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我是在一場巴勒斯坦女歌手聲援革命的演唱會上，遇到 Maroua的。那時革命的氣氛正重新燃燒突尼斯城，主角卻是來參加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的國際行動分子。從3月27日到30日，5000多家來自 127個國家和地區的NGO，超過 6萬人規模，近 2000個工作坊、硏討會和街頭行動，在 4天時間裏密集展開。不但論壇舉辦地 Manar大學校園，整個突尼斯城幾乎都被全球各式各樣的異議和行動分子佔領。白天在大學校園裏的各色遊行和活動，一輪一輪呈現着全球，特別是阿拉伯國家公民社會和青年們的旺盛活力。到了夜晚，連台的露天音樂會和充斥街巷開懷暢飲的行動分子又令布爾吉巴大街成了革命者縱情狂歡之地。 和大多數體型壯碩的阿拉伯女性不同，身形苗條的 Maroua走在遊行的人群裏，很安靜，並不起眼。聊多了，我才知道，這是一個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參與者，一個在革命之後創立女權 NGO的 24歲女孩，一個戴着頭巾（Hijab）講流利法文和英文的年輕心理學者，一個在我看來頗為矛盾但於她卻自自然然的現代伊斯蘭女性。 「我們早在『茉莉花』之前就已在革命了。」她說。那時，我們在討論她的頭巾，討論她為什麽要用伊斯蘭教法規定的 Hijab擋住頭髮。「那不是保守的符號，是革命的符號。」看我詫異，她說，絕大多數人並不懂Hijab的真正意涵。 「我是在 15歲時决定帶上Hijab的。我的母親也戴，但她對我說，你確定麽？你還很年輕，而且並不是我戴你就一定要戴。但我說，是的，我很確定。第一，戴Hijab在本·阿里時代是革命的象徵。那時我們去清真寺，去禱告，戴上頭巾，都是被禁止的，你沒有權利去表達你的信仰。15歲是個很容易說不的年紀，戴上Hijab就是我對本·阿里說不的方式，對我來說這是個政治行動；第二，其他人戴上Hijab可能因為她們以為安拉認為女性的身體具有很强的性誘惑力，所以必須被遮蔽，我不認為這是安拉的原意。在我看來 Hijab的意義是，女人的想法比她的身體更重要。Hijab提醒人們應該聆聽女人。她值得被聆聽並不是因為她的身體，而是她確實有必須被聽到的聲音和想法。」 Maroua的解釋對作為世俗主義者的我來說非常突然，特別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調「革命的符號」。她看起來美麗大方，化着淡妝，帶着花色的Hijab，卻又摩登地把太陽鏡架在頭頂。「在本·阿里時代，我在警察局簽過兩份保證書，因為我戴Hijab。警察說，你必須保證你自己不是極端分子。我說我不是極端分子，這只是我看待自己的方式。但警察說，你必須簽！這是一場鬥爭，我告訴自己，我一定要戴着它，直到我死。我相信在本·阿里時代戴上Hijab的很多女性都是行動分子，都是鬥士，她們在為自己的信仰而戰，所以革命開始後，我們都加入了進來。」 茉莉花革命之後，戴着Hijab的Maroua感覺非常自在。她說她不再像美國種族隔離時代的黑人。和許多突尼斯青年一樣，她開始為雨後春笋般蓬勃發展的公民社會行動。她想努力改變社會對於女性的種種負面印象和權利損害，但她說，「我們現在行動起來努力改變社會，並不因為我們是穆斯林，而是因為我們相信變革，我們相信我們自己，我們也相信戴不戴Hijab只是個人的選擇。」 一直在强調個人選擇的自由的Maroua用流利英文告訴我的這些話，呈現出女性與革命，伊斯蘭與革命的另一重意蘊。作為虔誠穆斯林的她和她的姐姐共同創立的NGO，圍繞男女平權展開工作，既針對家暴受害者、單親媽媽，也針對農村女性選舉知識普及，女性政黨成員的法律教育，還針對男性開展女權教育。我曾問她如何看待伊斯蘭女權和普世價值中的女權的異同。她異常乾脆地說：「沒什麽不同。如果我們檢索古蘭和聖訓，就會發現很多關於如何平等對待女性的記載。在安拉那裏，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我們和男性擁有同樣的權利，差異只存在於生理和心理。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也許，作為冷戰後期的世界領導人，從性格和執政風格的强硬上講，最相近的可能就是鄧小平和撒切爾(港譯：戴卓爾 )夫人了。這兩者分別開啓了一個時代，其政治遺產至今對我們的生活乃至明天的世界產生着深遠的影響。 一個是共產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一個是自由資本主義起源地英國的首相，看上去他們的意識形態針鋒相對，毫無共同之處。但事實上，鄧氏與撒氏卻有某些類似的執政理念，也都從各自角度對一個世界趨勢做出了歷史性貢獻。那就是，不管主觀意願如何，一個從內部，一個從外部，他們都深入地參與瓦解了世界範圍的共產主義運動。他們的出現本身是一個多世紀以共產主義運動為標誌的左派運動衰萎的表現；同時，也由於他們，這一趨勢得以强化，不可逆轉。 1979年，當撒切爾夫人走進唐寧街 10號時，不僅昔日大英帝國的榮光不再，即使是英倫三島的情景也是每况愈下。外有蘇聯帝國的壓力，內有福利過度造成的經濟疲軟停滯，這位出身中下層，一生遵奉從父親處得來的「工作、嚴格、努力」等信條的英國第一位女首相，開始了其大刀闊斧的改革，啓動了世界範圍內一波新自由主義浪潮，直接及間接地催化了共產主義陣營的崩解。 幾乎與此同時，三度出山的鄧小平開始推動其改革開放政策。與熟讀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並奉為圭皋的撒切爾夫人不同，不喜讀書的鄧，其認識多半來自於常識、直感和經驗，來自於對毛失敗的意識形態教條的一種本能反動。當撒切爾强硬地以資本主義體制的合法手段在大規模罷工前毫不退讓時，鄧小平乾脆以社會主義制度的名義取消罷工權；當前者大力强調自由對社會活力和創造的重要時，後者在努力鼓吹「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儘管各自的出發點及背景不同，但其背後都是一種效率優先的政治和經濟邏輯，社會公正被置於相對次要的地位，世界思潮開始轉換。 當撒切爾夫人和里根在西方重新竪起市場競爭的旗幟，用自由、繁榮和創新重創蘇聯陣營時，鄧小平推動中國對文革的揭露，實用主義的改革帶來的成效，也給西方浪漫左派們上了一堂大課，徹底毀掉了他們對毛式烏托邦最後的幻想。一場世界性左派大退潮加速，直至將柏林牆衝垮，將蘇聯解體。 但畢竟，英國與中國的體制還是有根本的區別，撒切爾與鄧的理念也有某些本質的不同。由於英國的體制，撒切爾改革出現的某些偏頗，可由布萊爾的「第三條道路」來做某種補救和矯正——雖然正如法國《世界報》就撒切爾夫人去世所發表的社論所說，布氏的第三條道路也「不外乎是一種更文明些的撒切爾主義」。 而與撒切爾不同的是，鄧小平不僅相信市場，更迷信權力；「打左燈，向右轉」，說一套做一套，實用主義至上。他只允許畸形的半自由化進程，讓權力和市場雜交，這既造成了中國經濟的巨無霸，也帶來今日中國的環境、道德和社會等空前危機。毫無節制的權力機制不僅是「六四」屠殺的根源，也造成中國慢性自殺式的腐敗痼疾。公民權利的虛置，法治的脫軌，政治矯正機制的缺失，使中國正危險地滑向某種不可預測的境地。 中國到了必須清算鄧小平遺產的時候了。自由化需要繼續，又同時需要調整，這是中國面臨的獨特的雙重挑戰。而 08年的金融危機，宣告了世界範圍內新自由主義浪漫時代的結束。惡化的全球生態，急迫地召喚新的全球治理機制。共產主義烏托邦可釀成災難；視市場為萬能，也一樣可帶來嚴重的後果。國家和市場都需要重新合理地界定。 推動冷戰結束的那一代政治領袖多已謝世，而在鄧、撒改革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政治家已走向前台。他們能否有新的視野和新的思維，用鄧、撒的魄力來矯正鄧、撒遺產中的負面成分，重新導入社會公正的價值尺度和新的治理觀念，為這日漸繁榮但也面臨嚴重挑戰的世界帶來新的轉折，人們亟待得到回答。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習近平的中國夢與美國夢的根本差別在於，它是來自這位政治人物出於一時之需的「理論建樹」和國家機器的「政治宣講」，而美國夢則是在美國歷史發展和變化中自然形成的。 讀到一篇解釋中國夢與美國夢區別的文章，其中提到，二者的不同是「價值觀上的差別」：「要中華民族復興，中國夢就必然奉行集體價值，以集體主義為哲學基礎，追求集體的整體利益；相反，美國夢奉行個人價值，以個人主義為哲學基礎，追求個人的物質利益。也就是說，中國夢有着家國情懷的特徵，而美國夢則更多個人奮鬥的色彩。」這種看法似乎正在成為理解習近平「中國夢」的基調。 德國神學家，被稱為德國教會良知的反納粹宗教人士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說過，「人們在比較自己與從別人那裏學到的東西時，特別容易高估自己的成就。」美國夢真的只是追求個人的物質利益嗎？真的就沒有與共同體有關的「情懷」？ 「美國夢」最早由歷史學家亞當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美國史詩》(The Epic of America，1931)中提出。他寫道，「上個世紀，那個將千百萬人從別的國家吸引到我們國家來的美國夢，並不僅僅是由於物質的豐富（儘管這也非常重要），而是要遠遠超過這個。這是一個讓每個人都能充分得到發展的夢，這個夢要摧毀的是那些在老舊世界中竪起的壁壘……要顛覆的是那些只是為某些階級自私利益服務的社會秩序。」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千千萬萬人從「老舊世界」到美國這個「新世界」來追尋他們在自己「祖國」不能實現的希望。每個國家都有可能的夢想機會，但只有美國才是給外來者提供夢想機會的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夢是很難在其他國家複製的。 美國吸引許多別的國家人們來尋夢和圓夢，首先是因為它擁有許多人嚮往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平等價值觀。例如，德意志 1848年革命在軍事鎮壓下失敗，數千名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被迫逃走，大多去了美國。對這個沒有貴族特權等級，沒有專制政府權力的國家，其中一位如此寫道，「德國移民來到一個新的國家，那裏沒有專制權力，沒有建立在壟斷、苛捐雜稅上的特權秩序，沒有對信仰和良心的鉗制。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到處旅行、定居。不需要身分證，沒有警察來干涉他的私事或監視他的行蹤……任何人只要盡職和能幹，就能得到榮譽。窮人和富人都是平等的，學者一點也不比最貧寒的工匠身分高。隨便幹哪一行都不用覺得丟人……擁有財富和房產的人，一點也不比最窮的公民擁有更多的政治權利。沒有貴族，沒有特權階級，沒有軍隊在肉體和精神上鎮壓人民，沒有大批不幹事的官僚吮吸人民的血汗。更重要的是，沒有君主和腐敗的法庭……在這樣的國家裏，一個人只要有才能，精力旺盛，堅韌不拔，就能得到遠遠超過在君主制國家裏的機會。」 並非每一個到美國來尋夢和圓夢的人都能如願以償，但美國夢卻一直還是一種有力的召喚力量，為什麽呢？亞當斯解釋說，那是因為美國夢代表的是一種關於社會秩序的公正理想，「一直就有這樣一個美國夢：在這片土地上，每個人的生活都可以變得更好，更富足，每個人都能以他的努力和成就找到自己的機會。歐洲的上層階級很難恰當地理解這個夢，而我們當中也有很多人厭倦了或不再信任這個夢。這不只是一個關於汽車、房子或高工資的夢，而且是一個關於社會秩序的夢。在這個社會秩序裏，每個男人和女人都憑藉自己的能力得到最大的尊重，不論出身貧賤還是富貴，可以一樣受到他人的承認。」 1960年代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同樣把美國的民主核心價值——自由、平等和尊嚴——視為美國夢的生命源泉。他說：「我們可以爭取到自由，因為在我們發出的要求呼聲中，有着我們國家神聖的遺產和上帝的永恒意志……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上帝的子女……他們是在捍衛美國之夢中最優秀的東西，也是在捍衛猶太 -基督教中最神聖的價值，並因此將我們的國家帶回民主偉大的源泉。這個深深的源泉是建國之父們在制定憲法和寫作《獨立宣言》時為我們開掘出來的。」 美國夢並不是一個由國家政權所規定的富國强邦之夢，而是一種植根於美國民主制度，並由大多數美國人共同認可的價值產物，類似於托克維爾所說的「民情」（Moeur）或文化學者們所說的「民族精神」或「國民秉性」（National ethos）。與這樣的美國夢相比，眼下提倡的中國夢確實是不同的。 首先，一個值得成為民情或民族精神的夢，必須有正義的價值。並不是有夢就一定是好夢，沒有正義價值的夢可能是壞夢，甚至是噩夢，希特勒的德國夢、斯大林的蘇聯夢、毛澤東的中國夢、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夢，都不是沒有夢，也不是沒有大批盲目跟着做夢的群氓，但結果都成了噩夢。為了避免歷史噩夢的重演，中國需要的是一個與過去的噩夢有所切割並根本不同的夢。 就像美國夢一樣，中國夢的價值必須來自它對共同體每個成員所做的政體價值承諾。馬丁·路德·金把美國夢的價值源頭追溯到由《獨立宣言》所表達的，並由憲法所規定的美國政體價值。《獨立宣言》說，「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憲法第一修正案更是規定了美國公民的政治權利。公民的政治權利是爭取一切其他權利，包括實現個人夢想所必須的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權利。確實有不少人只是把美國夢當作追求發財致富或提升自己和後代的社會地位，那是因為他對自己在美國享有自由、平等的公民權利已經覺得可以放心，因此無需再堅持將此作為人生夢想的一個部分。 相比之下，讓每個人都能享有自由、平等的公民權，這本身還是一個有待實現的中國夢。以現在的情况來看，對每個公民至關重要的政治權利要求以及與此息息相關的政治改革還沒有被包括到所謂的中國夢裏。習近平的「鞋論」强調的是「中國鞋」穿着特別舒服，至於這是什麽樣的鞋，與毛澤東的鞋是否不同，或有什麽不同，則不得而知。同樣，他的「夢論」强調的是中國夢多麽美好，多麽必要，至於這個中國夢與毛澤東的中國夢是否不同，或有什麽不同，也同樣並不清楚。 習近平的中國夢與美國夢的根本差別在於，它是來自這位政治人物出於一時之需的「理論建樹」和國家機器的「政治宣講」，而美國夢則是在美國歷史發展和變化中自然形成的。一個是來自官方，另一個則是來自民間；一個是政治精英在代表人民編織夢想，另一個則是普通人腳踏實地的實踐自證；一個是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宣傳，另一個則是滲透在日常文化中的國民精神。這是兩種不可同日而語的夢。其實，中國的官方政治話語向來並不缺少關於「夢想」的宏大話語，只不過這一次是用夢來說夢而已，難免只是一種幹部必說，學生必修，老百姓未必相信的新政治理論招牌。江澤民時期有「三個代表」，胡錦濤時期有「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都是招牌式的「政治理論建樹」，都不過是走過場而已，並沒有在中國人的「民情」或者「國民精神」上留下什麽痕迹。 中國官方將「中國夢」的本質內涵界定為實現國家富强、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社會和諧。主要動力有三大來源：第一，追求經濟騰飛，生活改善，物質進步，環境提升；第二，追求公平正義，民主法制，公民成長，文化繁榮，教育進步，科技創新；第三，追求富國强兵，民族尊嚴，主權完整，國家統一，世界和平。這些抽象的完美社會原則，從毛澤東開始，每一任新領袖都有過大同小異的宣示，而每一次新的宣示實際上都在承認上一次宣示的落空。 在中國，政治理論的建樹是為了打造統治合法性，而不真的是有辦法把允諾的烏托邦景象化為現實。為了維護其絕對正確的權威，這種性質的「中國夢」是不能允許置疑和批評的。這是它與美國夢的另一個不同之處。美國喜劇演員和社會批評家喬治·卡林（George Carlin）說， 「美國夢之所以是美國夢，是因為它只是一個人在睡着時才會相信的東西。」與許多美國人一樣，他在美國夢後面看到的是一個神話。在美國的中學和大學裏，美國夢是文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教學的一個常見主題，老師們也一定會向學生指出，讓每個人都實現美國夢的現實條件目前實際上還不存在，而改善這些條件本身就是必須通過民眾努力爭取才能逐步實現。這種教育恐怕也正是中國學校在提倡「中國夢」時非常需要的。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極端宗教勢力、恐怖分裂活動、國家種族主義性質的社會控制三者的相互角力，綁架了新疆社會，更阻礙着跨族群的民間公共空間的生長。 （編者按：此文為姚新勇「新疆觀察」系列之一） 前不久新疆發生了一場「花帽風波」。據網絡消息（尤其是境外維吾爾人網絡消息）說，烏魯木齊第 23中學維吾爾學生戴傳統花帽（維吾爾語為Doppa）上課，被學校集體訓誡。學校還電話通知家長配合，不要讓學生戴花帽上課，否則將勒令學生退學。而官方則說這完全一條虛假消息：老師只是說服學生戴花帽等飾品不便體育鍛煉，沒有對任何學生罰站，更沒有說要開除學生，網上流傳的學生戴花帽被罰站的圖片純係偽造，花帽風波「是一起由境外策劃、境內實施的有預謀的破壞活動」。真相究竟如何，筆者不敢妄斷，不過大多數人並不真正重視真偽，而基本是以民族或立場來做判斷的。維吾爾、穆斯林民眾，一般寧願相信非官方消息，認為這是政府及漢人對維吾爾、穆斯林文化權利粗暴干涉的又一例，那些站在超族群立場上發言的漢人，也持此種看法；而一般漢族民眾，則更傾向於相信政府的說法。與此非此即彼的信息及對立選擇相一致的是，花帽風波發酵的那段時間，烏魯木齊市不少中小學校的維吾爾學生，都紛紛尋找花帽，要戴到學校去表達抗議。所以，雖然此次風波被硬性壓了下去，但其對維漢民族關係、穆斯林與非穆斯林民眾的相互認知的負面影響，卻如同其他涉及民族、宗教習俗的風波一樣被聚集下來，醞釀著更大的族群仇恨。 然而，諸種非此即彼的對立性思維，不僅無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事件背後所隱藏的簡單暴力思維與行動，更讓我們無法認清，暴力思維對於超族群、跨文化公共空間的絞殺。 由於上千年伊斯蘭信仰的影響以及伊斯蘭文化教俗關係密切的特點，維吾爾等穆斯林民眾的生活習慣與宗教規約之間較難區分。比如說從全身蒙面服飾到戴頭巾之間的距離就相當大，靠近面紗的一極，帶有明顯的宗教性；而靠近頭巾一極，可能是較為簡易的信仰表示、美的裝飾、防風沙的頭巾，也可能三種意義皆有。其實，即便是頭戴面紗，除少數極特殊的情况下，政府都無權干涉。就是在文革時期，女性戴頭巾在新疆也根本沒有什麽問題。不僅穆斯林女性戴頭巾，非穆斯林女性，也喜歡以漂亮的頭巾來裝飾自己，80年代之後的相當長的時間內，更是如此。前兩年，我們還給內地的朋友送過漂亮的頭巾。可是現在的新疆，至少對於企事業單位或學校的維吾爾、穆斯林女性來說，戴頭巾則成了犯忌的事。 筆者聽說過這樣一個故事，在烏市某高校的畢業典禮上，一位女學生因畢業的興奮忘記了學校不准戴頭巾的規定，而按照維吾爾文化的習慣，特地戴上一條漂亮的頭巾出席畢業典禮，以示莊重和喜悅。但該校領導看到一領方巾出現在無巾之陣時，頓時緊張起來，以為是別有用心的人，有意借畢業典禮之際，穿戴宗教服飾昭示極端信仰。 如果說前些年，對披面紗、戴頭巾、留長鬍子的鬆緊不一的控制，主要局限於單位或城市中，這兩年，相關控制不僅在民間社會擴展，還大力向包括南疆農村在內的地區推進。有的地方政府，不僅開展反對「宗教服飾」的宣傳教育活動，甚至强行剃除穆斯林民眾的鬍鬚；有的地方還明確告示，不允許穿宗教服飾者進入圖書館、機關事業機構、圖書館等公共機構、甚至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很顯然，這種管控明顯侵犯了公民的自由權，而且也不乏荒謬性。假設所有蒙面的穆斯林女性都是迷信的，不讓她們進入圖書館，不恰好是在幫助極端宗教思想將她們禁錮在無知狀態中嗎？再如，醫院最高、最基本的宗旨是救死扶傷，即便是恐怖分子需要救治，醫院也沒有權力拒絕施救，更何况身着宗教服飾的人。這種相當霸道、荒唐的政府行為，具有明顯的族群針對性，帶有相當的國家種族主義嫌疑。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麽與民族、宗教服飾相關的風波，愈來愈頻繁明顯化了。 以此次小花帽事件為例，即便政府所說的完全屬實，那麽風波形成的主要原因也不在於分裂勢力的策劃與行動，而在於不斷系統化的國家種族主義歧視，極大地傷害了維吾爾民眾的感情。政府的粗暴行為，客觀上將一般穆斯林民眾推向極端宗教、分裂勢力的一方。所以，無論是像婦女蒙面這樣明確的宗教裝飾，還是像披戴頭巾、戴花帽這類更靠近一般的民族服飾的習俗，才愈來愈多地具有族群抗爭的意味，成為民族對立、族群仇恨的標誌。 但如果只從這方面看問題，那麽不僅可能會將政府、甚至漢族妖魔化，而且可能也會將多樣性的維吾爾文化單一性、整體化。佩戴面紗、頭巾，不飲酒、不吃猪肉等，既是維吾爾、穆斯林民眾的民族習俗，也是超民族的宗教規約。其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擁有不同的意義。其中宗教信仰與世俗權利之間的矛盾，是始終存在的。例如從宗教起源看，面紗未必一開始就是針對女性的，但其基本歷史及現實特點，表現了男權宗教勢力對於女性的特殊控制。1950年之後，面紗在中國命運的沉浮，的確也包含了幫助穆斯林婦女從宗教男權控制之下解放的含義，穿戴現代服裝，已經是不少穆斯林婦女自覺的選擇。另外至少當代維吾爾男性，尤其是城市男性，普遍都是飲酒、抽煙的。但是 80年代之後，蒙面紗者日漸增多，愈來愈多的維吾爾、穆斯林餐廳，也不允許飲酒、抽煙。這樣的趨勢，既包含着穆斯林族群文化回歸的自覺，也包括着地方伊斯蘭教勢力不斷擴張，干涉民眾自由選擇生活方式的問題。不少維吾爾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就認為，伊斯蘭教是阻礙其民族進步的絆腳石。有維吾爾知識分子就明確向筆者抱怨說，在新疆，現代文化方面的書籍（如西方現代派作品的翻譯）出版非常困難，而宗教方面的書籍卻一出再出，這顯然是政府在有意保護落後文化，以阻礙維吾爾社會的進步。 說這些，並非是在為粗暴的國家種族主義行為辯護，也無貶低伊斯蘭信仰之意，而是要說明，不應該簡單地將維吾爾社會與伊斯蘭教視為一體，與非穆斯林社會對立起來。而與此相關的另外一個重要情况是，80年代以來，極端宗教勢力在新疆等地的迅速擴展。這方面的危害，雖然政府的宣傳一再强調，但由於對相關信息的高度保密，一般民眾缺乏具體了解，加之政府管控措施的粗暴，就給人留下政府單方面打壓維吾爾人、穆斯林文化的感覺。其實並非如此。極端宗教勢力的蔓延，固然有其複雜的原因（比如貧窮、缺少教育等），但的確與外來極端教派入境有直接的關係。 近二十多年來，南疆地區的地下秘密講經活動相當活躍，其中一部分就屬於極端宗教性質。在一些極端宗教活動儀式中，信徒們不僅全身搖動，沉浸與宗教的迷狂狀態中，而且口中念念有詞，要消滅一切真主的敵人——他們不僅是漢人，也包括不信教的穆斯林，尤其是「背叛真主」，為共產黨政府做事的人。這類極端宗教活動以及恐怖暴力活動，直接引發了 90年代以來新疆政府對宗教活動管理的強化，也直接影響了近些年來迅速强化的民族、宗教服飾的管控。政府相關管控的擴大化、種族主義化是它的問題，非穆斯林民眾對維吾爾、穆斯林社會的偏見，自然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我們看不到極端宗教暴力思維力量的擴展，也是危險的。 片面的認識，遮蔽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即極端宗教勢力、恐怖分裂活動、國家種族主義性質的社會控制三者的相互角力，綁架了新疆社會，嚴重擠壓甚至是絞殺着本來基礎就相當薄弱的超族群、跨文化的社會互動空間，更阻礙着跨族群的民間公共空間的生長。例如「7·5」事件之後，三個有影響力的維 -漢交流網站——維吾爾在綫、民考漢、內地新疆學生在綫都被關閉。如果說維吾爾在綫因風格比較過激被關還情有可原的話，另外兩個空間被關閉，則完全是政府「一刀切」式的管理模式的結果。 所以社會互動空間的被蠶食、民間交流空間的被絞殺，才是新疆當前和未來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沒有此類空間的良性發展，新疆想得到長治久安，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是退一萬步說，新疆從中國的版圖中分離出去，那麽在這片土地上新成立的國家，也很可能會陷入極端宗教勢力的暴力陰影中，不僅世俗和准世俗的民眾，就是伊斯蘭教徒，也都將無真正的自由、安全與幸福可言。 綜上所述，如何更客觀、多樣性地解讀新疆問題，就具有了突破暴力思維禁錮，培育、拓展不同族群公共空間的重要意義。其實這對其他民族地區問題的解讀來說亦是如此。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認識一位新聞學的老師，上第一堂課時會和學生先玩一個遊戲：在白版上用綠色筆畫一棵樹，然後問學生是什麼。學生答：「樹。」然後她會更正學生：這不是一棵樹，這是一棵樹的符號。真正的樹都長在教室外面。 我們日常溝通無可避免要利用各式各樣的符號來傳達抽象意念，就連讀者這一刻所讀的每一只字元其實也是一堆符號。筆劃之間本身的意義有限，必須要嵌入在筆者和讀者所處的文化背景才能詮釋。這個過程我們每天在做，恆常得有如透明一樣，使我們忘記了我們面對的不一定是真實，而是意圖代表真實的符號。有些時候，對這一點保持警醒還是必須的，特別是面對當前的中港矛盾。 早前香港政府提出「限奶令」，每名旅客只可帶兩罐奶粉出境。條例一出，隨即引來內地不少意見領袖反對，許多所謂的公知大肆抨擊此例是出於民粹排外，背叛香港作為自由市場堡壘的名聲，置內地嬰兒需要所不顧。港人對於這些批評大多感到莫名其妙，因為批評當中的香港和現實中香港人所生活的香港，好像是兩個不同的地方。這其實不難理解，因為這些所謂的公知所批評的原來並不是香港，而是一個叫作「香港」的符號。 先解說一下，新規定沒有禁止出口奶粉，香港政府只是要求出口者做好通關手續，走貨運口岸。出現「限奶令」，是因為有走私集團在香港的零售點大批掃貨，然後經客運口岸以螞蟻搬家的方式運到內地。他們不選擇正當的轉口模式，是想逃避內地的各種稅項和檢查；他們不從轉口商直接進貨，是因為正當商人不能和走私集團走得太近。由此可見，所謂的「自由市場論」是徹底地捉錯用神（偏離要旨）。走私集團早已撓亂了香港的奶粉零售市場，那些所謂的公知想保衛的「自由市場」根本不存在，而「限奶令」恰恰是要處理市場失衡的問題。 可是話說回來，筆者又不想對這些所謂的公知過於苛責。首先，內地新聞審查之下，走私軍團迫爆港鐵站的圖片他們未必有機會看到。再者，就算他們知道，也未必改變他們的批評。這些所謂的公知在「限奶令」之前便已存在，不少一直批評內地政府對市場的干擾，尤其是近年來「國進民退」的現象。奶粉供求對於香港是民生大事，對於這些所謂的公知來說卻是用來說明他們意識形態的眾多例子之一。認真研究香港社會的學者，都知道香港的自由市場地位其實是一個迷思，自英殖時代至今都不曾存在。但這質疑並不重要，因為這些所謂的公知歸根結底要討論的恐怕不是香港，而是把香港當作一個符號來引用。 如此類推，內地輿論中對香港的眾多誤解和歪曲，其實都是某種符號香港的體現。例如早前孔慶東罵香港人是狗，獨立來看固然叫人氣憤，但在他所處的思維脈絡當中卻有另一意義。內地流行不單止以邦國為唯一單位來思考國際關係，更往往用上許多陰謀論來引證「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證明中國現時所處環境之嚴峻。如是者，孔慶東要罵的其實也不是香港，而是一個可以隨時借用來支持其國際關係觀的符號香港。 九七已過十六年，內地媒體卻似乎還未有意認真了解活着的香港。中央電視台每年7月1日都有「香港回歸祖國」的專題，雖然片段中的每一個鏡頭都在香港拍攝，但說穿了，香港並不是專題的主角，而僅僅是為了說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出現的一個角色。因此，中央政府的各種「惠港措施」固然會被反覆論述，反過來港人多年來對內地的賑災扶貧則較少提及，對內地維權運動的支持更是絕口不能提，雖然後者在新聞點來說更能說明香港和內地關係的演變。 日積月累之下，符號香港成了香港在內地的代表，內地媒體無論是批評或者稱讚香港，其實和香港人所生活的香港並不直接相關，消除中港矛盾自是無從談起。但，我們還有一個出路：數以千計的內地人正在香港求學和工作，他們活在香港而不僅僅在想像香港。如果每一位在港的內地人可以多看一些，多說一點，符號香港的內容說不定能變得更為充實。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