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

  凡存在过的都会留下痕迹，就看是什么痕迹。今 年 离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已经45年过去了，但它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并没有死去。而我也关心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并尝试勾勒“红卫兵”的一些思想和行为特点，或者还可看看它们现在离我们究竟有多远。对其中一些事情的叙述和看法自然是在“文革”结束，且有了相当的距离之后看了许多文献资料和研究著作才了解和明白的，同时也揉入了自己的一些直接观感——当然主要是从外省的、普通红卫兵的角度观察。 “红卫兵的一代”我想可大致定为在文革开始的一年—— 即在1966年进入中学到这一年大学尚未毕业离校的学生，主要是这十来年的大中学生，也就是说，大致是从1944年生人到1954年生人，因为一般认为，红卫兵真正占据时代舞台起某种引人注目的作用，甚至一度叱咤风云主要是文革的头两年，后面其实就只是一些余波甚至名义了。 这样看我就可以算是“红卫兵一代”的尾巴了。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12岁，刚从江西南昌县城的小学毕业分配到莲塘中学，是开始懂事的年龄，但还不是直接行动的年龄，处在边缘，主要是观看。我还在1970-71年读了当时南昌唯一还办的高中，以后或可为“红卫兵一代”补充一点后来“斗批改”中“教育革命”的体会，再后来是做搬运工人、当兵，就这样一路过来，体验了文革的全过程。 这一代人生活环境的基本特点是都在“红旗下长大的”，年龄最大的也是在1949以后才进小学，接受的都是革命教育，可以说都是“红旗下的蛋”（借用崔健一首歌的歌名，此段以下直接引文也是其中歌词）。他们的父辈“ 是个旗杆子 ”，把红旗扯上去了，他们自己则是“ 红旗下的蛋 ”。然后是“ 红旗还在飘扬 ， 没有固定的方向 ， 革命还在继续 老头儿更有力量  。”他们以为是自己在作主，其实并没有。当时他们最喜欢大声朗诵的一句话是青年毛泽东说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以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回答总是昂扬的“我们!我们!”但不久他们就从天之骄子、从最高领袖的宠儿变成了弃儿，以后到了社会底层，更明白了“ 现实象个石头 ， 精神象个蛋 ”。然而，“ 石头虽然坚硬 ， 可蛋才是生命 ”。生命力总是要洋溢和表现的，尤其青春的生命。到了今天，“钱 在空中飘扬 ”，“ 我们不再是棋子儿 ， 走着别人划的印儿 ， 自己想试着站站 ， 走起来四处看看 。”而其中的佼佼者，更成为今天社会的中坚，甚至从年龄上来说也是：现在和未来一二十年的中国，将大致由他们来掌管。 而当年，“红卫兵一代”为什么能够被迅速动员起来？动员之后为什么有那样的行为？其实是脱离不了上面所说的这个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基本特点的。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对一个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文革前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他们从小一直在一种阶级斗争的气氛中成长，在崇尚或至少决不畏惧使用暴力的环境中长大， “红”是最受崇尚的颜色，是革命的颜色，也是鲜血的颜色，“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后来在一首红卫兵写的理想主义长诗中，作为集体的主人公坚信并渴望着将彻底埋葬旧世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大战中红卫兵们征战欧美，最后将红旗插上白宫。 而从“红卫兵” 自身来说，或许可以指出四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个特点自然是造反，1966年5月29日诞生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其中写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现在不反，更待何时？”这话是有根据的，因为毛泽东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那么，谁可以造反？开始造反的主体是有限制的，必须是出身红五类，“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文革初期北京的“老红卫兵”甚至更加严格，其核心是革干子弟，但这一次毛泽东为了通过红卫兵广泛发动群众， 担任先锋， 支持了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所以一度比较普通、受压的人，甚至包括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造反了，虽然这些人多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到整肃。至于造谁的反？当然首先和直接是造自己身边人的反，造老师、校长的反，造派来的工作组的反，造一切可能构成压抑的管理者的反。然后也杀向社会，破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决裂，也和革命政党建国前期的“传统”（十七年）决裂。谭厚兰率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到山东曲阜砸了过去被认为是“万世师表”的孔子的庙宇和墓地可以说是一个象征。而网罗了除很少几个人之外的党中央和政府领导人的“百丑图”也是一个象征。 一时间，在最高领袖的支持下，几乎所有学校的原先领导和组织都靠边站了，而红卫兵也从学校走向了社会，从本地走向了外地，文革头一两年全国经历了一个类似于半无政府状态的“天下大乱”时期。那也是红卫兵最为红火的时期。我第一次在南昌见到红卫兵，已经到了1966年的8月，开始是不多的几个学生佩戴红袖章，后来是到北京去见了毛主席的浩大红卫兵队伍撑着红旗归来，我们在车站欢迎。在这之前，北京是多么遥远和神圣的地方，人们心想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这怎么可能，但一下子这的确是可能了。而且许多事情也可能了，坐车吃饭都不要钱，小将们甚至有了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在一种造反精神的鼓舞下，年轻人除了一个遥远的神像，几乎可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炮打司令部、火烧xxx（这里可以填上任何本地本单位领导机构或领导人的名称）”的大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年轻人也许本来就有造一切压抑他们的东西的反叛倾向，而他们此时似乎获得了一种千载难逢的“造反”机会。 然而，这种造反其实仍是一种“受命的”或“受控的造反”。因为红卫兵的第二个鲜明特点是忠诚。而且，这种忠诚与其说是忠于一种思想或精神，不如说是忠于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活着的、但却被视作神的人（因此也就会有种种变化且神秘莫测）。“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所谓红色的“卫兵”也就是要“誓死捍卫毛主席”，因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已经睡在我们身边”。多少年轻人愿意为此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和热血。 所以，红卫兵的造反、或至少其“成形”和一度“奏效”并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造反的过程并不是一直按他们的意愿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受命造反”、“奉旨造反”，而后来也一直是一种在“受控”过程中的造反，到最后结束也是“被命停止”。在这一点上，红卫兵和60年代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的年轻人造反有着根本的区别、虽然发生得更早，却像是“60年代精神”的一个异类。他们和中国五四时期的青年乃至1957年的“青年右派”也不一样，57年的“右派大学生”，虽然也基本上还是拥护社会主义，但也追求某些自己的自由民主理念。而后来蜂拥而起的红卫兵组织几乎都是在比谁最左、最红、谁最忠诚和拥护毛主席。他们很难说拥有、或者说确立了他们的主体性，一切都必须严格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进行，和红卫兵日夜相伴的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他们也都擅长打“语录仗”，他们还要时刻准备听从“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的指引。他们之所以在一段时间里能够造反，是因为有当时权力和威望都达到同样“史无前例”的顶峰的最高领袖的支持。红卫兵成了文革运动的急先锋，但或许也只是用作急先锋。这次文革运动的动员者不是政党组织，而是政党的最高领袖撇开了组织，直接以自己的无上权威和卡里斯玛的魅力进行动员。毛泽东八次接见全国各地的1200万红卫兵，他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并对红卫兵说“要武嘛”。红卫兵的大串联将革命烽火燃遍了全国各地，乃至到穷乡僻壤。 的确，当时的许多红卫兵常常以毛泽东、尤其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为榜样，但当时的环境其实和五四时期的中国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不知道可能恰恰是今天的“毛主席”，使他们不可能再效仿过去的“毛润芝”了。他们以为是自己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苍茫大地”，其实并非他们，而还是主席在“主沉浮”。就像有人评论说，红卫兵运动因为毛泽东66年8月1号的一封支持信就“星火燎原”，也因为他68年7月28日召集的一次红卫兵五大领袖参加的座谈会就嘎然而止，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主从关系。 然而，即便客观上是“受控”的，当时的红卫兵是否主观上感到他们是自由的、甚至是幸福的呢？的确如此，在一段时间里，就像上面所说，他们甚至有一种自己可以“无所不为”甚至“无所不能”的感觉。这就涉及到红卫兵的第三个鲜明特点：那就是青春的生命力的洋溢和释放。一段时间的反叛倾向可能是青少年时期本能的冲动，他们的生命力洋溢，而对周围一切压制他们的东西会本能地反感以致激烈反抗。而当年的红卫兵造反尽管事后看是一种“受控的造反”，但当时并不怎么觉得，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的确表现出许多年轻人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我记得当江西全省“保守组织”总部的门匾被砸之后，红卫兵和造反派故意在门前的广场送去了许多讽刺挖苦的、各色材料制成的“门匾”，写了许多对联、“挽联”，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古典文学之大规模应用的洗礼。又有一夜，我跟着去我们省会的中心广场参加一个数万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集会，当时的中央文革还没有明确表达支持那一派，集会的气氛有一些压抑和悲愤，但又依旧很浪漫，甚至有压抑不住的欢乐。周围的红卫兵跳着舞，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等歌曲，“革命是盛大的节日”，而同一个阵营的红卫兵也都亲密无间。我年龄小，到后半夜熬不住就睡过去了，晨光熹微的时候突然醒来，发现有一面红旗、还有不知谁的一件外衣盖在了我的身上，其他人也大都睡着了，少男少女们在晨曦中显得无比美丽。 但就是这些少男少女们卷入了暴力。上述的青春热力被引向破坏，而且是暴力的破坏，这就要谈到“红卫兵”运动的第四个鲜明特点：也就是暴力的倾向。文革之初经常看到的一条标语是“红色恐怖万岁!”，多有人被斗死或者自杀。先是批斗会的暴力，私刑审问和拷打的暴力；后是大规模派性武斗的暴力。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大群红卫兵围住了一个据说藏匿了保守派的单位大门，突然从里面推出一个人来，立刻不由分说地遭到暴打，有人拼命地挤进去，然后高兴地大叫：“我打着他了!”直到人群又突然散开，原来是弄清了被打者其实是“自己人”，但这个人已经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对盲目嗜血的暴力感到恐惧。人们似乎要通过对他人的暴力来证明自己的勇敢、成年和坚定。平时温和的人们也变得凶狠起来。开始还主要是动手，后来就动枪了，开始的被打死者还被抬棺游行，争论谁先开的第一枪，后来就无所谓了。红卫兵们喜欢提着手枪，一边一个站在飞驰的汽车的驾驶室的两侧踏板上，尤其是中学生，比大学生似乎更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也不顾惜他人的生命， 当时南昌特别出名、特别能战斗的一支红卫兵队伍是“五中一小撮”战斗兵团，其首领是一个女孩子名叫“撮婆”。 他们不怕流自己的血，也不惜流对方的血。有一次不知是那一拨红卫兵抓住了一个据说是“老保头子”的人，就在饭店前枪毙了，也无人收尸，红卫兵们就在这饭店就餐，进进出出，视若无睹。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了三万工宣队进驻清华园去结束那里的两派武斗，因为他没有打招呼，蒯大富领导的红卫兵组织进行了武装抵抗，毛不禁脱口说出“造反派，真的反了？”但蒯大富其实并不知道这次行动是毛组织的，他还悲愤地向毛主席党中央求救，要求揪出“黑手”，并在次日凌晨的座谈会上见到毛时大哭。当毛说“我就是黑手”之后，所有抵抗自然顷刻瓦解。从清华附中发端的红卫兵运动也就结束于清华大学。不久，北京的这些红卫兵和他们的领袖都被分配到了基层，而头头们在文革还没结束之前，在70年就纷纷被隔离审查或者入狱。至于红卫兵群众，在68年就开始动员的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到1980年的时候已经一共有1700万人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下乡的也到了工厂或部队的基层。 我这里想特别说明一下“受命的造反”这一概念。当我说红卫兵的造反还是一种“受命的”或“受控的造反”的时候，意思并不是说，发令者能够完全控制这一过程，更不是说发令者能够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是说红卫兵能够成为这样一种大规模的运动，的确是发动“文革”的毛主席动员或授命的结果，而且，不仅在“红卫兵运动”这一属于文革大运动中的小运动中，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也始终是他在起中心或主要的作用。 文革中的“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文革中，领袖和群众这两者实际是分不开的，我们实际无法仅研究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而是可能要始终着眼于他们双方，尤其是注意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我们也要分清主次，弄清是领袖还是群众在其中起主要和关键的作用。正如前述，我是认为是前者在起主要作用的。我们这里实际上要区分两个问题：一是领袖是否在这个运动中起主要或中心的作用；二是他是否达到了自己发动这一运动的目的，甚至是否能够完全控制这一运动的过程（或者说不断实现自己的阶段目标）。王绍光在其《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更全的版本易名为《超凡领袖的挫败》），对武汉文革中的造反派群众参与文革的动机和行为有详尽的描述和分析，但他似乎没有充分注意群众和领袖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中的主次之分。他反对“领袖中心论”，认为“毛中心论”需要几个假设：发动者有明确的目的和实现去目的的总体计划；二是有一种神奇的权力能保证其宏伟计划能够像他希望的那样实现；三是大多数人可以很好地理解领袖的意图和计划，并愿全心全意来执行计划，即只有从上到下的单向沟通。但他的这几个假设似乎是太强了。如果要这样才算“中心”，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成为“中心”。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在各种历史合力和一定是“互动”的实践中，任何人其实都不可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说，尤其是那种远离社会现实和人性的目的，甚至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而不管持这一目的者拥有多大的威望和权力。王绍光似乎没有区分上述的两个不同问题。领袖是否一定要全程控制运动乃至完全实现自己的目的才算“中心”？而我以为，实际上能够成为行动的“主角”（即事件是主要由自己生发）而不必是“主人”（即通过这些事件实现自己的目的）就已经可说是“中心”了，已经要在道德上对其负责了。王绍光在其翔实的著作中对许多事实的描述是有道理的，是符合实际的，比如他指出造反派中的许多人其实是相当理性的，各有自己的打算，决定参加那个组织多能找出合理的解释（但也有随机和偶然的参加），但是，他也可能低估了造反派也有非理性或者说疯狂的一面，尤其是在群众行动中，在“广场效应”中。而且，在造反派中最年轻的一支、即作为急先锋的一支——红卫兵那里，有更多的疯狂，而中学红卫兵又比大学红卫兵更加充满非理性的激情、非功利以致牺牲的精神。包括红卫兵后来分裂为誓不两立的两派组织武斗不止，也是不仅有理性的算计，也有信念、以及激情和宿怨等各种情感的介入。双方都绝不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反毛主席，也都不认为自己保守，而认为对方是这样。而且，他们也深受斗争哲学的影响，甚至也深受领袖的鼓舞，因为毛主席也就是这样斗出来的，而文革也就是这样一场既是社会阶级的、又是党内路线的殊死斗争。他们要通过斗争“打出一个红通通的新世界。”其实他们后来应该是明白了，他们的“敌人”其实是他们差不多一样的人，他们都是一副棋盘上的棋子，而问题还在于，摆出这副棋盘的人也不能完全按自己的心意挪动这些棋子，也收拾不了这一残局。但他还是有相对于群众的决断权力，他可以撤掉这些棋子。他解决不了红卫兵的派性斗争问题，但可以把两派都送下乡去。而在这之前，红卫兵毕竟也部分地实现了他的一些目的，比如清华蒯大富率领的红卫兵在“打刘（刘少奇）”中的突出作用，南开红卫兵的所谓“揪出叛徒集团”，都为他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立了功。 王绍光说毛泽东“成功地、甚至是太成功地发动了广大群众，但他却没能成功地指导这场运动。”因为冲突的各派群众“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没有成功呢？为什么文革失败了呢？这就涉及到他的目标是否真正符合社会和人们的真正利益或需求了，或者说，即便“符合”的话，也涉及到普通中国人甚至一般人的人性是否能够承载他的理想了。或者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假如他有更大的权力和威望，假如他领导的是另一些群众，或者他的战略部署做一些局部调整，他的理想方案本来是不是可以成功呢?但如何去更换群众呢？他发动文革的一个目的不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一代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吗？不就是要创造一代新人吗？但锻炼的结果如何呢？无论如何，我们要考虑植根于人性的可能性问题。未来也许不会有和过去一样的乌托邦了，但是还可能有新的样式的乌托邦。 “文革”是怎么失败的，谁也没有办法直接对抗冠以四个伟大的“英明领袖”，谁也没有力量正面对抗他发动的“轰轰烈烈”，刘少奇的组织机构不行，老帅们的“二月逆流”也不行。“文革”其实是后来悄没声儿地被后来的群众的冷漠打败的，被小道消息的“耳语”打败的。一向相应运动号召的群众后来不再积极响应了。动员时代终于到达了它的最高点，它必须达到最高点才能下降。就像战国时代其他国家的军队没有那个能抗秦军之锋，但是在秦朝二世之后却似乎变得不堪一击。 总之，通过强制性的上山下乡运动被发配到社会底层的“知识青年”们，也就是先前的“红卫兵”们，的确在那里受到了一种“再教育”，甚至说是一种新的“启蒙”也不为过。而这种“启蒙”却主要是指向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怀疑“文革”的方向，被钦点为接班人的林彪的出走而亡也使人们对领袖的“英明”信念发生了动摇，直到1976年4月、多年来第一次非组织和领袖动员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天安门广场爆发（其中许多参与者正是当年的红卫兵），虽然当时遭到了镇压，却为不久之后四人帮的覆灭显示了人心所向甚至可以说预先奠定了社会基础。知识青年们开始从下面看世界。他们在农村和工厂的艰苦磨炼中，深深地认识到了中国的社会现实、认识了普通的老百姓，也包括更深地认识了他们自己，虽然他们也为这种认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青春的代价。 今天的中国社会和44年前自然有很大的不同了。但是，就像《文化纵横》上一期所做的专题“暴戾的中国”中的一组文章所揭示的，在正在走向富裕的中国，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不少暴力的事件和暴戾的倾向，以及种种来自体制也来自个人的对生命轻贱的现象，这是否和当年狂飙猛进的“红卫兵运动”有某种关系？甚至更扩大一点说，是否和文革、乃至在二十世纪中叶一直强调、只是在文革中达到顶点的斗争哲学和暴力主义有关？总之，为了避免未来的灾难，对于激荡的二十世纪留给中国的思想和实践遗产，我们还有必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清理。 但作为一个过来人，如果我说从总体而言，现在的“红卫兵”一代人其实倒有可能是离当年的“红卫兵”思想和行为特点最远的一代人，当年发生的事情倒有可能更让现在的年轻人感到新奇而不会再吸引他们，希望不致被视作是“奇谈怪论”。因为，当年的红卫兵这一代人亲身体验了两种不同的经验：城市和乡村的经验、上层和下层的经验、破坏和建设的经验，“反修防修”和“拨乱反正”的经验；乃至于希望和绝望、宠儿和弃儿的种种感情体验。他们的人格应当是比较独立了，他们的阅历使他们不容易再轻信任何高蹈的主义或“超人”了。他们知道艰难地重新获得的常识的珍贵。他们也从自身的教训，从无谓死去的战友那里知道：洋溢的生命力若不加任何约束、尤其是让其变为肆虐的暴力的凶险后果。的确，他们已不再年轻，甚至可能变得相当保守。他们现在也的确有 一些 他们自己认为真正值得捍卫的东西了。当然，他们的心灵也还是应当努力保持开放，努力去理解今天的年轻人。

公众语言和民间话语，常常充满针砭时弊的力量，总能应和时代的节奏，与社会脉动高度合拍。比如，在今年3.15消费者权益日，有网友在微博上推出他总结的央视315晚会与央视春晚最大不同：“春晚是花钱才能上，315晚会是花钱才能不上。”而网民新近创作的顺口溜富有民谣特质：“跟得上股市的大盘，跑得出城管的地盘，买得起开发商的楼盘，看得懂统计局的算盘，躲得开醉汉的方向盘，忍得了非主流的脸盘，搞得定自己的椎间盘，盯得住旧爱的硬盘”，以“2010年强人”的名义，为受众绘声绘色地描摹了一幅时代风景。 语言即是行为，话语关乎权力。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语言应被看作是身体的一个维度。人与整个自然界和社会的全部关系都经由语言得到了表达。当将语言的运用视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行为和情景变量的折射的时候，就可称之为“话语”。 在现代文明的视野中，话语实践被认为在传统方式和创造性方式两方面都是建构性的：既有助于再造社会本身（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也有助于改变社会。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封闭、僵化、板结的社会开始开放、松动和裂变。而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变迁的轨迹深刻而明晰，总是能够再现其根植和生长的那个时代，印证社会的变迁。 尤其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兴起更是极大地改变了全社会的语言生态、话语权格局以及话语模式。随之而来的，是语言殖民化的末日、话语霸权的没落，以及社会话语的整体断裂、大规模的裂变，迎来了一个话语权日益平均，观点和表达方式日益多元，自由言说已呈不可逆转之势的新时代。 对新中国流行的语言和话语变迁的历程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可将被认为是改革开放起点的1978年，市场经济登堂入室的1992年，以及有中国互联网元年之称的1994年，当作中国近30多年语言和话语模式变迁的三个节点。 1949-1978 ：革命话语一家独大 语言和话语方式的革新，往往肇始于社会新旧更替之时。上世纪40年代末，新中国建立，全社会的语言和话语方式就为之一变，新的革命话语横扫一切，旧的话语体系被彻底颠覆和抛弃。这种革命话语一家独大的局面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这是一个中国社会的语言风格和话语方式意识形态化最为彻底的时期，整个社会话语空间充满了强烈的、让人胆战心惊的政治斗争的硝烟味。即使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在思想领域，这种意味依然了犹未了、余韵犹存。 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论，即是贯串那30年社会主流话语的红线。这从当年的流行词汇即可窥一斑：一大二公，三反五反，四个伟大，五·一六分子，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九评、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些数字化的新词组，计划意识和规训意图俨然。而红卫兵、红太阳、黑五类、黑材料、白专道路，这类色彩鲜明界限清楚的关键词，则是当时简单粗暴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的具体呈现。这种粗暴在十年浩劫期间达到顶峰，炮打、砸烂、抢班、夺权、粉碎、铲除等动词成为时尚，以及“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语汇的流行，则无疑应归类为法西斯美学的范畴。 这一时期，民间话语没有生存空间，而伪民间话语大行其道。1958年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就官制民谣的典型。诸如“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类盛极一时的虚假抒情，被历史认定为民间美学包装的极权话语，是一种全民乌托邦的咏叹。而“土豆烧牛肉”、“不须放屁”、“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等粗鄙俚俗的言说，则因出自领袖之口，才能大行其道且人人成诵。 1980 年代：思想解放与个体意识觉醒 1980年代，国门开启，思想解放，西风东渐，往昔遭禁止和被批判的各种思潮和知识汹涌而至，精神饥渴的知识界，饥不择食地享用了一场以现代化为调味料的思想盛宴。然而席终人散，就会发现社会的话语格局并未有太大改观。知识精英们虽然获得了一定的话语空间，但沉浸在长期束缚解脱后的眩晕和狂喜之中，似乎处于一种暴饮暴食后的消化不良状态。 回望80年代的流行话语，依然是政治语汇一家独大，精英话语则充斥着文艺腔，动辄得咎却不接地气，民间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因被压制而缺席，往往只能作为“小道消息”口耳相传。 无论是“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则是大家拿”这样的讽世歌谣，还是学生们提出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类口号，仍然有鲜明的集体主义烙印。 所幸这也是个体意识复苏和萌芽的时代，港台流行文化跨境渡海而来，，让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体味到基于个人感受的别样情怀。而在本土，诗人和歌手成为了个体意识觉醒和表达的先锋，北岛“我不相信”的叩问，经由崔健的“一无所有”呼号，一直到海子“从明天起，我要做一个幸福的人”的吟咏。就为这个年代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划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成为至今让人感念和怀想的吉光片羽。 1990 年代：民间话语渐起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进一步改革开放成为既成事实，涌动而来的经济大潮，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旧秩序。发展才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下海经商、恭喜发财等话语摇身变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市场经济的洗礼，个体生存的需求，不可抑制物质欲望，彻底惊醒了全民乌托邦的迷梦。随之而来的是集体信仰崩溃，个人理想幻灭，权威信用破产，自我意识高涨。语言和话语开始断裂，日渐喧嚣的民间话语，声音渐起渐响、渐多渐强，并开始假精英之口，渗入公众媒体得以广泛传播。 当年火爆一时的王朔小说，就是这一时期语言和话语方式变异的代表。他以解构虚假、躲避崇高为己任，将草根的胡同土话、强横的大院习语和流布全国的宏大空疏的政治词汇搅拌在一起，以混不吝的姿态，迎着主流话语的刀锋而上，在白刃及肤的瞬间，总能灵巧的闪避，践行“玩的就是心跳”。他以“谁比谁傻多少”逆向构建自信，他“一点没正经”地教育“孩子”：“街上全是坏人，他们都叫你学好，好自个使坏”，借以痛诋时弊，排遣社会转型期价值观混乱带来的惶惑和愤懑，在赢得普遍共鸣和会心一笑的同时，也引起了许多把持了话语权而生恐滑脱的“精英”的嫉恨和恐慌，蔑称其为痞子。 这一时期草根话语，则需借民间艺术的形式，才有机会在社会主流媒体上呈现。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民间说唱艺人，融合了话剧手段衍生出来的小品及其演化轨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早期赵本山的表演，根植于民间和市场，源于底层生活，生机勃勃，充满草根智慧。其表达方式，多为揣着明白装糊涂，常常在装疯卖傻中夹枪带棒，不乏讥刺现实的锋芒，民间话语权和话语方式灵光乍现，广受欢迎。及至其登上了垄断话语强权的春晚，虽然表演技术日渐精进，但表演内容则日益变质。 历经20年，以自轻自贱、践踏弱势，由高粱而强梁，以粗鄙慰藉精致，已经是赵本山小品的典型话语方式。他就这样成为了不顾尊严、背弃民间立场、甘当话语霸权点缀，被彻底异化的典范——与众多投身体制的精英际遇类似，成为话语权被垄断的话语权垄断者。 1994 ：互联网开启话语平权 是否拥有传播媒介，决定了话语权力的基本格局。媒介的缺乏，既是个人诉求无法被记载放大的缘由，也是民间话语难以传播和被无视的根本所在。已故作家王小波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有一颗的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 有趣的是，王小波是一位通过纸媒进行话语实践的作家，但更是一位得力于互联网传播而广为人知的网络英雄。他虽然谙熟电脑，能写程序，常用电子邮件，却在互联网落户中国不久的1997年英年早逝，并未赶上中国互联网BBS和论坛火红的年代，恐怕压根不知道博客和微博客为何物。他只是在死后作品和观点经网络广泛传播，而声名卓著受人敬佩，以至于有人邀约同好，专门成立了“王小波门下走狗”的小组，活跃于论坛。在互联网上，王小波已然是一个符号，是独立思考，自由言说的象征，备极哀荣。 1994年4月20日，中国连入因特网的64K国际专线开通，实现了与Internet的全功能连接，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国家。 现在看来，中国互联网的诞生，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它终结了数千年话语权均被强权和部分精英控制的历史。从来没有人如此平等而切实地拥有一个功能强大如斯的传播媒介，可以自由表达和记录自己的意见。中国人与全人类几乎同步进入了众声喧哗的时代。 全社会话语权力的格局也自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家独大，唯我独尊的话语方式成了明日黄花，民间话语终于在主流话语空间中获得一席之地，而且势必在未来的话语权力博弈日益壮大，甚至可以断言会占据上风，也是触手可及的现实。个人的权利和尊严，从此跃迁至一个崭新的高度，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得到空前的扩展。这一切，均在中国互联网15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证实。 由网络论坛、个人博客、微博客三个阶段着眼，可以概览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中，网络语言的生成、话语方式的演进以及话语权力格局的变迁，及其经历的一个从稀少到普及，从局部到全面，从特权到平权的过程。 互联网的群体交流，早期主要是通过论坛、BBS、新闻组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实现。网络论坛等不但是信息集散地，也具备了公共媒体的属性，通常由网友推举出来的版主牵头，实行民主管理。最初的论坛参与者多为IT从业者和学界精英，除了专业讨论之外，文学写作、文娱体育消息是这一时期主流，语言和话语方式承接传统，并无鲜明显著的网络特色。 2000年起，网络论坛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段。上网人数的增加和身份日益多元化，涉及现实公共事务的话题逐渐成为论坛主流，无论是严肃的讨论还是轻松的调侃，均与官方话语方式有有着显著的分野，具有民间特色，具有公民言说的特质。一方面，主导论坛话题的虽然仍旧是精英，但草根的创造性和活力已经开始初露端倪。斑竹、马甲、顶、沙发、楼主、大侠等网络语言开始流行。天涯社区、强国论坛、中青在线、西祠胡同等都是当时名噪一时的论坛，而许多通过论坛显露才学的网友，更通过网络转入传统纸媒，跻身主流话语圈，成为意见领袖，有许多人至今仍活跃在各种媒体上。 如果网络论坛仍然有传统媒体的胎记，那么，个人博客催生了全新的“自媒体”，改写了社会媒体的历史。有网上传闻称，某分管宣传的官员初见博客，当即惊呼：“这岂不是个人办报！”前《南方周末》记者翟明磊，则干脆将自己的博客命名为《壹报》，直接称之为“一个人的报纸”。 博客兼具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属性，给予拥有者的自由表达和交流管理带来极大的便利。博客起始于1997年，但在中国的风靡却是得力于网友木子美以《遗情书》命名，刊载其性爱日记的个人博客。博客彰显自我价值、改变个人命运以及影响读者乃至公共事务的潜力由此可见一斑。截止到2008年，中国博客数量已经过亿。 也正是博客催生了公民报道者。来自他们的消息，无论是采集的快捷、传播的广泛，以及影响力等方面，均不乏超越专业媒体的精彩表现。无论是厦门市民为反对PX项目的散步、央视大火现场图文报道、还是广州番禺居民反对垃圾焚烧项目，都能看到博客的身影。而许多著名博客有千万乃至上亿的阅读人次者，数以百计，其巨大的影响力许多传统媒体已难望其项背。 电脑运算速度的强大和网络的便捷，在为上网者提供自由言论空间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语言的生成和运用方式。政治及社会禁忌、网络管理、内容审查，与自由表达的冲动交互作用，造就了全新的语言修辞和话语模式。谐音、变形、隐喻、借代、模拟、通假、省略、会意、拆解、重组等均是新词新字涌现常见的手法，美眉、草泥马、河蟹、雷人、马勒戈壁、五毛、熊猫、有司、萱萱、弓虽以及火星文等例子俯拾即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被发扬光大、更诉诸符号和视觉：囧、兲、槑、LLM，法克、谢特……极大地丰富了祖国语言宝库。 2009 ：微博生成全新网语 2009年开始，呈井喷式增长的微博客，虽然也是模仿自国外，但并未妨碍其促使了一个全新的话语权力格局诞生。论坛精英高居话语金字塔顶端，靠长篇大论和远见卓识充当意见领袖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博客以个人为中心而往往顾影自怜的弱点被轻巧地剔除。微博客将每个用户的每一次表达限制在140个字之内，并允许用户自由选择发言者予以关注，创立了一个机会更为均等、权力更为平均言论平台和信息传播媒介。其开快捷转贴和方便的对话功能，则大大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让内容审查和传播限制成本加大而变得前所未有地困难。 在微博客形式和容量的限制下，寥寥数语即可成章，为许多不善长篇大论的用户平添了自信，也迫使善言者精思傅会、言简意赅，只有靠片语的内涵以及个人魅力，在传播竞赛中领先。同时让人的创造潜力迸发，有价值的信息得以广泛传播。兹举几则网友辑录的2009年推文选为证： ·我要好好读书，长大之后去当城管……在街上碰到妈妈的菜摊时，可以慢慢追，慢慢撵！ ·让少数人在人性方面先富裕起来。 ·钱乃一味良药，有明目张胆之功效。 ·杜蕾斯破产不是悲剧，杜蕾斯破了才是悲剧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不让你说话的权利。 ·自由是有争论，没有标准答案；专制是有标准答案，没有争论。 ·我怀疑他们在密谋策划要让我幸福 值得一提的是，具有继往开来、兼收并蓄、多元共存特点的微博客，它全新的网络语言和话语方式形成的丰富生态，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特别是强大信息的自我纠错机制。4月1日，一则假消息在某微博上疯传，但在人工未及反应的时间内，在用户的不断质疑和求证下，迅速得以澄清。 微博客营造了一个迄今为止在形式上最为民主的言论环境，虽然其未能彻底解决信息碎片化的弊端，信息自我整合的能力还有待技术进步予以强化。但它无疑是互联网应用中去中心化和平权的典范，以及无组织却能产生巨大力量的样板。微博客诞生以来，在用户的通力合作下，在突破封锁、扶弱助贫、民主选举、灾难救助、疫情警报、舆论监督、慈善事业、澄清谣言、揭穿黑幕、伸张公义、守望相助等多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虚拟现实与真实现实水乳交融，人情味洋溢的和谐景象；一个多元并存可资寄望的网络公民社会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