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自由

作者 小青 西藏喇嘛频频自焚事件引起全球关注，不少西藏维权人士和汉人知识分子以及异议人士均呼吁喇嘛不要采取这样的极端行动也呼吁各界关注藏人问题。最近，旅法作家，自由撰稿人安琪在前哨再次发表文章分析喇嘛自焚事件，在今天的关注中国专题节目时间，我为各位摘录安琪的文章。 无知和偏见 文章指出。从海外华人与西藏流亡者接触的经验来看，并不是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良知。对许多人来说，藏传佛教仍然是一个未知领域，深奥难解，而西藏问题本身既复杂又敏感，所以很难对西藏发生的事件作出及时和客观的反应。其次，一直以来，国内大部分人对于西藏的宗教文化、对于达赖喇嘛所秉持的精神理念所知甚少，基本认知局限在中国政府制造的舆论氛围和宣扬“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的电影“农奴”的政治说教里，长此以往，难免出现一种由无知造成的偏见和偏见造成的隔膜。尽管大家对中共一党专制深恶痛绝，但一牵扯到西藏问题时，一些不明真相者（遗憾的是，由于宗教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差异，“不明真相者”在注重实际的中国人中为数甚众）即使主观并不情愿，客观上也会不自觉地相信如官方宣传的那样，所有发生在藏地的诉求都是“骚乱”，都是海外“达赖喇嘛集团”或“藏独势力”煽动的云云。傲慢和缺乏常识，使得一些人对五体投地朝拜寺庙的藏人感到困惑，甚至认为这就是愚昧、落后。自去年三月西藏境内接连发生僧人自焚事件以来，在可见的大陆媒体，罕有反思与同情，多有附和中共宣传，辱骂甚至“妖魔”达赖喇嘛，从中可以感到文革延续下来的思维定势和语言暴力。尽管这种声音远非主流，但由于“主流”无声，因此，这“一面之词”至少在大陆便掩盖了大部分真相。 笔者认为，导致这种 “大不敬”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大无知”――即“无明”造成的。在21世纪的今天，西藏人为了宗教自由和尊严，竟不得不采用“自焚”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进行抗争，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憾，这是我们置身其中的所谓文明世界的耻辱！假如有人为西藏人权向中共说不；假如有人公开为西藏呐喊；假如大学生走上街头，打出还西藏自由，要达赖喇嘛重返家园的横幅，如此等等，情势肯定会有不同。问题是这些情形在西方国家频频发生，但在最应该出现的地方，却出奇地沉寂，简直匪夷所思。 钱不能买来一切 文章指出中国政府经常用一些数字来说明中国对西藏无人可以取代的经济援助，许多国人对此也感到困惑，认为西藏人“不领情”。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政府的物资援助从来也没能真正地得到西藏的民心，而飘零的达赖喇嘛，却紧紧维系着西藏人的灵魂呢？道理很简单，对于一个宗教民族来说，“吃饭哲学”从来不是放在第一位的。与泰国、缅甸等佛教国家一样，在宗教意识尤为浓厚的西藏人的观念中，出家为僧是受到尊重的，“家有和尚”在西藏家庭是很平常的。有的人家甚至有四、五个孩子相继出家为僧。他们只要“一息尚存”，就会虔敬佛事。这与当下重物质轻精神的中国社会大相径庭。 即使在世俗观念中，对精神价值的认知也是如此。就象文革期间西方人在中国的“遭遇”一样。当时国人眼中的外国人，是比中国当权者更“尊贵”的“特权阶层”。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享受着中国人连想也不敢想的特殊待遇。但是这些外国人也并不“领情”，因为他们的行动被限制在几个专为外国人服务的有限区域，如“友谊商店”，外国人居住区，“涉外酒店”和“涉外餐馆”等。他们不可以接触中国人，不可以与中国人交朋友，生活局限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虽然物资生活没有大的改变，但是他们的人身自由和权利却被限制或被剥夺了。而今，一些新富起来的中国权贵，多了一种“包养意识”，动辄拿钱来说事，对内不惜工本，一意孤行地坚持“红色意志”。对外则用金钱合同扮演大国角色，贬低和扭曲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形象。为什么“大把花钱”的中国人在国际社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这不能不引起国人的深思。 陷入民族问题困境的中国政府，应该深刻反省民族政策。说到底，西藏毕竟不同于中国，西藏有自身的传统文化和宗教，有自己的语言和生活习俗。中国政府一方面丰富西藏人的物质，一方面却用严苛的行政条规来限制他们的信仰自由，让他们“戴着枷锁”祈祷，这对于重精神的西藏民族来说，难道不是精神蹂躏吗？更何况，西藏人从来也不甘愿“被养”。为此，他们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反抗。因为在西藏人的精神理念中，“被养”与“被奴役”是同义词。 应该建立汉藏对话平台 达赖喇嘛常说，“改善中国人与西藏人的关系，首要之务是建立互信。” 现实提醒我们，解决西藏问题，不能仅仅指望国际社会，也不能仅仅局限在达赖喇嘛及其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层面。汉藏民族的沟通和了解，中国民众的普遍觉醒和同情，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才是汉藏共同走向民主之路的真正推动力。 以海外汉藏对话为例， 1997年10月，流亡藏人在伦敦举行首次题为“汉藏对话，寻找共同点”研讨会，与会汉人多为八九流亡者和几位关心和研究西藏问题的海外学人。那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西藏人，远离家园的悲情应该是汉藏聚会得以实现的基本原因。那次对话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有三：其一、汉藏之间积怨太深，需要沟通和了解；其二、西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共产专制下中国人的共同问题，不同点在于一个是信仰宗教的藏民族，一个是被所谓“红色信仰”窒息下的汉民族。其三、汉人身上明显存在那种潜在的居高临下的大汉族主义立场。 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除了中国“大一统”的文化积淀外，当年的八九流亡者中，大多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前共产党人”，或是“体制内”民主派，或是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他们的思想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会不自觉地受其自身的局限。 欣慰的是，对话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正面意义。正是汉藏流亡者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使对话双方建立了联系和友谊，西藏问题也成为许多大陆流亡者和海外学人所关注的问题。发展到今天，许多海外民运人士和学人学者，以捍卫西藏的宗教文化为己任，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西藏人的诉求，产生了较大影响。年前并有国内学人试图冲破禁戒，通过互联网直接与达赖喇嘛对话，向尊者提问题等等。这似乎可以表明，汉藏隔膜可以消除，人为的鸿沟将不复存在。这是否也表明，大陆流亡者能与西藏流亡者对话，中国政府也有与达赖喇嘛对话的可能性？坦白地说，当今中国的政府官员，并不比流亡之初的海外民运人士更保守。关键在于是否有对话的诚意和自信，是否具备与“现代化”的达赖喇嘛对话的能力。 藏人受难，匹夫有责 如果说八九六四造就了海外汉藏对话的契机，那么现在可以说，“解除”政治“武装”的达赖喇嘛，不仅提供了与中国政府的对话契机，也提供了境内汉藏对话与沟通的机遇。 事实启发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有责任也有能力在国内促成包括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在内的汉藏对话平台，让中国民众了解西藏。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假如我们是西藏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古人言：“己所不欲，无施于人”。谁都没有理由将我们曾经刻骨铭心的被殖民、被压迫的痛苦强加在西藏人身上。相信有着不屈反抗历史的“中国人的脊梁”，应该能够以邻邦印度为榜样，抵御来自强权的欺凌，支撑起西藏人民追求自由、保护自身宗教文化的重任。 当人们了解西藏，当西藏维权与中国民间维权一样形成一体，成为群体的民众的声音时，西藏问题将成为所有中国人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西藏人和中国政府之间的问题。 同理，中国政府可以用“第三只手”操纵国际社会，可以不理会西藏人的感受，甚或可以采用某些背弃知识分子良知的“智囊”之“计”，对达赖喇嘛“束之高阁”，不与他发生正面冲突，但却不能不顾及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不能不考虑正在崛起的“80后”、“90后”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对西藏问题的追究。 中国政府如果明智的话，应该清楚， “屏蔽”西藏问题，将西藏问题指为“藏独”、从而“妖魔化”达赖喇嘛的一惯做法，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而且，稍具常识，就会看到，达赖喇嘛不是潜威胁，拒绝达赖喇嘛，不让达赖喇嘛重返家园才是中国最大的忧患。也就是说，让达赖喇嘛重返家园，不仅能顺从民意，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而且可以借助达赖喇嘛的“知性”力量――即民主意识和慈悲与尊重的普世价值观，重建大陆早已崩溃的价值体系，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反之，假如达赖喇嘛有生之年不能返回西藏，那将是西藏民族永远的“痛”，是中国政府永世无法解脱的罪责，后果将不堪设想。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无知和偏见   文章指出。从海外华人与西藏流亡者接触的经验来看，并不是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良知。对许多人来说，藏传佛教仍然是一个未知领域，深奥难解，而西藏问题本身既复杂又敏感，所以很难对西藏发生的事件作出及时和客观的反应。其次，一直以来，国内大部分人对于西藏的宗教文化、对于达赖喇嘛所秉持的精神理念所知甚少，基本认知局限在中国政府制造的舆论氛围和宣扬“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的电影“农奴”的政治说教里，长此以往，难免出现一种由无知造成的偏见和偏见造成的隔膜。尽管大家对中共一党专制深恶痛绝，但一牵扯到西藏问题时，一些不明真相者（遗憾的是，由于宗教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差异，“不明真相者”在注重实际的中国人中为数甚众）即使主观并不情愿，客观上也会不自觉地相信如官方宣传的那样，所有发生在藏地的诉求都是“骚乱”，都是海外“达赖喇嘛集团”或“藏独势力”煽动的云云。傲慢和缺乏常识，使得一些人对五体投地朝拜寺庙的藏人感到困惑，甚至认为这就是愚昧、落后。自去年三月西藏境内接连发生僧人自焚事件以来，在可见的大陆媒体，罕有反思与同情，多有附和中共宣传，辱骂甚至“妖魔”达赖喇嘛，从中可以感到文革延续下来的思维定势和语言暴力。尽管这种声音远非主流，但由于“主流”无声，因此，这“一面之词”至少在大陆便掩盖了大部分真相。 笔者认为，导致这种 “大不敬”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大无知”――即“无明”造成的。在21世纪的今天，西藏人为了宗教自由和尊严，竟不得不采用“自焚”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进行抗争，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憾，这是我们置身其中的所谓文明世界的耻辱！假如有人为西藏人权向中共说不；假如有人公开为西藏呐喊；假如大学生走上街头，打出还西藏自由，要达赖喇嘛重返家园的横幅，如此等等，情势肯定会有不同。问题是这些情形在西方国家频频发生，但在最应该出现的地方，却出奇地沉寂，简直匪夷所思。 钱不能买来一切 文章指出中国政府经常用一些数字来说明中国对西藏无人可以取代的经济援助，许多国人对此也感到困惑，认为西藏人“不领情”。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政府的物资援助从来也没能真正地得到西藏的民心，而飘零的达赖喇嘛，却紧紧维系着西藏人的灵魂呢？道理很简单，对于一个宗教民族来说，“吃饭哲学”从来不是放在第一位的。与泰国、缅甸等佛教国家一样，在宗教意识尤为浓厚的西藏人的观念中，出家为僧是受到尊重的，“家有和尚”在西藏家庭是很平常的。有的人家甚至有四、五个孩子相继出家为僧。他们只要“一息尚存”，就会虔敬佛事。这与当下重物质轻精神的中国社会大相径庭。 即使在世俗观念中，对精神价值的认知也是如此。就象文革期间西方人在中国的“遭遇”一样。当时国人眼中的外国人，是比中国当权者更“尊贵”的“特权阶层”。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享受着中国人连想也不敢想的特殊待遇。但是这些外国人也并不“领情”，因为他们的行动被限制在几个专为外国人服务的有限区域，如“友谊商店”，外国人居住区，“涉外酒店”和“涉外餐馆”等。他们不可以接触中国人，不可以与中国人交朋友，生活局限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虽然物资生活没有大的改变，但是他们的人身自由和权利却被限制或被剥夺了。而今，一些新富起来的中国权贵，多了一种“包养意识”，动辄拿钱来说事，对内不惜工本，一意孤行地坚持“红色意志”。对外则用金钱合同扮演大国角色，贬低和扭曲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形象。为什么“大把花钱”的中国人在国际社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这不能不引起国人的深思。 陷入民族问题困境的中国政府，应该深刻反省民族政策。说到底，西藏毕竟不同于中国，西藏有自身的传统文化和宗教，有自己的语言和生活习俗。中国政府一方面丰富西藏人的物质，一方面却用严苛的行政条规来限制他们的信仰自由，让他们“戴着枷锁”祈祷，这对于重精神的西藏民族来说，难道不是精神蹂躏吗？更何况，西藏人从来也不甘愿“被养”。为此，他们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反抗。因为在西藏人的精神理念中，“被养”与“被奴役”是同义词。 应该建立汉藏对话平台   达赖喇嘛常说，“改善中国人与西藏人的关系，首要之务是建立互信。” 现实提醒我们，解决西藏问题，不能仅仅指望国际社会，也不能仅仅局限在达赖喇嘛及其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层面。汉藏民族的沟通和了解，中国民众的普遍觉醒和同情，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才是汉藏共同走向民主之路的真正推动力。 以海外汉藏对话为例， 1997年10月，流亡藏人在伦敦举行首次题为“汉藏对话，寻找共同点”研讨会，与会汉人多为八九流亡者和几位关心和研究西藏问题的海外学人。那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西藏人，远离家园的悲情应该是汉藏聚会得以实现的基本原因。那次对话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有三：其一、汉藏之间积怨太深，需要沟通和了解；其二、西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共产专制下中国人的共同问题，不同点在于一个是信仰宗教的藏民族，一个是被所谓“红色信仰”窒息下的汉民族。其三、汉人身上明显存在那种潜在的居高临下的大汉族主义立场。 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除了中国“大一统”的文化积淀外，当年的八九流亡者中，大多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前共产党人”，或是“体制内”民主派，或是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他们的思想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会不自觉地受其自身的局限。 欣慰的是，对话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正面意义。正是汉藏流亡者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使对话双方建立了联系和友谊，西藏问题也成为许多大陆流亡者和海外学人所关注的问题。发展到今天，许多海外民运人士和学人学者，以捍卫西藏的宗教文化为己任，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西藏人的诉求，产生了较大影响。年前并有国内学人试图冲破禁戒，通过互联网直接与达赖喇嘛对话，向尊者提问题等等。这似乎可以表明，汉藏隔膜可以消除，人为的鸿沟将不复存在。这是否也表明，大陆流亡者能与西藏流亡者对话，中国政府也有与达赖喇嘛对话的可能性？坦白地说，当今中国的政府官员，并不比流亡之初的海外民运人士更保守。关键在于是否有对话的诚意和自信，是否具备与“现代化”的达赖喇嘛对话的能力。 藏人受难，匹夫有责   如果说八九六四造就了海外汉藏对话的契机，那么现在可以说，“解除”政治“武装”的达赖喇嘛，不仅提供了与中国政府的对话契机，也提供了境内汉藏对话与沟通的机遇。 事实启发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有责任也有能力在国内促成包括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在内的汉藏对话平台，让中国民众了解西藏。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假如我们是西藏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古人言：“己所不欲，无施于人”。谁都没有理由将我们曾经刻骨铭心的被殖民、被压迫的痛苦强加在西藏人身上。相信有着不屈反抗历史的“中国人的脊梁”，应该能够以邻邦印度为榜样，抵御来自强权的欺凌，支撑起西藏人民追求自由、保护自身宗教文化的重任。 当人们了解西藏，当西藏维权与中国民间维权一样形成一体，成为群体的民众的声音时，西藏问题将成为所有中国人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西藏人和中国政府之间的问题。 同理，中国政府可以用“第三只手”操纵国际社会，可以不理会西藏人的感受，甚或可以采用某些背弃知识分子良知的“智囊”之“计”，对达赖喇嘛“束之高阁”，不与他发生正面冲突，但却不能不顾及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不能不考虑正在崛起的“80后”、“90后”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对西藏问题的追究。 中国政府如果明智的话，应该清楚， “屏蔽”西藏问题，将西藏问题指为“藏独”、从而“妖魔化”达赖喇嘛的一惯做法，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而且，稍具常识，就会看到，达赖喇嘛不是潜威胁，拒绝达赖喇嘛，不让达赖喇嘛重返家园才是中国最大的忧患。也就是说，让达赖喇嘛重返家园，不仅能顺从民意，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而且可以借助达赖喇嘛的“知性”力量――即民主意识和慈悲与尊重的普世价值观，重建大陆早已崩溃的价值体系，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反之，假如达赖喇嘛有生之年不能返回西藏，那将是西藏民族永远的“痛”，是中国政府永世无法解脱的罪责，后果将不堪设想。

核心提示：”邓小平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他究竟是想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让中国人自己去猜。就我个人而言，1980年代后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事件，让我彻底清楚地明白了邓小平所说的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就是要让跟中共有关系的权贵精英获得财富，一方面则保护中共的权力。” 原文： The Real Deng 作者：方励之 发表：2011年11月6日 本文由”美国之音”中文部获准翻译转载，”译者”的志愿者做了二次校对，转载自” 方励之文集 ” 【原文配图：1978年10月 邓小平在日本 摄影：Dilip Mehta/Contact Press Images】 假如一项科学实验揭示了一种新现象，科学家会感到高兴。假如一项试验没能显示科学家事先预计的东西，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值得分析的结果。读傅高义（Ezra Vogel）的《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一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种”预计之现象没有出现”的感觉。”人权”这个词没有在书后的索引中出现，而这种忽略并不是索引制作者的疏忽。这本书的特色之一就是系统性地不考虑人权问题。 毛泽东在1976年9月死去。从1979年直到邓小平于1997年死去之前的几年，邓小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虽然有时候名义上不是。在中国之外，尤其是在西方，人们知道邓小平，主要是因为他在1989年决定调遣野战军开着坦克进入北京市中心，进行了后来被广为人知的”天安门大屠杀”——即血腥镇压在天安门广场及四周进行和平抗议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全世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邓小平的决定。在2011年2月22日，在”阿拉伯之春”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说： “挡在坦克前的人被碾过去了。中国的统一要比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更重要。……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坦克调遣到那里对付那些人。这不是开玩笑。我就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这国家的一部分不会被占领。” 邓小平树立了屠杀有用的榜样，卡扎菲可谓心领神会。 哈佛大学荣休的社会科学教授傅高义在书中用了一章来重述天安门屠杀的事情。他给那一章取的题目是”天安门悲剧”。在那一章的结尾，他小心谨慎地（而且似乎也是充满焦虑地）一一探讨了人们可能会评价那一”悲剧”的各种看法。最后，傅高义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我们可以确实知道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的20年里，中国享有了相对的稳定，以及快速的、甚至是令人惊异的经济增长。……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中国人的教育水平和寿命持续快速增长。跟上一个世纪相比，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 这些话显示了傅高义基本上赞同中国共产党宣传部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宣传的论点，即”稳定”和经济发展证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天安门镇压是合理的。每当外宾或外国记者提出天安门屠杀的问题，中共领导人的回答都是始终一贯的：假如邓小平没有采取”果断的”（也是血腥的）措施，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获得后来的稳定，中国经济也不可能繁荣。 然而，中国政府这套宣传的另外一些方面则显示，即使是这种论点的鼓吹者也不太相信这套东西。假如邓小平的”果断行动”真的是导致了经济增长，而中国人民也清楚这种因果关系，那么，人们就应当看到，中共的宣传部门会大力宣讲”天安门镇压”。但是，中共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形容当时的屠杀事件的官方描述不断淡化。一开始是说”反革命暴乱”，然后是”动乱”，再后来是”风波”，最后是”折腾”。中共领导人很明白，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历史记录上的一个极端丑恶的污点，于是，他们急于让世人尽快忘却此事。 那么，中国享有了”稳定”的说法又该怎么看呢？当时的镇压真的是带来了 稳定了吗？难道事情就像傅高义所说得那样，跟以往相比，”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吗？假如确实如此，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需要耗费巨资（据报道其数额之高超过中国军费总和）来用于所谓的”维稳”，以便遏制和镇压抗议、示威和其他”群体事件”呢？ 不过，为了辩论，我们姑且假定天安门镇压确实是导致后来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如此假定之后，我们依然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了稳定和经济增长就可以动用天安门屠杀那样的杀伤性力量吗？这里牵涉一种基本的人权原则，即不能用暴力的手段来剥夺一个群体的生命（即使那个群体是少数人）来满足另一个群体（即是那个群体是多数人）的物质利益。 1984年4月27日，罗纳德•里根总统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他说： “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导致了美国革命。那是争取人权和独立、反抗殖民统治的第一次大起义。我们当时知道，假如我们不愿意跟所有的人一起获得自由，我们每一个人就不能享受到自由。我们也知道，假如我们所有的人不能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我们的自由就不可能真正安全。” 中国的媒体当时只是部分翻译了里根总统的演说。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里根总统的那些话让他们第一次接触到现代的人权观念。傅高义的书让人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这就是要么书的作者不认同这种人权观；要么他对中国和美国持双重标准。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使命”是让中国”富强”，但他对邓小平可能想到的中国的富强的内部结构却没有谈到多少。中国的富强会类似于美国吗？类似于英国吗？类似于日本吗？类似于新加坡吗？或者，中国要开创一种全新的富强模式吗？傅高义写道，”在1978年，邓小平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可以让人们富裕起来、让国家强盛起来。”　这句话需要分成两半来理解。这话的前一半是正确的。迟至1980年代中期，人们还是难以看到邓小平有什么蓝图。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傅高义这句话的后一半。这一半有一个暗含的答案，这就是邓小平最终关心的是让”人们”获得财富，让”国家”获得强盛。就像现在的傅高义一样，当时很多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愿意相信这一点，至少是姑且相信。但事实却是另外一回事。 在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的”富强蓝图”开始出现。傅高义在书中用了四页的篇幅讲述中共十三大，却漏掉了十三大的一项关键性决定，即所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策。所谓的”中心”是”发展经济”，两个”基本点”则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 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扭转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策，因此被认为是进步的，受到了中国国内外的欢迎。但关键问题是邓小平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四项基本原则当中，真正重要的是第三项。于是，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变革”（傅高义语）早已经让其他的变革变得毫无意义【原注见下】。第三项基本原则是理解邓小平所设想的”中国富强”的关键。那项原则也为”改革”和”开放”究竟能走多远划定了界限。 就”开放”而言，傅高义告诉我们，”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中国人）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　我不禁想问，”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这种说法是否立得住。我现在想到了唐朝时期的中国（公元618至907年）。当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四处传播，最终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今天的中国又如何呢？在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当中，中国被列为世界上宗教自由记录最恶劣的八个国家之一。 傅高义正确地指出，”开放”政策当中的一个时髦说法是跟外部世界”接轨”。但这种接轨几乎全部是商业和出口的接轨。在报纸和电视方面，中国跟西方国家、台湾或香港没有多少接轨。这方面的轨道依然被堵塞，而堵塞的方式实际上跟毛泽东时代几乎毫无二致。互联网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新的信息来源，但这种信息来源的形成并不是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提倡，而是政府的打压政策未能奏效。在邓小平还在掌管中国的时候，中国政府推出了第一批限制中国互联网的措施。 中国当局如今对互联网的限制措施五花八门，从过滤屏蔽巨量的”敏感”词，到对整个一个地区实行断网几个星期几个月。在2008年北京举办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期间，中国当局为了自己的国际形象一度暂时放松了互联网管制。但奥运会结束之后，那些管制措施立即恢复。十分清楚的是，邓小平心中的”接轨”从来不包括国际社会视为人权一部分的信息自由。 邓小平政策当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改革”又如何呢？很多观察家指出，自邓小平时代到现在，”不要政治改革”是中国当局不可动摇的原则。（傅高义选择不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但在题为”被改变的中国”的最后一章里，他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在那一章列举了一大串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所发生的变革，但其中没有一项牵涉政治体制民主化。）于是，坚持党的独裁地位也就使邓小平的”改革”在各方面大打折扣。例如： 军队，傅高义书中有一章，题目是”军队：为现代化做准备”。但是，这里的”现代化”只是涉及武器装备和效率，而不是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之类的事情。中国之外的人大都不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是一支国家的军队，而是一支中共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靠全体中国人民所缴纳的税款养活，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听命于中央军委，而中央军委是中共的一个机构。到了关键的时候，如198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的是中共的利益，而不是国民的利益。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但在1980年代关键时期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他很知道占有军队最高职位就让他成为中国最有权的人。 教育，邓小平时代最初的一项改革就是重新开放中国的大学。中国大学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关闭。傅高义解释说，世界银行对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的头一批贷款就是支持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由于这些原因，一些人便认为邓小平从总体上说是”支持教育”的。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邓小平只是把教育看作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实现他心目中的现代化，而不是给中国社会带来广泛的好处。他知道他需要经济和技术的专业知识来搭配中国廉价的劳工。但对儿童的基础教育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从1980年代开始，千百万来自农村的民工涌入中国的城市。他们在建筑、卫生和其他体力劳动行业出售他们的劳动。他们是邓小平成就其”经济奇迹”的基石。但是，在中国政府的户口登记制度之下，他们依然是农村人，不能享受城里人的各种权利。他们的子女即使是在城里出生，也不能登记为城市居民，因此也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就学。 顺便说一句，这种户口登记制度并非中国的发明，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侵中国的日本人引入中国的。日本人当时是要阻止中国人口流动，以便防止民间的抗日活动扩散。（中文里称呼专门管户口登记的”派出所”一词就是来自日文。）但直到他死的那一天，邓小平这位所谓的”教育改革者”一直坚持这种户口登记制度，不管它给教育带来什么后果。他的后继者也是照样坚持。傅高义在其书中有一次提到了这种户口登记制度，说来到城里的农民”试图偷偷地跟亲友住在一起”，导致中国领导人担心”大批的农村移民会让城市的服务设施不胜负荷，城市难以为他们提供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 个人自由的扩展。邓小平时代在很多方面跟毛泽东时代大不一样。在毛泽东统治下受到残酷迫害的人在毛死后获得了喘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空间也有显著的扩展。在我所从事的科学领域，僵硬的意识形态有所松动，科学家们不再必须用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做教本。那本苏联出版的小书即使是按照十九世纪的标准也已经过时。毛泽东死后，所有的人一律穿蓝色衣服的景象开始消失，人们衣着的不同颜色和样式开始出现。罗曼•罗兰的《让•克里斯朵夫》和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之类的书获得解禁。人们一度还可以偶尔地（如在1979年民主墙期间）公开批评政府。 但邓小平为什么要脱离毛泽东式的独裁统治呢？他是出于人道精神，同情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吗？或者，他是看到中国社会正在觉醒，要求更多的变革，于是便采取实用的策略，以便让中共得以继续控制中国社会吗？很有趣的 是，在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说得天独厚，因为上述的很多自由最先都是出现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而我在大学任教。我所看到的每一项自由的进步都是学生和教师奋力争取得来的，而不是中国当局自上而下赐予的。邓小平只要出面，他所发挥的作用就是限制自由的扩散。他在1979年对民主墙的镇压明确展示了他的政治底线，这就是绝对不允许人们哪怕是稍微侵害到我的威信。他在1983年发动的”反精神污染”运动甚至涉及到了女学生的穿着打扮。 经济。这可以说是邓小平政策成就最明显的领域。对此傅高义说了很多。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上升为世界第二，中国持有11,7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等等等等。西方国家近来处于金融危机阴影之下，很多西方观察家因此便夸大了中国的成就。然而，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的GDP依然是台湾的四分之一，韩国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十分之一。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是其有竞争优势的廉价劳动力制造的低价位产品。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有过这种GDP优势。在1820年，在清朝时期，中国基本上是农业经济，中国那时的GDP六倍于工业化的英国。但英国有炮舰。所以，鸦片战争一打响，英国便战胜了中国。 中国政府喜欢声称推行了一个最伟大的经济发展项目，让上亿人脱离贫困，而这种改善穷人生活的经济大发展是史无前例的。一些西方人有时也会跟着中国政府这样说。傅高义告诉我们，由于”中华帝国自汉代形成以来的两千多年中所发生的最根本性的变革”，”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　在这种说法当中，”贫困”、”饥馑”之类的词语从来没有足够精确的定义，可以让研究者对历史各个时期进行定量的测量评估。这种情况导致一些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以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像是今天的索马里。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很多贫困和饥馑的纪录。但从定量化的角度而言，很难说中国的贫困和饥馑平均而言比世界其他地区更甚。那种认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是长期的贫困的看法跟我们所知的人口增长和下跌状况不符。战争和外敌入侵常常导致人口下跌，但在和平时期，人口总是快速增长。毛泽东在1959到1962期间制造的大饥荒导致三千万或四千万人死亡。那场大饥荒向我们显示，在饥荒时期，怀孕率大幅度下跌，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停止增长。和平时期的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历史当中的典型现象，说明贫困饥馑不是主流现象。说邓小平推行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除贫困和饥荒的项目，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政治夸张宣传。 另外，所谓的邓小平让亿万人”脱贫”说法也是本末倒置的。在毛泽东之后的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亿万中国人的苦力劳动。中国的劳工没有工会，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没有中立的司法，没有美国人所享有的”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规章的保护。出大力的完全是亿万中国劳工。中国的亿万劳工不但改善了自己的境况，更是改善了共产党权贵的生活，许多权贵们的奢华直上云霄。世界银行给出的数据显示，测量人口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邓小平推行其改革前是0.16，现在则达到了0.47，接近于最高点．这种巨大的变化跟”亿万”中国人没有多少关系，倒是跟邓小平在改革开始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很有关系。邓小平当时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他究竟是想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让中国人自己去猜。就我个人而言，1980年代后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事件，让我彻底清楚地明白了邓小平葫芦里到底要卖的是什么药。 1987年1月，我在合肥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邓小平政权认定我带头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于是把我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并把我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无论我走到哪里，即使是我到外国参加学术会议，也受到监视。在1988年8月8日到29日，我到澳大利亚珀斯参加第五届广义相对论格罗斯曼研讨会。然后，我到堪培拉、悉尼、墨尔本和其他地方走访了一些大学。我所到之处谈的都是物理学。但一些中国留学生得知我去了，便邀请我谈中国的事情。在堪培拉，他们问我，我对大学校园里学生们用来提出问题、表达批评的小字报怎么看。我尽力讲述了我所看到的东西。我记得看到一张小字报说，”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外国银行有存款账户。” 我还没离开澳大利亚，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就开始打电话给我，向我报告了惊人的消息，说邓小平通过中共的渠道发话了，说是方励之说什么”外国银行存款账户”，这是对他的诽谤。这些朋友说，邓小平准备对我提出起诉。听到这些话，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相信。差不多每一个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和学生都有外国银行账户。（译注：这里方先生可能少交代了一个关键背景信息：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于80年代初出国留学，后来还取得了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这种事情尽人皆知。说有人有”外国银行存款账户”怎么就能构成诽谤呢？而且，假如邓小平真的是想把我拿倒，他肯定不需要走法律途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党的权力超越法律，而邓小平又在党的权力的顶尖，他何必动用法律呢？对他来说，假如他的目的就是想拿倒我，更方便的办法多得很。 我那年9月回到北京之后，在政府内部有熟人的朋友坚持说，邓小平正在准备跟我打官司。他们告诉我说，中共内部通知说，方励之的诽谤将”通过法律解决”。但我还是不能相信，直到销量超过《人民日报》的《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我的名字，并且详细地说明了我的哪些话如何构成了诽谤。 这下子气氛真的是紧张起来了。一些谣言开始四处流传，说是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对我发出传票。一些当律师的朋友开始提出要为我组织法律辩护团队。《参考消息》的一些读者给我发函，告诉我应当在法庭上如何为自己辩护。一些人还主动开始收集中国高级官员及其子女在外国银行的帐户信息，以便让有关的事实充当我的辩护。一些外国记者闻到了风声，变得非常激动起来。邓小平要跟方励之对簿公堂？太棒了，这绝对是一个大好的新闻标题！ 但法庭的传票始终没有送达到我这里。到了那年的11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奉命到我家通知我说，我不会吃官司。她说，我不会吃官司是因为中国驻联合国使团的一个律师对邓小平解释说，方励之没有提出任何人的名字，所以诽谤官司没法打。 我当时进行了一番反思，终于明白了邓小平或许并没有白费力气。他很可能达到了他一开始就想达到的目的。他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部分人就是北京的学生在小字报中所说的”中央领导人及其子女”。因此，他才对有人公开提出这种事情超敏感。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有这种想法。假如他们有了这种想法，他们就应当明白这种想法绝对不能说出口。 邓小平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一点呢？对我提出法律起诉看似毫无必要，但要我吃官司的消息扩散全国，就能产生一种强力的震慑恫吓效应。邓小平很精明。在他漫长而丰富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这种精明算计的例子。傅高义虽然写了一本745页的书讲邓小平，但似乎是不知道邓小平还有这一套。 西方的一些观察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邓小平一方面如此积极地推进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却如此顽固地禁止政治改革，好像邓小平的政策彼此矛盾。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邓小平的政策就是一方面要让跟中共有关系的权贵精英获得财富，一方面则保护中共的权力。动用党的军队镇压威胁中共权贵的财富和权力的学生抗议，这跟邓小平的那些基本原则完全一致。 傅高义的书的一个好处是收集和组织了大量的材料，显示了几十年来中国上层的权力斗争。我们由此得知邓小平如何运用计谋保护自己的同党，如何瓦解他的敌手；他如何失势，得势，再失势，再得势，最终上升到中共王朝第二代的权力顶峰。傅高义收集的材料对研究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的人会很有用处。 但这些事情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显明了中共体制内如何通过内部利益集团的竞争过程来选择高层领导人，而这些过程跟那些利益集团之外的中国人民没有多少干系。因此，那些上升到权力高层的中共领导人一心一意为权贵们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一点也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我们不能指望如此选出来的领导人会关心普通的人民，会在乎怎样做事才会对中国最好。 原注：”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欢迎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了如让外国工厂中成立独立工会的细节；空洞的思想现在贴上了”邓小平理论”的标签。 《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作者：傅高义Ezra F. Vogel  出版社：Belknap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76 pp., $39.95     本书即将推出繁体中文版 该书的更多书评： 《外交政策》 邓小平不可告人的秘密（在哪儿？） 《经济学人》 邓小平的遗产：伟大的稳定器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12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联名致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呼吁中国政府倾听藏人的声音，以开放的态度与达赖喇嘛和藏人对话。 4月3日，南非大主教图图等12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呼吁中国政府倾听藏人的声音，并以开放的态度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 公开信称，长久以来选择谈判方式争取真正意义上自治的藏人，现在转向抗议，用自焚来表达愤怒，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中国政府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除图图主教外，签署公开信的诺奖得主包括波兰前总统瓦文萨、伊朗人权活动家和律师艾巴迪（Shirin Ebadi）、危地马拉印第安人民权斗士门楚（Rigoberta Menchú Tum）等。 自2011年以来，中国藏区已有超过30名藏人采取自焚的方式抗议当局对西藏的高压政策。而中国政府对此的反应是加强藏区的安全管制，对僧人、寺院和宗教活动进行监控和限制。不久前官方媒体甚至指责达赖喇嘛煽动藏民进行自焚，以及向藏民灌输代表纳粹种族隔离政策的思想意识。这一言论引起国际舆论的愤慨和驳斥。 诺奖得主的公开信强调，达赖喇嘛始终表示不主张西藏独立，并寻求与北京和平对话的途径，这是西藏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12位诺奖得主呼吁中国政府把握住机会，为开展有意义的对话创造条件。对话应围绕导致目前紧张局势的核心问题，应尊重西藏人民的尊严和中国的领土完整。公开信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宗教自由，停止恐吓、压制和拘捕和平抗议者，允许记者、外交人员和国际组织自由进入西藏。因为“只有媒体和联合国人权调查人员充分接触西藏，国际社会才会恢复对中国政府的信心。” 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代表处联络官洛桑尼玛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诺贝尔奖得主的呼吁会对中共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但是中共当局，特别是胡锦涛政府一向以强硬姿态对待西藏问题，因此在他执政期间不会有大的变化。”他认为对于此类呼吁，中共至多“做出表面上的应付，但不会有实质性举动，不会诚恳地接受建议。” 谁了解西藏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4月5日发表评论，批评诺贝尔奖得主向中国政府施压，称这些签名者“几乎都未去过中国藏区”，不了解西藏的情况，“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对此洛桑尼玛表示：“就是在西藏呆过的（干部），比如说胡总书记，他也不了解西藏人民真正需要什么，他们在想什么，是精神层次上的自由还是物质利益？而西藏人是一个需要精神上自由的民族，他们对物质不是很奢求。” 洛桑尼玛认为，继续忽视藏人诉求，推行高压政策的结果将是矛盾激化，民族隔阂加剧，西藏问题更加复杂化，因此中共“也达不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作者：叶宣 责编：苗子 附：12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译文（来源：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 亲爱的胡锦涛主席： 西藏人民希望发出他们的声音。长久以来，他们寻求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并且选择用谈判和友好帮助作为争取获得自治的方式。 现在他们转向抗议。藏人通过自焚来表达愤怒，这种激烈方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切。中国政府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理解他们的悲愤，并寻找非暴力的解决办法。 我们的朋友与兄弟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了这样一种解决办法。他从不主张分离主义，总是选择和平的路径。我们强烈敦促中国政府把握住他所提出的有意义对话的机会。这一对话渠道一旦形成，应该保持开放性、积极性和建设性。这一对话应该讨论处于当前紧张局势中心的议题，尊重西藏人民的尊严和中国的统一。 我们谨特别促请中国政府释放所有遭到任意拘押的人，停止恐吓、骚扰和拘押和平抗议者，允许记者、外国外交人员和国际组织无限制地进入西藏，尊重宗教自由。 只有当您的政府允许新闻媒体和联合国人权调查人员充分地接触西藏的时候，国际社会才会对您的政府恢复信心，理解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如果不能充分接触西藏，就不会促成进步，就有可能会失去机会。 诚挚的 Desmond Tutu（德斯蒙德·图图） Jody Williams（乔迪·威廉姆斯） Leymah Gbowee（莱伊曼·古博微） Lech Walesa（莱赫·瓦文萨） Shirin Ebadi（希尔琳·艾巴迪） Rigoberta MenchúTum（利格贝尔塔·门楚） Jose Ramos Horta（何塞·拉莫斯·霍尔达） Adolfo Perez Esquivel（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韦尔） Mairead Corrigan Maguire（梅里德·科里根） John Hume（约翰·休姆） Betty Williams（佩蒂·威廉斯） Carlos Belo（卡洛斯·贝洛）

12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星期二公开联名致信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呼吁中国政府倾听西藏人民的心声。英国“自由西藏”组织负责人布里诊欢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呼吁，并希望国际社会打破沉默，制止中国当局对西藏人民的镇压。 终身奉献在和平、人权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世界知名和平人士，包括南非大主教图图、波兰前总统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东帝汶前总统拉莫斯、卡洛斯贝罗、爱尔兰的梅里得姆里根、贝蒂威廉斯，倡导北爱和平协议的约翰休姆，以及第一个穆斯林女性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伊朗自由人士伊巴边等等12名诺贝尔和平得主，共同呼吁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西藏人民希望他们的呼声要被听见”，并且表示，国际社会非常关心西藏人民通过自焚激烈的表达怨恨。 他们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听到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不满和找出非暴力的解决办法。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们的公开信也促使中国当局和西藏宗教领袖的达赖喇嘛就其所提出的解决办法，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他们也要求中国当局释放被非法监禁的藏人，并且不再打压威胁和平抗议，尊重宗教自由以及让国际外交人士和组织进入西藏。   英国“自由西藏”组织主任布里诊星期二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指出，国际社会开始对西藏人民的绝望激烈的呼声作出反应，星期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公开信，敦促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听取西藏人民的呼吁，并且关注许多藏人被非法逮捕，她认为这是非常重要。   根据自由西藏组织的讯息，到目前为止在西藏境内自焚的藏人已经高达32人，据自由西藏表示，证实自焚死亡的藏人人数有24人之多，而有更多人因为和平抗议遭到非法逮捕拘禁至今生死不明。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张安安发自英国伦敦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