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业良

日本官方星期一(8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经济总量低于中国，中国超过日本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有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是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 *GDP总量超过日本* 日本内阁府(Cabinet Office)8月16日公布数据，二季度日本经济规模按美元计算为1·288万亿美元。根据中国已经公布的按美元计算的二季度经济总量是1·339万亿美元。中国二季度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二季度GDP按年率计算增长0·4%，明显低于日本共同社此前对分析师调查后得出的2·3%的增长预期。 日本内阁府的数据显示，从今年上半年看，日本的GDP总量为2·578万亿美元，仍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上半年的经济规模折合美元是2·532万亿美元，略低于日本。 *只有象征意义* 有关日本和中国两国的经济总量对比，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见解。美国摩根大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布鲁斯·卡斯曼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里程碑意义。 巴克莱资本国际驻东京首席经济学家乔平森田(Kyohei Morita)认为，应该更加关注人均GDP数据，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具有象征意义，仅此而已。 *中国学者：总量迅速扩张有隐患* 中国有专家学者对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持谨慎态度，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对今后的经济增长埋下隐患。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说，中国经济规模扩张符合中国多年来强调的大国概念，看重规模，跟很多国家比总量。他认为经济规模增长固然是件好事，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高投资带动下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他同时强调，老百姓和经济学家看重的是人均GDP。 夏业良教授说：“做为老百姓，或者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的是人均的指标和概念，而不是太强调总量。总量这么大其实有很大的风险，对经济未来的增长埋下了很多的隐患。” 夏业良教授解释说，最近25年来，中国年均GDP增长都在9·5%以上，这种高速的增长是一种非常态的增长。中国的增长模式是高投资推动下，粗放型的增长模式，简称为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质疑。他说，中国模式不仅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政府把资源集中到国有企业的所谓主渠道，来压缩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 他说，由此造成了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隐患的担忧，我们都在关心中国经济是否存在泡沫，主要尺度是房地产方面。夏业良教授举例说，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长了11%以上，而房地产的投资增长了38·1%。而且这个幅度是在政府对房地产投资实施了严格控制之后达到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也认为，中国这些年GDP的增长主要靠放大房地产泡沫拉动，如果不挤出房地产泡沫，中国GDP规再大也没有实际意义。 易宪容说：“现在这几年GDP的快速增长主要把卖土地，把住房交易做为重要的工具和手段。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说中国能够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就没有多大问题。所以，如果不把房地产泡沫挤出去，中国GDP增长再高都是没有什么用的。” 易宪容研究员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一方面出台政策，控制房地产市场无序扩张，一方面又把房地产业做为GDP增长的工具。他认为，从根本上讲是政府把GDP做为考核官员政绩的理念没有改变。 *人均GDP跟总量相差悬殊* 人均数据方面，尽管中国的总量GDP数据非常亮丽，但是它的人均GDP却仍然跟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等贫穷国家属于一个阵营。中国2009年的人均GDP接近3600美元，在世界上的排位在100名以外。 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说，中国官方总是习惯用人口的因素解释总量和人均数据差距悬殊的原因，而且中国的人均GDP也仅仅是用根据人口数量把GDP总量进行分解之后得出的。 夏业良教授说：“现在中国经常宣传的数字说，我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3千多美元，将近4千美元。而且北京、上海、深圳和苏州等大城市都公布说它们的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而1万美元就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中等发达以上水平的国家。这种虚幻的概念给人一种不好的联想。” 夏业良教授说，中国目前贫富差距愈来愈大，即使在人均收入高的北京地区也还有很多居民过的是一种贫困线以下的生活。他认为，使用人均可支配GDP方法则比人均GDP更进了一步。 *总量迅速扩张遗害子孙后代*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指出，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张反映出这个国家喜欢把资源集中起来使用，在短时期内让总量达到一个高水平，但从长远看这是不负责的做法。 他说：“反映出一个国家喜欢把资源集中使用，让总量在短时期内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但是代价是，我们不仅要看产出，还要看支出的成本。支出成本不仅包括我们对工业原料，对能源的过渡使用，甚至说我们还预支了子孙后代可能利用的能源。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造成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对水，空气，土壤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样的代价需要我们今后花数倍的投资才能部分地扭转。” 因此夏业良教授认为，如果我们按照绿色GDP或者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来测算经济总量，就会发现中国的GDP增长有可能是负增长。

德国总理默克尔即将访问中国。作为欧洲最大的对华贸易伙伴，德国希望中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德国目前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德关系经过多年的磨合后，双方看来都知道对方的底线。 *五天出访三天在中国* 德国总理默克尔预计将从星期四起，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默克尔此行将首先访问俄罗斯，然后前往北京，后经哈萨克斯坦回国，五天行程大部分时间在中国。纽约时报说，这是默克尔首次同时访问中国和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的顺道访问只是为了求得某种外交“平衡”。 默克尔访华带来一大批商界领导人。路透社说，默克尔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德国产品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过去10年来德国从中国市场“受益匪浅”。新华社说，德国目前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2009年中德双边贸易额为一千零五十七亿美元，占中欧贸易总额四分之一以上。中国则是德国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 *十年磨剑* 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夏业良对美国之音说，中德10多年经贸交往是相互磨合的过程。他说：“大家都知道，(德国)过去这些年里，一方面是对中国在贸易上有一些反倾销的制裁，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过大。在有些方面，(中国)加入WTO以后，有些做法还没有完全达到以前承诺的程度，所以德方以及欧盟，都对中国施加了一些压力。” *重利忘义？* 纽约时报刊登的迪姆普赛的评论文章援引批评人士的话说，默克尔此行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访问，有“重经济，轻政治”的意味，其在推动德中经贸时可能会忽视人权和民主价值观，默克尔上星期的一次视频讲话，大谈外国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如何如何，民主价值观只在结尾“一带而过”。 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夏业良说，德中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困扰，但彼此似乎都知道对方底线：“政治方面，德国经常提到中国的人权状况。包括过去见达赖喇嘛这类事情，中国方面是非常敏感的。我估计中方会重申一贯立场，比如说，不要跟台湾进行接触，不要卖军火以及同台湾的不正常往来，不允许她再见达赖喇嘛。” *中国经济渐自立* 评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在德国技术上曾领先的部门，例如，高铁建设以及机车车辆生产等方面，中国已进入逐步摆脱依靠外国技术的阶段。中国在经贸谈判中更加主动，不像以往那样跟随，而是试图制定游戏规则，因此中德经贸谈判将不会是一方总占优势。不过，中国对德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成就刮目相看。 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夏业良说：“经济上，中国可能承诺给予德国一些机会，其实我们这些年看到，中国在高铁方面过去老是打这种牌，到底是买德国的，还是买日本的，还是买法国的？现在看来，中国其实慢慢地采用了自己的。” *对德国的好感* 与中日关系相比，中德关系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德国人对待历史的诚恳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人的赞赏。埃尔马·阿尔特瓦特(Elmar Altvater) 是柏林自由大学(Fiere Uni.-Berlin)奥托·苏尔政治研究所(Otto-Suhur Institute)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日本人从来没有因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请求人们的宽恕，而德国人这样做了，因为德国的战败程度大于日本人；我认为，需要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人民需要生存，中国、日本和德国等大国，需要营造和平的生存环境。” 接受采访的中国学者说，德国人办事认真，可能有点古板，但是其执着的民族性格，在中国人普遍留下好感。报道说，在刚刚结束的足球世界杯赛中，德国队在中国拥有广大的球迷。

中国大陆近来不断发生罢工事件，导致工人工资上涨。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高导致沿海工厂纷纷向内陆迁移。对此，本台记者何平邀请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与旅美中国学者程晓农进行讨论

中国的“经济观察网”日前发表专栏作者陈泰然的文章，题为《中产阶级，中国社会的海市蜃楼》。文章指出，中国媒体近年来极力炒作“中产阶级”的概念，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确保投资信心和GDP发展的“橱窗效应”。根据中国大陆学者陆学艺等人编撰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在目前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占就业总人口比率不会超过7%。而在美国，中产阶级占人口的80%、香港也有30%以上的家庭属于中产阶层，以同样的收入标准来衡量，中国大陆目前的“中产阶级”要少得可怜。数据显示，自1991年来，中国中产阶层在十年间实际减少了12个百分点，这与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北京理工大学的社会问题学者胡星斗教授认为： “中国确实没有形成一个健康的中产阶级，因为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两极分化，也就是权贵阶层。所以中国它没有形成一个橄榄形的或者是菱形的一个分配的结构。而恰恰相反，中产阶级是一个非常弱小的阶级，而这种中产阶级在中国的缺乏就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 北京大学的经济学者夏业良教授多年前曾就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做出论述。他认为，中国社会虽然历经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但中产阶层匮乏的现状，其原因不单只是经济增长方式或分配模式的问题： “我在2005年曾经写过一篇《中产阶级的辨析》就是对中产阶级定义呀，怎么划分呀，它的作用大概做了一个简述。最近这些年我没有改变这些最基本的看法。中产阶级在中国的人口比重中所占的比例现在是非常小的。没有宪制，没有这样一个法制，所以造成了这些官僚、特权阶层，通过腐败，通过权力控制垄断资源，然后掠夺国民财富，所以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 “经济观察网”发表的文章指出，中国长期以来以“投资”拉动“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为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这种压低人力工资成本的方式，使得国民经济被长期锁定在国际贸易产业链中利润最微薄的底层，严重扼杀了中国人的“消费”支出。文章认为，在这一“国情”没有转变的情况下，中产阶级在今天的中国也许只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期待的海市蜃楼。 对此，胡星斗教授认为，单纯追求GDP增长和以权力为核心的收入分配模式都是造成中国中产阶层无法正常发展的主要原因： “中国这种市场经济的模式是权力过度地介入市场甚至介入到分配。经济上放松，政治上加强控制，特别是这种庞大的政府，多层次政府，反而使得政府效力低下，监管社会的能力反而是下降，这样就导致社会才两极分化，真正的中产阶级无法发展起来。” 北京大学的夏业良教授强调，建立一个社会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是扶持中产阶层稳定发展的必然： “要想培育中产阶级就需要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坚定搞市场经济，让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是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得，并不是要通过权力配置来获得，而过去的7、8年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走的是一个倒退、复辟的道路。也就是说财产不是靠市场化运作来配置，而是通过权力、通过垄断来配置，最终的结果就是说财富总是集中倾向于那些官僚特权阶层，使他们暴富，而中产阶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 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中产阶级和中国社会的命运》一文中指出，中产阶级匮乏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瓶颈。另外，由于中产阶级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缺失中产阶级意味着缺失稳定执政的基础。 记录激动时刻，赢取超级大奖！点击链接，和我一起参加“2010：我的世界杯Blog日志”活动！

第一个故事：1965年，罗瑞卿走进会场。彭真一拍桌子：罗瑞卿，不要再抱幻想了，交待你的问题吧，于是罗瑞卿被打倒。半 年后，彭真走进会场，刘少奇一拍桌子，吼道：彭真，你要彻底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