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早先我曾就吳思先生用赦貪官推政改的建議撰文《轉型討論亟待公開化》（見本刊 29期，編者按），這裏就涉及的幾個重要問題再稍作討論。 在筆者看來，吳先生以一種冷靜、理性、現實主義的態度直接挑明轉型期如何處理既得利益的問題，告誡人們不能過於理想化轉型政治，要嘗試變阻力為動力，這在筆者看來都是值得贊許的，也是筆者十分認同的。 十多年前，筆者曾經這樣寫到： 「正義的原則必須是抽象的、也只能是抽象的，但正義的實現則應該是、也必須是具體的。一旦需要在現實中落實正義的原則，則此原則能否落實，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現實政治力量的組合、歷史的情境、政治家們的意識和政治技巧以及民眾的心理狀態。此時能做的可能彼時不能，彼時能做的可能此時不行。態度的激進也許會激起更激進的態度，不適當的寬容可能也會葬送民主政治的基礎。總之，需要極其謹慎地處理這件極其複雜的事。」（參見《巨變時代》，第 11頁）相信吳先生會同意筆者這些看法。 不過，在筆者看來，或許恰恰從這種現實主義的思路看，吳思先生好像又沒有把這種思路推論到底，對轉型中其他階層的態度利益雖然有所涉及，但卻沒有給與足夠的討論，而且對歷史中人的激情似乎未給予應有的重視。因此，又很遺憾、悖論地讓人覺得有些過於理想化。 筆者認為，妥協作為一種指導精神是必須的，但妥協在現實的歷史進程中卻只能是具體的，是要根據各種條件來達成的，是一種技巧、藝術，不可能也不應該事先設定——事先設定的妥協往往是達不到的。 用吳先生所舉的東漢王允例子來說，王允的「不赦」是書生意氣，不負責任；但在另一些情境下，「赦」可能也同樣是書生意氣，延遲目標的達成，造成思想和社會的混亂。 赦與不赦從來是要根據具體的情況來進行確定和調整的。皇帝大赦與懲治貪官常常並行，背後的考量既有政治平衡，也有平議民怨的需要。現在，人們常談論所謂改革的「頂層設計」，但「頂層設計」不該限於「頂層」的設計，需要十分注意「底層」的情感和利益，忽略此，任何方案都將不受歡迎因此也很難推動。 因為缺乏正義，追求一個更公正的社會是民眾追求民主和法治的最重要的動力之一，但這並不是簡單許諾人們得到一個所謂的好制度。 民眾或許會問：如果那是好制度，怎麼這個好制度就先讓貪官們漂白了，那豈不如舊制度？舊制度還不承認貪污是好事，還有哪一天因政治鬥爭或是什麼偶然事件東窗事發，貪官還有可能被繩之以法，但我們追求的這制度卻是先要送貪官大禮，民眾得到的不過是些所謂的「當家做主」的權利（按吳先生的設計），連追討那本為民眾血汗、國家財富的權利都沒有了，那要民主何益？這如何能讓人接受？ 其實，一方面，貪官們不會愚笨到輕信這樣一個方案，另一方面，民眾也沒那麼浪漫和幼稚，會把「當家做主」的權利比如說投票權等等看得過於神聖。 事實上，從各個國家的歷史來看，對這種政治權利的追求、捍衛和使用，從來都是與追求、捍衛其具體的利益相關。因此，吳先生這種設計的缺陷搞不好可能恰恰事與願違，會消解民眾追求民主的動力和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合法性。 社會對公正的要求已形成巨大的壓力，要麼走向民主與法治，「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趙紫陽）；要麼走向民粹，殺貪官，除污吏，這將是中國人也是貪官們在未來都不可能不面對的選擇。 儘管我們可以不同意吳思先生赦免貪官換政改的設計，但卻應該對其給貪官們出路的思路給與重視，只是這或許需要我們從另外角度進行探索。例如，設立各種公益基金，在社會公正委員會的監督下，貪官們可以將不法收入捐回，因此免予追究等等。據說，台灣一個在當代中華學術研究上扮演了十分重要角色的基金會，當初的一部分啟動資金，就是一些被免予追究責任的不法商人們捐出的。 此外，吳思先生設想中，另一個問題是赦免的主體。傳統時代，天子一言九鼎，代天立言，絕大多數情況下不存在合法性問題，民眾不管接不接受都只能接受。天下是皇帝的家天下，皇帝赦免貪官，開句玩笑說，在人們心理上，至少在部分含義上是主人寬恕小偷。在一個以人民主權、納稅人觀念為基礎的制度下，是否寬赦或寬赦什麼，是人民才有權通過一些合法的制度程序加以決定的，而不是事先能由誰預設的。 當然，筆者也注意到吳先生後來補充稱這個設計需要與平反冤假錯案等配套進行，但不談「六四」等這種國家政權一手造成的冤案，造成大批民間冤假錯案的是貪官，他們被赦，平反如何進行，有何意義？吳先生似乎對此也未詳論。 最後，讀吳先生的設想，還引發另一個讓筆者思考的問題：面對如此巨大複雜的轉型，理性的精神不可或缺，但可能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將其化約為一種純利益交換上的 rational choice式的思考。 畢竟，人是歷史的，具體的，充滿激情和有着各種欲望、利益和不同的理念的，思考轉型問題，或許我們對此尤其不能忽略。

《紐約時報》關於總理溫家寶家族財富的報道又出兩篇，這在中國國內和海外華人社會引發巨大反響，對十八大及其後的中國政治無疑也有現在還很難清晰評估的衝擊效應，溫家對此已發表律師聲明回應，這些現實中國內部政治的意涵也有了各種角度的分析，然而，甚少人注意到，從更宏觀的背景上觀看，聯繫近期其他事端，此類事件對於理解大戰略棋盤上的中美關係之歷史、現實與未來，也提供了一個獨特新穎的視角。 儘管《紐約時報》記者以答讀者問的形式對採寫稿件的過程做了表面清楚的交代，但即使撇開任何陰謀論的解讀，這樣一篇事涉十八大前白熱化權鬥戰局的新聞，在紐時這樣的權威媒體上發出，要否認有現實的政治影響，那肯定是掩耳盜鈴。不能回避的中國政治後果是：連續推出的報道都指向一個結果：此事必將引出某種結局才能罷手，而此種內部權力鬥爭戰火延燒到國際媒體的做法，首例既開，則絕不會就此絕跡。 在近年的中國最高層政治人物言行中，溫家寶以兩件事最為知名：其一是，從紀念深圳特區成立 30周年會議起，後來在各種外訪場合，他多次高調宣導政改，激發了國內外對中國政局本已絕望的熱情有所複燃，引發內外諸多粉色遐想；其二是，在查處薄熙來一案中，他一改歷來溫情和優柔的形象，展示了崢嶸鐵腕的一面。這兩件事對於中美關係的潛在影響都是不可小覷的，因為，薄熙來的紅色政治，說穿了就是文革毛主義反帝反修國家戰略新世紀袖珍版本，其本質是與改革開放的鄧小平國家戰略以及整個後鄧時期的內外政策南轅北轍，而在邏輯上，要堅持改革，則開放，尤其是，對美開放，維護穩定和合作的對美政策，這是決定性的前提。 所以，人們不難看到，紐時對溫的報道客觀上對溫代表的黨內所謂「改革派」與試圖通過推動政改來重塑中共執政正當性基礎的派別，已經構成相當的傷害，這是任何媒體職業倫理的辯解或政治超然的姿態所不能回避的。然而，這一事件並非孤立，回顧稍早前薄案的爆發，王立軍闖館與習的訪美幾乎同步，北京對王的處置實際上是在美方協助下完成：美方沒有接受王的避難申請，同時對習的高規格接待也體現了很大的合作意願。 人們容易忽略的一個意義深遠的歷史性事態是：在過去40 年中美的國際反霸政治和經濟互動之外，從王的闖館到本次溫家財務的報道，美國在歷史上第一次破天荒直接捲入到中國最高權力交接的事務中來，這也許是今日全球觀察家怎樣評價也不為過的全球史事件，這是未來意涵無窮卻沒有前例的。 事情還有美國的一面。一如冷戰時期美國大選中兩黨候選人勢必要亮明對美蘇關係的重要政策理念，2012 大選中，中國議題也成了歐巴馬與羅姆尼交鋒的焦點之一，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關中國的政策爭論與當年美蘇關係論述不同，雙方不是爭相表達更激烈的冷戰立場，而是都聚焦於兩國經濟關係的領域，指責中國對美經濟採取了不公平的政策。 如果我們視野更寬廣一些，超越媒體日常所勾畫的各種中美摩擦的圖景，我們會看到很不同且更基礎性的東西：從全球環境問題到金融危機，從中美就業問題到南中國海和西太平洋，換言之，在經濟、國際政治和戰略安全等諸多領域內，在喜愛刺激的媒體、無所適從的兩國公眾和短視的政客口水之外，兩國已經在十分深厚的社會基礎部分發展出一種糾纏極深的連接，美國對華政策與中國的對美政策再不是單純「外交」事務，而是具有愈加深厚的全球性與內政性質的決策事務。直接來說，對兩國的國際政策和內部治理來說，近年有意不被人們提起的G2 幽靈已經不能掩飾地不時展現自己的身影。 20 餘年來，中美兩國內都不乏冷戰色彩的聲音，而中國基本國力的成長也在兩國內部引發對於中國新國際定位的爭論，這些爭論有關中國將選擇怎樣的未來道路，是走向內部政治的根本變革，從而成為全球格局中美國的首要夥伴，還是由於內部頑固政治的慣性與利益集團的私利走向對美冷戰或冷和平。聯繫前述中美關係基礎性的時代連接，對中美關係悲觀的前瞻是完全不必要的。世界已經變了，過去40 年中發展起來的中美產業、社會以及人員往來方面的強大連接，兩國在國際金融、安全和其他全球性議題方面的共同處境與利益，已經提供了一種塑造兩國更緊密關係前所未有的新地基，這是現存的敵意或利益摩擦所不能摧毀的。 世界變了。19 世紀和20 世紀初的帝國主義時代已經過去了，中美兩國以及其他大國間的利益關係，儘管經常局部地處於衝突狀態，但在總體上卻處於依存和嵌入的狀態，而且都是全球性的。回到本文的開頭，紐時溫家財富報道凸顯的國際戰略隱秘意義也凸顯出來，中國政治的制度和實踐狀況再不是中國關起門來自己的事情，中國的貪腐治理也好，高層政爭也好，美國的內部選舉也好，這些原本高度內政化的事務中，彼此的直接影響將成為未來常見的情形，而彼此的外交政策也將成為各自日益「准內政化」的議題。 有人會說，這只是中國「親美派」一廂情願的願景。這些人忽略了兩件基本事實：在終結中國半殖民地歷史和贏得民族獨立的抗日戰爭中，以及結束冷戰的中美聯盟關係中，中美早已有深度合作並創造新世界權力格局的歷史，而今日栽培G2 幽靈成長的最大的動力更在於新世紀全球治理需求的萌芽，舉凡金融穩定、恐怖主義、軍控、地區安全，乃至人權、發展、反跨國犯罪、知識產權保護及環境保護等等問題，國別的政治正在讓位於新興的全球政治，而全球政治的地基必然也必須建築在中美這樣的關鍵大國的戰略性合作之上。 如此看紐時溫家財富報道，則人們還會更深地明白：本文所提及的中美關係最新現實不僅關係到一個更合理和健康的未來世界，首先這也意味着中國內部政治不可能再閉關自為，而是必然會發生適應這種新關係範式的內部變化，換言之，中國政治朝向更加具備普世價 值與美國同質化的方向演進，這將成為中國適應新國際角色和維護國際利益的必要條件。 因此，值得關注的是，此案的後續發展會為人們觀察和展望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新領導團隊的基本國際政策理念提供一個極好的視窗。已有人指出，新班子中大多是在紅海洋政治中度過青春的人士，他們是從災難年代記取反思的力量，推動中共朝真正具備現代政黨特徵的路上走，還是難以擺脫反帝反修的閉關鎖國狂熱時代印記，從而把中共路線朝新冷戰的路線上推動，這不僅是中國的內部政治問題，也不僅是關係到中美兩國未來戰略互動方向的問題，考慮到今日中國的體量和未來發展，這也是關係到全球將擁有怎樣一個未來的問題。

在西九文化區的第一輪諮詢中，科士打（Norman Foster）那個驚為天人的「天幕方案」，與第二輪諮詢中的「城市中的公園」，表面上南轅北轍：一個極盡浮誇，一個則極為保守；一個強調全面覆蓋，一個則強調全面留白──但骨子裏，卻同樣隱含着「全面」（total），甚至是全權、極權（totalitarian）的本質。建築師以居高臨下的傲然勢態，自上而下主宰一切空間運用，體現着現代主義和都會主義（cosmopolitanism）的樂觀信念。這難免令人聯想到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的「花園城市」，又或是柯比意（Le Corbusier）的「陽光城市」──曾幾何時城市規劃的烏托邦國度，卻變成機械僵化、妄顧人性的巨型宏圖，最終淪為現代社會現實中的敵托邦（dystopia）。 讓我們再來看看西九第二輪諮詢中，「大都會建築事務所」（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 OMA）庫哈斯（Rem Koolhaas）的概念方案。那「城市中的村落」的佈局，和橫跨避風塘的弧型吊橋，比「城市中的公園」遠為天馬行空，甚至令人聯想到科士打的天幕方案。但村落這種抽象概念的挪用，卻不見得與現實中的香港社會有任何扣連；吊橋所比喻的新舊區聯繫，亦只是空洞的象徵遠大於實際意義。庫哈斯方案正好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說明極端的後現代主義以至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ism）的建築，表面上好像是在力圖重塑地方象徵，實際上卻徒具形式，淘空了一切實質的意義。 過去二十多年全球解構主義建築興起，庫哈斯乃是其中的領軍人物之一。假如說蓋瑞（Frank Gehry）更多是身體力行的建造者，庫哈斯則是此一運動的理論家，曾出版多部深奧建築學專著、甚至在哈佛大學擁有教席，另一大師級人物哈迪德（Zaha Hadid）亦是他早期的學生。解構主義與其說是一種新興的建築風格，倒不如說它是「反建築」的顛覆運動，深受 1960年代學生運動、以至新左派觀念的影響；其理念是通過狂亂、非理性的手法，質疑並抗衡現代建築的美學傳統和權威，及其所代表城市空間生產的理性秩序。更加確切地說，解構主義借助顛覆建築風格，挑戰我們的地產霸權。 當然，理想是一回事，現實卻又是另一回事。解構主義作為一種紅極一時的建築運動，作品正如毒瘤般在全球各地蔓衍；與其說這是在對城市統治權威進行挑戰，倒不如說是經歷了左翼思潮洗禮的建築師，既然難以在本質上動搖地產霸權，窮極無聊，便通過工作崗位上的優勢，想出鬼主義來嘲弄和自嘲一番，給空間生產開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而已。解構主義作為一種反抗運動，具有強烈的無政府主義色彩，只追求抽象和象徵層面的呈現，並不真正關注人與建築的關係，更具有強烈的精英主義傾向，沒有回應空間權利的問題，也難怪最終反而成為城市決策者的寵兒。 當蓋瑞的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於1997年落成並成為舉世注目的建築，通過一座地標式建築作為城市品牌，帶動整個城市更生和經濟發展，已成為全球所有城市決策者趨之若鶩的捷徑。那些原用作挑戰城市統治權威的設計，在後工業－後福特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歷史脈絡中，最後被挪用和收編成資本累積的工具──當北京中央電視台採納庫哈斯「大褲袴」的設計，又可曾想過其背後的抗爭意味？科士打驚為天人的天幕設計，完全具備古根漢博物館視覺震撼的效果；當這個方案因過分浮誇而被推翻後，新的概念方案便皆變得含蓄和低調──惟獨是庫哈斯仍是相對出位地，留下一條弧型吊橋的尾巴，但這倒變成了一種經過精心計算的妥協，早已失去解構主義原來的前衞性。香港欲將西九文化區打造成城市品牌，以媲美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結果卻帶來了平庸保守的「城市中的公園」；當香港急欲樹立後工業－後福特主義的都會形象，換來的卻是工業－福特主義僵化及機械式的象徵，體現出一種奇異的時空倒置、神經錯亂的美學精神。對一個長期停滯不前的城市來說，未來工整刻板的西九文化區，實難想像能成為都會更生的活力標誌，倒更像是香港衰敗的墓誌銘。唯一有可能令西九文化區重生的，大概不會是高高在上的精英專家們，而是通過能以集體智慧再造西九的普羅大眾。

作為一個早已不在城市生活的人，我卻心有戚戚地把自己戶口繼續扔在省城的所謂「人才中心」，任憑它荒謬地年復一年收我的「檔案管理費」和「戶籍管理費」，原因僅僅在於，擁有一個二三線城市發的護照，好歹比縣城發的護照要好用很多。 這並不是開玩笑，精明的鄰近外國移民局和旅遊局早就發現要對中國戶籍區別對待了，譬如新加坡選擇了 21個城市戶籍的中國居民可以無需財力證明辦到它的二年多次往返簽證，名單完全比照香港自由行開放城市。如果我將自己的戶口遷到山村，那麼可以想見，我或許要等十年才有機會踏上淡水河邊的橋，喝上濁水溪旁的咖啡。 這是很多抱怨「中國護照難用」的人容易忽略的現實：即同樣的中國護照，亦存在巨大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有着身分證戶籍及「體制」內外差異的堅硬內核。一個廣州市民得意於他花一百五十元辦理的新加坡二年多次往返有效簽證時，他那個廣西親戚只好怨自己沒生對地方要花幾萬押金辦理團隊旅行簽證，對那個拿着中國公務護照淡定白本入境樟宜機場的陌生人也只能羡慕或是啐罵。他們更沒法想像的是，在「按需領取個人因私護照」的今天，拉薩拉我們到尼泊爾邊境的藏人司機，憤憤不平地告訴我們，我們手裏 280元的尼泊爾簽證，藏人要求爺爺托奶奶花上幾千大洋才能拿到；而雲南普洱市瀾滄、孟連、西盟三個邊境縣只因有一些去到泰國做性工作者的女子，三個邊境縣的女性全部無法申領護照，她們的世界版圖，只劃給了臨近本縣的緬甸非中央控制邊區。護照跟摩托車牌照一樣，成了管理部門「截斷犯罪」和維穩的一個手段籌碼。 對一些有浪子性格的人來說，申領不到護照有時候未必是一個多大的問題。勤勞勇敢善拷貝的中國人，連高精尖的發達國家移民局工作系統都能蒙混過，更何況很多地方仍是真正人工作業的中南半島。雲南很多到緬甸諸多「特區」和半獨立邦尋找活路的人，多數僅帶邊境通行證入境，已足夠在混沌的緬甸邊區呆下去。有那生意成長之人，總歸能找到門路和引路人，弄些魚目混珠的證件到曼德勒接緬甸內陸的活兒，我有一個長輩家的女兒，在緬甸撣邦第四特區得罪了想收她做小的軍官，經過些折難後，居然能和情人一起穿過景棟以南的瘴氣地帶，跨過邊境直奔曼谷生活多年，最後持完備證件回國居住，她以彪悍的勇敢，讓開頭一次不合法的逾境滯留，有了一個因既定事實而被承認的合法結尾。 可這是大無畏勇者和流氓無產者的人生，對軟弱且偶需堅持「文明」的小資行者來說，這近乎是行不通的一條路。小資行者的路線鬥爭，必須是左手握護照，右手列印出民航界公認的簽證資料庫材料，有理有據用查好的英文告訴異國登機小姐，下一個國家接受我那可憐的中國護照過境，沒問題。 2012年版新護照的地圖風波，讓我和其他軟弱的「文明鬥爭者」着實又多了些麻煩。不過，雖然菲律賓、越南和印度同聲發難，但菲律賓依然繼續發放給人數不少的中國遊人簽證，只耍一耍用簽證蓋在「九段線」那一張圖上的小心思。越南亦沒有停止發放簽證。唯一擺出姿態的是印度——印度駐加德滿都大使館已經不接受中國新版護照了，舊版護照的「申核」時間也變成了漫長的三個星期，對大部分只辦半個月或一個月尼泊爾簽證的中國遊人來說，這幾乎是等於變相的強迫他們放棄了。 說起來，印度簽證對中國旅行者來說一直是反映兩國政治關係變動非常迅速的彈簧。由於在中國國內申請印度簽證需要准假和資金證明並多只給一個月簽證，大多數想深度遊的中國旅行者便會跑到加德滿都和泰國去簽。我第一次簽印度亦是在泰國，那時經驗不多的我未知厲害，竟然大咧咧填上職業為Editor，結果自然是帶去跟文化官談心然後以不知什麼時候批下來嚇退了我，始知天竺亦同鄰國一樣防火防盜防外國記者。 那時注意到只有中國籍申請者和六個印度的南亞鄰國公民需要面簽。2011年再去，發現這次是和阿富汗及巴基斯坦並列為臨時需要面簽的三個國家，待遇顯然更加升級，天朝人渡西天跨四海，大概就真是要飽經折難罷。

中共十八大終於落下帷幕，習近平、李克强開始全面接班。海內外期盼政改又開始升溫。新人入閣，給一點「蜜月期」並不為過。再說，即便習、李還未有實質性的言論和作為可以激活我們的樂觀想像，「疑點利益」的原則也該適用於他們。但剛經歷過「高期盼、大失望」的胡、溫十年，從「胡溫新政」落得個「弱主惡政」，大家有點提防和心理準備也可避免被再次忽悠。所以我們有必要問：習、李之下，中國人能否過上不僅有飯吃、有衣穿，還要有精神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好日子？ 胡、溫「弱主惡政」的局面與鄧小平强人政治下的「開明專制」（所謂「硬國家、軟經濟」）形成一對矛盾。其實，運用理性選擇的理論，我們很容易解釋這一矛盾，同時還能證明，未來習、李任期，並不能排除出現反民主的專制傾向。而在完全的理性原則支配下，要指望專制者主動進行民主轉型也幾乎是與虎謀皮。 民主轉型的博弈大致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可能發生在强人專制政權下。以鄧小平時期為例，博弈雙方是「强人政權」和「弱勢反對勢力」。從一個有自信的政治强人視角來看，為了持續統治下去，適度的自由化並不會導致翻船，適當給人民鬆綁會一舉兩得。「寬鬆的專制」局面就會隨之出現。對鄧小平來說，選項的優先秩序是「寬鬆的專制」（改革的 80 年代和「南巡」後的中國）優於「維持現狀」（十一届三中全會前的中國），優於「收緊的專制」（八九鎮壓後到 1992 年「南巡」的中國），優於「民主轉型」。四項選擇分別可以用 4> 3> 2> 1 來表示利益優化的多寡。不難理解，我們看到鄧小平治理的目標定位是「寬鬆的專制」，他的「改革開放」和「南巡」都服務於這樣的目標。 從「弱勢反對勢力」的角度來看，選項的優先秩序應該是： 「民主轉型」優於「寬鬆的專制」，優於「維持現狀」，優於「收緊的專制」。也可以用數字來表示： 4> 3> 2> 1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選項圖表 1 （注：每項選擇後面的第一個數字是政權的選擇，第二個是反對勢力的選擇）。其中「寬鬆的專制」是雙方都願接受的主導型策略。   從專制强人的角度來看，如果政權本身有足够的自信認定反對力量沒有能力借機推動民主轉型，它就會推行有限的自由化，所以會出現朝野雙方共贏的「寬鬆的專制」局面。例如，儘管 1979 年前後有「民主牆」運動，以後在 80 年代不斷出現學潮，鄧小平都還能支持胡（耀邦）、趙（紫陽）改革。直至發展到「八九民運」，鄧小平才最終下定决心用「鐵血」政策來彈壓反對派，回歸到「收緊的專制」，並為此付出代價，在國內外喪失聲望。 江澤民即位後享受了「殺掉 20 萬，穩定 20 年」的好處，可以逐漸把中國從「收緊的專制」向「寬鬆的專制」調試。但「法輪功」趁此時機，試圖碰撞底線，把政權往更寬鬆的方向推一步，結果引起江澤民收網緊綱。過去三十年間，中國民間力量始終處於微弱狀態，未能滋養出强勁的反對勢力，所以，中國的專制主義面對民間抵抗和沉寂，可以在「放」和「收」之間運作自如，中國社會也在「亂」和「死」之間徘徊。 隨着「强人政治」進入到「弱主政治」（比如說從鄧小平演進到胡錦濤），由於反對力量的强弱不同，弱主的博弈戰略可能分兩套：第一，在反對勢力弱小的情况下，弱主的選項優先秩序以及弱勢反對派的選擇同上述「强人專制」下的博弈基本相似。 （見圖表 2 ） 弱主可能進行部分的自由化，但反對勢力可能想往前走得更遠，弱主擔心失控，可能反而會放棄部分自由化，龜縮到「收緊的專制」選項上去，以避免喪失政權。這解釋了為什麽胡溫起初擺出了「新政」的架勢，但很快擔心失控翻船（尤其是《零八憲章》後），走到「維穩為上」，反而强化了專制政治。 第二，如果反對勢力强大，則可能出現另外一種局面，那就是强大的反對派可以抵制回復到收緊的專制方向， 組織抵抗和民主革命，提升「收緊的專制」必須付出的高昂代價（例如，喪失聲望和生命）。民主轉型順利，可以避免暴動起義、朝野雙方網破魚死的破壞性結局。在這樣的前提下，弱主的選項秩序是：「寬鬆的專制」（ 5 ） > 「維持現狀」（ 4 ） > 「收緊的專制」（ 3 ） > 「民主轉型」（ 2 ） > 「暴動起義」（ 1 ）。而反對派的選項優先秩序則為：「民主轉型」（ 5 ） > 「寬鬆的專制」 (4) > 「維持現狀」 (3)> 「暴動起義」（ 2 ） > 「收緊的專制」（ 1 ）。（見圖表 3 ）其中「民主轉型」成為朝野雙方都願意接受的方案，以避免「暴動起義」帶來的玉石俱焚的局面。   在圖表 3 中，弱主清楚地知道，面對强大反對勢力，任何自由化的讓步都可能出現不可收拾的失控局面，最後走向民主轉型。作為理性决策，弱主不可能推行自由化，而最可能的主導策略是維持現狀。這也就是中國在胡、溫主政期間的不作為局面。對於新接班的習近平來說，他可以得過且過，繼續「抱着定時炸彈玩擊鼓傳花」的遊戲。他也可以加大維穩力度，增加社會鎮壓，走回「收緊的專制」。對於這種可能，已有有識之士警告國人提防「法西斯主義」傾向。 如果習近平不作為，並不能因此减少民變的發生，他極有可能最終淪為「蘇哈托第二」、「薩達姆第二」或「穆巴拉克第二」。如果他尋求反動，刺激矛盾，激發革命，他可能落得「齊奧塞斯庫第二」或「卡扎菲第二」的結局。但歷史也給了習近平一個成為偉人機會：如果他有勇氣、遠見、責任和智慧，順應民主潮流，避免塗炭生靈，成全中國民主化轉型，他就一定能超越蔣經國，成為 21 世紀第一偉人，甚至兩千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偉人。 如何破局開啓政治改革的進程？這是當下中國思想界論辯的大問題。歷史學家吳思先生提出了「特赦交易」觀點，試圖通過大赦、特赦貪官來獲得他們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的中立，從而减少改革阻力，最終實現民主轉型。正如我所論述的三種情况所示，這一建議過於依賴理性。如果有理性的專制者看到最終結局是專制崩潰，由他親手加上最後一根稻草的可能性小於「一條黑路走到底」。首先，我們必須明白，大赦的實行主體是誰。如果是由現存掌權者（既得利益集團）來考慮和實施大赦，那麽，對貪官來說，繼續維護現政權的穩固就是永久的大赦。所以，政改不可能出現。如果要由反對派單獨或與既得利益集團交易來實施大赦，那麽，大赦就只能是政治變革的內容和結果，而不會成為它的前提。 那麽，最終啓動政治改革的前提條件是什麽呢？其實是不斷成長的强大反對勢力。中國有沒有反對勢力？反對勢力的力量有多大？李凡在《當代中國的自由民權運動》（台灣巨流出版社， 2011 年）一書中計算，中國已有三億（ 20% ）「積極的公民社會人口」。仔細分析，維權運動、地下教會、法輪功、訪民團體等都游離出了共產專制體系。《零八憲章》運動、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和組織、維權律師等都明確提出了要推動共產黨政權解體、國家民主轉型。西藏、新疆、台灣和香港也是反對力量的大本營。又據李凡的估算，在未來十年間，中國逃離國家控制和依附地位的公民社會人口可達到總人口 40% 。可以說，靜悄悄的公民革命正在把中國推向巨變臨界點。而臨界點的突破，民主轉型的發生往往會以各種意外事件為導火線的。 非理性因素引發民主化，這樣例子比比皆是。在清朝末年，國人很難預料到四川「保路運動」和武昌士兵嘩變會牽發清朝垮台和促成民國建立。 1989 年的中國民主運動也是由胡耀邦突然去世和北大學生絕食掀起的。波蘭團結工會之所以通過大選獲得政權，是因為執政的統一工人黨高估自己的實力，以為可以掌控選舉，結果在 100 席參議院選舉中只獲得一席，團結工會獲得 99 席，而且還贏得開放選舉的 35% 眾議院議席的全部席位。近來中東「茉莉花革命」更是以突尼斯一小販自焚和「維基解密」的一條突尼斯總統海外存款的消息引起的。 今天中國，鄧玉嬌事件、烏坎事件、啓東和什邡等事件，王立軍出逃、薄熙來受審，香港遊行，釣魚島衝突，接班問題上的中共內訌，藏人的頻繁自焚，新疆維族人反抗，都可能引發中國社會巨變。每年以十幾萬次頻率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也在向朝野雙方提醒，暴動起義可能成為中國不可避免的未來選項。毛澤東在論述革命時說過一句有點道理的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民主革命也不是訂餐吃飯，沒法計劃安排周全。世界民主史既顯示出民主化的全球趨勢，又顯示出民主路徑的多樣化。中國民主化的動力和突破口恐怕也只會來源於社會結構性張力壓力不均、社會矛盾衝突失控、經濟危機加劇以及權勢集團內鬥或决策失誤等非理性因素。 民主化過程和道路很難用理性原則來預設和執行。但理性準備並非毫無價值。其實，加强反對派精英的溝通和對話，培育反對運動人員中的互信和社會資本，增進反對派精英的團結和整合，建立起有效的反對黨，恐怕是中國民主轉型能够在理性的指引下推進的最重要保障。也只有建立起一個有效的和有合法性的反對黨，反對派才有資格代表民眾决定是否、如何與執政集團談判「大赦交易」。 期盼「青天明君」橫空出世，給我們帶來有自由、有尊嚴的生活，恐怕最終又會落得竹籃打水一場空。相反，如果中國人民繼續推動公民社會的成長，拋棄恐懼，排除私心，雲集聚合成為反對黨，就可以掌握歷史的主動權，有能力抵制中共繼續走專制老路，提防它走新法西斯主義的邪路，强迫它走上自由民主的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