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

汪丁丁 | 转崔之元贴薄熙来发言_

市委召开三届九次全委会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 薄熙来作主题报告 黄奇帆就《决定(讨论稿)》作说明 图为会议现场。 记者 巨建兵 摄     陈光国邢元敏张轩出席     本报讯 (记者 肖竹)20至21日,中共重庆市委召开三届九次全委会,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缩小贫富、城乡、区域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思路和政策措施,并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的决议》。     市委书记薄熙来作主题报告,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作《决定(讨论稿)》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光国、市政协主席邢元敏出席了会议。市委副书记张轩主持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黄奇帆就《决定(讨论稿)》作说明。他说,市委决定将缩小三个差距作为本次全委会主题,主要基于四点战略性考虑:一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在做大“蛋糕”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然而“蛋糕”始终没有切分好,我们若能系统解决这个问题,走好民生导向发展路子,就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一个“范本”。二是全面落实“314”总体部署的题中之义。重庆发展已呈现出“加快”、“率先”之势,但三个差距问题得到解决,才意味着我们全面完成了“314”总体部署。三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重庆投资率已高达80%,寄望长久性地“高投资、高增长”并不现实,必须通过缩小三个差距,推动经济增长向内需拉动特别是消费拉动转型。四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这些年,我们全面建设“五个重庆”,务实推进 “民生十条”,解决了老百姓关切的一大批民生问题,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突出,社会建设欠账还很多,居民收入差距还很大。我们必须抓紧解决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让发展更多地体现共富与公平,不断增强老百姓的幸福感。     黄奇帆说,市委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目标是,到2015年,全市经济总量与居民收入同步倍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左右,“圈翼”发展差距缩小到2:1左右,基尼系数缩小到0.35左右,基本建成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为此,市委将出台12条重点举措,努力实现充分就业,鼓励创业富民,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发挥国企调节作用,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支持区县发展和扶贫开发。     奇帆同志就《决定(讨论稿)》作了说明后,薄熙来书记以《缩小三个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为题,向大会做了主题报告。     把经济规模做大的榜样很多,但缩小差距,实现共富,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     薄熙来说,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市委对《决定》反复修改,从1万多字压缩到4000多字,简明扼要、直奔主题,但含金量很高,总投入有1万多亿。我们不能讲空话、放空炮,要言出法随、说到做到,要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形成一个真正管用的稿子。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一个很大、很难的题目。现在,把经济规模做大的榜样很多,但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小平同志有句关键的话:“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真是至理名言,不愧是大政治家,看得远,讲得深。30多年前,面对低水平的生产力,把经济规模做大是主要矛盾;但发展起来以后,各类矛盾、社会问题都陆续上来了,国际问题、法律问题也接踵而至。现在讲“发展”,可以说东南西北、世界各国,没有反对的,谁都赞成;但你讲“共同富裕”,可就大不一样了,国际国内都有争议。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就是得讲共同富裕!锦涛总书记在今年的“七一”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这对于我们发展“三大成就”、经受“四个考验”、避免“四个危险”,都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这次全委会,就是要仔细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薄熙来说,“十七大”以来,重庆多次全委会都和“共同富裕”的大题目密切相连。比如振兴农村特别是 “两翼”经济;比如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比如加强党的建设,实施“三进三同”,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比如“民生10条”;又比如八次全委会把“缩小差距、促进共富”写进“十二五”规划。可以说,每次全委会都在为“共同富裕”做铺垫。在一系列问题初见成效之后,这次全会就明确提出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主题,最终来攻克这个大堡垒,向它发起总攻,这就是我们的工作逻辑!     30年后再来复习小平同志的讲话,真感其高瞻远瞩,通观全局,讲问题入木三分     薄熙来说,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就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盪F共同富裕。西方从英国1640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走向近现代已有370多年历史,他们引以为豪的理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但就是不提“共同富裕”这个涉及人类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根本问题。只有共产党人以彻底唯物主义的勇气和大公无私的精神,把“共同富裕”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正像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宣言的: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之路!我们坚信,迟早有一天,全人类都要走上这条共同富裕之路     只有在共同富裕的“沃土”上,才能生长出和谐社会的“参天大树”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都在强调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个“发展”同样扣紧了“共同富裕”,因为科学的发展,全面的发展,自然包括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各个地区共同的发展。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生活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健康发展和全体国民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说到底,和谐不是“管”出来的,而是“培育”出来的。就像种树,必须挖大坑、施好肥,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共富。如果一个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不但没有和谐,还会问题多多。“公道行,人心平,天下宁”,共同富裕是培育和谐社会的“沃土”,在此基础上,才能生长出和谐社会的“参天大树”。     市委常委何事忠、马正其、徐敬业、刘光磊、陈存根、翁杰明、吴政隆、徐鸣,部分老领导,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党组成员,市纪委常委、市委巡视组组长、市高法院院长、重庆大学校长以及各区县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党员副秘书长,市级各部门党员主要负责人,部分大型企业和高等院校党委、党组书记等共400多人,出席和列席了会议。会议还专程邀请了全国知名专家学者李慎明、纪宝成、李捷、许志功、梁柱、李崇富、胡长水、李希光、崔之元出席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   2011-07-25 Cui Zhiyuan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个人网站: www.cui-zy.cn 财经网博客:http://blog.caijing.com.cn/cuizhiyuan        下一篇: 丁丁新作 可视为今年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的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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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柳思维: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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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外向扩张主导、贸易型经济强国模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三国均是这种模式,其成功的要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独特的邻海区位优势;二是抓住了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机遇,通过跨国跨海的殖民扩张,强占别国领土资源;三是通过海上航路的控制,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及转口贸易,实施重商主义的富国战略。如最先崛起的世界经济强国葡萄牙人口不到200万,却在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中捷足先登,经过4位国王持续80年不懈的海外扩张,建立了横跨美、非、亚的殖民帝国,控制了跨越半个地球的海洋贸易航线,打破了阿拉伯人和意大利商人对印度洋贸易的传统垄断,建立了自己新的商业垄断,先后垄断了全世界的香料、食糖、黑奴贸易,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性商业帝国、贸易与经济强国。西班牙则通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把整个美洲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大肆掠夺拉丁美洲的金银,从1545—1560年间,西班牙平均每年从拉丁美洲运回黄金5500公斤、白银246000公斤,同时全面垄断殖民地贸易,借资易生财①。后来崛起的荷兰更是以垄断海上转口贸易称霸世界。荷兰面积只有41000多平方公里,全国有40%的国土低于海平面,17世纪时人口只有200多万,其区位优势明显,地处欧洲三大河入海口,具有天然的优良港口,是北海、波罗的海至地中海的商业通道与大西洋的航线中心。荷兰人充分利用区位优势,专注于航海业与海上贸易发展,凭借强大的海上航船队进行殖民扩张,并建立了国际性的荷兰联合东印度贸易公司向海外争夺殖民地与市场。17世纪初期荷兰商船队有商船16000多只,拥有全欧商船吨位的4/5,商船吨位总数相当于英、法、葡、西四国的总和②。荷兰人控制了波罗的海、北海与欧洲的转口贸易,控制了欧洲与亚洲之间、欧洲与美洲之间的贸易,成为全世界以经营海上转口贸易、国际货运而崛起的贸易强国与经济强国。     2.制度与技术创新领先、工业主导型经济强国模式。这种模式以英国、美国为代表。与葡、西、荷三国崛起的路径有所不同,这种模式的经济强国也明显兼有对外扩张的特色,但已不是靠单纯的海外殖民掠夺与贸易主导,而是靠制度创新的优势与发达的工业与技术支撑海外扩张,主要依靠制度与技术创新领先、工业主导得以崛起。其成功的要素除了海外扩张外主要有三个:一是政治制度的革命与创新为工业革命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扫除了体制障碍;二是抓住机遇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迅速实现工业化而执世界经济牛耳;三是建立国内统一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体系,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良好的基础;四是靠发达的工业与技术支撑海外扩张。如英国在18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前,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一直没有间断,并在17世纪80年代终于用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权的统治,用议会限制了国王,自由取代了专制,法治取代了人治,在世界上第一个结束了封建专制王权,第一个建立了现代内阁责任政府,建立了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保证社会有宽松平和的环境,产生了一套保护私有产权、保护发明专利权的法律制度,鼓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激励技术创新和发明在工业生产中广泛应用,让人们追求个人目标,最大限度发挥创造力,从而为生产力新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形成了有利于资本主义成长的制度框架。随之,英国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与中心,1851年在英国伦敦召开世界第一届博览会时,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号称世界工厂,1850年英国进生产了世界50%的生铁、50%以上的煤炭,加工全世界50%的棉花,1850—1870间英国对外贸易量总额超过了法、德、美三国总和,成为当时首屈一指强国③。     美国在制度与技术创新方面更比英国突出。美国作为历史最年轻的大国,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赶上并超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并由此而崛起。从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实现独立,到扫荡南部农奴制度实现和维护国家主权的统一及形成国内统一市场,美国的制度创新比英国更彻底和更富有特色,特别是不断完善以法制为基础、权力制衡为特征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完善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使美国的制度设计彻底摆脱了英国封建专制和美国奴隶制的影响,不断完善保护私有产权、保护发明专利权的法律制度体系,充分调动人们开展技术创新与技术革命的主动性创造性。同时,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把领土扩张与经济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美国东西部濒临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区位优势,又采取开放兼用国际资源及广纳世界各地人才、资金的正确战略,如到1890年美国吸引欧洲投资达30亿美元,1871—1907年有2000多万国外移民来到美国,为美国工业化是提高了大量劳动力,保护私人发明专利权制度刺激了科技创新,1860—1890年间美国政府颁发专利证达44万份之多,使美国很快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19世纪末美国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位,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工业霸主④。其后由于美国的制度与技术优势明显,国内政局长期基本稳定,又在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及产业革命保持了其领先优势,其经济强国的地位一直持续到现在,是世界经济强国中长期得以持续发展的国家。     3.技术与工业优势支撑下的武力侵略型经济强国模式。这种模式以德国、日本为代表。其主要特征:一是拥有经济强国的技术基础与工业基础,应该说二战前的日德两国都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二是其强国理念的反动性,强国理念的反人性、反科学是这两个国家误入穷兵黩武陷阱的思想根源,德国与日本法西斯政界军界统治者以极端反动的民族优劣论唯我独尊,竭力鼓吹日耳曼民族及大和民族对外征服有理论,毒害国民。三是建立高度集权的军事官僚专制体制,集中调配资源重点发展军事工业。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德国、日本跃居为军事强国,便选择了以侵占别国领土为目标的“武力崛起”之路,企图重演过去葡、西、荷的殖民扩张之路。但这种以武力输出的法西斯模式无可避免地导致最终失败。     4.法国模式与俄罗斯模式则是一种混合型的经济强国模式。法国与俄罗斯的崛起除了与英美模式有相同的因素外,如对外扩张等,还有更复杂的地理、文化与制度因素。如法国是欧洲的大陆型国家,拿破仑时代法国的崛起与强大离不开国家的统一与权力的集中,离不开法兰西革命中政治思想制度创新。而俄罗斯作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国土辽阔的国家,既有欧洲文明的特征,又受亚洲专制文化的影响,兼有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资源的特色,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强人的出现,是国家崛起的重要条件,彼得大帝与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俄罗斯的强盛就说明这一点。而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斯大林时代,前苏联仅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用半个世纪、甚至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大国与军事强国的路程也说明这一点。前苏联斯大林强国模式的特点一是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极为僵硬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建立在政治强人的威权与“唯意志论”基础上,三是在经济发展上忽视民生、极端重视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片面“赶超战略”。因此法国模式与俄罗斯模式又是一种混合型的经济强国模式。     以上说明,即使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其强国模式也是有差异性的。中国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和平崛起,上述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复制,而只能借鉴其中某些精华,例如英、美等国重视制度革命、科技创新、工业强国的经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弥足珍贵。          二、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          (一)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奇迹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巨变,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所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令世界瞩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改革开放的30年来,是中国经济总产量增长最快的时期。连续30年中国GDP年均高速增长9.8%,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及中国经济史上的奇迹;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为3645亿元,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达到了300670亿元,年平均增长9.8%,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有明显上升,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08年6.4%。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折合成美元,我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86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7.2%,日本的78.6%。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中国作为工农业生产大国、制造业大国地位初步确立,2007年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产品产量已稳居世界第一位。甘蔗、大豆分别居第三、四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居第一位。发电量居第二位。原油产量居第五位。其他主要产品产量的位次也明显前移。按照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由1995年的5.1%上升到2007年的11.4%。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而在发展中国家中,除机动车、拖车、半拖车一个大类名列第十一位外,其他21个大类所占份额都名列第一位。     2.改革开放的30年,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大加强的30年,是交通、能源、通信等“瓶颈”制约不断缓解的30年。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交通基础设施实现快速扩张,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民用航空和管道组成的综合运输网基本形成。铁路营业里程由1978年的5.2万公里增加到2007年的7.97万公里。公路里程由89万公里增至358万公里,增长3倍,其中高速公路从无到有,2008年末达到6.03万公里。民用航空航线里程由14.9万公里扩大到246.18万公里,其中国际航线由5.5万公里增至104.7万公里,增长17.9倍。管道输油(气)里程由0.83万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5.83万公里,增长5.9倍。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由1985年的3.1亿吨增至40多亿吨,增长11.5倍,连续六年居世界第一。2008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26亿吨标准煤,比1949年增长108.5倍,年均增长8.3%,已经成为世界上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能源生产国,能源总自给率达到90%。在主要能源中,2008年原煤产量27.93亿吨,居世界第一位,比1978年增长3.3倍。2008年末,发电装机容量185万千瓦,比1978年增长11.6倍,年均增加9.1%。邮电通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基础产业之一。已初步建成覆盖全国、通达世界、技术先进、业务全面的国家信息通信基础网络。固定电话用户由1978年的193万户增加到2007年的36564万户,增长189倍。移动电话用户从无到有,由1990年的1.8万户膨胀到2008年末的64731万户。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到3亿人,居世界第二位,宽带上网人数2.7亿人。网络规模居全球第一,发展速度也位居世界前列。     3.改革开放的30年来,是开放型经济与国内外贸易发展最快时期。经过30年发展中国已从贸易小国走向贸易大国、市场大国。1979-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6.7%,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第29位跃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9%。外贸对经济的贡献也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提高到2007年的66.8%,提高57.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大力引进外资,中国直接使用外资由1978年的0.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924亿美元;由于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中国已从外汇储备穷国走向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外汇储备实现由短缺到富足的历史性转变。1952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1.39亿美元,到1978年也只增加到1.67亿美元。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外汇储备逐步由短缺走向富裕,1990年外汇储备超过百亿美元,达到111亿美元,1996年超过千亿美元,达到1050亿美元,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扩大到1946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由1978年的1264.9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10万多亿元。     4.改革开放的30年来,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受益最多的时期。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43元、134元,2008年城乡居民纯收入分别达15781元、4761元;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累计211亿元,2008年超过21万亿元;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分组,人均国民收入906美元—11115美元属中等收入国家,其中人均906美元—3595美元为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3596美元—11115美元为高中等收入国家。我国人均GDP2008年已达3300美元,处于低中等收入国家的高端,估计再过两年,人均GDP将超过3600美元,进入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届时,城乡居民的富裕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国家财力大增,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仅1132亿元,1985年翻了一番,达到2005亿元,1999年跨上1万亿台阶,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5万亿元,1979-2007年年均增长14.1%。2008年,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6万亿元。     (二)从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中看中国模式     从历史的纵向比较看,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超过了世界经济史上增长最快的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以连续40年的增长实现美国经济跨越式发展:1820年美国人均GDP相当英国人均GDP的73.3%,1870年为75.3%,尔后美国经济起飞,1870-1913年GDP平均增长3.9%,同期英国GDP年均增长为1.9%,到1913年美国人均GDP已超过英国5.5个百分点。90年代以来,美国IT技术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历史上最长波的经济上升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实现跨越式发展:1950年日本人均GDP相当美国人均GDP的19.6%,1953日本的经济开始起飞,1953—1992年期间,日本GDP年均增长6.5%,同期美国为3.0%,到1992年日本人均GDP相当美国人均GDP的90.1%。而中国连续30年年平均增长9.8%,大大超过了美日两国。     从同期的横向比较看,中国更是近30年来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从1978年到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约为3%,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速为4%,发达国家年均增速为2%,其中年均增速最快的亚洲小国新加坡为6%左右,中国连续30年年平均增长9.8%也大大超过了新加坡。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至今的30年中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格局。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状态、结果的多样化,引发了人们对大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思考。最近,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新著《中国大趋势》中明确指出: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⑧ 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说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基础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对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而言并非是最理想的选择。而俄罗斯“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与东欧发展中国家的折腾与不成功,也说明移植“新自由主义”模式对于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实施经济改革的前苏东国家也是一种灾难。与此相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经济发展过程、状态、结果的独特性,说明一种正在探索和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既有别于当代“拉美模式”、“东亚模式”、 “俄罗斯模式”,又有别于历史上的欧美各种类型的经济强国模式,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          三、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          中国模式是国内外媒体近年热炒的一个话题,而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对这个模式如何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尚在形成中。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本质是投资需求的继续强劲拉动、出口需求的继续拉动、潜力巨大的消费需求的主导推动,是中国的后发优势、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综合优势的发挥,是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的联合互动,笔者认为以上这些只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内容,这些内容也并非中国独有,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有。笔者认为发展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战略决策的正确与三大战略的有机结合     战略举足轻重,决定全局,影响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首先是宏观战略决策的正确,以及三大战略的有机结合。这三大战略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抓住机遇实施的以经济中心主导社会发展的战略、经济发展以富民为目标的分步走战略、制度创新实施的渐进式改革战略。中国最富有特色的国情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的人口存量已超过13亿,人口年自然增长率5.3‰左右。按此计算,年人口净增量近700万。中国的发展首先必须解决满足13亿人的基本需要,如果不实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不解决满足老百姓的基本需要,否则一事无成。30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国内局势有什么新变化,我们党始终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不动摇。并且围绕这一战略确立经济发展以富民为目标的分步走战略,在不同阶段相继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目标,如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的分步走目标,进入21世纪提出新世纪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等。     在13亿多人口的大国要摆脱贫穷、强国富民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要加快中国经济发展与强国富民必须坚定推进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不断破除影响发展的体制障碍。而改革涉及到各个主体权力与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不能引起社会震荡并反过来阻碍发展。我国扬弃了冷冻疗法的激进式改革思路,采取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战略,采取先易后难、先点后面、先农村后城市、先农业后工业、先体制外后体制内的渐进式改革,努力降低我国诱制性的制度变迁成本,使中国经济发展加快。同时,这样做使三大战略有机结合,形成整体合力,引导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二)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与宏观调控科学化的有机结合     中国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国家,要冲破计划体制的束缚,必须引入市场调节与市场化改革,30年中国经济运行的活力来自于市场化。正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与发展的顺利推进,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堡垒一个个被突破,新的体制因素不断扩大,由此加快了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现在,市场决定商品价格的比重占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6.1%⑨。从国际看,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竞争激烈的特大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运行市场化的同时,我国抵御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重视不断完善市场放开后的宏观调控。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于市场发展的调控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并由此积累了对整个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能力和经验。改革伊始,即注重对商品市场供求运行的宏观调控,较快地改善了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1988年我国商品市场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市场抢购”,1990年前后又出现了“市场疲软”,在市场的急剧波动面前,我国采用了综合调控手段,一次又一次化解了市场的危机。其后我国又经历了1993年的经济过热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的冲击与影响。进入21世纪后,我国又经历了2003年“非典”的肆虐,以及2008年特大冰灾、汶川地震、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每次大的冲击与灾害面前,由于调控得力,我国的经济都保持了正常发展,未出现因各种事故引发的市场危机。     (三)公有制经济主导与经济主体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有机结合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建立清一色的纯而又纯的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构,而只能实行公有制企业与非公制企业并存的格局。非公有制的企业将是我国市场经济新的生长点。从企业所有制变化的趋势看,我国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企业所有制形态。一是国有企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关系国家安全与国计民生命脉的基础产业、主导企业、骨干项目中,在军工、能源、钢铁、重化、机械、电子、交通、金融、通讯等领域,国有企业在整个市场主体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力军。同时,国有企业要探索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二是集体企业。这是指以生产资料归一定范围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企业。集体企业在我国数量多、分布广、类型杂。三是私营企业。这是我国现阶段私营经济的主要部分。私营企业不同于劳动者个体经济,它是生产资料归私营企业主所有、雇佣一定数量劳动力进行生产或经营的企业。四是“三资”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陆续引入了一批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营企业、外资独资企业。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随着第三产业领域对国外开放的程度进一步提高,三资企业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获得大发展后,目前正在向内陆地带的中西部地区扩展。五是股份制企业。这将是我国市场主体中发展较快的一种企业所有制。股份制企业将在国内各个领域、各个产业中增多,股份制企业形式在我国是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同时股份有限公司(含股票公开上市公司)也会逐渐增多。六是混合所有制型企业。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的所有制经济中还有一种混合型企业,即一个企业中存在多种所有制成份,产权性质各不相同。这种企业数量不多,但在一定条件下它是存在的。在除了上述企业所有制的多种形式外,我国现阶段还有大量的个体经济。以上说明,有中国特色的市场主体的企业所有制结构模式是多元化的,这既区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模式,又区别前苏东计划经济模式。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所有制企业的相互并存,形成了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彼此平等竞争,各显其能、发挥优势,大大提高了市场的开放度、竞争度,有利于促进市场的繁荣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多种所有制企业中也不是平分秋色、不分主次,而是有主有从、互相协调,从总体和全局上看是公有制企业为主体、为主导,这是由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至于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结构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领域、不同部门、不同时期并不是千篇一律按一个比例格局去实现的,而是各有不同。而且各种所有制经济可以互相渗透,在许多非国有企业中就有大量的公有制经济要素。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     (四)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及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     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在利益分配格局上努力体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因此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上有效地实现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一方面是按劳分配为主体,主要体现是:一是在多种分配形式中,按劳分配起着主导作用,决定着社会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性质和方向,在个人消费品的所有分配方式中占较大比重。同时,在公有制经济主体中,劳动者的收入主要由按劳分配途径取得,其他非劳动收入仅起补充作用,在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中,劳动者收入也主要是劳动报酬所得。二是按劳分配主要体现于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企事业单位中,即在国有制、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劳动者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主要实行按劳动分配的方式,非按劳分配形式是一种补充。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系中,按劳分配是主体,同时还存在多种分配形式,主要有:一是按资本分配。按资本分配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中最重要的部分,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充分发挥资本及资本市场的功能。所谓按资分配简单地讲就是资本所有者依法凭借其资本投入的量来获取新增的国民收入。二是按资金分配。按资金分配是指我国居民个人依法将自己劳动收入的一部分用来购买股票、债券和参与企业内部集资以及银行存款所获得的股息红利或利息收入。三是按经营成果分配。按经营成果分配是指企业经营者依法或按合同契约在一定时期内根据自己经营成果状况取得的收入,它包括个体劳动者、承包人、租赁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应取得的收入。四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在私营企业及“三资”企业中的劳动者与业主之间仍然是一种被雇佣与雇佣的关系,这些企业中劳动者取得的收入本质上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体现着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这是毋庸讳言的。五是按无形资产(本)投入分配。知识经济的发展,新经济形态的出现,使技术专利、版权、著作权、技术秘密、商誉、商标、专用名称、计算机软件、经营理念、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些无形资产(本)都是智力资本的凝结,按其投入参与分配。     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有利于提高效率,能从根本上打破传统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但也就意味着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由于劳动与生产要素投入不同,人们的收入差距会拉开,这有利于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社会上会有弱者、老者、幼者、失业者、贫困者,因此必须注意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中保持社会公平。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稳定。     1992年邓小平在巡视南方谈话中就强调要防止两极分化、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此后中国在建立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的分配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首先是力求为所有劳动者提供起点的公平、机会的公平。起点与机会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正,只有为广大劳动者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施展才干的机会,为广大经营者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机会,为广大科技人员提供平等的科技创新机会,才能较好地体现社会公正。其次,要注意通过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一是调整居民收入结构,包括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努力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二是加快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加快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建立。将养老保险制度范围扩大到城镇所有企事业单位,所有城镇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保险、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制。全面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城镇所有企业,不论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必须建立企业职工失业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企事业单位员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证城镇生活困难居民得以解决温饱问题的“最后保障线”,凡城镇居民,包括已经失业,或正在待业,或发生天灾人祸,其收入标准未达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由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社会保障资金予以补贴到最低保障线。近几年来我国正注重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有的地方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已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     (五)经济联系的开放性与独立自主的有机结合     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性经济将国际国内市场融为一体,以全球化思维推进国际化,以独立自主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化。一是从沿海四个特区试点起步,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原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对外开放发展迅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与经济全球化紧密联系。二是加快进出口贸易发展,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需求动力,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提高到2007年的66.8%,提高57.1个百分点。三是在国内外商品与生产要素的流动中,充分发挥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市场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先进生产要素,积极承接和参与国际产业转移。四是在大力引进外资、外企的同时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开展海外投资与国际技术经济合作,建立海外销售网络、生产加工企业、研发窗口及原材料基地。五是在国际国内商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接轨程度提高的基础上,促进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规则相“磨合”,对国内的相关改革形成倒逼机制,促进改革的向前推进。六是把发展开放型经济与坚持独立自主有效结合起来,对不同产业领域实行充分开放、适度开放、有限开放的差别性开放政策,注意维护中国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主动防御和及时化解国际市场传递的各种危机和风险,处理好各种经济贸易摩擦与纠纷,避免了南美模式及东亚模式危机在中国的重演。     (六)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与社会大局的稳定相结合     放权让利的市场取向改革释放了社会成员长期以来在被计划经济、集权体制压抑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积极性,释放了各个微观经济主体追求单位利益最大化的积极性,也释放了各个地方政府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的积极性。横向的经济活动拓展,市场不断活跃,市场经济的自主性、逐利性、开放性、竞争性、效率性充分显现出来。但与此同时在一个经济大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从传统封闭社会向现代开放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如何在保持市场经济活力的同时,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底子薄、地域辽阔、民族多样、农村人口比重高且文化素质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未经历过工业革命阶段的大国,如何借鉴世界政治文明而又不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上创新,以实现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与社会大局的稳定相结合,便是中国模式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政治实施经验与教训基础上,我国基本构筑了既促进市场活力不断发展,又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活而不乱的现代政治体制。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市场经济、体现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模式;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接,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结构,当然这种公共治理结构亟待完善。二是基于现代法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张和目标,并按宪法精神逐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是基于多党合作、体现共产党执政的民主协商政治模式。其基本要求是,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而不是多党竞争,实现协商政治和民主监督。四是体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当然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还存在缺陷,还需不断完善,但上述基本构架既借鉴和吸收了世界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成果,又从中国实际出发,体现了中国特色。在现阶段这种政治体制既可以保持国家、社会的统一,有效防范民主政治进程中社会的动乱,又可使国家有比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掌控能力,集中力量办一些有全局影响的重大事项,还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国家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市场经济健康的发展。          四、重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长中的问题与治理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长中的问题     1.体制制度中的封建残余影响。这是目前被理论界普遍忽视的问题,对此我们不应刻意回避。从历史上看,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漫长,与西欧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民主管理及民主法治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缺乏。相反,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宗法思想、人治、官本位、封建特权等思想与价值体系一直延续下来。至于近代中国,更由于未经历过大规模工业革命及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冲击,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畸形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思想体系未有任何变化而承袭下来,其后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是世界上封建专制历史最长、封建专制思想影响最久的一个人口大国,因而我国的封建思想的历史包袱也最重。因此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刚刚启动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十分尖锐地指出了破除封建残余思想的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重要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⑩ 他在谈话中对特权、家长制、官本位等封建思想残余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将其作为一个主要部分集中进行阐述。今天当我们讨论进一步完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时,如何防止封建残余思想扭曲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注意防止出现封建权贵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扭曲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现有的制度体系深层改革中要认真解决三大问题,即如何突破封建特权观念的束缚,真正确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平等观念;突破“官本位”思想,树立现代市场经济民本位意识与观念;破除封建“人治意识”,树立现代市场经济“法治”理念。要防止在制度设计与调整中强化特权意识、官本位思想、人治理念等封建残余,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重点是推进以建设现代民主为目标的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机制。     2.崛起观念中的思想误区。急于求成的过分乐观主义与盲目自大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是中国经济崛起中思想观念的困境。在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中,这两种理念和情绪不时会在专家学者的文章、演讲及网民的博客中反映出来,并试图影响顶层的决策。有的一谈中国崛起就忘记了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似乎几年之内中国就可全面超过欧美,独步天下。应当指出的是,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都在现代化,但从总体上讲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进程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期间甚至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还有的一谈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就认为中国的经济产业已全面陷入美国的阴谋圈套中,习惯于唱传统的冷战思维高调,极力主张用强力办法解决中国与各国的争端,甚至不惜诉诸武力,这就完全背离了党中央关于和平崛起的战略。我们应牢记毛泽东关于中国永远不称霸和邓小平反复告诫的“中国人要谦虚谨慎,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一心一意搞好现代化建设”的指示,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坚持和平崛起。     3.经济社会发展中“三农”问题突出。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在从农村向城市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的特殊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遇到的窘境。目前主要表现:一是农业生资价格走高农民增收难;二是耕地减少是刚性趋势,存在粮食安全隐患;三是农业基础设施差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强;四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产品供给落后,城乡发展差距扩大;五是农村生产要素及商品市场体系发育严重滞后。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例,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当年的中国是其中之一。在此后的10年中,中国城乡之间在收入上的差距更是有增无减,2005年超过了3∶1。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1.86∶1——扩大到2005年3.22∶1——2006年的3.28∶1——2007年继续扩大到1∶3.33。此外农民失地及利益损失严重。     4.重大经济比例不协调。一是投资率过高与消费率过低并存;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快速工业化的进程,我国消费率处于持续下降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的65%左右降至50%以下,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消费率快速下降,从2000年的62.3%下降至2007年的48.6%,8年下降了13.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08年的43.5%,上升了8.2个百分点。二是一般产品市场过剩与重要资源短缺并存(产能过剩产品过剩)。三是经济增长持续走高与就业压力加大并存。四是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失调,如出口规模迅速扩大与出口质量严重滞后并存;如中国虽然成了世界制造业大国,但在国际产业分工链、价值链中仍处于低端环节为主。     5.收入分配关系失衡,贫富阶层分化严重。据权威专家组调查中国基尼系数在2006年就已达0.53,(11) “中国财富正迅速向少数人集中”已是不争事实;同时存在人口较多的贫困阶层,主要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与相对贫困人口、失地农民、城市下岗失业难再就业的低收入者及无收入人口;低收入与贫困阶层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问题突出。贫富差距非正常扩大重要原因是大量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的存在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贫富差距的非正常扩大一是影响社会和谐,二是影响市场消费需求的启动,加剧市场过剩。     6.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难,资源危机、生态危机进一步显露。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特征是“四高一低”即“成本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高、综合效益低”,加剧了短缺资源的短缺以及环境污染;如2008年,中国创造了世界6.4%的GDP,却消耗了世界7.4%的原油、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和40%的水泥;制造业的能耗占全国一次能耗的63%,单位产品的能耗高出国际水平20%~50%;中国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生态恶化形势严峻,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km2,沙化土地面积约100万km2,原始林不足1/10,森林质量下降,草地退化面积达2/3,地下水超采(海河平原漏斗面积2万km2)全球1121种濒危物种,中国有190种(IUCN)。     7.市场混乱与无序状态严重。一是诸侯经济分割统一市场。二是非正常垄断破坏公平竞争。三是商业贿赂盛行加大交易成本。四是诚信缺失,欺诈掠夺经营,造假贩假;如非法传销、非法集资、虚假广告、信息披露失真、制假贩假、网络欺诈等,2008年的三鹿奶粉质量事件曾震惊中外。此外公权腐败严重,广泛蔓延的腐败更使收入差距存在雪上加霜,同时权力商品化冲击市场平等竞争,助长市场混乱。     (二)加大制度创新努力完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当然上述问题只是中国前进中的问题,但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也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很不完善,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完全定型。虽然它的一些典型本质特征开始显现,但中国现代化任务还未完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途还很长。更需要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从制度创新层面去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看到,中国经济历经30年较长周期的高速发展后,深层次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危机都已暴露出来,在这些困难和问题中,笔者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体制与制度的滞后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不相适应。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12) 如公共权力的腐败和寻租活动的制度化与泛化,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不公,贫富差距太大,资源、环境、生态危机的来临,主要经济比例的失调,市场诚信的缺失与无序严重等等。在这些显露出来的问题中,最深层的是权力扭曲了市场的发展,权贵资本主义正使市场发生变异,权力扭曲市场正成为市场发展的深层障碍,它极大破坏了市场的平等竞争和市场的效率。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缺陷必须重视制度创新,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例,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认为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支出责任又过度下移;生产要素和若干重要资源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又如市场机会的垄断、公权的腐败、贫富差距非正常扩大等都要从制度改革中去求解。由此我们应更加重视制度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正如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所得出的结论: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是社会与经济演进的基本核心,而制度和技术同样都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经济制度的演化可以认为是人类为了减低生产的交易成本所做的努力,技术进步可以认为是人类为了减低生产的直接成本所做的努力。从历史上看西欧的英国和美国率先从农业国演变为后来工业化强国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一个有利于市场运行的制度。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历史上的强国的衰落以及前苏联由强大而解体,也都是制度滞后所致。     因此,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实施《宪法》,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加快现代民主、法治建设,深化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冲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真正认真荡涤封建集权政治与自然经济留下的腐朽观念,认真克服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模式与计划经济留下的思想影响。同时,切实统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统筹地区之间协调发展,统筹对外开放与对内协调发展,大大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时要加快两型社会建设,加快低碳型经济发展,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协调,提高社会公平度,减少贫困者及低收入阶层,完善社会保障,普及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扩大和保障民众参与经济政治事务权利,增进国民福利,提高居民幸福指数,努力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宏观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822.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柳思维: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相同主题阅读 柳思维: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黄亚生:经济增长须辅以政治改革 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黄亚生:中国还是“瘦子”,别担心“肥胖” 黄亚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 陈潭:“不差钱”*“不高兴”*“不折腾” 周其仁:中国经济的平衡与选择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三)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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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 | 大陆新儒家的政治诉求

还是大陆人厉害。     陈明说:“蒋庆和我以及上海的罗义俊等人都是通过阅读港台新儒家作品而从正面接近传统,并由此开始形成自己的体会和思考的。”大陆新儒家虽然起步晚,一出手却高举高打,直指禁区。在大陆某些新儒家看来,海外新儒家无论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还是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都是边缘人自说自话,不过是个自了汉而已。     略举几例,看看海外新儒家讲些什么。     唐君毅曾于1957年起草海外新儒家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其中说:“中国之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源。”所谓心性,乃是儒家的仁心。唐君毅终其一生,致力于炎黄子孙道德的完善。他说人生的目的是实现道德自我,追求“绝对完满和至善”。唐君毅认为,无论是科学、经济还是政治,都应以仁心主宰,否则,科学、经济、政治将会变异,导致虚无主义、功利主义和权力崇拜。唐君毅说儒学具有极高宗教精神,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本根。他说道德应该涵盖一切,“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但唐君毅也承认,要超越世俗,达到生命人格的至善,“步步艰,处处难”。到晚年,唐君毅时常感到新儒家的努力收效甚微,慨叹“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     唐君毅赞成民主自由。他说孔子的“为仁由己”的自由定义,可以涵盖中西各种自由观念。他指出,由于儒家思想的民主精神只局限于道德领域,未能进展到公民人格和社会组织层面,因此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     牟宗三是海外新儒学公认的集大成者。他论证了儒家三期说,提出儒家三统说和自我坎陷论。他著述的重心也是道德问题。他认为儒学就是“身心性命”之学,现代新儒学的任务是“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牟宗三说,“仁”是道德的中心观念,是价值之源,理想之源。牟宗三称自己的儒学精神是“道德的形上学”。他说:“‘道德的形上学’云者,由道德意识所显露的道德实体以说明万物之存在也。”     牟宗三也赞成民主法治。他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是西方文化之所长,中国文化之所短。儒家以仁为中心的“内圣”,无法开出民主科学法治的“外王”。因此,儒家的道德理念必须经历一个自我坎陷(自我否定)的过程,接受吸纳西方的民主科学法治,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创新。     杜维明是海外新儒家后起之秀。他也指出儒学是“为己之学”,是“身心性命之学”。他说儒家的“礼”是现实,“仁”是理想。礼是生活中做人的标准,仁是责任的召唤。他认为儒家人士身上有一种清教徒式的自我约束精神,实现个人道德圆满仍然是儒学的中心意义。杜维明指出,过去有些统治者利用儒学的部分内容维护特权利益,控制民众思想,伤害了儒学,导致倒退。杜维明的创新之处是他把儒学研究和现代化转型结合起来,体现了海外新儒家对儒家传统实现现代化转化的探索与关注。他以新加坡为例,指出工业东亚的兴起,开辟出一条具有儒家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虽然儒家与现代化并非直线因果关系,但儒家看重人际关系、道德责任和教育,看重政府的干预调节,这些因素对东亚实现经济现代化有一定助益。     海外新儒家上述言说,遭到大陆新儒家蒋庆痛切指责。     蒋庆的批评有两条。一是海外新儒家没有从变革政权和政治的角度入手,只模仿宋儒,把儒学归结为心性之学,注重道德完善,是“甘心沦落为一个哲学上的小流派,偏安于学院之中”,使儒学成为“无用之物”。二是海外新儒家热心于改造儒学,追求自由民主法治,是背离儒家宗旨,“力图使中国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 先看第一条。     蒋庆在2003年出版的《政治儒学》一书中说:“儒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着眼于政权和政治。他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等文章中也强调,儒教应该“进入到政治权力中心”,为当代中国重新规划政治蓝图。蒋庆在《政治儒学》中指出,这是儒家应有的抱负。孔子终身怀有这样的政治抱负,他著《春秋》,就是为后世立法。公羊学者依据孔子思想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阶段不同的政治及相应制度。蒋庆说,只有解决了政治制度问题,才能解决心性(道德)问题。政治儒学虽然也讲道德,但政治儒学把政治问题和心性问题区分开来。政治的要害是权力和制度,政治儒学所要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是“礼”,即古代的礼制。蒋庆主张恢复古代礼制,用礼制来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直白地指出,中国需要“复古更化”,“重建中国儒教”,将中国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     在蒋庆规划的政治蓝图中,儒教人物在取得政权成为“统治者”之后,应实行王道政治。他说:“王道是指古圣王之道,具体说来,是指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他又说:“王道政治,是为民而王的政治。为民而王,不是由民作主,亦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为民众的利益而平治家国天下。” 蒋庆要求“统治者在取得政治权力后必须先尊王”。谁是王呢?孔子。因为孔子制六经,成为中国文化代表,尊孔子为王即尊中国文化为王。蒋庆说:“中国的政治秩序依儒家文化统治为合法,不依儒家文化统治为不合法。”《诗》、《书》、《礼》、《乐》、《周易》、《春秋》这六经,是中国文化总汇。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应以六经为指导思想,“方能合法”,否则“其政治秩序必不合法”。     这就是蒋庆儒家政治观最基本的内容。蒋庆强调必须使整个国家回到六经的轨道上来,从而确立政治合法性,否则政权就没有合法性。同时,蒋庆还提出儒教政权应具有民意的、超越的(神圣的)、文化传承的三重合法性。     依儒家逻辑,蒋庆反对“依法治国”。他在《政治儒学》中说,要依靠教化提高民众道德,“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的纷争,最终实现没有诉讼的理想社会。”“通过道德教化,最终消除法律。”这就是政治儒学的法律观。     再看第二条。 蒋庆的政治儒学,排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     他在《政治儒学》中说:“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与特质……这些价值与儒家价值存在某种层面与程度的冲突,如儒家强调个人对家国天下的道德责任而不怎么强调个人自由,即把道德责任放在行为价值的第一位,个人自由则放在其次。儒家不赞成形式理性一刀切的西方平等观,而是以‘礼’的‘中和精神’强调‘等差之爱’、合理的等级制度以及相应于每一合理等级的生命价值与行为准则。儒家不赞成民主,因为民主的平面化、世俗化、庸人化以及贤与不肖各一票的所谓平等化,使有道德、有智慧、有品位、有高才而不肯与庸愚为伍的人不能进入政治去转化政治。儒家亦不肯完全肯定人权,因人权源于人的利益欲求而非道德实现,只有反抗压迫的消极意义而无更高的价值目的。”     蒋庆在这里强调了“等级制度”,以及每个等级的“行为准则”,这正是儒家社会学说的精要。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早期新儒家梁漱溟有关“严尊卑”的论述了。     梁先生在192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没有尊卑大小的社会,是他(按指中国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中国的拿办法的拿主意的与听话的,是全然分开的两事。而西方则拿主意的即是听话的,听话的即是拿主意的。因此,中国的‘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划然为两阶级,就生出所谓尊卑来了,也必要严尊卑而后那条路才走得下去。西方的一个个人,通是‘治人者’,也通是‘治于人者’,自无所谓尊卑上下而平等一般了。于是,这严尊卑与尚平等,遂成为中西间之两翼的精神。” 梁先生说:“尊卑是个名份,而以权利不平等为其内容……权利的有无,若自大家彼此间比对着看,便有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若自一个个人本身看,便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照中国所走那条路,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时个人也不得自由。因为照那样,虽然原意只是把大家伙一同往前过活的事,由一个人去做主拿主意,但势必导致个人的私生活,也由他做主,而不由个个人自主了。非指公众的事交给他,我们无过问的权,就是个人的言论行动,也无自由处理的权了,这就叫做不自由。虽然事实上尽可自由得很,那是他没管,并非我有权。本来那条路,拿主意的若非拿无限制的主意,听话的若非绝对的听话,就要走不下去的……所以大家要注意看的:第一层便是有权无权打成两截,第二层便是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     梁漱溟对传统中国等级制度的精辟述评,也许有助于人们理解蒋庆政治儒学的真实内涵。这种尊卑秩序,是实行传统威权主义的必然选择,不知蒋庆以为然否。     蒋庆提出,复兴儒教的战略分为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上行路线即是上面所说的“进入到政治权力中心”,下行路线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他主张“首先必须走儒教形成的上行路线,因为上行路线是儒教形成的正途。”     大陆另一位新儒家学者张祥龙认为蒋庆的上行路线过于激进。张祥龙赞同蒋庆的政治儒学及复兴儒教的想法,但张祥龙在《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一文中说:“今天的仕途早已被西方传来的党派政治和西式大学培养的‘管理人才’把持,儒家这条最重要的上行路线已基本上被堵死。”“所以,寄希望于当政者实现‘意识形态的转轨’,让儒家进入政治权力的核心,甚至立儒教为国教,殊不切合实际。”“就我们的视力可及,还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改变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化潮流。”另外,也“没有理由期待实行下行路线的儒教会繁荣兴旺”,因为“儒家教育在现代的西化教育格局中只能是边缘的、辅助性的”,“现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也不会容许儒教的社区建设有大的作为”,“再者,孔庙和儒教在民间的宗教功能,在现行体制中恐怕也远比不上其他宗教,尤其是那些已经在这方面磨练了数千年的传统宗教。比如,对于解脱生老病死这些人生苦难,儒教对于普通民众有什么超过佛教、基督教甚至道教的地方呢?”     怎么办呢?张祥龙提出了中行路线。所谓中行路线,就是在中国设立若干“儒家文化特区”。在特区内,“以家庭和家族的聚居为基本社会结构,以农业为本,士农工商皆有,三教九流并存。”在特区内,“以手工业为主要的加工方式,以自然或半自然的中医及整体疗法为主要的医疗手段……历法改用农历,纪年用干支或以孔子诞辰为始点。教育则全面有机地复活传统的耕读传统和科举考试,学习内容与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同时加入东西方文化(含哲学、文学、历史、科技、社会科学等)的比较。”     在这样的特区内,“儒教的人间生活化和亲子本源的特性、修身齐家治国的特长都会得到充分发挥”。同时,特区领导层的权力,也可以体现蒋庆所说的政权三重合法性。     张祥龙认为,划分出几个以家族为主干的儒家文化特区,不意味着国家整体生存方式全面转轨,“只意味着已经实行的一国两制向文化维度的推行”,实行可能性比较大。 大陆还有一位新儒家康晓光,2005年在新加坡出版《仁政》一书,呼吁在中国实行儒家仁政,建立儒教。不过,康晓光提倡的儒教国,要比蒋庆、张祥龙开放。     康晓光对现实中国持强烈批判态度。他说,今天的中国,为政不仁,为富不仁,“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强者剃白骨,弱者为鱼肉’来形容今日的中国一点都不冤枉它。中国人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这样的社会有什么权力存在?它怎能够让人留恋,让人向往,让人热爱?”“我对现实秩序的评价是‘不公正’,而且是‘非常不公正’。”     但是康晓光不赞成以自由民主主义救治中国。他根据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的数据,对部分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与经济增长、腐败指数的关联性作了一个比较统计。他的结论是,“民主化的程度与十年平均的GDP增长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民主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根据的。再看腐败问题,统计分析的结果也是如此,即民主化的程度和腐败指数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这意味着‘民主化可以遏制腐败’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根据的。基尼系数和民主化的关系也是不相关的。”另外,民主不能解决平等问题。“从来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这回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美国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是那些强势集团支配着一切。”     康晓光断定,假如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如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等,还有可能丧失。”因此,“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也就是说,根据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国社会。”“对于中国来说,既能保留现实的优点,又能克服现时的缺点,非‘仁政’莫属。”     康晓光说:“仁政属权威主义的范畴……它是一种仁慈的权威主义”。在仁政里,谁掌权呢?康晓光说,是“儒士共同体”,即践行儒家理念的“贤人”。所谓儒士,即坚持儒家理念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能够实现道统、学统和政统三者统一。     他说:“儒家坚持实质性的不平等原则。儒家认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只有贤人才配拥有统治权。”康晓光认为“老百姓也不仁”。因此,儒家坚持“治权”只能属于儒士共同体。康晓光的仁政不采纳“人民主权”论,拒绝多党制和全民普选。他没说最高领导人产生的具体步骤,但提到了最高权力怎样更替。他说:“首选应该是儒士共同体推举,其次是禅让,再次是革命。”     康晓光提出,仁政应建立三种机制。一是“开放的大众传媒”,即新闻自由。二是决策咨询机制,用行政吸纳包容政治,执政者听取各种意见,吸纳精英。三是法团主义机制。实行结社自由,允许人们按不同行业、职业组织起来,形成工会、行会等等各种功能性社团。政府通过与社团领导人沟通,达致共识,共同贯彻执行。法团主义提供了劳动自治和阶级合作的平台。     康晓光说,市场经济使财富脱离了权力控制,大众通过社团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言论自由可以对权力实施制约,外部力量也会对国内造成竞争压力。所以,“只要有市场、法团主义、新闻自由、对外开放,仁政就能够跳出黄炎培的(兴亡)周期律。”     从上述基本原则来看,康晓光的设想的确与蒋庆、张祥龙的设计有很大不同。     康晓光说:“有些东西是中国本土的,如仁政、儒教,有些东西来自西方,如法团主义、福利国家、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可以算作是西方的东西。所以,建设未来,既要古为今用,又要洋为中用,但必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为新蓝图的灵魂还是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而不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自由民主主义。所以,我把这种关于未来的通盘构想称之为‘儒教国’,而建立儒教国的过程就是‘儒化’。”     康晓光说,一百年来,中国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西方化,“确切地说是按照马列主义的模板进行了一次全盘西化”。但是,斗争并未结束。从21世纪初起,20年到50年,两种命运的争夺将在中国进行。如果西方文化胜利了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民主。如果儒家文化能够复兴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仁政。康晓光对此略有悲观。他说:“总的来看,在思想领域,自由民主主义占据主流,儒家处于边缘。”     就此,康晓光建议“用孔孟之道代替马列主义。党校还是要保留,但教学内容要改变,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课,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公务员考试要加试儒学……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仁政也就实现了”,而“最关键的,是把儒教确立为国教。” 在大陆新儒家中,陈明是比较特殊的一位。看来,他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像基督教的新教革命那样,通过内部变革来(使儒教)适应社会变迁”。他的气魄很大,但也因此两头不讨好。一方面,他被一些人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另方面,在新儒家内部又被称为叛徒。 陈明在《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一书中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是原教旨主义,李泽厚的“西体中用”是全盘西化。陈明走的是中间路线。他根据宋明儒家的思路,提出了“即用见体”说。意思是,通过效用的价值(用),发现中国人的意志需要(体)。陈明解释说,“即用见体”中的“体”,不是一个封闭凝固的东西,而是“永远在活动中……实现新生活的建构”。本来,“体”和“用”在一般人眼中是对立的,而“即用见体”把两者融会打通了。“用”可以通向“体”,“体”也可以体现为“用”。这与王阳明的“体用一源”有异曲同功之妙了。他说,鲁迅的“拿来主义”和毛泽东的“洋为中用”,都是“即用见体”的案例。这就是说,西方的“用”,如果符合中国人的意志需求,也可以成为“体”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陈明说,在个体生命和群体生命的关系问题上,他赞成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结合。在政治体制的具体形态上,“代议制、君主立宪都是可能选项”。     陈明多次称“我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说,儒家强调民意,因而“儒家有宪政主义思想”。宪政机制要求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的权利与财产,这与儒家主张的“敬德保民”一致。对于中国的宪政改革,陈明的建议是,用宪政主义代替自由主义,首先明确宪法原则,其次落实到司法审查,以此“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促进或扩大公私生活中公平正义的扩大和提升。”陈明认为,“儒家的传统对于中国宪政目标来说乃是一种积极的助缘”。中国政治改革需要妥协,应该兼顾多种需要,特别是要寻找与中国文化的结合点,以减少震荡。他说:“为了应付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府组织系统。为了维护公民权利,又必须对公私生活领域作出严格划分,对国家权力严格约束。”     陈明指蒋庆的儒学虽有若干洞见,但却是原教旨主义。陈明说,蒋庆称颂儒家设计建立了汉代制度,其实汉代是“外儒内法”,“外戚宦官交替为害直至酿成党锢之祸”,糟糕得很。称颂汉代政治,会给孔子带来光荣还是耻辱?     陈明进一步质疑蒋庆说,否定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是不明智的。自由、民主、宪政等价值“难道不是每个人从日常经验中就可以感知到的内在需要?没有这一切的所谓民族复兴又会是什么?”     陈明也提倡儒教,他提倡的是“公民儒教”。人有生死,因而有神圣性问题,而国家也需要神圣性叙事以增加凝聚力,所以建立公民宗教势在必行。公民儒教可以和自由民主宪政相结合,可以满足道德、信仰方面的需求。陈明说,儒学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神秘性,至于仪式,“左宗庙、右社稷”的格局以及天地祭祀活动,应有尽有。 陈明说,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群体,但他们的共同的心理基调是一种危机感: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民族如何自处?新儒家力图在当代生活中解决文化认同、政治重建和身心安顿三大问题。     陈明说,不知为什么,有人说他是文化新儒家,说蒋庆是政治新儒家,康晓光是制度新儒家,梁治平是法治新儒家,盛洪是经济新儒家。陈明说自己的下一步目标,是建构一个可以叫做大陆新儒家的理论学派。     新儒家下一步究竟怎样发展?思想界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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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叶鹏飞:民选总统、民粹和利润最大化

叶鹏飞:民选总统、民粹和利润最大化 (2011-08-28) 早报导读 [总统选举] 今天中午12时 近半选民已投票 [名家专评] 黄彬华:谁是后菅直人日本新首相? [中国早点]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 [时事漫画] 美国指中国军力破坏地区平衡 ● 叶鹏飞 得鱼忘筌   经历了总统选举的洗礼,相信国人都意识到,新总统不但要履行宪法上的职权,当务之急更须肩负起团结全民的重任。看似消散的5月大选硝烟,不但在8月死灰复燃,而且感觉上依旧浓烈。虽然有候选人的竞选主题偏离总统权限,直接侵犯了政府的执政权,但因为涉及大家关心的民生议题,仍然获得不少选民的积极回应。   执政党想必也感觉到这个政治气氛,李显龙总理在总统选举期间多次公开的谈话,都强调全民团结,避免抗争性政治。他警告,如果政府和人民缺乏互信,新加坡在经济风暴前很有可能“翻船”。他表示,大选后的政治氛围,使得政府或许得在务实政策和民粹作风(populist)之间面对选择。   本次总统选举,的确是在变幻莫测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举行,如坐过山车般起伏不定的欧美股市,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社会动荡,应该多少影响了国人的投票抉择。从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开始,因贫富差距太大所引发的政治海啸,席卷了大半个中东。但并非只有发展中国家才如此,连经济一向发达的以色列,从7月就连续几周爆发全国性示威浪潮,在8月6日更有高达3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物价高涨、社会不公。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者以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为主力。   同一时期,即将在明年举办奥运会的英国伦敦,则发生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暴乱,且蔓延到其他城市,暴徒以失业及少数族群青年为主,他们焚烧汽车、建筑物并洗劫百货公司和商店。当局仅伦敦一地就部署了1万6000多名警察维持治安,共有近600个滋事者被捕。在此前的3月26日,伦敦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超过25万人涌上街头,抗议政府大幅度裁减公共服务的支出。   相对于英国政界感叹世风日下,谴责青年道德沦丧,知识界对于8月暴乱却有不同的解读。刚出版《资本之谜: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现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的英国知识分子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教授撰文指出,暴乱的祸根恐怕更在于统治精英本身的贪婪。他说:“大规模巧取豪夺的政治经济学,近乎光天化日的抢劫,尤其是针对穷人、弱者、朴实的人,以及不被法律保护的人的抢劫,已经成为当下的秩序。”   哈维认为,撒切尔主义释放了资本主义的凶猛本能,“‘砍光烧光’(slash and burn)几乎成为每个地方的统治阶级的公开箴言。”他并非危言耸听。英国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s)自1980年代撒切尔执政以来便在上升,反映了社会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英国该年的基尼系数是36.0,为经合组织(OECD)中之“佼佼者”(法国32.7、德国28.3、注重社会福利的北欧国家均在25左右);以色列的基尼系数更严重,高达39.2。   资本主义龙头老大的美国,基尼系数同样领先,当年就已经达到40.2。这种贫富差距,源于资本随全球化自由流窜,不断寻找更高的回报;工薪阶层面对“全球化”的高度正当性节节败退。这样的不公也表现在税制上,不义之甚,连美国超级巨富巴菲特都看不下去,于8月14日在《纽约时报》撰文,抱怨富人阶级缴税太少,税率比一般工薪阶级还低。针对权力集团为富人减税的借口,巴菲特直言:富人不是根据税率高低决定投资与否,而是投资能否赚钱。主张富人减税的共和党人群起而攻之,亲共和党媒体甚至指责巴菲特在挑起“阶级战争”。   作为开放经济体的新加坡,也面对全球化资本寻求利润最大化(profit maximisation)的压力。李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表示,他在5月选后与一群国际企业高管会面时,对方担心政府会因为屈从于“民粹”而使得“政治风险”变大。国人希望改善既有政策,减轻生活负担的政治压力确实存在,而且相当强烈;如果这被形容为民粹,外资也真有理由担心。英国和以色列的社会动荡,正是各地民众反抗资本全球化的缩影。按照巴菲特的逻辑,只要新加坡能继续提供稳定、安全、有效率的经商环境,资本不会因为“新加坡人优先”带来的人力成本提高而裹足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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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 | 灰色收入被夸大了吗?——答罗楚亮、岳希明、李实的质疑(简稿)

2011年06月24日 23:14:12   我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自2010年发表后,引起了不少关注和争论。其中,罗楚亮、岳希明、李实的一篇文章,对这个灰色收入报告提出了一系列质疑,认为我对灰色收入的估计结果“超出人们常识”,方法上有“比较严重的缺陷”,表示“不认可”这项研究(两文分别见中信出版社《比较》第48辑(2010)和第52辑(2011))。我对这一质疑表示欢迎,并期待学术界更多的讨论和研究。鉴于我与三位质疑者在一些基本看法上,及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上都存在分歧,有必要对上述质疑作一个答复。        1. 灰色收入和收入差距是否被夸大     我在灰色收入报告中指出,目前的居民住户统计数据严重低估了高收入居民的真实收入,也低估了收入差距。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样本中的高收入居民,有明显低报收入的倾向,特别是灰色收入,基本上不可能反映出来;其二,现行的住户统计调查对高收入样本有遗漏。两者都会使数据发生系统性偏差。我的报告主要对低报收入的偏差进行了估算和纠正。这是一个初步的探索,未必完善,其中对最高收入居民人均收入的推算可能仍是偏低的。     质疑者承认现行统计数据存在这两方面问题,但对我估算的收入差距和灰色收入数量提出了严重质疑。依据是,既然我的研究只试图解决低报收入问题,而没有对遗漏样本的问题进行纠正,那么实际上“隐性收入”或“灰色收入”就会更大,“也许大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们说,“面对这些超出人们常识的估计结果,让人不得不理性地对待这些结果的合理性。”     显然,质疑者首先是不认同我的研究结论,认为我估计的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都太大了。可惜他们并没有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而只以含糊的“大到让人难以置信”、“超出人们常识”作为否定的根据,然后就转而对我的研究和调查方法进行批评。     在讨论方法问题之前,不妨先澄清一下,上述说法是指谁难以置信?超出了谁的“常识”?我的报告发表后,新浪网推出了一项网上调查,截至2011年5月14日,参加调查7918人,认为我的研究高估了灰色收入的占10.3%,认为没有高估的占83.7%。从这些情况看,三位质疑者的常识和大多数公众的常识有很大差距。     撇开所谓常识和我的推算结果不谈,只要仔细看看不同统计数据之间的差异,也能得出理性的判断。首先,根据统计局住户收入数据计算,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13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中基于全国经济普查计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少了5.2万亿元。经济普查覆盖面更广,显然说明住户调查数据有大量遗漏。     其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银行存款、各类投资等统计数据推算,2008年居民储蓄总额应为11—11.5万亿元,而不是按住户统计数据推算的3.5万亿元。加上消费,居民可支配收入应在22.1—22.6万亿元之间,而不是按住户统计计算的13万亿元。请问相差的这9万多亿元是从哪里来的?以上这种情况,每年都在发生。按2009年数据推算,两者的差额超过10万亿元。     其三,用历年商品房销售统计、汽车销售统计、居民私人出国出境旅游统计等数据来推算,居民支出水平都远超出了居民收入统计能够解释的范围。     无需更多的例证,我的报告是否夸大了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人们是能够做出合理判断的。        2. 关于灰色收入课题的研究方法     三位质疑者除了不能接受我的结论,也对我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许多批评,如我的方法“缺乏稳健的方法论基础”、“缺乏合理的逻辑基础”、模型解释力低、结果的数字不精确、不同方法的推算结果之间有差异,等等。这些理由之间,有些是自相矛盾的,还有一些曲解了报告原意,但指向都很明确,即试图证明我的分析结果“不可信”、“荒谬”。下面择要予以回答。     (1)关于“缺乏稳健的方法论基础”(意思是没有现成的文献依据),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怎样评价一种研究方法的好与坏?在经济学中有大量问题可以使用学术界公认的现成方法来研究,但还有许多问题是学术界很少涉及,没有现成方法可用,或只有某些不成熟的方法可以参考。对于这类问题,评价研究方法好坏首先要看其对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有无帮助,而不是看有没有前人的现成方法作依据。     (2)质疑者对我的模型R 2 过低提出了批评,这是合理的,也是其十几条理由中唯一站得住脚的理由。这是这项模型分析的一个不足之处,需要继续改进。但在这一问题上,质疑者也回避了两个重要之点:其一,模型的大多数变量估计值都达到了很高的统计显著性(1%水平),说明这些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确实存在预期的相互关系;其二,为了检查结果的可靠性,我用不同的方法和数据进行了交叉检验,结果与模型分析法推算结果非常吻合。这些检验弥补了模型R 2 较低的缺点,验证了其可信度。     (3)质疑者说,用我的分组比较法,再用他们自己的城镇住户样本数据,按收入排序并按累计的恩格尔系数分组、计算人均收入,然后再与平均分组的人均收入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不完全一致,多数组有3%—6%的误差,最高收入组的误差有16%。他们由此作出结论:我的方法“不可行”。     首先,不同方法的计算结果间有3%—6%的差异,并非不可接受的误差。相比之下,国家统计局的住户收入数据和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居民收入数据之间,差了5万多亿元(以2008年为例),误差率高达30%(以住户数据为基数则误差40%)。几位质疑者多年来使用统计局住户数据做研究,对这样巨大而且显而易见的误差,不知为何此前从未提出过质疑?     其次,质疑者不会不知道他们使用的高收入样本(应为国家统计局样本的一部分)的收入数据是不够真实的。而对这些收入数据欠真实的样本按不同方法分组,自然产生较大的不一致。但这是他们自己数据产生的问题。     再次,质疑者还使用了不正确的计算方法。他们计算的分组恩格尔系数使用的不是 平均法,而是累计法, 这种方法实际上给了不同收入水平的住户以不同的权重。因此自然产生一定误差。     (4)质疑者用他们自己的样本数据,计算了不同省份人均收入和恩格尔系数,发现江苏各组比甘肃的恩格尔系数更高,而收入水平也更高,两者相差近一倍。质疑者据此证明,用恩格尔系数推算收入水平的方法,是“荒谬”的。他们没有提供原始数据和具体计算方法,无法检验他们的计算是否正确。但仅从已有信息中,可以发现如下问题:     其一,质疑者使用的数据存在反常。无论是用我们的调查样本数据还是国家统计局的全国样本历年数据,按收入十分组的恩格尔系数都非常有规律地随收入水平上升而下降。这在经济学中是有解释的。而质疑者的江苏样本第二、三、四组的恩格尔系数反而都远高于第一组,第六组高于第五组,第七组高于第五、六组;甘肃第三组高于第二组,第六、七组高于第五组。这样严重反常的情况若不是来自他们数据的质量问题,就是来自他们的计算错误。但他们用自己反常或错误的数据,想要证明别人的方法“荒谬”,是有点幽默感的。     其二,如前述,质疑者已经知道自己的数据存在高收入居民低报收入等系统性偏差;在未采取任何纠正措施的情况下,进行这种分组比较,自然更不可信。     其三,又如前述,质疑者的恩格尔系数计算方法不正确,这也同样会影响两省分组比较的结果。     其四,恩格尔系数不仅与收入水平有关,还和其他一些变量有关(例如教育水平、家庭规模、就业面、地区消费习惯差异等)。我的模型分析法控制了这些变量,分组比较法在我的报告中只是作为参考。而质疑者单挑出分组比较法来,算出某些不正常的结果,是偷换了问题。     5)我在报告中指出,调查发现,高收入居民常常有低报收入的倾向,但他们报告的消费数据偏差小得多。此外当家庭消费被低报时,其食品消费一般也会被低报。而恩格尔系数是这两者的比值,两者的偏差是同方向的,能够互相抵消。因此我们仍然可以得到比较可靠的恩格尔系数。这是我使用恩格尔系数法进行收入推算的前提。     质疑者不会看不懂这些说明,但他们绕开了这些技术问题,笼统地指责我不相信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却相信住户调查的恩格尔系数的真实性,因此“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种悖论”。这种论证容易误导读者,然而是牵强附会的。        3. 关于灰色收入课题的调查方法     质疑者还列举了很多理由批评我的调查方法,其中许多论点逻辑不清或自相矛盾。归纳一下,大致可分两类:     第一类批评是想证明我们的调查不如统计局的调查可靠,比如,说我们的调查人员“通常”不能保证其专业性,“至少不能说比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员更专业”;他们还可能会有“职业道德”问题(言外之意就是问卷造假);我借鉴的社会学典型调查方式“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所有的个体都是相同的”,否则就“未必合适”。     这些逻辑都有些奇怪。我们的调查员可能有“职业道德”问题,统计局的调查员就不会有同类问题吗?在社会科学领域,根本不存在“所有个体都相同”这样的条件,也没有任何两个个体会完全相同。这是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理由。     质疑者的第二类批评,是说我们的调查方式“与国家统计局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因此“不能避免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的方法“没有特别之处”,“看不出……有多么先进”。我的调查样本与统计局样本“收入构成也没有明显的不同”。质疑者还举例说,某些采用询问方式的调查,与统计局的记账式调查结果“非常接近”。     这些说法,看来是想说明我的调查并不比统计局调查更好,但首先就否定了他们自己的第一类批评,说明所谓我的调查方法比统计局的调查方法必然更不可靠的说法,有强词夺理之嫌。我们的调查的确“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是采取了种种可能的措施保证数据真实可靠。我们舍弃随机抽样调查方式,而采用了针对调查员熟悉和了解家庭情况的人群的定向调查方式,并选择匿名调查,就是为了取得更真实的数据。我们还对受访者作了并认真执行了信息保密承诺。我们在调查方法和问卷设计上考虑了受访者的心理反应,这样即使受访者试图低报收入,也很容易从分项支出数据中发现问题。我们还慎重选择了调查的合作对象,规范了调查员资质和经验,认真对各地调查员进行了直接培训和调查指导,及时跟踪处理了调查中遇到的问题,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严格的质量检查。相信一些“公事公办”的调查,未必能做到这样的认真程度。     这里有必要回答几个被重点质疑的问题。     (1)调查人员直接调查自己熟悉和了解其家庭经济状况的人群,真能提高调查数据的可靠性、避免低报收入吗?     质疑者表示不相信。还有人说,这反而会增加受访者低报收入的倾向。但这毕竟是他们的主观想象。看调查结果,我们的中、高收入样本在同等消费特征的情况下,报出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统计局样本的收入水平。而且收入水平越高,差异越显著,规律性非常明显。这一结果本身明确否定了质疑者的上述想象,说明我们的调查方式和辅助措施有利于提高数据的真实性。     (2)无记名调查方式是否会增加调查员问卷造假的可能性?     无记名调查会减少受访者的顾虑,有利于获得真实信息,但对问卷的质量保证又是一个不利条件。如没有适当的质量控制和检查措施,可能增加造假的概率。对此,我们选择了有良好诚信记录的合作伙伴;对调查员的文化程度、工作态度、调查经验和当地生活背景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培训中强调了杜绝造假的纪律和保证数据真实性的意义;加强了对调查过程的监督和事后复核;并通过严格的问卷质量核查剔除了相当一批有疑问的问卷。实践证明,这些措施是有效的。     (3)我们是怎样对问卷进行核查的?     调查过程的核查:所有调查员在完成每份问卷调查后,都必须按要求填写详细的调查后记,陈述他(她)与每位受访者之间的关系、互相了解的程度、调查时间和过程、受访者对调查的态度、以及调查员对问卷一些主要信息可靠程度的判断。这些给调查督导控制质量、判断信息的真实性提供了帮助。有些不合格的问卷,在督导核查过程中就筛除了。     问卷的事后核查:包括信息的完整性检查、一般逻辑检查、及收支关系检查。后两者主要针对受访者提供不真实的信息,和个别调查员进行造假的可能性。通常,提供虚假信息者很难保证整个问卷信息前后一致,不发生逻辑矛盾。我们设计了专门的检查程序对逐个问卷进行检查。结果在4909份问卷中剔除了714份质量不合格的问卷,约占15%。这些严格的检查,在总体上保证了调查结果的可靠性。        4. 请勿误导读者     在学术讨论中,应该本着客观诚实的学术态度,切忌弄虚作假、误导读者。而质疑者的若干批评,有失上述准则。仅举两例:     (1)为了证明我的研究不可信,质疑者说,我“把所有低报的收入都算作‘灰色收入’”,而且根据我的推算,“最低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增长最快”。这一批评是无中生有的。我在研究报告中明确区分了“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前者指居民收入统计没有反映出来中的收入,后者指“无法明确界定、不能清楚地判断其合法或非法的收入”。我推算的2008年居民隐性收入为9.3万亿元,灰色收入为5万亿元。在分布上,我的结论很明确: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的80%以上都集中在占城镇家庭20%的高收入居民。我推算的最低收入居民收入和统计数据也有较小的差异,但这基本上是普通的统计遗漏和误差,而不是什么灰色收入。     而质疑者却把这些小额遗漏和误差项,牵强附会地解释成所谓“最低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还别出心裁地用两个不同年份的最低收入居民遗漏和误差项相除,计算出一个所谓“最低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增长率”。这更远离了我的原意。     质疑者还刻意避开了我所采纳的模型分析法结果,而用我没有采纳的、误差较大的2008年分组比较法结果,去和2005年结果相除,算出一个所谓 “最低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增长最快”的结果,试图证明我的推算何等荒谬。但这种论证不仅方法荒谬,而且不诚实。     (2)质疑者的另一个理由,是说根据我的数据计算,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685,“把所有的拉美国家都抛在了后头”。因为中国的情况不可能这么坏,由此证明我的研究结果是荒谬的。     但质疑者的这些“计算”,背离了基本的学术准则。     首先,他们改变了我的数字。我推算的2005和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统计局数据的差异,分别是1.78倍和1.90倍(见原文表8),而他们却说是2.53和2.25倍。仅这一点,就会使基尼系数的计算相差甚远。     其次,要计算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必须有城乡合一的样本数据。国家统计局历来的城镇住户和农村住户调查都是两个互不衔接的样本,且从未公布原始数据。我计算的是城镇居民分组收入,没有涉及农村。而仅仅根据这七组城镇收入数据,无法计算全国基尼系数。因此我自己从未做过这样的计算。而质疑者声称对我的数据进行了“变换”,又与他们自己的农村样本“合并”,从而计算出了一个0.685的“基尼系数”。他们根本没有说清楚,怎样能够把城镇分组数据“变换”成原始样本数据,又怎样和农村的样本数据进行“合并”,只是提供了一个含糊不清的“计算公式”来进行所谓的“变换”,但连公式的含义、理论依据、计算过程、变量各自代表什么都一概没有交代。要把分组数据“变换”回样本数据,就像要把煮好的面条“变换”成原来的小麦。这在理论上肯定站不住脚,在计算上必然漏洞百出。想用这种经不起检验的“论证”来推翻他人的研究,本身是不能成立的。     顺便说说,如果在可靠的数据、合理的方法的基础上,真的计算出了一个很高的基尼系数;如果客观数据及研究结果与我们头脑里先入为主的观念发生冲突,我们应该更相信客观的研究结果,还是相信自己的主观感觉?如果只相信后者,我们为什么还要做研究?     最后,我们说中国存在灰色收入问题,存在低估收入差距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不存在同类问题。因此对灰色收入的研究,也应该是一个有国际意义的课题。但我们既不应该因为自己的问题严重而拒绝承认,也用不着以别人有类似的问题而暗自庆幸,需要的是客观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      (全文载于中信出版社《比较》第54辑,2011年6月)      上一篇: 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下一篇: 王小鲁:政治体制改革是今后改革… 阅读数(1434) 评论数( 2 ) 2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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