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

本报记者 郭建光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1月16日   12 版） 李英强 （寇爱哲  摄） 四川巴中的晏阳初图书馆   （柳建树  摄） 湖北青石镇的黄侃图书馆  （郭建光  摄） 黄侃图书馆内的阅读场景   （罗奇志  摄） 李英强   （罗奇志  摄） 编者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潘光旦曾痛陈教育的误区，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忽略了自己的根本使命，“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取得巨大进展，为青年、为国家贡献良多。然而在根本使命这一问题上，当代教育仍有值得检讨之处。许多有识之士已展开研讨，并将改良举措付诸实践。“立人图书馆”便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项目。 4年前，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李英强放弃大城市生活，背起行囊回到湖北农村老家。和他相伴的，还有一份扎根农村、建设乡村图书馆的执拗理想。 几年过去，他在自己的家乡和全国其他8个省份共建起了13座图书馆。他雄心勃勃，想在更多的农村地区，建立更多的图书馆。 这些乡村图书馆，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立人”，取《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之意。李英强想通过图书馆这个平台，“恢复人的尊严，发扬人的价值，帮助人成为健康的人”。 “我相信一件事，就去行动。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接受我们不能够改变的，这就是我所要做的。”这个留着山羊胡子的青年人说道，语速极快。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 初冬的一个下午，在湖北省蕲春县这个名叫青石镇的地方，太阳还稍有点刺眼。32岁的李英强趿拉着一双蓝色拖鞋，穿着一件浅灰色外衣，抱着自己不满一周岁的女儿，坐在台阶上晒太阳。如果不了解他的背景，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个名校硕士。 台阶前的水泥地上晒着稻谷，往前，是一条不太宽的公路。飞驰的汽车鸣笛驶过，掀起阵阵尘土。马路另一侧，是青石镇中学。一些推着小车卖零食的小贩，在等待着学生的出现。 图书馆就在李英强的身后，一栋红色的4层小楼。这是李英强今年才租下的，每年租金1.8万元。摆放在门前的一块白板上，写着“图书馆，免费阅读”的字样，算是牌子。此前，他的图书馆设在中学内，不对镇民开放。 公路上人来人往，但没什么人走进图书馆。 “时间长了，就会有人进来。”年轻的父亲倒是很放松，逗弄着怀中的孩子，不时笑出声来。 5年前一个冬日，李英强到河南农村出差。一个个村庄从火车窗外掠过，许多显得凋敝。农村出身的他，便与同行友人谈论起农村的话题。他们聊到农村的衰败，聊到农民精神世界的荒芜，聊到“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的同题系列文章。 其时，李英强刚刚拿到硕士学位证书，在北京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关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最初为四川一位学者所写，在文章中他以自己所在的中学为切入点，引申到他对整个社会的担忧。作者在文中强调：“一种向下的力量开始登场，从而抑制住了原本随着时代而高涨的向上的力量。” 文章引起不少人的共鸣。此后，一些人开始写同题目文章，描写及反思自己家乡的“沦陷”。 “我几乎看过所有写家乡沦陷的文章。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李英强说。 家乡对他来说，是一个亲近而又遥远的地方。自1997年离开农村老家，到外地上大学后，他就一直在城市生活。每次回到老家，他停留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即便是短暂的逗留，家乡的凋敝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那位四川学者在文章中写道：“我的家乡今天充满了……终日消耗在麻将里的人群，以及在教育者绑架之下被迫造假的孩子们。”这样的景象，也在蕲春县出现，也在青石镇出现。 李英强读中学时，这个叫青石镇的地方，还有几家“有追求”的小书店，而国营的新华书店，也会卖一些“打开世界大门”的图书。 如今，那些小书店不见了。那个不太大的新华书店虽然仍在这个镇子上营业，不过里面的书已经与以前有“质的不同”。在昏暗的空间里，破旧的书架上横七竖八地摆着一些教辅材料、科技书籍等。镇上的高中毕业生蔡小海大呼：“这些书都过时了，有谁会买？” 小镇上还有几家网吧。每次回到家乡，李英强总能发现，一些戴着红领巾或穿着校服的孩子，出现在烟雾缭绕的网吧中，玩着各种各样的游戏。一些游戏中，甚至还出现色情的画面。 上高中后，李英强来到县城。当时县城的人文氛围，让他充满激情和想象力。那时，县城的电影院会放映一些不错的影片，他在那里看到过科幻大片《未来水世界》。而现今，电影院依旧在，只是已经变成了歌舞厅。 那些他曾买到过《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以及《简爱》、《悲惨世界》的书店，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租书店。在这些租书店中，他总能看到一些学生在翻阅穿越、盗墓或者“有点色”的言情类书籍。 “经济的繁荣，并没有给农村带来精神世界的充实。”李英强说，“家乡的沦陷包括很多方面，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沦陷。” 那次旅程快到目的地时，李英强严肃地对友人说，自己想回到家乡，为乡民建一所图书馆。因为“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我不能逃离，也无处可逃。我是农村考出来的，我必须回到农村去。”他对友人说。 友人一听，当即点头称赞，并鼓励他放手去做。 此后不久，李英强就开始筹划第一家乡村图书馆。 那些书，对考试可能没有帮助，但是对人生有价值 这栋红色小楼的一楼，约有200平方米，沿着3面墙壁，立着一圈书架。图书馆的志愿者将书分门别类地整理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架上。屋子中间摆放着几张白色的书桌，桌上也散落着一些图书。 这些图书，有适合小学生阅读的，还有中学生读物。甚至一些比较“艰深”的书，也出现在这所乡村图书馆里。如果不是门前那些晒着的稻谷，不是公路上乱窜的母猪，乍一看，就像置身于都市中一个有品位的书店。 立人图书馆的书目都经过精心挑选。李英强曾放言：“就藏书质量而言，如果在立人图书馆读几年书，会比上一般的大学强得多。” 2006年的河南之旅一结束，李英强便开始写建立乡村图书馆的计划书，并拟定图书馆的核心书目。其间，他不断与学界朋友联系，请他们推荐适当的书目，甚至还通过网络征集。 立人确定的方向，是以人文教育为主要内容，关注人的精神成长。人文（humanity），指向的是人的发现、成长和完善。综合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意味着一个整全的“人的现代化”。 李英强也意识到，立人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一些公民常识，培养和训练他们的人格，做公民教育的试验者。 最终，他拟定出适合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阅读的书目，共约2000多种。 其中小学生书目有近200种，以简单经典的故事书为主；中学类书目，内容随年级逐渐加深。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系列、刘瑜《民主的细节》等，以及鲁迅、胡适的书，还有钱穆、汤因比、费正清、唐德刚、张灏、葛剑雄等人的著作，都在核心书目之列。此外还包括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等。 “书目是图书馆的灵魂。农村学校没有城市学校条件好，但立人至少能让农村学生读到高品质的书。”说到这里，李英强加重了语气。 当年刚上大学时，面对那些侃侃而谈的城里同学，他曾产生过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因为中学读书少，一些讨论，他几乎插不上嘴。很长一段时间后，这种自卑感才淡化。 筹划立人乡村图书馆时，“平等”是贯穿其中的一个意识。尽管“硬件”的城乡平等并不现实，但李英强相信，以阅读为主的“软件”是可以填平鸿沟的。 书目拟定后，他就开始着手筹款。这是最为艰难的一步。有朋友回忆，那段时间，每与李英强见面，他都像“着了魔一样”，反复问两个问题：靠谱不？支持不？ 第一笔收入是帮着他设计立人标识的朋友捐赠的。当听到他的乡村图书馆计划后，朋友毫不犹豫地掏出300元钱。此后，李英强不断游说，不断有钱捐入。 与此同时，这名北大硕士托家乡的关系，与家乡学校的领导沟通。他的计划是，在学校原有的图书馆基础上，配备自己的核心图书；图书管理，则由自己招募的志愿者负责。因为并不增加学校的成本，学校当即同意。 在“普九”之时，各地的中小学都被要求设立图书馆，配备一定数目的图书。不过，据一名初中校长说，一些农村地区的图书馆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被使用过。另外，图书的种类偏少，以教辅书为主，还有一些图书则完全是“凑数的”。 青石镇中学的图书馆也是如此。有学校老师回忆，当时的图书馆甚至不开放。 2007年12月底，第一座立人乡村图书馆，在青石镇中学内试营业，起名“黄侃图书馆”。此后，每开一个新馆，大多会以当地文化名人的名字命名。近代国学大师黄侃出生于青石镇，故以他命名。在四川巴中，则有以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命名的立人图书馆。 李英强为这座图书馆配备了2000种图书，以人文、社科类为主，每种图书各一册。 开馆那天，天气很冷。下课后，学生们便涌进图书馆。这个只有52个座位的图书馆，被挤得水泄不通。外面还有很多学生在等待，里面的学生一出来，就会有人挤进去。 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一个月。为此，他不得不限制学生数量，并请人做了60个代书板，只有拿到代书板才可进入。即便如此，图书馆外经常也有学生排队等待。 当时蔡小海正在读初三，有一次老师上课时，特意讲到立人图书馆，鼓励同学们多到图书馆读书。 “那些书，对考试可能没有帮助，但是对人生有价值。”小海记得老师这么说过。 乡村教育革命，从乡村图书馆开始 从一开始，李英强就在探索一条教育之路。这也是立人图书馆最核心的定位。 在一次演讲中，他指出：“你看到千千万万的中国少年，在这个信息如此发达、学习如此多元的时代，依然以最低的效率‘被学习’；你看到数百万的中国青年，在经历了所谓的大学教育之后，陷入到失业、迷茫，无力于自身发展，无能于家庭社会；你看到每一个孩子，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被考试、被排名、被歧视、被告密、被侮辱、被消磨，你不痛心吗？” 因此，他希望自己能为青少年提供一条“自我学习、自我解放、自我成人”之路，让教育回归其本质功能，即立人。而乡村教育革命，“当从乡村图书馆开始”。 这和李英强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在他读小学的时候，当地几乎无书可读，能看到的，无非是一些评书。偶有大人们拿回一本书，他就会读得津津有味。 年纪大些后，他的生活态度一度消极，准备退学，还曾离家出走过10多天。走出家门后，他才发现自己内心一无所有。 “那时觉得生活没意义。如果我能读到一些有品质的书，或许我就不会有退学的冲动。”李英强回忆道。 作为对教育品质的追求，立人图书馆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阅读课、手工课、电影欣赏、讲座、冬令营、夏令营等。李英强理想中的乡村图书馆，不仅是一个学习中心、教育基地，还是一个文化中心、精神家园，并且还将成为一个交流中心和公共平台——人们从这里不但是索取，还给予，更重要的是交流，图书馆成为乡村公共生活的一个新的开始。 2008年，李英强在图书馆内开设“中学经济学”。每次开课，总有数十人前来听讲。 蔡小海就是他的忠实听众，几乎每次都到。在课上，小海学到了一些经济学常识，并且还学会用这些知识分析经济事件。 上高中后，他和几个同学认为学校强制给学生订奶的做法不对，便一起调查，一起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学校有“垄断”之嫌，并将分析发表在自己创办的学生报纸上。报纸一出，引起“全校震动”，最后学校取消给学生订奶。一时间，他们几个被同学们奉为“英雄”。 “要是没有图书馆这个平台，我们也做不到这一步。”蔡小海笑着说。 像这样的调查分析还有不少。比如学校的垃圾处理问题、铁栅栏的成本问题、学校的扫帚为什么比家里的坏得快，等等。 借助图书馆这个平台，蔡小海认识了很多校内外的朋友。周末休息时，一些人会跟随小海，到图书馆读书。 小海和另外一所学校的学生小伟认识后，两人经常在图书馆展开讨论。 “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问题写出来？”李英强启发他们。 两人兴致很高，召集了一些朋友，开始深入讨论一些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还成立一个编辑部，筹划办一份报纸。不久后，小海出资200元钱，买了一台旧电脑。 第一期报纸出来了，叫《一代人》。一位学者看了其发刊词后，直呼“写得老道”。他们先后出了4期报纸，直到这个团队在高考后各奔东西。 有一次，为了想刊登经济学家茅于轼的一篇文章，蔡小海辗转找到其电话。通过电话，他说了自己的想法，茅于轼当即同意。几天后，小海还收到茅于轼寄给这个编辑部的500元钱以及数本他写的《生活中的经济学》。 近几年，网络开始冲击到这个距离县城近30公里的镇子。李英强曾看过一篇分析少年人沉迷于网络游戏的文章。看后他明白了一点，孩子们沉迷于网络游戏，沉迷于虚拟世界中的聊天儿，其实是教育之病引发的天然反抗。 为此，李英强更加注重通过图书馆和专门的阅读课之间的互动来培养学生们的阅读兴趣。 青石镇现在仍有几家网吧，时常可看到一些孩子的身影。对此，李英强淡淡一笑：“图书馆至少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在一次夏令营中，李英强组织过一场辩论赛，参加者是北京大学的7名本科生和蕲春的一些高中生。他观察到，在辩论赛上，这些高中生个个表现得“很自信”，“反驳很有力”。 辩论赛结束后，有高中生对他说：“我们并不比大学生差。” 立人图书馆对乡村教师的触动也很大。黄侃图书馆开馆时，李英强邀请北京的几位学者到青石镇与师生交流。当地一名老师至今仍记得当时一位学者的话：即使在现有的乡村教育体制下，中学老师也能有所作为。 想起家乡的时候能够想起图书馆这个温暖的所在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一些学生陆陆续续走进这座图书馆。这是图书馆最热闹的时刻。回家的学生开始返校，来早了，就到图书馆看看书。 他们或在书架上选书，或在桌前看书，有几人还低声地讨论着什么。图书馆有几名专职义工，但他们几乎不去打扰这些孩子们。 一个上小学四年级的女生问道：“叔叔，这个图书馆会一直开下去吗？” 旁边一名志愿者回答她：“会的，一直开放，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小女孩不是本地人。她的父母在青石镇打工，她便跟随父母到这里读小学。立人图书馆在校外开放后，她经常到这里读书，尤爱看漫画和绘本。她说自己常常想象，如果有法力，就会帮助穷人做很多很多事情。 而在之前，小女孩说，自己除了课本外，几乎没书可读。每天天一黑，她就只得一个人呆在家中，不是写作业，就是看电视。 她甚至连玩伴都没有。冬天黑得早，天一黑下来，镇子上的人似乎停止了活动，除了马路上飞驰的汽车，几乎看不到人的踪迹。 还有两个小男孩，每天天一擦黑，他们就结伴出现在图书馆中。他们并不喜欢看书，当被问起为什么喜欢到这里玩时，两人的回答是“没地方玩”。 这一点，李英强也看在眼里。“生活本可以是丰富和灿烂的，然而大部分人都是单向度的，向着一个方向努力，因此也不知道什么是丰富什么是灿烂。” 因此他鼓励志愿者多开一些兴趣课，从而让立人图书馆“看得见、摸得着”，“不是天边一朵云，而是落在地上的雨水”。 志愿者小婷开了一门手工课。10多个女孩子，跟着她学编手链。女孩们窃窃私语，不时还发出阵阵笑声。过几天，小婷就要离开，两个小女孩还分别送了她礼物。 休息日的晚上，图书馆还会放电影。这天放的是《音乐之声》，英文原版的，可一些孩子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不过，一些家长并不买账。一个孩子经常到图书馆读书，父亲不同意，总是把孩子拉回家。孩子不愿回去，父亲就说：“光看这些书有什么用？考不上大学，你读再多的书还不是农民？”孩子只好顺从地跟着他回家。 志愿者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次后，很不解：“读书明明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家长们不愿意孩子们读书？” 后来，他们到一些同学家中做家访。在给家长们讲了一大堆读书的道理后，对方一句话就驳回来：“到图书馆，能不能考上大学？” 当然，也有一些家长接受了志愿者的意见，不再强硬地拖孩子回家。晚上下自习后，一些孩子甚至在图书馆逗留到晚9点过。而第二天早晨4点过，他们就要起床，准备上学。 在这个偏僻的乡村中学，学生每天用在课内学习的时间达到10多个小时。 即使在双休日，高年级的学生仍被要求有一天在校学习。“我们就像一个个不需要休息的机器一样。”一名初三学生说。 高三毕业后，蔡小海没考上大学。他到外地打工，“每天挣200元”。打工期间，他一直和青石镇的图书馆保持着联系。终于有一天，他跑了回来，并住在图书馆中，准备来年再考。偶尔，他也给志愿者们做饭。 “在外打工的那段时间，我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打工就是我的生活吗？每问自己一次，我就否定一次。我很痛苦，所以就回来了。”这个唇角刚长出胡茬的年轻人说。 这也正应了李英强所说的：“如果可能的话，图书馆成为一些人的精神家园，当他从乡村外出四处漂泊，想起家乡的时候能够想起图书馆这个温暖的所在。” 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图书馆的“温暖”，李英强将图书馆开到更多的乡村，希望更多的村民走进来。 时至今日，13座立人图书馆已在湖北、河南、四川、云南、河北、江西、山西、重庆、陕西等地的乡镇或县城扎根，办理有效借书证2000余个，覆盖人群达到数万人。 一个读者，就是一棵苹果树 11月上旬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李英强坐了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从蕲春县城的黄侃图书馆分馆回到青石镇。 图书馆里空荡荡的，一片寂静。他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对在场的志愿者说：“今天很有收获，有一个女生看了一下午书。” 大家面面相觑，随后哈哈大笑。李英强也跟着笑起来。有志愿者说，自己也培养了几名读者，也应该高兴。 “培养读者很难。只要我们坚持，相信会有不少人来读书的。马丁·路德曾说过：即使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我也会选择在今天出门，种下一棵苹果树。”李英强开始给大家打气。 县城的图书馆开了有一阵子了。前几个星期，几乎无人问津。即便如此，他们也坚持在休息日开门。 吃过晚饭后，李英强照例躲进房间，通过网络和外界联系。他得募集更多的钱，还得招聘更多的志愿者。同时，他还要一遍一遍地传播他的理念。立人图书馆越建越多，钱和人成为李英强头痛的事情。 他曾写道：“林中两条路，我们选择了人烟稀少的小径。不被社会时髦的潮流裹挟，不被已知未知的困难吓倒，我们选择，我们承担，我们热爱，我们享受。” 其他志愿者也各行其是。一部分到一楼，等待着读者的到来，另外两人则在二楼忙活。二楼准备再办一个阅览室，书架的材料已经买来了，志愿者们得自己组装。 来这里的志愿者，每个人都怀揣着一分理想。 一名志愿者，在回答“我为什么来立人”的问题时写道：“我只希望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能多看一些书、开阔眼界、长长见识；只希望在他们毕业后、踏入社会前，思维里面不出现或少出现外出打工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只希望10年后他们在对自己的孩子讲起美丽的校园的时候，不要说那是‘猪圈’。” 志愿者王一夏，硕士研究生没读完，就申请到立人图书馆工作。她的理由很简单，只为做一份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志愿者尹虹，刚刚办完离职手续，在广州，她的月薪是3万元。志愿者阿良，原为一家飞机制造厂的工作人员，收入也不菲。还有志愿者三炮、小张、小婷、阿飞、小树等，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 志愿者的这些行为，也常常感动着李英强。他将这个团队的生活，看作是“生活在真实之中的生活”，是一种“‘在人间’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信任、友谊和爱，充盈其间”。 青石镇人依旧在按自己的节奏生活，一些人出门打工，一些人没事打打麻将，一些人喝酒作乐，还有一些人钻进网吧……白天的公路上依旧一片繁忙，依旧有猪在乱窜。图书馆对面那些闲聊的村民，始终没有走进过图书馆。 有志愿者着急，“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拉进来”。但李英强总说：“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图书馆在这个地方存在，就是意义。” 只要他有空，还是会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抱着孩子晒太阳。 小女儿不知为何笑了，李英强也被带笑了。他把女儿举到面前，用额头碰碰她的额头。

萧瀚 　　 　　今天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100周年纪念日，纪念这个日子，是纪念我们也曾经有过一场真正的革命，试图建立过一个自由民主宪政共和国。无论如何，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来都是纪念一个历史时刻的重要内容。 　　 　　研究辛亥革命的文献汗牛充栋，各种启人深思的洞见也不少，本文只是一篇短论，假定阅读者与我共享一些基本的历史常识（当然，这种历史常识不会是以撒谎为业的垬教科书里的历史），因此本文只有观点与分析，不进行罗列史实的论证，最多只是像孟德斯鸠写《论法的精神》或《罗马盛衰原因论》那样以论带史。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真，真在革除和新建的主目标都是制度，而不只是一个皇位。它要革除的是专制，代之以民主制；要革除集权制，而代之以分权制；要革除无限权力制，而代之以有限权力制；要革除集权君主制，而代之以无君共和制。这样的革命为中国自古所无，要说开天辟地，辛亥革命才是一场真正开天辟地的革命，在整个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具有最高地位。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传统，在政治上可以概括为“四暴传统”，即由“暴君暴政暴民暴乱”构成的历史鬼打墙，历代中国有暴动，无革命，推翻旧暴政，建立新暴政，回环往复。辛亥革命也开启了革除这一腐朽传统的电门。因此，辛亥革命，无论其后来的成败，都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二．辛亥革命的历史条件 　　 　　后人常诟病辛亥革命后来的失败，其实，一场革命的成败既取决于革命者的素质，也取决于一些神秘的人力不可控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革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由于数千年的奴役制、专制、集权制、无限权力君主制，要辛亥革命一击而成，一劳永逸地进入自由民主宪政共和制，这个要求显然是种缺乏历史同情的理想，因此，对辛亥革命需抱以连续的不断巩固已有善制的视角才能正确评估它。换句话说，一个行无限君主制奴役制至少2000年之国，要改造成一个真正成熟的自由制之国，若经历数百年风雨，其实是不奇怪的，为此，在充分肯定辛亥革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总结并吸取其教训方面也是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三．辛亥革命诸教训 　　 　　（一）.革命理论：三民主义与三政主义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纲领性表述通常被认为是三民主义的最初形态。三民主义虽然成书较晚，但在辛亥革命之前的相关宣说，孙中山等人都做了大量工作。 　　 　　辛亥革命的主要目标和对象虽然是制度，但在其造势过程中，并非不可避免地借鉴了西方民族革命的种族主义。“驱除鞑虏”即为一种专门针对满族统治的种族主义思维方式，虽然在辛亥革命最初成功之后，孙中山、黄兴，尤其是章太炎，马上申言革命不是为了杀满人，但这种单篇的文章与演讲，与已经成为标志性口号的“驱除鞑虏”，两者的影响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以种族主义起家的革命，与革命的目标“共和”本身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断裂甚至冲突。孙中山后来即使修正其说，弱化反满排满的思想，而主张五族共和的民族主义，但依然有着大汉族心态的种族主义影子（比如孙中山临时政府下“剪辫令”即为典型，与当年多尔衮的“去发令”在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 　　 　　三民主义中的民权部分，孙中山对自由的理解水准之低是令人震惊的，政治自由——至少是因政治自由而带来的消极自由——作为一切其他权利的基础，这是孙中山没有认识到的，即使有严复先生翻译密尔《论自由》为《群己权界》在前，孙中山亦可以说完全不懂何为自由。从他提出“国家自由”这种莫名其妙的概念，就可以知道孙中山为什么会是一个专制者，为什么会倒向苏俄。从孙中山对欧美革命民权成果的低评价中，可以看到孙中山对美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一知半解、生吞活剥，从他对自由（尤其是个人主义的自由）的忽视、蔑视甚至误解中，也能明白他为什么会将人民比喻为阿斗，明白他为什么没有能力区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他对汉密尔顿等美国国父的错误解读更说明了孙中山对于宪政分权的精神内核——“分权与制衡”（这是一种通过权力对抗保障民权的制度技艺）——其实是完全不懂的，所以他倒向迷信万能议会之类的极端民主制也就不奇怪了（他给人民空头许诺了一个完整的主权，并以所谓的权能分离将治权完全交给政府，可见其完全不懂官僚制会蜕变到奴役人民的结果，从而离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仅有一步之遥）。至于孙中山革命早期就提出的莫名其妙的五权宪法（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单列考试权和监察权，虽有分权之效，却会破坏制衡的目标，从而逆向地降低分权的成效，但这恰是孙不懂的），也是不懂宪政技艺的产物。正如唐德刚先生十分到位的评价“三权已足，五权不够”。 　　 　　孙中山民生主义部分的思想可概括为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平均地权的主张，源于亨利.乔治的学说，是一种介于土地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间的土地制度，也可算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主张，这种主张若实行，必建基于个人财产权并不具有完整的私权保护。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在土地制度方面的见解依然是权力解决，而非市场解决——市场最多只能是个辅助手段，由此可见孙中山不懂经济学，也不懂得作为必要的恶的权力的限度。至于他提出的节制资本、搞国家资本主义，推崇苏联甚至太平天国的所谓共产主义，显然都是迷信权力无所不能，倒向极权主义可谓其思想逻辑的必然结果。 　　 　　1924年，孙中山还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这种观点作为一种社会学分析框架未尝不可，问题在于，孙中山将其作为一种付诸实践的政治理论，因此不但大谬不然，甚至成为他自己苦心经营的辛亥革命的反动。从一种社会走向来看，历经数千年奴役制的中国在宪政历程中可能会经历军政、训政、宪政三步曲当然不奇怪，但对待这种可能现实的态度，应该不是承认其合法性与正当性，而应该是在批判和建设中改变现状，而不是千方百计维护现状，这在孙死后国民党党治中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其学说践行于现实带来的侵犯人权等严重问题。 　　 　　（二）革命实践：政治革命僭越社会革命 　　 　　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不是一回事，政治革命家与社会革命家也不是一回事，都不能混淆，一旦混淆，将灾难无穷。做这种区分的原因在于，政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保护个体自由与群体共和的制度，它是可以一揽子解决的，即制度是可以建构的；但社会革命是一种零散的而且必须是零散的、间歇的而且必须是间歇的、不可能整体解决的持续过程，这是基于个体的人对于自由和行使权利能力的差异性导致的。但辛亥革命诸贤基本上没有这种区分能力，也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 　　 　　辛亥革命在革命实践中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这也是前述所分析的辛亥革命的革命理论带来的必然结果。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理论家们由于并不深切理解个体自由的价值，也不理解个体自由的差异所导致的社会百态，妄图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整全性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解决中国一切问题，这种过于急躁的心态于是带来诸多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自由民主宪政共和政治制度的确立只是社会走向光明与良善的必要条件，有自由民主宪政共和制度之后，需要在巩固这新制度基础上，允许社会以缓慢的步伐逐渐激发人的自由创造力，才能逐步进入良治与自由繁荣的境界。制度对社会的改造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任何社会的自由与繁荣因其必须落实于尽可能多数的个体，制度只是释放正向的自由力量，遏制负面的自由力量，而不是直接创造自由与繁荣。任何妄图以权力遽然改变整个社会的社会现状，几乎必然堕入极权主义恶道。因此革命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千方百计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宪政共和的政治制度，并且千方百计地保护已有的该制度，而不是大包大揽，狂妄地自以为救世主妄图解决一切问题。 　　 　　1.君宪还是共和 　　 　　一个国家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本质上并不取决于有没有君主，而在于君权的限制程度。但以孙为代表的辛亥诸贤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且以排满为首期目标的种族主义思路也不可能产生允许保留君主的思想。因此，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一个回合是留君和废君之争，而后则几乎演变为袁世凯一人的决定。袁世凯原本推崇君主立宪，但为了诱人的总统大位，袁世凯对清廷威逼利诱，结果是清帝逊位，临时约法生效，中国改行共和制，革命第一阶段成功。如果袁世凯不接受共和制，那么当时可能是行君宪制最好的时机。中国缺乏全民普遍信仰的宗教（儒学也不是宗教），因此保留皇帝，只要在制度上充分限制其权力，未必是件坏事。当然，行君宪制并非不冒险，因为无论君权是否在制度上充分限制，以袁世凯的权欲，大权独揽必成事实，而直接称帝也并非不可能。废除皇帝之利，在于将来再有人称帝，必成众矢之的；废除皇帝之弊，则在于早期易出现动荡，民心散乱、国家易陷入无序的分裂与混乱（分裂利于地方自治，但若无联邦制易于战争）。从长远看，或许君宪制更有利于国家和民心的稳定，而非共和制，后来的事实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辛亥诸贤可谓被仇恨蒙蔽了理性。 　　 　　2.总统制还是内阁制 　　 　　孙中山喜欢总统制，宋教仁喜欢内阁制，这与两者各自的权力欲本身相关，但从一个中立的立场看，从限制“君权”以及防止总统蜕变为专制帝王角度看，当然是行内阁制更适合。但是，孙中山当临时总统时实行总统制，而袁世凯就职后却行内阁制，这造成民国与袁世凯不必要的龃龉，被袁世凯视为看人下菜碟也不冤枉。这也说明了孙中山本人的权力欲极强，即使为了短暂的临时总统职位也不惜视后果于不顾而行总统制。如果最初即实行内阁制，袁世凯继位之后并无权限变化，虽然不能保证袁世凯后来不断升级的揽权，但至少他在情绪上不至于有那么严重的抵触，以至于到水火不容地步。问题还在于，从临时约法的具体条文可知，该约法没有具体规定大总统与国务总理如何分权，因此徒具内阁制之名，不具内阁制之实，袁世凯继位后的不断扩权，而国会难以控制当亦与此相关。 　　 　　3.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 　　 　　《临时约法》没有规定地方权力，更没有规定地方自治，完全没有中央和地方分权的规定，因此无法完成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基本宪政要求。这一严重缺陷也是后来各地军阀战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具有合法性时的立宪若出现重大宪法漏洞，通常都会导致严重后果。这一漏洞并非疏忽所致，而是辛亥诸贤的革命理想中并没有排除自身的揽权欲望，如果规定中央与地方分权，那么中央政府的权力就会严重受限，无论孙中山还是宋教仁，可能都是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结果。孙中山在革命早年就倡导地方自治，但临时约法却不写进去，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而后来力倡地方自治，则是下野很久以后、经历诸多水火以后的事了。 　　 　　4.军队国家化 　　 　　《临时约法》在军队国家化方面完全无所作为，这也是个巨大宪法漏洞。军队国家化的宪法路径，通常是在宪法中规定国会决定军队的建立、扩编、财政等一系列控制军队的权限，尤其是财政上的控制是基础和必需的。虽然总统毫无疑问应该是三军统帅，但必须经国会授权之后才可依法调用军队，以防军队成为总统的私人武装，这是军队国家化的宪政操作。但是，约法只规定了总统是军队的统帅，却没有规定国会如何控制军队。这不仅仅给袁世凯视北洋六镇为护体神盔以宪法依据，辛亥革命派集团因此无法交出兵权不但是违宪的，同时也促使双方武装角力不得安宁，而袁世凯以私人目的逼迫革命派督军交出兵权反倒是合宪的。这样的宪法漏洞是不可饶恕的。 　　 　　5.二次革命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3月25日（亦有资料说27日），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黄兴、章太炎等则力主法律解决。孙最初的主张是一种激化矛盾的做法，并不利于事态的缓和与最终解决。虽然当时的国会存在种种问题（例如进步党议员在善后借款一事上抹稀泥，未尽议员之责，对于袁世凯政府此后进一步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应该负有重大责任），但由于国民党议员的坚持，国会并非完全无所作为，例如赵秉钧即因国民党议员的质询而辞职。可以说，在当时情况下，国会依然可以根据法律程序做不少事，例如继续邹鲁对政府的弹劾案，对于变节的国民党议员如果违法也同样应该以法律的方式弹劾等，至少当时的情况远没有到必须动用武力解决的地步。而且在有宪政制度框架的前提下，解决纠纷应当穷尽一切可行的法律程序，穷尽之后行使权力者若以违反法律程序的方式抹杀事实和正义，才是武力解决的必要条件。但是，国民党在7月12日李烈钧打响二次革命第一枪之前，已有大量备战的举动。第二军军长徐宝山因缴获国民党自上海运往安徽、江西的过境军火而被陈其美、张静江设局炸死（5月24日），孙及其国民党罔顾宪政可谓与赵秉钧同样令人发指。此事因袁世凯政府未深究而遭进步党众议员质询。 　　 　　二次革命是一个分水岭事件，在宪政制度框架下，由于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性质，只要掌握权力的人和部门没有全部违法，事情都有可能妥善解决，如果仅仅一个环节违法就轻用武力，就会成为破坏宪政的罪人。孙中山在二次革命之后走上以入伙者宣誓效忠、按指模等个人崇拜等手段建立党军的道路，正是其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堕落为黑帮老大的开始。 　　 　　6.非常大总统 　　 　　原国会被袁世凯解散后直到张勋复辟失败，国会都没有正常运转，其后段祺瑞重组第二届国会——没有国民党的国会当然是非法的，孙中山于是在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并成立了以原国会国民党议员为主的非常国会，为了与北洋政府争夺合法性，孙中山要求非常国会选举一位非常总统，222人投票，孙中山获得218票就任非常大总统职务。 　　 　　这样的选举当然也是个笑话。由于北洋政府不容国民党议员，其国会当然不具合法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其他新成立的政府就具有合法性，在当时情形下，只有一种合法的政府，就是根据《临时约法》、遵循正当程序选举产生的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但广州非常政府的国会并未经过正当程序重组，如此选举产生的总统当然也是没有合法性的。 　　 　　7.大一统还是联省自治 　　 　　在对待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问题上，孙中山的革命党立场自然没什么问题。但是，到20年代初，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龃龉，就再次显示出孙中山的集权甚至极权本性。孙陈之争的本质在于大一统还是联省自治，并非简单的无是非派系之争。 　　 　　袁世凯死后留下的散裂的中国，中央政府力量微弱，各地有军阀之间的间歇性战争，这是当时的基本情况。陈炯明求广东自保，并力图在将广东建设好的基础上走和平统一的道路，其联省自治的观点得到其他一些省的响应。但孙中山一心要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却遗忘了任何一个大国的强大都需要以地方的强大为基础，而地方的强大，若无孙中山本人就推崇的县自治为基础，也是不可能的。其实，从心态上说，孙陈之争的关键，在于情绪之争，孙中山并非不明了自治是基础，但他认为北方诸省陷兵煑水火，必欲救之而后快，甚至完全可能出于权力的私欲而期望通过武力征服来洗白自己非常大总统的合法性。对于具体施政于广东的陈炯明而言，他当然没有兴趣去趟这趟浑水，无论他是否以联省自治为借口，不肯参与北伐他都没错。至于后来双方兵戈之争，这与陈炯明先后四次遭到陈其美派人的刺杀并失败有很大关系，而陈其美作为孙中山的一条狗，孙不可能与此毫无关联——虽然目前可能并无孙中山直接下令的证据。至于孙中山在中山舰上亲自向广州市民开炮，至100多人死伤，可谓完全丧心病狂。 　　 　　 　　＊ ＊＊＊＊＊＊＊＊＊＊＊＊＊＊＊＊＊＊＊＊＊＊＊＊＊ 　　 　　综上所述，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最重要的功臣，是中华民国无可置疑的国父之一，正如无论袁世凯后来做过什么，也是无可置疑的国父之一。但是，两位“国父”都是存在着严重污点的“国父”，甚至是国父与国贼合为一体的人物。辛亥革命之成功与后来未能巩固，都与他们两位的种种破坏宪政之举有重要关联。 　　 　　直到孙中山去世之前，中华民国既是革命党人与旧清官僚联合建立的——主功者当然是革命党人，也是革命党人和旧清官僚们各自破坏的——主过者当然是以袁世凯为首的旧清官僚，但革命党人尤其是作为辛亥革命灵魂人物的孙中山也难辞其咎。 　　 　　辛亥革命的成败有其很好的经验，例如与旧制度中有改革愿望者联合推动善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中损失最小、基本上没有造成什么动荡的一次奇迹性变革。这场变革的主要功臣们，尤其是作为辛亥革命的灵魂人物的孙中山为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怎么高估都不过分的。 　　 　　辛亥革命也有极深刻的教训，除了袁世凯式人物应当作为转型时代旧官僚的重要典型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孙中山这位从伟人、国父逐渐蜕变为迷信权力、迷信暴力的独裁者，尤其需要深入研究。前文已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最大的问题在于不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越俎代庖妄图解决一切，改造社会之心过切，却对如何设置政治制度下功夫不足，甚至维护不力，破坏有余。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峡两岸对孙中山的造神运动早该终止。孙中山是伟人，也是罪人，不抹杀其善其功，不隐讳其恶其过，才能给未来中国以真正的历史教益，也才能警醒后来的政治家，才能给未来中国造福。 　　 　　 2011年10月10日双十节於追遠堂 　　 　　http://xiaohan.blog.caixin.cn/archives/25427

　　要点1：仅是腐败，无法让清王朝一夜之间垮台：那些腐败只是上层的腐败，没有深入社会的细胞，没有深入社会的肌体、骨髓。在下层社会或中层社会中国还是一个儒家传统的社会，那些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们、那些朴实的农民们、那些受过西式教育的将军们都是挺好的，都是正派人，都是孔夫子一脉相承的中国有教养的人。 　　要点2：清朝垮台最直接的原因是水灾导致的粮荒，因为当时全国到处是水灾，东三省告急、河北告急、广东也告急，江浙、安徽、两湖、江西更是重灾区，除了西南，中国都在水灾当中。 　　要点3：辛亥革命后，清朝绝大部分地方官员第一选择是逃跑，而非与王朝共命运。第一个逃的是出事地点的湖广总督瑞澄，接下来是湖南官员逃走、江西官员逃走、云南官员逃走、贵州官员逃走、陕西官员逃走。 　　要点4：辛亥革命后，朝廷中的大臣第一反应是到银行排队取钱，整个北京城每家都有人去排队，一两天银行就关门了。然后挤兑风波从北京波及上海，紧接着是全国各个城市的银行都出现危机，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无法撑下去了。 　　要点5：清政府与革命党相互妥协的原因都是财政困难。解决财政困难唯一办法是借钱，但有钱的王公贵族都不愿意拿出来，清政府和革命党都只有向外国借，而西方列强在那时都保持了相对中立，钱借不到，仗没法打，只好相互都妥协。 　　要点6：我们在精神层面从来没有走出过孔夫子、秦始皇阴影，我们一直生活在他们巨大的覆蔽的阴影下。中国的政治制度两千年来都是一致的，从来没有什么改变。将近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非常枯燥、非常无味的，是翻来覆去重复的历史，这段历史没有新的创造，没有新的让你意外的东西，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辛亥百年系列讲座之三 　　主题：从私人记录重返历史现场 　　主讲嘉宾：傅国涌(独立学者)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承办：腾讯评论腾讯微博 　　时间：2011年8月19日(周五)晚19：00-21：00 　　地点：希格玛大厦5层培训 　　主持人：刘德政 　　主持人：大家晚上好，今天是燕山大讲堂第124期，也是百年辛亥系列讲座第三期。关于辛亥革命大家都有自己的认识，但辛亥革命本身一些细节有待重新认识，特别是当时的人们对这场革命是怎么看的，我们知之甚少。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著名的独立学者傅国涌先生，他提出一个口号“重建辛亥叙事”，会以一个比较微观的角度观察辛亥革命。傅先生演讲的主题是“从私人记录重返历史现场”，大家掌声欢迎! 　　傅国涌：今天的天气还是有点热，100年前的中国与今天相比，其中一个差异之一是那时候还没这么热。100年前的中国与今天还有一个大的区别，就是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没有腾讯、没有手机短信，相同的是百年前和百年后的中国在人心深处都是一致的，都在求变，并且面临时代重大转型的压力。 　　在一个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短信的时代，人们通过口耳相传，来传递大量的谣言、段子、顺口溜、民谣。那是一个谣言泛滥的时代，但我最近看到一句话(动车事件之后)，一个网友说“宁要谣言也不要谎言”，我很认同这句话。谣言再怎么次，也比谎言好。谣言是因为不知而传播，所以当一个时代谣言四起之时，那就是一个民心思变的时代。谣言是中性的，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只要这个谣言不是有意制造出来去伤害人心。我们往往把谣言看成是负面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谎言中，在谎言中生活惯了的人常常会藐视谣言、鄙视谣言，对谣言有不正确的认识。100年前的中国因为谣言四起，最终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人至今仍生活在秦始皇时代的精神方式中 　　中国的政治制度两千年来都是一致的，从来没有什么改变。毛泽东的诗说“百代皆行秦政制”，这是秦始皇奠定的一个制度，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用，一直到今天都是秦始皇的制度。超越秦始皇的制度在这块土地上特别艰难。但只有超越秦始皇的制度，中国人才可能获得近代的生活。秦始皇代表了古代，秦始皇代表了农业文明时代的一种政治总结。在黄河流域发展出来的农业文明，进入秦始皇时代，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模式——中央集权制的王朝政治，这个政治体制在当时世界上是比较先进的。秦始皇之后的一千多年，中国人对这个制度有所修正、补充，比如说隋唐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就是对文官考试制度，唐代开始的御史制度就是监察制度，都是这样的补充。但这些制度补充都是在枝节上、技术层面对秦始皇创造的一套制度的补充，而没有全新的创造。从秦始皇到宣统帝，将近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非常枯燥、非常无味的、翻来覆去总是重复的历史，这段历史没有新的创造，没有新的让你意外的东西，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都在我们预先的命定之中。从秦始皇到宣统帝，无论是张家王朝、李家王朝，谁来当皇帝，3岁的当皇帝还是80岁的当皇帝，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哲学是一致的，婚姻方式是一致的，家族制度是一致的。秦时代的中国人怎样表达情感，清代的中国人一样是这样的表达，所以中国从《诗经》，从内在审美的机制上是一致的，没有任何的变化。两千年的中国可以浓缩为一夜之间来看待。迄今为止，可怜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秦始皇时代的精神生活方式中。当然我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已经大大突破了秦始皇或者秦二世的生活，比如我们用手机，用互联网，我们可以搭飞机到全世界买房子、别墅。今天中国的富人们远比秦始皇、秦二世或者乾隆帝富裕，但在精神层面还没有超越秦始皇的格局，甚至比秦始皇还要差一点。秦始皇至少有并吞六合、囊括天下的雄心，他在农业文明时代有这样的雄心是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把这一块大陆整合起来，但在今天追求大一统的梦想的人可能已经落伍。当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网络时代，秦始皇的梦想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很落伍的思想。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自己特别爱中国，爱这个民族。为什么爱它?因为我的祖祖辈辈都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我本人也是生于斯，长于斯，受苦于斯，奋斗于斯，最终要死于斯。所以我特别爱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爱它的文化。我爱中国不代表我爱某一个政权，为什么?不是说它不好我不爱，它好我也不爱，任何一个政权我都不会爱它，我爱的是祖国、土地、人民、文化，我爱的是跟曹雪芹、李白、屈原有关的中国文化，我不爱跟毛泽东有关的中国文化。这块土地，我为什么愿意永远留下来?哪怕我有机会出国生活我也不走，这其中有很多个人原因，比如说我爱它的文化，我不可能成为美国人，我进入不了美国文化。还有一个原因是希望我的子孙后代能在这块土地上要比我生活得更好，我愿意为我的子孙后代在这块土地上活得更有尊严而努力，这也是我寻找历史真相的根本因由之一。 　　中国人只愿做主角，不愿做配角 　　关于辛亥革命所有中国人都不陌生，无论是否读过书，无论是新疆人、西藏人还是北京人对辛亥革命都不陌生，因为教科书里都有。但教科书所告诉我们的辛亥革命、我在青少年时代就熟悉的那个辛亥革命跟真实的辛亥革命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甚至在我6年前出版《主角与配角》那本书时都没有完全意识到。《主角与配角》这本书是围绕辛亥革命时代的大人物写的，围绕着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袁世凯他们写的一本书，我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叫“角色意识”，书名叫做《主角与配角》，但我最想提出的一个概念是“群角”。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高度发达的是主角意识，我称它为畸形发达的主角文化或主角意识。最典型的体现，用司马迁的话说是：两个小伙子，一个刘邦，一个项羽，一个在绍兴看到了秦始皇出巡的架势，脱口而出“彼当取而代之也”，另一个小伙子在咸阳看到秦始皇，羡慕地说“大丈夫生当如是也”。这两句话表现出两个人的个性完全不同，一个张扬，一个低调，但内在骨子里相通的是思维方式，做人就要做秦始皇、做人就要做一把手，不做二把手。中国人只愿意做主角，不愿意做配角，大到政治舞台上的人，小到一个家庭里的家长。媳妇熬成婆婆，她熬成婆婆之后，不是去善待自己的媳妇，而是要像自己的婆婆当年待自己一样恶待媳妇，一代又一代都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来传承。关于这个鲁迅分析得很清楚。如果一个人自己做不成皇帝，他要让做成皇帝的人也难受。比如说张献忠知道李自成称帝，所以在四川大开杀戒，目的是什么?你不是要做皇帝吗?把你的老百杀掉，让你一个人乐去。这就是中国人的心态，我称之为畸形发达的主角文化，不愿意做配角，更不愿做一个普通的群众演员，即群角。高度发达的主角意识，严重缺乏的配角意识，完全没有的群角意识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我从这三个角色意识去看辛亥革命，但围绕的是大人物，群角意识还没有展开，群角意识也就是公民意识。 　　中国历朝历代只有暴民和顺民，没有人愿意做一个顺民与暴民中间的公民。当然，在没有近代化的土地上，也诞生不出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只有今天这个时代，在互联网上，在微博上，在博客上，在某些论坛上才开始逐渐形成。我们正处于公民意识形成的初级阶段，尤其是代表中产阶级觉醒的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上海大火和温州动车追尾之后，呈现出爱、怜悯、同情、悲伤的大部分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年轻一代。这里面有了新的群角意识，他不是要通过对动车事件的追问，不是要通过对大火事件之后献花来成为主角，而是表达一个人应有的怜悯和内心深处的爱，这是国人的公民意识真正有所萌芽的时代。在辛亥那个时代还没有。虽然在排满的心态支配下颠覆了大清王朝，但并没有发育出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来支撑新生的共和制度，所以共和制度迅速坍塌，支撑到一年就坍塌了，从1912年到1913年，以宋教仁之死为标志，共和制度其实只有一年零两个月，这是非常悲剧性的事情。 　　仅是腐败，无法让清王朝一夜之间垮台 　　我的这本新书《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大约40万字，在这本书中我可以说没有说一句“自己的话”，每一句话都有出处，所以有密密麻麻的注解，不喜欢历史的读者是不愿意看这后面几千条注解的，那几千条注解看得太累了。我也主张不搞专业研究的读者不要去看后面的注解，这个注解是写给要继续往下追问的人看的。在这本书中，我发现了一个新的辛亥，一个我本人此前也不知道的辛亥。这个辛亥是一个陌生的辛亥，所以我敢大言不惭的说，一百年来，中国数代史家、国共两党的革命者对辛亥怀抱着巨大的感情，包括很多人下了很多功夫。海峡两岸的老一辈史家张朋园、张玉法、章开沅、林增平先生等，一百年来研究，一代代学人的努力都并没有穷尽辛亥的真相，没有逼近辛亥的真实面目。这当中当然有很多原因，包括两岸意识形态的原因，国民党有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共产党有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因为政治因素对学术的遮蔽，因为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曲折、现实的艰难，让我们对一百年前发生的那一场革命有很多误区、盲区、雷区，教科书上的辛亥是单一的简单化、只有一种解释的辛亥，而不是一个复杂的、纷乱的、丰富的辛亥。我希望借这本书回到历史的现场，逼近历史的真相，把真实的、复杂性的、甚至是乱成一团麻的辛亥革命告诉中国的读者，也告诉我自己。首先是告诉我自己，因为我在当中看到了一个令我震惊的辛亥，辛亥竟然是那样一个状态。如果回到历史现场，我们看到的辛亥首先并不是革命党人密室中策划煽动起来的一种革命。以往我们所知道的都是革命党人如何英勇、如何英明、如何了不起，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他们的牺牲是真实的，死了很多人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也搞暗杀，搞武装暴动，有很多谋划，一次又一次，前仆后继，摄政王差一点都被汪精卫们刺杀。但在一百年前的中国，革命党人既没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也没有实际的力量，更没有可行性的方略，一批乌合之众，几个白面书生根本不足以成气候，更不要说颠覆一个有267年历史的王朝。一个267年的王朝经过十几代皇帝的经营，经历过康雍乾盛世，会那么容易打垮吗?不要以为那是一棵树，想拔就拔掉，那是一个王朝，是有267年根基的江山，自从1644年满洲人挥兵南下，汉人还有还手之力吗?连“太平天国”都没有击垮它，洪秀全很牛，一口气从广西金田村杀到南京城，血流成河，沿江而下，席卷大半个中国，占据半壁江山14年，最后还不是被湘军削平。义和团、八国联军都很牛，占据北京城也没能把大清根基给摇动，最后无非赔款而已，赔款分39年还清，每年还几千万。革命党人没有力量推翻一个王朝，这完全是一种自我夸张，自我表扬。 　　第二，辛亥革命是因为清王朝的大臣、王公贵族太腐败，所以倒塌的吗?是，他们很腐败。最近香港出了一本惊世骇俗的《金瓶梅》式的回忆录，英国有一个爵士在1944年临终前留下一本英文回忆录手稿《秽乱清宫》，中译本叫《太后与我》，讲了慈禧太后等权贵的淫乱生活，细节描写露骨，同性恋，男与男，女与女，人兽交合，那是一个上帝看为恶的时代，一个腐败透顶的时代，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回忆录没有其它旁证，英国爵士说自己跟慈禧太后有数十次的性爱生活，而且有详细的性描写，那个时候慈禧太后70多岁，但没有旁证。李莲英有日记，亲手交给他保管，但今天李莲英日记失传了，旁证失去了，我们只能当八卦来看。但在八卦后面有真实的历史，有些八卦你不能完全以八卦来看，但也不能完全当信史来看，八卦当中有真实，在真实当中有八卦。当时的王公(恭亲王，庆亲王和他的儿子们)、贝勒、大臣(荣庆)、将军(包括张勋等名将)等很多人都是同性恋，整天在北京的澡堂子里亲近男色，许多被阉割的太监也在色情中度日，慈禧太后更是贪得无厌，整个宫廷就是这样的。腐败就更不用说了，是，很腐败，但仅仅是腐败能让一个有267年的王朝一夜之间跨掉吗?不可能，比清朝更腐败的我们都见过了，今天看来清朝的腐败不过是小巫，我们在见过大巫之后，那就是小巫，根本不值一提，因为他们的腐败没有深入社会的细胞，没有深入社会的肌体、骨髓，那些腐败只是上流社会的腐败，在下层社会或中层社会，中国还是一个儒家传统的社会，那些地方士绅，那些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那些朴实的农民，那些受过西式教育的将军们都是挺好的都是正派人，都是孔夫子一脉相承的中国有教养的人。所以仅仅是腐败也不至于让大清王朝在一夜之间跨台，这个因素也可以推翻。 　　革命党人的妥协、软弱、局限都不是坏事 　　第三，教科书告诉我们清朝之所以瓦解，之所以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结局，是革命党人太软弱。他们竟然跟清朝谈判，而不是彻底打败它，不是举兵北伐，彻底扫荡北京城，而是选择了妥协，显示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局限性，所以对这场革命的评价要打折扣，因为它太软弱了、太妥协了。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场面，看到当时真实的历史场景，我们就会明白妥协不是坏事，局限也不是坏事，软弱也不是坏事。谁不软弱?人都是血肉之躯、软弱之躯，除机器人之外，所有的肉身都是软弱的，在上帝眼里，每一个人都可以被随时毁灭，都是有罪的，所以软弱并非原罪，软弱是常态，不软弱才是非常态，伟大领袖不软弱?伟大的、英明的、光荣的、正确的、永远战无不胜的才是不软弱，可实际上有这样的人吗?从来都没有过，洪秀全都不是，世上还有高过洪秀全的吗?“天父天兄”，第三个就是他，耶稣是他哥哥，还有高过洪秀全的吗?没有，古往今来，洪秀全最高，他是巅峰。后面的人再吹牛也不敢吹自己仅次于天父天兄，只能把自己定为世俗的一号，地上第一。世界革命的领袖，“世界”就是世界，不超越，那是地上的，但我们知道，地上算不了什么，因为有高于地上的超越的力量。所以教科书给我们一个解释：革命党人之所以如此软弱、如此妥协、如此有局限性，原因是西方列强站在大清王朝和袁世凯的一面，列强太坏了，他们帮助了清廷和袁世凯，革命党人没有办法，就妥协了。但我从大量的私人记录当中(主要是日记、书信，第三类的史料我不轻易采信，因为不够直接、不够私人性)发现一个算不上秘密的秘密——西方列强在辛亥革命中竟然没有支持清王朝和袁世凯，而是站在相对中立的地位。这令我很惊讶，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在写《主角与配角》时也没有留意，这次写《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我把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德国人、美国人尤其是当年的外交官、记者、海关工作人员、公司职员、在华传教士的来往书信、电报、回忆录看了很多，凡是中文的我几乎都找来看了，有一个小小的发现：列强太文明了。1901年他们放弃了北京，以文明的方式签订了《辛丑条约》，退出北京。10年以后，1911年，他们再一次站到了文明的平台上，当中国发生武昌起义之后，列强各国迅速做出反应：保持中立。保持中立最大的证据是他们不借钱给清朝，也不借钱给革命党。双方都不借钱，那就是中立，真正的中立在于钱，打仗算什么，在一个热兵器时代，战争是金钱的战争、武器的战争，武器也是钱，没有钱战争不可持续。西方列强的以英国为核心，英国是当时世界的头号强国，从一开始英国的决策就是保持中立，他给五国银行下了一个命令，在中国这一场战争没有结束之前不借钱给清政府。清政府从1911年10月11日，武昌消息传来的第一天起到1912年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的120天里没有向各国政府和具有政府背景的银行借到一分钱，这是以往史书上很难看到的一个结论，也许刻意回避了，并不是史家不知道，有些史家是知道的，但教科书上没有写进去。现在可以写了，时代已经变了，毕竟100年过去了。 　　可能还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把帝国主义打上了一个记号，贴上了一个标签，帝国主义天然是坏的，坏人怎么可能做好事?做了好事我们也闭上了眼睛装作没看见。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些西方列强愿意支持革命党人。西方列强并没有借钱给孙中山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他们从头到尾只借到几笔小额的款项，那还是日本人借的。整个过程中，日本人两面投机，既投机清廷又投机南方，两面都想借钱，但由于英国的压力，日本人也不敢嚣张，包括日本的决策，日本想派兵干预，日本不愿意看到中国出现共和体制，因为日本是天皇体制，怕中国出现共和制影响日本的民心，同时又想借助这场革命争取更大的在华利益。日本人不断的想干预，但迫于英国人的压力，没有轻举妄动。法国人、美国人都是跟在英国后面的，俄国当时(1911年)处于沙皇俄国晚期，自己也风雨飘摇，面临着国内革命的压力，自顾不暇，只有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想吃下中国更大的地盘，包括东三省。在列强当中，英法美始终站在比较文明的、中立的立场，这里的“中立”是相对的概念，你完全可能拿出一些资料说德国人曾经卖武器给清朝，但也可以拿出另外的证据说他卖过武器给革命党，武器是中性的，是商人的行为，那些国家不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商人卖武器并非是政府能完全掌控的。所以，第三点就是要推翻长期以来西方列强站在清廷和袁世凯导致辛亥革命以妥协告终的观点。 　　这些观点的推翻不是我在书房里想出来的，而是我在史料当中看出来的，是在大量的材料后面读出来的，先有材料，后有这些结论。这些小小的结论都是建立在大量的琐碎的原始书信和日记中，有很多在华的传教士、公司职员、外交人员留下了日记，也留下了很多发给本国的上司、同事、亲人的信、电，其中可以看到当时西方列强的文明程度，他们确实愿意看到在中国、在东方出现一个共和制的国家，这点是不容怀疑的，包括英法美德，只有日本不愿意。但日本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国家，因为受英国的约束，英国叫它这样干，日本就不敢太放肆，所以整个过程可比较确定的说列强保持了相对的中立。当然，英国的对华政策背后有它现实的考量，因为它在长江流域和香港、新加坡等地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它不愿得罪这些地方的革命党人及其支持者。 　　这三点推翻了，以往有关辛亥革命的一些说法、大的框架性的观点都推翻掉了。 　　以往的我们知道的辛亥革命是革命党人单一的叙述，是他们一家之言，主要是国民党人，以及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共产党人的回忆。以往的历史是根据这些人的回忆建构起来的，但这些人的回忆是非常有局限的回忆。他们本身是当事人，他所看到的历史就是他看到的那一小部分，不是以一个全面的视角来看待的，当事人无法全方位地看到历史的各个侧面。为什么历史需要拉开时间的尺度，需要后人做判断的原因在这儿。清朝人对清朝的历史无法做出确切的判断，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写这个时代的历史，照样只能写出片面的历史，因为你身在其中。不是说国民党人说的都不是事实，他只是说了一小部分事实，一小部分他所知道的事实，或者一小部分对他有利的事实。我在多年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刻意的比较集中的搜集辛亥时代非革命党人的日记等私人记录，尤其是寻找王公大臣、一般朝廷官员、地方官员、士绅、普通学生、士兵的日记和书信(以日记为主)。我找到的这一类日记大概几十种，书信、档案汇编加起来有100多种。当事人的口述和当事人书面写的回忆大概有100多种，这两个加起来有200多种。再加上其它的100多种参考资料，以前面的100种为根底，参照后面的200种，基本上形成了我对辛亥的一个判断，就是我现在写的这个“辛亥”。我喜欢说，在历史的深处，潜伏着无数个眼睛，你不知道哪一双眼睛在一百年后、一千年后被认可，认为这才是一双好眼睛，看到了历史的真相，当时是无法知道的，只有事过境迁才能看出来。历史的深处潜伏着无数的眼睛，我们今天要去寻找那些眼睛，因为这些眼睛在100年前代替我们看到了历史真实的一个侧面，把无数双眼睛合在一起所看到的辛亥，大致上是一个接近真相的历史场景。 　　王公大臣很诡诈，写日记也很狡猾，比如徐世昌日记，他每天的日记几乎都是一样的，早晨起来入朝，回家，午休，会客，请吃饭，晚上看什么书，然后睡觉。几乎千篇一律，偶尔有重大决策才说几句。因为它是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造假的可能性就更低。就在这流水账一般、千篇一律的诡诈的日记记录中，可以细微的感受到每一天社会的起伏，哪怕在他的心中，社会怎样波动他都可以做到心如止水，做到顶级的官员，徐世昌晚清时是内阁协理大臣，除了庆王爷，徐世昌跟另外一个满人那桐都是协理大臣。庆王爷不写日记，那桐写日记，徐世昌写日记，另一个军机大臣荣庆写日记，署理度支大臣绍英写日记。这四个人的日记代表了最上层王公大臣的视角，四品以上的普通官员写日记就多了，其中许宝蘅(专门起草圣旨)，这个人的日记价值最高，因为辛亥革命期间大部分的圣旨是他起草的，任命袁世凯那个诏书就是他写的，除了退位诏书不是他写的，大部分都是他写的。许宝蘅每天写日记，写得比较详细。翰林恽毓鼎的日记价值也很高。还有一批坚决反对这场革命的、保守的士绅阶层、读书人，比如王闿运、叶昌炽等人都写日记，关心每一天时局的进展。更多的是年轻学生们的眼睛，有小学生、中学生，吴宓(清华学堂学生)、叶圣陶(苏州第一中学的学生)、徐志摩(杭州附中)，类似这样的中学生、小学生包括在海外留学的吴稚晖、胡适都有日记，而且都留了下来。通过这些不同层面、不同地方、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政治立场的眼睛，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多角度地见证这场革命。日记最大的优势是当天记的，尽管也有出入，有错误的信息，因为有看到的、听到的，所以并非百分之百的正确，还需要你进行辩证，要有旁证，要参照其它的史料进行综合。但因为这些来自不同方面，那么多的人他们的视角完全不同，他们所看到的这场革命，我们将它整合起来之后就会看到一个比较接近原貌的历史，回到辛亥的现场，这是我做的一点努力。通过这些人的眼睛回到一百年前去，根据他们的眼睛和记录、见证，我大致上复原了百年前激荡人心的辛亥时代，我分了9个题目来写这场革命： 　　第一，人心思变。切入点是天变异象，天下到处传闻有一颗慧星要出现了，天要变了，“彗星现，刀兵见”，“彗星现，朝代变”，类似这样的顺口溜，北京人看到了，福建人看到了，浙江人看到了，河南人也看到了，湖南人、湖北人都看到了，有些就记在他们当天的日记里。辛亥年春天和武昌起义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到处都说天有异象，天下要大变。当时是小学生的郁达夫因为民间到处传闻，常常半夜跟着大人起来到富春江边区看那颗彗星，结果他没有看到。但其他人看到了，后来到了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长的郭廷以，他是近代史界的权威，他早年在河南就看到了。当时只有9岁的作家丁玲在湖南常德看到了，还有好多个那个时代的人在北京看到了，有人在日记里记着，具体什么时间，什么时辰，在北京什么地方看到了彗星划落，很确切。民间纷纷传说大清朝要完蛋了。那时候民间开始流行两种书：《推背图》、《烧饼歌》，《烧饼歌》里有一句大家都非常熟悉，“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中国人在这方面解读能力超级强，他们在这两句诗里解读：为什么叫“九十九”，一百减掉一等于九十九，“百”减掉“一”是一个“白”字，江山易帜、清朝垮台时大部分地方举的不是青天白日，也不是五色旗、十八星旗，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大部分地方打的都是白旗，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未庄人纷纷传说他们白盔、白甲，是为崇祯皇帝戴孝，这个“白”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刘伯温的《烧饼歌》里来的。 　　中国人更有聪明智慧，革命领袖都能从这里面找出来，“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他们从这句诗中解读出一个字，即黎元洪的“黎”字，山和水倒着相逢，中间是个人，领袖的名字都有了，在500多年前就预言了辛亥革命的领袖姓“黎”，《推背图》里说一个新的国家是怎么出来的，猿猴怎么出来的，猿猴是谁?孙中山，也可以解读为袁世凯。中国人真的很聪明，在望文生义上中国人是的天才。所以任何一个景点，导游一定会告诉你这个山像什么，这个石头像什么，全中国无一例外，到外国去旅游导游不会告诉你象形的东西，中国人是象形文字，象形思维，永远这么象形。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很喜欢百年辛亥这样开篇，让他想到了这样创立的民国是一个不牢靠的民国，是一个非现代的民国。我没有想到么多，只是顺其自然的这么写的。他解读出一个只会迷信、只会望文生义、只会牵强附会、只会相信神迹、只会相信彗星、只会相信天象，这样的民国创立起来也靠不住。我非常认同他的说法，虽然事先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觉得这样开篇比较好，自然而然的开篇。从这样的开篇转入当时真实的危机，我发现100年前的中国群体性事件特别多，到处都在发生群体性事件，不是这儿出事就是那儿出事。这个问题摁下，那个问题就浮出来，没有平息的时候。那时至少每年有数万起群体性事件发生，那个时代不叫群体性事件，叫民变。最大的民变发生在1910年4月湖南长沙把巡抚衙门烧为一片平地。朝廷把湖南巡抚革职查办，这个人还是有后台的，拿下了巡抚，同时也拿下了从省到府、县的一把手在内的所有官员，所以一年后当辛亥革命发生时，长沙的官员都是新的。新到任的巡抚屁股还没有坐热，革命党人起事了，做了“冤死鬼”。不是说他死了，而是官场生涯结束了，命不好。这样的人有好几个：山西巡抚陆钟琦壮烈殉信，到任不到22天。 　　清朝垮台最直接的原因是水灾导致的粮荒 　　但是在那一个时代真的出现了必须变的具体的原因，即粮食问题，所以我要正面提出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大清朝之所以在1911年垮台，而不是在另外一个日子垮，最直接的原因是大米价格。如果抢米，那么天下就要乱了。刚才我讲1910年4月湖南抢米导致省政府烧了，不光是湖南，中国很多省份都出现了粮食饥荒，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尤其是江浙二省鱼米之乡，历代富庶之地都出现了抢米，浙江人抢米以往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一次从徐志摩日记里看到了一条特别确切的信息：有一天徐志摩去看电影(那时候电影院非常稀罕，是英国人开的)，到了电影院门口他发现那里乱哄哄的，警察也来了。隔壁的一家米店被抢了，最后他电影没看成，回到学校他把这一幕见闻详细记录了下来。在杭州这种地方，苏小小的西子湖畔都抢米了，老百姓都这样干了，其它地方的粮食还不能危机吗?为什么危机?因为水灾。辛亥年之前六七年湖北、湖南尤其严重，年年水灾，一到夏天逢雨即灾，无雨即旱。到处都是水灾，尤其严重的是湖南和湖北，湖北尤其严重的是武汉，武汉在1911年前的那几年(包括1911年)一到夏天洪水泛滥，武汉城里都要划船。水灾意味着大批的农田被淹，南京城在1911年的夏天也遭了一次大水，城里还有比较高的地方都水深过膝，城里要靠船运行，非常可怕。如果仅仅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灾，虽然是产粮大省，黄河流域、珠江流域、黑龙江流域有收成的话，还可以调剂一下。但到了1910年、1911年天不如愿，或者说天不如爱新觉罗愿，非得让全国都有水灾，只是或大或小而已，我的看法是人定不能胜天，人怎么能跟天斗?给你下一场小小的雨，就会把王朝给下跨，100年前就给你做出了一个铁的结论，别以为人能胜天，人连雨都无法胜过，更不要说连绵大雨。一小时的大暴雨就足以摧毁现代化的高度繁荣、高度发达的大都市，跟天斗的结果就是这样。 　　100年前山东也有水灾，巡抚孙宝琦不断发电报向朝廷告急要求调粮食，东三省告急，河北告急，广东也告急，江浙、安徽、两湖、江西更是重灾区，除了西南，中国都在水灾当中，还有粮食能调吗?中国人还能吃到饭吗?饥民达数百万人，这只是长江流域。所以辜鸿铭写信给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说：坚决反对革命。为什么?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还比较文明，但长江流域还有数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如果革命把这几百万人卷过来以后，就不能保证文明了。革命现在还保持着节制和文明，一旦革命扩大到这几百万饥民，仅仅因为饥饿而卷入，还能有文明可言吗?这些饥民跟《让子弹飞》中的鹅城民众一样，鹅城人民也就是饿城人民，饿死了就成了鹅城人民。张麻子忽悠鹅城他们“枪在手，跟我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起来响应，只有50只鹅在跟着，但当鹅城人民发现黄四郎被拿下的时候，最后一把椅子都要被拿走。任何制度的创造和革命都是在这个土地上展开的革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革命，打着“太平天国”旗号的洪秀全革命也是一场酒色财气的革命，打下了一个小县城永安就取了三、四十个小老婆。革命为了什么?为了色，为了权，如此而已。酒色财气，这是中国的现状，如果是这样的革命有还不如没有，在这点上鲁迅的眼睛是锐利的，他的眼睛跟英国人的眼睛一样锐利。英国的使节、在华商务人员、传教士都以他们的眼睛看到了中国存在的问题，他们说这场革命如果变成一场农民的暴动，是一场农民要求改善生存处境的暴动，那是恐怖的。所以宁愿要受过教育的革命党人和同样受过老式教育和新式教育的袁世凯那样的人来主导这场革命，因为这些人无论如何受过一些教育，有底线。在袁世凯身边网罗了当时中国受过最好的欧美教育和日本教育的精英，比如曹汝霖、陆宗舆、梁如浩、唐绍仪、蔡廷干等等，这里面在海外有学法律的、学海军、学政法的，这些人外语都特别好，其中有不少留美幼童，这些人后来在耶鲁大学毕业回国，都受了专业教育，回国以后大部分成了中国的顶梁柱，里面出了好几个国务总理、外交部长、海军上将、元帅。袁世凯一生只去过北朝鲜，但他知道用人，他身边大部分是各国留学归来的人，所以在英国人的眼里，恰恰是这些人，袁世凯以及有日本、英美留学背景的革命党人靠谱一点，至少比嗷嗷待哺的饥民靠谱。但饥民的存在是中国的基本现实，大清朝一方面要应对革命，10月10日之后，我看到隆裕太后至少三次把王宫里的私房钱拿出来给各地的饥民赈灾，一方面应付革命的挑战，另一方面要救济灾民，这是当时中国的事实。如果没有水灾导致粮食价格急剧攀升，大批人民流离失所，饥不择食，那么这场革命即使发生也很可能是一场流产的小规模的革命党人兵变而已，不会成气候。如果不遇上水灾和大米的问题，这场革命是不是变成一场进入史册可以大篇幅书写的革命还是个未知数。 　　辛亥革命中，清朝大部分地方官选择逃跑 　　另外，当这场革命发生之后地方官、王公、大臣是怎么应对的?这是我这本书的重头戏之一，我用了近6万字写朝廷内外的官员如何应对这场突发危机。当革命发生之后，那些已捞得脑满肠肥的王公贵族们想干什么?我们一般直接的反应是：他们当然愿意捍卫他们的江山，这个江山是他们祖祖辈辈的，也是他们的，他们在这里能够获取最大的利益，并且已经获得了最大利益，为了这样的利益他们愿意用生命进行捍卫。事实上，当这场革命在武昌发生还没有影响全国，而是局部的小的动荡，本来应该跟王朝共命运的地方大吏抛弃了这个王朝，他们的第一选择是逃跑，几乎都选择了逃跑，没有人愿意跟清王朝共命运、同患难。我想不明白，现在都想不明白，我只是如实的把我所掌握的记录下来，第一个出逃的是湖广总督瑞澄，之后整个武昌城里的大官只有一个不逃，等着革命党人抓他，但没有人来抓他，没有办法只好自己走出来，其他人都逃走了。接下来是湖南官员逃走，江西官员逃走，云南官员逃走，贵州官员逃走，陕西官员逃走，死得比较像样、比较壮烈的封疆大吏，我个人比较欣赏的只有一个，就是到任才22天的山西巡抚陆钟琦(汉人)，当革命党人冲进来的时候，他们问是愿意为满清卖命，还是为汉人效忠?他说，不要说，朝我打吧。在历史的关头，在生死关头，一个人敢用生命这样说，就凭这句话，无论什么立场，什么价值观，我们都得对他竖大拇指。结果他全家都被打死了。陆钟琦死得壮烈，但大部分人都逃走了。愿意为清朝而战的人我只看到了一个：升允，但他实在是太孤立了，不足以来概括地方官。升允本来是陕甘总督，辛亥革命发生时他已经告老还乡，但因为革命的发生他仓促逃出西安，前往兰州召集兵马，那时候他还没有官职就杀回来，后来朝廷给了他一个陕西巡抚。当时西安都被占领了，人家都不愿来，只有他愿意当这个陕西巡抚，愿意为大清王朝垂死一战，战到1912年退位诏书颁布之后，他还战了很久，就是不认可共和。虽然我不认同他的帝制观念，但我认同他的人格力量，一个人从一而终，坚守自己的信念、立场和选择，无论站在哪一方面都是一条汉子，不像某些人朝三暮四，投机，脚踩好几只船，那样的人是不耻的。哪怕今天跟我说他跟我的观点一致我也会鄙弃他，所以我更愿意看重升允这样的人。 　　地方官很不堪，王公大臣干什么?王公大臣第一反映是到银行排队，当然他们有特权不需要排队，凡是存在中国人办的银行，比如大清银行，这些钱立马兑换成黄金、白银，或者转存到英国人的银行。光是庆亲王奕劻一家，有人说他一天就取出几百万白银，他一带头，所有王公贵族都去取钱，北京市民一看觉得不得了，整个北京城每家都有人去排队，用不了一两天银行就关门了。银行吃不消像这样的提现，原来还可以用纸币，此刻再也没有人要纸币了。纸币有谁相信?纸币是一种信用，没有信用的纸币拿在口袋里是废纸，人们只要金银、英镑，那时候英镑的名称在中国人眼里是“金镑”。全国到处都要钱，从北京波及上海，上海的银行有一些也关门了，紧接着是全国各个城市的银行都出现危机，全国上下所有的银行的危机都是因为提现惹的祸，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无法撑下去了，这就是金融危机，粮食危机的后面是金融危机，就凭这两个危机大清朝能不垮吗? 　　革命党人的心中已经有了文明的尺度 　　前面我推翻了三点，现在我要提出我的看法，如果说大清朝是怎么被推倒的?第一是粮食危机，第二是金融危机。第三我们就要讲到这场革命的核心、革命的结果。革命的结果大家都已看到了，中华民国在全国作为一个统一的面目出现，大清王朝以体面的方式宣布退位，这就是革命的结果，当然还有一点，中华民国的总统由袁世凯担任，而不是由孙逸仙担任，这是革命的结果。这个结果教科书中说，显示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软弱性、局限性。我现在先讲这三个词： 　　局限。这是一个中性词，局限从来不是一个贬义词，什么叫局限?局限就意味着你所做的和你的能力都是有限度的，而不是无限的。谁敢告诉我，你有无限的能力?连高度都不是无限的，就算姚明也不过2米多一点，最多触到天花板，天花板上面就不是姚明能触得到的，这就是局限。说能力，爱因斯坦很牛，但他也只懂物理学，叫爱因斯坦写一部像马克吐温那样的小说出来，爱因斯坦会吗?这就是局限，我们只能吃三碗米饭就是吃三碗。局限是一个中性词，没有什么不好。知道自己的局限，认识自己的局限，肯定自己的局限就是你应该做的。只有认识到这种局限，政治行为才可能在理性范围里展开，如果超越了这样一种局限，非要把自己想象成具有无限的能力和可能性，那就要出问题的，那就是大跃进，那就是高铁，世界第一，超英赶美。正因为南北双方、袁世凯、隆裕太后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认识到大势已去，正因为孙中山、黄兴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没有钱，打不过长江，双方就妥协，南北对话，这是局限的好处。如果双方都认为是无限的，结果打得你死我活。以牺牲三千万人代价打下的江山，一定是血腥的江山，血流成河的江山从来不是一个好江山。无论叫做民国还是帝国。山河一片红，那是什么染红的?那是鲜血染红的，除了鲜血可以把山染红还有什么能染红山河呢?所以局限不是坏事，局限的背后意味着理性、良性、人性，政治是由人性决定的，政治并不超越人性，超越人性的政治是可怕的，是恐怖主义的政治。 　　妥协。中国人世世代代反对妥协，我们的政治文化强调一元化，所以主角意识畸形发达。主角意识是什么?就是一家独大，自己说了算，你们都听我的。这是什么道理?这种道理只有中国文化才有的，在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中是没有的，因为它有超越人的维度，有上帝，有其他的维度。在中国文化里只有一样东西，即老大说了算。在老大说了算的意识强有力支配之下，或者在环宇之内、囊括四海的意识支配之下，中国人反对妥协，要走一条彻底干净的消灭对手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除了个别宫廷政变之外都是以大打出手而告终，打出无数个集团，最后只剩下一个集团，把其它集团在肉体上消灭而结束。秦末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妥协，只有一家胜利，只有一人通吃，没有多赢、双赢、共赢。有妥协就有可能共赢、双赢、多赢，有妥协，每一个人的胜利都是不全面的，都是有限的、不彻底的，但每个人都没有全输，没有全输就意味着小胜，中国人一般不愿接受这样的看法，认为妥协是一个坏东西。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网络的时代，网络时代最大特点是共享，全球共享，在一个共享的互联网时代，如果还不接受妥协，只能接受通吃、一家独吞，那中国人永远没有出路。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逻辑，如果不承认局限、不承认妥协那只有死路一条，无论谁赢都是死路。 　　软弱。人不是神，人是有限的人，人本身是软弱的，谁能英勇无敌?谁有智慧无比?最有智慧的所罗门也没什么了不起，最有荣华富贵的人最后也是一盒骨灰。谁能超越?谁能无限?只要是人就是血肉之躯，就能被钢铁碾碎你的身躯，能被钢铁摧毁你，一个小小的子弹击摧你的心脏，一颗炮弹可以炸死你，一个动车出轨就可以让你成为肉饼，就这么简单，这就是软弱。软弱是什么?软弱是人性的真实、软弱是基本的事实、软弱才是客观事实，英勇无敌、坚不可摧是电影里告诉你的。 　　我是从客观的中性的角度解读“软弱”这个词。革命党人不是因为他们软弱而妥协，而是因为他们在面临重大历史抉择时不愿意流更多中国人的鲜血，不愿意牺牲那么多无辜生命来为自己打江山。在他们的意识里已经有了文明因素，黄兴、宋教仁、孙中山等人心中已经有了文明的尺度。这些人如果没有呼吸过欧风美雨，至少也呼吸过日本海的咸风，更何况他们是儒家教养出来的传统中国人。这些人并没有准备血战到底，这不是他们的软弱，就算是他们的软弱，这种软弱也不值得谴责。推开软弱、妥协、局限三个词头上的诬蔑，还他们本来的面目，这三个词是中性词，我们可以去肯定它。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少牺牲一些生命，少流一些鲜血，不要为野心家留余地，也不要为专制留余地，可以拿这三个词做标尺。 　　清政府与革命党都妥协的原因是财政困难 　　最后，为什么他们达成了南北妥协?第一，双方各让一步，而最实际、最直接、最切实的一个因素是财政困难。所以我用了6万字来写南北双方的财政困难，辛亥革命发生之后，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清政府和南方革命党人缺钱。而唯一的办法是借钱，有钱的王公贵族不愿意拿出来，清廷没钱、南方没钱，只有向外国借，所以回到前面说过的，列强保持了相对中立。清政府最后一个署理度支部大臣绍英的日记手稿，他几乎每天都在为借钱而苦恼，向法国人借钱，连合同都签了，最后黄了。因为英国不同意。其实这是一个骗子，他是希望跟清政府签一个合同，再到欧洲市场上发行股票，从中捞取巨额利润，但因为法国政府不同意，他这一招走不成，最后失败了。他在最后几个月一分钱都没借到，孙中山在南方从1912年1月1日当上大总统到最后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期间有42天，除了借到了一笔小额外债(从日本来的)，几乎没借到象样的钱，那靠什么?靠发行纸币、军用票、债券，结果债券基本发不出去，真正发出的债券只有16万，这对于政府来说根本不算钱。军用票原本打算发行100万，结果发行了499万，拆东墙、补西墙，到处借钱，搞得南京政府狼狈不堪。黄兴甚至说如果再借不到钱，只有切腹以谢天下，因为南京士兵一天就要花100万两，勉强硬撑了一个月十一天。退位诏书下达以后就是善后，西方五国给了2000万两白银的善后大借款。所以，我说，中华民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双方都缺钱，财政困难，这是根本原因。 　　因时间关系，我的讲话就到这里，下面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进行交流，谢谢大家! 　　互动环节 　　主持人：非常感谢傅国涌先生的精彩演讲，我相信大家对辛亥革命都会有了新的认识，至于信不信都不重要，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新的思考。下面是互动环节，欢迎大家踊跃提问。 　　网友1：您感觉现在这个年代跟1911年辛亥之前有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或者不一样的地方? 　　傅国涌：不一样的地方多了，我刚才讲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短信，没有互联网，也没有腾讯，讲话的时候也没有麦克风，那个时候讲话都是大声喊，在形式上差异太大。100年我们在物质上已经高度现代化了，我们已经追上了纽约，超越了台北、东京。北京、上海的房子比东京、台北还要好，我们创造了伟大的物质奇迹，我们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在中国的不同角落里都在发生“奇迹”，各种各样的奇迹，每一分钟每一秒都在发生，这个时代真的是太伟大了，伟大到每一个人都停不住脚步，睡不好觉。 　　相同的地方是我们在精神上太相同了，我们在物质上的大不同，正好与我们在精神上的巨大同构形成了巨大反差。这种反差让我们无法对现实有安全感，我们在精神上和100年前的中国几乎完全同构。我们现在不仅跟一百年前在同构，跟一千年前、两千年前也是同构的。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我们在精神层面从没有走出过孔夫子、秦始皇的阴影，我们生活在他们巨大的阴影下。不是说我们不长进，中国人太聪明了，如果把中国人放在美国可以获得无数诺贝尔奖，原因是这块土地上奇迹太多，奇迹多得让我们变得太不平常了，一个不平常的人是无法创造一个正常的精神世界。 　　我本人对狭义的政治没有兴趣。我以前、现在都在做百年史，以后我可能会做当代史，我只想把历史的真相搞清楚，因为那是我的兴趣，也是我跟这块土地的血脉相连之处。但不是因为我对政治没兴趣就不关心这些问题了，我们这样思考时，并不是围绕政治的中心，而是围绕着生活的中心，生活高于政治，而政治起源于生活(亚里士多德)。生活高于政治，没有生活哪有政治?政治是什么?政治不过是管理众人之事，人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政治?所以没有人的生活就没有政治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虽然跟100年前如此同构，但我们也已经有了超越100年前的基础、平台，可能性应该很大。比如互联网的出现，技术的改变，通讯手段的改变，人心的改变，虽然这个人心的改变跟一百年前有相似性，但今天中国人所受的普及教育程度远远高于一百年前，1909年中国第一次选举，具有小学文化以上的程度的人只占中国人口的千分之四，他们出来选举。我们今天应该比那个时代进步多了，当然今天面临的问题比那个时代要复杂得多，但无论多么复杂，明天会发生什么，有一点是确定的：中国必须做出变化。谢谢。(掌声) 　　政治暗杀是一把双刃剑，改变不了制度根本 　　网友2：谢谢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我们知道在戊戌变法以后，清王朝有一些人在推进宪政，但革命党人在暗杀推进宪政的人，您能否评价一下百年宪政当中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对中国起着什么作用? 　　傅国涌：暗杀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以事后诸葛亮式的推论去看待百年前的暗杀行为。我们只能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看他们的暗杀行为。我个人不是很认同暗杀这种行为，因为暗杀改变不了制度根本，暗杀只是一种个人壮举，但这些愿意付出生命代价去做这些事的人在人格层面我们不能轻易怀疑。暗杀是一个很不好的恶劣的风气，当革命党人在暗杀清廷将军和大臣时我们可能叫好，但当宋教仁、陶行章遭到暗杀时，我们蓦然发现暗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杀你对方的人，同样可以杀你这边的人，所以暗杀不是好东西。但革命党人在那个时代具有这样的血气之勇，可以拼着一己的生命去搏对方的生命，这样的一种血气之勇，就中华民族来说，我们百年来走的恐怕是一条下划线，今天的中国人已没有这样的血气和胆色敢于做这样的事。所以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很难简单化的去评判。 　　放在整个百年宪政进程中评价革命党人的作为时，离不开评价立宪派的人，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代表了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两条不同路径。我个人最赞赏两个人，一个是宋教仁，一个是梁启超，他们是同时代最杰出的精英，如果他们的道路走成，中国已经进入了宪政轨道，他们都有缺点，梁启超的缺点更大，他以为自己很能干，能把袁世凯带上宪政轨道，我在《主角与配角》书中写了一章节，他以为自己能把袁世凯带到这条路上，所以他就支持了袁世凯甚至支持其镇压革命党人，这样的结果是导致中国宪政破产。宋教仁的问题小一点，但也有问题，宋教仁的问题是没有充分估计到国民党内的分歧，没有充分估计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许多人对他骨子里的不满，宋教仁对自己的生命安全缺乏保护意识。今天我们掌握的所有材料都无法证明袁世凯幕后策划了这场暗杀，但我们同样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孙中山幕后操纵了这起暗杀。袁伟时先生有一个观点，说是国民党和袁世凯联合绞杀了宋教仁，但这也缺乏坚实的史料支撑，我已经花了20年时间来寻找宋教仁被暗杀的线索，但到目前为止没有收获。后年是宋教仁之死一百年，也是中国人探索百年宪政的一个个案，这个个案打开就是一部百年中国宪政史，背后靠的是晚清的选举，靠着国会两党的大选，靠着民初的多党政治，这都可以由宋教仁案串联起来的，我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岁月能破解宋教仁案的奥秘，破解这一个案，对未来中国重建宪政民主架构可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可以让我们少流血、少走弯路、少付代价，如何以最轻的代价、最小的牺牲建立宪政制度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谢谢。 　　网友3：百年前的变法失败如果说是因为知识精英不靠谱，那今天的精英们有这个能力和见识吗? 　　傅国涌：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谈一些个人看法，百年前变法失败也好，宪政失败也好，不能简单的解释为精英的不靠谱，这样的解释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因为历史很丰富、很复杂，有很多的线索，并不是单一的线索，这样的解释不能真正入历史的脉络里。因为时间不够，这个问题无法展开讨论。 　　我讲一下今天的精英有这个能力和见识吗?首先要澄清谁是今天中国的精英，这个问题不解释清楚无法回答后面的问号，其实对精英的概念我们有很多误解，我们往往把那些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学术地位、比较大的知名度的人叫做精英，或者有钱，或者有什么头衔，这样的解释是对精英概念的窄化和表面化。我想把精英界定为一个概念：有相当的文化教养，同时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任，具备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能力的人，我称之为精英。互联网上有大批这样的人，他们可能是编辑、教授、作家、律师、记者，可能是厨师、也可能是司机、民工。于丹是精英吗?倪萍是精英吗?如果按照前一个标准，她们肯定都是，她们很有钱、很有名，能不精英吗?我给精英的这个界定关键词的“负责任”，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任，为未来负责任，而且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的人才是精英。我认为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上，不说年长的人，只说80后、90后，已经产生了大批按照地位标准、学术标准划分都是属于普通人的，但他们符合我所说的标准：独立思考、独立行动能力、愿意负责任而且有这个能力负责任，这样的人已经很多了。我想在中国至少已经有几千万了，所以我可以负责任的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的这些精英们完全有这个能力和见识承担起这个时代变革的重任!谢谢。 　　网友4：您如何评唐德刚和袁伟时在辛亥革命问题上的看法?如何看剑桥中国史对辛亥革命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