活性。”38 不论是工厂还是办公室，尽管具体形式不尽相同，但两类场所的本质属性是一致的——都是工作的物理环境，因此对于两者设计的方法原则，也已经达成基本共识：更好地促进工作效率。围绕这一目标，办公室设计的主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探讨何种设计最能体现工作的属性；二是不断实践何种设计最符合员工的行为模式、心理需求、精神满足以及身份认同，从而更好地投入工作当中。换言之，将雇主与雇员、效益与满足等矛盾双方也包涵在内，办公室设计有待处理的主题体现在三个方面：工作、人、以及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1. 行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20 世纪40 年代初，薪酬、福利、晋升等机制被视为企业吸引员工的传统资源，而办公空间及其设计则很少被视为企业的有形资产39 ；但这种观念在之后的十年时间里得到迅速改变。英国设计史家弗蒂研究发现，20 世纪50 年代至60 年代，西方社会的行政人才市场供过于求，改善雇员的工作环境、对已有办公空间进行重新装修或设计改良成为当时吸引人才的主要手段之一。40 直到今天，办公室设计对人才的吸引以及企业整体文化形象的传达仍具有无法忽视的优越性。办公空间具有已被广泛证明的“场所效力”41，用来改善工作环境的投入，是企业用来优化员工表现的最有效投资之一。到了20 世纪60年代，空间与行为的关系，逐渐进入环境心理学家的研究视域。“所有的社会互动都会被其所处的物理环境所影响。”42“ 物理环境规定了行为模式的背景，它表征了社会规则、习惯及其主流期望的部分特征，亦可用来定义社会交往的性质。”43 实证主义研究者已经发现，基于办公用途等工作场所的物理空间设计，将对员工的认知、行为、情绪以及心理等层面产生潜在且深刻的影响，包括“交流方式、群体凝聚力、友谊的形成方式、亚群体等”。44 研究认为，人们对某一环境的偏好与好感，主要通过以下三种维度来实现：“复杂性、神秘性以及关联性”。45 空间设计的复杂性主要指涉视觉感知的丰富程度、装饰物类型以及所涵盖的信息级别等，它有利于激活人们的情感接受；而关联性则代表了秩序、清晰以及整体感，有利于强化人们对于空间整体情感感知的正面评估。46 环境行为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空间设计更倾向于自然元素而不是人造感太明显的设置（包括布局与物），因为前者代表了天然的秩序感与完整性，而后者则被视为对空间整体感的破坏。开放的空间与组合的家具成为20 世纪后半叶办公空间的主流形制，也是因为有利于表现出统一的空间整体以及模拟了自然界环境。在美国城市规划设计师怀特的经验研究发现，人们的行为模式，特别是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女性行为，是丈量评价空间设计质量的最直观方式。47 人们的脚只会选择那些方便的、舒适的、宜人的空间行走。另外，美国密歇根大学瓦因曼博士的研究还指出，细微处的设计改造即能很大程度地提升用户体验，增加公共空间的功能性及其利用率。48 研究表明，物理环境对个人心理的干预一般导致两种行为模式：趋近式行为或避免式行为。49 前者包括空间对行为产生的所有积极效应，比如高效、放松、归属感等；后者则所指相反，即所有消极反应，诸如厌恶、懒散、紧张等。环境对员工心理以及行为的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工作的满意度、对职业的幸福感、以及对企业雇主的忠诚度等几个方面。50 2. 办公空间：企业身份的符号系统 办公室等服务行业的实体空间的功能而言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影响行为，一种是创建形象”51。通过对空间环境中各种要素人为控制与设计：光环境、声环境、色环境、物环境以及空间环境包括布局规制、路线引导等，对内实现对员工行为的高效化组织与有效化引导，从而对外创造出符合企业发展立位与战略方向的整体文化形象。20 世纪90 年代，中央商业区域的空间属性与其工作性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新时代特点：“创意的、反思的、灵活的、问题导向的、自治的、正规、客户为中心的。”52 这些新特点的出现，不仅是企业组织结构更新的结果，也是社会进化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设计创新的产物。就办公室这一企业存在元素看来，物理层面的设计与非物质层面的改造息息相关，两者互为促进关系。达菲将办公室的设计创新视为从根本上改造企业与组织整体形象、打造整体化企业文化、以及输出其核心价值观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办公室设计使得组织能够掌控企业变革过程，设计是你所能想象到的最强大、最持久、最可持续性的媒介与途径；没有任何一种沟通手段比物理环境更有表现力地、更强烈地、更稳定地表现出企业的价值观与发展愿景。”53 办公空间的设计不仅生动言说了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企业发展的成败”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正如一句话所说的那样，“如果物理环境因素没有被考虑在内，组织变革过程则可能失败。”54 研究表明，办公空间的符号化设计策略对雇员的影响力要远小于对公司文化的塑造作用55，例如办公空间设计精心呈现的企业文化对来访者、客户等非企业人员的效用更为明显56，属于显性符号系统，但对于内部员工而言，符号系统的意义阐释机制则大部分失效了。 尽管办公空间并非企业产品及其服务生产与制造的第一现场，但它的存在及其方式却对客户对其企业产品及其服务质量的感知效果、满意程度、认知水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这一结论已经得到了诸多学者5758 的定量研究证实。不论办公空间的诸多设计是否为了凸显统一清晰的企业形象而故意为之，客户群体在进入企业办公空间时总会潜意识地寻找了解企业信息的细节线索59 ；尤其在客户与员工共同参与的服务空间类型里，例如机场、酒店、银行、学校、图书馆、医院等，由于办公空间本是企业内部员工的工作场所，对外宣传并非其主要职能，因此也更被客户视作企业状态的真实表征之一。 结语 以效率为代表性诉求的现代性，以及以性别差异为典型的等级性，在当代以及未来办公空间的设计趋势里，将以“暧昧气质的公共空间”作为主要呈现形式。宏观层面上，它仍然言说的是男性气质明显的、社会空间的精英文化。以办公室作为文本，现代性在空间、家具、光环境、装饰等各个方面不遗余力地显现出它独有的理性魅力；微观层面上，在办公空间的诸多设计实践里，各种无法规避的等级性被设计转化为柔性的、彰显多元主义价值的各种差异，职位的、行业的、种族的、性别的、年龄的……各种不平等仍然存在，只是不再那么肆无忌惮地呈现于视觉表面了。 奥尼尔等人曾在针对悉尼中央商业区域办公空间的研究指出，“悬而未决的公共性”是当代新型办公空间设计的显着特点之一。60 对内而言，办公室设计最大程度地消融边界与隔离，致力于打造整体化的通透感，在企业内部形成黏滞的团队关系与统一的组织凝聚力；同时对男女两种职员而言，空间的划分、位置的规划、光线条件、隐私性等仍有显在的差距；对外而言，当代办公空间设计仍然旨在营造出社会精英人群专属的社交与工作场域。 注： 1 Jeremy Myerson ：After Modernism ：The Contemporary Office . McKellarS，Sparke P，eds. Interior Design and Identity，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p191.

1、 你知道在英国最酷的办公室吗？一个搜索网站求职网站新思路（Adzuna）已经发布了英国最酷的十大办公室，从尼古拉风格建筑师的禅意，可以俯瞰湖水的宁静的环境，还有红牛（Redbull）主题风格公园的房间、会议室、放映室、乒乓球馆等。你最喜欢哪个呢？ 2、儿童网游公司Mind Candy 职位空缺数：23 地点：伦敦肖尔迪奇（Shoreditch） 为什么他的办公室很酷呢：这是一家儿童网络游戏公司，在公司的小办公室里，可以播放每一个你能想得到的玩具。工作人员可以在这里放松，也可以玩音乐游戏《吉他英雄》 3、墨尔本服务器托管IT（Melbourne Server Hosting）公司 地点：曼彻斯特 为什么办公室很酷呢？服务器托管公司是一个家族经营的IT公司，公司相信他们的员工是最重要的资产。因此，他们创建了这个充满活力的办公室，体现团队的个性。 4、思暮雪饮料制造商（Innocent Drinks） 职位空缺数：4个 地点：伦敦绿林墓园（Kensal Rise） 为什么办公室很酷呢？人们亲切地称为“水果塔”，办公室里挂满了人造草坪、野餐桌、还有典型的英国红色电话亭。 5、红牛 职位空缺数：31个 地点：伦敦Soho 为什么很酷呢？红牛的伦敦总部，由Jump Studios工作室设计，表现出现代设计与情趣，谁不希望办公室里有乒乓球会议室和巨大的幻灯片呢？ 6、耐克 地点：伦敦牛津街 为什么很酷呢？耐克的伦敦办公室，由Jump Studios工作室设计，表现了现代和超现实风格。你可以在每个墙面看电视，运动器材设备在每一个拐弯处。 7、英国维珍集团（ Virgin Money） 职位空缺数：4个 地点：爱丁堡 为什么很酷呢？维珍爱丁堡总部抢先获得了英国“最佳回收与翻新办公室”，建筑风格、可持续和经济构造方面赢得了“银河酷评级”（Galactic cool ratings）。 8、发动机集团（The Engine Group英国最大的私营传播集团） 地点：伦敦 职位空缺数：零 为什么很酷呢？这是伦敦通讯集团办公室，3.5百万英镑的项目，包括了圆形的“座位群”，是用可丽耐（corian）做的，还有房间里用软木布置。 9、麦格理集团（ Macquarie Ropemaker） 职位空缺数：20个 地点：伦敦 为什么很酷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家位于伦敦的银行集团占地21.7万平方英尺，在六层楼区，有一个开放的空间，色彩鲜明，象是蛋糕上的樱桃，红色的电梯，还有高层钢通道。 10、麦迪逊邦（ Mother London） 地点：伦敦肖尔迪奇（ Shoreditch） 为什么很酷呢：麦迪逊邦是一家英国广告巨头，在市区最酷的办公室里。整个公司的办公室围着一个圆的大大的混凝土工作台，适合团队集思广益。 11、长谷仓建筑工作室（ Nicolas Tye Architects） 地点：贝德福德郡 为什么很酷呢？贝德福德郡的办公室可以看到全景室外，优美的环境，提供了创作的灵感，还有平和与安静。 （文章来自译言网，译者龚蕾，原文来自《英国每日电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