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

闾丘露薇 | 就事论事的谈一谈

虫论”在香港的一些网络论坛上开始出现,只不过香港还算有言论自由的环境,尽管最新排名,香港媒体的自由度下跌了几十位,很让人担心,但是毕竟社会的声音多元,资讯发达,香港也不存在一个个振臂一呼百万人跟随的意见领袖。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你来我往,当一些香港人批评某些内地游客的行为的时候,一些人就会批评香港人同样有这样那样不好的行为,而因为这样,香港人甚至就失去了批评的资格,从而忽略了被批评的行为本身的对错问题,转向了道德上的相互指责。 孔庆东也是一样,不去谈论引发争论的缘由,就事论事,而是把事件泛意识形态化。按照他的逻辑,因为曾经是殖民地,所以没有了批评的权利,只有反省的义务。他还把一个香港人的言行,马上代入整个香港人群体,从而对一个群体来下一个判断,就好像那些把每个内地游客的行为,代入到整个内地游客身上。双方都忘记了,每个人作为个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背负着代表一个国家,地区,或者族群的。 一周前为外滩画报写的专栏 ——————————————   从泰国渡完假回香港,在飞机上打开香港报纸,事情过去一个多星期了,依然还是有不少在谈论孔庆东的“狗论”。 地游客?这样的行为,可以进一步论证自己对内地游客的种种固有印象? 谁都可能是一个异乡客,对于当地的规则一头雾水。我还记得第一次到纽约,那是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在一家餐厅吃饭,结果手机响起,被餐厅服务员请到了门外讲电话;06年到波士顿住下了,才知道原来美国是不可以在街头大摇大摆的拿着酒瓶,那是违法的;到了日本,只要上了火车,就会乖乖的把电话调到静音。之所以如此守规矩,其实因为一次自己的尴尬经历,习惯了24小时开着电话,觉得不接听工作上的电话会出天大的事情,结果在火车上,被一名日本老人,在停站的空隙,把自己请了下车。 而香港游客,和台湾游客一样,也是从飞机上最吵闹的一群,慢慢的变得懂得在公共场合,变得从容和安静下来。不过,在这样的转变期间,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外人的歧视?至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事后我从来没有责怪过那些人,让我接下来,不会在这些地方行为显得突兀,更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法。 将心比心一下,香港人不要嘲笑内地游客的不守规矩,倒是应该想一想,如何撇除心中的偏见和歧视,就事论事的让对方明白,这个社会,入乡随俗,社会行为的标准,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熟悉孔庆东一贯的言行,况且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言行,所以并不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有被侮辱的感觉,就好像以前,很多人骂上海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受到歧视,只会觉得很可惜,很多人还无法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方法。但是这次还觉得悲哀,对于这种粗俗和煽动族群仇恨的语言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尽管只是在一家网络媒体,但是毕竟他是一名有着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会误导很多无法得到完整资讯的读者和观众。 在香港同样也有类似的煽动族群仇恨的言论,自从内地孕妇开始占用香港的公立医院资源造成床位紧张之后,这种“蝗   新春期间,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发表了“众人同庆 贵在包容”的文章,谈到由于历史原因,香港与内地之间有文化差异,有时甚至于互相看不惯,不过大家中华文化的共同渊源总是最强大的,贵在包容。   虫论”在香港的一些网络论坛上开始出现,只不过香港还算有言论自由的环境,尽管最新排名,香港媒体的自由度下跌了几十位,很让人担心,但是毕竟社会的声音多元,资讯发达,香港也不存在一个个振臂一呼百万人跟随的意见领袖。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你来我往,当一些香港人批评某些内地游客的行为的时候,一些人就会批评香港人同样有这样那样不好的行为,而因为这样,香港人甚至就失去了批评的资格,从而忽略了被批评的行为本身的对错问题,转向了道德上的相互指责。 孔庆东也是一样,不去谈论引发争论的缘由,就事论事,而是把事件泛意识形态化。按照他的逻辑,因为曾经是殖民地,所以没有了批评的权利,只有反省的义务。他还把一个香港人的言行,马上代入整个香港人群体,从而对一个群体来下一个判断,就好像那些把每个内地游客的行为,代入到整个内地游客身上。双方都忘记了,每个人作为个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背负着代表一个国家,地区,或者族群的。 这样的话,从字面上自然政治正确,其实文化差异,不单单是香港和内地,就算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不同城市之间,都会存在,上海不就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很排外的城市吗?只是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如何理解看不惯,如何体现包容,就会有不同的诠释。比如引发“狗论”的发生在火车上的争执,内地游客违反规定的行为,到底是文化差异还是规则差异?那此时的看不惯算不算不够包容?   在我看来,包容需要依据一个社会群体的共同行为规范的共识,没有原则的包容就是纵容。选择性的执法,对某一种人群网开一面,或者针对某一种人群,都是一种歧视,就好像广东道上的那家名牌店区别对待拍照的民众那样,最后的结果,是对规则的破坏。不清楚规则的人,不一定是游客,很多时候也会是本地人,比如坐在出租车的后座忘记扣安全带,问题在于,在被知会了之后,是不是愿意修正自己的行为。 地游客?这样的行为,可以进一步论证自己对内地游客的种种固有印象? 谁都可能是一个异乡客,对于当地的规则一头雾水。我还记得第一次到纽约,那是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在一家餐厅吃饭,结果手机响起,被餐厅服务员请到了门外讲电话;06年到波士顿住下了,才知道原来美国是不可以在街头大摇大摆的拿着酒瓶,那是违法的;到了日本,只要上了火车,就会乖乖的把电话调到静音。之所以如此守规矩,其实因为一次自己的尴尬经历,习惯了24小时开着电话,觉得不接听工作上的电话会出天大的事情,结果在火车上,被一名日本老人,在停站的空隙,把自己请了下车。 而香港游客,和台湾游客一样,也是从飞机上最吵闹的一群,慢慢的变得懂得在公共场合,变得从容和安静下来。不过,在这样的转变期间,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外人的歧视?至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事后我从来没有责怪过那些人,让我接下来,不会在这些地方行为显得突兀,更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法。 将心比心一下,香港人不要嘲笑内地游客的不守规矩,倒是应该想一想,如何撇除心中的偏见和歧视,就事论事的让对方明白,这个社会,入乡随俗,社会行为的标准,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熟悉孔庆东一贯的言行,况且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言行,所以并不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有被侮辱的感觉,就好像以前,很多人骂上海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受到歧视,只会觉得很可惜,很多人还无法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方法。但是这次还觉得悲哀,对于这种粗俗和煽动族群仇恨的语言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尽管只是在一家网络媒体,但是毕竟他是一名有着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会误导很多无法得到完整资讯的读者和观众。 在香港同样也有类似的煽动族群仇恨的言论,自从内地孕妇开始占用香港的公立医院资源造成床位紧张之后,这种“蝗   对于社会行为规则的维护,不要因为自己的沉默而让标准越降越低,这已经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在10年的时候,就发生过内地游客在商场,让孩子大便的事情,当时引发了很多的争论,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当时没有人站出来提醒?如果提醒不果,为何没有人报警呢?因为根据香港法例,这已经是违法的事情。为何大家只是抱着一种看热闹然后发泄的心情,就是因为对方是内地游客?这样的行为,可以进一步论证自己对内地游客的种种固有印象?   一周前为外滩画报写的专栏 —————————————— 从泰国渡完假回香港,在飞机上打开香港报纸,事情过去一个多星期了,依然还是有不少在谈论孔庆东的“狗论”。 新春期间,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发表了“众人同庆 贵在包容”的文章,谈到由于历史原因,香港与内地之间有文化差异,有时甚至于互相看不惯,不过大家中华文化的共同渊源总是最强大的,贵在包容。 这样的话,从字面上自然政治正确,其实文化差异,不单单是香港和内地,就算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不同城市之间,都会存在,上海不就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很排外的城市吗?只是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如何理解看不惯,如何体现包容,就会有不同的诠释。比如引发“狗论”的发生在火车上的争执,内地游客违反规定的行为,到底是文化差异还是规则差异?那此时的看不惯算不算不够包容? 在我看来,包容需要依据一个社会群体的共同行为规范的共识,没有原则的包容就是纵容。选择性的执法,对某一种人群网开一面,或者针对某一种人群,都是一种歧视,就好像广东道上的那家名牌店区别对待拍照的民众那样,最后的结果,是对规则的破坏。不清楚规则的人,不一定是游客,很多时候也会是本地人,比如坐在出租车的后座忘记扣安全带,问题在于,在被知会了之后,是不是愿意修正自己的行为。 对于社会行为规则的维护,不要因为自己的沉默而让标准越降越低,这已经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在10年的时候,就发生过内地游客在商场,让孩子大便的事情,当时引发了很多的争论,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当时没有人站出来提醒?如果提醒不果,为何没有人报警呢?因为根据香港法例,这已经是违法的事情。为何大家只是抱着一种看热闹然后发泄的心情,就是因为对方是内 谁都可能是一个异乡客,对于当地的规则一头雾水。我还记得第一次到纽约,那是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在一家餐厅吃饭,结果手机响起,被餐厅服务员请到了门外讲电话;06年到波士顿住下了,才知道原来美国是不可以在街头大摇大摆的拿着酒瓶,那是违法的;到了日本,只要上了火车,就会乖乖的把电话调到静音。之所以如此守规矩,其实因为一次自己的尴尬经历,习惯了24小时开着电话,觉得不接听工作上的电话会出天大的事情,结果在火车上,被一名日本老人,在停站的空隙,把自己请了下车。   而香港游客,和台湾游客一样,也是从飞机上最吵闹的一群,慢慢的变得懂得在公共场合,变得从容和安静下来。不过,在这样的转变期间,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外人的歧视?至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事后我从来没有责怪过那些人,让我接下来,不会在这些地方行为显得突兀,更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法。 地游客?这样的行为,可以进一步论证自己对内地游客的种种固有印象? 谁都可能是一个异乡客,对于当地的规则一头雾水。我还记得第一次到纽约,那是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在一家餐厅吃饭,结果手机响起,被餐厅服务员请到了门外讲电话;06年到波士顿住下了,才知道原来美国是不可以在街头大摇大摆的拿着酒瓶,那是违法的;到了日本,只要上了火车,就会乖乖的把电话调到静音。之所以如此守规矩,其实因为一次自己的尴尬经历,习惯了24小时开着电话,觉得不接听工作上的电话会出天大的事情,结果在火车上,被一名日本老人,在停站的空隙,把自己请了下车。 而香港游客,和台湾游客一样,也是从飞机上最吵闹的一群,慢慢的变得懂得在公共场合,变得从容和安静下来。不过,在这样的转变期间,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外人的歧视?至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事后我从来没有责怪过那些人,让我接下来,不会在这些地方行为显得突兀,更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法。 将心比心一下,香港人不要嘲笑内地游客的不守规矩,倒是应该想一想,如何撇除心中的偏见和歧视,就事论事的让对方明白,这个社会,入乡随俗,社会行为的标准,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熟悉孔庆东一贯的言行,况且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言行,所以并不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有被侮辱的感觉,就好像以前,很多人骂上海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受到歧视,只会觉得很可惜,很多人还无法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方法。但是这次还觉得悲哀,对于这种粗俗和煽动族群仇恨的语言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尽管只是在一家网络媒体,但是毕竟他是一名有着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会误导很多无法得到完整资讯的读者和观众。 在香港同样也有类似的煽动族群仇恨的言论,自从内地孕妇开始占用香港的公立医院资源造成床位紧张之后,这种“蝗   将心比心一下,香港人不要嘲笑内地游客的不守规矩,倒是应该想一想,如何撇除心中的偏见和歧视,就事论事的让对方明白,这个社会,入乡随俗,社会行为的标准,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地游客?这样的行为,可以进一步论证自己对内地游客的种种固有印象? 谁都可能是一个异乡客,对于当地的规则一头雾水。我还记得第一次到纽约,那是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在一家餐厅吃饭,结果手机响起,被餐厅服务员请到了门外讲电话;06年到波士顿住下了,才知道原来美国是不可以在街头大摇大摆的拿着酒瓶,那是违法的;到了日本,只要上了火车,就会乖乖的把电话调到静音。之所以如此守规矩,其实因为一次自己的尴尬经历,习惯了24小时开着电话,觉得不接听工作上的电话会出天大的事情,结果在火车上,被一名日本老人,在停站的空隙,把自己请了下车。 而香港游客,和台湾游客一样,也是从飞机上最吵闹的一群,慢慢的变得懂得在公共场合,变得从容和安静下来。不过,在这样的转变期间,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外人的歧视?至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事后我从来没有责怪过那些人,让我接下来,不会在这些地方行为显得突兀,更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法。 将心比心一下,香港人不要嘲笑内地游客的不守规矩,倒是应该想一想,如何撇除心中的偏见和歧视,就事论事的让对方明白,这个社会,入乡随俗,社会行为的标准,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熟悉孔庆东一贯的言行,况且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言行,所以并不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有被侮辱的感觉,就好像以前,很多人骂上海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受到歧视,只会觉得很可惜,很多人还无法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方法。但是这次还觉得悲哀,对于这种粗俗和煽动族群仇恨的语言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尽管只是在一家网络媒体,但是毕竟他是一名有着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会误导很多无法得到完整资讯的读者和观众。 在香港同样也有类似的煽动族群仇恨的言论,自从内地孕妇开始占用香港的公立医院资源造成床位紧张之后,这种“蝗 熟悉孔庆东一贯的言行,况且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言行,所以并不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有被侮辱的感觉,就好像以前,很多人骂上海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受到歧视,只会觉得很可惜,很多人还无法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方法。但是这次还觉得悲哀,对于这种粗俗和煽动族群仇恨的语言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尽管只是在一家网络媒体,但是毕竟他是一名有着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会误导很多无法得到完整资讯的读者和观众。   在香港同样也有类似的煽动族群仇恨的言论,自从内地孕妇开始占用香港的公立医院资源造成床位紧张之后,这种“蝗虫论”在香港的一些网络论坛上开始出现,只不过香港还算有言论自由的环境,尽管最新排名,香港媒体的自由度下跌了几十位,很让人担心,但是毕竟社会的声音多元,资讯发达,香港也不存在一个个振臂一呼百万人跟随的意见领袖。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你来我往,当一些香港人批评某些内地游客的行为的时候,一些人就会批评香港人同样有这样那样不好的行为,而因为这样,香港人甚至就失去了批评的资格,从而忽略了被批评的行为本身的对错问题,转向了道德上的相互指责。   孔庆东也是一样,不去谈论引发争论的缘由,就事论事,而是把事件泛意识形态化 。按照他的逻辑,因为曾经是殖民地,所以没有了批评的权利,只有反省的义务。他还把一个香港人的言行,马上代入整个香港人群体,从而对一个群体来下一个判断,就好像那些把每个内地游客的行为,代入到整个内地游客身上。双方都忘记了,每个人作为个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背负着代表一个国家,地区,或者族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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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娱乐时代的韩寒神话

娱乐时代的韩寒神话 作者:杜君立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2-7 本站发布时间:2012-2-7 10:29:56 阅读量:1081次   2011已经成为往事,作为历史,一位中国官方发言人的话语将会永远流传:“这是生命的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在一个神奇的中国,总是不乏“奇迹”。被传为“世界末日”的2012终于来了,“奇迹”仍然在继续。新年伊始,在一个互联网构筑的“社会”上,最引人瞩目的“公共事件”的不是余杰出走,不是杨恒均封博,更不是吴英极刑,甚至不是孔庆东骂人,而是“人造韩寒”事件。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从麦田到方舟子,“韩寒神话”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作为中国最“危险”的“打假斗士”,方舟子以其可怕的专业严谨与勇敢执着,通过清晰的举证论证,屡屡创造“奇迹”。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韩寒是“皇帝新装”中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如今,在另一种语境中,方舟子——又一个勇敢的“孩子”站了出来,指出韩寒才是那个没穿衣服的“皇帝”。   1   毫无疑问,韩寒神话是一个中国的“奇迹”。10年来,韩寒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媒体曝光率和公众知名度;与其说他是一位“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天王级”的娱乐明星。无数年轻人为他俊朗叛逆的外形而倾倒,无数愤世嫉俗者为他犀利解气的嘲讽而击节;更多的人,是为一个不读书的“思想家”、一个30岁的人有50岁的深刻而惊叹。人们通过新闻、通过照片、通过文字认识并热爱他。他离大众很近,他关注几乎每一个社会热点;他又离大众很远,没有人真正地了解他。他始终保持一个明星必需的“恰当的神秘”,这种“恰当的神秘”终于成就了一个商业神话——在通俗读物中,韩寒几乎成为最具价值的商业符号。他的博客点击率高达5亿2千万,据说是全球排名第一。从韩寒“悬赏”两千万(富婆范冰冰又追加两千万“共襄盛举”)来说,韩寒已经成为一个财大气粗的“首富”。半年之前,释永信悬赏不过区区五万。   相比静态的平面媒体,视频常常显得过于“可怕”。在一睹韩寒“真面目”的不多的视频中,数年前“凤凰直通车”对韩寒的专访让人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韩寒。这个“韩寒”完全不同于小说和博客中那个才华横溢、机智幽默、知识渊博、尖锐深刻、推理严密的韩寒。在主持人何东面前,这个“韩寒”知识贫乏、粗俗浅薄、虚荣可笑,更谈不上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起码的学识和修养,甚至也没有一个“明星”“范儿”的气质和气场。经过4个小时与韩寒的“面对面”后,何东坦言:“韩寒平时接人待物,完全不同于他文字的锋利和俏皮,他性格内向而且颇为羞涩。”从这段长达90分钟的视频可以看出韩寒与孔庆东有很大不同。或许可以说,孔庆东是装傻装流氓,韩寒则是装酷装公知。一个人可以如此“分裂”,用一句话说,“当时我就惊呆了”。你很难相信,坐在何东面前这个腹中空空、谈吐粗鄙、无知无趣的“富二代”会是那个机敏过人的“天才”韩寒。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不可思议。   孔子曾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孟子接着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偏颇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片面在哪里;夸张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陷入错误在哪里;诡辩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荒谬在哪里;躲闪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理屈辞穷在哪里)。写作是“上帝神秘的作坊”。写作不是表演,写作的诡异之处在于其间接性,人们只能看到写作的结果,却看不到写作的过程。在文化行业中,“赝品”早已成为一大商业门类。正如中国传统国粹的“双簧”,“假唱”也已成为中国流行文化约定俗成的一种操作方式。据说假唱大多是用本人的录音,但也有他人替唱的。同样,电影更是不乏“替身演员”,而“捉刀”更是代笔的著名典故。当写作成为一种商业事件、当写作者成为一个商业明星的时候,写作与写作者之间的联系就如同一部电影是否使用“替身”一样成为一种商业秘密。从这一点来说,秘密并不一定就是丑闻。文字是语言的视觉化,写作是说话的平面化;当文字与语言、写作与说话发生较大的偏离时,写作与写作者之间的关联就变得扑朔迷离,特别是深陷名利之中的时候。   作为韩寒的成名作,《三重门》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对《围城》东施效颦式的拙劣模仿。与学者型作家钱钟书相反,韩寒只是一个连“语文”都不及格的中学生。钱钟书非常低调,“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他把作品比作“鸡蛋”,而把作者比作母鸡。当一只鸡每天叫个不停时,必然会有人怀疑它没时间下蛋,或者不会下蛋,甚至说它只是一只擅长打鸣的“公鸡”。如果说人类发明语言是为了欺骗和说谎,那么人类拥有思想就是为了质疑和批判;因此说,人不仅是最善于欺骗的动物,也是最喜欢怀疑的动物。不应忘记,改写人类历史的启蒙运动就来自于“怀疑一切”。   2   不能不承认,韩寒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从事文学的作家,而更像是一个闪亮耀眼的娱乐明星,与书斋的距离很远。韩寒从一出道就星光灿烂,娱乐八卦文化体育兼而有之。这显示其精于媒体运作,非常热衷于成为话题人物。韩寒可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媒体制造”。然而,韩寒毕竟不是周杰伦谢霆锋,更不是徐静蕾范冰冰,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就是作为写作者的韩寒。或者说,他是明星里的作家,是作家里的明星。耐人寻味的是,这个“不读书”的韩寒背后,是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并长期从事写作和媒体的其父韩仁均。从“韩寒”这个极具传播性的名字开始,韩寒就是韩仁均精心打造、最为得意的“作品”。据说早在韩寒出生之前,“韩寒”就已经是韩仁均发表作品的专用笔名。当韩寒因为作品而成为“神话”之后,终于有人将韩寒的“作品”与韩仁均的“作品”联系起来,这种瓜田李下的质疑绝非空穴来风。韩寒的可贵在于他总是以“常识”来审视当下这个社会,而韩寒本人仍然逃脱不了人们以“常识”甚至“偏见”来审视他本人,特别是在一个周老虎和阴谋论的中国。在一个只问结果不问过程(手段)、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时代,任何质疑与审判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写作就是说话,不过是用文字而不是语言。一个普遍的常识是,一个不读书的人是不会“说话”的,更何况写作,就如同一个没有教养的人难以成熟。作为一个生前“失败”死后“成功”的中国文人,孔子就这样教育儿子孔鲤。有一天,孔子独自站在院子里,孔鲤迈着小步恭敬地走过,被孔子叫住,问孔鲤学习《诗经》没有?孔鲤回答说还没有,孔子就对孔鲤说,不学习《诗经》是无法同人交谈的。于是,孔鲤就退回去认真地学习《诗经》。隔了一段时间,孔鲤从院子里经过时又被孔子叫住,问孔鲤学习《礼记》了没有,孔鲤说还没有。孔子又教育说,不学习礼是难于立身做人的。于是,孔鲤就去学习《礼记》。《论语》中原文这样记载:(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对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对曰: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   据说孔子生下儿子时,正好有人送给他一条鲤鱼,因此就将儿子叫做孔鲤,孔鲤的儿子叫孔伋。孔鲤虽然有一个很智慧且很擅长教育人的父亲,但他并没有孔子那样的才华。即使如此,孔俚仍然很认真地对父亲孔子说:“你的儿子不如我的儿子”,又对儿子孔伋说:“你的父亲不如我的父亲”。孔鲤并不算得“英才”,却先孔子而亡。即使如此,所有正统孔家传人都必然是孔鲤和孔伋的后裔。   韩仁均韩寒父子不同于孔子孔鲤父子,也完全不同于郑渊洁郑亚旗父子。从某种意义上,“儿子韩寒”不过是“我爸是李刚”的另一版本。对一个曾经狂热的老文青来说,望子成龙,培养一个“神童”或许是一种最大补偿。韩寒的“价值”在于其秀外慧中、博学多产、才思敏捷、多才多艺,最为重要的是他年纪轻轻,几乎是“乳臭未干”,而且还弃学、不读书,如此“浑然天成”“与生俱来”,简直赛过3岁会打枪的金正恩那样的“天才”。可以想象,在“天才”和“神童”如此少见却具有极大市场需求的娱乐时代,“人造天才”必然会成为一条屡试不爽的终南捷径。“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当人们为之倾倒和疯狂的“天才”“神童”成为神话之后,紧接着就是一场无法避免的质疑或者惊叹——就像黄健翔脱口而出的“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更不幸的是,或许会有那么一天,人们惊奇地发现,制造“天才”神话的竟是一只“上帝之手”。客观的说,韩寒的文章并不令人惊奇,如果这些文章出自一个中年的读书人之手的话;唯一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文章出自一个涉世未深且“不学无术”的“小屁孩”之手。   3   从“白卷英雄”张铁生开始,反体制在中国就成为一种难能可贵的英雄之举。这种“反偶像”以偶像的身份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学而知之者都是些庸庸之辈,生而知之才是真正的天才。“我的胜利就是教育的失败,我的失败却并不是教育的胜利”。当公共教育被贬低之后,甚至整个教育与读书亦被否定,一切都是个“屁”。唯一剩下的就是“天才”和“庸才”,而学习与教育都失去意义。韩寒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天才’,以狂放不羁的叛逆者姿态横扫中国文坛,造成独一无二的偶像崇拜现象,这个力量巨大的思想上帝,同时创造了点石成金的商业奇迹,这种偶像文化—经济一体化模式,让操纵者日进斗金,‘韩寒’载体名利双收。一个文化英雄站起来,无数人成为庸众,一个号称不读书的领袖,缔造出思想贫乏的一代粉丝”(老愚)。   物质的极度丰裕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娱乐时代。从芙蓉姐姐到凤姐,从孔庆东到韩寒,名与利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醒目的标志。狂热的群氓与反叛的大众创造了所谓的眼球经济和注意力经济,关注与围观营造了一个永不落幕的“皇帝新装”游戏;人们等待着一个个“皇帝”的登场,等待着一个个“孩子”的断喝。在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封面上,“韩寒”与“喊”叠加在一起。喊与被喊,已经分不清谁是皇帝,谁是孩子,唯一感到“娱乐”的就是大众。无论韩寒还是方舟子,都只是一个娱乐时代的大众消费品。如今回头看过去,韩寒的“形象”竟然是那么完美,完美得令人不忍怀疑,甚至也不能容忍丝毫怀疑。作为一个公知,韩寒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勇敢的质疑。吊诡的是,如今他也遭遇到了“勇敢的质疑”,用韩寒的话来说,这是“一场灾难”。   “那个获誉无数的公民韩寒,某种意义上,还真可能是一个被社会被大众特别是被知识界精英幻化出的一个精神偶像”(李晓亮)。在“皇帝新装”的围观困境中,乌合之众的群氓常常希望有一个孩子出现;希望这个孩子喊出他想喊却不敢喊的声音,愤青韩寒就这样不失时机地出现了;所谓“公知韩寒”、“公民韩寒”或者“公敌韩寒”承载的不只是韩仁均一个人的梦想,他身上落满了大众怯弱无助的目光……   中国历史向来都是权谋的历史,人的遗憾在于无法选择历史。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韩寒从10几岁就弃学,转眼已到而立之年,为人之父。10余年春风得意马蹄疾,这样的“好运”和“幸运”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孔夫子曾经非常世故地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无论作为写作者还是“公知”,韩寒表达的不过只是一些可怜的“常识”,而他扮演的是一个脆弱可疑的群氓“代言人”;不幸的是,这种爱屋及乌的“代言”始终面临着身份的质疑和信任的瓦解。名利场中,怎么得到的还要怎么失去。所谓“明星”不过只是一种大众即时消费品,再美丽的包装背后都会印上一个小小的“保质期”——即使这个“保质期”长达10年。   4   作为韩寒的反义词,“好熊熊逸”——一个与韩寒几乎同样“才貌双全”的早熟“80后”,每天读书思考写作批判,唯一的区别是他始终与狂热的大众保持着距离。低调不是退让,而是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自持自信与超脱感。在娱乐至死的当下,这种对名利的警惕与淡泊印证了智慧的力量与人格的自省。熊逸在《春秋大义》的题记中写道:“历史似乎总是这样的:是权力选择思想,而非思想获取权力。”韩寒并不喜欢权力,但他也不喜欢思想。王小波40岁以后才开始写作,并将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即使无人喝彩。他曾经说,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如果说王小波体现的是思维的精英,那么韩寒展现就是道德的精英——他已经成为底层道德的代言人。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道德提供给韩寒无尽的话题与力量,甚至不需要任何学理和逻辑;借用他的一句话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韩寒逻辑。韩寒在“凤凰直通车”的访谈中毫不遮掩地说:他没有什么信仰,所以也没有什么底线……在一种相似的道德语境中,韩寒“关公战秦琼”地遇到了方舟子。   “韩寒神话”主要来自于“全球点击量第一”的博客,但这种数字泡沫与媒体高烧背后总躲不开巨大的商业利益,韩寒最终成为一个完美的媒体制造的神话。作为一个娱乐时代的传说,韩寒重要的已经不是文字,更不是思想,而是姿态与旗帜。作为“公众人物”的韩寒不是王小波,也不是王朔,更不是鲁迅;甚至说,他不是一个作家,也不是演员,而只是一个不错的模特,他最真实的或许是那些被定格的超酷的POSE。作为娱乐时代的一种时尚,与其说人们崇拜韩寒,不如说人们需要韩寒,就如同人们需要芙蓉凤姐和孔庆东,或者LV和iPhone 4S。人们需要的并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标签,这就是偶像的意义。世界上本没有偶像,傻瓜多了,就会产生偶像。无论偶像还是反偶像,无论精英还是反精英,对芸芸大众来说,当这种需要变成需求时,一切就进入商业模式,这样就没有什么道理和常识可讲,只剩下唯一重要的就是利润。换言之,娱乐时代的韩寒作为一个鲜亮的黄金LOGO,完全是一场造星造神运动的产物。在一个无信仰的国度,偶像崇拜常常变成一种宗教,粉丝就是教徒,韩寒与苹果一样成为一种消费社会的“奢侈品”。   不经历风雨,哪里有彩虹。这场“风雨”对韩寒未必就是坏事。曾几何时,小韩寒也是以刻薄诛心地批判“名人”而暴得大名,可谓是“遇神杀神,遇佛杀佛”。风水轮流转,如今韩寒将方舟子的质疑和指责归结为“仇恨”,这种“仇富”式论断多少有些想象力的贫乏。互联网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大众化时代,偶像永远只是一些匆匆过客。这注定是一个偶像坍塌的时代,也是诸神的黄昏。从造星到造神,名利场最高处是一个高处不胜寒的神坛,而神坛的后面就是祭坛。作为“一个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韩寒如今“很受伤”地说,“写作太危险”,他甚至后悔当初当了作家。事实上,“危险”的不是写作,而是名利场,这是娱乐和金钱本身注定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写作只是一种自我的表达,而不是大众的表演;对写作来说,只要能耐住孤独与清贫就足够了,而表演则恰恰相反。   一个人的智慧其实是极其有限的,所以人类至今无法完成启蒙。傲慢与偏见,注定成为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悲哀。虽然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30岁的韩寒已经长大了,30岁的韩寒还很年轻,后生可畏,犹未可知。李宁公司有句广告词:一切皆有可能。苹果公司有句广告词:这仅是一个开始。人生是一个舞台,社会是一个舞台,名利场更是一个舞台;一个人只能选择一个舞台,是要演好自己,还是要演好一个“英雄”,拯救世界还是拯救自己,做一个人还是做一个上帝,每个人都不得不做出选择;唯一的遗憾在于,这种选择有时候并不来自自己,而是来自别人。在电影《因父之名》中,父亲对儿子说:“我希望你能表现出一些尊敬。”儿子问:“对谁?”父亲说:“对你自己。”在一种传说中,王朔这样“骂韩寒”:“信任你的人那么多,没见你客气几句。诋毁你的人才那么几个,你就蹦出来给人家脸,说你什么好。什么这是一个作家的尊严,什么这是一个人的名誉……如果你的尊严和名誉这样轻易被摧毁,那你觉得这样的尊严跟名誉要来何用?”   5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个人总要长大,即使天才。韩寒是作为“神童”而闻名的,但今天的韩寒已经长大成人,从一个儿子变成一个父亲。就如同一个轻量级选手已经“发胖”,在一个“不分重量级”的成人社会中,缺乏专业训练和知识积累的韩寒或许将如《伤仲永》所说,其最终结局亦不免“泯然众人矣”。在过去的日子里,关于“韩寒神话”破灭的预言从未间断过。很多年前,就曾有人在文章中写道:“韩寒或许是个悲剧,一个原本常识性的话题,一个原本人人可以公开讨论的公共事件,因为韩寒的渲染竟使之成为所谓的偶像与明星——当韩寒泯然众人时,或许,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才是一种常态”(《一个文人的神话》)。事实上,即使韩寒自己,随着心智的成熟,亦不免“江郎才尽”的焦虑。   颇为讽刺的是,在公共话语空间逼仄的中国,一个不读书的韩寒竟然常常被很多学者教授们引为“公知”。孔庆东之后,在缺乏理性伦理的公共话语体系下,“韩寒神话”似乎正成为一场“公知”危机的序幕。徐贲撰文说:“最让人震惊的是,一些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言辞之粗野、心灵之蛮荒,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与粉丝相互激励,他们彼此之间也相互激发,而共同向下堕落,让诸多‘神话’破灭。”精英与大众,傲慢与偏见,谁有资格代表真正的民意?不过在思想上,从来没有什么“偶像”。韩愈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反过来就是“道之不存,师之不存也。”法国后现代思想家波德里亚指出,我们并不是活在真实的世界中,而是活在各种各样的媒介为我们编织的虚拟世界中;真实的世界实际上已经由于一次没有罪犯没有做案工具的“完美的罪行”而不存在了。从某种程度上,韩寒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机器新娘”,“有出息的作家经过培养电影明星的方式被培养出来,然后让公众消费”。有些黑色幽默的是,“人造韩寒”原本只是一个平庸的娱乐事件,但却引得无数人浮想联翩。   一生流浪的卢梭嘲讽说:人们宁愿死掉也不愿意去思考。事实上,人类可以没有思想,但却不能没有上帝。米兰昆德拉就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韩寒说过,他只是“灯光下的一个小人物”,但当他遇见麦田和方舟子时,他却坚信自己是天才。即使不乏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对其进行“举烛”式的过度政治解读,韩寒神话注定只是一场早晚要落幕的大众狂欢;神话过后,或许人们将会看到一个更加真实和成熟的韩寒。在一种狂欢与狂热之下,只会有无数拒绝思想的“粉丝”和“大众”,而韩寒就是他们的“上帝”。面对“人类”,“天才”一般的“上帝”所面临的唯一的问题是,“上帝”是否思考过?或者说,“上帝”是否也有一个“上帝”?再或者说,“上帝”是否会像尼采说的那样死去?   “作品见。”这是韩寒的最后一句话,他宣布退出与方舟子的论战。在一个“真相”稀缺的时代,无论韩寒的粉丝还是方舟子的粉丝,人们仍在像等“第二只靴子”一样等待一个“答案”。答案在哪里?作为一个与韩寒类似,以反判言行介入现实的写作者和歌唱者,鲍勃迪伦的不同与超脱,在于他一意孤行地拒绝和抵触所有别人加在他身上的标签,比如摇滚天才、抗议歌手、民权代言人等等。他在22岁时曾经写了一首满是沧桑与无奈的歌,叫《答案在风中》——   一个人要经历多少才能成为男人   海鸥要飞越多少海洋才能在沙滩上入眠   流弹要飞多少次才能在天空中消失   我亲爱的朋友,答案在风中……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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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乃光 | 香港无人驾驶

作者: 莫乃光  |  评论(3)  | 标签: 孔庆东 , 特首 , 香港回归 , 核心价值 , 基本法 , 內地人 , 香港人 近日香港的头条新闻,离不开內地人和香港人的衝突和矛盾。內地双非孕妇闯关、D&G禁影风波、孔庆东狗噏,以至小事如內地小孩在地铁食麵,都猛烈触动港人神经,加上网络传播效应,竟然在短时间內团结了一眾「高登巴打」自掏腰包「夹钱」买报纸广告,学者名嘴跳入战团,一发不可收拾。但事实上,又是否不可收拾,还是各方不想「整污糟」双手,坐视不理? 香港人一向自视为甚是包容,很多人都「丰富」与外来人士交往和工作的经验,不少甚至曾在海外生活,曾经面对过被歧视。然而,在香港回归十五年后出现了什么变化,弄得今天的田地? 河蟹袭香江 香港回归祖国,虽说五十年不变,大家其实都清楚知道其实一定会变;香港会变得「更似中国」,中国也在变,明理人只望中港会在这变化过程中,变得更「好」,从香港的角度,总会希望双方最后的「匯点」,可以接近自己那边多些。 但实情是,在这角力中,两边是不对等的。称呼对方为阿爷,出於不是尊重,却是有点认命:我们本来知道我们的优越之处,是在於我们的核心价值、相对开放和公平的社会、自由经济,甚至有限的民主,不过,我们的政府领袖、社会贤达、建制精英,却不断告诉我们祖国的美好,明显违反人道甚至基本常理的事,却是「国情」。 这种校內校外的「国民教育」,不惜指鹿为马,核心思想就是,我们要靠阿爷生存,而且这依赖不止於水和食物,还有那令香港经济「起死回生」的CEPA和自由行。对阿爷恩典,我们子民要心存感激,因此更要听听话话。 相反,当我们对来自北方的事有意见,我们就被训练要避重就轻,最紧要和谐,无论是从北方吹来的空气污染,以至重要如內地单方面决定香港接收的移民这些「不平等条约」,我们政府的所谓领袖,只会噤声,连带大家都习惯自我审查,令阿爷尷尬的便不要说了,做细的,香港不能向北面说不。 但今时今日,別说香港这种开放社会,就是中国不少地方的维权活动,都令人看到,即使在中国,也有愈来愈多的群眾站起来,香港人又怎会只顾听话?如果有一个两地关係的临界点,我们已经达到这点了。 特首不见了 在最近的蝗虫爭论中,虽然笔者不会以这种语言批评別人尤其內地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只会令社群撕裂,但不会太过反对別人这样说法,即使支持「蝗论」者不会是社会大多数,毕竟这是社会討论和达成最后共识的过程部分,避无可避。但我们也得承认,这种激化言论的社会成本是很高的。 面对这危机,其实大家是著紧的,除了一方:我们的政府领导人。是的,领导的不领导,反而是完全在这热烈的社会討论中消失了!这是为什么?就是说这是个跛脚鸭政府,也不足当作藉口。 他们的沈默,是因为不敢要求释法,更不能修改基本法;明知行政措施不足解决问题,但又不敢太主动要求中央处理,只能默默地等中央法落。 事实上,香港不能承受这族群撕裂。但我们的政府,就是这样的无能,特首曾荫权就是这么无胆,做不好这分工,却白支人工。孔庆东出来狗噏,香港特首龟缩,哑口无言,连对著区区一只小小北京顛狗都不敢站出来说一句话,只把自己躲藏在Facebook后,简直连高登电车男也不如。 现任特首如此不济,今年的特首参选人也不好得那里去。梁振英利用双非问题为竞选议题,虽称之为人口政策,但不见得敢胆就修改基本法或释法等表达立场,更不会触碰香港无权决定谁移民香港这世纪至大不平条约;唐英年更连政纲都「仲未交卷」。当社会的公共领袖只能空谈核心价值,却无力带领,更无能捍卫这些价值,结果,社会的撕裂不止。 为什么特首不立即执包袱,起锚上京要求处理双非孕妇,和检討自由行对香港的正、负面影响等香港人关心之事?既然特首说特这么瀟洒,说离任后不会干预下任施政,那么他还有什么要惊,还在等什么? 原文刊於信报论坛 2012.01.31 http://www.hkej.com/template/forum/php/forum_details.php?blog_posts_id=8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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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今日亚洲: 香港焦虑症候群陆港之争风暴

最新一期亚洲週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最新一期亚洲週刊的封面专题是:香港焦虑症候群陆港之争风暴背后。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辱骂香港人是狗,香港网民反击大陆人是蝗虫,两地矛盾升级,风波反映「香港焦虑症候群」:部分大陆民众在香港罔顾公德心的行为,让港人反感;大陆孕妇涌往香港产子,使香港孕妇受影响;大陆部分民眾认为香港人歧视同胞;北京当局对港人的国家与身份认同感焦虑;港府吸引陆客及孕妇同时,没做好配套,忽视两地文化差异。但从辛亥革命、省港大罢工到抗战的东江纵队、从中文合法化运动到保钓运动、从六四事件香港百万人上街游行到对四川震灾的救援,都展现了港人的民族情、爱国心。两地必须加强深层沟通,不要被「孔庆东们」绑架。 这次引爆风波的孔庆东,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一九六四年出生於哈尔滨的孔庆东,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曾当选北大研究生自治会主席,此后遭到当局清算,被剥夺继续念博士的资格,发配到一所中学任教,几年后才重返北大继续学业。九十年代末,作为鲁迅的崇拜者,孔庆东以犀利敢言的杂文现身文坛;但二零零六年开始,发表了一篇称赞朝鲜的文章,「小小的朝鲜独抗美国、日本、韩国,社会主义大旗不倒」,而转变成毛左派。 这次大陆和香港的冲突,关键是什么呢? 这次「陆港冲突」事件,鸡同鸭讲的语言隔阂其实是关键。香港以外的华人不了解,为何香港回归了十多年,但还是以广东话为主流语言,本地社会能说流利普通话的人,仍然凤毛麟角。这反映了香港民间一些情绪化反应。当前有些港人对普通话的排斥,也因为他们对大陆政治高压的不满。而这些情绪化的反应,也和香港人不会说普通话的历史交织在一起。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对中国感到疏离呢? 关键在于很多港人内心深处所认同的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没有专制的中国。面对当前中共政权要垄断「中国」话语权,不少港人都有一种莫名的排斥感。 除了封面专题外,本期亚洲週刊还有哪些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週刊还报道:在失业率攀升﹑产业空洞化的严峻形势下,日本中小企业所特有的国宝级「工匠技术」转移海外,削弱本土制造业优势,有损国家竞争力。但日本中小企业都清醒看到,放眼今后,向海外发展的抉择绝对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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