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托克維爾的《舊制度和大革命》由於被新一届中共領導的一位核心人物（王岐山，編者按）推薦，受到關注。這令人想起，「文革」中由於偉大領袖發了話，於是大家一窩蜂地按他的意識形態定式去「討論」《紅樓夢》或《水滸》。當然，今天的情况有些不同，「上頭」雖說這本書值得一讀，但並沒有像當年毛澤東說是為什麽。再者，對普通讀者來說，這畢竟不是一本那麽容易讀懂的書。因此，暫時還沒出現「下面」雞毛當令箭，應聲附和，組織學習，談體會的現象。反倒是學界中人對此書提供種種解讀，除了向大眾做些一般介紹之外，有的揣測「上頭」可能會有什麽用意或暗示，還有的則借題發揮，向「上頭」婉轉建言為何要政改，如何來政改等等。 這種中國式的政治勸諫首先需要的便是猜度「上頭」的意圖（所謂的「本意」或「深意」），例如，是不是有感於路易十六時期是舊王朝最繁榮時期，而這種繁榮卻加速了革命的到來？還是憂慮「腐敗不得人心」，「社會的動盪和怒火也會使革命的成果化為烏有」，而把《舊制度和大革命》斷章取義地簡單歸納為這樣幾條乾癟的教訓，結果還是回歸到了「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的那種閱讀、領會方式。其實，腐敗不得人心，沒有社會公正的經濟發展會激化社會矛盾，造成社會動盪，甚至埋下革命的火藥，這樣的道理淺顯明白，又何必非要讀過托克維爾的《舊制度和大革命》才會知道？ 這當然不是說《舊制度和大革命》不值得一讀，而是說，如果真的要讀，那你就讀托克維爾的思想，而不要拿來為「上頭」的意圖做注釋。托克維爾最珍視的價值便是自由，他說，「我並不熱愛民主……我無比崇尚的是自由」。他在早期著作《論美國的民主》中盛贊 美國獨立後出現一個平等、民主的新社會，並預言民主是世界大勢所趨。但出於對自由的熱愛，他又擔憂民主社會免不了要出現「多數人的專制」，從而毀掉自由。無論是讚揚民主，還是非議民主，他都一以貫之地以自由為最基本的價值原則，在《舊制度和大革命》也是一樣。 《舊制度和大革命》要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為什麽法國在向民主演變時，要保留自由是如此困難。這也可以說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之一。托克維爾回答是，在法國革命中，對自由的要求晚於對平等的要求，而對自由的要求又首先消失。這和中國的情况相似。托 克維爾認為，革命吞噬自由，後果便是要求自由的法國人最終加强了集權的行政機器，並甘願在一個主子的統治下過他們自以為是平等的生活。法國的教訓是，自由並不總是與平等成正比的關係，平等的原則不足以確保民主的政治活力，反而會幫助建立一種摧毀自由的專制。 托克維爾認為，雖然1789 年的法國人以任何他國人民所從未嘗試過的決心和努力與過去決裂，但在這項被稱為「革命」的事業中，「他們的成就遠較外人所想像的和他們自己最初所想像的要小。……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從舊制度繼承了大部分感情、習慣、思想，他們甚至是依靠這一切領導了這場摧毀舊制度的大革命；他們利用了舊制度的瓦礫來建造新社會的大厦。」大革命並沒有為人民帶來自由，反倒是擴展、鞏固並完善了人民對中央集權制的依賴。 中央集權制曾使法國成為整個歐洲都羡慕的最强國家，是具有法國特色的「大國崛起」模式，這是舊制度的產物，「也是舊制度在大革命後仍保存下來的政治體制的唯一部分，因為只有這個部分能够適應大革命所創建的新社會」。革命的成功只是以推翻一個舊政權而非建立一種新制度為標誌，「當發動大革命的精力旺盛的一代人被摧毀或喪失銳ar 氣時，…8230 ÿ當慌亂的民族摸索着尋找他的主人時，專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極好機會」。這似乎成為一切難以改變專制厄運的國家所不斷重複的歷史——推翻舊政權並沒有能建立新制度，代替舊政權的新政權甚至可能比舊政權更凶惡，也更難改變。 推翻一個舊政權要遠比建立一種新制度來的容易，更何况舊政權本來就擁有對新政權有用的「整套規章制度」。這個舊制度「在新社會中很容易就能確立，然而卻為專制制度提供特殊方便。……這些制度以前曾造成那些使人們分化屈服的習慣、情欲和思想；人們將它們復甦，並求助於它們。人們在廢墟中抓回中央集權制並將它恢復；在它重新建立的同時，過去限制它的一切障礙並未復甦，因此，從剛剛推翻王權的民族的腹部深處，突然產生出一個比我們列王所執掌的政權更龐大、更完備、更專制的政權。」 這正是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根本不同的地方，它並沒有帶來民主，更沒有帶來建立新制度所必不可少的人的新自由觀念。托克維爾寫道，「（革命）的成功世所未聞，……舊的統治者垮台了，但是它的事業中最本質的東西仍然未倒；它的政府死亡了，它的行政機構卻繼續活着，從那以後人們多少次想打倒專制政府，但都僅僅限於將自由的頭顱安放在一個受奴役的軀體上。」 革命給一些人帶來了難得的歷史機會，讓他們得以利用自己痛恨的主子的錯誤和過失，自己成功地變成了主子。他們擺脫了主子的統治，並從主子那裏得到了不止一種好處，其中最有價值的便是從主子那裏繼承了當主子必須懂得運用的馭民謀略、政治權術、凶狠手段、君王的僞善和專制的野心。托克維爾感嘆的是，一種看不見，但卻幾乎是萬能的鎖鏈把革命後的現實與革命前的歷史，「把兒輩的志趣與父輩的愛好連結在一起。不論一代人如何徹底地向前一代人宣戰，但是與前一代人作戰容易，要與他們截然不同很難」。托克維爾所感嘆的那個「萬能的鎖鏈」便是中央集權和人民對於這樣一個制度的持續依賴。 我們應該從《舊制度和大革命》中汲取的教訓也許是，必須終結那種以取消和壓制人的自由為代價的中央集權制度，而不是想方設法地修補和挽救這樣一個制度。有人閱讀這本書也許是為了找到那種能讓舊制度「免於一死」的辦法，而似乎忘記了，在托克維爾扮演這樣的醫生角色時，舊制度已死。托克維爾說，「我像醫生一樣，試圖在每個壞死的器官內發現生命的規律。我的目的是要繪製一幅極其精確、同時又能起教育作用的圖畫」。他把壞死的東西呈現出來，是爲了要人「看清楚這些東西在我們身上產生的惡果，從而深深懂得它們還可能在我們身上作惡」。我們既然知道了舊制度在我們身上作惡，那還有什麽理由期待它或幫助它苟延殘喘，而不是祝願它儘早地離我們而去呢？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十八大結束，正如 10年前一樣，又有一股關於所謂「新政」的媒體泡沫湧起。只是本次關於習李的新政鼓吹由於時代場景的變化，有了新的特徵：主要以所謂微博反腐為代表：各種身分的人士在微博舉報腐敗，有關政府接受舉報，官方媒體頻頻刊登紀委接受舉報並展開調查的新聞。然後，一些過去主張法治和民主的學者開始歡呼新人新氣象，中國實質性變革即將展開。 以微博反腐為新政主要標誌的人們有一個嚴重的故意論據疏忽：不要說1949年取得政權後的大鎮壓，即使相比「三反」、「五反」、「四清」、歷次「嚴打」及朱鎔基上台時的「抬棺反腐」誓言，本次反腐的力度既不是最沉重的，規模也不是最浩大的。而就政治理念而言，反腐敗基本是任何政權穩賺不賠的「政治正確」政策——帝王時代到斯大林治下的蘇俄，沒有任何政權會公開說腐敗是不用反的。所以，拿很普通的反腐敗事件來做新執政者厲行新政的證據，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坦白來說，本次反腐除開主要被圈定在微博這些疑竇叢生的特點之外，就基本形式而言，也還是在歷來專政框架下的紀委反腐的禁地之內。而紀委反腐，本質上還是家法治國。這本是原理上、實質上都不能成立的事。一個現代政治團體是由公民組成，而只有正當程序的國家法律才能對公民進行權利狀態調整。以非法的手段實行正義目的，結果只能是法律和正義雙重損失。因為超越法律的強制權威本是腐敗根源中的根源。所以，現代反腐的唯一要務在於變革社會制度。 過去20年餘年的貪腐之所以發展到遍地開花，說到底是因為「八九革命」被鎮壓後，中國政治的兩種相關發展所致：其一，因為堵死了體制逐步變革的道路，所以經濟發展成了政治正當性和政權合法性基礎的代用品；其二，因為感受到統治合法性和道義基礎的薄弱，因而反改革之道而行，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反而加強了傳統的權力體系，建構出一種新斯大林主義的專政權力，其表現是書記專政空前加強，而專政機構又在直接經濟利益的驅使下更加殘酷，於是造成社會與公權徹底的對立，也使國家治理退化為野蠻、血腥和蒙昧的以命搏利的狀況。一句話，貪腐已經是制度本身的標誌和特徵。人們說，體制性腐敗，就是這個意思。 23年來，特別是自1990年代中期起，當局意識到新市場環境下權力的基礎在於經濟的力量。因此，在瓜分前十年改革成果的熱情推動之下，超大型壟斷經濟寡頭被締造出來，而各級政府在加強專政權力的政治路線之下，借維護穩定不擇手段地搶奪和盜竊人民與公共的資財——中央可以搞高速鐵路，動輒投資萬億，則我就在本市搞二環、三環，或高架、地鐵，中央名下的央企敢直接交給幾十個家族，我在本地就敢把項目交給兒子、侄子、七大姑、八大爺。 在這一過程中，一黨專政下的任期制，實際上成了輪流撈錢的遊戲規則，不撈白不撈，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有錢，則上下買官賣官，又有了自己的路線，「上下交征利」，於是權力場自上到下，成了貪腐者的天下。這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在過去貪腐徹底蔓延的過程中，人們應該看到，這一過程與所謂加強黨的領導的過程是完全同步的，而且是互為表裏的。說到底，要在專政的理論環境下求反腐，求制度更新，無異於緣木求魚。反腐需要制度的支援，需要廣泛的社會動員，需要健全法治來指導和規範反腐者的權力。在邏輯上而言，反腐者本身手握着一種比腐敗者還要大的權力，如果這種權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約和監督，那麼，反腐只能淪落為一種東廠和錦衣衛式的奉旨查拿，成為權力洗牌和樹立上級絕對權威的工具——或許兼帶地也是給人民以制度代用品的麻醉劑——這種情況，在朱鎔基以來的各次反腐運動中，人們已經屢見不鮮。 簡言之，此次所謂微博反腐「風暴」的興起，本身不僅是完全不值得歡呼的事，聯繫到中國現實社會與政治的情境，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既非常蹊蹺，又值得警惕的動向。 聯繫上文所述，可以說，社會對貪腐的反感與對新執政團隊的期待，都聚焦在啟動政改，以實質性行動回到執政黨十三大路線上來。但從《政治報告》到新班子的亮相，執政者精心選擇了更開明和人性化的語調和措辭，一再宣示要改變工作作風，但對於制度變革的期待卻有意一個字都沒有提及！這當然不是無意的疏忽，而是一種精心表達的決心：只會以新工作作風做老的專政工作。 這使人們自然聯想到垮台的薄熙來在重慶的作為。正如上海楊海鵬先生在微博評論中指出的，在現有體制框架內，一旦反腐成為運動，則光以司法包裝家法，玩弄法律的事幾乎難以避免。誠然，稍有中國經驗的人士都不會對此懷疑。如此，則反腐反而會成為集權的工具，而集權自然又會導致更多、更爛的腐敗。這還是現實中國的無解之套。那麼，新班底就將走上一條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路線，這不是個人個性的魅力或私德的優劣可以解釋的，這是政治的邏輯。 此外，從已有的實際看，微博作為中國受壓制的輿論場的邊緣地帶，隨着其傳播威力的顯現，正在成為社會話語權戰爭的主戰場，各級官方機構投入鉅資和巨大人力資源，希望制服和控制微博上的反對與批評聲音。 因此，微博反腐不僅是執政黨希望在不觸及體制變革情況下誘導公眾輿論，重建公信的工具，也是各級官員和機構藉以攻擊對手，以四兩撥千斤的方式攻略政治對手的有效手段。從重慶雷政富不雅錄影到最近的一系列曝光案件，仔細辨析都不無背後權力中人操控和引導的痕跡，這種運用會使現體制下的反腐加速回復到權鬥的老戲碼上去。而希求制度變革的知識分子或媒體捲入其中，有意或無意為某一方衝殺，作為馬前卒，無疑是毫無意義的。 總之，反腐的幻想風暴也好，某貪官落馬的快慰也好，各種眼花繚亂的被有意傳播的好消息，一切都不能掩飾一個殘酷的現實：中國的政治沒有絲毫的實質變化。相反，在這些鋪天蓋地的好消息中，殘酷的現實依然故我，房照拆，人照死，淚照流，社會的大多數刻不容緩的制度變革的明確訴求絲毫沒有正面的回應。這個時候，也許人們特別需要重溫一些基本的常識——運動不可能反腐，相反，沒有憲政、法治、合法的政治反對，人們結社、言論和新聞的自由，反腐只是現行吸金和分贓體制的一環而已。壟斷權力的專制是人類最大的腐敗，也是一切其他形式腐敗的源頭。

《聯合報》最近用頭版頭條抨擊學運青年陳為廷在立法院列席發言時對教育部長蔣偉寧「不禮貌」，讓人見識到主流媒體議程設置的强大威力，一時之間，也讓整個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台灣反媒體壟斷運動被導向究竟學生有沒有禮貌的問題。 還原事件現場，陳為廷確實是用了激烈但並非無憑據的「僞善」、「說謊」和「裝死」等字眼形容教育部長。有人期期以為不可，認為在國會殿堂上列席發言的學生不應無禮，但認為該生態度還好的也大有人在。刻意杯葛反媒體壟斷立法的國民黨立委藉機痛批學生不禮貌，擺出一副立委才有不禮貌的特權（相反地，學生必須有禮貌）的姿態，張大春和李家同等知名人士在媒體刻意引導下也對學生的態度有所批評，而文化部長龍應台則期許學生除了「有勇」之外，更需要「有謀」。 陳為廷就讀的台灣清華大學在第一時間迅速代表該校師生公開致歉，旋即引發該校上百位教授表示異議，不認同「被代表」道歉。該校師生更到已故校長梅貽琦墓前祭悼「清大精神已死」。陳為廷也在事發數日後公開向因為他的「不禮貌」而感到受傷害的人道歉，但也堅定呼籲各界回歸正題，並希望教育部長和清大校長能够支持學生的反媒體壟斷的訴求。至此，禮貌風波暫時告一段落，但仍然很值得各界省思。 首先，《聯合報》作為一家莊重與專業的報紙，以頭版頭條加上二版多條新聞及評論批評學生不禮貌，顯然不符合比例原則，也反映該報正派但某種不合時宜的文化保守心態。這不是說禮貌問題不應該被報道或評論，而是該報打壓和規訓學生的保守心態可議，其道德獵巫的口徑和作為並不可取，而且明顯是為了順便修理民進黨立委（陳為廷以社會人士身分列席立法院發言，乃是應部分民進黨立委的邀請）。 其次，《聯合報》設置的禮貌問題可能是個僞命題。立法院從來不缺爆粗口、指着官員鼻子大罵的立法委員，國民黨立委從來沒有更為溫良恭儉讓，何以用近乎「三好學生」的標準來責求這些學生？ 陳為廷不只是學生，更是一介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難道面對官員時應該言必稱「尊敬的教育部長」？况且，台灣社會向來是禮貌太多，而不是禮貌太少，理想性與純潔度高的青年學生並未口不擇言，不過是精準地說出了「國王沒有穿衣服」，而其對教育部長的批評都是有憑有據，並非無的放矢。 更重要的是，當青年學生奮起反媒體壟斷，發動一波波反媒體壟斷運動的時刻，這些要求被尊敬的「大人」在哪裏？當大人們要求青年學生有禮貌的時候，曾經反求諸己，向這些「孩子」示範怎麽參與公共事務，怎麽關注新聞與言論自由，怎麽做好一個公民的角色嗎？ 在陳為廷這些反媒體壟斷運動學生的身上，我一點都不擔心禮貌問題，反而為他們的勇氣和理想信念而感到欣喜。在大人們要求學生有禮貌的同時，這些學生反向教育了大人們怎麽做一個不卑不亢的公民。 教育部長蔣偉寧在這場風波的表現也還算可取。在學生的發言與立委施壓下，蔣偉寧在國會先為發函各大學「關心」學運青年的突兀舉動致歉，進而要求各大學檢討是否還存在不合時宜的限制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校規。 無論如何，禮貌風波只是個插曲，台灣社會應該回歸學運青年訴求的正題，也就是回到媒體壟斷的問題上來，以免模糊焦點，甚至是倒果為因。如果大人們能够嚴肅面對台灣日趨嚴重的媒體壟斷問題，這些學運青年其實大可不必冒着「無禮」的指責，也不必挺身對抗媒體巨獸，憑着熱血青春卯上財團、媒體和權力。 陳為廷這個世代的青年過去被主流媒體貼上「草莓族」的標籤。但他們如今用行動證明主流媒體錯了。他們不僅不是扛不起社會責任、缺乏抗壓性和使命感的草莓族，反而是有自省力和行動力的世代正義的化身。過分苛責他們的「無禮」，正好突顯這個社會的「無理」：畢竟，當青年失業率衝高，青年貧窮問題惡化，而且思想和言論自由正受到財團媒體壟斷而到了最危險的時刻，誰還應該無理的繼續糾纏於無關宏旨的禮貌問題呢？

中國是個注重歷史紀錄的國度，不論最早的傳說史料或最早的文字史料，都和饑荒有着擺脫不了的密切關聯。 在上古傳說中，神農的興起是因為大饑荒，他「斫木為耜，煣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靠發展農業實現了「食足」，安撫了人心；堯舜禹三代「黎民祖饑」（老百姓被饑荒所困擾），他們分別採用「播時百榖」（發展耕種）和治水的方法度過了災年。據說是殷商貴族箕子傳授給周武王的《洪範》大典中有所謂「八政」，即八種最優先需要考慮的政務，「食」就是這「八政」之首，可見饑荒問題對於中國影響之久遠。 商周以降，中國進入文字時代。從西元前 841年起，至今共 2853年，官修的歷史從未中斷過哪怕一年。 這些官修歷史所記所載，莫非「興亡」二字；而把這「興亡」二字放大了端詳，又可發現其中俯拾皆是的「饑荒」字樣。 第一個集權王朝——秦朝的滅亡和饑荒有關，《漢書》上說「人相食，死者過半」，倘不是饑饉遍地，餓殍滿野，陳勝、吳廣兩個「匹夫」揭竿斬木，登高一呼，是不會有「戍卒叫、函谷舉」的毀滅性效應的；不可一世的王莽新朝的滅亡同樣和饑荒有關，大饑荒不但遍及魚米之鄉的湖廣、山東，連首都長安也到處都是饑民；東漢的滅亡和饑荒有關，在因連年戰禍導致人口劇减過半的情况下，曹魏、蜀漢還要先後下達嚴厲的禁酒令以節約糧食，曾經富庶的淮南，百姓一度以桑葚甚至蝗蟲為食；西晋的滅亡和「五胡亂華」同饑荒有關，正是大饑荒導致民族大遷徙，正是民族大遷徙導致原本安定的蜀中亂作一團；隋朝的滅亡和饑荒有關，如不是饑荒，隋煬帝也不會死守着江都的糧倉不肯返回長安、洛陽最終坐以待斃，如不是饑荒，李密打開堆滿糧米的興洛倉後，他的瓦崗軍也不會在十天內從七千人膨脹到二十萬；唐朝、明朝，其廢墟的餘燼裏同樣書寫着「饑荒」二字，不是饑荒，落地秀才、私鹽販子黃巢就不會屢敗屢起，轉戰千里而歸者如市，不是饑荒，明朝當局就不至於裁撤郵驛，讓原本的郵驛小公務員李自成變成劇寇，這個劇寇在被剿滅殆盡、竄入中原後，也不至於在饑民中一呼百應，轉瞬間成了無法撲滅的熊熊烈火。 到了近代，饑荒更成了許多家族、許多普通人耳中的故事，腦中的記憶以及父老相傳的種種軼聞掌故：1920年大饑荒，災情遍及河北、山西、陝西、山東、河南 5省 317縣，死亡、流離無數；1928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持續3年，死亡、逃荒據稱以千萬計；1931年長江流域大水災，饑饉而死者「以百萬計」；1934年大旱，「餓死號稱六百萬」；1942年河南大荒，受災、遭難人數至今仍是個謎團；抗戰後的南方大饑荒，原本盛產稻米的湖廣等地，饑民不得不以草根、樹皮，甚至觀音土為食；1960年的「三年自然災害」，到底餓死多少人，人們至今還在爭論不息…… 這爭論，那爭論，歸根結底其實就一個問題：大饑荒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 這個問題，官書也好，文人私著或民間口碑也罷，似乎大相徑庭。 有些人說是天災，如神農、堯舜禹遭饑荒，那是大旱、大澇什麼引起的；唐太宗時山東饑荒，那是因為鬧蝗蟲；1942年河南饑荒，那是因為抗戰軍興；1960年大饑荒，那是因為「三年自然灾害」……這些人大抵是饑荒時當政者的部下、擁護者、利益關聯者或讃美者。在他們筆下，饑荒那自然非但是純粹而又純粹的「自然災害」，更是他們所極力歌頌的傳主們「人定勝天」、「賢明治理」的陪襯。在許多官樣文章中，這些本應充滿血淚的歷史，卻充斥着對「英明領導戰勝饑荒」的歌功頌德之聲。 有人則說是人禍，或是「德政不修」，或是「天人感應」，總之是天作孽尤可為，自作孽不可活。像秦末、隋末大饑荒、大動亂，是因為秦始皇、隋煬帝的聚斂；王莽、西晉的大饑荒，是因為皇帝的昏聵、弱智；1942 年的河南大饑，「水旱蝗湯」歸根結底，都應歸咎於「萬惡的舊社會」和「國民黨反動派」；「三年自然災害」又哪裏是「自然的災害」，而根本就是天災人禍，人禍為主。耐人尋味的是，這樣的紀錄，所針對的往往是所謂「暴君」、「勝朝」，總之是不好的朝代、不好的統治者——或至少是記述者認為不好的朝代和統治者。 每本書、每個人，不論其如何標榜「中立」、「公正」，都注定必然是有態度、有思想、有立場、有愛憎的。他們必然會在描述饑荒時或有意、或無意地使用一些曲筆，為尊者諱，為喜者隱，同時將盡可能多的髒水潑向心目中的「惡政」和「惡人」：袁術治下的淮南和曹操治下的淮南都鬧過嚴重饑荒，可《三國志》和《後漢書》敍述前者以「曝光」為主，敍述後者卻將重點放在「抗震救災」（興辦屯田）上；隋煬帝末年和唐太宗初年山東、河南都災害連年、饑荒遍野，當權者也都窮兵黷武，甚至用武的物件也是清一色的高麗，可新舊《唐書》筆下的隋末只見饑荒，不見救荒，而筆下的唐初卻只看見唐太宗吞吃蝗蟲，一不留神便會忽略掉「原來貞觀之治時也鬧蝗蟲」這個「饑荒關鍵字」。 至於近、現、當代的饑荒紀錄，由於年代未遠，傳說猶新，甚至故老尚在，這樣的曲筆、隱筆就更成為有意探究真相者最頭疼的大敵。 如談及「1942」大饑荒，「水旱蝗湯」四個字是無論如何繞不過去的，但有些人只談「水旱蝗」而絕口不去談「湯」，更不會去談「湯」後面的責任人，以及他所服務的那個政府，而另一些人則只談「湯」、甚至只談「湯的上級」和「湯的政府」，仿佛水、旱、蝗等等，都是「湯」、上級和政府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給招惹來的；又如談及「1960」大饑荒，有些人只談「自然災害」，談水災是如何凶猛，旱情是如何險惡，蝗蟲和瘟疫是如何可怕，而「自然災害」前的「躍進」、「衛星」和「大食堂」，「自然災害」中的欺上瞞下、封鎖災情，一些地方禁止逃荒，甚至災年也不肯停止的大規模糧食出口等，則仿佛從不存在。至於死了多少人，毀了多少家庭和村莊，造成了多少人間慘劇，則更是你說多、我說少，粗看言之鑿鑿，細看卻一頭霧水的糊塗帳。 人不僅是有思想、有感情、有傾向的，更是有家人、有利益，有社會關係的，對於距今不遠的人和事，敘述者、回憶者就更難拋開所有這一切，心平氣和、理智客觀地去滿足歷史愛好者和後來人的好奇心，道理很簡單，對於後人，饑荒不過是一段文字，一串叙述，而對於他們，則是逝者之殤，存者之慟，如何能够釋然？ 古人說「斷代為史」，乃是因為惟有遠離某個時代、某段歷史，才能疏遠、切斷敍述者和所敍述人、時、事的利益關聯，盡可能减少情感和傾向因素對敍述、評價的干擾；但另一方面，當事人、或當事人親友、鄰里、後代的敍述，又恰是最細節、最生動、最鮮活、最翔實的一手史料素材，是任何硏究者、關注者所不願、更不應捨棄的。 那麼應該怎麼辦？ 首先，歷史本就不是僅由大人物所創造的，自然更不能僅讓他們壟斷歷史的書寫權。歷史是人寫的，只有讓更多的人參與「寫史」，我們的歷史，才能更豐滿、更真實、更有血肉，才能看到更多側面、細節，更多普通人的甘苦喜樂，生死掙扎。 這些小人物筆下的歷史未必驚天動地，因眼界、文化所限，有時不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他們所說所記的，或許「小清新」不多，鮮血淋漓、白骨森森的場面卻不少，水、旱、蝗、兵、匪、患、漕、糧、役，這些在「官史」中不過冷冰冰資料、條文的東西，在「小人物民間史」中，卻往往是由一聲聲嘆息、一滴滴血淚凝成，讓人不忍直面。然而不去直面這樣的歷史，我們所看到的「歷史真相」，充其量不過是「真相之豹」的幾個斑點，而從這樣狹隘「歷史真相」中所總結出的所謂「歷史經驗」，也只能是片面的歷史經驗。 其次，必須認識到這些「私史」的局限性。同樣的饑荒，一名官員子弟和一名災民的回憶會大相徑庭；對同樣一次饑荒同樣痛苦的回憶，一名鄉紳的痛苦，也絕不會和一名流民的痛苦有太多共通之處。如果這些「私史」經過二手加工，則更可能因加工者本身的問題，摻雜較多主觀性、抒情性、文藝性的東西，這些都或多或少影響了這類「底層歷史」、「民間歷史」的含金量。 或許不妨不把這類嘗試看作什麼歷史，而僅僅看作「敍述」——現在的問題，一是多數人的敍述權被少數人所壟斷，二是一旦某人難得獲得敍述的一點點空間，就迫不及待地試圖將之解讀為歷史、信史，甚至「唯一真實的歷史」，社會需要更多人、更多側面的敍述，才能讓回憶變得豐滿。 當然，這種「相容並包」是有底線的，對於那種因愛憎、利益和取向罔顧無數鐵證，說白成黑，指有為無的筆和握筆者，都應堅决唾棄——不論其打着「史論」、「政論」或「商業創作」的幌子，不論其喊着多麽慷慨動聽的政治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