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

共识网 | 刘吉、周志兴:按照客观规律前进,中国就有希望

共识之途访谈之三 访问刘吉先生,是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上海的办公室里进行的。刘先生离开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岗位后,这里是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地方。 刘院长的办公室不大,到处堆着书刊报纸,桌上的文件似乎也是凌乱的。刘院长见到我的眼神,笑着说,我就是这个习惯,整齐了反而找不到该找的东西了。我也笑了,这也正是我的习惯。刘院长昨天刚从重庆回到上海,话题自然就先说重庆。 一、重庆的打黑和唱红 周志兴:你刚从重庆回来,咱们就从重庆开始说,重庆模式,原来很多人是反对重庆模式的,但是最近我跟一些人谈,有些人本来是反对的,到重庆回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当然也不是说他们绝对都赞成,但是他们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要想了解它,最好去看一看,不要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记得去年我跟你见面,你正好是刚从重庆回来,当天回来,当天见的面。今天我来,你是昨天回来,今天见面。所以我想,现在和你讲重庆是很鲜活的一个东西。 刘吉:很高兴与老朋友见面。我已经很长时间谢绝传媒采访了,安心做点学术研究。老朋友来了,就不拘形式自由交谈吧。大家自由谈!重庆是个敏感话题。第一点,我是不赞成说重庆模式,因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还远未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尚在探索推进中,还谈不上什么模式呢,哪还有什么重庆模式?只是说重庆做了许多事,我认为薄熙来同志和重庆市做了很多有创意的事情,新的事情,现在是对这些新的事情要有怎么个看法。当然,一个是怎么个看法,一个是真实情况是什么。 比如说打黑,打黑大家也有不同意见,一种是觉得好,早就应该刮台风了。不只是重庆,许多地方乃至全国都应该搞。一种意见说打黑是公安的、公检法是正常的法制工作,不能这么搞运动,搞运动的方式又会搞出冤假错案出来的,应该是加强法治依法来打。各种意见都有,实际上这反映了一个什么事呢?后来唱红歌,更加反映出不同的意见了。其实很少有人去了解它是怎么回事,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现在许多舆论都是各种政治势力在利用它做自己的事。 比如说“左”的某些人,一听说唱红歌,唱老歌,唱歌颂毛主席的歌就感到很兴奋,毛泽东时代又回来了,认为这才是正确方向。为什么?他们本来就反对邓小平发动的这场社会主义改革,本来就认为改革已经走到邪道上去了,这样的改革造成两极分化,造成了一批资产阶级,还是走资派还在走。今天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复辟了,所以,他们认为现在薄熙来又重新恢复毛泽东思想,去邓化,好! 这是一批人。 周志兴:对,存在这一批人。 刘吉:另外一批人,自由派,说这还得了,这不又是搞文化大革命一套了吗?又来唱这些歌,造舆论,是不是准备搞第二次文革或者至少又在搞极左的一套。看来给屋子开窗户透气不行了,非要把这黑屋子彻底推到不可。总而言之,都是各种政治势力利用重庆来宣扬自己的观点。 这里首先有一个如何正确了解事情真实情况的问题。 第一个事情,比如打黑该不该打,我相信没有一个好人反对。 薄熙来说,我到了重庆之后,十年内积压了一千多起命案没破,有些人是当街打死的,谁都知道谁打的,黑恶势力打的,家属喊冤喊了十年,但是没有人敢去碰,公安局里有后台,黑伞嘛!一千多起命案没有破的,我们怎么样向人民交代?所以我说要打黑,积重难返,当然要采取非常措施,到现在为止破了700多案,还有200多案还没有破。老百姓高兴的呀,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了,原来是1000起案子没破,一个重庆市几千万人,1000起,那人民都感到很不安宁嘛。 当然,从长远讲,还是应在加强法治建设上下功夫,使打黑工作经常化法制化。再比如说唱红歌,共产党不提倡唱红歌,难道唱黑歌?难道唱黄歌?让黄歌甚至黑歌自由泛滥?提倡唱红歌,一点没错。问题是什么是红歌?这是关键词。如果把红歌简单理解为老歌,觉得毛泽东时代的歌叫红歌,那就错了。从共产党成立起,无论苏区、解放区或者地下党,都创写了许多歌,像当年地下党带领群众唱“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干这种歌,像“团结就是力量”,那当然都是红歌。 周志兴:这是定义问题。你可能知道,据说薄书记定义过这个事,说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歌就是红歌。 刘吉:对,薄熙来同志这么说过。但重庆没有作为一个全面系统的阐发,因此有的人就把它理解为或者解释为唱毛泽东时代的歌。实际上毛泽东时代的歌大量是红歌,但也不都是红歌,比如说《东方红》我们还能再唱吗?“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呼二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救星”啊,歌词就是一个普通农民做的,陕北一个农民做的,代表了农民阶级小生产者的封建意识,他们希望一个好皇帝,所以要唱“他是我们的大救星”。这种歌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毫不相关的。共产主义思想是怎么唱的?《国际歌》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和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是不是?这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解放自己,首先自己解放,然后再解放全人类的心声。 《东方红》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由于中国这场革命农民是主力军,因此唱这个歌,树立毛主席个人崇拜,有利于团结农民,这个歌在历史上对推进是中国革命是起的巨大作用。但是现在还再唱吗?唱这个歌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之后付出的代价是十年文革的浩劫,难道现在还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再唱这个歌,再来搞个人崇拜吗?显然这不能再唱了。当然我们也不要去专门批判它,就是唱红歌不应该再唱这个歌了。《东方红》不唱,不是说歌颂毛主席,歌颂领袖的歌不好唱,歌颂准确的当然可以唱,应该唱。 还有一种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唱的歌,唱什么“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那不是歌,那是口号,你说它内容错不错?社会主义好,没有错,但是这种歌不能唱。不能忘了当时历史条件,而且纯是政治口号,毫无艺术性可言。所以,红歌必须是经过历史考验的,那些艺术性很优美的、思想性很健康的歌,这才是红歌。比如说《十送红军》,没有什么政治高调,但是把那种朴实的军民一家的感情唱出来,曲调也很优美。《游击队歌》《黄河大合唱》等等都应该代代传唱,能不唱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嘛!再比如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是红歌,毕竟是在当时很流行的,现在唱也是鼓舞人心的。 总而言之,不是所有老歌都是红歌,老歌也有不好的歌,也有错误路线的歌,你怎么能够再唱呢?所以第一唱红歌不等于老歌。 第二,唱红歌,新歌也应该唱,改革开放30年也有大量红歌,《血染的风采》难道不是红歌吗?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也是嘛,如果我们把词改一改,我们是21世纪的新一辈,还是应该大唱特唱的,唱得很有精神嘛。《春天的故事》也是红歌,改革开放以后的歌也有很多红歌应该唱。所以红歌不是以老歌和新歌区分,而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好的歌,这才是正确的。 更重要的是,应该创作出新的红歌,再创作像《80年代新一辈》这样的歌曲来。21世纪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艺术家们应该多创作一些符合新时代的精神和风格的好歌曲来。薄熙来同志提倡唱红歌,我想重庆应组织音乐家们创作出新的红歌来唱,在全国去流行,这就是更好的事情了。 也不能只是唱红歌,不行的,只是唱红歌就没有红歌了。什么叫红歌?红歌是相对于其他的颜色来说的,还有很多绿歌什么的,红花还得绿叶扶嘛!其他的一些健康的歌曲,比如说爱情歌,我们50年代唱的那些《敖包相会》,还有传统唱的《夫妻双双把家还》,唱了几十年、上百年,大家都爱唱,你说它是红歌谈不上,但是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爱唱的,这个歌也应唱,才能衬托出红歌的光彩。只有两种歌不可以唱,一种是黑歌,那个当然我们坚决反对,一个是黄歌,靡靡之音,败坏民族意志。薄熙来他说一切积极向上健康的都是红歌,事实是包括贝多芬的《欢乐颂》在重庆也唱的,刘德华、王菲到重庆开音乐会也是很受欢迎的。总之,唯一可惜的是对红歌没有一个全面系统的阐释,这不关薄书记的事,应是意识形态部门及时做的。没有及时阐发,结果被各种政治势力加以利用了以后,就变得复杂了。现在终于慢慢开始有一个清晰的过程了,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把唱红歌的理念慢慢完善了。 现在全国都在唱红歌,都在唱庆祝建党90周年,但是也带来很多问题,重庆没有唱《东方红》的,但是别的地方有唱《东方红》,还有唱《海港》《杜鹃山》《龙江颂》这种样板戏,这分明是为江青篡党夺取服务的,怎么还能唱?说明也是放松领导,或者是头脑不很清楚的。有个报纸报道了某些唱红歌的人,说现在很兴奋,“当年小分队那个劲头又重新体现了”。 这不是很荒唐吗?什么叫小分队?文化大革命时期专业宣传队,唱什么语录歌、亚非拉什么的,这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如果我们又回到文革时候的小分队,那就荒唐了。将来这些责任又会一股脑儿赖到薄熙来重庆身上去。所以现在就是既要唱红歌,又要加强领导。先有一个准确的概念,然后还要加强领导。现在很多是老头老太太唱红歌,因为本来就会唱的,可许多年轻人就不会唱了。应该让年轻人唱起来,满大街都是年轻人在唱红歌,而不是哼靡靡之音,那就有劲了!年轻人最容易充满激情。所以我说重庆应该编一套好的音乐教材,中学、小学、幼儿园应该唱什么歌,小学唱哪些红歌(当然还有绿歌了),高中唱什么歌,到大学随便他自己了,因为没有音乐课了,同时大学生应该有足够能力判断唱什么了。音乐课里的教材应该是选择优秀的,一百年的优秀歌曲来唱,让孩子们来接受美的教育。 否则的话,像电视台的表演,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在那唱“妹妹我爱你”,你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孩子唱得很可爱,但是这是很有害的,绝对不利于孩子们成长。 可这种情况我们的意识形态部门却视而不见! 周志兴:其实你说唱红歌这个事,我们每年都在唱,我们每年在亚布力开中国企业家论坛,晚上在大炕上唱,全部唱的是过去的老歌,因为新的不会唱,老歌的词也能记住,所以都在唱。尤其可笑的是,我们去年在亚布力,梁锦松也跟着一起唱红歌,我还问他,你也会唱,他说文革期间,香港有些左派也在学这些东西,所以他就会。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唱红歌,突出的一个概念就是“红”,这个颜色的概念,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人,比如咱们现在说的是“左”派,他站在“左”的立场上,认为现在可恢复过去那一套了,觉得好像是有了依靠了。有一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就觉得,你是不是想恢复文革那一套,红海洋,全国山河一片红,会不会接着又开始抄家了?我觉得,这是“红”这个概念引出的问题。 刘吉:你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领导人要提一个新的概念,你必须要做一个完整的说法,写一篇文章,写一本书来全面准确地阐发它。你只提一个说法,下面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解释,包括误解,误解了以后就不利于你做事了。所以,我以为大家不要简单地吹捧或责怪重庆,大家多提建设性的意见。据我所知,薄熙来同志不是听不得意见的领导。 周志兴:我听说他还自己编《经典》,弄了一个小口袋书,一小篇一小篇的,大家读《经典》。 刘吉:你看我这里正有一本《读点经典》,从《易经》开始,一本书一本书的从里面精选出来的,精选本,这是推广的精选本,薄熙来同志写的序言,中国古典的东西都有了,最好的都选取了。散文选取的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一直到《共产党宣言》,包括《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还包括好的、优秀的对联,“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也放到上面。所以薄熙来提倡读经典的意思就是这样。 周志兴:就这一本吗? 刘吉:我就这一本。 周志兴:我记得说是一个很薄的。 刘吉:很薄的小册子,在口袋可以放的,大概那个不是精选的,精选本在那个基础上精选出来的,那个大概比这个还多,有几十本。 周志兴:说是薄书记亲自来抓这个东西? 刘吉:嗯,他亲自抓的,但不是他自己做的,都是请的大学的学者来做的。这样读点经典有什么坏处呢?你可以说哪一篇选的不好,哪一篇选的不一定对,但是让年轻人来读,别说是年轻人,就连我们老头来读这些东西,我都觉得很有收获的,因为毕竟把精选的东西拿来了。再比如说他最有名的“唱颂讲传”,我参加了一次唱《祖国颂》,朗诵《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合唱《保卫黄河》,还朗诵《少年中国说》,这是梁启超的。然后是儿歌也唱,还有什么呢?还朗诵了《我有一个梦》是马丁路德金的,马丁路德金宣传的思想是自由主义,什么梦都是大家可以自由做,他的梦是:“我希望奴隶主的儿子和奴隶的儿子能够坐在一起,友好谈心。我有一个梦,希望能够充满着自由”。还有《长江之歌》,还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有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小康路上》也创作出来,《我骄傲我是中国人》这是重庆大学学生自己创作朗诵的。会议结束以后,大家台上台下一起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实际上我到基层去了解,大部分是他们自己组织的,并没有统一的规定。所以事实是第一条对唱红歌的概念没有全面准确的规定,大家按照自己对积极向上健康的理解就自由地去做。第二点,有人一听到唱红歌,就想到扬毛抑邓,有人一听到唱红歌,就认为是搞旧的一套了。我认为不能望文生义,要实事求是,大方向正确,具体做法还有待实践中完善。 周志兴: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社会上两种不同思想的斗争和分歧,就表现在重庆这样一个具象上,而大家都做各自的解读。 刘吉:是这样。实际上重庆做的事,你说它十分完善,不敢说的,但大方向正确,而且也是符合重庆实际情况的。 总而言之,有些事情不能搞成一种运动,而成为一个经常的事情, 但当时积重难返,不突击一下恐怕也不行,实践证明重庆人民高兴嘛,这就好!但还要有一个全面的解释,例如这本《读点经典》,你可以批评哪一篇选的不对,哪一篇选的还有问题,但是总的说大家都应读点经典,是件好事嘛! 周志兴:说实话,这本书封面设计得不好,有点太红色了,因为说是经典,而且古代的经典也在上头,你封面全弄成这样革命家的头像就容易误解了!应该不用或少些红色伟人做封面就好了。 刘吉:这个意见好,建设性,现在容易被人误解成为专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作。其实不仅选了马恩列斯毛,还选了李大钊、邓小平、孙中山,还有大量中外名著的,像蒙恬的《热爱生命》也有。我觉得这个对我也很有帮助,我有的时候想查一查,还挺好的。 周志兴:对,这个很好。如果说没有这种站在不同角度,出于各自利益的解读的话,这本书应该是非常好的。 刘吉:薄熙来说,打黑、唱红歌,我是针对重庆实际的,我也不知道全国是什么样,重庆的实际不打黑不行,不打黑我无法向人民交代,十年有1000多个未破案件,能不打吗?不唱红歌,满街都是靡靡之音,那怎么行,人的精神不能振奋,如何搞改革开放,搞建设,所以我就决定唱红歌了。有不足之处,在实践中慢慢的要越来越完善。全国我不管,我也管不了。 周志兴:上个礼拜我在沈阳见到原来重庆市委组织部一个副部长叫,他也跟我说了打黑的过程,我也比较理解,但是我现在觉得可能还有一些做法细节上也许重庆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刘吉:就是,应该更多的是法制建设,比如这次李庄案,李庄这个案前面判了刑,重庆介绍是有真凭实据的。我们的法律界也不是世外桃源,里面黑幕也是很多的,所以李庄当时去鼓动、帮助罪犯来翻案,这显然教唆他们。公案系统这种录像,从西方法律理念讲是不能作为证据拿出来的,当然在中国判刑了李庄也只能老老实实接受,要不然把录像给大家一看,又将是什么情况了。但是刑期快满了,又来搞他,把过去上海的事情拿过来,这本身是违法的,违反了法律程序,不能把别地东西拿到重庆这儿来,只能管本地的事情。后来法律界提出抗议,他们及时收回了,说证据不足。为什么纠正?咱们都要遵纪守法嘛!这不是谁的胜利,是法制和法律的胜利;也不要纠缠谁的错误,及时纠正就好!这么宣传以后,大家就达成共识了。 周志兴:我以为你刚才说这段很重要,只是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媒体公开说,薄熙来讲过,我们过去法律上有问题,现在我们按照法律来做事。 刘吉:据我所知也是他纠正的,他知道法律界意见以后,就取消立案了。我认为取消是对的,但是要说清楚这是法律的胜利,大家都要遵纪守法,包括我是书记也要遵纪守法,这个形象就更好了。对领导人也不应苛求。应该说他不是一个完人,谁是完人呢?但是我知道他是想干事的人。干事总有这样那样不足,改正就值得赞扬鼓励! 周志兴:他是个想干事情的人,这点没有问题。 刘吉:可是现在中国不想干事的人太多了,在那儿混日子、做“难得糊涂”官,薄熙来同志真是想干事情的。比如他在重庆抓民生问题是做实事,他到农村去看到留守的孩子,小学读书的时候,吃的是自己带的咸菜、青菜,吃米饭,吃是吃饱了,但是孩子们正发育,营养不够,很多瘦黄,所以他下定决心,从市里拨款100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一天吃一个鸡蛋,喝一杯牛奶,做了以后很得民心的,这是做实事。我听了也很感动。 他做民生实事的时候,不是所有人家家户户发多少钱,那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发了钱给农民,也许他去赌博去了,他去打麻将去了,那不行。他就规定给孩子一天吃一个鸡蛋,发给学校,学校得保证他一天吃一个鸡蛋、一杯牛奶,这个事情做成了,你说这样抓民生好不好? 比如两江开发区,拆了100万平方米的房子,没有人来上告,怎么回事?就是考虑认真民生的问题,比如本来这个房子是作为经济适用房,是拆迁户,这样子当然矛盾就很多,现在一律改成商品房,这个房子按照商品房的价格给你,把你的房拆掉,然后按照商品房的价格给你,按照市场规律来,老百姓就没意见了,觉得不吃亏了。一家人一般三室一厅,他们设计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也考虑到民生,他们改成两房一厅,旁边加一房一厅。因为这样,两房一厅拆迁户本人住,一房一厅他就租出去了,每个月又增加了一千多块钱的收入。孩子毕业以后出去了,老两口子就住到一房一厅里边去了,而把两房一厅租出去,收入增多作为他养老金。所以两江开发区在拆迁的过程中间,在补偿的过程中间,没有人有意见的,老百姓积极的支持,很满意,没有一起上访。 周志兴:没有钉子户吗? 刘吉:我调查时他们告诉我确实没有,因为这个拆迁办法是按照市场来做,大家都同意的,而且给你新的房子,按照市场来补贴,他就没有意见了,按照经济适用房、按照政府的规定,当然就有意见了。 周志兴:但是按照我的理解,总会有些人会有一份过分的要求,总会有个别的人会当钉子户,会不会因为薄书记在那儿有一个铁腕,人家不敢做钉子户呢? 刘吉:原来重庆钉子户也是许多的,也还是有钉子户的,但是这次两江开发区这个做法,他们充分征求了意见,然后尽量考虑到民生的需求,实际上所谓民生就是一家一户,你细心的关怀,真正从每个细节上去关怀,表明你在真正的关心他,设身处地的为他想。绝大多数老百姓也是通情达理的, 个别钉子户也就孤立了。 周志兴:当然,各地拆迁上有很多问题,其实跟黑社会都有关系,这也许跟重庆打黑打得有成效,黑社会消停了还是有关系的。 刘吉:这也有道理。反正两江开发区我了解的时候,我专门问这个事,从许多方面去听,没有一个上访的。#p#分页标题#e# 周志兴:前天《亚洲周刊》纪硕鸣给我打电话,重庆模式是《亚洲周刊》第一个提出来的,这篇文章就是纪硕鸣写的,他原来认为重庆模式重点是从民生角度考虑的,没有讲唱红打黑。现在各地对重庆模式有一些非议,他准备再去一趟,全面的看一下,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我认为问题肯定是存在的。 刘吉:当然,它绝不是十全十美的,就这个书(指《读点经典》),也是可以议论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你可以说它封面做得不好,没有准确反映书的内容,就很有道理。 周志兴:封面一看以为里面全是红色经典,实际上不只是红色经典。 刘吉:是人类经典,人类文化的经典。 再说做的一些事情,有一些是不是有点过分?当然也会有的。现在重庆发展得很快,两江开发区一周年了,这一周年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当年浦东的速度,也超过天津的速度。重庆将成为笔记本电脑的一个生产中心,每年要生产一亿台电脑,占世界笔记本电脑产量的1/3。不是改革开放,能够让这么多外企到这儿投资吗?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重庆又开始搞云计算中心,准备建立第五代商城,因为超市正在淘汰了,超市模式的商城是第三代的事情,现在已经搞第四代了,重庆准备做第五代商城,第五代商城基本上是以网购为中心的,以休闲加上网购,创造很多休闲的方式,一家人在那儿休闲,想买什么东西,拿到网上来了,不是以纯商业为中心的,所以商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还是很追求世界文明的先进步伐的。薄熙来送给客人的礼物有一个就是邓小平的一个铜像,我不知道是不是还送毛泽东的塑像,反正我知道有一个精美的邓小平塑像, 还有邓小平的手势是伸出一个手指,什么意思?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据称这是薄熙来自己创意设计,自己定下来的。当然这里面人们也可以设想,里面是不是还有政治的考量,为十八大政治考量…… 周志兴:我觉得这个无可非议。 刘吉:作为一个政治家,干事当然要政治考量。政治家的行动,只要有利于国家、对人民有好处,我们都应该欢迎!难道你欢迎毫无政治家的风范、毫无政治家思想的人,一天到晚在那儿混日子,不说话、不做事,当然也似乎没缺点,那是好的领导? 周志兴:我认为说到18大,一个政治局委员想当常委很正常,不是说一个普通党员妄想当常委。 刘吉:那是想入非非。问题是当常委他想做什么,他做的事情这是关键。不要什么也不想做,无所作为,就靠拉关系去混常委,或靠资格当常委,这才不对。跑官买官,或者在这里作秀,全是讲好听的,就是不做,好话讲尽,也不问能不能做到,那也不行。只能空讲民生怎么怎么样,没有行动。或者是行动是过分的,搞一平二调,破坏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反正那个钱不是他的,是国家的钱,就乱花,这才是不对的嘛! 薄熙来是真正实际的,他讲我的民生是以发展为基础,但我不是等发展完了才搞民生,我是一面发展一面搞民生,我发展到什么水平,就把民生搞到什么水平。两江开发区的主任跟我谈的,薄书记这个观点是很正确的。没有什么发展阶段,民生阶段,或者说现在是民生阶段只搞民生的,这不对的,整个发展就是为了民生,邓小平为什么起来要搞改革?不就是中国太穷了吗,老百姓全民贫穷,1978年世界银行调查,按照世界标准,中国是6亿4千万人处于绝对贫穷状态,当时是10亿人口,64%的人口是绝对贫困,所以小平同志一出来就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讲干任何事情都要“三个有利于”来判断,第一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是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第三条就是有利于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邓小平就是关心民生,才搞这样的改革。所以不能说三十年改革发展,没搞民生,那是不对的,到2003年还是世界银行调查,中国绝对贫困人口降至百分之十几,这是多大的民生!有人说三十年一心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什么的。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全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0亿美元,10亿美元去引进外国的二手设备都不够,还只能用压缩国防减下的钱引进,得罪军人了。不打仗,就把军费拿来引进设备,你说那时候怎么顾及到环保呢? 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将近3万亿的外汇储备,这个时候不搞环保就不对了,还是粗放型的发展就不对了。因此不能用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不要去否定当时做的事,判断历史的事情,要看当时当地采取的措施有没有推进社会的发展,有没有推进中国的进步,有没有推进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才是正确的。3万亿是怎么来的,是改革开放发展得来的,不要忘了,今日抓起环保,是在花邓小平挣的钱! 面对今天这个环境,我们选准哪些是应当去做的。即使是过去发生了问题,也要用新的改革的办法去做,不能因为一有问题我们又回到过去。回到过去最容易最不费脑子,可是就是普遍贫穷,回到过去就糟糕了。改革之中发生的问题,我们用改革的办法去解决。市场经济的大方向,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是不能变的,方向要不动摇;胡锦涛讲了,方向要不动摇,工作还不能懈怠,搞市场经济改革不能松懈下来;千万不要折腾,再来“左右”折腾就完了,就耽误了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从这一点上,我对薄熙来很欣赏,他真干,“我想到的事情我就干,我也不管你说我是这样或是那样,不考虑这些,只考虑我干的事对不对”。 我觉得他在重庆的威信还是比较高的。我到基层去跑跑,有时候我顺便去旅游一下,看看那儿的风景,在旅游区里大家随便聊聊天,他们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问问他们对薄书记的一些看法,农民对他当然很拥护,基层干部也拥护。因为原来对付黑社会,基层干部他们也很难办的,黑社会都有后台,他怎么管呢?作为一方父母官,不保一方平安是失职,但是一管就碰到后台,怎么办!现在他们说,我做地方官,做基层下面的镇长什么的,很高兴,因为能做事情。重庆的年轻人喜欢他什么呢?喜欢他有个性。 周志兴:有魅力。 刘吉:有魅力,他讲的话是自己的语言,不是我们某些领导人拿着稿子来读,个个领导讲话都是一样的,都是中央文件抄出来的,这种领导老百姓当然是不喜欢的,薄熙来讲的都是自己的话,包括重庆建设,他一下子说绿色重庆、平安重庆…… 周志兴:五个重庆。 刘吉:五个重庆,你说这个提法多生动,有个性,某些省市一提就是一大片,洋洋万言,都是官话,句句都对,就不知领导要干什么!薄熙来讲的很实在,所以老百姓很喜欢,包括基层干部,多数都还是很拥护的。 周志兴:我们前不久时间请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和共识网友做了一次交流,主要是讲重庆模式。他跟崔之元他们几个人做了一本书关于重庆模式的书,他讲了以后,确实对很多人有一点启发的作用,为什么,以前大家没去过,但是反正是反对,觉得重庆模式唱红打黑可能会形成新的阶级斗争,形成新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有些细节我认为他们是没有做好的,另外我觉得在阐述和表达自己这方面做得也还不够。 刘吉:所以,我问薄熙来书记,上海曾经主办过重庆模式的讨论会,你知道不知道? 周志兴:去年11月吧。 刘吉:我问他知道吗?他说没有啊,不知道这个事。我说,人家在把重庆模式用他自己的观点来解释,拼命吹捧重庆模式,这样来宣传,是帮倒忙。就是你们自己没有系统的说你们自己的看法,这是一大弱点,重庆应该很好的、准确的来阐发自己的想法。 周志兴:我们这个“共识网”还属于比较中性的一个网站,当然可能有的人认为中间偏右一点,我们的《领导者》杂志也是相当于做一个平台,左右都有。我也曾经想过,也有学者建议,说你们是不是也组织一个小班子到重庆去实际看一看,我倒觉得也可以考虑,去看一看,因为也许通过我们说出来的话更可信一点,比他自己说的话要好一点。 刘吉:你要真去的话,我相信薄熙来会接见你们的。彼此都很有好处的。 周志兴:但是现在真是不敢随便说话了。我有一次跟几个思想偏自由一点的人讲,只说了一句,我说重庆问题,等调查了再说话,你不能说你从来都没去看过,就开始说。他们后来就认为我是重庆模式的拥戴者,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事调查了再说。 刘吉:要去看看真实的情况,它不是完美的,但实实在在做了许多事,做了一些有创意的事。现在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利用它,说重庆模式,这就是一种利用,它本来不是模式,他也不想搞模式,只是重庆发生什么问题就努力解决什么问题。 周志兴:我觉得你这句话说得非常根本,就是各种势力都在利用他,无非有的是很自觉的利用,有的是被利用。 刘吉:领导人有创意都要系统的阐发一下,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我觉得薄熙来是干事的,这点我很信服,现在我们中国不干事的太多,即使说他作为政治家,想进常委,他要表现一下,他表现是干事,干实事,不是跑官买官,不是走后门,或者不说不做,沉默是金,闷声大发财,哪个好?我看还是干事的人好,即使有缺点我们也要欢迎。不干事的人才真正要误国了。薄熙来同志,我的个人看法他是个干事的人。应该说他有他个人的才气,有他个人的魅力,他说话很生动。敢于面对群众说话。领导人搞的不最跟群众讲自己话,不能感动群众,还能为群众办事吗?但是下面有一些人,无原则吹捧他,据说有老农喊薄书记万岁,这不是帮助薄熙来,而是害薄熙来,当然,薄熙来同志自己也应清醒。干事的人也不能随心所欲乱干事。乱干事也坏了。 周志兴:你觉得你的意见他能听进去吗? 刘吉:我觉得他不是听不进去不同意见的人,当然他也很坚持主观见解的,我跟他说,传媒上天天讲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我说这个说法我是不赞成的,我说这个话不能这么说,拉开差距,怎么叫分配不公呢?你要讲分配不公,首先讲什么是公平分配,拉开差距就是分配不公,那他心中藏的公平分配的标准就是平均主义,没有差距,大家一样,是平均主义,而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早已做了定性的。再说平均主义已是历史实践做了检验了的,前30年的平均主义搞的我们大家没有饭吃,普遍贫穷,还能搞下去吗?所以要拉开差距,差距拉开了,甚至差距很大的,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差距中间哪些成分拉开的?如果是通过劳动、通过人们对社会的不同贡献拉开了,这有什么坏处呢?现在我们知识分子的收入要比工人多、比农民更要多一些,这难道不正常吗?过去人家讲臭老九,脑体倒挂,难道是正常的吗?所以这种差距拉的是正常的实现了公平的事情,包括遵纪守法的民营企业,还有靠高新技术的创新发展起来的,它们也是很正常的公平的。因为社会主义公平分配准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吗?在差距拉开的中间只有出现两部分我认为是破环公平的,一部分是靠腐败,利用权力,高干子弟利用权力去发财致富的,或者是官员利用权力跟民营企业勾结,贪污受贿,成为巨富;而民营企业行贿了以后,取得廉价土地、廉价的国有资产,然后发了财,这两部分发了财。因为腐败而发财的、因为行贿而发财的,这个是不公平分配的。如果说还有一些血汗工厂,像深圳东莞早期的时候都有血汗工厂那种,那是剥削,是不公平的分配。 所以,我们一定要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是腐败。现在讲胡子眉毛一把抓,笼统讲反对两极差距,这是很荒唐的事情,混淆了,事物本质,实质反而保护了腐败等等,应该是大力坚决继续反腐败、反利用权力谋私,反血汗工厂,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或说反对平均主义,但现在差距实在太大了,我说这也不对,多大才是不大?社会主义公平分配的原则马克思讲得很清楚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你的能力大、你的贡献大,你就拿你的价值所得的东西。比尔盖茨创造性开发微软引起了整个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的变革,他的贡献是多大,按照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他得到了一千亿美元,这恐怕是天价差距,他是应该得到的,这个差距谁也没话说。中国多出几个比尔盖茨,对国家、对人类都是有极大好处的事情,这个差距拉大的再大也没关系。但是反过来,你靠腐败,你靠权利给自己给家属谋私利,这些东西当然是不行的。所以正确的应当提反腐败,反血汗工厂的剥削,而不应该提反对差距,反对差距大那是混淆了是非。有差距就是分配不公是农民小生产者意识、要求平均主义意识,不是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你有贡献,你的价值就在那儿,你没有贡献,要一平二调平均,这与靠行贿、靠腐败一样,都是赤裸裸的掠夺劳动者的价值,这才是应该反对的。本来提反腐败是很正确的事情,现在腐败反而降低了,老百姓民意测验第一是反对差距太大,这很荒唐的事情,这极其荒唐。 老百姓有这种想法我们都可以理解,他缺乏经济学知识,他朴实要求改善生活,没错。问题是我们某些“左派”经济学家也在这胡说八道,误导群众,毒化舆论是十分危险的。 但是差距问题的舆论可能影响了薄熙来,他说,老刘我这点跟你有不同看法,现在贫富悬殊差得很大,你见过那些老板住的豪宅吗,你看到穷苦的农民住的茅屋啊,这个差距实在太大!我说差距确实太大,但要真正关心农民差距太大,不是从分配来解决,而是要改变农民的生产方式,要用先进的技术,培训他们掌握先进的生产力,特别是改革农业生产体制,从一家一户全能农业的小生产方式,转变为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农业,然后农民才会也定会脱贫致富,而不是要把有钱人的收入拿来平均,这是不解决问题的,最后要出大事的。 周志兴:而且像这种事情,我觉得一个城市是解决不了的,是全国性的,要调整税收政策等等这样的东西。 刘吉:就是要累进税,西方成功的实践就这样。 周志兴:现在我们的税收制度是非常不合理的。 刘吉:是的,我们对企业的税收制度非常不合理,太高,而且还要企业做慈善事业。外国人做慈善免税,税收制度决定他们必然要做慈善,中国现在是你做好事,照样收税。 周志兴:慈善的问题就更复杂了。因为咱们的慈善又不透明。 刘吉:捐给慈善,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 二、宣传的误区 周志兴:重庆的问题我想咱们可以说到这儿。下一个我想说一个最近还是比较敏感的一个问题,很多学者现在有这样的观点,用选票拆炸弹。 刘吉:什么意思? 周志兴:现在有独立的候选人出来参选,全国大概有50多,现在是选到区一级的人大代表,很多人出来选,比如比较有名的像李承鹏在四川,北京也有,有的是大学教授。原来候选人是组织指定或者是协商出现的,这些人是我自己要出来选,上海也有。现在各地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像有些地方就把候选人,江西的就把候选人给抓了。有的地方是欢迎、支持。我觉得对于政府来说,这还是挺难处理的一个事情,从法律上说这些人并不违法,但是从我们的惯例来说,不能这么做,而这些候选人,应该说大部分是和政府有一些不同看法的,可能会对政府提意见,属于刺头,或者是属于持不同意见的人。但是现在这种动乱的事情又太多,到处有,比如说福州的爆炸案,像广州20几辆警车被推倒烧掉,长沙那边一个法庭又被冲锋枪扫了一下,这样动乱的事情非常多。现在有学者提出来,我们要用选票,让大家可以更加民主一点,来把这些动乱因素消除掉。 刘吉:目前动乱的事情越来越多,我认为这是这些年来我们报纸宣传所引导的结果,就是长时间不当宣传造成这种结果。有两个,一个是我们某些领导人去讨好群众,乱许愿,又把基层干部放在对立的对象,这个事情带来一个很大后果是,群众胃口越吊越高,基层干部越来越消极,很多基层干部说我不管了。本来有两个人要想闹事了,基层干部早就知道了,把他抓起来,或者给警告,或者做思想工作,通过亲友劝解等等,他们办法多得很,就消除掉了。过去像农民闹事,上百人要是闹事,镇长往上一站,跟他们一说,不准闹事,有什么话讲,坐下来讨论,就解决了。现在镇长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一这样做,上面就说我压迫群众,不很好听群众的意见,那就等上面来解决吧。或者花钱(国际钱)买“太平”。结果,会吵的孩子多吃奶,所以会吵的人自然越来越多了。基层组织和干部是政权的基础。基层干部中有腐败分子,甚至有“恶霸”,但应该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应领导他们变成更好,而不应打击他们的威信。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另一个,是宣传分配不公。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哪个时间最好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现在!怎么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不仅骂娘,还要闹事!你报纸天天讲分配不公,多少年了,可你又不去解决,解决不了。如果你觉得分配不公了,你解决啊,你是执政党,你是领导者,哪有领导者和执政党长时间不能解决分配不公?你发现了分配不公,你解决,树立公信力,你干吗老是在报纸上嚷嚷呢?你解决不了,又在报纸上宣传这么年了,那不是煽动群众闹事吗?煽动群众闹事的是你执政党的党报,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吗!既然你是执政党,你发现分配不公,你就应提出正确政策出来,让分配更公平一点,你这样解决以后,老百姓会更加看到共产党是这样的英明。现在天天宣传分配不公,但是又没有看到任何有效政策措施来解决,那不是自己闹事吗?原来,正如前面所说分配不公是个错误命题。首先,没有搞清楚,没有宣传什么是社会主义公平分配,第二,用分配不公这种蛊惑平均主义的宣传,淡化了反腐败反血汗工厂。再没有这样荒唐的宣传了。再讲讲关于拆迁钉子户的宣传。一字当头不是考虑谁违法,钉子户是弱势群体,就同情,就宣传支持。这就是以情代法。最后在舆论支持下,怕有事的领导批示下,那个钉子户闹成功了,于是原来依法拆迁的吃亏了。一个钉子户闹成功了,原来依法拆迁的一千多户当然也要起来闹了,人一多了,你解决不了了,那闹事不就泛滥了吗?一闹事,里面肯定有少数人情绪激动,青年人情绪容易激动,就出事了。 我们老批评外国,我也曾跟外国记者谈,你们国外报道不公平,关于中国的报道70%是负面的。现在看看我们自己的报纸,起码有60%都是负面报道。杀人放火的、奇奇怪怪自杀的、车祸的、各种犯罪的,再就是分配不公、钉子户弱势群众之类文章铺天盖地。60%是负面的,35%是套话官话,大概真正好的能够看的5%,你说这种宣传怎么能行呢!我还留了一份报纸,全是杀人的、放火的、跳楼的、强奸的,全是这些事。还是青年报,青年报应是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结果全是杀人放火的社会新闻,再就是广告,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吗! 周志兴:我认为我们的宣传还是没有与时俱进,就没有一个适应目前形势的好的宣传政策。 刘吉:是的,没有用很好的方式,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群众喜闻乐见的令人信服的道理来宣传。这么多年一直在喊分配不公,就没有一篇文章正面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公平分配?!我们的宣传、我们的意识形态尽到责任吗?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就包括我们现在说建党90周年,拍建党的片子,100多人的明星参与,这算什么?如果100个人露个脸,100个有名有姓的人露脸了,你干脆拍一个历史纪录片就完了,倒是很真实,很精彩,你又搞故事片,又搞了100个明星在那里,这是主旋律吗?这就比商品还商品! 周志兴:说了嘛,要有多少个亿个票房,已经提出来了。 拍《建国伟业》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省的宣传部长跟我讲过,就反对这种做法,说一堆明星在这儿演这么一个东西,有些明星一出场是笑场的。 刘吉:大家是看明星还是看主题教育?重庆市现在卫星电台不做广告了,大家很议论,一下子收视率降低到全国最少了。 周志兴:负面评价很多。 刘吉:但是你要知道,全世界公共电视都是不做广告的,有广告也是公益广告。只有商业电视才做广告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是这样的。中央电视台一台就不应该做广告,你是典型的公共电视,你是宣传的,你应该花精力提高宣传质量,不能够大做广告的,可是我们中央台还常搞些广告“巨无霸”!所以我说重庆有一个台不做广告是对的,问题是要把节目质量提高,不做广告而能够有高质量的产品,我相信人民是欢迎的,收视率就高了。因此重庆选一个台不做广告,大方向是正确的,还有缺点,缺点是节目没跟上去。再讲讲电视广告,包括中央一台,许多最好看的主流电影,明明是地下工作,最关键最紧张的时候,一到关键时刻,广告插进去了。正在看英雄就义牺牲的时候,观众进入角色的时候,广告了,这个主流电影还是主流吗?不是主流了。你要做广告也要在电视节目两段之间做。当然搞笑的娱乐片另说。这种事情我们的意识形态部门该管不管,让广告胡搞。这个是应该理直气壮管理的事情!强迫人看广告,这也是违反“以人为本”的“民生”问题!曾经规定广告不能超过几分钟,从未认真执行,中央一台就带头超过了,我记得广告时间不能超过两分钟,我有一次算了,超过了三分钟,那不是太荒唐吗。#p#分页标题#e# 周志兴:那有经济收入。 刘吉:你不是商业电台,你是国家给你的公共电台,你就不能够做广告,我记得CNN或BBC就不做商业广告,难道我们连CNN,BBC都不如啊,西方最商业了,也分清公共信息平台和商业电视台是两回事,要分开的,我们是混在一起的。总而言之我觉得出现事情越闹越多,越闹越大,是多年来我们整个舆论宣传的引导出问题,可以说几乎成了一个反对党的宣传,而不是一个执政党的宣传。毛主席那时候多苦啊,毛主席那时候“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没有饭吃,全民饿肚皮了,传媒宣传的是什么?形势大好,越来越好,跟着毛主席党中央没错,就闯过来了。当然我们不能再恢复过去那种宣传了,这么宣传不对,说假话,把共产党威信都送掉了,这个历史教训要吸取!但是它的方向是对的,我是执政党,我就要把大家引导往前走,你不能执政党自己反对自己,人家怎么宣传,网上怎么说,那是另外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意见。但是官方的报纸,党报如此,不行的。要么宣传就是教条主义的,讲一些不能说服人的道理,想回到过去,又控制舆论,不对!舆论是不能够控制的,执政党自己必须要有创造性的引导,把社会问题引导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去,这才是党报应该做的事。大家可以这样那样报导,一有传闻,吸人眼球,你必须全面准确报导事实;人家可以提这样那样怪问题,不管真假,吸人眼球再说,你必须用令人信服的回答问题吸人眼球…… 三、信访工作的弊端 刘吉:包括现在的信访也误导群众。我觉得信访这件事情就应该取消掉。信访历史悠久,信访火起来是当年打倒四人帮以后,公检法已砸烂了,老百姓有怨无处申,因此到中央去上访,中央作批示解决问题,信访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后来就不应该再这样了,因为我们公检法恢复了,我们应该越来越建设成一个法制社会,这时候要信访干什么?信访本质上说是反法治的,是权大于法的表现。领导人做了批示,法律就要执行,就要改判,这不是权大于法吗?明明是法院已经做了准确判决了,中级法院终审判决了,按照法律规定就不再有问题了。居然去上访了,上访以后,领导再批下来。你没有调查、没有研究、你也不懂法律,你批什么?那不是偏听偏信胡批?结果导致到北京去告的越来越多了,这是告御状。信访就是封建时代告御状的传统。过去告御状的大家都知道,如果要告起来,定是不得了的冤案,告御状要先滚钉板,先付如此巨大成本,皇帝佬儿才来管这个事情。现在共产党好,告御状不要任何成本,待遇很好,所有的费用政府报销,地方领导派人把他接回去,还要说好话,甚至不分黑白满足告状的要求,求个太平。你说这是什么?信访已经走向反面了。因此出现一大批信访专业户,官有恶官,民也有刁民,已经培养出这种信访专业户了,这是很可笑的事情。 我亲历就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跑到一个省里面,省政府门口有几十个人坐在那儿,我就去问问,这是怎么回事,静坐什么事?他一听我是北京口音,你是北京来的,我说我是从北京来的,他以为是北京来的大官,有门了。说你等会儿,我打下手机,让我和他们的领导人通话。后来才知道,这是50块钱一天,请的民工在这儿代坐。真正的什么后台呢?说不定是黑社会,搞不清楚,还要半小时才来,坐着黑色的汽车来了,我赶快走了,我不跟他在这里了,搞什么名堂。我们许多人一看到闹事的,就肯定是政府官员有问题,其实不一定是的,已经异化了。 一个例子在一个县里,县委办公室主任来与书记说不得了了,他又去上访了,又不见了。我问怎么回事?书记说这个上访者的问题早都解决了,他就是不服,提高一次加一次,结果他开了天价,我们怎么能给?给了他以后,不是老实人吃亏,守法的人吃亏,后面几千人都要闹事了,当然不能给了。我们的补偿规定都是按照人大讨论通过的决定,我们不能随便给的。可是他一直上告,每次告了以后,上面批示下来,没法解决,让我们领回去,在我们政绩中不问是非,又扣分,上访数量关系到政绩,这多荒唐。一个礼拜之后,这个人回来了。这次他聪明了,他说我每次到北京去,到中央信访办一接待,马上就一个电话把我领回来了,他说这次我先到避暑山庄去玩一玩,然后到长城去玩一玩,转了一圈,待了十天以后再到信访办去,信访了之后,就把他领回来,所有路费全报销。这算什么玩意儿,我们中央领导知不知道这就叫信访!大家一听信访就意味是弱势群体受害,其实不一定。弱势群体是要关心的,但是并不表明所有的“弱势者”都是弱势群体,还有刁民呢,这个要分析。我以为信访应该取消的,改为加强公检法建设。如果群众有冤案,有什么意见,到法院去告,法院不受理,你再到中级法院去告,中级法院不受理,可以高级法院告,以至到中纪委去告法院,如果这些部门人手不够,将现在庞大的信访队伍调过去。很多信访工作人员确实很勤勤恳恳的,你应该把他放到法院系统去,增强了法院系统,在法庭之外再听听这些群众意见,让律师来听,让法庭庭长来听,看看他有没有道理,这才是法制社会。 现在我们讲是法制社会,实际上不断加强信访系统表明,权大于法。另外我们的网上许多事,表明情大于法,不管是什么钉子户,违法的钉子户,网民都大大的同情,都一涌而上跟贴,这不是很荒唐吗?江西一个后妈,带了前妻一个女儿,网上突然铺天盖地揭发指责说后妈虐待女儿。结果调查实际上根本不是,是女儿摔了一跤,有伤痕,外婆说是不是后妈虐待她,好事者添油加醋上了网,把后妈逼着几乎自杀。其实后妈待女孩还是很好的,可整个网上都在责难她,这是什么?情大于法。一事当前,不调查不研究,不问谁违法,是钉子户违法还是政府违法,不问事实真相,先入为主,后妈定是不好的,就满网群情激昂。不是情大于法,以情压法吗?所以,党和政府,社会舆论真正要努力做的是什么?要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法治教育,让全社会树立法制观念,这样不知可以解决多少社会不安定因素。现在只要是钉子户我们大家都同情他,这怎么行呢?这本身就是不安定因素啊! 周志兴:是有这个问题。 刘吉:所以网上是情大于法,信访办是权大于法。我们要建立法制社会、法治国家,这些问题长期不解决,不行啊,这就要真刀实枪地改革了。 周志兴:我觉得刚才有那么多动乱的事件来说,确实很多动乱是由于信访引起的,因为他不断地去上访,不断的没有解决,就绝望了。因为他认为告御状就有可能得到解决,如果他告了很多年的御状,解决不了,可能采取极端的东西。但是,司法不公造成的后果也许是一样的。 刘吉:是,每次来告御状,就应该把当地政府叫出来,问问政府什么意见,兼听则明。调查清楚到底是谁违法了,如果是告御状的违法了,中央应该教育他,你违法了,你不应该这样子,你应该好好回去干活去。如果下面政府违法了,立即责其改正。现在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是基层有问题,把上访人次多少,作为基层政绩之一,那基层(不论是恶霸或刁民)能不乱来吗? 周志兴:所以现在有销号的做法和截访的做法。 刘吉:这是逼出来的,这些不仅不能保持社会稳定,而是更加促进社会不稳定。要社会稳定、社会和谐靠愿望、靠和稀泥、考口号都是解决不了。要真正的改革。这也是实实在在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把这些东西先改掉,把它改了以后,大家真正依法行事就好了,法制不够的,就要立法。拉开了,不对,选举问题还没谈呢! 周志兴:如果你是一个官员,当然,你以前也是很大的官员了,我的意思是你下面管的地区有一个人提出来,我要选举,你是支持还是反对? 刘吉:我算什么官,只是官本位未改革曾被套上一个官的级别而已。选举问题我觉得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一条,如果他现在是跟民运分子还有关系的,或者还是被控制的违法人员,或者公检法掌握了他违反证据,品德不好,所有违法人员都不得进行。群众不知道,选举部门应公开揭露。 周志兴:对。 刘吉:如果不是违法的,如果是很好的同志,或者他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只是在许多治国或社会问题上有独立见解的,我觉得应该是把他纳入我们提名中间来。不是讲提倡包容精神吗?比如他文化程度高,又从无违法行为的,而且很有思想的人,就是说,我们把这些有思想的人排除在人大、政府之外是就是政治体制一个缺点,现在他毛遂自荐来竞选,好呀,应该把他吸收到我们体制内来,让人民来选。选上来以后,在人大里面,他对我们政府提提不同意见,或者对人大的改革提出建设性的意见,那不是什么坏事嘛。总之,对候选人的资格要审核,应有一个候选人资格审查的法定程序和机构。合格的都列入都欢迎,这样不是完善现行选举制度的改革吗?一点一点渐进式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嘛! 有许多人反对政府,是因为他不了解政府工作。我很赞成让适当的自荐人到人大到政府里来工作。就拿拆迁来说,一些专家、法学家不要只是在报纸上写什么什么支持钉子户大块文章,请这些专家、法学家做政府的顾问,请教他们,这个城市化建设、新农村建设该不该拆这批房,该怎么拆?当他们知道现实中某一个城市到某一个城市高速公路要建设,大大有利于两个城市及其间地区经济发展,利国利民,法学专家们能不支持吗?当他们了解到政府好不容易凑够了资金,作出了规划设计,却发现沿线许多农民见到高速公路要建设了,赶快把房子都贴上瓷砖,连猪圈都贴上瓷砖,为什么?贴上瓷砖的房子,将来补偿就都要做正式面积计算,一下子拆迁面积大增,高速公路造价成倍增长,造不成了。去看那些贴了瓷砖的猪圈,猪一下子都站滑倒不起来,因为太滑了。当然都是一些劣质瓷砖。他们还会在报上高谈阔论清谈误国吗?请他们和群众依法讲道理不是更有效吗? 周志兴:还有些农民匆忙种了很多很多树,而不管是不是活,每一棵树都是要算钱的。 刘吉:农民维护自己利益的时候,什么方法都可以想得出来的,我们常常讲农民忠厚、善良什么的,确实如此,但是农民确实也比较自私、比较散漫,这都是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说过的,列宁还写过“狡黠的农民”。 周志兴:毛泽东也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刘吉:是啊,你说这种情况下面,政府拆迁怎么拆,一下子高速公路成本提高了几倍,国家还要不要建设,请这些法学家们来讲讲自己的看法。 周志兴:你说的这个主意,前几天有一个学者也跟我说,好像是国外回来的学者,向中央建议,让这些学者到政府里面挂职,挂一两年,他就知道政府是怎么运作的,因为很多学者对政府的运作是不了解的。 刘吉:对,他做了以后,他就知道中国改革与发展有多难,他就知道怎么贡献智慧去改进。政府也有好处,对他也有好处,共同促进政府工作的改进。对他来说,他也知道当家不容易,当家才知柴米油盐贵,他的学问更实际了,更上一层楼。 四、要检讨我们的干部选拔机制 周志兴:但是我们现在这种创新的做法太少,我们现在最高的管理机构,创新的做法、试错的做法太少。 刘吉:关键就是有一些人他不想做事,却想做大官,当官不做事,当然就不去想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去创新?他就是维持会,维持着不要出事情。两年他又升官走了,留下来的洪水滔天,跟他无关了,要害就在这儿。 我们的干部选拔中,吏治腐败是最大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选要干事的。干社会主义、干共产主义,干什么都是干出来的,不干事情的人绝不能重用。我们现在有一大批不干事的甚至干坏事(贪污)的人选出来了。干事的人因为干了许多事,总能被找出毛病。到常委会讨论的时候,干事的人会被大家议论,人人都能提出一些方面的意见,就再看一看,再说吧。反过来从不干事的,学历也不错,(还有假学历,厅局级干部以后获得博士学位的,我看十九八九有假,我不相信,当好厅局级干部还有时间去读博士?)不干事,挑不出他有什么毛病,不干事他就有时间啊,在领导身边转悠。我就听到过清华北大毕业的,组织部门一个考察,该同志什么什么优点一大堆,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人比较内向,不大暴露思想。要是我决策,凭这条就不能用他,为什么?他不暴露自己的思想,我怎么知道他是真正拥护共产党还是假拥护共产党? 周志兴:我们这种干部提拔的机制肯定是一茬比一茬弱。 刘吉:对,这是很大的问题。共产党如果要改革,我觉得有两件事无论如何要改革,首先要改革,第一件事就是选拔干部的事,一定要选拔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才,选人才很难,选人才以后任用人才更难,人才选上来,用的时候仍然是身边的人,怎么行? 现在社会上有许多关于团派议论。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助手和预备军,重视从团干部中选人才,大方向没错。问题是如何选拔? 例如,这个青年团的干部如果好,是个优秀的苗子,就应该及早地把他升到基层去,从县团委书记升到基层去当乡镇长去,省团委书记选拔到市里当市长去。不要一直在团里往上升,一平移就变成省委书记了,这怎么行呢。毕竟团的工作比较单一,年轻人工作还是容易,要培养他必须要有基层工作经验。同样,秘书升官也是一个理。如果是好秘书,就应及时送到基层去发展。不能跟着领导升他一起升,领导升成省长,秘书就变成厅局级,领导升成部长,秘书就变成厅局级,领导升成国家领导人,他就变成部级,这不行的,当秘书是大树下面好乘凉,秘书工作毕竟就是秘书工作,级别那么高,一平移就是首长,怎么行?领导如果发现秘书很优秀是个人才,应及早把他送到基层,直接面对群众磨练。这个秘书有政治前景的,应该及早的把他送去当处长,或者当县长,培养他,让他们在实践提高。现在往往不是这样的,而是跟着领导升。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实际上是埋没了他们的才能,又误了国家大事。 周志兴:过去老一代革命家的秘书都没有那么高的位置。 刘吉:没有那么高。 周志兴:我原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毛周刘朱的秘书很多人在文献研究室,最后都做到一个局级干部,或者还不到局级干部,都是很一般的,包括耀邦的两个秘书都做过我的最直接的领导,他们都是这样,但是现在的领导秘书都是越提拔越高。 刘吉:只提拔你身边的人,随领导升级而升级,这个做法对党和国家实在是很有害的,但是谁也不敢说,因为他有直接的领导,秘书被称为“二领导”,谁敢得罪?但是为了党和国家长远利益这个“潜规则”必须要改革。与其搞自由选举改革什么的,不如先把这个改革改革。这项改革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不要一提政治改革就是什么多党制自由选举之类,这个该不该做,如何做,留给我们孙子、重孙子做吧。还是实实在在地在法制建设、干部选拔制度等等改革上下真功夫吧,一年改革三五项,积少成多,积沙成山,中国政治会越来越清明的。 五、党风最大的问题是说假话 周志兴:你刚才说共产党的问题,第一个是干部选拔这种体制,你说两个,第二个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党内的。 刘吉:第二是我们现在的党风问题。提倡八荣八耻,都没错,可是很多干部你问问他们能记住两个就不错了。不是八荣八耻不对,问题是这种方式有问题,那是在追求一个完人、圣人!要求所有干部群众都是完人圣人是不现实的,人都是有缺点的,用人才是用其之所长。如果盯着看其之所短,那就没有人才。如果按完人圣人要求,没有一个干部合格了。邓小平一再倡导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以为从当前实际看,党风最重要的一条,或者说现在党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不说真话,层层说假话,这怎么行呢?层层说假话,就是上面再英明的领导,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又怎么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呢? 周志兴: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刘吉:都在糊弄,不是有许多顺口溜吗,什么村骗乡,一直骗到党中央;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深入基层调研,能得到什么真信息?都是事先布置好的,骗嘛,领导不是完全不知道这个情况,明知道这种情况,为什么不下决心解决呢? 首先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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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百年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 标签: 建党九十年 ● 韩毓海 引言 新中国诞生伊始,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人均GDP排名第134位)[2],婴儿死亡率高达200‰[3],人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4],成人文盲率高达80%[5]。? 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按实值计算的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6]? 莫里斯·迈斯纳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绝大部分历程中,中共遭遇的是最为恶劣的国际封锁,但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中国却是世界上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国民收入(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4倍,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大大超过了德国、日本和苏联在发展高峰期的增长速度。[7]? 阿玛蒂亚·森的研究显示:新中国遭遇的国际封锁和压力,比几乎同时独立建国的印度要大得多,但在1952—1978年,中国比印度少死了一亿人口,而这不过是中共创造的诸多奇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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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京渝蓉三地学者:说不尽的“重庆模式”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05 次 更新时间: 2011-07-14 10:51:09 京渝蓉三地学者:说不尽的“重庆模式” 标签: 重庆模式 ● 崔之元 ( 进入专栏 ) 等 2011年6月12号,在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会议室,来自北京、重庆与成都的学者,以“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进行了坦诚的交流。 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有:崔之元(清华大学)、苏伟(重庆市委党校)、赵磊(西南财经大学)、王贵明(西南政法大学)、邓斌(西南政法大学)、崔平(西南政法大学)、何跃(重庆大学)、吴怀连(重咨集团)、辛华(江津区委宣传部)、余显礼(第三军医大学)、郭春甫(西南政法大学)、黄斌(重庆大学)、刘荣军(西南大学)、胡刘(西南大学)、陈剑(重庆市委党校)、陈钢(重庆师范大学)、祝玉峰(重庆师范大学)、欧阳周财(中钢集团)、肖军(第三军医大学)、王力钢(第三军医大学)、彭健(重庆渝北党校)、曾凡跃(西南政法大学)、钟枢(西南政法大学)、文学平(西南政法大学)、宋玉波(西南政法大学)、靳松(西南政法大学)。 参加会议的还有:西南财经大学博士李节、黄莉伟、易淼、肖斌等,以及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李涛、吴臻、林地明、杨艳、李依霖、庄丽、陈曙光、石儒标、胡东梅、高培茂、范能能、庞婧等。会议由王贵明教授主持。 ● 王贵明: 首先,我们请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邓斌教授致辞。 ● 邓 斌: 首先,我向各位专家表示欢迎,欢迎你们来西政渝北校区进行交流探讨。我们是一所政法大学,虽然看到“政法”我们会想到法律,但是“法”之前还有政治。这涉及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比如李庄案之后,我们就要求学生“又红又专”,也就是业务上要拿得准,政治上要靠得住。所以,政治方面的培养得到了学校的高度重视,相关任务落在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学院。目前我们这个学院有四个学科,有十个二级学科点。 其次,我想再次做个邀请,今年是建党九十周年,今后怎么走,很多地方都做出了探索。重庆模式在大力地推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筹备一个论坛,叫“中国社会主义与重庆经验”的研讨会,由我们学校和市委党校共同主办。这个活动初步定在十月底,或者十一月初。这个事情不仅仅是两个学校的事情,也不仅仅是重庆的事。所以我们发出邀请,希望在座的学者们,帮我们做好这次活动的宣传,能够把相关的学术界的朋友邀请过来。再次感谢大家能够参加今天的会议,现在我们把时间留给在座的学者们。 ● 王贵明: 下面,我们请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崔平教授致辞。 ● 崔 平: 首先,我代表我们学院马克思主义学科对到会的各位专家和同学们表示热烈欢迎。近年来,我们重庆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各个领域进行了具有开拓性的实践活动,取得了举国瞩目的成绩,引起了全国各个省市的关注,以及中央重要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今天召开了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重庆经验”的研讨会。在我心中,这次研讨会的意义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反思、总结、宣传。反思我们重庆的实践活动,总结重庆的实践经验,宣传我们的重庆模式。 我认为,实践应该是火红色的,我们的反思应该是海蓝色的。一个代表火热,一个代表冷静。只有火热的实践和冷静的理论思考相结合,才能保证我们的重庆模式有好的发展势头。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马克思主义学科积极支持和参与这次活动。最近我家的一盆栀子花盛开了,沁人心脾,我也祝愿这次会议能够圆满成功,像这盆栀子花一样,飘香重庆远播海内! ● 王贵明: 苏伟教授是研究重庆模式的专家,下面我们请重庆市委党校苏伟教授发言。 ● 苏 伟: 我抛砖引玉,谈谈重庆民生导向的发展之路。大家知道,明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提出来的第30年,而且正好是十八大。中国的这个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它的具体落实,的确成效非常大,但是问题也真的不少。而最近成为热点,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华盛顿共识破了产。最近西方提出了一个“后华盛顿共识”,企图扭转败局。那么,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北京共识”又成为了热词。 前段时间清华大学100年校庆,第一个活动是胡锦涛来视察,第二个重要活动是举办了一个“百年清华暨中国模式”的论坛。在这个论坛上,一个清华的博士向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房宁问了一个问题:“清华大学出了九个政治局常委,你能用政治学来解释一下吗?有没有什么‘基因’之类的?”的确,清华大学的政治敏感性比较高。那么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北京共识”最早是雷默提出,他是崔之元的师弟,但他还没有脱离“华盛顿共识”的西方思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考虑中国改革30年以后,理论应该如何完善和推进。 从理论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十七大有一个框框,但是这个体系本身就不是完善的,因为它的“邓论、三论和科论”,还在相互整合。但是科论它自身还没有整合完备,有人整理出了七八条。但是这七八条怎么样用科学发展观统一起来?这个工作还没有做完。狭义的科学发展观是四大要素、四大原则,而广义的科学发展观是七八条战略思想。十八大会形成一个完备的科学发展观,这个科学发展观还要和邓论、三论再次进行综合,形成一个阶段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两大体系。 这从思想体系来讲,它们是两个不同的体系,这是成立的。但是这就引起强烈的反应,比如在邮电大学召开的历史唯物主义年会,我没有参加,前两届就出现了对这个问题的声讨。今年我听说还是这个情形。我觉得这个问题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称谓上,如果我们将这个体系就以邓、江、胡来命名,那么这个争议就没有了。这是个名称的问题,所以哲学上的“名实”问题,是可以发挥一下的。但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理论总要对实践进行指导,在十八大时,理论会有一个发展。 其实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各地方都在纷纷探讨,改革30年以后,都有新招,比如广东及广东模式。汪洋去了广东以后,推进产业升级,向后工业化迈进,他在广东率先对地厅级搞党内民主。我们重庆也在改革我们的考核体系,可能是受到了广东的影响。这两项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很大一步,尤其是重庆的改革。我请大家关注一下,重庆这次考核政绩打分,官员之间其实都差不多,而关键的是随机抽老百姓来进行评价,就是问老百姓对官员的看法,这个实际上占的权重是非常大的。这次就搞了六个先进区县。 中国的民主道路怎么走呢?上个月我到中山大学,它的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请了港澳台等一些专家。其中台湾来了个专家,是“总统府”“顾问”,他就大力批判选举民主,我感到比较吃惊。他的观点认为,选举民主不适合中华民族,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后来我在想,除了选举民主,我们怎么来表达民意呢?民主不在于选举还是其他的形式,而在于执政党是不是有民意基础。也就是党民能否达到一致,而这种一致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感觉重庆的这种形式是新型民主的萌芽。如果广东进入了后工业化,而它的这种民主形式似乎更为先进。所以中山大学的肖斌发了一篇文章,他认为重庆模式的近期效应要比广东模式要强,但远期效应要弱。他的理由主要是认为重庆模式依靠的是强政府,而广东主要是靠市场经济推动。他这样的观点好像是认为强政府推动后面一定是个弱市场,而重庆的特点恰恰是一个“双强”甚至是一个“三强”,一个强政府和一个强市场是同时存在的。 另一个观点就是萧功秦的,他主张公民社会,他认为中国是强政府弱社会,所以他对重庆模式有疑虑。我也和他探讨过,我说为什么一定是弱政府才会有公民社会呢?其实,重庆好像在做的是,强政府、强市场和强社会,强政府和强市场就可以表现在重庆的七大要素市场建设上。还有金融方面,以前我们认为金融中心在成都,那重庆是否也能弄一个呢?这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说重庆市强政府弱市场是肯定站不住脚的。还有,我们说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是矛盾的,而重庆在做的,是创造一种双进。这个是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个特征呢?当然,其他地区如天津也是做得很好的,比如滨海新区短短几年,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了浦东!它可能也有自己的模式。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各地区可能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百花齐放,它们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起到影响。 重庆提出了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路子,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一个是民生导向是什么意思?我记得薄熙来提出一个观点: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组织生产。与此对应,他公开批评了“不择手段去发展”。如果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生产,是决不允许假冒伪造,以及这么严重的经济秩序混乱。这种经济秩序混乱的治理,我们谈了很多年,其实,这不是什么市场监管不严,或者什么伦理道德水平不高,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问题。有人说,这种秩序混乱,发达国家都有,台湾也在闹塑化剂。那言下之意就是推断出,中国也是一样的,要经过这个阶段,后来就会自然而然消失了。现在看来,重庆的认识是超越了这种认识的,提出了要从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上来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想起了现在重庆正在像打黑一样在打击那些“流氓经济”。 所以,不问姓资姓社,那么什么食品安全以及其他问题,所作出的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毛主席的文稿是原汁原味的,它上面有这样的意思表达,就是中国走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但会让老百姓受到更多的苦,道路更曲折。看当前,也是一样,你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可以发展,而社会却要遭受一些苦难。就像马克思说的,喝的是美酒,却不人道,因为酒杯是人的头盖骨做的。 再一个问题是“民生动力论”,这也是重庆模式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而它怎么和社会矛盾是动力,改革开放是动力等等联系起来,我看薄熙来有一些论证,他是从投资、出口和消费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来分析的。其意思就是消费这匹马不够大,所以要做大。当然,在这里可以请教赵磊教授,我也看了一点相关的书,其中有一个观点,说投资、出口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中国人开的天大玩笑。这个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把全球看成一个经济体,就没有进出口,那又怎么拉动呢? 我觉得拉动经济的应该是科技进步等等,好像投资、出口和消费是不是GDP形成以后装的三口箱子?我觉得按马克思的理解,生产力主体是人,人有两重属性,一重是生产者,改革解放了生产者,这是动力。但是人民群众又是消费者,而我们的消费又被我们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尤其是分配关系消费关系所束缚了。那么,重庆模式是不是对这种束缚的解放呢,如果这个成立的话,那么民生动力论和改革动力论似乎能到达一致,而且会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还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解放作为生产者的人;第二阶段是解放作为消费者的人。这一解放对人民群众的意义可能更大。 最后一点,是缩小三大差别创造历史的观点。这好像是和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形成了一个上限和下限。邓小平讲过,不争论,先发展再说。所以污染一点环境,浪费一点资源都是硬道理,因为那时候是为了脱贫啊。而三个代表,第一个代表就是说,不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不是硬道理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后来,比如先进生产力在沿海,在城市,那么区域间的矛盾会引起社会不稳定。所以,就有了科学发展观来统筹区域。但是,它还是讲的发展。发展为了什么呢?发展以后的阶段是什么阶段?我觉得,重庆正在进行着这个阶段。但重庆是毕其功于一役,把发展阶段和发展以后的阶段合在一起,在发展的同时缩小差异。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 王贵明: 下面,我们请西南财经大学赵磊教授发言。 ● 赵 磊: 感谢重庆的东道主给我这个发言机会。关于重庆模式,我们成都的学者先后座谈了三次。我简要地介绍一下座谈的背景:第一次座谈,出于对“定性”的关注,我提出了“重庆模式还能走多远”的命题,大家讨论了重庆模式发展的几种可能。第二次座谈,从“基础”、“性质”和“灵魂”三个角度,我提出了“不要低估重庆模式”这个命题,力求更准确地把握重庆模式。第三次座谈,围绕“民生”问题,我们讨论了重庆模式的“当务之急”,希望从建设性的层面来给力重庆模式。 如果说,前两次讨论都集中在重庆模式如何“定性”这样的理论问题上,那么,第三次讨论就开始关注重庆模式的实践问题了。 讨论主题的变化过程,从最初的“走多远”,到“不可低估”,再到关注现实层面的“当务之急”,有人认为我们对重庆模式的认识,越来越现象,越来越感性。其实,我们的这几次讨论,并不是一个“越来越现象”、“越来越感性”的过程,相反,是一个“越来越本质”,“越来越理性”的过程。正是居于理性的思考,最近我们又发起了一个倡议:向重庆模式学习!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重庆模式与特色理论”,围绕这个主题,我谈一下“力挺重庆模式的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重庆模式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理,当然要在实践中去检验。但是,实践已经证明,而且还会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是科学的,是必须坚持的。这个立场,不是少数精英的立场,而是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立场;这个方法,不是历史唯心主义,而是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基本逻辑的历史唯物主义。 遗憾的是,今天有些人的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以发展为名,行阉割之实,抛弃之实。我不知道各位教授在公开场合,能不能理直气壮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坦率地说,我在公开场合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的时候,阻力很大,压力很大!所以,如何“坚持与捍卫”,这个问题在今天尤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重庆模式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人们的看法可能有分歧,我不打算在这里过多讨论。我只说一点:“唱红打黑”、“三进三同”、“红色卫视”等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的体现。 左和右都有人质疑重庆模式的做法,我倒要问一下:放任贪官污吏作威作福,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为“天上人间”保驾护航,鼓吹“精英至上”的“民主”,倡导“笑贫不笑娼”的价值观,寡廉鲜耻地嘲笑劳动,肆无忌惮地讴歌无耻——这些货色坚持和捍卫的,又是哪家的立场和方法呢? 在这物欲横流的喧嚣世界,薄熙来书记说,要理直气壮地讲“为人民服务”,理直气壮地“唱红打黑”;刚才听苏伟教授介绍,薄熙来还说“要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组织生产”——这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又是什么呢? 最近,薄书记在与重庆区县党政负责人座谈时,有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他说:干部的考核、选拔机制,“今后还要进一步充实、完善考核指标,将理想信念、社会正气等也纳入考核范围,不能只看GDP。” 把“理想信念、社会正气等也纳入考核范围”,我估计有人一定会跳将出来,说“虚得很”、“假得很”。在他们看来,只有金银别墅,香车美女才“实得很”、“真的很”。可是我说,把理想信念和社会正气纳入考核范围,不仅“好得很”,而且抓到了要害! 现在学术界也在热中于讨论怎样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什么“可持续力指标”、“生态环境指标”、“就业指标”、“收入分配指标”、“社会稳定指标”、“通胀指标”等等,还有权重计算,量化分析,其实,很多就是在做数字游戏,在扯淡。虽然这些指标也强调不要只看“鸡的屁”,但就是抓不到点子上,就是不能落实。为什么呢? 别看这些考核指标有华丽的“学术”包装,可是,与“理想信念和社会正气”相比,境界差别高下立见!如果没有“理想信念和社会正气”的指标,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视野,你的那些考核指标再“科学”,最终也落不到实处,只能是做秀。 对于共产党的干部来说,“理想信念和社会正气”之所以是“必须的”,就在于它关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用薄熙来的话说,“直接影响到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是否真正认同,也直接关乎各级党组织在中国大地上能否站稳脚跟。” 所以,薄熙来要反复强调理想信念,他说:“现在我们那么多党员干部,到底都在想什么,信仰什么?我们的下一代将要追求什么?值得高度重视。” 第二个理由,重庆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 从毛泽东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会有分歧;说特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间有分歧,不过官方定了性。那么,重庆模式姓不姓“马”呢?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呢?实践正在检验。 重庆模式是“经验”,还是“现象”,有没有资格称“模式”?有争议。但不论怎么定义它,我认为,重庆模式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努力和探索。何以见得? 我们都说,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主流给出的证明是:否则,我们怎么能大胆解放思想,怎么会有改革开放呢?“不要教条化”成了“中国化”的基本标准,很好!我举双手赞成。但是,“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这个逻辑,也必然包含着“不要把特色理论教条化”的命题。也就是说,特色理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此不需要发展了。不论是三个代表,还是科学发展观,不都是对特色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吗? 不论道路有多么曲折,历史总是要螺旋式上升发展的。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辨证过程: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结果,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不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的结果,产生了特色理论;不把特色理论教条化的结果,产生了重庆模式。如果说,特色理论是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那么,重庆模式为什么就不是20世纪初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呢? 第三个理由,重庆模式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进军号角。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这种发展是通过一代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的。所以毛泽东说:“世界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重任和希望寄托在年轻人的身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从娃娃抓起”。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教育,非常重视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青年人当中去。 有人质疑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左”的产物,是“空洞”的说教,对青年人没有吸引力。现在还搞那套宣传教育,不合时宜。这种质疑好象很“务实”,其实要么糊涂,要么别有用心。质疑者若是老师,是“误人子弟”;若是中共党员,是自废武功。 过去的思想教育确实存在简单化和教条化的问题,但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对青年人没有吸引力,而是在于:(1)我们究竟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客观把握现实的发展和变化的?(2)那些指责马克思主义是“说教”的人,用心究竟何在?答案不言自明。 不要轻视宣传舆论的作用,潜移默化、点滴渗透的“涓滴效应”,就来自于日常的“说教”。重庆模式正在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是多么的重要,用薄熙来的话说:“我们党成立之初,没有任何资本,更没钱‘发奖金’,但有先进的思想,就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一个典型的例子:现在“唱红”正在中国大地响起,正气正在上升,这难道不是“说教”的结果吗?有人讥讽这是搞“形式”,“走过场”。我说,可别小看了“形式”和“过场”,法学界的精英——比如那个贺卫方不是嚷嚷着要“程序正义”吗?这种嚷嚷还被赋予了一个很学术,也很恰当的名称:“法律形式主义”。这些人如此看重“形式”和“过场”,说明什么呢? 同样的道理,如果连“形式”和“过场”的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者都噤若寒蝉,那还侈谈什么“实质上”、“内容上”的理想信念呢?当然,如何更好地、更有效地吸引和凝聚更多的年轻人,在形式和内容上,重庆模式都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 王贵明: 赵磊教授的发言很精彩。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都是搞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教学中,真的,大家现在都感到很艰难。我们有一门课叫《毛泽东思想与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门课目前是最难讲的,而对于这些专业课老师也是最麻烦的。原因很多,其中很可能是与我们社会目前的偏好有关。这个课的课时多,但效果不好。所以,赵教授的发言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现在,像赵教授这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少了。 下面,我们请重庆大学行政与贸易学院副院长何跃教授发言。 ● 何 跃: 这次来参加这个会议,我有几个背景:第一,黄奇帆市长是我们学院的客座教授,他在和我们交流时,希望我们能够为重庆的一些创新活动作出贡献;第二,四月份我在美国参加了一个会议,见到了国内外很多知名学者,在会议上我很感慨的一件事是,因为我是会上唯一的重庆人,所以每个参会者见到我后,都会问,重庆到底发生了什么?特别对重庆红色卫视以及唱红歌,都是一片质疑之声。这件事促使我对重庆的变化作出一些思考。第三个背景,是我最近在申报一个课题,叫“重庆模式——自组织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我是希望通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新理论,来解释社会现实中新形势。所以,我尝试用自组织的经济社会发展观来评价重庆模式。 我们梳理了这样几个模式:第一,英美模式,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依托,强调企业自主经营,推崇利润至上的目标。这个模式最大优点是发挥了市场经济的固有优势,调动了积极性。第二,莱茵模式,也就是欧洲大陆模式。它是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根据形势的变化对经济进行不断地调整,经历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阶段,这个模式一方面推崇私有经济,调动了经济积极性;另一方面用高税收和高福利来调整因为市场竞争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现象。我个人觉得,这个模式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启发意义的。第三,东亚模式,它创造经济优先原则,实施外向经济发展战略,实行国家管理和干预,高投资的增长刺激等等。第四,拉美模式,它曾经与“华盛顿共识”有紧密联系,不过现在也有国家主义的形成。中国改革开发30年,也形成了一些模式,比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广东模式等。 从国家的层面看,国家给予了重庆一些重要的支持,比如“314指示”、09年的国务院3号文件等。重庆也作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措施,比如08年的“五个重庆”的提出,“三进三同”、“大下访”等等。我对重庆模式的看法有这样两点:第一,经济发展是一个典型的自组织过程,所以,重庆模式要以自身为主,从本地的实际出发。比如唱红歌,别人觉得左,于是我跟他讲,这个是符合重庆实际的,因为重庆有唱红歌的传统。重庆大学的“红五月”活动,是举行了很多年的。而且,人民自身的创造活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组织过程的根本动力。所以,有效地保证人民自身的创造活动,对经济社会自身发展有重要意义。此外,满足人们群众的正当需求,是自组织发展的根本目的。第二,经济社会的民生导向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组织导向。所以,重庆的自组织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政策,都是以民生为导向的。第三,重庆模式,就是自组织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体现。 ● 王贵明: 下面,我们请重庆咨询集团吴怀连副总裁发言。 ● 吴怀连: 我受前面几位教授精彩发言的启发,在这里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其实,就像何院长说的,全世界这么多模式,那么重庆弄个模式有何不可呢?我想说,随着研究的深入,重庆模式或者重庆经验一定会给其他与重庆相类似的地区以启示和借鉴。由于时间关系,我具体想谈一谈国企的问题。 重庆经济中,国企占有怎样的位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位置?在重庆,自从薄书记和黄市长主政以后,重庆的国企有了快速发展,引起的理论界的讨论,比如“国进民退”等。经济学界总希望国退民进,觉得国企进了,市场经济就搞不成了,说“这不是倒退吗”?我说几个观点: 第一,重庆的国企发展,不是政府有意为之,是被动的,就是没办法,只有搞国有企业。民营经济不愿干的,国企担当了任务,比如路桥、烂尾楼的运作等,国企只有硬着头皮做。 第二,我们的国有经济到底怎么样?我觉得是又好又不好。好是在于修了几十座大桥,几千公里路,高速公路就有 两千公里 了,马上还要修一千多公里。不好的地方在于,负债累累,平均负债达到60%。包袱有点重。不过现实是,很多事情国企不得不干。所以国资委讲,我们现在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一个互补经济。重庆国有经济的奥秘在于,我们在很早的时期,就将国有土地储备了不少。多少呢?数据可能不准确,大概有50多万亩。那么按照现在土地的升值,就有一个盈利空间。 国有企业之所以能高速发展,之所以能开展民生工程,都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在其他地方,这部分土地的升值,基本是让民营企业获取了。这样,重庆方面能够让重庆的国企在一些民生建设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国企肯定存在有问题,不过相较它的作用,问题只是很小部分。我认为,随着以后的发展,比如上市、重组,这些问题都会在以后自然得到解决。 我有一本书准备出版,其中对国企提到这样的观点:我们知道,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大主体是长期共存的,而我觉得以后在重庆,国有经济的比重会将会上升。另外,我认为会出现新国有经济主导的市场。这个概念不一定正确,但这是我的体会。新国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在市场经济中生存的国有经济。国有经济非常重要,因为它正在经济的关键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谢谢大家! ● 王贵明: 下面,我们请重庆江津区委宣传部辛华部长发言。 ● 辛 华: 今天的座谈会我感受到的,是重庆经验的生动体现。我下车就有同学来领我,我感到非常的亲切。来到会场后,感觉氛围也很好,身边的老师很热情,还听到了高水平的讲解。我个人读了苏教授的书,也看了他在电视上的一些讲解,他的很多观点我感同身受,体现了一种重庆的“精气神”。重庆的文化充满了生机也很有活力,这是我从基层来的一个真实感受。这种“精气神”,我走进会场都感觉到有强烈的气场,我们生活在其中,说大一点,就是我们的文化氛围。重庆市委搞了一届专题会专门讲“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在全国其他各地是很少见的。 我来自有3200平方公里和150万人口的江津。这样一个地方,她的气场,“精气神”,是怎样的表现呢?我们上班实行的是“5+1”,一般是星期六都投进去了,白天工作时间远远超过8个小时。在“精气神”起来之后,我们的目标是三大战略:加快推进区域性中心大城市建设、千亿工业强区、城乡统筹发展。作为千亿工业强区,明年就能达到重庆刚直辖的时候的工业产值,预计在2015年时能达到1500-2000亿。要实现这种目标,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精气神”是少不了的,老百姓也蜂拥而动。 我多次参加薄书记讲话的会议。说实话,我们基层干部很有感慨:一个六十多岁的领导,在省区的领导中很少有像薄书记这样一天十几个小时亲自指导“唱读讲传”,连我们卫视的一些栏目,薄书记也是要亲自修改的。所以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书记在上面有这么强的“精气神”,下面真的不敢怠慢。 我是从上面下去的,这两年搞重庆文化的发展是把很多年欠的帐给补回来了,一年干的活远远超过前面很多年的。拿江津来讲,我个人觉得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原来提到江津,大家都觉得远,不愿去。现在到江津一个小时,有三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有一些红色资源。根据我们的资源,提出了五大城市名片:楹联文化、滨江文化、古镇文化、名人文化、爱情文化。 前段时间参加重庆研讨会的一个《经济时报》的老总来看陈独秀的故居,之后有些感慨,作了一首小诗赞陈独秀江津旧居。这其实是外界人对重庆文化发展、重庆经验和模式的感受。现在的重庆充满了生机活力,我感觉到我们的未来充满了光明。贵州有一个同志到江津来参加我们中学的“唱读讲传”,他说:你们重庆搞得起来吗?我就跟他说:“唱读讲传”这些活动很符合我们群众的需要。你看这些学生,他们爱唱爱跳,就是符合他们的特点。这位同志参加了我们江津中学七千人由学生自编自演的唱红活动。 我们主城区的老师曾经来江津看,说主城区某些学校搞活动有时候是“搞怪”的娱乐节目,要靠怎么把大家逗笑来取胜。比较一下,我们江津的学生确实充满了“精气神”,效果还不错。那个贵州来的同志还是很感慨,说确实搞得还可以,把这些学生动起来还真的有效。从基层来看,我的个人体会是,“精气神”发展起来对经济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 ● 王贵明: 崔之元教授的发言,是这次讨论会的重量级。下面请崔教授发言。 ● 崔之元: 很高兴上午有机会来跟大家学习。我是在清华大学教书,但是去年五月份开始到我们重庆国资委挂职锻炼,所以来了重庆已经一年多了。虽然一直对重庆比较关心,但是和在重庆工作生活这么多年的在座各位相比,我不敢谈什么经验,我觉得有种班门弄斧的感觉。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我觉得自己对很多问题的了解还是很肤浅的。来之前苏老师让我报个题目,我就报了个最近写的关于李庄案撤诉的文章,这个争议比较大。特别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友贺卫方教授是有很多批评的。另外中国法学界著名的学者,比如说两任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陈光中,都是李庄顾问团的成员。顺便说一句,李庄昨天已经出狱回到北京家中了。 前一段时间我也初步的把重庆经验概括成四个方面,但是对最近李庄案的思考,使我给它加上了第五个方面,是关于法律和政治的关系的。我先简单说一下我个人对重庆经验四个方面的理解,然后重点谈一下如何从学术上分析李庄案撤诉。 刚才在那边我听吴总讲到的关于“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并进”,既不是“国退民进”也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民共进”。我觉得有个比较重要的例子,是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去年出版了“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一书。他说:“西部大开发中,国家陆续出台了一批推动国内外社会资金流向西部的政策,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最具含金量。政策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征收”。而当时全国的企业所得税率是33%。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个15%的税策,就我的初步了解,在重庆是执行的最彻底和最广泛的。 举个例子,重庆乡村基快餐连锁公司,于北京时间 2010年9月28日晚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快餐连锁企业,也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重庆企业。乡村基的成功固然主要来自李红女士的经营方略,但是,乡村基得以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可能也是它成功的因素之一。初看起来,乡村基似乎不在“国家鼓励类产业”目录中,但“重庆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却使乡村基得以享受15%税收优惠政策。该通知中的关键段落是:“促进市级重点工业企业的发展。凡经重庆市人民政府确认的重点内外资工业企业,除国家限制或禁止的投资项目外,从2003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上述政策执行中,对不能明确界定为鼓励类的产业,内资工业企业只要经重庆市经委审核确定、外资工业企业只要经重庆市外经贸委审核确定为鼓励类产业的,也可按上述规定执行”。 可见,重庆的确是“用好用足”了中央的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以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来投资。最近,重庆市又请示国务院并获批把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延长到2020年。 重庆市政府之所以有底气,敢于坚持用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是和重庆国有资产的大幅增值有关的:国有资产发挥了“第三财政”的作用,“八大投”等国有企业直接从事修建大学城、大剧院等原属“第一财政”的工作。这恰恰和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不谋而和。他认为,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政府对税收、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 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关于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 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很像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贡献。“自由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不同,它不是依赖高税率来再分配,而是依赖“低税率”和“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同时实现效率与公平。 重庆经验我理解的第二个方面是,在土地制度上通过土地储备制度和地票交易,实现了孙中山先生一直提倡的“涨价归公”。今年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同时也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重庆人纪念孙中山,最容易想到他首次提出三峡工程的宏伟设想,从而使重庆有了直辖市的机缘。但可能不少人已经遗忘,孙中山曾计划以重庆而非广州为革命根据地。这就必须谈到孙中山极为倚重的重庆人—曾任四川省长和广东省长并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起草人的杨沧白。 在重庆旅游名胜“洪崖洞”10楼的茶馆,前可远眺长江和嘉陵江两江交汇的壮丽景色,向后转身则可径直走到以杨沧白命名的沧白路。杨沧白(1881-1942)是重庆辛亥革命的领袖,而四川在全国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因为清廷命端方率湖北陆军入川查办保路运动,造成武昌防务的薄弱,才使 1911年10月10日 武昌首义成功。 10月13日 ,端方率军抵达重庆,使重庆主城的起义计划未能实施,但杨沧白发动了主城附近长寿、南川的起义。杨沧白的学生郭沫若后来称他为“四川革命党人的元祖”。  辛亥革命后政局纷乱,袁世凯复辟,孙中山为保卫共和,于1917年在广州召开国民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但他认为,以重庆为中心,联合云南与贵州,是比广州更有利的反击北洋军阀的革命根据地。在1920年杨沧白任四川省长期间,孙中山决定将国会迁往重庆。该年9月16日,非常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及议员70余人抵达重庆。但因四川军阀刘湘占领合川,直逼重庆,非常国会不得不于 10月14日 离开重庆。 杨沧白任四川省长时,曾邀廖仲恺为财政厅长,蒋介石为警务处长,两人都已赴任上路,但因另一四川军阀熊克武的反对,两人都只好半路折回。廖仲恺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是美国土地改革理论家和实践家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一书最早的中译者。而孙中山多次坦言,他的民生主义中的“涨价归公”思想,直接来源于亨利·乔治的“单一土地税”理论。孙中山对土地“涨价归公”思想的最生动论述如下: “兄弟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的”。 在孙中山看来,土地价值上升,是社会集聚效应(特别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结果,因此应返还社会,实现地租社会化。而有了地租社会化,“私人永远不用纳(别的)税”,这就是亨利·乔治的“单一土地税”思想。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总地租,公共物品支出和最优城市规模”一文中证明了“亨利·乔治定理”: “在一个简单的立体经济中,如果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度是由于纯地区性公共物品,并且人口规模是最优的,那么总地租等于对纯公共物品的支出”,“因为对地租征收一个充公性质的税收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也是纯公共物品融资所必需的单一税”。  用通俗的话讲,“亨利·乔治定理”就是说,如果土地涨价归公,“私人永远不用纳(别的)税”。这对效率和公平都是有利的。当然,斯蒂格利茨证明“亨利·乔治定理”是有条件的,如“人口规模最优”,中国现实中的城市都不满足。但该定理启发我们看到中国目前“土地财政”的两重性。目前社会舆论对“土地财政”的诟病,多源于对“高土地出让金—高地价—高房价”机制的批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不应忘记,正是由于“土地财政”占到了全国各地方财政收入的50%以上,企业和个人的税负才没有进一步加大。因此,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土地财政”的两重性,既防止高地价导致高房价,又防止正常的土地涨价归公收益流失。而重庆这方面做得较好。2003年2月,重庆在土地储备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重庆地产集团”,由市政府注资,建立了政府主导型的土地储备供应机制。 黄奇帆市长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有这个拍、挂、招的权力不等于你拥有土地的权利,土地可能是区县下边的街道、社区,也可能是居民在使用。如果有开发商想圈这块地,他可能现在只开发200亩,但是可能拍卖购买了2000亩10年以后才会开发的地,土地就被开发商储备了。如果一个城市,除已建成的用地之外,待建设的用地如果三分之二都到了开发商手里,政府手中就只有很少的土地,然后每年拿出一些土地来拍卖,就被开发商抬得很高的价格。一个城市如果土地价格一高,那么整个房价都会高起来…我们把三年、五年、十年可能要使用的地,从规划、管理上,由市级政府的土地储备中心把它给储备了。如果政府手中有比较多的土地资源,如果房屋价格卖得很高,就再多供几块地,实际上就把价格给控制下来了。重庆政府在过去5年,始终抱有一个宗旨,就是商品房拍卖的地价,绝不超过当时这块地周围楼面地价的三分之一。所以重庆政府拍地,没有起把房价往前推的这种作用”。但是,正常的“涨价归公”意义上的“土地财政”重庆也做到了:2002年,黄奇帆发现相同等级地价(征地动迁费,七通一平费和政府出让金),重庆只有成都的50%,就决定每平方米基准地价比成都多10元,因为山城重庆的七通一平费应高于平原成都,当年就将重庆土地财政收益从2001年前的2亿上升到10亿元。 除了“涨价归公”,第二点是土地交易所,重庆是全国唯一拥有地票交易的地方。我个人认为,地票交易的本质是土地发展权的市场。新的物权法规定,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也是一种物权,但是在法律上没有明确土地发展权这一概念。地票隐含了承认土地发展权,土地发展权是独立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要改变土地的用途性质就是使用了土地发展权。在全世界城市规划趋势来说,土地所有者不见得有土地发展权,比如说最简单的一种情况,就是规定修建房屋的高度。 我们在征地当中抱怨对农民的补偿太低了,我个人也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低的本质是什么?我不太赞成媒体流行的观点,只要征地就是剥削农民。比如,征地10块,经过土地交易之后卖了100块,就认为90块都是剥削农民来的。因为,土地增值确实经过七通一平。但是我觉得农民补偿确实低了点是因为,现在给农民补偿的基础是还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三十年所得收入。这无视了农民的一部分土地发展权,农民不见得一辈子都从事农业,比如说,他也可以集中农业生产或者开个小旅馆什么的,也可以把发展的权利卖给商人等。地票隐含的承认农民的土地发展权并对其补偿,我觉得这是重庆敢于进行大规模户籍改革的基础和制度保证。 重庆第三方面经验是,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和沿海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内陆开放高地模式不同,重庆并不是沿海的两头在外模式。因为,简单加工的两头在外模式对我们扩大内需并不利,但如果一头在外,我们拥有生产基地对整个经济的带动就要大得多。黄市长正在美国和拉丁美洲等一些国家宣传和推广重庆的云端计划,就是要把重庆打造成全国的云计算结算中心,其最大的特色是离岸云计算中心,有13条海底光缆直通重庆。各国大公司需要结算的可以直接离岸在重庆结算。比如说,中经数据中心已经正式在两江新区中心选定了厂房。 第四方面的经验,我概括为通过“三进三同”重建党群关系。最近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时的“学弟”雷默来重庆。他现在是基辛格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帮助已经88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经营业务。但他在中国更为人知的原因,是他发明了“北京共识”一词。他认为“北京共识”是和“华盛顿共识”不同的发展模式,有三个构成要素是“改革创新”,“注重公平”和“非对称国防战略”。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他是美国唯一获得转播权的NBC电视台的解说兼评论员。 在重庆见到雷默格外亲切。因为芝加哥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的桥头堡作用,美国媒体常把重庆比喻为“长江上游的芝加哥”。芝加哥市市长刚刚来访重庆。位于重庆解放碑的农畜产品交易所的生猪远期交易和芝加哥的活牛期货交易,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两个牲畜活体远期市场。在重庆的短短一天半中,雷默拜访了有关市领导和重庆金融界的实干家,参观了“民心佳园”公租房,“三峡博物馆”和刚建成的“中国民主党派陈列馆”。但一度使我略感惊奇的是,重庆令他最感兴趣的是政府干部的“三进三同”,他多次对我表示,下次再来重庆时,一定也要参加到农民家中的“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说一度“略感惊奇”,是因为我早已了解他和相当多的西方政界学界人士不同:他极为真诚地想了解中国人的所为所想,而不是根据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想当然”,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价值观与我们相同。其实,他的这种态度也不仅仅是对中国的,在他的已被译成中文的新书《不可思议的世界》第8章中,他详细描述了“黎巴嫩真主党的管理秘诀”:以色列每炸毁黎巴嫩南部一座民宅,真主党就帮助老百姓盖一座新的。正是通过帮助老百姓盖房,修马桶,重建被炸的学校,黎巴嫩真主党和人民水乳交融,能够在以色列的打击下生存发展。我问他,“到真主党人中去不是很危险吗”?他说,多年前在黎巴嫩当记者时认识了值得信任的真主党人朋友。听到他的回答,我对他想参加“三进三同”的热情的惊奇豁然消逝了。我答应他,下次带他去重庆合川参加“三进三同”。 提到合川,是因为我上周刚好去合川调研,了解到今年春节刚过后合川干部集中两周时间开展“三进三同”春季行动。他们的做法是:全体区级领导率30个镇街工作队,3531名干部组成387个工作组,同时成立整修农村公路、解决饮水困难、帮助就业、村(居)务公开、医疗卫生免费体检、强化基层组织建设6个专项工作组。曾任中共西藏日喀则市委书记的现任合川区委书记王作安的“三进三同”体会是极为生动的排比句:“真下去,老百姓真欢迎。真下去,真管用。真下去,真受教育”。 为了使雷默更好理解“三进三同”,我在送他去机场的路上试图用1938年死在法西斯狱中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的理论加以阐释。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提出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作为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在政治发展上却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以致意大利独立民族国家建立很晚(拿波里长期是西班牙殖民地)?他的部分答案是:文艺复兴尽管辉煌,但局限于上层精英,而宗教改革才是深入普通人民的“民族-大众”意志。葛兰西认为,意大利共产党应领导一个现代的“宗教改革”运动,而不少西方学者已经发现,毛泽东和他的同龄人葛兰西有许多惊人相似的思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和葛兰西的意大利南部农民问题的论述,都重视统一战线而为此受到正统斯大林主义批判。毛泽东和葛兰西都强调令人心服的文化领导权而不是简单的统治权。雷默对毛泽东和葛兰西的理论比较极为兴奋,在飞离重庆的飞机上,他可能会用毛泽东及葛兰西的视角琢磨“三进三同”吧?这只有下次他再来重庆时问他了。 第五方面的经验,是关于李庄撤诉引发的三个深层问题的讨论: 1、对抗式审判制下的律师职业道德标准问题 不论人们对李庄案第一季的判决看法如何分歧,恐怕没有人会否定李庄案第一季将引发对律师职业道德标准的深刻反思。在讨论李庄案第一季时,有人指出:“李庄案件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律师能不能把有关的共犯的情况告诉自己受委托的被告人,让他在出庭时有所准备。对这个问题目前的法律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刑事诉讼法》第38条是有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的规定,但《刑法》第306条却没有串供构成犯罪的规定”。这里的潜台词是:只要不明确违法,律师就有权为委托人用一切手段服务。这个潜台词触及了律师职业道德标准的根本问题。 有趣的是,我国最近翻译出版了两本关于美国律师职业道德的书,其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一本是蒙罗·弗里德曼的《律师职业道德的底线》,另一本是戴维·鲁本的《律师与正义》。弗里德曼论述的观点是:“一个辩护人,在履行其职责的时候,只认识一个人,就是其当事人。对辩护人而言,其最重要且唯一的职责就是使用一切方式挽救其当事人,为其谋利,并把危险和负担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在辩护人履行上述职责的时候,他必须无视其可能对其他人造成的惊慌,痛苦以及破坏”。而戴维·鲁本恰恰认为蒙罗·弗里德曼的论点荒唐之极。他指出:“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如果一个被起诉犯下强奸罪的被告辩称得到了受害人的同意,为其辩护的律师就应当设法交叉询问强奸受害人的性生活,以证明她在性生活方面是如此放纵以至于可以随便勾搭陌生人——即使他的当事人私下里已经告诉该律师,他确实强奸过受害人。” 弗里德曼并不否定在戴维·鲁本描述的状况下律师为委托人“尽职辩护”(zealous advocacy)会给自身带来道德上的困扰。但他认为,如果律师考虑其他人(如受害人)的利益,而不是全心全意为委托人服务,将使英美的对抗式审判制失去意义,而“对抗制”审判从长期看是比欧洲大陆的“纠问制”审判更符合正义的要求的。我在下面第二个深层问题的讨论中,要谈到“对抗制”和“纠问制”的利弊,这里我只想指出,即便在英国这个“对抗制”的发源地,也有一系列对律师单纯为委托人服务的限制,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所谓“等车顺序原则”。 目前网上对李庄案的讨论,较多集中在“刑法第306条”、“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罪”是否应该废除的问题。我暂不讨论这个问题,建议去读清华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张明楷的两篇文章。我想强调的是,李庄案对律师职业道德标准问题的启示可能更值得关注。 2、不同法律体系“杂交”和辩诉交易问题 在我国著名刑法学 家樊崇义 教授70华诞纪念会议上,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陈瑞华指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有一种“怪异局面”,即“制度引自英美法”,而“理论来自大陆法”:“1996年,中国的刑事审判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实行的带有大陆法倾向的 ‘职权主义审判方式’,被一种带有明显对抗性色彩的‘抗辩式审判方式’所取代”。他虽然没有使用不同法律体系“杂交”的说法,但意思是相近的。我们都熟悉一句常言:“杂交优势”。但不是所有杂交都必定有优势。实际上,早在1995年对抗式审判制刚刚被引进中国时,北京大学法学院 朱苏力 教授就警告说“杂交可能产生劣势”。他借鉴“法律与经济”学派波斯纳的观点,认为“在采用对抗制的普通法系中,对抗制增加了司法活动的社会成本,但节约了立法活动的社会成本;而在采用讯问制的大陆法系中,讯问制似乎节省了司法活动的社会成本,但要求并且也实际上增加了立法活动的社会成本”。但“因为中国在立法制度上是大陆法系类型的,而如果在司法制度上,即使仅仅在民事和经济案件中,采用类似普通法的对抗制,这就将两种制度的‘高消费’结合在一起了……结合了这两种制度的毛病”。 如今看来,我们远远不是“仅仅在民事和经济案件中采用类似普通法的对抗制”,而是在刑事诉讼中也引入了“对抗制”。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对英美“对抗制”和大陆“纠问制”的利弊有深刻地了解,力争杂交优势,避免杂交劣势。实际上,李庄案中辩方律师提出的开庭前在法院查阅控方证据难的问题,是一个带有全国普遍性的“杂交劣势”:因为“对抗制”的实质是让控辩双方当事人自行调查取证,法官开庭前对案情知道越少越好,故“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移送法院的案件限制在主要证据上面,且主要证据的范围完全要由检察机关自行确定,这就使辩护律师在开庭前无法查阅和研读大量的控方证据”。而我前面建议的借鉴“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6条进行控辩双方对称性的证据展示,可以理解为变“杂交劣势”为“杂交优势”的探索。 我在此想特别指出,由于“对抗式审判制”的巨大成本,英美司法实践中的绝大多数案件并没有真正“对抗审判”。在美国,竟然有高达90%的刑事案件是以“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结案的。 “辩诉交易”,指的是被告人以自己认罪(guilty plea),放弃被审判权,来换取减刑的“交易”。虽然这种“辩诉交易”在美国已于实践中存在了一个多世纪,但美国最高法院却是在1970年的“Brady v. United States”一案的判决中才正式使之合法化的。中国在1996年引进“对抗式审判制”后,如果不相应借鉴“辩诉交易”,将使我们的司法体系不堪重负。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我国“辩诉交易第一案”发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 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帕杰特(John Padgett)的研究,美国有四种不同类型的“辩诉交易”:(1)隐性辩诉交易;(2)检察官从轻指控辩诉交易;(3)法官从轻定罪辩诉交易;(4)检察官量刑建议辩诉交易。按此分类,上面的我国“辩诉交易第一案”属于“检察官从轻指控辩诉交易”及“检察官量刑建议辩诉交易”。而我个人认为,李庄案第一季的二审,则属于“隐性辩诉交易”:李庄以认罪,换取从一审的两年半刑期减刑到一年零六个月。之所以说是“隐性辩诉交易”,是因为在这一类型的辩诉交易中,被告人不能得到法官或检察官的明确减刑承诺,而只能希望自己的认罪能在概率论的意义上带来减刑结果。帕杰特根据对美国实行禁酒令的1920年代的辩诉交易的经验研究,发现美国联邦法院当时更多实行“隐性辩诉交易”,而地方法院则更多实行“显性辩诉交易”(第2,3,4类型都是显性辩诉交易)。我认为,李庄案可能提供一个我国法学界深入研究“隐性辩诉交易”的契机。 3、“法律现实主义”及其继承者“批判法学”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和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有一场“实质解释论”和“形式解释论”的学术争论。在李庄案中,我们看到很多“法律形式主义”的表现。例如,关于李庄的委托人龚刚模究竟是不是保利夜总会实际控制人的争论。辩方律师认为,由于公司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上不是龚刚模的名字,因此龚在法律上就不是“老板”。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过“隐名出资人”后来要求明确其股东身份的案例。相关法院并没有“形式主义”地根据工商登记来否定其股东资格,而是依据“隐名出资人”是否实际在公司中行使股东权力来判定,除非隐名出资的原因是违背国家法规的(如干部隐名入股小煤窑)。 在此,我想强调,“法律现实主义”是对法律条文的实质解释,而不是脱离法律条文的实质解释。因此,“法律现实主义”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并不是否定“形式”本身,法律条文总是要有一定形式的,而是批判“法律形式主义”忽略法律条文的实质精神。  “法律现实主义”是美国20世纪上半叶的主流法学运动,其代表人物包括哈佛大学法学院多年的院长庞德等人。霍姆斯大法官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代表了“法律现实主义”的精神。目前“法律现实主义”的继承发展者是“批判法学运动”,其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庞德法理学讲座教授昂格尔和他的同事肯尼迪教授。我前面提到的研究布兰戴斯“人民律师”伦理观的西蒙(周至柔将军的女婿)就是昂格尔和肯尼迪的学生。“批判法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法律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 “批判法学运动”在1970年代最为活跃,哈佛大学法学院一度三分之一教授都属于“批判法学”学派。但1980年里根上台后的保守政治氛围使“批判法学”运动相对衰落。但根据耶鲁大学法学院巴肯(Jack Balkin)教授的说法,美国最高法院2000年对“布什诉戈尔”一案的判决,使“法律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的“批判法学”观点深入人心。 大家一定还记得2000年美国大选时布什和戈尔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因计票机器故障而争持不下。为了阻止戈尔一派重新计票(当时佛罗里达州法院已经宣布重新计票),布什上诉戈尔到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们先是判定佛罗里达州法院无权要求重新计票,因为根据美国宪法第二章,州议会而不是州法院才有权决定州“选举人”的产生方式。但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们自己也感到这样判决太牵强,故最后他们以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作为否定重新计票的依据,因为“平等保护”是第14修正案的核心精神,而如果只对佛罗里达州的几个选区重新计票,而不对全美其他也有机器故障的地方重新计票,就违背了“平等保护”。而众所周知,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是美国自由派大法官判决公民权运动的关键案例“布朗诉教育委员会”的依据。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们为了使布什当上总统,不惜使用自己对手的论据,这就在广大人群面前显示了“法律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的“批判法学”观。 这就涉及对“法治”的较精致而非天真的解释了。“法律形式主义”认为法律规则的逻辑一致性和演绎性可以给每一个案例唯一正确的判决,但“法律现实主义”认为,可能适用或经过解释后适用于的一个具体案例的法律规则常常不只一个,法官最后用哪个法律规则深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可能是潜意识的)。如上述“布什诉戈尔”一案,美国最高法院5位保守主义大法官权衡选定用宪法第14修正案为判决布什胜诉的依据。不难想象,如果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数是自由派的话,他们也可以找到宪法依据判定布什败诉。而这两种情况都没有违背“法治”。因此,“法律现实主义”和“批判法学”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法治是政治斗争的特殊领域,而不是像“法律形式主义”那样故作天真地认为法治就是逻辑演绎。这次李庄案第二季中,控辩双方对管辖权的争议,从“法律现实主义”上看就很容易理解了。 最后,我想强调,“法律现实主义”和“批判法学”说“法律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并不是不要“法治”,而是实事求是地承认法律领域是社会政治斗争的一个特殊领域,“法律形式主义”则是羞羞答答地回避这一事实。关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应该“有机统一”。但如何真正做到这个“三结合”,还是有很多难题需要我们去探索解决。如果说重庆打黑和李庄案对我国法学,政治学理论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在这个“三结合”上还有很多需要改进,改革和创新的地方。 那么,“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结合点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人民陪审团”。我国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1982年宪法并没有再规定人民陪审制度。2005年5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再次强调人民陪审制度的必要性,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该决定中第4条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我对这点很反感。我赞同托克维尔对美国陪审团的评价:“陪审团根本上是一个政治制度”。它和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精神一脉相承。我曾撰文称赞重庆“民生十条”,我希望重庆在人民陪审员制度上也有所创新,这可能在人民的主导性上开创我国改革的新局面。 ● 王贵明: 崔之元教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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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瞭望》:重庆逻辑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17 次 更新时间: 2011-07-19 00:34:30 《瞭望》:重庆逻辑 标签: 重庆模式 ● 《瞭望》 本月下旬重庆市委将召开一次全会,主题定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据悉,一系列相关的措施将在全会上敲定。继去年推出专题报道“别样重庆”之后,本刊一直关注着这个西部大城市不断演进的轨迹:从明确提出民生导向型发展,到正在酝酿的“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布局,似乎可以看出重庆追寻“后来居上”的改革与发展逻辑。 解放碑,重庆著名的商业中心,有人称其为“西部第一街”。 高楼林立,人潮涌动,街道的一边路易威登、杰尼亚等世界奢侈品牌专卖店正在装修,一幅幅耀眼的广告招牌,蓬勃着财富的气息,置身于此,恍若走在北京王府井、香港铜锣湾或纽约第五大道。 不过,只需从这里走出几百米,就可看到正在拆除中的危旧房片区“十八梯”——一个7000户城市困难居民栖身的“老重庆”。 目光再远一些,解放碑500多公里外的大巴山深处、渝鄂陕三省市交界的巫溪县,贫困人口仍占总人口的一成多,“那里不少农民一辈子都没到过解放碑。” 这是真实的重庆,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缩影。 去年,中国经济总量奇迹般地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令人倍感振奋,而地区、城乡、贫富之间的三大差距尺度之大,也令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了紧迫的气息。 高层对此的忧患,亦不断见于各类讲话、文件之中。“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写入今年3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成为一个具有类于法定约束力的要求。 在重庆,本月下旬重庆市委要召开一次全会,主题定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据悉,一系列相关的措施,将在全会上敲定。 在此之前,火辣的重庆已率先在全国鸣出一炮:今年年初,重庆将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列入了全市“十二五”规划目标系,提出到2015年将其由当前的0.42降至0.35。 按学界共识,基尼系数超过0.4,即亮“黄灯”二级警戒,0.5即是严重的“红线”,综合多方统计,中国贫富差距已临近“红线”边缘。 同时,在缩小另两大差距方面,重庆也给自己确立了行动坐标:城乡收入差距要由目前的3.4:1缩小到2.5:1左右;按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主城区与边远区县差距,由目前的2.2:1缩小到2:1左右。 重庆,中国第四个直辖市,与其他三个发达的直辖市不一样的是,它位于西部,有大得多的乡村、大得多的山区、多得多的农民,尽管经过“十一五”的长足发展,人均GDP从1100美元翻番到了4000美元以上,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仍排名在全国各省份的二十位之后,但缘何在此阶段就主动提出触碰“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个世纪性的难题? 到了在“后半句”多下功夫的时候 “敢下这个决心,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科学思考的基础上” “不必等到发展的高级阶段,再去研究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问题。”《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探访重庆期间听到了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这一主张。 他认为,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就要在发展的过程中,统筹兼顾,考虑好、处理好城与乡、工与农、发展与分配的关系,从而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和谐家园。他说,“我们敢下这个决心,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科学思考的基础上。” 十七大后不久,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三年多来令这座西部山城热词频出,新闻不断,屡为外界瞩目,“打黑”、“唱红”、“五个重庆”、“民生十条”,如今,又多了一个“促进共同富裕”。 薄熙来把前述热词归为一个,为了改革开放推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他说,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由“先富”到“共富”的愿景,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社会的活力,使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30多年过去了,‘前半句’已基本做到了,今后还必须坚持,同时要在‘后半句’多下功夫。”薄熙来说,“缩小三大差距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方向的根本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到了要做好促进共同富裕这篇大文章的时候了。” 重庆,一个特别而又典型的地方,它集合了中国的多重特征。在这里,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及民族地区集于一体,东、中、西部三个区域的阶段性矛盾汇聚一身。 全市8.24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比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加起来的总面积还多一倍多,3200多万重庆人中,农村人口超过2000万,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直接管辖的行政单元40个,其中20多个县有14个是“国家级贫困县”,直辖之初农村贫困人口达366万;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既有代表东部地区水平的都市发达经济圈,又有代表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的渝东南、渝东北贫困山区,区域间人均GDP差距最大近10倍。 重庆作为直辖市,相比之下,既不靠海,也不沿边,在奔向富裕的征途上,各方条件不具备先发优势,客观上是一个后来者。重庆特别需要发展,而且特别需要更快的、更好的发展。 后来者当然也有后发优势,其中不仅包含对先发者腾飞路径的借鉴,也包括对先发者在发展中所遇问题更前置性的规避。在发展中不断显性化的三大差距,几乎是所有省份发展中遇到的共同问题。 有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找到缩小差距的得当路径。三大差距一旦形成不可逆的扩大之势,必然会遭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这对后来者来说,受到的打击会更大。 重庆没有选择“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径,没有选择“先建设、再收拾”的方式,他们要用辩证法的逻辑,主动寻找一条“边快速发展、边消解差距”的求进新路。 去年的重庆市委全会,推出“民生十条”,明确走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之路,包括推动政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公平化,要求全市财政支出和干部精力“两个50%”用于解决老百姓住房、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规划两年半内,全市投入3000亿元,办好“十件民生大事”,让2000多万群众直接受惠。“如果对百姓的疾苦麻木不仁,只顾发展经济,想快也快不了,路子会越走越窄。”薄熙来说。 “重庆正做的和要做的,正是一方面要继续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一方面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认为,这种在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上的“两手抓”方式,相当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共同富裕,人类一个古老的话题,从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设想,到美国现代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撰写的名著《富足社会》,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在叩问、求解这一难题。 “这个问题,现在全世界都没有做到。”薄熙来说,这正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要努力实现的小平同志的遗愿。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价值取向,创党之初便确立以开创一个平等而富裕的新中国为己任。执政之后,几经挫折,认识到平等并不等于平均,后者往往导致共同贫穷。 于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中国人民拨开了通往共同富裕道路上的迷雾。 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小岗村农民在“大包干”生死契约上按下红手印到深圳由渔村到开放特区的嬗变,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对实现共同富裕不懈探索和孜孜以求的历程。今天,如何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有效防止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的社会分化,靠改革、靠发展来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大差距,成为中国的一大课题。 “邓小平曾设想,要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后半句’。现在新世纪十年过去了,到了要在‘后半句’多下功夫的阶段了。”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同样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少数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区别,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不仅要把“前半句”坚持好,还要将“后半句”的目标实现好。 共产党有责任、有能力、有办法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富裕。重庆求进,意在契合更好更快发展的逻辑。 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至一半以上 “只有“蛋糕”分得合理,分得公平,大家才有更高的积极性,蛋糕才能越做越大。”让“劳有所得”这一保障共同富裕的基本要素,变得更加实在 解构重庆在促进共同富裕上的逻辑关系,并非排他结构,而是希望建立起两手抓、两促进的共融关系。 人们一直纠结于“做蛋糕”与“分蛋糕”的先后之分。“做大蛋糕”无疑是“分好蛋糕”的前提和基础,而另一方面,薄熙来则认为,一边要把蛋糕做大,一边要把蛋糕分好,某种程度上,只有“分好蛋糕”,分得合理,分得公平,大家才有更高的积极性,蛋糕才能越做越大。 重庆提出,到2015年要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高到50%以上,确保职工工资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并且规定每年按上年全市城镇经济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劳有所得”这一保障共同富裕的基本要素,变得更加实在。 重庆主动争取纳入到国家个人所得税试点行列,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依法足额征收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在个人所得税抵扣制度方面,目前全国只有重庆在2009年推出了市民购房可抵扣个税的优惠政策。 重庆去年开始进行房产税试点工作。薄熙来的搭档、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告知,到今年底将有4000多万元进账。专家评说,房产税政策实施后,增加了高档住房购买者的持有成本,政府通过对占有公共资源多的高收入者进行征税,并将税款全部用于住房保障建设,起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对改变地方政府税收结构、完善财税体系具有作用。 “分好蛋糕”、促进共同富裕,当然不是“劫富济贫”或者“限制富裕”,也不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而是一方面继续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一方面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此种愿景能够激发出更大的社会活力。黄奇帆说,在有关促进共同富裕的文件中,重庆明确提出,“公民合法财产不容侵犯,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物权,充分保护个人合法财产,有效保护广大群众投资创富的积极性。” 就实现共同富裕的完整政策来说,前半句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激励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这一政策的后半句,“先富”、“后富”、“共富”不应当是对立的。促进共富,意味着在“带”字上可做的文章很多:让中低收入人群分享到更多的发展成果,从而找到生存发展的支撑;让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带动农民;让迅速城市化带动农村;等等。 在让源源不断的人群跨入到创富行动中来,政府是可以作为的。 提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量化指标的重庆主政者,还算过三笔“心账”: 一则,现在三大差距已不小,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比较高,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把工作做在前头; 二则,不管以何种形式为中低收入群体花钱和扶持落后地区发展,最后都会转入消费,拉动内需,这个钱花得绝对不冤枉; 三则,只有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全民的积极性,这是最根本的发展动力。 “缩小三个差距中,最难的就是贫富差距,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更不是‘劫富济贫’,我们决策层反复琢磨研究……”黄奇帆向记者坦言,半年多来他与市委书记薄熙来一直在思考调研,不断地理清思路,推敲方案,“今天讨论半小时,明天议一会儿,有时间就碰,最后思考成熟。” “熙来书记提出探路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黄奇帆对本刊记者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几年时间下来,我们觉得落实科学发展观不能光喊几个口号,一定要在模式上、发展战略上动脑筋。” 他分析,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有三个层次: 一是转变生产力结构,落后生产力转为先进生产力,能耗高的转为能耗低的,投入产出比低的转成投入产出比高的; 二是转变经济拉动模式,由出口、投资拉动为主转为消费、内需为主的发展方式; 三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也是最高层次的转变,即用发展结果来检验是否真正践行了科学发展观,“如果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三大差距不再扩大,而是逐步缩小,那才是落实了科学发展观”。 “作为一个内陆省级单位,重庆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更像中国的缩影。因此,它的探索也会更具有普遍意义:重庆可以做的事,其他大多数省份也一定可以做。”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说。 没有充分就业,就难有富裕之机。抓住这个要素就抓住了缩小贫富差距的敏感点 就业是民生之本,失业是最大的穷困。 一个硬指标写进了重庆的规划:到2015年失业率下降到3%左右,要成为全国就业最充分的地区之一。而在全国和诸多地方的目标中,这一数字一般为4%。 “有了工作,就有收入,就是在缩小贫富差距。”黄奇帆说。为实现3%的目标,重庆将增加150万个工业岗位、180万个服务业岗位。 创造330万个就业岗位的“底气”从哪里来?首先来自于重庆近年来由传统老工业基地向内陆开放高地的转型发展。 重庆的决策者认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由沿海向内陆延伸,在定位、体制、政策、区位等综合要素的作用下,重庆完全有可能成为新一轮产业的重要承接地、西部的开放高地。 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国家级开放开发新区两江新区,内陆最大的两个保税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等,相继铺开,先后形成20个百亿级园区、一大批百亿级企业,新兴的电子信息产业、金融业,连同重庆的传统产业优势,共同构筑起新产业高地。 2010年,重庆利用外资总量居中西部第一,增幅全国第一,全市实现外贸进出口额超过“十五”期间的总和。 去年重庆工业销售值突破1万亿元。“5年后将达到2.5万亿元,按照一个工人平均100万元的产值,大约可增加150万个工业岗位。”在黄奇帆的算盘中,内陆地区金融高地、长江上游商贸物流中心和科技文化信息中心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社区家政、养老娱乐、消费服务等传统生活服务业,大约可增加180万个岗位。 而一项“微型企业”创业计划,从去年8月份计划推出到目前,不满一年,便带动22万人就业。 15万微型企业:以创业推创富 扶一把民众创业,搭一个创富台阶。“微型企业”是中低收入者自我创造、自主创业、增加财产性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的渠道 一项创业来带就业、推创富的计划,正在重庆悄然推进。 有关研究表明,现在贫富差距不仅是工资性收入差距,而主要是财产性收入差距,比如,拥有多套房产的人所聚集的财富就是中低收入者的数倍。 因此,重庆明确地提出“普遍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拓宽中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的渠道,逐步实现财产性收入的大众化。 “全民创业”是重庆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不论身份、不拘形式、不限规模,放手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动。 重庆的目标是,到2015年,企业总数要由目前的20万个增加到50万个,个体户要由目前的70万户增加到150万户,“使重庆成为西部地区企业发展最有活力的地方,老百姓民间创富、创业最有活力的地方。” 扶一把民众创业,搭一个创富台阶。2010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将发展微型企业纳入“民生十条”,希望探索一条以创业来带动就业、激发社会活力的新路。 这一计划的重点支持对象为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农转非”人员、三峡库区移民、残疾人、城乡退役士兵、文化创意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等群体。 对创业者而言,这是一个颇为诱人的计划。个人投入10万元创业资本金,即可获得政府5万元以下的补贴,政策贷款10万元,总共便有25万元的启动资金,且经营期间还能获得与资本金等额的税收返还;企业再投入,财政就再补助、税收就再返还,直到发展成为中小企业。如此算下来,相当于零成本创业。 “创业欲望不光是要给予精神上的鼓励,而且在财务上给予实打实的支持,这样,重庆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创业潮。大学生们一搞这个,其实就把微型企业变成了风险投资的创业。背着书包进去,背着钱包出来,不是幻想”,一位重庆的领导这样评价。 从去年8月份计划推出到目前,不满一年,重庆登记的微型企业已达2.9万个,带动22万人就业。 “80后”女生胡音便是一位幸运的创业者。她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和其他满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一直想创业却缺乏资金。去年9月,她创办了一家仅有3人的文化传播公司,获得了5万元财政资本金的补贴,领到了微型企业工商执照,成为一名文化企业的小老板。 “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微型企业’是中小企业的摇篮,是中低收入者自我创造、自主创业、增加财产性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的渠道。”扶持微型企业的钱花得值不值?黄奇帆为本刊记者算了笔账:如果不在扶持创业上做文章,可能到现在就多了20万人失业在家,政府一年要给每人补助约5000元,20万人一年就要掏出10亿元,肯定不如把这10亿元一次性拿出来办2万个微型企业,不需要每年都掏钱,以后还会产生税收,会带动更多人就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用治病的钱用来强身健体,投入、产出都非常划得来。” 今年,重庆还将拿出9亿元专项资金,发展3万微型企业,到2015年争取培育起15万个微型企业。 公租房:百姓不做“房奴”也是增加收入 让全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置于保障性住房的覆盖之下。“住有所居”点燃走向富裕的希望 “长安居,大不易”。当这则关于白居易的文坛轶闻,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尴尬,高房价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排斥和拒绝,已无需笔墨描摹。 如果,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人们,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在本就不高的生活水准与安居梦想之间获得平衡,会带给社会什么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是人民的政府,当然要为人民群众把基本住房解决好。”薄熙来说。 重庆解开“住有所居”的钥匙是提出了“市场+保障”的双轨制住房供应模式,按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原则,3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将全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置于保障性住房的覆盖之下。去年春天,重庆抛出这项庞大的民生住房计划。 “政府建公租房,本来的‘房奴’变成了被解放的消费者,一户居民一年住房省一万元,就可多消费一万元”,黄奇帆这样解读公租房的增收账。 公租房计划在重庆的出台,恰逢房价在全国成为众矢之的。 中国城市住房制度以上世纪90年代为分水岭,之前主要实行公房配置,出现住房供应严重短缺。之后通过商品化、市场化改革,部分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但房价过快上涨,导致相当部分中低收入群众无力购房。 黄奇帆说,房产具有保障性和商品性的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由市场供给的“单轨制”都存在制度设计上的不足。他认为,住房供给体系的合理结构,应该是30%为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70%是市场主导的商品房。 重庆的公租房,约一半配租给农民工,此举打消了农民进城后的一大隐忧;一到两成配租给毕业不久的大中专学生;剩下三成左右配租给城市中低收入原住民;五年后可自愿购买。 “打开大门,堵死后门。”重庆市公租房管理局局长郭唐勇形象概括了公租房申请的原则。 “打开大门”即申请不设户口门槛,打破城乡和市内外差别,只要是无住房者和住房困难户均可申请,让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住房困难户、包括外省来渝工作人员都能安居。因数量充足,供需基本平衡。前不久的一次摇号有2万人参与,可提供的房源达1.5万套。这样的高满足率,令公租房的保障功能不再因“一房难求”而陷入“仅供观赏”的尴尬。 “堵死后门”即公租房永远姓“公”,封闭运行。租金仅为市场价的一半左右,承租人住满5年后可以成本价购买自住,但不得上市交易,确需转让的由政府以原价加银行利息回购,使公租房始终在保障性住房系统内循环,避免因利益输送引发腐败。 已建成的小区,也打消了此前对公租房会否成为“贫民窟”的怀疑。本刊记者在探访首个公租房小区民心佳园时看到,这里有运动场地、超市、水体、小学、幼儿园及中心景观绿地,配套设施较为齐全,在主城区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楼盘,并由专业物业公司实施现代化管理。小区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鸳鸯组团,距轻轨500米左右,交通方便。 对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公租房带给他们的不单单是“住有所居”,还有对社会的信任和对未来走向富裕的希望。 只要孩子能成才,就有了希望 “教育的不平等造成了就业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造成了生活的不平等,生活的不平等造成下一代不平等” 教育是国家的基石,教育公平是衡量社会公平的重要指标。“学有所教”,保证人生的初始公平,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备要素。 一般说来,决定个人的职业道路、事业发展进而影响个人收入最重要的因素是个人禀赋,而培养后天禀赋主要就依靠教育。教育的缺失,最严重的后果,将是贫困的代际传递。机会的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几乎就意味着丧失了社会竞争力,丧失了获得发展、改变命运的可能。 从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起,国家便多次在有关规划中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4%,但这一目标迟迟未能达成,被一再延宕。而近几年重庆用在教育上的财政支出均达到GDP的4%。 薄熙来到任重庆后,提出他当“教育书记”,后来又让黄奇帆当“教育市长”。这位“教育书记”说:“科学发展观的四大要义里,以人为本是核心,面向未来,提高人的素质就要抓教育。”“教育扶贫是解决贫困一条十分重要、行之有效的路,一个家庭再困难,只要孩子能成才,就有了希望。” “教育的不平等造成了就业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造成了生活的不平等,生活的不平等造成下一代不平等。”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说。 2010年,重庆制定《重庆市教育系统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方案》,决定在全市实施教育领域内的“改善民生十大计划”,包括教育经费投入增长计划,并向农村倾斜。 重庆市教委副主任钟燕介绍,2012年,重庆下辖的40区县义务教育可达到初步均衡,2020年将做到基本均衡。 重中之重,在130万农村留守儿童。重庆是农民工重要输出地,为了不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并解除外出务工者的后顾之忧,重庆市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多方联动,以求切实解决好农民外出务工带来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2010年即新增农村寄宿制学校400所,建立针对留守儿童特点的培养模式,采取代理家长、亲情室、托管中心等措施,让重庆留守儿童健康茁壮成长。还新建115所中小学,基本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和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 黄奇帆对本刊记者表示,包括教育在内,人一生之中有八件大事:“衣食住行”的生存需求,“教育、卫生、就业、养老”的发展需求,这些方面的公共服务要做到大体均衡、公平,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条基本原则。 公平要从起点出发。 关注留守儿童,只是重庆戮力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的一个指标性事件,但其指向的,却是事关缩小贫富差距成败的大课题。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产生的坐标转换,将是重庆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基础” 今年6月举行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本刊记者听到了黄奇帆与一位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知名专家面对面的交流讨论。 按照重庆提出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实际上要求“十二五”期间农民人均收入要保持连续5年每年增长18%,比城市居民收入增速快一倍。这位专家对此可行性上有担心、有保留。 黄奇帆则信心满满。他解释说,这个目标的实现有赖两大“制度创新妙手”,首先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所产生的统计坐标转换,将是重庆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基础,这绝不亚于承包制对农村经济的释放作用”。 直辖之初,重庆常被民间舆论调侃为“农民直辖市”、“超级大县城”。即使在直辖14年后的今天,3200多万重庆人中仍有2080万农村人口。 去年年初,重庆市宣布实施一项极具震撼性的户籍改革计划:到2012年,让300万农民拥有城市户口,用10年时间将重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现在的27%提升到60%,新增城市人口1000万。这是城乡人口结构上一个历史性的大翻转。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为做大城市空间,一些城市有超常之举,其间不乏“大跃进”之讥。 怎样才是稳妥的、合理的城市化?一个核心标准是农民的自愿与受益程度。 对此,重庆市推出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倾斜机制:在农民获得城市户口后有一个过渡期,不仅享有城市的福利,还可保留农村的土地财产。如此一来,避免沦为生活无着的失地农民,而成为“有地市民”。 在中国,以户籍为凭依,城市居民享有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优于农民的待遇,按黄奇帆的说法,是为进城的农民穿上城市的“五件衣服”。与此相应,农村户口也绑有“三件衣服”,即宅基地、林地、承包地。 农民是先“脱”了“衣服”再进城,还是同时“穿”和“脱”,或是先“穿”再“脱”?为善待农民,保护弱势群体,重庆选择了最后一种,设计了三到五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后仍自愿选择“穿”或“脱”。 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执行总裁黄茂军告诉本刊记者,截至目前,全市转户210多万人,仅退出60亩宅基地,且多为废弃之地。 本刊记者在重庆最先建成的公租房小区民心佳园内采访时看到,一个专门办理转户业务的警务工作站前,进城和拟进城的农民聚拢了不少。向弱者倾斜的转户计划,让大量已在城市生活多年,却享受不了市民待遇的农民工转户热情空前高涨,全市平均每天转户达7000多人。 据重庆相关人士介绍,由于转户主力军是已在城里务工数年的农民工,因此落户后的就业、生计一般不成问题,何况还有农村的退路可保。 黄奇帆计算着这一“妙手”在缩小城乡差距棋局中的效应:按目前进度,5年内重庆会有500万农民转户进城,全市农村人口从2000万降低到1500万左右,同样是3400万亩耕地,农村人均占有资源量增多,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分母变小了,农民人均收入必然会上升;另一方面,城市增加500万人口,分母变大了,在统计上就会将城市平均收入缩小一点。这一增一减,加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目标高出城镇居民6个百分点,“达成到2015年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左右的目标,几乎是可以确定的。” “作为中国的缩影,今天的重庆正在为中国,也许是为世界做一项最伟大的试验——让五亿中国农民住进为他们新建的城市。”这是大洋彼岸美国《国家》杂志2010年一篇文章的判断。 农民成为有产阶层 城乡差距一个重要原因是物质资本差别大。“有时候一项制度的推动,便可促成财富的爆发性增长” “让农民也有更多条件拥有财产性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正是黄奇帆与专家讨论时抛出的另一个“奇招”。 “中国农民的收入一般分三大块,劳动性收入、政府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前两者都相对固定,增速一般为百分之几。创造更多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在十七大方正式提出。对先富起来的中国人而已,财产性收入其实并不陌生,如通过办企业、炒股等手段获得的投资收益,近几年房价的暴涨,亦为诸多投资客带来不菲收获。” 黄奇帆说,“对大多数农民而言,赖以生存的土地其实也是财产,但由于集体所有性质及相关制度安排,这一财产长期处于沉睡之中。” 据重庆市农委统计,2010年,重庆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仅占人均纯收入的1.7%,低于全国3.4%的平均水平。 “城乡差距一个重要原因是物质资本差别大,农民没有财产,他的土地是承包的,土地集体所有,宅基地集体所有,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没有产权证,而城市居民,无论是有祖传的房子,还是后来购买的房子,都有房产证,可以用于抵押或转让,于是就转化成物质资本了。”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这样分析。他说,农村必须进行产权的界定,让农民拥有“三权三证”(承包土地使用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民住房产权证),可以抵押、转让,这样农民拥有的物质资本就能从无到有。 2007年年中,重庆与成都一并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入股,激发不小反响。但这只是小试牛刀,更大的举措还在后面。 2008年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成立,是为全国首家,在确保耕地一亩不减的前提下,根据国家城市建设用地占补平衡的规定,引导农民对废弃的宅基地和荒地进行复垦,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即“地票”,利用级差地租原理进行交易,重庆市政府的初衷就是:既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又有效保护耕地,也为城市化提供空间。 2010年,重庆第一个在省级行政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将农村土地、林地、宅基地、房产的使用权与所有权进行量化,按照农民使用权占85%,集体所有权占15%的比例进行分配,完全抽象的土地财产,变成实实在在可以流通、抵押和变现的活财产。 本刊记者了解到,在确定收益比例过程中,曾有“三七开”、“对半开”的提议,最终确定为85%:15%,是基于最大程度增加农民个体收益的考虑。 在此设计之下,假如一块土地价值为10万元,农民可质押出8.5万元。即使破产,银行拍卖的也只是8.5万元的使用权,所有权还是在集体手中,并不突破现有的法律框架。 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徐强对本刊记者说,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缩小三大差距的一个很重要手段,类似土地确权的制度变革。“有时候一项制度的推动,便可促成财富的爆发性增长。” 按黄奇帆的说法,“有了这个创新举措,农民的资产一下就变活升值了。理论上全市农民已拥有了1万亿元的财产权。全市3000万亩承包地,一亩地算一万元,就是3000亿元;6000万亩林地,一亩地算5000元,总计3000亿元;近400万亩宅基地,按照‘地票’目前均价15.5万元/亩计算,总价值为6000亿元左右。三项相加,再去掉集体所有权的15%,算在农民头上的使用权财产就是1万亿元。” 现在的重庆,农村这“三权”是可以用作地方银行贷款质押的,给了农户解决融资难问题一条通路。 去年6月,渝东南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农民陈玉梅以自己的农房作抵押,从县农商行贷款16万元,规模发展肉兔养殖,仅半年时间就收入2万多元。在石柱县像陈玉梅这样把“沉睡”的房产资源转化为“活”资本,靠农房抵押贷款的农民已有200余户,其中有一户获得的贷款达37万元。县委书记盛娅农说,过去,农户申请的贷款主要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授信额度较小,最高才3万元,只能满足零星的生产需要。农房抵押贷款推出后,不但解决了农户“贷款难”问题,也解决了银行“难贷款”问题。 到2011年上半年,重庆已发放农民“三权”贷款余额43亿多元。 打造“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的城市群” 要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主城和边远地区的人均财力相差就不能太大,“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标准才可能相对统一 展开重庆地图,8.24万平方公里的巴渝大地如同一只展翅腾飞的凤凰——以主城区为核心的1小时城市经济区这“一圈”是“凤头”,渝东北和渝东南是“两翼”。 “凤凰”的翅膀十分沉重,以三峡库区、民族山区为主的“两翼”地区基础条件差,发展速度慢,贫困人口多。大巴山腹地的城口县到重庆主城区,几年前开车还需要两天时间,县干部到重庆开会先要坐车到四川省境内,再辗转奔往重庆主城区。 虽然幅员面积比一些省还大,但由于直辖市体制,重庆没有地市这级中间管理层,直接管理40个区县。是故,区县兴,则重庆兴;区县强,则重庆强。离开了“两翼”,重庆这只“凤凰”就飞不起来。为此,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以构建县域内发展机制为着力点,重庆大力发展区县城经济,提升小城镇联接城乡的能力。 针对欠发达地区财力不足的现实,重庆调整市级对区县税收分成比例,确保财力向“两翼”区县和贫困区县倾斜,将区县最低人均财力提高到10万元以上,以求逐步将“一圈”与“两翼”人均一般预算收入差距缩小到2.5:1。 重庆市财政局副局长何志明告诉本刊记者,要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主城和边远地区的人均财力相差就不能太大。他介绍,重庆市级对区县的转移支付以前为300多亿元,现在已达700多亿元,翻了一番。 转移支付中,包括对31个远郊区县城每年3000万元专项支持,加快配齐学校、图书馆、影剧院、体育馆、商业街等“几大件”,以使其具备区域性小中心功能。 同时,“一圈”城市还开展对“两翼”的对口帮扶,每年按不低于本级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安排资金,重点用于受助区县特色园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设施、贫困村建设等。据介绍,今年对口帮扶实物量额度将突破4亿元,“十二五”期间可望达到25亿元以上。 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崔坚说,缩小“三大差距”要实现政府主导与市场推动相结合,过去一般通过财政、税收等“输血式”路子,帮扶不发达地区、农村及低收入、困难群体,最终因为财力不足而效果欠佳。这些年,重庆国有企业在推动缩小“三大差距”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的积极探索。 比如,通过八大国有投资公司创新运作,推动了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向“两翼”区县的强力延伸和大幅完善;分两轮安排各50亿元融资提振“两翼”区县工业园区建设,帮助“两翼”区县夯实发展平台,同步推进人才、技术、产业配套,推动了“两翼”工业经济的发展。 分层次推进城市群建设是重庆缩小区域差距的一个重要战略。根据重庆“十二五”规划,重庆主城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千平方公里、千万人口的国家中心,将三峡库区的万州建设成为百万人口规模的大城市,提速发展黔江、涪陵、江津、合川、永川等区域中心城市。 黄奇帆认为,这种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的城市群,大中小均衡合理,能够形成良好的互动——千万级人口的主城与5个百万级人口的城市互动,5个百万级人口城市又与20来个几十万人口级的城市互动,形成网络辐射效应。 对“两翼”区县的农民来说,还有更为切身的帮扶。 “改住房、修公路、建水厂,生活条件大变样;种蔬菜、喂土鸡、牧牛羊,三年增收一万元。”这是三峡库区云阳县农民邹道树写的一副对联,描述的是重庆“两翼万元增收”工程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这项旨在让“两翼”农民脱贫致富的工程,以林权改革为动力激活山区的生产力,即通过发展林果、林下养殖、林业种植、森林旅游等特色产业,以争取到2012年,“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9年的3900元增加到6400元,年均增长18%;农户收入由2009年的1.5万元增加到2.5万元,户均增加1万元。 本刊记者了解到,通过“三权”抵押贷款,加强市场建设,培育产业等综合措施,去年重庆“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4823元,增长23%,比“一圈”高出5.6个百分点。差距缩小趋势已比较明朗化。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认为,缩小贫富差距,不仅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问题,而是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加公平的医疗、教育、出行、环境等权利,让每个人都更加公平地成长,保障公民尊严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 而这样的权利,意味着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在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这样的均等化,仰赖标准差距的逐步缩小,最终达到统一。而在乡村和相对落后地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问题。 在重庆,政府正在努力推动医疗卫生资源向基层倾斜,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实现标准化,实行基本药物零利润销售,逐步提高医疗保险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 同时,调整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基数上下限,扩大养老保险资金来源并实现全覆盖,稳步提高社会保险待遇标准,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将城乡低保标准差距缩小至1.5倍以内,建立低保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和困难群众生活补贴与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联动机制。 在重庆,对低于农民人均纯收入30%的农村人口还进行动态扶贫开发。放眼全国,这也算得上是率先而为。而在这样的地方,一些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针对困难群体的帮扶,也渐成气候。 公平正义底线需要守卫 基于安全感、信赖感而产生的公平和正义,是底线的要求。舍此,则一切努力和探索将失去基本的前提 梳理重庆探路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诸多关键词之后,可以发现,其设计和努力,有着同一个取向,即通过制度安排,为全体社会成员努力提供公平正义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这样的底线,包括受教育权、工作权、财富权,包括发展的机会、创富的机会,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重庆,一个特殊的要素,常常会闯入人们视野:基于安全感、信赖感而产生的公平和正义。舍此,则一切努力和探索将失去基本的前提。 专门机关“打黑除恶”的努力,令市民安全感普遍增加。自2009年以来的专项行动,使一批黑恶势力被摧毁,彰显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当年调查显示,78%的市民认为安全感得到大幅提升,89%的市民认为社会治安明显好转。2010年,群众安全感达到95.89%,创十年最高。与此同时,通过完善交巡警、校园警务等新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升公共安全水平,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提供底线保障。 由于始终坚持“打黑”与反腐败、打保护伞相结合,两项工作同时部署、两条战线同时展开,查办了一批职务犯罪案件,上百黑恶犯罪势力的保护伞被查处,净化着重庆的政务环境、司法执法环境。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明显提升。 让人民安心、安定的民心工程,要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才是全体人民足可长期信赖的守护。 对于劳动权益迫切需要保障的的务工者,法治的力量也伴随左右。从2008年开始,重庆在街镇、社区普遍建立起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站,以提高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效率。 更大范围的安全感,则来自“平安重庆”建设的推进。民间调解成功率、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面、群众对执法队伍的满意度,等等,都以指标形式明确写入相关考核体系。渐趋完善的政府部门、工会组织、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三方协调机制,正以新的角色,发挥出越来越多的作用。 如何缩小三大差距,面广量大,颇费思量。重庆将破题的逻辑起点放在消解痛点、难点之上,有大规模就业岗位的设计,有调整收入分配体系的考量,有促进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公共设施、要素流通的政策,有加快完善基本型、普惠性、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举措,还有拓宽中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渠道的规划。 对于鲜活的实践而言,任何总结和梳理,都是苍白的;对于一个设计要素繁多的系统而言,媒体能够捕捉的,永远只是片段。 所幸,探路不止,外界的跟踪和聚焦也不会停止。因为,重庆的探索,不仅有益于当下,也关乎未来。 正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所言,重庆正处在一个经济和社会加速发展的黄金期,这里的3000多万人民已形成了强大的政治认知和社会认知,10年乃至20年后再来看,就可以看出重庆创新的历史意义,“希望重庆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甚至可以是一些教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它们都将成为全国的财富。”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298.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瞭望》:重庆逻辑 局面复杂 七大难题考验下半年中国经济 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 内外形势严峻复杂 我国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 五大原因造成 相同主题阅读 《瞭望》:重庆逻辑 京渝蓉三地学者:说不尽的“重庆模式” 京渝蓉三地学者:说不尽的“重庆模式” 宋鲁郑:法国为什么学不了重庆模式? 张千帆 何兵 斯伟江 童之伟:“重庆模式”与中国司法改革的前景 苏伟:与三批法国记者谈重庆“唱红”、“打黑” 秋风:欢迎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的竞争 法治是人民的法治——答贺卫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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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萧功秦、周志兴:中国转型的困境与出路

编者按:改革共识的分裂,转型路径的分歧,左右之争,极左势力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泛起……,以上种种,都是中国转型转型面临的最现实困境。各派的基本主张是什么,他们之间的争论点在何处,那些极端主张的危险在哪里,我们又该有什么样的因应之策,其中新保守主义又能起到什么独特作用,厘清这些疑惑,意义重大。周志兴先生与萧功秦教授的访谈,系统且细致地讨论了上述问题,并就“重庆模式”、“公民社会陷阱”、“颜色革命”等热点话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访谈共分十二个部分。现刊发访谈稿全文,以飨读者。 走进萧功秦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寓所,我注意到,他的茶几上堆了许多唱片,大都是西方古典小提琴音乐。而萧教授第一件事情是让我听他的发烧级音响,更准确的说,是听他音响中放的苏俄“红歌”,他让我听的是一首名为“沿着峡谷,沿着山峦”的红军进行曲。歌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气势磅礴,令人肃然,萧教授告诉我,你可以从那首歌曲中感受到苏维埃革命文化中的强烈的宗教感,革命的道德正义感与这种宗教神圣感相结合,会形成一种强大的震撼力,这与中国苏区革命中渗透的农民世俗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你从音乐中可以感受出这种微妙的区别。他说,你可以从刚才听到的歌曲中体会到,苏俄的红色文化如同巨大的虹吸管一样,会把个体吸引到集体中去,让你焕发出为集体献身的精神,然而,这个集体意识一旦异化,会把个人完全吞没掉,个体生命会在其中消失得无影无综。其实,这才是红色革命的复杂意义。 话题就这样展开了。 一,从张木生的书谈起 周志兴:萧教授,以前我们总是聊聊就算了,我觉得有点浪费,索性录个音,记录经过你审查后,放到共识网上去,你看如何?我最近和一些人的谈话放在共识网上,好像还不错,例如和美国大使洪博培先生,和国家税务局的张木生先生。 萧功秦:张木生与你的对话昨天晚上有人发给我,看了,我还看了他的新书的开头那一部分。 周志兴:张木生应当算是红二代,他的父亲原来是国家外经委的副主任,文革中说是畏罪自杀的,他认为是别人推下去的,在扫厕所。他跟刘源的关系比较好,他出了一本书叫《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刘源“使大劲”推荐,我也去参加了他的新书发布会。我认为他的思想还有点代表性,他也不是左的很厉害,也不是右的很厉害的那种人,现在很多人,特别是体制内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能接受他的观点。 萧功秦:你概括表达一下《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基本观点是什么,回到新民主主义阶段? 周志兴:我认为是这样的,首先他觉得现在这么走下去是不行的,这是第一。第二,他希望回去,但是我其实认为回去也是不可能的。后来,有个著名的记者问我怎么样看待张木生的观点,我说我感觉有点混乱,但是我马上说混乱是正常的,因为还是在摸索。极端的人,不注意随时纠正自己的人才不混乱,中间状态的人都是会感觉有点混乱。 萧功秦:我看了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的序论部分,包括刘源的推荐文字,根据我的理解,刘源与木生先生观点,是不是可以说有这么几点:一,从中左的立场,来反对西化自由主义。二,对民粹主义的毛左派也有所不赞同,三,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与自大狂的民族主义拉开距离。四,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意义上,回到新民主主义上去,以此作为各派人士的最大公约数,这些思想理念,相对于极左与极右的路径而言,从大的方面来看,都是合理的。我希望从求同存异的角度,能与我多年来提倡的新保守主义,找到更多的相通之处。 但在对于历史解释上,我个人觉得,木生先生受左派思潮影响甚大,我不同意的地方甚多,例如,木生先生对民主与专制,是各打五十大板,两者“都是统治人民的手段”,只不过“一个是对内狠”,“一个是对外狠”, “一个是带血,另一个也带血”。对于中国革命,只是强调“是被帝国主义逼出来的”,对于革命本身的基因缺陷,却缺乏批判的认识。对中国革命在建国后膨胀起来的极左的思潮造成的巨大灾难,似也只是轻描淡写,比当年邓小平对党内左的错误的批判立场,感觉好像还退步了。对毛所犯下的如此严重的错误,木生先生似也缺乏应有的反思。正因为如此,以如此价值观来引领中国未来,恐怕在民间与学界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会有限。因为古人早说过了,“得人心者得天下”。本书的文风上多少有点侃爷风格,判断多于论证,主观感想多于理性分析,因而逻辑上跳跃甚大,也许就是你所说的“感觉有点乱”,虽然生活化,但学理性略有不足。 大的不同的也许还可以提两点,一是我对中国未来的方向,更多的是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当然一定会保持中国的特点,融入到尊重普遍价值的国际大家庭中去,不喜欢中国孤芳自赏地成为世界霸主。二是我对战争、霸权、法家之类的价值天生有反感。刘源在文章一开始大谈战争与暴力,似有一种战争之美感的体验,真不太理解为什么一开始要大谈这些与本书主题无关的问题,须知“兵者凶器也”。 你前面提到思想极端的人,脑子里“不混乱”,这点很有意思,在我看来,现在中国的极左毛派、极右的西化自由派,或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派,这些人的他们头脑似乎“很不混乱”,这是因为他们头脑中只有“一根筋”,因此看问题很简单,很清楚,他们的思维简单也很好解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从心中固有的某一个先验原则出发,从一种宗教教义出发,他认为只要根据这个原则去行动,一切就迎刃而解了,所以他们“很不混乱”。凡是有意识形态思考问题倾向的人,都有这个问题,他觉得自己很清楚,但他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社会的复杂性。 二,当今中国的左右之争:重新寻找社会共识的重要性 记者: 我认为,现在问题还是有点严重?例如昨天广东的动乱。昨天、前天广州发生了很大的暴乱,具体事情好像是因为增城一个孕妇摆摊,摆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后再往前是潮汕地区,潮州的四川打工者在潮州因为讨薪被挑断脚筋,四川人和当地人斗得得很厉害。还有前几天利川的事,利川也是触动了那么多军警的车。我们可以从这儿开始说,因为你是研究历史的,你觉得历史上有没有和现在类似的这样一种情况?在现在来说,说明了一种什么问题呢? 萧功秦:中国转型进入深水区,大家都很关注转型期困境,我这两天正好在香港开会,开两个会,均与此有关,很有意思,一个是在香港中文大学谈红色文化和重庆模式。 周志兴:重庆模式是我第二个想跟你说的问题。 萧功秦: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午餐演讲会讲了,标题就是“关于重庆模式与红色文化的冷思考”。这个会开完以后,接下来我就参加了另一个在香港喜来登饭店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小型研讨会,也很有意思。一些原来海外的中国企业家与学者,他们在网络上结识,并志同道合地自发地形成了一个被他们自己称为“中华保守主义”的思想流派,他们既反对毛左思潮,也反对西化的自由派思潮,主张在尊重现存秩序的条件下,渐进理性地走向未来,中国应该走出自己的第三条道路来。这些理念和我20年以前提出的新保守主义那个理念非常接近。某种意义上说,也与张木生书中的理念有共通之处,于是我们大家聚合起来共同探讨中国的问题与前途。这个会还邀请了一些美国的顶级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欧瓦霍特教授、宾夕法尼亚州的沃顿商学院的著名的梅耶教授也一起参加了这个会,大家充分表达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当下中国已经出现了左右派两极化趋势,因此,如何化解这种认同分裂,应该是我们考虑的重中之重。在知识界当中,政治共识的分裂程度越来越严重,一个典型事情就表现在,最近所谓新左派的《乌有之乡》网要“公诉”茅于轼与辛子陵,据说有22个省的毛左派要公诉茅、辛两人,在乌有之乡网上支持公诉的声势看上去很大。然而,有意思的是,有人把此类“公诉状子”转贴到其他的网站上去,原想是扩大毛左派的社会影响面,没有想到却出现令他们意外的结果:跟贴中的绝大多数立场是反了过来的,对所谓公诉文是一片批评与斥责,反对者几乎占95%。左右双方不但是观念上面完全对立,而且相当情绪化,一个说毛泽东是罪魁祸首,一个说誓死捍卫毛泽东,双方都是非常激烈的。 至少我觉得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这个共识裂度已经非常大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的,第二个问题是,毛左的《乌有之乡》虽然并不代表我们中国人的多数。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可以说是极低,但似乎在强占话语至高点,他们的思想似乎却对高层某些理论人士好像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这种共识的分裂,我觉得并不是个好现象,应该说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期这个阶段,是中国国内的社会认同度比较高的时期。那时新左派的话语权不是很强大,自由派也不是很绝望,中国还是有希望的。按照江泽民时代“三个代表”这条道路,共产党的合法性已经出现了创新性的转移,三个代表的理论的意义则在于,中共的合法性,从承诺在中国实现平均主义共产主义,转变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换言之,三个代表表明,只要你满足了人们的根本利益,你就可以始终合法地统治我们中国。 几年前,社会共识程度高还表现在,多数人也知道苏东那条激进休克道路也是不能走的,要走的话,最好的结果也是一个“弱政权—弱社会”状态,经济上不去,还可能不断出现颜色革命的恶性循环,因此,虽然不满意,但大家都承认共产党的领导,承认“三个代表”的基础上,中国走向了一个新的繁荣时代,这是大家的共同愿望,而且对于中国的未来公民社会也抱有很大的期待。 几年前,新左派势力虽然有,但是并不像现在网上那么自我膨胀,现在新左派的势力,他们自认为从“唱红打黑”,从唱红运动中,得到了某种鼓舞,他们认为中国大概就开始回到了他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去了。我在他们网站上看到一段话很有意思,他们说2009年是他们新左派的“战略防御阶段”,2010年则成了毛左派们的“战略相持阶段”,到了2011年他们认为时局已经发展到让他们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了。公诉茅辛被他们认为是划时代事件,至少他们有这种自我良好的感觉。 如何看待现在社会上的左派思潮?人们提到新左派与毛左,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我虽然极不同意他们的理念,但愿意对他们从学术角度予以同情的理解,新左派实际上是当今中国现代化纵深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批判性思潮。用最通俗的话来说,他们把现在的中国现实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 新左派可以分成温和派与激进派两类,温和派是学院型的,他们从法兰克福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来批判资本主义,激进派是民粹主义动员型的,毛左是指新左派中的激进派和更极端的一种。毛左派的特点是把文革中的毛泽东偶像化,使之成为反资本主义的浪漫寄托的象征,以表达他们对公正与平均理想的诉求。当然,对此也要予以同情的理解,虽然他们对历史的解读相当错乱且大有问题。 顺便说句轻松的话,我曾经对学生说,要判断某人是新左的温和派还是激进派,有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凡是文字艰深晦涩,你看不懂,那就是温和派,凡是写得很通俗,那就是激进的毛左派,这其实很好解释,前者沉溺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乌托邦自得其乐,颇为贵族化,并不在乎别人是否理解,后者要进行民粹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动员”。表面上,新左派在网络上咄咄逼人,他们看上去声势很大,据我个人估计,他们在全国网民中的比例不会高于1%。 新左派的对立面是西化自由派,他们相信一个良好的民主社会可以通过移入西方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制度来实现,其中极个别激进的人也希望出现一场“茉莉花革命”,但他们人数其实很少,据有人统计,其人数不过2.5%左右。当政者大可不必把他们放在心上,我总觉得当政者可能对他们力量估计过高,以为他们会兴起大浪,如八九年一样,其实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错估了时代的深刻变化。大多数有自由主义价值倾向的知识分子都赞同民主法制与人权自由的理念,但他们并不激进,自由派这些年总的趋势是转向温和化,主张在体制内推进民主与法制。不过,近年来他们大多人又开始感到失望,对体制有疏离感,对政府的认同度也在下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体制失去这样一些温和派的内心支持是很不利于民族凝聚力的。自由派对体制的疏离感增长,左右之争越争越烈,从政治稳定与国家进步来说,并不是好现象。 三,再提新保守主义 也许正因为现在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认同分裂,我觉得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就提出的新保守主义,是不是可以作为超越左右之争的第三条道路选择,在现在会有些特殊的作用。它也许可以起到重新寻找一种社会共识的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提出新权威主义,可以理解为新保守主义的前身,到了九十年代初,我在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几篇记者访谈,第一次提出新保守主义作为中国改革的第三思潮的兴起,这篇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我到美国访问,许多人都要与我讨论这个问题。所谓新保守主义,就是针对改革中的激进主义而确立自己的立场的。二十年以前新保守主义提出时,主要是针对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激进主义而言。在新保守主义看来,八九事件是知识分子的浪漫激进主义与务实政府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新保守主义有三个批判对象,一是西化自由派,二是毛左派,三是极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它们都属于不同类型与方向上的激进主义。 新保守主义强调的是什么?第一点是强调在保持共产党所缔造的历史上的秩序的基础上,渐进地走向公民社会基础上的民主。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在现代化转型阶段的中国执政党,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一是它起到对社会各部件进行整合的功能,二是共产党的权威也是转型与发展所必需的有效的杠杆。你不能脱离这个杠杆来进行现代化。因为中国既没有成熟的中产阶级的力量和公民社会组织力量,也没有第三种力量。中国是需要邓小平的中共这个杠杆的。概括地说,它既整合社会,维持稳定,同时作为发展的杠杆,起到了新加坡包括亚洲四小龙同样的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这里我特别要指出一下,原教旨主义的正统派,与新保守主义者,都尊重执政党统治权威,但两者的区别何在?从政治哲学上说,正统派对正统的捍卫,是基于认为这种传统制度符合某种“终极真理的信仰”,而新保守主义者维护现存制度的原因则在于,这些制度的存在,至少在功能上是具有有用性的,用一位美国学者彼得 伯格的话来说,长期确立的制度所凝聚的崇敬感,使其具有潜力去满足社会的新目标。其实,严复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上第一个新保守主义者,他的名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十二字可以称得上中国近代新保守主义的宣言,最为精辟,这里的“守”,非常值得玩味,多年以来,我一直不能解释这个“守”字,现在我是豁然开朗,所谓传统旧物的“守”,就是指传统所具有的维持秩序的功能,严复显然并不是从信仰的意义上肯定传统的意义。严复不是正统主义者,而是新保守主义者。 新保守主义的另一个要点是,它主张的是开明与渐进,这是一种开放性的保守主义,其发展方向不是回归到过去的时代去,而是要把中国转变为一个更新的、更开明的社会。 新保守主义的发展逻辑,可以这么来简单概括,一,通过具有开明的大家长式的威权体制,来实现政治稳定。二,通过政治稳定,来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三,通过经济发展来引导与这种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多元化变迁。四,通过社会多元化与利益分殊化,来发展公民社会。五,不同公民社团与利益团体的相互交往,就要求彼此之间的妥协与协商,以交换彼此利益。因此,契约精神、妥协精神、法制与理性精神,所有的这些被我们称之为公民文化的东西,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公民社团组织中通过自我教育培育出来的。公民社会也是培育公民文化的社会大学。 正是经由这五段式的逻辑,中国将在经济发展中逐渐成为具有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国家,这时建立民主体制,就水到渠成了。如果不是这样,超阶段地建立民主,势必陷入民粹主义的陷阱。那对中国必将是一场大灾难,这正是新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全能主义或全控主义体制,历史上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已经被革命扫荡殆尽,正因为如此,中国重建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过程比一般国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韩国,以及我国台湾这样的前威权社会)更为艰难,更为漫长,这就决定了新保守主义的思想主张对于中国来说就更为值得重视。 我记得过去王绍光写了一篇文章,虽然绍光先生近年来的一些观点我并不同意,但他把公民社会对民主文化的培育作用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只有非政治性的公民社团充分发展了,公民在其中自然就会学到沟通、组织、谈判、调协的本领,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公民的文化、妥协精神、谈判技巧、保护与实现自己利益的协商方式,都是在自组织的社团中获得真正的学习实践的机会。这样的民主条件才真正成熟。我很同意这一看法,其实民主制度需要一种无形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只有在公民社会里才能得到培育。公民文化发展了,中国大规模进行民主发展的阶段才可以说到来了。否则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超阶段论”。 正因为如此,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民主是一个渐进的发育、生长过程,而不是用一套现成制度通过休克疗法的方式,或五百天沙哈林计划那样,简单的把西方制度移植进来的结果。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从开明家长下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多元化——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发展序列。其实,李泽厚先生过去也提出过,中国现代化要有“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可见,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民主发展需要一个过程。 四,民粹主义是未来中国最大的危险之一 周志兴:你提到民粹主义,这个问题许多人并不很清楚,能不能进一步聊聊。 萧功秦:新保守主义特别警惕的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就是广场动员型政治,就是大众口味决定政治选择,新左派强调的广场动员,自由派主张的一人一票的直选民主,都是民粹主义的不同表现。可以说,无论是新左与自由派都有民粹民主的取向,如果我们跳过公民文化与公民社会的发育阶段,通过所谓的直接思想启蒙与制度移植,来直接实现所谓的选举民主,因为没有公民文化的训练或者多元力量的制衡,其结果是,谁掌握了票仓,或谁掌握了广场上的“人民公意”,谁就可以决定民族的命运,这常常是很危险的。比方说,如果中国一旦实行民选总统,如果有人站出来说,如果他上台,就一定要解放台湾,就要解放钓鱼岛,或把外蒙收回来,把俄国强占的土地搞回来,或者说,我要向日本清算第二次大战的所有赔款,我们的赔款应该多少,他们就应该限时间给我,如果不给我们,我们就准备干。或者说,我要让所有富人交高额税,交到让他们差不多破产,这样来解决社会贫富不均,当一个政客用这种话来煽动大众的情绪,他就会比冷静务实理性的政治家更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选票。 此类靠民粹主义上台的政客,要么把整个国家引导到一个很危险的战争深渊当中去,要么大搞平均主义福利主义,国家陷入严重债务危机,如同阿根廷的庇隆总统那样。这位总统短时间里让全国劳工工资涨了百分之四十,结果是资本外逃,外资撤走,大量失业,福利又不能低,于是大印钞票,大借外债,阿根庭从二战以前全世界生活水平前六位,跌到现在的七十几位。至今拉美还在承受民粹主义的恶果,说实在话,所谓的拉美病就是民粹主义病。#p#分页标题#e# 除此种民粹主义,还有一类靠民粹主义上台的,就是根本没有任何行动能力的空谈家,无所作为,议会变成政治清谈馆。像这样一些人,民众就是把所有的热情、期望都移情投射到他身上,因为他们对现实太不满了。这样的人上台既没有能力解决经济转型与贫富分化的矛盾,也无法有效地控制局势,保持秩序稳定,没有能力与各阶层、企业家,包括国家强力集团那些首脑对话,也没有能力和企业家对话,他就是一个空架子,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例如泰国与南亚一些国家的政府,就是民粹主义政治下产生的弱政府。 可以说,凡是靠民粹主义广场动员上台的总统没有一个做得好的,这种人占大多数,包括颜色革命上台的那些民选总统,大多数都属于弱势总统,要么是弱势总统,要么就是一个绑架国家的危险政客。 也许有人会觉得我现在谈民粹主义是放空炮,中国现在是威权政治严密控制下的极低度的政治参与,用上海话说,全民普选总统的事与中国政治可以说是“混身不搭界”,然而,历史往往会出现物极必反,一旦社会失控,民粹主义极有可能会成为中国人人心所向的不二选择,那时再讲就来不及了。换句话说,越是集权制国家,越是容易产生民粹主义。因为这样的社会里,上面是统治者与官僚,下面是原子化的个人,缺乏中间的社会组织,也缺乏中间阶层,是一个哑铃型社会。此类社会一旦发生革命,要么一变而为超凡魅力的强人振臂一呼,天下芸芸众生景从的革命社会,如毛泽东当年然,要么变成民主化的民粹主义社会。 我认为中国在发展过程当中有那么多问题的情况下,民粹主义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危险,要避免这个洪水猛兽,应该是坚持一个理念,就是在现存情况下有序地发展公民社会与公民政治文化。某种意义上,一个拒绝发展公民社会的威权政府,就是未来民粹主义的温床。政治学家早就指出,民粹主义总是在缺乏社会中间组织的、由原子化的个人组成的“大众社会”(Mass society)中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保守主义可以作为自由派和新左派之外的第三种声音,一种温和的、稳健的、理性的声音,它主张在尊重现存秩序下面的渐进变迁,最终实现公民社会基础上的民主目标。 五,从“公民社会陷阱”看理论思维创新的重要性 周志兴:我打断您一下,您一再提到公民社会,求是杂志那篇文章讲,要警惕西方社会把公民社会变成一个陷阱,这个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您是怎么看这句话的? 萧功秦:某些官员提出,“公民社会是陷阱”,我对此可以作同情的理解,那就是,这位官员只知道英美历史上的那种在与政府抗争中发展起来的公民社会,英美式的公民社会在历史上形成的路径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等级形成了挑战政府的一个民间的中心,在挑战政府的过程当中,与政府逐渐形成井水不犯河水的边界。对于中国这样的威权体制来说,有人自然会担心,一旦开放此类自治组织,就可能面临大量对抗性组织出现并与政府发生冲突,出现“井喷效应”,对政治治理造成困难,政府官员中存在这样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英美这种公民社会抗争式发展路径,其实在人类整个公民社会发展历史上只是一种类型,世界是大多数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的路径并不是英美式的,而是合作主义或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即政府为了整合不同的利益集团,建立起由政府控制与支持的法团,来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这种法团一开始都是政府的“派出所”,台湾的中小企业家协会、商会、农会,农村合作社,都是属于政府开办的。随着时间长了以后,这些法团越来越多地代表了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社会群体利益,这样,他们就逐渐与政府之间形成一种沟通协商的机制。一方面,法团始终处于国家的有效控制之中,另一方面,国家法团组织进一步发展下去,就蜕变为社会法团,这就是向自治的公民社团的软着陆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发展公民社会的,如德国,西班牙,日本,韩国,我国台湾,新加坡,以及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 官员们如果开阔一点学术视野,不要以为公民社会只有英美模式,就不会画地为牢,草木皆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位官员提出所谓的“公民社会陷阱”论,自以为很有原创性,其实是实在太不专业了。可以这么认为,与其说是有这么一个“公民社会陷阱”,不如说是某些官员由于知识缺陷而陷入了自己的“思维陷阱”。 他们未必不想把中国的事办好,但就是知识有限,周围的秘书也没有真正懂理论学术的人,他们写稿子要找理论家作参谋,那些理论家虽然“言必称马列”,但却是多年来知识结构老化,知识上又画地为牢,根本提不出有质量的意见,于是这位官员不自觉地陷入自己知识缺陷的困境而不自知。此位官员个人对公民社会有如此误解,问题还不大,但他的想法一旦影响了决策层,就会使中国丧失发展公民社会的最佳时机。那才是大问题。 更有甚者,他以为这样说了,下面就老老实实服从,却不知如此低级错误给执政党的事业与威信造成多大损失!人们会反过来问,既然公民社会是“陷阱”,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两个半国家没有“陷阱”,世界上其余二百多个国家,都有公民社会,因此几乎遍地都是陷阱,这样荒唐的结论,连他自己都会觉得难以接受吧?这里所谓的两个国家,一是朝鲜,二是古巴,半个国家就是中国,因为中国多少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在严密的国家控制下生存着。 对于我的诘难,真不知道这位大言高论的“公民陷阱论”的发明者对此会作何种解释。这样的话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网上能写出来,能写最好,不能写,我只能现在跟你谈了。 “公民社会陷阱”论最大的问题是直接与胡总书记的“和谐社会”对立,没有公民社会,怎么能够实现和谐的目标?那不是空架子吗?据说,有些官员提出,要媒体少提“公民社会”,甚至少提“公民”这两个字,如果真要下这个批示,除非先请人大开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给修改掉,因为现行宪法里就有很多“公民”的提法。 现在一些官员对于公民社会是谈虎色变,当作敌情来看待,这是很不正常的,其实,这个公民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好处远远大于坏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成为政府的好助手。我们讲到温岭的钱云会事件,当时地方政府可以说是走投无路、束手无措,地方政府讲的任何话,老百姓都不相信,网络上也不信,传媒也不相信,广大13亿人民认为就是谋杀案。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民间的公民观察团出来了,公民观察团看了以后,第一句话是,这就是普通的交通肇事案,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情况,这地方就像上海南京路那么热闹,绝对不是理想的杀人场所,这句话一说,全国人民一下子就听明白了。 所以我要说,你政府官员可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你得到公民社会对你的帮助,事情过了以后,现在又倒打一把,把公民社会说成是“陷阱”。你这就是过河拆桥。公民社会作为监督政府的有效力量,可以起到与纪检双管齐下的功能。当然,做任何事情都有得有失的,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些激进组织会起来,但是你要相信中国20年的变化,要有相信中共三十的改革政绩。公民社会是你善治的基本条件,你要善治你不是靠一个人能够善治的。 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当社会发展到需要理论创新时,当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转型时,我们上层的那些理论工作者却缺乏推进这一转型的能力,为什么缺乏那些转型能力呢?这是因为有些人知识非常有限,对世界发展的现状了解不多,有一部分人甚至在骨子里本来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的, 对邓小平改革抱有非常强烈的质疑与不信任的,他们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本应该是为改革继续提供新的思想,对改革中的困境提出开放性的解释思路,帮助执政者解决困难,让中国走向光明的民主的未来,他们头脑中反而形成了一种教条主义的路径依赖。凡是知识分子中出现不同声音了,就按照他的反右思维,认为这些人都是不怀好意,就是要挑战我们共产党政权,所以我们要把他们压下去,来巩固我们的执政地位。他们这样搞下去,转型期矛盾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越来越多,于是他们心里更是紧张,于是觉得“四面皆敌”,“敌情严重”,“敌强而我弱”,必须全面“政治紧缩”。他们某些人的整个思路就是这样的,因为他本身不是属于那种有改革求新意识的人,碰到新问题,就可能形成路径锁定状态,不能为实现意识形态转型提供当政者所需要的新思路、新解释。 六 政府官员与学界的相互沟通十分重要 周志兴:我认为您说的非常重要,就等于定义公民社会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东西,因为公民社会这四个字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也许每个体制下,每个国家可能都有不同的内涵在里面,不能简单的去否定。但是我还在想,刚才萧教授你说的观点很多我都是非常赞成的,包括我们对现在一些政府官员的一些看法,我们应该是站在一个改良主义的角度希望能够对政府做一些改变,使得政府能够改变以前的一些做法。 现在社会上确实有一些非常自由化的人,是从根本上否定政权的合法性,我听了你的意思,你不是这样的意思,你是觉得要承认这个政府的合法性,也承认过去的历史,但是无非是现在要采取一些什么办法,使它改得更适合以后前进的方向。但是你认为政府现在认识到这一点了吗?如果说中央政府认识到这一点,下面的各个基层能不能按照这个去做呢?因为我觉得中国就像一架非常庞大的机器,最高层能够直接把下面都理顺了吗?这个问题怎么办? 萧功秦:我觉得,一种思想理念是在互相的交流中,通过相互影响而被大家接受的,领导者与学者之间的这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其实20多年来一直没有消退,我私下里面也和政府的一些官员聊过,他们觉得我的这种观点很有道理。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这种交流过程还不通畅。比方说现在中央高层也有学习制度,据说后来稿子都要经过七八遍的修改,最后学习会的讲演只不过变成了印证了中央既定的某一个做法或观点,而不是一个信息交流与思想互动的平台,现在更需要的是互动过程。 我记得江泽民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双月理论座谈会的制度,常常邀请社会上面一些有新思想的学者来讲,书记倾听的过程就要双方互动,互动的过程中当然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有一定影响,学者也可以从领导的问话与评论中获得进一步思考与研究的新鲜刺激,这种互相作用才能使双方受益。我觉得这个制度应该更加完善,尤其高层领导应该创造更多的机会,倾听学界的各种声音。特别要指出的是,现在的高层领导人大多是工科出身,虽然个个都是精英人才,但对于文化深层次问题的对策与知识结构,也需要在互动过程中进一步发展或提升。例如,那位官员在提出“公民社会陷阱论”之前,能有机会与学界交流一下,至少就可以避免这种低级的常识错误了。 周志兴: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前两天我在《共识网》和王缉思教授谈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这么说,在中美之间,民间的声音还是传递不上去,当然,中美之间是有差别的,美国的民间和官方距离非常近,是一种旋转门制度,这时候你是民间的,这个门一转,你这个派别上台了,你成了官方的了。中国没有这种机制,中国现在民间和官方的这种交流,学者和官方的交流确实很少,也许有人说,不少啊,但是确实就像你说的,学者要讲什么东西,都要经过他们审查的,据说有的时候把你的稿子弄好以后,一个字不许改,你就得按照这个说,说了半天还是他们自己的意思,无非是通过学者的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萧功秦:是,现在《人民日报》上面连续发表了五篇文章,提出要包容异质思维,要倾听沉默的声音。实在是当下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最近一段时期来,每一次我与朋友见面,或开学术会议交流,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主动提到这五篇文章。为什么在社会上引起如此那么强烈的积极回应?有人开玩笑说,“再这样下去,我要自费订《人民日报》了”。这说明大家还是对我们现在上面的领导寄予很大的期待,至少人们心里并没有绝望,觉得中国还是有可能通过这种交流,避免那种思维的僵化,避免使我们失去改革的最佳时机。让一种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思路能够为决策者提供一种选择。 记得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当年刚出山,在东北视察时曾说过一句话,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我们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他们仍然原谅我们。现在我还要对当政者说,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太好了,尽管现在有那么多事情让他们失望,只有一点点新的开明的变化,他们就会全力的抱有希望与善意,千万不要把善意当作“敌情动态”呵。 七、执政者要理解新保守主义,还是要有想像力 周志兴:现在群体性的动乱事件越来越多,而且都很恶劣、恶性,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又有一个新出来的问题,就是独立候选人,独立候选人的参选。有一个说法,叫“用选票拆炸弹”,现在大概有好几十个独立候选人。但是各地也采取了不同的做法,甚至还有一个人出来竞选市长,一个叫曹天的他要出一个亿来竞选郑州市的市长,但是各地都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我的家乡常州我觉得比较开明,说欢迎,但是很多地方是不欢迎的,你参加竞选就有警察上门去了,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萧功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然独立候选人是通过提出自己口号来争取选票,某种意义上确实有点民粹主义的味道,因为人们的那种公民意识还没有真正成熟以前,他说我有一亿元,你投我票吧,这样的人似乎很容易就会选上了。有钱人是否一定就能为百姓办事,那还很难说。 但是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这实际上是民间对现在的“路径锁定状态”所提出了一种新挑战,是一种“解锁”的新尝试。作为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多元的声音,多元的思考,或者多元的选择,我觉得总有积极的意义。在万马齐喑情况下,独立候选人提出自己的竞选理念,并诉之于民众支持,这本身就是对固化了的体制的挑战,至少可以起到冲击你固有观念,产生思想碰撞的作用。 其实我觉得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中国那么复杂的一个超级落后大国家的社会转型,是一个超级复杂的社会工程,个别人的拍脑袋并不能产生最佳的思路,这就需要不同思路的碰撞,独立候选人就是一种多元的试错,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尝试与选择,也是对政府的一种良性压力,就此而言,并不是坏事,相反,应该得到当政者的善意回应与尊重。我们这个民族要过转型关,一定要在“尝试与错误”当中学习才行。 当政者一定要理解“试错法”(try and error method )这个重要观念。我们人类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掌握的信息也是有限的,掌握信息有限、理性能力有限的人,如何在复杂环境中找到最佳的克服困难的路径?靠的就是经验中尝试与在错误中修正的办法,所谓的试错,就是在尝试与错误中学习。这个过程就如同生物学实验中的白老鼠过迷宫的办法,白老鼠的理性是不够的,它的信息也是不够的,它怎么能够知道通过哪个门能够走出去呢,它只能不断地碰撞,在频繁的碰撞过程中,总可以找到路径。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通过试错的路径来解决超级疑难问题的经验主义方式。 我们都可以注意到,从世界历史上来看,专制帝国的现代化的转型,成功的概率是极低的,大清帝国改革失败以后导致辛亥革命,只是无数失败例子中一个,明治维新的日本变革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它并不是专制帝国,而是具有西周封建式分封制结构的多元封建国家,日本是由256个自治的独主藩国组成的共同体,如果说,256个小共同体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与自主能力,独立地对西方挑战作出能动的不同反应,从而为日本整个大共同体适应西方挑战找到最佳路径,那么中华帝国恰恰相反,只有道光皇帝、咸丰皇帝与慈禧太后一个人对挑战可以作出自主反应,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日本的现代化转型的成功概率,要比中国大一统专制帝国高256倍。你读近代史资料越多,你对这一点的体会就会越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一下民间出现的独立候选人这种声音,应该像《人民日报》所说的,应该包容他们,他们不但是个人意志的表达,而且他们也代表了沉默的声音。这样我们尝试的概率,在通过尝试过程当中寻找合理的路径的概率才会大大提高。 周志兴:但是我觉得试错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很多领导同志不愿意看到的东西,他们怕一个错带动了更多的大错,造成决堤,他们怕这个,比如说前不久,曾经有一些学者,包括当地的党委领导都是支持的,就是四川的罗江县,搞人大代表的专职化,其实就算是错的,一个县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就很快叫停了,就不让试了,其实试试没什么关系,我们现在怕试错,主要是怕引起连锁反应,包括独立候选人我现在也是认为这样,8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过很多候选人,但是那时候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因为那时候那些独立候选人基本上还是体制内,或者不算是持不同政见的人,现在这些独立候选人很多都是在网络上比较活跃的,有着很多自由化言论的这些人,所以我觉得可能当局会紧张一点。 萧功秦:这个问题我觉得从一个原则上看,它是在现代化过程当中出现的这种声音,这种声音有它的一种存在的合理性,当然另一方面现在这个社会矛盾在比较尖锐的时候,让这种独立候选人出来可能在技术上面,在操作上面,会引起一些担忧,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有些独立候选人一开始出来可能是激进的,但是也会人出现比较温和的,和体制之间在很多观念上面保持了很多的重叠,有些独立候选人在很多观念上和政府的声音比较重叠,或者他的观念更加理性,他们和激进的独立候选人之间互相会形成一种制衡。一开始的时候,出头的那些人可能是最激进的,其实那种极端的声音一般是很难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极左派在中国不到1%,激进自由派只有2.5%左右。他们其实是相当边缘的,沉默的大多数其实都是温和派渐进派,当政者千万不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周志兴:我知道有一个独立候选人是我认识的,就是柳红,我看了他竞选的理念是关注妇女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温和的。但是我现在在想,就算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也没有什么。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看法,共产党以前三大法宝里面有一个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现在做的是比较差的,其实有一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完全可以由统一战线理论来解决,当然很多西方国家或者台湾那边对统一战线很不以为然。但是我认为统一战线其实如果抛弃它的历史因素来说,我们统一战线就是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的人。我觉得我们现在一个问题,统战工作,包括政协,几乎全部都是要靠拢党的,要是不靠拢党,发一通政府未必喜欢的言论,就入了另册。 萧功秦:对,下一届就没你的份了。 周志兴:对,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这次独立候选人的事情,我觉得可以联系起来看。有些人完全可以通过党组织,共产党的组织给他做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咱们没有,一下子给他推出去。前不久我见胡德平,他原来做过统战部副部长,我就跟他说,我说现在统战的对象全是向着党的,想做个政协委员,靠拢党组织的,有点不同意见的,你们就把他们给扔外边去了。 萧功秦:我觉得中国转型时期的领导人特别需要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他所面对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复杂,没有充分的想象、没有洞察力、没有把握时局的能力,不能做邓小平所希望的“明白人”,往往会失去很多机会,这一点是特别感到担心的。 比如赵紫阳,多年来,与许多知识分子不同,我一直对他持有比较多的批评态度,其实邓小平在1988年以前就曾对他寄予很大期望,但他的政治生涯当中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就是他从1987年从波兰访问回来后,过于相信波兰团结工会这种模式,认为可以拿到中国来解决问题。后来在八九危机时,他就死认这个理。其实在改革初期的中国人的政治思维方式,还充满着革命文化灌输的激进思维。只有零和游戏,没有双赢思维,完全不同于波兰的工人的妥协或协商性政治文化。把波兰那一套拿到中国来,是拿早了,波兰妥协性政治文化是在公民文化发育过程当中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他们还有天主教会作中间人,他们有妥协精神,懂得让渡部分利益以换取另一部分利益,并能按照游戏规则提出交涉。而中国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民间大众受到革命思维的影响,步步紧逼,得理不饶人,充满道德优越感。赵对民间民主文化的理解,是有点不自觉地“超阶段论”了。#p#分页标题#e# 但不管怎么说,但我还是要指出他这个人还有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他这个人是比较有想象力的,有着创新思维的,赵跌在这个上面我觉得是可惜了。中国现在需要这样一种政治家,他既能够避免照搬西方的自由教条思维,同时又能够具有创新想象能力。难就难在这里。这使我想起了多年前读《严复集》时读到的一段话,他说,“轻迅剽疾者之所以无当于变法,而吾国之所待命者,归于知进学进退存亡之圣人也”。我们多么需要在这样的改革者,可惜这样的期望已经延续了一百年。 我觉得新保守主义是各种思潮中最能为政府所接受的务实的选择,但是执政者要理解它,接受它,还是需要一定的想像力的。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我们的革命文化思维中有着太多的斗争哲学,阶级斗争,你死我活,道德至高点,毕其功于一役,非黑即白,敌情观念,和平演变论,冷战思维,等等。另一方面,中国未来的和谐发展,又需要抛弃这些东西,需要迎接另外一些思维与价值,其中包括渐进、试错,功效标准、双赢原则,对多元的包容,所有这些价值与思维,都是我们固有的革命文化传统所中缺乏的,是我们的意识形态宣传教化语言中所缺乏的,是需要在学习中获得的,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他作为明白人,朴素地发现了必须抛弃革命思维,而接受经验主义思维,改革中出现的实践检验真理论,摸着石头过河论,都是中共思维转型的了不起成果,这些也是新保守主义特别珍视的原则,说句大实话,革命党要成功地变为执政党,其实就是从革命思维向新保守主义思维转型,而思维与文化的转型的难度要大得多。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党内好不容易形成的思维转变又出现向左的革命思维的回流,由此可见中国的变革是多么难。 周志兴:我觉得面临的是三部分的压力,一个是上面能不能理解你,上面认为我们做得很好,我们用不着这么改良,你说的这些东西都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这是来自上面的压力。再一部分可能来自左派的压力,他会把你划到右派的行列里。再就是来自自由派的压力,他会把你划到左派的行列里去,这是来自三部分的压力。 八,用公民社会克服民粹主义陷阱 周志兴:我现在在微博上会关注很多人的言论,现在微博是一个非常五彩缤纷的世界,你无论多么正确的观点都会有人骂你一通,无论多么错误的观点都会有人支持你。如果你采取一种我们大家要取得共识,他会说你是骑墙派。所以现在舆论是五花八门的,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在网络上言论自由,我觉得还比较充分,但是在落实到真的纸媒上、电视上,言论自由就少了很多。所以怎么样看待民主、怎么样看待自由、怎么样看待公民社会,其实都是有一个定义的问题,都是有一个怎么取得共识的问题,同样都在说民主,也可能你说的民主跟我说的不一样,我其实是赞同你说的,我们现在要采取一人一票制的选举做法,我们是做不到的。事实上西方世界也不是说上来就这么做的,西方最开始很多国家是根据财产。其实我们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代表的选举也不是说统一的,农村的人口比例要低很多,也是考虑到文化程度、执政能力。 萧功秦:我觉得这个正好是现代民主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因为民主已经成为一种优势话语的情况下,要民主就是每个人一个平等的民主权利,所以一般说来,只要推进民主,就会面对民粹主义的挑战。 民粹主义之所以在二十世纪以来势头越来越大,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人权观念的普及,这本是好事,但也造成一旦搞民主,就会要求人人一票,一步到位,于是谁用煽情的语言掌握了大众,谁就得到国家权力。拉美有一句有关民粹主义的名言:只要给我一个阳台,我就会成为总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西方的民主,英国的民主发展时还没有民粹主义,所以它可以通过一个财产权来划分选民和非选民,这样一个界限并没有受到民间的挑战,因为当时还没有民粹主义的话语优势,所以可以从小范围逐渐扩大,小范围的规则在扩大过程当中,始终能够把新扩大进来的人整合进去,用他们既有的文化氛围来教化、约束、整合新扩大进来的人,新扩大进来的成员人永远是在这个范围当中的少数,他们在多数人的气氛压力下就容易就范,在学习既定规则的过程当中,变成了圈子中人,按既定的游戏规则规范自己,然而,民主的圈子进一步扩大,新进来的人仍然是少数,被多数人包围并受原有规则约束,如此周而复始,民主文化始终能够保持有效的整合能力和对新成员的教化能力。这种教化和整合,使民主的游戏规则能够在成员扩大后继续得以巩固和发展。 民粹主义路径正好相反,民粹主义往往发生在长期专制的社会,专制崩倒了,突然之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民主了,每个人都有选票了,此前谁也没有得到过民主训练,一人一票的权利如此神圣,不容置疑,于是“人民公意”却拥有了决定国家命运与前途的选票,民主的游戏规则根本来不及整合新成员的情况下,新成员如洪水瀑布般涌入民主圈,这样的“乌合之众”最容易受煽情的政客的左右,人们如痴如醉,整个民族却面临危险的深渊。既使是台湾的民主,也存在由于民主化过快而出现民粹主义陷阱的问题,陈水扁用极端手段刺激大陆对台作强势反应,以此来来强化本省人的悲情,再利用这种悲情来争取本省人选票,于是大得其利,根本不顾台湾人民面临的战争危险。我在台湾访问时,一位台湾学者说,你回来要告诉大陆朋友,中国将来搞民主化,最好是想学习英国模式,不要学我们。这当然是不太可能的,英国模式是在贵族社会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问题难度就在这里。这也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大难题,民众作为一个道德力量,掌握了话语优势,人们会问你,凭什么你们可以享受民主权,凭什么我们就不能享受?这种话语是最强有力的,没有任何人能挡得住。这也是中国民主化的难度所在。 周志兴:对于民粹主义,政府有时候也为难,有的时候似乎需要一点民粹主义,有的时候,民粹主义又会造成威胁。 萧功秦:所以刚才谈到为什么在民主高潮来临以前,中国要不失时机地发展公民社会,只有公民社会这种民众的自我学习的过程,才能比较好的来克服那种民粹主义、那种思维方式。 九,为什么知识分子声音越来越弱? 周志兴:萧教授今天我跟你聊天,我用了一个现在比较时髦的手段,微博。我发了一条微博,我说我在上海跟萧功秦教授聊天,各位朋友有什么问题要问,现在有很多人在问问题。这有一个人在问,“你在八九后强调的保守主义,有哪些你认为该保守的没保守到?原因是啥?不该保守的却还在牌面上的是什么?什么力量造成的?”这是一个问题。有一个叫李浔阳的说,“萧教授好像是非常早就倾向于开明专制的,但20多年过去了,中国现实演进,好像正在走向反面,各阶层的互信越来越弱,不知道萧教授观感如何?有什么建议?微博上还有一个问题是,“与20多年前比,知识分子的声音对社会影响好像越来越弱,有权力与有资本背景的公众人物影响力似乎已经超过知识分子,萧老师怎么看”。很有意思吧。 萧功秦:这些问题都是很鲜活的问题,我用“鲜活”这两个字表达我的感受。第二个问题,我倒是想回答一下。 周志兴:你非常早就倾向于开明专制,20当年过去了,中国现实演进好像正在走向反面,各阶层的互信越来越弱,不知道你的观感如何?有什么建议。另外知识分子的声音对社会影响越来越弱,有权力与有资本背景的公众人物,影响力似乎已经超过知识分子,这也是现实的问题。 萧功秦:这两个问题都很好。其实这两个问题我在前面刚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回答了。 周志兴:因为这是你的老观点,你早就说过,无非是这些人对你都比较关注,比如有人问,“请问萧教授你作为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专家,认为当代学界左右各派是否存在共识的可能,如果有突破口,在哪里。”这是刚才都说过的,“请问萧教授对时局如何看待,你对下一步改革的建议是什么?”还有一个人问,“不敢吃饭的时候吃什么?” 萧功秦:什么叫不敢吃饭? 周志兴:都有毒嘛。这个不是你专业的问题,很多,这已经有好多条了。你讲刚才你觉得比较鲜活的这个。 萧功秦:为什么知识分子的声音越来越弱,权力和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大,这个问题我想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越来越缺乏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中国自由派也需要创新自己的话语,多年来他们思想上进步不大,始终是停留启蒙话语的阶段,始终停留在一种抽象的议论上面,总是用学院里的那套理论来推衍出现实生活应该怎么样。他们认为他们所珍视的原则是普遍性的,忽视了不同民族的经验对制度的制约作用,它的解释力、吸引力自然会下降。如果你成天在学院派里面,碰到现实问题需要解释的时候,却又缺乏那种能力。就会陷入一种失语与无力状态。当然,自由主义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力量,从追求更美好的理想过程中,他们表现的人格力量,我也是很敬重的。 周志兴:我倒觉得,为什么知识分子声音越来越弱,是和我们社会的经济的发展是有关系的,过去严格讲不是一个经济社会,所以知识分子地位会高一等,现在是一个经济社会,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我认为其实在美国是一样的,美国也是有钱的人话语权是大的,他是通过政府来主导而已,中国也许慢慢的可能也会走向这样。知识分子只能影响政府的官员,影响资本,才能实现自己的话语权。 再一个我自己感觉,我们很多知识分子脱离群众,他满足于他自己那套理论研究,并没有真正到群众里面去。因为有的学者影响力为什么大,他可能和群众能够紧密的站在一起,但是这里头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有的学者本身就带有了民粹主义的倾向,所以他会显得影响很大,但实际上他可能操作性不是那么强。 萧功秦:对,你刚才讲知识分子这个问题确实是学院派知识分子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找不出新的话语来表达那个理念,那就是失语状态,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自己感觉到自己学院派那个声音,确实缺乏一种说服力。我碰到好多这样的人。 周志兴:所以我认为要做多方的理解。我们在北京的杉园每年会有很多人去聊天,三部分人,官员、企业家和学者,我认为不能片面强调官员都是错的,学者都是对的,也不是说学者都是错的,官员都是对的,还有企业家,都是互有对错,因为彼此之间的交流毕竟还是少。所以经常有这种情况,学者满怀激愤地跟官员说,你们应该怎么样,你们应该怎么样,官员常常是淡淡一笑,你说这个我们早就想过了,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学者听了以后说,哦,原来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当然我觉得从整个官僚体制上来说,也不是每一个层级的官员都可以有决定权的。你刚才也讲,接触了很多官员,想法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做起来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没有最终的决定权,而有最终决定权的人常常听到的东西又不是很全面的东西。我知道,邓小平那时候比较贴近实际,他取得信息的来源有很多,很重要的来源是家里饭桌上,他们家平时吃饭两桌饭,孩子们在外面听到什么东西,回来跟他说,他其实也很少说话,就是听。我认为现在这个层级很多官员,小孩多大都在做生意,传递的消息都不是特别民间的消息了。所以我觉得领导人跟上一代领导人的做法,和他们的观念都不太一样了。 十,防止极左思潮借唱红运动回潮 周志兴: 我们下面来说说重庆模式怎么样?我进来以后,你就让我听红歌,而且我看网上好像你对重庆模式也颇有微词。最近我跟张木生谈,张木生对重庆模式还比较推崇。我们还找了杨帆,杨帆和崔之元他们写了一本《重庆模式》的书,对重庆模式也是非常推崇的。前天早晨,《亚洲周刊》纪硕鸣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重庆模式是他在一篇文章里提出来的,他说他最近准备再去一次重庆,他原来提出重庆模式的初衷是讲重庆这种保障民生的模式,没想到现在变成了一个唱红、打黑,包括其他的五个重庆等这样一些东西,所以他准备再去一次,再客观地看重庆模式有哪些问题、有哪些长处。因为你对重庆模式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想跟你聊一聊这个事。 萧功秦: 实际上重庆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呢?重庆模式本质上面我把它称作是“功能性的全控主义”,说实在话,它的目的倒不是要回归毛泽东那一套,而是强化国家与政府的力量,来解决民生问题。即利用传统的革命资源,通过强政府的那种力量,更大程度地渗透社会、动员社会和整合社会,去占领文化领域。是通过“借红力”这个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因为在原来的体制里,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要么是空白,要么就出现很严重的社会退化。更具体地说,本来政府只是管经济和政治领域方面。现在重庆把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也控制起来了。控制起来的目的,主观上是为了解决民生,或为了实现城市化或其他现代化的转型,而且,重庆模式在克服地方政权退化方面,或说克服黑恶势力与权势者勾结所形成的“苏丹化”方面,确实有相当实效。这是必须肯定的。 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强政府—弱社会这个威权体制,或“半全控体制”,越来越退化成一种“全控主义”体制,也就是说,政府完全控制社会,社会自主性完全消失。社会不再对国家起到任何有效的制衡作用,国家变成谁也无法制约的“巨无霸”,变成霍布斯笔下的怪曽“利维坦”。这并不是改革的最终方向。对此我还是怀有忧虑的。 为什么我特别反对以政府行为动员“红色文化”进入广场?为什么要对此抱有特别警惕?我觉得应该看得更远一点,因为“红色文化”是在历史上特定条件形成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红色是密切相联系的。毛的文革错误路线与方针与中共的革命传统共享了红的符号,甚至可以说,毛泽东对什么是“红”享有独断的解释权,因为解释权在毛手里,所以毛比刘少奇更“红”,毛泽东晚年那些错误都是红色的,包括文化革命的红色恐怖、红海洋、全国江山一片红。 正因为如此,“红色文化”就具有了两重性,或两面刃性,既然红色也包括毛的文革错误路线,那么,“唱红”就会产生两个后果,一个是可以宣传革命执政党的合法性,这正是各级政府追求的并正在做的,二是那些不满改革的人,那些反对邓小平改革的人,可以借着“唱红”来打击改革,“唱红打黑”,就变成“唱左打改”,唱毛泽东,来打击邓小平。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为极左思潮提供了一个合法舞台,虽然这肯定并不是倡导者主观的意愿。 特别要指出的是,要防止极左思潮在政治上死灰复燃,现在左的思潮进一步煽起的社会条件实际上已经具备:一方面,极左派人士从重庆唱红中大受鼓舞,《乌有之乡》上对唱红运动是一片兴高采烈,一些毛左派的学者,对此加以积极解读与响应。另一方面,而在底层民众中,存在着由于不满改革而对文革的移情与怀旧情绪,我非常担心的一点就是,中国其实提倡红色文化政治运动中,极左思潮进一步获得了它公开亮相的合法舞台。尤其是一旦中国出现比较大的社会经济危机,这种可能性就大为增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多次强调,与其中国会出现激进的西化自由派鼓动的“颜色革命”,不如说,更大的可能是出现极左派鼓动的原教旨主义者的“黑色革命”,当然伊朗巴列维国王,也是搞改革开放,也出现了贫富不均、社会不公,底层社会的强烈不满,那些原教旨主义反改革派,就和民间的不满改革的势力结合起来,趁机发生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穿黑袍的,叫黑色革命。与其说中国要防止红色革命,不如说防止黑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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