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言說中國族群問題容易陷入兩個極端，要麽是將問題都歸於「三股勢力」（中共對境內外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和暴力恐怖勢力的簡稱，編者按）的破壞以及西方勢力的操縱，或者歸於中共統治的不民主，認為只要實現了民主化，中國的族群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兩者實際上都是欠缺理性、尋找替罪羊式的思維。很容易要麽導致國家族群問題管控手段的過激，要麽是將憤怒的情緒不恰當地遷移到漢族民眾的頭上，更加負面地影響少數族裔與國家、與漢族的關係，激化族群矛盾。其實從轉型社會視角看，中國的族群問題實際是轉型社會的必然產物。 安東尼 · 史密斯（ Anthony D. Smith ）指出，轉型社會的基本表徵就是現代國家的「法律—理性」合法性和傳統的「宗教觀念」合法性之間的雙重認同合法性矛盾的激化。隨此激化而來的，一方面是傳統色彩的民族、族裔的文化認同的强化，民族主義或族裔民族主義思潮的蔓延，另一方面則是轉型社會的社會結構的瓦解與重構。正是這兩者的相互作用，加劇了轉型社會的撕裂。雖然中國的國家性質，與西方現代國家有很大差異，但其轉型前提與轉型進程的現實，都表明轉型分析模式，基本上也是適合中國情况的。 自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起，中國就一直面臨着「雙重民族認同」的合法性困惑，即民族國家層面上的（中華）民族認同與多族群國家中的（具體的族裔）民族認同的矛盾與衝突。梁啓超的「大小民族主義觀」的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向「五族共和」的轉變，都是這種雙重民族認同合法性危機的表徵。 1949 年建立的新政權通過推行階級鬥爭理念、大力强調民族團結和對「大漢族主義」及「地方民族主義」的雙重批判，建立起共產主義普世價值兼中華民族價值雙重性的中華民族認同。但是新國家建構的激進性以及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所內含的「雙重民族的矛盾」的積累，使相關矛盾在文革後期達到臨界點，中國社會不得不開始新一輪的轉型。 但與主流漢語社會不同，在上世紀 80 年代初，少數族裔社會並沒有走向個性解放的啓蒙之路，而是走向了以回歸本民族傳統文化為指向的族裔民族主義之路。起初，這種轉向還主要局限於一般性的族裔傳統文化的復歸，在文學藝術上也多表現為感傷性的民族抒懷。但隨着現代化建設所帶來的跨地區之間交往的頻繁，少數族裔文化及傳統社區所遭受的衝擊性日漸增長，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冷戰的結束以及前蘇聯的解體等帶來的民族主義的國際熱潮，不斷地衝擊着中國，再加上同期相繼進入中國的全球化、文化生態多元理論、後殖民話語等，所有這一切使得感傷性的族裔文化民族主義，逐漸向邊緣挑戰性、文化霸權批判性方向發展，有的甚至激化為政治民族主義。 另外，隨着中國社會轉型的開啓、社會控制的逐步放鬆以及某些少數民族優惠政策的實施，宗教復興運動在一些少數族裔地區持續展開，促成了民間或半民間性的傳統宗教社會的復興與重構，造成了當地社會結構的變化，並與現有國家權力系統發生了集合作、博弈、緊張乃至衝突於一體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多種宗教文化復興運動，還可能引起教派內外民眾之間的緊張。例如有關伊斯蘭清真化運動所引起的一些風波，網上 多有流傳；再如沙甸清真寺到中甸進行的宗教再皈依活動，引起當地藏傳佛教徒的抱怨以及沙特等中東穆斯林國家支持的新教派，對傳統中國穆斯林教派的衝擊等。這裏我還沒有提到境外極端宗教勢力的滲透。至於藏傳佛教復興運動，在藏區以及藏區之外的影響就更大了。 在中國西藏，現在已形成了一個具有半「政教合一」形態的跨階層、跨地域的異質性社會結構系統。該系統以寺院組織為核心，以香格里拉化藏傳佛教為普遍意識形態，以達賴喇嘛為精神領袖，以海外流亡政府為半遙感中心，以廣大信眾為擁護者，以西方親藏勢力為響應。雖然這個結構中的具體個體之間存在着相當的差異，不少人復興藏文化的目的並不指向獨立，對漢族和國家的態度也並非均有敵意，但作為一種集體性的普遍而强大的意識形態的功能統一體，卻會在其內部形成一套「團結—排斥」的整合機制，去純化族群共同體。 關於這一藏人文化，一起網爭很能說明問題。 2004 年 5 月藏族作家唯色向藏人文化網轉貼了海外藏人達娃的文章。該文認為這個用漢語開辦的網站，不用自己的母語發言，不可能弘揚藏族文化。這引發了網站主辦者之一旺秀才丹的激烈反應。他感到很委屈，本是不計名利地想為「自己的民族」做一些事，但現在卻不被承認，甚至被視為「使用中文寫作或表演的人」。達娃的帖子在藏人文化網上掀起了熱烈的反響，形成了一個歷時兩年長達 24 個網頁 13 萬字左右的激辯。而激辯的結果不僅是達娃的觀點佔據了上風，而且演變為了藏 / 漢或西藏 / 中國雙方的辯難。 不僅如此，這種集體性的普遍而强大的意識形態的功能統一體，還會借助具有緊密組織性的藏傳佛教寺院社會挑戰中國國家的統治。所以並不奇怪，藏區頻發的衝突性事件多能看到僧人的身影，而 09 年以來的自焚者，也基本都是現職或還俗的喇嘛、僧尼。從此角度說，這類事件哪怕是沒有境外藏人的直接參與，也表現出相當的組織性。這與內地的群體性事件的自發性相當不同。所以， 2008 年以來西藏問題的急速惡化，可能並不是什麽中共的殘酷統治導致了藏傳佛教文化瀕臨滅絕和西藏人民的苦難深重，而可能是，藏傳佛教政教一體傳統在藏區的持續恢復，所導致的藏區社會兩種對立性的權力系統相互並存互相衝突的結果。 綜上所述，中國當下族群問題的基本性質，就是轉型社會的結構性失調。所以將其籠統地歸為中共專制或分裂勢力等都是片面的。同樣問題也非簡單的民主化就可以解决，相反如果搞不好，民主化的推進反倒有可能激化族群矛盾，加速國家的解體，使邊疆各族人民乃至於更大範圍的中國人民，陷入到激烈的種族仇殺之中。世界民主化歷史中，不乏類似事例。所以，我們就需要更為客觀、理性、多角度地去認識中國的族群問題。 由此來觀中共的族群治理，其主要問題可能並不在於高壓統治，而在於其作為國家權力的最高執掌者的不盡責。面對迅速變化的轉型社會，中共無論是在意識形態還是在政治體制以及族群治理等方面，始終無法切實地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實施全面、有序、 系統、及時的改革，相反倒總是利用國家機器壓制來自社會自發的建設性意見與活動；總是被動地試圖以經濟發展和高壓維穩來謀求問題的解决；民族政策嚴重缺乏前瞻性，糾錯機制也相當的不完善。而嚴重的腐敗和中共體制的階梯式斷續集權性，又促使了問題的進一步惡化（關於這一問題，請見本刊第 32 期姚新勇《中共在邊疆緣何進退失據？》一文）。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宗教的復興、宗教社會的重構，不僅向中共、也向中國國家和全社會提出了在更高、更民主、更多元的層次上，重新整合社會、重建健康的多元有機一體國家認同的責任。從這個角度說，少數族裔、少數族裔知識分子以及民間宗教社會也都有責任進行自我反思，認識到族裔性的文化共同體的建構，可能存在的片面與極端，自覺去思考如何將本族群文化認同的建構與中華民族認同的建構諧調起來。即便是那些不想在中國格局下生存的族群也需要思考，自己的獨立訴求對於他族群或本族群人民所可能帶來的傷害程度究竟有多大？是否會導致其他族群大規模的家破人亡、流離失所？自己的民主、獨立的訴求，是否又是建立在排斥其他族群甚至本族群部分他人權利的基礎之上的？同樣，主張憲政民主制度的建設者們也需要思考，怎樣使民主化的追求，在最大的程度上落實為內地與邊疆人民共同的福祉，而不是國家的分崩離析、族群的仇恨厮殺。 而對於各方來說，一個共同的重要問題是，要理性地認識中國國家的合法性。國家所擁有的暴力性和現代國家相對於傳統國家的高度統一一體性，决定了任何國家都難免惡的一面。同樣在世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擴張的壓力下而轉型為現代國家的中國，也難免某種內部殖民的問題。對於此，當然有必要通過更大程度的民主化，加以糾正和改革；但是如果因此而就簡單地套用民主化或解殖話語、套用「民族自决」之主張，恐怕都是灾難性的。 可惜的是，據我觀察，做如是反思者並不多。但若缺少這種自省，良性民主制度的建立、族群問題的妥善解决、中國社會的健康轉型，恐怕是不可能的。

今年 11 月 6 日美國大選，奧巴馬順利勝出。雖然華文媒體大都只集中分析他的經濟和外交政策，但從美國內部文化政治的角度來看，他的順利連任，也是美國告別文化新保守主義的分水嶺。原因是奧巴馬在競選連任之前，已經史無前例地表明他支持「同性婚姻」。而另一個「同運」勝利的證據，是在四個州份與總統大選同步舉行的公民投票，全都毫不含糊地通過了承認同性婚姻。這一切似乎都意味着，過去在里根（港譯：列根）及大小布什（港譯：布殊）年代甚囂塵上的「文化戰爭」議題，在美國本土已差不多劃上句號。「基督教右派」 (Christian Right) 雖然絕不會消失，但它的黃金時代好像已經過去。 不過諷剌的是，在美國大選的同一日，香港立法會上剛好有一項由何秀蘭議員提出的不具約束力的動議，內容非常簡單，只是「促請政府盡快就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的平等機會及基本權利展開公眾諮詢」。這項動議雖然得到了直選議員組別絕大多數票的通過，但在那個代表性一直充滿爭議的「功能團體」分組中，卻得不到支持，議案因此而被否决。 所以，如果說今次的美國大選顯示出美國新保守主義在文化戰場上節節敗退，那麼它向「非西方世界」伸延的枝蔓卻方興未艾。建基在「恐同」、「反性」和以製造「道德恐慌」為特徵的基右（基督教右翼，編者按）型保守派社運，在沒有真正民主的香港更加是如魚得水。莫論同性婚姻，就連對平權立法僅要求開展諮詢工作的卑微訴求，都被「反同」陣線刻意地扼殺於萌芽狀態。 不是因為文化保守主義真的反映出這個嚮往自由的城市的主流民意，而是推動「反同運動」的基右團體，更緊密地依靠了建制力量，而民建聯則成為立法會內「反同」陣線的主力。民建聯和保守基督教會之間的結盟關係，可以追溯至 2007 正副主席到訪「恩福堂」的一次聚會開始。自此，政治保守派與文化保守派加速融合，互為表裏。 事實上，港大民意硏究計劃最近做過一次全港性調查，有約莫七成的市民支持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不受歧視。這證明了在反對歧視的問題上，民意是有共識的。可是，過去 10 年來一直領導「反同運動」的基右組織，例如明光社、性文化學會等，卻一直重覆着他們過去那套渲染「逆向歧視」、誇大「道德滑坡」的詭辯之術，把為「平權立法」這樣平常合理的要求，描繪成洪水猛獸。 不過，在離開他們那道封閉的教會門墻，走入公共討論的場合，這套訴諸非理性恐懼的說辭並不見得很有效。在立法會上，那些建制派議員們荒謬可笑的「反反歧視」論據，不但漏洞百出，論理粗疏，在公共場合，例如香港電台直播的「城市論壇」，「反同」群眾們那些不堪入耳的公然侮辱和「恐同」叫囂，就更是令人側目。 令人搖頭的是，處身於這些充滿男性沙文主義、封建主義、民粹主義「鬧爆文化」的場合，那幾位一向以道貌岸然的道德衛士姿態出現的基右團體領袖，卻鮮有闡明基督教義為何會與同志不應受歧視的目標相左，反而着意去向「非信徒」兜售一種「歧視無罪論」，嘲弄所有反歧視法。 按照他們的邏輯，但凡有反歧視法，都有滋長所謂「逆向歧視」的危險。但這種為廣泛不同的歧視意識和行為開脫的主張，是對開歷史倒車的行為。香港早就已經立法禁止「性別歧視」、「種族歧視」以及「家庭崗位歧視」。這種做法或許會短暫贏來民粹式的掌聲，卻深遠地破壞着基督教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形象。 不過，最令香港基督教會深陷危機的，並非他們在性問題爭議中對自己形象的差劣管理，而是那些模仿美國「巨型教會」 (mega church) 模式而建立的所謂龍頭教會牧者的言行。他們不時引經據典想令信眾相信，上帝的旨意是要人去順服掌權者，教會是維持建制，達成穩定和諧的力量。 但正是這種要急於親近政權、親近建制、使教會變成「河蟹」維穩機器的的言行，正急速地把香港基督教會推向對現狀日益不滿、因而追求改革進步的香港人的對立面去。他們似乎已忘記了中國在 20 年代 ( 「五四」運動之後 ) 爆發了「非基運動」的教訓。 

這兩週以來，跟美麗島最相關的英文用詞有兩個。 英國政論刊物《經濟學人》在 11 月 17 日出刊的那一期，把馬英九形容為 bumbler 。第一時間，島內部分媒體將其譯成「笨蛋」，並痛斥「笨蛋總統」執政無方，把臉丟到了國際。最後，連《經濟學人》都出面澄清，說 bumbler 不能誤譯成笨蛋。 但回顧幾週來的島內政治話題，主旋律是政府的債務危機，以及何以非對退休軍公教人員（指軍人、公務員、公立學校教師，編者按）的年終慰問金開刀不可。與其最貼近的英文名詞，不是 bumbler ，而是美國的 fiscal cliff （中譯：財政懸崖，編者按）。 晚近，島內政治爭議突然轉移到退休年金制度的可持續性，以及如何因應政府債台高築之後的破產危機。起初，是媒體揭發了勞工年金體系的某些弊端，稱其投資失當，且即將破產。很快的，民進黨把焦點轉移到軍公教人員相對優渥的退休待遇，並要求大砍。馬政府在政治壓力下，立刻宣布勞保制度將由政府做最後擔保者，並删掉今年大多數軍公教退休人員的年終慰問金。 這引發軍公教群體的强烈不滿與反彈，致使馬政府騎虎難下。已經宣稱要刪除的年終慰問金項目，覆水難收。但如果僅僅針對退休軍公教開刀，卻又很難自圓其說。於是，在一連串的政治攻防後，藍綠雙方都宣稱台灣已面臨極嚴重的政府債務危機，需要通盤的檢討與改革。為此，蔡英文特別發表了她對債務危機和財政危機的看法，力主撙節，並要求召開國是會議。馬政府則排拒國是會議，因為不想奉送額外的表演舞台給蘇貞昌和蔡英文。 但其實，馬英九和蔡英文所表露的撙節思想，大同小異。照其共通說法，台灣政府已面臨嚴重的債務危機，再加上人口老化、長期的入不敷出，不改革即可能淪為「歐猪」一族，向「希臘」看齊。到時再來撙節，為時已晚。因此，現在便必須量入為出，以預防政府破產。而既存的各種年金保險制，勢必得朝「多繳、少領、延退」的方向進行「改革」。 台灣到底有多嚴重的政府債務危機？的確，因為年度財政的入不敷出，政府持續舉債，而這主要是內債而非外債。另一方面，跟希臘等歐猪國、日本、英國甚至美國相比，台府的債務問題顯然仍屬於小巫一級。中長程來看，「改革」有其必要，以避免積重難返。然而，就在台灣經濟陷入 20 年來谷底的此時此刻，藍綠領導及輿論界卻競相販賣、加碼「撙節」的意識形態，並在勞工與軍公教之間挑起民粹妒恨，這不免讓人感到錯愕。 無論是馬英九還是蔡英文，都避重就輕，閉口不談財政困窘的主因。近十多年，台府財政收入都僅達 GDP 的百分之十二左右，稅收嚴重不足。而這又是因為台府無論由哪黨執政，皆缺乏徵收資本利得稅和財產增值稅的政治意志。台府主要的稅入來源，就是一般薪資所得，但後者卻又是「中間選民」的主體，藍綠政黨都不敢輕易得罪之。在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台灣成了全球賦稅程度最低者，尤其是對資本家而言。資本家的平均賦稅率，遠低於一般薪資中產與薪資低產。 在美國，證券交易所得是要納稅的，而且行之有年。但在台灣，徵收證所稅卻極其不易，歷年來已陣亡了好幾位部長。至於所謂的「二代健保」，本欲使保費更符合公正原則，但同樣面臨很大的政治阻礙。 如果「撙節」是為了中長期的政府收支平衡，那麼確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台灣，「撙節」卻主要是一種反對社經公正、排拒二次分配、絕口不提收不到富人稅、而只是一昧下調社會安全給付的意識形態。 儘管藍綠政黨滿口「社會公平正義」，但兩者都是經濟上的極右政黨，以為替資本家减稅、以租稅優惠招商引資、壓低工資等，就是經濟仙丹。 在美國， fiscal cliff 的主要隱憂在於：一旦給一般中產階級的減稅突然到期，政府開支驟然下降，將有礙於復甦中的經濟和就業。但在台灣， fiscal cliff 卻被普遍誤讀為「政府收支平衡為生死急務」、「不撙節即會淪為歐豬一族」。而這根本是把 fiscal cliff 的本意給扭曲、顛倒成了其對立面。

11 月 26 日，反對「壹傳媒交易案」反制行動，在台灣燃起遍地峰火。 當天一早，立法院便邀請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壹傳媒集團交易案進行專案報告，與會學者要求公平會主動調查旺中集團董事長蔡衍明入主壹傳媒，是否有以脅迫、利誘等不法方式；上午十點在台塑大門口，環保團體舉行「拒絕惡霸財團、污染累犯入主壹傳媒」記者會，他們指出，台塑是台灣的「污染大戶」，沒有資格經營媒體，並質疑：未來台塑若再發生重大污染和工安事件，壹傳媒將如何報道？下午兩點，反巨獸青年聯盟展開「拒黑手、反壟斷，要新聞自由！──壹傳媒簽約前夕，佔領行政院行動」，學生表明拒絕親中財團以併購為外衣進行實質媒體控制，試圖闖進行政院，與警察爆發衝突，並夜宿行政院表達嚴正抗議；晚上八點，壹傳媒各工會成員公司中庭廣場進行「捍衛新聞自由，夜宿守護蘋果」活動，從黑夜靜坐到天明。 這絕對是台灣媒體改革與社會運動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天，台灣人民捍衛的不只是新聞自由與自主，更在意的是好不容易爭取與維繫下來的自由與民主。 從 9 月 1 日民間團體發起萬人參加的「 901 反媒體壟斷大遊行」後， NCC （通訊傳播委員會，編者按）等主管機關並未回應公民社會訴求，不願制定反媒體壟斷法。而包括旺中集團蔡衍明、台塑集團王文淵、中信金控辜仲諒等備受爭議、與中國關係良好的商人竟然集資入主壹傳媒，更引起社會激憤！ 在社會氣氛逐漸低盪之際，反抗媒體壟斷卻仍四起。台灣壹傳媒旗下的蘋果日報、壹電視、壹週刊、爽報陸續成立工會，要求與資方制定團體協約與編輯室公約，維護壹傳媒集團中最珍貴的新聞自主空間。雖然黎智英對員工的要求全然漠視，新資方也一再拖延，但工會的行動卻獲得台灣社會支持，以及香港壹傳媒隔海聲援，更讓台灣停滯已久的媒體工會與新聞自主運動重燃希望。 雖然黎智英的離去，讓部分員工不捨，此間也多讚揚黎智英尊重媒體專業自主、不接受關說（代人陳情，編者按）、不作置入性行銷的經營方式。但說到底，黎智英也只是個商人，一個和台灣其它的商業媒體經營者稍稍有不同的商人。 黎智英是個聰明的商人，或許也比這些媒體老闆稍懂一些民主的可貴，清楚知道新聞媒體若要成為商品，就必須回歸到新聞的本質，回應讀者購買報紙的初衷。簡單說，讀者買報紙的目的是為了看見真實，相信報道為真，而不是要買宣傳、謊言與偏見。同樣的，新聞本質就是提供事實，並且不分黨派地發揮輿論監督的功能，而這就是肥佬黎經營媒體的獲利之道。但弔詭的是，這種平凡無奇的商業理性，卻讓肥佬黎打敗了許多堅持黨性，或大作置入性行銷的媒體同行，間接維護了新聞專業與自主。 在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中，要生產出上述的新聞產品，有其必要的生產條件。如果新聞接受關說、置入性行銷，不僅無法扒糞、揭弊，作調查報道，連基本的新聞事實都很難維持，一但媒體報道不真，就無法得到讀者的信賴，銷量自然會下降。因此，如何抵擋外在的威脅利誘，維護新聞生產的自主性便顯得格外重要，不僅可以因而獲利，也唯有維護新聞自主才有機會監督權力者。 黎智英對新聞專業與自主的看法，有部分是來自其所認同的自由主義式的新聞自由價值與反共的信念，卻也同時符合了大眾市場對新聞媒體的期待。對他來說，新聞自由或新聞自主可以是理念，但也可以是筆好生意，一但有了「合理」的交易價格，也可以把員工及新聞專業賣給敵人，把台灣媒體難得的新聞自主，賣給會壓制言論自由的商人。 黎智英的商業經營模式看似維護了新聞自主的空間，但面對現實的壓力與利益時也會順勢放棄。歷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自由」與「自主」從來就不是上位者的恩典與施捨，而是經由不斷的反抗與對抗，流血與流汗，辛苦換來的。新聞自由與自主當然也不應該是來自老闆的恩惠，也不必把老闆當作救世主，其空間能有多大，關鍵在於，員工及社會大眾是否能以集體力量保障勞動權與專業自主，這樣才能真正避免財團壟斷、防止媒體一言堂。 台灣社會仍在對抗媒體壟斷，不管結果如何，這都是場美好的戰役，也將讓台灣的媒體改革運動邁向新的里程。

我曾經做過一個夢，夢中某部門要逼我當「信息員」。當然有好處的。我不幹，他們就抓住我不讓走。我找出各種藉口：我身體不好，從頭到腳都有病，他們不管。我又喊我記性不好，記不住。這仍然不是理由。我又說我精神有問題……我拚命掙扎，他們就把我關進一間黑屋子裏。 後來，我好不容易掰開後門的縫隙，逃了出去。但奇怪，我又折回去了，拿了一個兇器，竟然是一把碩大的卷尺。這把卷尺已經鬆了，左擺右甩。我逃跑時步伐踉蹌之際，它還沙沙作響。可是我仍然抓着它，我想着我逃走後仍然需要它。 早上醒來，有一種無處遁逃的恐懼，一身冷汗。我本來是從不忌諱當間諜的，而我青春期所做的「英雄夢」恰恰是當間諜。但是成熟後明白了，間諜是有立場的。 我一直以自己有立場而傲視妥協者，其中重要原因是我長期不在體制內。現在雖然在體制內，但我的職業仍然可以讓我保持一定的疏離。我也不幹政工，也可以不入黨，這讓我常有不入濁流的自得。 曾經和一個好友聊，無意中發現對方竟是黨員，鄙視了一下。對方楞了半晌，反擊道：「你要這麽討厭共產黨，那不要在共產黨辦的雜誌上發表作品，不要在共產黨辦的出版社出書！」我也楞了。是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想想，我家裏就有幾個黨員，我的好友也有不少是黨員。 再想想，我的單位也是黨辦的。當然我可以說，我吃的是國家的飯，國家不是某個政黨的，只要我勞動，應該得到報酬。作為作家，我雖然在黨辦的雜誌出版社發表作品，但我並沒有出賣靈魂，該怎麽寫就怎麽寫，即使被退稿，被查禁。 但我就不是這個體制的得益者嗎？比如「改革開放」政策？但我認為是中國民眾的勤勞努力讓中國富裕起來，只不過黨佔據了制定政策的位置，做了本來應該做的事。政策應該歸功於讓其行政的民眾。當年我出國，就有人說我能出去是因為政策放鬆。要是政策不放鬆別想出去。因為我大權在握，我可以不放鬆，如果放鬆了，你就得感謝我！這有點强梁邏輯了。 但我絕對沒有沾得這個體制的好處嗎？仍未必。朋友一起吃飯，當領導的那位去簽個單，老同學週年慶典，有權力的同學給安排場所，恐怕沒有幾個執意要去算錢的，我亦然。遇到急事，也會想到找個有權力的人通融一下。一次，我的車因為違章停放被拖走了。已是傍晚，第二天一早我得送人去機場。按規定程序，我是不可能這麽快就拿回車的。這時我想到了找熟人。七拐八彎，終於找到一個在交警部門的熟人，是領導，我給他打電話，沒有猶豫。不，有猶豫，猶豫的只是我給人家添麻煩了，而不是他是領導。這時候領導恰是我求之不得的，只有領導才能以權謀私幫助我。熟人答應幫忙，我十分感激。 我當晚就拿回了車。當我在停車場報上領導大名時，我並沒有感覺不合適；當停車場工作人員對我畢恭畢敬時，我還多少有些氣昂；當我把我的車開出車場時，我慶幸自己找到了一個有權的人。因為有權，所以能幫我。後來我想，如果我那時清醒，也只會嘆息一聲，而絕對不會把車開回車場。 當然我可以說，這是在情急之下。那麽如何分清「急」與「不急」？如何在遷就與不遷就之間劃個界線？這「線」是沒有的，一如底線。 曾經，我的一個朋友為他去入黨辯解：要為百姓做正當的事，就需要有權。這話也不無道理。但我這事，並不是正當的事，我是違章，我通過特權得到的不是我應該得到權利，而是超出我應當得到的權利的部分。 在中國，我們自己並非一塵不染。駡特權，不過是自己得不到。得不到了就駡，得到了就用。中國不只有幾千萬的黨員，還有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的親屬、朋友、熟人，我們都是共產黨員或者共產黨員的親屬、朋友、熟人，我們被迫接受這個體制，又享受這個體制。如果說這個體制有毒，我們每個人身體裏都已經有毒，並且已經免疫。如果抽去這體制，我們固然會歡呼，但接着會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