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悦悦

广东幼童小悦悦被车几度碾压而无人救助事件震撼中国社会。 广东幼童小悦悦被车几度碾压而无人救助，此事件在中国社会上下造成极大震撼，也引发新一轮有关中国道德危机和文化重建的争论。 温家宝的愤怒与权力对道德的侵蚀 事发后六天，10月19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中国的诚信道德建设问题，提出“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大力培养社会诚信意识”等等。今年四月，温家宝曾在一次谈话中愤怒地指斥中国道德滑落到一个“何等严重的地步”。 事实上，从三鹿奶粉事件时提及“企业家血脉里要流淌道德之血”至今，他在各种场合谈及此问题，而官方也不断地以各种方法试图扭转这种局面：“八荣八耻”的提出，文明办的设立，开动党政机器对各种所谓的模范人物不遗余力地挖掘与推介……其结果却如反腐败一样——反腐倡廉高调日新，防腐措施层出，腐败却日甚一日——，举国的道德水准江河日下，乃至前有让婴儿吃毒奶粉后有小悦悦之死这种种令人难以置信、让国人蒙羞的悲剧发生。 面对这种状况，温家宝的愤怒和正面现实值得肯定，但追究和根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更为重要，而官方那种道德滑坡是因为“文化建设瘸腿，不足” 所致显然是种不痛不痒，文过饰非的说辞。 从四月温家宝就道德现状发怒后当时一批官方的媒体所作的一系列评论来看，事实上官方也很清楚问题的致命所在：“法治的缺失极大地损害了社会道德文化，令社会失去方向，民众失去信心。”（人民日报海外版）“官风不整，民风难变。重塑道德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机制作垫底，道德规范必然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新华社）乃至最近“中青报”刊文称是“官德败坏导致中国社会道德环境恶化”。 是的，官员是负责公共事务的人员，理应是社会公正的维护者和社会正义原则的实践者，但如果他们的行为恰恰相反，而社会又缺乏保护人们实践道德的机制，人们对社会公正与善恶的奖惩便定会失去信心，丧失一种正常的公共意识，滋生犬儒的态度，对种种不道德的现状感到愤怒而自己却无愿改变这种状况。那十八位从小锐锐身边侧身而过的人士正好说明这一点。 道德说到底是一种社会的规范。孔夫子讲“仁”（二人也），是要说明人的善是要通过与他者的关系而显现出来，得以实现。其基础是某种有关善恶、社会公正的价值标准。 近代以来传统中华文化秩序崩解后如何确认一种现代的道德标准和基础，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很好的回答，或可谓中国当下道德危机深层的原因。但最近几十年来权力的专断、腐败和骄横对道德文化的摧残直接造成当下道德崩溃显然也是不争的事实。 所有权力都有自我腐败的趋势，但专断的权力不仅如此还试图割断人们正常的联系，将人们加以疏离，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敌对不信任的状态，破坏人们健康的公共意识。且昨日是有产就是敌人，今日是金钱至上；刚刚还是阶级斗争为纲，转身便是经济增长高于一切，实用主义的“黑猫白猫论”的绝对化……价值标准难免不处在一种极度的混淆之中。加之大小官吏的腐败、虚伪与蛮横导致政府诚信丧失殆尽。八十年代中那曾为惩治不轨官员而发出的“布大信于天下”的豪言，今日回想，令人感慨，已成笑柄。 王荔蕻的判刑与道德的重建 改变这种状况靠搞运动的方式显然是达不到目标，岂不见，这二三十年来党和政府的有关决议、领导人的相关讲话指示、运动多有，而效果何在？ 在一个日渐多元、人们的正常利益需要得到表达和尊重的时代，靠回到改革开放前的那种原教旨禁欲式的假道德状态也是不可取、不可能的。此外，道德建设不可抱一种工具化的目的——国务院相关决定的陈述竟将加强诚信教育，提升全民道德等努力的最后落脚为“激发民族创新精神，增强国家竞争力。”显然是南辕北撤，大错特错。道德具有社会功利后果，但道德的本身却应该是非功利的。如果将道德建设的目标服务于国家功利，那最终只会是继续败坏道德。 中国的道德重建须在尊重人们的权利的基础上以努力造就人们一种正常的公共意识开始，鼓励人们关爱他人，关心参与公共事务。而要做到这一点，对官员的监督和恢复人们对法律公正的信心就成为必要的条件。 国务院有关决策也说“政府及其部门在社会诚信和信用体系建设中要起示范带头作用，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提高决策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此言甚是。但与此同时，一个消息却让人对此不敢有任何奢望：10月20日，国务院会议次日，北京王荔蕻女士因参与维权被二审定罪判刑。从各种报导了解到，王女士虽出身将门，却立足草根，热心关注社会公益，从邓玉娇案到福建三网友案，援助街头流民，依法捍卫公民权益，抨击枉法的官吏。如此一个追求社会正义的优秀公民，一个关心他人的“好人”（网友们对其爱称）却被官方滥用法律，以“寻衅滋事”判刑，如此作为，官方何以服众？何以示诚？法律又何以立信？一个健康的公共意识、关爱他人的风气又如何能形成？对此，难道温总理不也该愤怒一回？ 小悦悦是在王荔蕻女士被二审定判的次日离世的，或许她也在与死亡的搏斗中从这消息里感到了绝望？不过，为无数个将来的小悦悦能愉悦地生活，生命不受碾压，国人需要总理愤怒，但更需要象王女士那样行动，且因此受褒奖而不是被刑囚，如此，中国的道德才有被拯救的希望。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广东女童被汽车碾压的事件引起巨大反响。 日前，佛山女童小悦悦遭碾压事件引发关注，其家庭收到了来自各方的善款。小悦悦不治身亡后，其父王持昌决定将善款捐出。但随后，王持昌接到了大量短信电话，除求助信息外，不少人质疑善款去向，指其敛财。王持昌称这笔善款如今对自己而言，已经成了烫手山芋。（11月3日央视） 郭美美渐渐销声匿迹了，如同烟花一般，绽放过后便是沉寂；卢美美也慢慢淡出公众的视野了……尽管，这些人火时，慈善很热很火，也有诸多拷问，但随着她们的“远去”，慈善还是那样，该透明的玻璃口袋，还只停留在口上或者计划的文件中，给人一定点的希望之后，再没有了下文。 这般寂静与辽阔的景象之下，公众对慈善的宣泄，必然要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此时，小悦悦的父亲出现了，他的出现，因为事关善款，而且跟慈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他之前信誓旦旦地保证，用不完的钱一分不要，全部捐出去。可如今，没有明朗的数据，没有清晰的榜单，与之前之承诺，有了强烈的反差，于是，小悦悦父亲，很不幸成了公众对慈善不满新的“宣泄口”。 而事实上，善款既然是捐给小悦悦的，那外人无权发问与发难。虽然小悦悦父亲曾保证，但即便其不遵守承诺，那也只是个人信用问题，并不是对慈善款发难的理由。更何况，捐出去的善款，是一分爱心，也最好是用在刀刃上，但如果因为受救人离开了，就要收回善款，那契约精神何在呢？那慈善的爱心如何呵护呢？可以说，小悦悦的父亲，有自己支配善款的权利，也有不透明的权利。 质问与发难小悦悦父亲的每一个人，必然都会强调，公众的监督，是对慈善好，是为了推进慈善事业的改革与完善。言之凿凿，道理却未必正确。善款最需要用在刀刃上，这点不假，但即便有正义诉求，最起码的契约精神，还是应该遵守的。 反而是公众不分青红皂白地发难，其实是一种暴力监督。毕竟，小悦悦的父亲不是开慈善机构的，也不隶属于任何的慈善组织，他没有义务像其他组织一样，对善款保持充分的公开与透明。 每个人都说监督是为了慈善好，这话不假，但监督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偏离理性轨道的监督，是一种暴力，更是对慈善的一种伤害。这样的暴力监督，其实很难真正倒逼出正常与完善的慈善体系。因为，这不唯独建立在不分个人和组织的监督，同时也不分公开和不公开的监督。正如很多人所言，善款不公开挨骂，公开也挨骂，那谁还会去公开呢？这是暴力监督最显而易见的影响，而现实生活的多重写照，也早已印证“暴力慈善是一种伤害”的格言。 遗憾的是，这些对慈善的暴力监督，还是嫁接在爱慈善的基础之上，只能说，这些人，即便他们义正言辞地表示自己是爱慈善，也只能算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狂欢罢了。对慈善的监督是必须的，但慎入“暴力监督”的陷阱。如今，请放过对小悦悦父亲的发难，毕竟，他不在慈善监督的主体范围之内，真正应该监督是，仍是红会等慈善组织。 本文并不代表BBC立场。 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