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

作者： 信力建   1.毛泽东：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现在的宪政，也是这样。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 2.法院和司法的腐败在欧美法治国家很少有，美国立国200多年只有40起，新加坡从独立以来几十年没有一个法官犯案。因为司法是社会的良心，是民众要申请社会公正、公道的最后一道门槛，希望得到公正判决，民众最后希望的一道代表社会公正的机关也腐败了，这是最伤老百姓心的。——周瑞金 3.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 8月5日刊登题为《中国再平衡观察：数据可靠性》一文，文章指出，多年来，中国的GDP增长数据一直“存在”违规作假现象，就连中国国家媒体和政府也承认这一点。往往是上级或中央的“独立”数据与地方增长数据的总和严重“不一致”。中国的体制带来了“歪曲”数据的动机和机会，结果导致地方政府提供的数据与现实情况“存在”严重差距。 4.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8月1日报道，德勤《中国房地产投资手册2013版》预测，北京等城市不会削弱房地产业。而且，随着投资者开始适应政府对房地产业的限制政策，他们将重返房地产市场，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一些更富有的投资者将寻求投资海外房地产业。 5.中国企业家陈光标之子陈环境在8月5日的美国《纽约时报》刊登广告，宣示钓鱼岛主权。陈环境在这篇广告中，引述日本著名学者井上清的著作，称“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历史是不容抹煞的；不仅所有中国人这么认为，绝大多数美国人也这么认为”。 6.继几天前四川宜宾晚报总编辑、副总编辑办公室先后发现弹孔后，今日下午，宜宾日报社605办公室再发现两个新弹孔，临街的窗户玻璃被打出两个圆洞。据成都商报报道，宜宾翠屏区警方刑侦人员已介入调查。目前尚未在办公室内找到子弹头，也没有发现弹壳。 7.从1949年以来我们犯的所有重大错误，没有一次是因为媒体、公众七嘴八舌，而是因为政策制定缺乏公开，决策习惯于暗室操作（所致）。——财经网CEO程建国上周六在一个城市发展论坛上表示，城镇化是关系到每个人利益的社会变革，不是狭义的专业问题，不能以狭义专业为借口阻止媒体和公众参与政策讨论。 8.美国《华盛顿邮报》公司5日宣布，亚马逊(Amazon)创办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个人以2.5亿美元买下公司旗舰报《华盛顿邮报》及旗下数家地方报纸。邮报主席兼首席执行长唐纳德.格拉汉姆称贝索斯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合适的新东家”。 9.美国男孩罗伯特•塔夫茨4日再次当选明尼苏达州旅游小镇多塞特镇镇长，成功连任。多塞特没有正式的行政机构，人口仅22人到28人。4日当天，作为现任镇长，博比随机从人群中挑选一名男子，让他蒙上眼睛，从票箱内抽出下一任镇长的名字，结果他再次被抽中。他今年10月将满5岁。 10.近日美国大豆出口协会中国首席代表张晓平透露，2012年中国自美进口大豆价值达130亿美元，已超过波音飞机，成为美对华出口价值最大的单项商品。事实上，作为大豆原产地的中国，超过八成的市场份额已由进口转基因大豆占据。（北京青年报） 11.中国每年有150万至200万人患上脑血管病。每年全世界死于此病的人群中有超过四成都是中国人。昨日，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透露，随着三高人群增多，我国血管病正在以每年8%的速度高速增长。全世界每年死于脑血管病400万人中，我国占到了162万人，比例超过四成。 12.一时尚品牌与监狱合作为巴西坎波斯皮雷监狱重刑犯们燃起生活希望，他们只要为时尚品牌每织三天毛衣，即可获一天减刑。如每周工作6天，一年可减刑3个月。在丰厚“报酬”刺激下，囚犯积极性更高，天赋较高囚犯还掌握了画图和服装设计等技能。 13.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2013年虚拟人物财富排行榜，唐老鸭的舅舅史高治•麦克老鸭高居榜首，它将其价值654亿美元的财富以金币形式囤积在鸭堡钱库里。第二名是《霍比特人》中的红金色巨龙史矛革，盘踞在价值541亿美元的宝藏上。 14.@济源市司法局官方微博：5日12时许，我局警车豫UD011在济水大道鸿运楼附近与一辆电动车发生事故。得到司乘人员报告后，局领导高度重视，派人到医院配合救助伤者。经检查，伤者软组织创伤。目前，伤者已经得到及时救治，事故正由交警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15.中科院院士、著名反伪科学专家何祚认为，科学普及不足是气功大师盛行的原因，文学艺术家80%都是科盲，受到的科学训练太少，很容易被迷惑。他说，很多人对真科学假科学的概念认识不清，需要整个社会来推动。（中新网） 16.5日，CRIC研究中心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国53个重点城市经营性用地成交总建面积共计5026万平方米，环比微减8%，同比增加15%。虽然成交面积小幅减少，但成交总金额却大幅涨至1523亿元，环比上涨18%，比去年同期提升82%。 17.社科院政治学所昨天发布报告认为，施行半世纪的劳教制度对公民自由构成巨大威胁，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报告指出，劳教制度针对人员是情节轻微、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违法者。但劳教期限一般为一到三年，超过管制、拘役和刑期较短有期徒期。 18.@童大焕：要不要宪政也就是要不要法治，无宪政则无法治，有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至高无上的党权和行政权，怎么可能有法治？所以反对宪政就是主张人治和权治。而人治、权治与法治的最大区别，就是法治是大家都按共同约定的规则（法律）办事，权治和人治则是一切由掌权人说了算。这种情况下，天使上台也会变恶魔。 19.@陈志武：一些领导在某些场合也说，“不能搞宪政，晚清推动宪政，结果灭亡了；袁世凯推动宪政，也灭亡了；国民党推动宪政，最后被共产党打败了”。表面听起来这好象蛮有道理，但这种逻辑很有问题。我们不能再犯“因为阿炳是瞎子，所以拉好二胡的前提是把眼睛弄瞎”这样的错误。 20.@张鸣：古往今来，人性的变化不大。人世间有没有君子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即使君子，也无法让民众变成君子，也不可能把官员变成君子。无论工农学商，无论官民，只要诱惑足够大，就可能犯错，甚至犯法。所以，必须有一个官民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制度，才能保障人少犯错误。

　　7月6日，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在广东省宣传部主办的“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以“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思考”为主题发表关于社会改革的演讲。周瑞金称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半封闭到开放等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同时，转型期也伴随着各种新矛盾的产生，比如阶层固化比贫富差距对国家的伤害更严重。周瑞金指出新矛盾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群体事件频发，社会乱象增多等。 　　在这一背景下，周瑞金提出未来社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制度层面解决教育、医疗、分配、住房等七大民生问题；建立一个橄榄型社会结构，增加中产阶级比重；同时，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公民社会。周瑞金表示，加强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社会建设，应该是中国改革的巨大红利所在。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能够来到“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同广东的朋友们就改革课题进行交流、切磋。5年前，也就是2008年，当时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也来到岭南，专门做了一个题为《思考改革开放30年，以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的火车头》的演讲。因为当时正好是汪洋书记刚到广东主政，他一到广东就提出要发动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杀出一条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新路来。5年后，今年我非常荣幸又能够来到岭南大讲坛，准备以社会改革作为主题跟大家进行交流。 　　为什么提出社会改革的目标这一问题？因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述了在改善民生和管理创新中要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体系。它是用专门一章来进行论述的。 　　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其实已经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但由于意见分歧，难以统一，没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界定。时隔一年，在十八大报告里面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概括，提出24个字，分三个层次：从国家的层次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8个字；从社会的层面提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8个字；从公民的要求层次提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8个字。 　　因此，今天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管理体系，就要加强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社会建设，这应该是中国改革的巨大红利所在。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层面的要求，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应该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我讲社会体制改革的主体目标就是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层次提出的要求。 　　2011年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总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对此怎么理解？社会管理创新实际上就是社会体制的改革，下面就围绕这一问题来阐述我对中央精神的理解。 　　一、社会改革的背景：改革开放三十年实现三大社会经济转型 　　今年是改革开放35周年，也是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新领导集体的开局之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非常关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这35年改革开放经过裂层，我把它概括为三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目标，197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从1979年至1989年这十年的改革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要目标。 　　第一个十年中召开两次重要的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当时就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十二大开幕词中小平同志就提出来，接着又通过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突破原来设定的框架，小平同志称它为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十三大更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指导整个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而且在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时明确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并在十三大报告做了专章论述。 　　从1990年开始到1991年，小平同志一直找中央领导同志谈，要推动改革开放，他在1990年就建议开发上海浦东，竖起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旗帜。他认为原来在广东的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特区，加之厦门特区，在新的发展阶段已经不够，一定要开发上海的浦东，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对外开放、推进改革。 　　1991年他到上海过春节，和平常过春节不一样，他经常到外面的工厂、公司参观，然后发表谈话，讲了很多关于改革开放的谈话。我当时在主持上海《解放日报》，从1991年春节开始连续发表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这四篇文章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来，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皇甫平”四篇文章充分肯定80年代这十年的改革，而且又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的新思路，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发展市场经济，开放的意识还要强一点。 　　小平同志作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他知道怎么选择最重要的政治时机发表他的意见，这就是1992年春天的南巡。1992年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要做好十四大政治报告主题的讨论和安排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候选人，就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政治时刻，小平同志南巡了。 　　小平南巡最后整理发表的文件和文章，第一次讲话是在武昌，第二次是在深圳，第三次是在珠海，第四次是在上海，他到这四个地方南巡讲话。实际上小平同志南巡不只是到过这四个地方，而是到了8、9个地方，但是停下来休憩的只有三个地方，一个是深圳，一个是珠海，一个是上海，其他地方都是路过。 　　那为什么唯独把武昌放在最前面？小平同志南巡时，给经过的各地领导都发过一个通知，“不叫不到”，小平同志没有召唤不要到。小平同志主要是到南方休憩，要保证他休憩。小平1月17号晚上9点钟从北京火车站出发，第二天9点多钟，在武昌停下来要加油加水，停留的时间只有29分钟，当时小平同志下车在站台上走来走去休憩。 　　这时小平突然听到汇报，说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就在后面休息室等着，问小平同志要不要见一下。小平同志讲可以，结果他们三个领导才见到了小平同志，就在火车站，也没有进休息室。就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小平同志把南巡要讲的主要内容全部给他们讲了，说“中国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开放谁就下台”，而且，最后要离开的时候又讲“你们要把我这个话整理送给党中央”。 　　他们三个领导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也没有带录音机，就临时凑在一起回忆整理了一份小平同志在武昌火车站的讲话。讲话记录送达中央，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后来小平同志到深圳、珠海住下来，都有完整的记录，旁边有录音，讲话都整理出来。因此，武昌的讲话虽然时间短，也不是正式的谈话，但是很重要的，所以南巡谈话放在第一位的就是武昌。这一下子就兴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 　　进入新的第二个十年阶段，就是从1992年至2002年。我认为这十年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小平同志提出要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在这十年里，也就是在江泽民、朱镕基主政的时期，基本完成了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架构。 　　朱镕基同志1994年出台六大改革，企业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和物价制度改革，把市场经济全面改革带动起来，突破姓社姓资观念的阻挠，并且马上展开。这十年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年，而且思想取得很大突破。 　　第二个十年同样有两次重要的党代表大会，也就是十四大、十五大。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四大另外一个重大的工作就是真正建立党和国家领导人交接班的制度化、程序化，1989年10月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江泽民成为军委主席，邓小平完全退下来。小平同志是伟大的政治家，这是为了保证第二代领导核心和第三代领导核心顺利的交替，该举措也是从十四大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是一个标志性事情。十六大交接班，再到十八大交接班，基本上就按照小平同志定下的规矩推进。 　　当然，到十五大，思想进一步解放，通过所有制讨论决定姓社姓资的问题，确定私有制、民营私有制和外资私有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突破股份制是私有制的观念，只要公有制成分占主要成分也是公有制，因此，所有制资产有了很大突破。这是十五大的思想解放，是接着十四大提出的市场经济进一步搞的。 　　进入第三个十年，2002年至2012年，是改革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全面的开放促进内部的改革，使经济的发展走向快车道。中国决定加入WTO，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也需要巨大的勇气，原来很多人担心，好象帝国主义要进行经济、文化侵略，影响中国的意识形态。加入WTO后中国按照世界的规则清理中国内部的各种法律，清理1000多条，大大推进改革。这十年经济发展很快，2012年经济总量是2002年的四倍，原来是12万亿，去年到了50几万亿，加快社会经济的转型。当然，其中也带来很多问题。 　　在第三个十年，从2004年开始至2006年，国家发生第三次关于改革的大争论。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一次是1982年至1984年，1984年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统一了思想，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二场争论是1989-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第三场争论就是这一次。 　　2004年郎咸平带头开始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全面攻击，也涉及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的改革，他认为改革全面失败，后来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都加入争论，当时兴起一个批判新自由主义运动（编者注：2004年郎咸平发表《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新自由主义学派》一文，与其他学者一起发起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运动）。我看当时主流媒体都没有人出来讲话，中央领导也没有人讲话，争论持续两年时间，任其攻击。当时一些对改革开放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包括吴敬琏、张瑞敏、周其仁一大批人受到攻击。 　　我在这种情况下就写了一篇《改革不可动摇》，2006年1月份发表。我承认当前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发生不是市场化改革导致的，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没有真正按照市场化改革建规立制。很多问题的产生是权力得不到规范，处在半市场半统治的经济情况下所致，怎么能怪市场化改革？同时，政府没有真正从第一线抓经济的政府转到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政府上来，所以产生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端起碗来吃肉”就是通过先前的改革开放解决了温饱问题，大家都有肉吃了。但是为什么“放下筷子骂娘”呢？骂的是公共收入不到位，买不起住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社会建设滞后，社会治安混乱，社会公共产品没有平等、合理的分配，群众对此不满，所以才“放下筷子骂娘”。因此，要从政府角度推进改革，加强社会建设，解决民生问题，不要一味追求GDP的增长。这也就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理论的背景。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现在中国GDP总量处在世界第二位，2012年GDP达到8.34万亿美元，日本只有5.96万亿美元，美国去年达到16.67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一倍。中国人均GDP也在上升，去年达到6100美元，原来小平同志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也就是建国100周年的时候，才能够达到人均4000美元，其实4000美元的指标在2010年就达到，提前40年。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实现三大社会经济转型，从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三大转型使中国走上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同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社会转型的新矛盾：基层权力失控，群体事件和社会乱象增多 　　在这35年内，伴随三大社会和经济体制转型，中国也付出代价，5000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2亿多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在这一情况下，全国政治和社会还能保持基本稳定，是很不容易的。欧美国家在社会转型中，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经过两三百年的革命、战争、侵略和掠夺才实现。中国在30几年能够实现转型，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 　　同时，也遇到了各种危机、灾难的冲击。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中国长江大洪水、2003年非典危机、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2009年世界金融大危机、2010年玉树大地震、2011年长江中下游特大干旱、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近几年来，基本是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中走过来。 　　因此，改革开放在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426.html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杨晓青女士在其成名作《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见5月21日《红旗文稿》）中，缺乏最起码的宪政思想史常识，竟然提出：”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这显然是对”宪政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这一反宪派核心观点的具体论证。对这一论调的荒谬逻辑基础及其背后深层次的历史毒素，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和坚决清理。 　　狮子的逻辑与反宪派”理想国” 　　令人诧异和警惕的是，杨晓青故意以炉火纯青的障眼法，对自宪派之外的其他五大宪政思想流派–社宪派（包括中特社宪派之童之伟等，老左社宪派之韩毓海等，新左宪政派之甘阳等，宪社派之江平、郭道晖、周瑞金等）、儒宪派（秋风等）、泛宪派（布坎南等）、国宪派（强世功等）、专宪派（林来梵等）的观点内容统统假装视而不见，故意对西方学界以及台湾香港大陆学界对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东西方古典宪政主义以及正趋向”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当代新宪政主义的研究成果统统充耳不闻（在后面的系列中我将对东西方古典宪政主义以及当代新宪政主义的研究成果做专门介绍，以事实戳穿杨晓青的谎言），单单挑出激进自宪派的一家之言和”现代宪政主义”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形成的几百年前的观点，就不顾一切地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妄想以偏概全、以个别否定一般，使其”全盘否定宪政”的荒谬观点能够以欺骗性的方式获得某种”正当性”。以偏概全的逻辑荒谬性就好比一头狮子面对六个东东，它要全体屠杀，但需要找出一个理由，于是它发现这六个东东都说自己与人有关，而甲说自己是白种人，主张只有像白人一样思维、一样生活的才能算是人，而所谓人就是白种人（就如同有人说”所谓宪政即自由主义宪政”一样），从而遭到其他人的反对；乙说自己是黄种人，丙说自己是黑种人，丁说自己是棕种人，戊说自己是人变的神，认为人和动物间众生平等，谁也别想主宰谁，己说自己是人变的鬼，主张复兴祖宗之法。六个东东之间争论不休，狮子于是提议说：甲宣扬只有像白人一样思维、一样生活的才能算是人，这是错误的观点，所以必须对白种人予以惩罚，被我吃掉。乙丙丁戊己要么鼓掌赞同，要么沉默认同，于是提议获得绝大多数通过。狮子继续说：甲也说了，所谓人就是白种人，你们都说自己是人，至少与人有扯不断的关系，所以，你们都是白种人，你们也都一致同意对白种人予以惩罚，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你们应该统统被我吃掉。就这样，甲乙丙丁戊己都做了狮子的美餐。这就是狮子的逻辑，这就是强权的公理。应该承认，狮子的逻辑前后一贯，始终是以甲的观点作为逻辑基础的，但问题在于，甲的观点是否就能代表乙丙丁戊己的立场和观点？激进的自由主义宪政派的观点能否就代表所有的宪政派的观点？能否以反对自宪派的理由对全体宪政派发布”格杀令”？能否仅仅根据甲的逻辑就故意对客观存在的乙丙丁戊己的立场和观点不予承认或故意视而不见？ 　　暂且放下”狮子的逻辑”不谈，那么，杨晓青所揭示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是什么呢？她认为：第一，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第二，实行议会民主政治；第三，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国家政权体制；第四，实行”司法独立”及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第五，宪政实行军队”中立化、国家化”。此外，”宪政还有一些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包括：实行市场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与公民权利至上；新闻自由；联邦制；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自由；议会控制财政拨款；人权无国界；可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等等”。她进而认为：”宪政的这些关键性制度元素与理念和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及理念共同构成宪政的完整制度架构。””宪政作为完整的制度架构并没有普适性，其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这意思很明确：反宪派所要的符合其理想标准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必定是没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议会民主政治””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国家政权体制””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五大制度元素的专政国家，难怪读其文章的人都要惊呼，全世界符合这”五个没有”的反宪派”理想国”不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吗？在那里，没有市场经济、没有议会民主政治、没有权力制衡、没有司法独立，而军队永远地绝对地只忠于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万世一系的纯正革命家族，而且，在那里不用再信仰马克思主义，只需要信仰伟大领袖金日成开创的”主体思想”。在朝鲜，无疑是绝对尊崇宪法的，正如其宪法所规定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是把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主体国家建设思想和国家建设业绩加以法律化的金日成宪法。”朝鲜唯一的指导思想就是”主体思想” 。而且，朝鲜的国名比我们还多了”民主主义”四个字，体现了”民主主义”的宪法地位，而在我们这里，”民主是不是一个好东西”居然还要争论。在有些人看来，朝鲜无疑是明确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典范，体现了自主性的主体特色，是值得中国学习的。我不想去评论他国政治及其宪法之优劣，但中国的反宪派倘若意图使中国的大脚穿上朝鲜式的小鞋，使中国彻底放弃致力于人的自由解放事业的马克思主义，那可真是痴心妄想。 　　宪政是人民民主制度的枷锁吗？ 　　杨晓青处心积虑地划分关键性制度元素与非关键性制度元素，目的在于把炮口对准”社会主义宪政”。她指出：”‘社会主义宪政’论却忽略了这些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忽略了宪政的整体制度架构，只强调宪政的非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似乎加入了人权国际公约，在宪法中规定了保障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就算有宪政了，前面再冠以社会主义就可以是’社会主义宪政’了。客观上这会给人民民主制度套上宪政的枷锁，引导人民民主的国家逐步走上真正西方宪政的道路–苏联东欧国家就是沿着这条道路一路走来的。”这句话恰恰暴露了杨晓青作为一个在中国过了气却阴魂不散的斯大林主义者而非致力于正本清源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真实面目。 　　事实上，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现代宪政形成期，自由主义的宪政制度设计者们既怀有规限国家官僚权力的目的，也存有防止”人民民主暴政”的戒心，因此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制度构想，使得无论是官僚组织寡头或者人民权力在这种宪政体制下都难以同时掌握立法、司法与行政权力。也就是说，在一般意义上，宪政既是对公民权利以及人民主权的保障，也包涵着对人民民主以及公民自由的合理规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宣扬的普遍平等的自由与民主权利，实际上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或精英统治构成了紧张矛盾关系。在资产阶级精英人物看来，民主具有天然的社会主义倾向（如熊彼特就这样看），如果实行普遍平等且自由的人人一票的普选制，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会被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在19世纪，保守的自由派极力反对且阻挠实行普选制，而以没有普选权的工人阶级为主体力量的宪章派社会主义运动则把争取普选权、实现人民民主宪政作为奋斗纲领。譬如，以英国为例，1832年颁布了《改革法案》，扩大选举权比例从原来男性公民的14%提高到18%。也正是在19世纪30～40年代，英国爆发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力量的争取实现人民宪章的宪章运动，其核心诉求就是工人们要求取得普遍平等自由的普选权，以便有机会参与国家的管理，规限国家官僚的权力，实施社会主义政策。他们的口号”普选权问题是饭碗问题”传遍了资本主义世界，唤起了没有普选权的广大人民的觉醒。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宪章运动的态度众所周知，甚至恩格斯还直接参加了宪章运动，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宪章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而列宁评价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宪章运动所提出的普选权等自由民主权利要求，经过社会主义运动的持续抗争与自由民主主义者的妥协合作，在后来的近一百年时间里得以陆续实现。英国通过1864年和1888年的议会改革，进一步推动了政治的民主化，但直到1928年才实现了宪章运动所要求的全民普选权。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宪章派社会主义或英国版的”宪政社会主义”（费边派社会主义者萧伯纳语）得以产生。乔·萧伯纳在《费边主义》一文中就曾指出：”费边社是一个比较小的和精干的宪政社会主义者的团体。” 他从1889年开始主编出版《费边论丛》，为费边社会主义也即英国版的”宪政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他们支持工人运动所要求的普选权，主张通过民主选举建立地方自治市政机关，逐步掌握煤气、电力、自来水等公共事业所有权，发展社会所有制，运用温和渐进的方法和一点一滴的宪政改革与资本主义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恩格斯指出，费边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目的”就是使资产者皈依社会主义，从而用和平和立宪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 。正是这种通过渐进的、和平的、立宪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给中国宪政社会主义思想以启迪。其不同点在于，英国版的宪政社会主义所要改良的是资本主义宪政制度，他们通过宪政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改良为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人民的统治”（这种改良道路是否成功以及其”人民的统治”实现到什么程度，这是需要另外讨论的问题）。而中国的宪政社会主义在封建专制主义历史遗留与斯大林主义遗毒深厚的历史条件下所要建立和巩固的是社会主义宪政制度，我们通过宪政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把事实上的职业官僚阶层的代统治改进为”人民的统治”（现阶段的目标则体现为具有一定的”官民共治”特征的”多元共治”），所要规限的权力主要是党政官僚高度集中甚至垄断性的权力（用执政党全国党代会决议的表述即”规范权力运行过程”）。套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中国宪政社会主义研究者的主要目的”就是使职业官僚阶层完全皈依社会主义，从而用和平和立宪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但显而易见的是，绝不能在英国版的宪政社会主义和中国版的宪政社会主义之间划等号，一边是继承和改良了资本主义的宪政体制，一边是要创建社会主义的宪政体制（如何创建？后面会有专文论述）。总之，无论如何，宪政绝不是杨晓青所说的那样是”人民民主制度的枷锁”，而是对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以及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根本保障。没有宪政，人民民主制度就势必沦为官僚垄断制度或资本垄断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产物，也是基于社会分工发展而形成的官僚职业集团实行官僚统治的形式。国家既有专政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的二重性，也具有阶级统治（国体层面）与官僚统治（政体层面）的二重性。在阶级统治与官僚统治之间，也存在着紧张的矛盾关系。历史上的统治阶级部分接受或全面实行宪政，其首要目的在于规限官僚统治以实现其阶级统治。譬如，资产阶级实行宪政，是为了规限和驯服国家官僚集团的权力，以使其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当人民成为共和国的统治阶级的时候，自然也要实行宪政来规限和驯服国家官僚集团的权力，以使其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谁是统治阶级”是国体层面的问题，”宪政或专制”（也即统治阶级运用权力或官僚运用权力要不要受宪政程序的制约）主要是政体层面的问题。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职业官僚集团能够借助国家机器而凌驾于名义上的统治阶级或各个社会阶级之上，譬如，在中国的皇权与儒家官僚集团”共治天下”的制度下，地主阶级并不是真正的统治阶级，国家对豪强地主一般采取抑制甚至打击的态度。对于国家官僚集团相对于生产资料所有权基础上的”统治阶级”所具有的独立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曾有经典论述。借用他的话来说，官僚垄断主义社会或官僚政治时常”把国家政权当做凌驾于统治阶级之上的一种力量来使用”，”这种政权把群众现存的屈从地位作为不容变更的常规，作为群众默默忍受而他们的’天然尊长’则安然利用的社会事实维持下去”，这种”把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庞大的政府寄生虫，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马克思进而指出，”这一从头到脚披着华美外衣的政府权力已陷入污泥”，”它的刺刀把国家机器本身的彻底腐朽性以及在这种制度下繁荣滋长的整个社会机体的糜烂尽行揭穿了”，而”巴黎工人阶级所要打倒的就是国家政权的这种最后和最淫贱的形式”。他提出，”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周瑞金：一代宗师的教化——感念南怀瑾先生 进入专题 ： 南怀瑾    ● 周瑞金 （ 进入专栏 ）   　　 　　南师怀瑾先生走了。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晚，即壬辰年八月十五中秋月圆之夜，太湖大学堂举行南师祭奠告别仪式。来自全国各地、港澳台、美欧等地的亲人、朋友、学生共二百多人，满怀崇敬、痛惜之情为南师送别。仪式上宣读了温家宝总理的唁电，中央文明办副主任王世明先生充满深情地发表了告别辞，南师儿子南一鹏代表亲属、周瑞金代表太湖大学堂老学生、李传洪和郭??z代表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致辞后，由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教务长、成都文殊院住持宗性大和尚庄严行礼，举火，为南师荼毗。是时，明月当空，万里无云，青烟袅袅，全场静默，挥泪拜别…… 　　告别仪式后，许多亲友学生铭感南师教化恩泽，心情难以平静，久久不愿离去。南师平日的音容笑貌、教化行止，又清晰地浮现在大家眼前。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过的“我们这一代人，是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话，言犹在耳…… 　　 　　生于忧患，死于忧患 　　 　　南师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八日生于浙江乐清南宅殿后村。时逢军阀割据、丧权辱国的年代，第二年即一九一九年，便爆发了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四”爱国救亡运动。从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近八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屡遭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欺凌，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深受殖民之害。“五四”后，中国人民终于奋起抗争，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实现了南北统一。 　　与此同时，一些留学美日欧归来的学者，以西学的观点张冠李戴地批判中国历史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有的还主张“全盘西化”，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对我国引进西方文明，推动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但是，由于它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主张铲除中国历史文化之载体–汉字，引起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包括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辜鸿铭等人的极力反对，认为那是自毁长城，切断民族文化命脉。然而，中国历史文化最终难免在“愚昧、封建、落后”的标签下，被批判扫荡，几近断灭，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亘古未有之变局。百年来的文风乃至大众思维，也由此一改中国传统文化下的温柔敦厚之风，一变而为尖酸刻薄、偏激极端。由此，整个二十世纪，西方来的各种思想在中国主流舞台上激荡纷呈。同时，困惑与求索，痛苦与不安，争论与争议，也从未停止过。人文文化的荒芜，造成了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灵魂危机、社会危机…… 　　南师就成长在这个令人窒息、令人悲愤的忧患环境，亲眼目睹了国家和民族命运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青年时代的他忧心如焚。抗日战争爆发，南师激于民族大义，投笔从戎，跃马西南，屯垦戍边，在川康云贵边境任大小凉山垦殖公司总经理兼自卫团总指挥，驰骋一方。他有一首诗反映了这段时期的万丈豪情：“东风骄日九州忧，一局残棋尚未收。云散澜沧江岭上，有人跃马拭吴钩！”后来，鉴于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势力各有图谋，南师审时度势，改变了人生方向，挂印而去。在办了一段时间报纸之后，他重返成都，在中央军校学习并担任武术教官与政治指导员。南师的老学生王启宗先生曾回忆道：“几乎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记得那时正值日本军阀对我发动侵略，全国上下奋起抗战，一般爱国青年无不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救亡图存。当时我也投身军旅，于役重庆，一日见报载：‘有一南姓青年，以甫弱冠之龄，壮志凌云，豪情万丈，不避蛮烟瘴雨之苦，跃马西南边陲，部勒戎卒，殚力垦殖，组训地方，以巩固国防。迄任务达成，遂悄然单骑返蜀，执教于中央军校。’”在中央军校期间，南师结识袁焕仙大居士而悟道，遂立志重续中国文化断层，并离开了军校。 　　历经了艰难困苦的八年抗战，人民迫切期待国家和平安定，想不到又要面对两党两军更大规模的内战，南师忧心忡忡。一九四七年，他回到温州乐清老家动员父母妻儿离开大陆，老父亲不为所动，反劝他赶快离开。于是，南师分别到杭州天竺和庐山天池寺清修。后到上海，期间曾奔波于南京与杭州两地，搭救了亲近共产党而被列入国民党特务计划杀害名单的巨赞和尚。 　　一九四八年，南师曾自行到台湾考察。一九四九年二月底，他终于辞别不肯离乡的双亲和妻儿，断然只身自行赴台。开始，他栖身在基隆海滨一陋巷，看到“二二八”事件冲击之后的台湾，加之一九四九年开始的两岸分治，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当时谋生困难，先与几位朋友办了一家“义利行”公司，从事琉球到舟山的货运，开始赚了一笔钱。但好景不长，总经理因贪多，没有听从他的嘱咐，导致三条机帆船被舟山国民党当局征用，损失价值一万根金条，血本无归。南师一生就此次做了一回生意，不想时局动荡害他一夜之间破产，一段时间靠典当过日子。但即使在这样的困难时期，他仍洒脱超然，不为困境所拘，并且不忘接济邻居。在基隆期间，南师曾应詹阿仁先生等人请求，开讲了多次禅修课程。 　　不久，南师离开基隆迁往台北。鉴于胡适对虚云老和尚的攻讦，以及铃木大拙的禅学流向台湾，南师亲笔著作了《禅海蠡测》，并于一九五五年出版。六十年代初，台湾中国文化学院聘请南师为教授，接着辅仁大学也邀请南师教哲学、易经。南师讲课厚积薄发，通俗生动，大受学生欢迎。“南怀瑾”三个字不胫而走，请他讲课的学校和社会名流也越来越多。 　　一九七零年代，南师先后创办东西精华协会，创办《人文世界》及《知见》等杂志，成立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出版《论语别裁》等著作。一九八零年，南师受洗尘法师邀请，主持十方丛林书院教学。南师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一步步有了更大的平台，传道授业扩大到更广的范围，走出学校，走向社会，桃李满园，影响朝野，进入《周易》所说的“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阶段。南师在台弘扬文化期间，不仅忘我地投入全部精神与财力，且不惜举债办教育，乃至为培养人才，还供养部分出家在家的穷学生学习。来听南师课的人中，出家在家、三教九流、中外学生，从平民到军政要员，南师一视同仁，有教无类。 　　然而，当南师文化事业顺利展开之际，政治风云突变，因平日来听课的高官重臣众多，南师被视为“新政学系领袖”。一九八五年，年近古稀的他，离开了居住三十六年的宝岛，移址美国，避开了台湾的复杂环境和人事纠纷。南师有诗记之：“不是乘风归去也，只缘避迹出乡邦。江山故国情无限，始信尼山输楚狂。” 　　在美三年，南师不仅考察了美国，也考察了欧洲，同时加强了与大陆亲朋的联系。他既了解大陆历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重大苦难，也了解实施改革开放后百废待兴的困局与新貌。他不计政权交替之际老父亲被判无期徒刑瘐死监狱的宿怨，于一九八七年特派他的常随弟子宏忍尼法师回国内考察宗教、寺庙、僧尼情况，又派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任职的弟子李博士，先带世界银行项目回大陆帮助经济建设，后留上海投资办企业，以在大陆传播先进经营理念、方式和传统文化。一九八八年，南师毅然决定回师香港。在香港十五年期间，他讲学不辍，随缘度化的同时，曾受有关方面再三敦请，协调了两岸信使的秘密谈判，应邀投资建设金温铁路，动员了更多弟子学生到大陆投资办企业，传播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经营、中华文化精神”的理念。一九三三年，他到厦门南普陀寺举办了著名的“南禅七日”活动。他还推动一批又一批人回内地办学校，注重在贫穷落后偏僻地区，推广“中英算”儿童经典诵读活动，大量资助内地大学、研究机构、文化部门培养人才，等等。二○○○年，年届八十三岁的南师力排众议，作出回内地弘扬传统文化的果断决定，选址苏州吴江七都庙港，筹建太湖大学堂。二○○三年，他到义乌双林律苑举办了禅七。二○○四年以后，南师大部分时间停留在上海，指挥太湖大学堂建设，期间仍讲学不辍。二○○六年，费时六年的太湖大学堂顺利落成启用。八十九岁的南师，从此长期在太湖大学堂弘扬文化，直至仙逝。 　　参加过大学堂建设，后来一直跟随南师身边的马宏达先生，讲述了自己一段亲身经历说：太湖大学堂是南师一手筹划、推动，从动意、设计、建设到开课、维系，都是他老人家一马当先，勇往直前，大家不过在后面跟着而已。从建筑设计到装潢设计，中外设计师的多个方案不能令他满意，他就让人买积木来自己动手搭建筑模型，最终由建筑师去画图落实，直到满意为止。从整体宏观风格，到内装潢，几乎每一个细节，包括房间桌椅如何摆放，挂什么字画，直至大学堂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无不倾注了他的心血，无不体现了他融合东西方精华文化的理念。 　　马宏达满怀感情地说：大学堂开办六年来，仅每天“人民公社”式的晚饭，耄耋之年的南师常常要应酬有缘来访的客人，这些客人三教九流都有，并非传言所说的“非富即贵”。南师有教无类，有缘能来见面的，他都慈悲平等相待，谈笑风生，希望人家不空来一回，希望对人家有启发、有帮助。说是吃晚饭，其实他都在照顾客人，答复客人的问题，寓教育于谈话中。南师以自己的身教言传，影响着有缘见面的人，借以影响群伦，影响社会。晚饭后，南师一般都会上课，期间也常常答复学人报告。送走客人后，处理内部外部事务，常常到凌晨。从午后到凌晨，每天至少十二个小时，南师几乎马不停蹄，应对各种事务，却宁定空灵，简洁明了，干脆利落。偶尔有空就定一下，很快恢复精神。南师数十年如一日，没有休假，不肯空过一天，没有享清闲。以我们年青人的体力，还远跟不上他这么大的工作量。他所作的一切，无不围绕着“教化”这条主线。你说他为名吗？他年轻时即已成名，后来逃名还逃不掉，也从不宣传自己或自己的书。人家给他跪下磕头，他同时跪下磕头还礼。你说他为利吗？他这些年讲课什么时候收过讲课费？都是财与法双手布施。他也极难接受供养，人家供养红包，他把空的红包留下，连说“收到了，收到了”，钱却马上换个红包当场供养回去。他说劝人布施如钝刀割肉，没见过有人布施了以后“三轮体空”的，大家都是以做生意的动机来供养，所求的更多。你说他为政治资本吗？他的确不是一般的清高，真的没把任何势力放在眼里，当然也包括了官与财，常常见他跟这类客人讲话直言不讳毫不客气。他对人是应机设教，有教无类，一视同仁。这么大的年纪，那样的只争朝夕，传道解惑，呕心沥血。古今中外，试问有谁见过或听过这样的长者、导师？这些给人说起，没有人会相信的。 　　南师说“生于忧患”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说“死于忧患”呢？对这个问题，四十多年来，为南师整理了二十四种讲记的刘雨虹老师（已九十二岁高龄）回答说：南师是大视野、大境界、大智慧的人。他以综观世界的眼光洞察到，近现代以来，西方从大规模全方位的殖民运动开始，到两次世界大战，到现代多领域的霸权主义行径，其背后有着深远的文化和种族因素，造成深刻的裂隙与冲突，将世界卷入强权胜公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将人类引入越来越深的危险境地。南师从上世纪一九六九年访问日本回来，就为此深深忧虑，不仅为处于如此世界环境中的中国而深深忧虑，更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未来深深忧虑。 　　八十年代中期，南师判断此后中华民族有二百年好运。但与此同时，他仍然深怀这种忧患意识。数十年以来，他从成立东西精华协会，到推动东西方精华文化融合，都鉴于这样的远见，着眼于全人类的福祉，不断为推动东西方精华文化融合共享而呼号、奔波、奉献。可是，环顾当今世界和社会，国际政治道德被强权胜公理所取代，和平民主被霸权威胁所替代，人类的文明与道义被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所取代。人们为追逐物质财富而奔忙，为积攒金钱而迷失心灵，人的价值观、道德观衰变，各种欲望不断膨胀，人文精神愈发失落，人与人关系疏离，人与自然疏离，人与自我疏离，善良人性被逐渐窒息。在越来越多的欲望刺激中、越来越多的工具依赖和商品依赖中，人们自身的能力越来越脆弱；在越来越多的事务纠缠中、越来越快的变化中，人们越来越无奈，越来越被空虚、焦虑、烦躁、寂寞、孤独和绝望所煎熬，越来越诉诸于怨天尤人。对此，南师的忧患不仅没有减轻，甚至还在一步步加深。他有一首诗：“忧患千千结，山河寸寸心。谋身与谋国，谁解此中情；忧患千千结，慈悲片片云。空王观自在，相对不眠人。”另外，在他的《狂言十二辞》结尾有两句：“书空咄咄悲人我，弭劫无方唤奈何！”都表达了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 　　 　　当代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先驱 　　 　　人们称颂南师为“国学大师”、“佛法泰斗”、“禅宗大师”、“道家高人”、“密宗上师”、“当代大隐”等等，这都只是南师学问修持、人生行止的不同侧面，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面素养、品格、地位和贡献。他自己却从不接受这些称号，他常说自己“一无所成，一无是处”，自己永远处于“学人”之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5 页： 1 2 3 4 5 进入 周瑞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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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阳光时务》第13期，现有部分字句改动。 改革就是革命 ――后南巡时代的中国政改 长平 辞旧迎新的改革希望 虽然现实未有多少改变，但是希望从来也没有远离，这个春天尤其令人浮想联翩。 首先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人们像当年一样渴望沉闷中的一声惊雷。这声惊雷原本期待 在九年前“胡温新政”伊始响起，却被代之以“和谐社会”，改革的空间不长反消。然而，当人们在不久前听到总理温家宝谈到“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能做的事情绝不拖延，能解决的问题绝不推脱”时，再一次心潮澎湃地，准备原谅九年苦等，对胡温政权的尾声寄予厚望。 其次，继近两年频繁谈论政改之后，温家宝今春再次成为话题明星：首次正面回应阿拉伯之春，称“要尊重各国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任何政府的责任都是为人民谋利益，除了这一点以外，它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他还借南巡纪念之机，重提邓小平讲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死路一条”。而且，在乌坎村民通过顽强抗争实现民主选举之际，他要求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利，强调“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 再次，打黑唱红之都的英雄，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戏剧性地从成都美国总领馆被押送到北京，让“重庆模式”的前途和中共十八大的人事暗战成为全世界的政治八卦。而《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文章，大谈“冒风险也要改革”，因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被认为是这个八卦的严肃注脚，意味着高层已达成改革共识，十八大之后的新“新政”更值得期待。 至少人民还有期待的自由，任何希望和幻想都值得体谅和尊重。同时为了不让希望再次被“和谐”，不让生命被耗费又一个九年，我们也不妨趁此机会，讨论几个问题。 政治改革必须有死路一条 《人民日报》文章坦率地说，中国的改革改到如今，“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它没有直接说透”硬骨头”所指何物，但我相信在大多数读者的理解中，都是指政治改革。 准确地说，并非经济体制改革“改得差不多了”，而是在金融，财税，地产，国企等等各个领域都问题成堆，甚至不进反退，危机四伏。然而，所有的经济问题都碰触到政治的暗礁。正如邓小平一再表述，温家宝一再重述的那样，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无法深入，而且成果难保。 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执政思想在全球的破产，中共在改革开放以后把经济发展作为事实上的合法基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保，也就意味着中共的统治危机。因此，邓小平和温家宝在谈及深化改革时，都是以一种大声疾呼的语气进行警告：“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对，不改革开放就下台！下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以及“邓小平表示，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中国内地主张政治改革的媒体及民间舆论，也总是一再借“亡党亡国”相威胁。他们不知道的是，“久经考验”的中共高级官僚，再也不会有谁会被这些话吓倒。邓小平也仅仅以这些警告推动了经济改革，其他人想要靠它启动政治改革，让人想起经济学家于光远说过的一句话:“要共产党搞政治体制改革，等于与虎谋皮。” 就个人的政治利益而言，历史清楚地告诉人们，不消说极权专制的毛泽东时代，即便是在三十年改革开放时期，事实并非“谁不改革谁下台”，而是恰恰相反，谁改革谁下台――被认为在政改方面不思进取的江泽民、胡锦涛，甚至保守反动的李鹏等中共领导人，都能得以善终，而锐意改革的胡耀邦，赵紫阳，则成为悲剧性的政治人物。 这并非是历史的偶然。从一个想要永远把持统治权力，视任何挑战权威的民间努力为敌对势力的政治集团的利益来说，政治改革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甚至就是死路一条――至少对于既有的依靠腐败专制的获利者来说，必须是死路一条。 把“长治久安”作为改革的前提，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即便按照邓小平及其他中共领导的论述，政治改革也意味着更多的民主。民主就意味着挑战，意味着公平的竞争，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 一个腐败专制的政治利益集团，经过改造以后是否能够新生？当然有这个可能。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台湾的国民党都是如此。然而，把拒绝统治权力的挑战作为新生的前提，在全世界都还没有先例。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邓小平与胡耀邦改革动机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救党，后者是为了救民。救党者权杖在握，救民者黯然下台。要么胡德华的说法不成立，要么政党利益和人民利益并不像政治宣传中号称的那样始终一致，而且前者大大凌驾于后者之上。 当《人民日报》再次以“救党”的立意谈论深化改革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这一问题：政治改革到底是为了什么，救党还是救民？假如二者发生冲突，应该如何取舍？救党的改革在何种前提下才有可能？ 政治改革就是民主革命 改革与革命的新争论，自去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开始，至今余波未了。 很多人都认为区分改革与革命至关重要，但是很少有人作出清晰的论证。甚至用暴力来区别，也遇到了这样的难题：戊戌变法磨刀霍霍，六四民运血染广场，反右和文革死伤无数，辛亥革命却并未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更不用说和平的天鹅绒革命了。 这些争论者似乎都不知道，邓小平很早就断言：改革就是革命。 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一再宣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同样强调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因此改革就是革命。 这并非因为邓小平作为职业革命家偏爱“革命”一词，而是他比当下很多人更明白改革的意思。真正的改革跟革命是一回事，就是要进行性质上的实质性改变。政治改革就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意味着权力竞争，专制不再。 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改革是一个含义很多、容量极大的字眼。但是，如果要从它的许多同义词中找出一个最能表达它的本质的关键词，那么可以说，改革就是革命。”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从来没有下定决心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他的确多次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意义，他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至今被认为也包含了政治改革。然而，当他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改革的前提时，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任何革命性质，甚至是一个文字游戏了。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 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 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 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说：“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有两点共识:一是坚持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改变毛泽东留下的经济现状,即经济体制改革。”并认为南巡谈话强化和固定了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模式。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 20 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 20 年。”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滞后，造成官员滥权，腐败丛生，法治倒退。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像有些主张改革的人士所抱怨的那样，是因为中共领导人没有遵循邓小平理论思想。事实上，这正是他们严格执行邓小平路线的结果。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并没有人们想像中那么大的差异，都是不同版本的邓小平模式，也就是让全世界受到困扰的中国模式。 没有共识才有变革 很多有志于推进改革的人士，虽然了解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矛盾之处，但是他们故意视而不见，而且把彻底的政治改革的愿望强加到邓小平的头上，希望借助这位已逝领袖的余威，说服民众，施压中央，从而达成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他们以为有了改革共识，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这些借南巡纪念而寻求改革共识的人们忽略了基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当年如果形成了改革共识，就不会有南巡这件事情了。此前，邓小平试图通过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署名“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制造舆论。据作者之一周瑞金回忆说，这些文章遭到来自北京长达一年左右的批判，由此可见分歧与斗争之严重。 由此上溯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否因为全社会形成了改革的共识，随后改革就发生了呢？当时的大多数民众，和权力中心根本信息不对称，没有任何可能去和斗得你死我活的当权者达成共识。安徽小岗村的村民，也不是因为要和别的什么人达成改革共识，才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 在一个政治资源被统治者彻底控制的社会，假如说统治者内部达成某种共识尚有可能的话，那么民间社会根本没有渠道也没有资格去寻求这样的共识。 尤其是一方要追求民主政治，一方要把专制作为前提时，共识只会是一个谎言。 当人们津津乐道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共识”时，他们俨然忘记了八九民运的存在。统治者不惜以坦克和枪炮来对准示威民众，足见“共识”之虚幻。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共识本身没有必要。 人类历史上的变革，很少是因为共识而发生，更多恰好是冲突的结果。 今天广东的乌坎，就是当年安徽的小岗村。正如小岗村人争取到经济权利一样，乌坎人争取到了自己的政治权利。乌坎人也曾试图通过上访去和当局达成改革的共识，然而并未如愿。最后，他们和当年的小岗村人一样，冒着生命危险，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终于获得成功，载入中国改革的史册。 尤其要警惕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共识是统一思想的另外一种表述。统一思想只会限制自由，而不能促成改革，尤其不能促成包含思想自由的政治改革。 与其寻求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不如鼓励每一个人都了解自己的权利。 与其徒劳地把希望放在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身上，不如一点一点地积聚公民社会哪怕微薄的力量。 无论即将卸任的胡温政权如何满足你九年前的期望，也无论即将履职的新一代领导人如何大刀阔斧，你都不必沉浸于改革共识的虚幻图景，而是始终清醒地意识到你作为个体的存在，尽最大可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多元存在乃是文明进步之本,冲突和压力才会带来改革，激烈冲突和强大压力才有可能促成一个享受专制盛宴的利益集团进行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