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实名制

爱思想 | 童燕齐 雷少华:中国的微博与政治

童燕齐 雷少华:中国的微博与政治 进入专题 : 微博 中国政治    ● 童燕齐   雷少华        20世纪90年代起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们更加坚信技术创新能够促使专制向民主转型。一些乐观主义的政治学家宣称“互联网的发展是对专制制度的极大挑战”,甚至将信息通讯技术尊为“解放技术”。尽管另一些人辩称“信息通讯技术更容易构造一致性”,但其他人还是相信“这种技术降低了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尤其在2011年初,中东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因互联网技术而促成的民众抗议行动之后,这种乐观主义大大强化了。   也有一些持谨慎态度的学者,他们认为互联网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一样,本身并不具有政治特性,互联网不一定会对专制政体造成威胁;尽管互联网的普及可能会对政治体制带来挑战甚至引发变革,但是它也可能会强化专制统治。即使乐观主义的政治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专制政权会开发出复杂的技术手段来控制互联网并对抗那些反政府的批评言论。   21世纪出现了如脸谱网(Facebook)和推特网(Twitter)这样的新型社交网络媒体,两者为社会动员提供了更加有效而且更难以被管制的工具。借助它们强大的即时通讯功能,信息比以往任何传统的方式都传播得更快更远。2011年在埃及爆发的、最终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极好地诠释了这些新型社会网络媒体在鼓动大规模群众抗议中所起的作用。   新型社交网络媒体的发展改变了网络言论的生态,目前已经有大量针对互联网和博客环境的行为主义研究,但是,还较少有人尝试进入微博与政治的研究领域。为了促进对中国的新型社交网络媒体的认识,我们的研究将会讨论微博的特性、与传统网络论坛的区别、中国微博的发展以及微博对中国社会抗议的影响。       微博与抗争性政治      微博的特性      继博客问世之后,作为新的信息交流平台的微博也在近些年取得了迅猛发展。2006年,推特网问世很快受到热烈欢迎,并成为排在脸谱网之后的第二大信息网络和社交网络。如果说脸谱网的用户组建了一个个朋友熟人圈子,推特网则借助匿名关注和转发功能,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平台。   传统的博客作者,通常需要拥有良好的写作技巧与合理的逻辑性来表达观点,即使要伪造一些虚假信息,也至少需要让这些假消息看起来是逻辑合理的。但微博不一样,在那里只要用140字做一个无需任何论证的陈述即可,也无需任何形式的修辞,这是一种彻底的“快餐式”交流。因为这种特性——更少的词汇、更直接的信息,加上手机微博等便捷的使用方式让这种“引用式”的信息传播方式更加契合现代生活的节奏。   推特网在用户界面里设置显示了“粉丝”(即关注者)的数量,让普通人也能享受到当明星的感觉。公众人物很快意识到了这种效果,他们也纷纷创建自己的微博账户,于是推特网迅速成为最流行的公共交流平台。   和传统网络论坛匿名发帖的方式不同,微博实名制更加增添了它的吸引力。因为如果博主是实名的,他/她的粉丝就会更加重视他/她的言论,会关注博主所发布的任何一条的信息,并形成相对稳定的粉丝群,为维护博主而“英勇奋斗”。   微博的另一个优点是它的转发功能。如果你喜欢一个帖子,你可以点击“转发”按钮把它发布给自己的所有关注者。微软中国和谷歌中国的前总裁李开复曾经用“病毒传播”来形容这种快速转发功能,信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散播给大量的潜在人群。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博主拥有100个粉丝,他的每个粉丝也各有100个粉丝,只要博主的一条消息被其中的10个粉丝转发,那么就会有1000个人看到这条消息;如果这1000个人中有100个又转发了这条消息,以此类推,经过短短的几次点击之后,这条信息就可以被成千上万人(甚至上百万人)所看到。   手机短信也是一种信息传播方式,但是信息的传播限于较小的范围,且还有话费的限制。微博则与之相反,信息传播者不需要认识接受者,也不需要承担任何成本,粉丝们只要根据个人偏好主动地去关注信息发布的源头即可,这也是卡斯•桑斯特所说的“信息消费的个性化”。因其传播的快捷性和低成本,作为公共信息传播者的微博正在逐渐取代手机短信,并且在鼓动社会运动方面显示出了强大的效力。      动员与民意      互联网在抗争性政治中可以有两种作用:作为“工具”,或作为“空间”。“工具”作用是指“动员”,即为鼓动街头示威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过去的组织者只能使用喇叭来领导示威民众,政府很容易识别出谁是组织者,从而镇压示威活动。手机短信虽然也可以作为鼓动潜在参与者的通讯工具,但是只能局限在一个封闭的(熟人)圈子里,而且在示威过程中组织者也很难使用手机短信来领导人群。微博则改变了这些,组织者可以成为“虚拟”的领导者,在几千里外发号施令;网络上也很难识别出谁才是组织者,政府在镇压示威活动的时候就会困难得多。   2009年的伊朗大选,就是展示微博与社会运动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在选举中,反对党领导者利用推特网来领导示威群众对抗政府,并最终导致了流血冲突。当时推特公司刚好因为系统升级需要暂时关闭服务,但是美国政府为了支持伊朗的反抗运动,要求推特网推迟升级计划。2011年初推翻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埃及革命运动,也是通过推特网和脸谱网组织起来的。因此,这些运动也被称为“iRevolution”(互联网革命)。   互联网的第二种作用,就是为吸引公众参以及产生民意压力提供了空间。迄今为止的一些事实表明互联网在伊朗和埃及主要发挥了第一种作用,而在中国则主要发挥了第二种作用。本文接下来将结合一些具体的事件来讨论它在中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霸权危机与阵地战      为了分析互联网的第二种作用——空间作用,我们需要借用葛兰西霸权论的概念框架。葛兰西说:“霸权是资产阶级价值规范对从属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领导”(卡诺依p.66)。已经建立起来的霸权秩序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统治阶级的暴力或者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而在于接受统治者所用于统治的世界观。即“统治阶级的思想通过一整套复杂的论述而具化为‘常识’:接受了道德、习俗以及所生存的社会的一切制度化行为的民众思想。”换句话说,民众将他们的利益等同于制度的利益,因而他们愿意维系现存的体制。   霸权危机的出现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统治时间的延续,政府领导意识形态的能力不可避免地会恶化,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强制性支配。公众和他们所接受的传统观念渐行渐远,不再相信他们过去所一直坚信的。在霸权危机理论中,葛兰西提出:无产阶级需要打一场“阵地战”来建立“反霸权”观念,并最终取代官方霸权。这种“阵地战”被看作是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一场竞赛,可以作为与政府“正面开战”的替代品,并随着民众意识的逐渐觉醒而展开。一旦反霸权观念成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规范,先前建构起来的政治秩序就会被打破,最终带来政权的更替。   这场围绕“霸权”的阵地战,关键在于知识分子。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作为制度的代言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国家能够同时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招募一支“知识分子军队”来进行霸权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因此这场“阵地战”胜利的关键就在于革命党能否保留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来引导思想,并在鼓动自身所属阶级的同时也能拉拢那些“不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先不考虑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论调,葛兰西的理论对理解当代中国网络抗议的概念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阵地战”的关键在于战场。在中国,围绕传统媒体的官方“霸权”,政治改革派和保守派以及不同的学者派系已经展开了战斗。由于这种制度控制了报纸、电视、杂志等主要的媒体,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展“阵地战”的效果极其有限。但是互联网——尤其是微博——的出现为“阵地战”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借助即时通讯的能力和广泛覆盖的特点,微博超出了政府所能支配的范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在借助互联网开展他们的“阵地战”,并逐渐形成对抗官方“霸权”的反“霸权”。   我们观察到,在微博中,相当比例的专业知识分子背弃了官方意识形态,并成为反对官方霸权的先锋。当然,因为这场在信息空间爆发的“阵地战”并非是有意谋划的,因此目前还缺乏明确界定的策略和最终目标,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反对制度的同时,还保留着官方机构的职业身份并拿着官方的薪水。由于没有明确的策略与目标,这场“阵地战”往往因不负责任的评论和虚假信息而误入歧途,这也大大损害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的名声。      微博战场的出现      由于看到了微博市场的巨大潜力,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纷纷效仿推特网,创立了一批微博平台,例如饭否、叽歪和嘀咕等。中国政府从2009年7月开始陆续关闭了这些平台。与此同时,“新浪网”——中国最大的互联网门户——在2009年8月推出了自己的微博服务。新浪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互联网公司之一,并且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具有双重身份:对于政府来说,它是一个“内部人”,可以很容易被政府掌控;对于用户来说,它是一个有着许可证的商业机构。这种双重身份使得新浪的微博服务能够垄断微博市场,尽管后来中国政府也允许其他公司提供微博服务,但是新浪已经牢牢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并且网民们也已经习惯使用新浪的网络服务。   李开复称:中国微博的信息功能更加强大,140个英文字母只能组成1-2个句子,但是140个汉字可以传达更多的信息。因此,推特网的用户只能将微博作为一种个人或社会沟通的工具,而新浪微博则提供了一种信息性更强、更有效的新媒体平台。   加快信息传播速度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微博的账户设计上。在过去,一个人需要浏览每个人的博客或者每个论坛来了解大众的声音;但是在现在,每个用户的微博首页都会显示他所关注的所有博主的最新帖子。如此一来,用户不会错过任何一条重要的消息。   由于能够上传图片和视频片段,微博的实时转播功能要强于电视媒体。例如,2010年8月甘肃舟曲发生泥石流之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引用了一位网民在网上发布的照片。还有一个例子是,上海胶州路大火发生后的一个小时之内,微博上就出现了数百张相关照片,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的传播速度。这种实时转播的能力突破了官方的审查制度,并显示出微博用于发起网上抗议活动的潜力。因此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景:每个网民都是记者、评论员和侦探。   在意识到微博在信息传播方面的重要性之后,中国的媒体立刻成为了忠实的微博用户。到2010年8月为止,有466家中国的主流媒体机构开设了新浪微博账户,其中包括116家报社、243家杂志社、36家电视台和69家广播站。截至2010年10月,新浪微博认证了5886名开通微博的媒体人。目前,中国存在着几家主要的微博服务提供商,如新浪、网易、搜狐和腾讯等。许多新闻媒体和名人倾向于在不同的服务商处同时注册账户,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随着微博的出现,阵地战的战场正在形成。它可以向广泛的读者传播信息、提供非官方视角的实况转播和新闻报道,并因其低成本而吸引人们的广泛参与。这也是一个政府很难彻底控制的空间,除非将其彻底地关闭;而对于政府而言,这样做显然成本太高了。      阵地战      在中国,互联网在社会抗议中所起到的作用很少是“煽动”型的。不管发生什么事,中国的网民看起来更愿意在网上表达他们的关注,而不是在大街上。   尽管存在着复杂的技术控制和审查,中国的互联网却依然保持着令人震惊的开放性。由于这种开放性,互联网成为了一个公共空间,在这里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针对政府的批评。要理解中国互联网评论的这种图景,我们需要首先认清,中国的社会并不是截然二分的。按照约瑟夫•史密斯所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可以按照不同的思想倾向来划分为不同的阵营,这种划分又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被固化了。一些主要的论坛在中国的公共互联网讨论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主要的自由主义网络论坛包括“天涯”和“凯迪”,著名的毛派论坛叫做“乌有之乡”,激进的新左派则主要集中在“四月青年”(英文网名叫做Anti-CNN),温和的新左派主要使用“中华网论坛”。当人们对一个特殊事件发表评论的时候,例如在孙志刚案中,所有的论坛都会联合起来批评政府。这些“共识”成了很多中国互联网学者们的分析样本,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在另一些事件上,不同阵营之间还是存在大量的分歧。这些文章都是匿名的,所以找不到领导者和组织者,所有的网上抗议都成了个人行为。   微博的发展改变了这种情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微博 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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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毛家后代早已经放弃了毛泽东思想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看来宾:党政分开喊了27年,一直分不开;官员财产公布喊了18年,一直不公布;加大教育投入喊了16年,一直不投入;医改喊了11年,就是不见改;房价降下来喊了7年,还是不见降;微博实名制喊了1个月,居然实现了;网络治理喊了1周,马上要立法了! 2013年04月14日 22:35 杨宁远v:为什么那么多当权者忌讳胡耀邦?因为他的人格就是一面巨大的照妖镜,会让很多道貌岸然的畜生原型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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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当今世界: 用中国人创造的财富来控制中国人的思想

法国《解放报》驻北京记者飞利浦 格兰日罗在该报当日的媒体专版上刊登文章,介绍中国政府是使用什么手段对中国社交网络的“反政府”言论进行监控过滤和删除的。阅读此文可以了解中国政府如何动用中国人创造的大笔财富资金,用于监控社交网络和民众思想,也就能够进一步理解“无国界记者”组织将中国等五国列为“互联网之敌”的提法。 法国《解放报》驻北京记者飞利浦 格兰日罗的文章一开头就建议读者:试着在相当于法国推特的中国社交网络上发表一则所谓的“反政府”意见,结果很可能是这条意见在几分钟后就在网络上消失了。像新浪微博这样拥有3亿人的社交网络,每分钟都要发表7万条帖子,中国的网络监控者们如何能够这么快地删除网民帖子呢?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莱斯大学的研究者试图找到对此问题的答案。格兰日罗介绍了今年3月公布的这一研究结果:在被认为不适合发表而被删除的帖子中,有90%是在一天之内被删的,其中的30%是在上网30分钟后被删的,而5 %的被删帖子是在上网8分钟后就被删的。按照这样的速度来估算,新浪微博就需要4200人来全天做这项删贴的工作。 格兰日罗文章继续写道:使用这么多人来删贴,这是必须要做的。新浪微博的不愿署名的人士向记者表示:中国政府根据网站出现反政府帖子的数量,按一定比例进行罚款。新浪微博就是这样受到中宣部的管制。上述美国大学的研究还发现:每天晚上19点时,网上管制的力度似乎放缓,因为这时正是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时间。同一研究还发现:如果没有对“关键词”的删除,中国政府难以进行有效的网络控制。由于一些“关键词”被管制,一些反政府的意见帖子根本无法上网,这就减少了删帖的工作量。 格兰日罗介绍:由于不愿接受对“关键词”的删除,谷歌两年前选择退出中国。但谷歌仅仅是难得的特例,大多数网络公司被迫接受与中国政府进行软性合作,Skype就是如此。Skype公司专门为中国设计出 Tom-Skype版本,表面上看起来它与Skype原版一样,实际上,Tom-Skype配备有能让中国警察监视网民间对话的功能,也有删除“关键词”的功能。2006年,Skype公司向“人权观察”组织承认:这是为满足中国政府要求而设置的功能。 以上为您介绍的是法国《解放报》驻北京记者飞利浦 格兰日罗的文章。中国网络审查和言论监管还在空前强化,微博实名制从5个试点城市扩展到全国范围,同时覆盖博客、论坛等;用户发布信息网站被保留半年,并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查询提供技术支持。 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2013年全球网络自由度报告指出:在全球180位在网络捍卫公民权利而被监禁的人士中,有中国的30名记者和69名网民,是全球最多的。中国当局控制着全球最大的数据王国,中国境内所有人以及企业需要上网都只能通过国家控制的公司实现。中国的“防火长城”从2003年开始构建庞大监控体系,监视中国互联网用户对境外网站的访问。“防火长城”还将那些中国当局不希望其国民看到的境外网站内容屏蔽在中国的互联网空间之外。 中国人对于侵吞国家财产的贪官们愈益不能忍受,如果到了不再容忍将自己创造的财富提供给“国家”,用来钳制自己思想言论的那一天,中国的改变才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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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未来如果可以乐观,那么需要和解

作者: 信力建   据玛雅人的预测,世界2012年会随着时钟沉重的脚步走向灭亡。诅咒貌似科学,末日说并不新鲜却流行整年,然而每当自己清晨幸运地睁开眼睛之时,终结还是新生几乎从来不是问题,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个世界依旧幸运的存在,更纠结的是仿佛它是一尘不变的存在。对于普通人来说,那些没有被经历的明天,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答案,除非当它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这就是玛雅人和经验主义的区别,前者推崇全能理性,而后者除了归纳过去和现在,别无他法,没有发生的事情不是让我们深情地希望便只能暂时搁置起来。 始自方韩大战的公民社会 2012除了响彻玛雅人自负的理性,更有甚者,年初就急不可耐地表演其自负的逻辑推理,这就是方舟子先生。通过其极端唯我的逻辑编造能力,在没有任何清晰证据的情况下,指责韩寒的文章皆为代笔,从而引发了著名的方韩大战。并成功及时地将韩三篇激发的关于革命、自由、民主的大讨论,引向无法证明不能自证的虚无领域。江湖就此波云诡谲,逻辑构陷一度替代证据占据求真话语的高峰。 2012比理性更自负的自然是伪权力。公民社会每成长一步,都会遭到伪权力的反击打压,微博实名制、劳教制度、黑监狱……无数枷锁耸立在善良的人们面前,或隐或现随时准备捕获自由的言论和无辜的人。最嚣张的伪权力横行当属薄熙来在重庆推广其个人意志的模式,不仅将这个山城闹得天翻地覆,而且还妄图通过非法手段在全国复辟文革加大跃进式的极左疯狂,正是有了历史倒退的危险景象,整个国家在过去一年当中陷于极端焦虑中。 幸运的是,自负走到极端往往意味着无限膨胀,接着便是溃败破产。无论是方舟子还是薄熙来,无论是逻辑构陷还是权力构陷,2012都成为了他们的滑铁卢。在谎言和暴力的硝烟过后,看起来高高在上的教主们一个个跌落人间,他们的掩饰、慌乱与他们精心装饰的初衷相得益彰,无意中增加了大家辨别真伪善恶的智慧。一个社会之所以要推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就在于真实性首先建立在证据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某个人的逻辑演绎之上,方舟子无底线的怀疑已经成为背离真相的跳大神;中国社会是继续开放还是向文革倒退,在薄熙来倒下之后,相信不走老路已经成为共识。或许在将来的日子里,还会有一些自负的人来挑战社会的共识与底线,但是在走过一个异常精彩艰难的年度之后,国人智慧的提升无疑将能够帮助大家抵御各种险风恶浪。 当然,在2012年破产或接近破产的自负远不止这些,畸形的地产经济难以为继,国家意志主导的奥运金牌战略广受质疑,被煽动的反菲反日行动无疾而终,央视提问幸福的滑稽搞笑等等,各种自负在2012年纷纷走向了破产或者破产的边缘。为什么这些人为的设计与工程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归根到底就在于狂妄自负,在于某些人自以为无所不能,完全忽视了民众的利益与智慧,摒弃大众的参与,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经济规律、社会伦理与现代政治规则。所以,等待这些不受制约的自负都将会是穷途末路。 泥沙俱下的2012年鱼龙混杂,在一系列自负破产的同时,我们欣喜地看到伪权力的衰退,更欣喜的是我们看到大中国的变化,我们不仅看到了香港特首选举的公开化,更看到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日益走向成熟,在现代政治规则建立之后,台湾的街头政治表现得越来越温和有序,说明中国人跟西方人一样也能熟练地掌握现代选举规则,并非如传说中的那样可怕。其实,早在方韩大战中,中国大陆的网民其实已经经历了一次粗糙的民主洗礼。如果从阴谋论讲,这是“江湖”的一次主动的分化;如果从积极的角度看,当时各色人等纷纷亮相,甚至破除原有的派别界限表态站队,针锋相对,而候选人方舟子、韩寒则被大家仔细打量与拷问,甚至包括家庭状况,其实已经有点接近香港选举。谁胜谁负已经不重要,关键是大家能够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的爱和恨。 年末,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大陆有史以来合法的诺奖获得者,争议同样不断,尽管熙熙攘攘的热闹离真正民主自由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民众的言论尺度无疑在不断扩大,连莫言本人也只能旁观民意场对他的再造。莫言的言论行为或有瑕疵,但是莫言获得诺奖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当中国的硬实力崛起,我们的价值观能否与世界同步?这次莫言的回答让人回味,在他不断表达苦难、忏悔、理解与宽容的背后,体现的是他坦诚的人性,他用这种方式与世界性普世价值对接,“我们不可怕,你们也不可怕”,因为我们都有同样的人性。在不违背人性的前提下,人们完全可以彼此宽解、尊重。这就是莫言传递给世界最大的意义,中国要拥抱世界,世界同样能理解中国。 社会生态的改良 面对如此强大的民意压力,以及国人希望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急切心情,习近平在经历不平凡的政权交替上台之后,提出了依宪治国,规范执政党的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执政者在顺应民意的宪政要求,顺应国际主流规则。一旦你不遵守这个规则,对内对外都将丑陋不堪难以运转乃至破产,社会生态的改良让执政者不得不进一步改良自己。当2012落下大幕,我们可以不对某某新政乐观,我们却不得不对整个社会生态变化感到乐观。试想我们如果回到2011年末之时,有多少人会想到在2012年当中,王立军会出走美领馆,重庆在翻案,莫言会获奖,无数官员面临人肉?整个国家在一次又一次的意外中,一次次改变了命运的选择。2012年是一个不那么伟大的证明,所有窃取国民权力的行为都将受到惩罚。我们显然有了更多的乐观的理由。 正是在希望与失望的夹击下,2012仿佛在揭示着什么,又或者悄无声息在对过去十年进行一次大总结: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中,“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局点就要到来。公民社会的成长与伪权力的嚣张始终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表面上,我们感受到的是两者对立纠结以至于无奈的蠕动过程,内地里整个社会土壤已经在被重新培植,变局或将从两者的纠结找到突破口。伪权力不再是睥睨一切的主宰,随着民主、宪政、人权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专制极权从思想到实践在冲击中纷纷瓦解,这一切或许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这就是我对未来的一种态度,当它没有发生,一切都无定论。我们一旦还原历史,呈现出来的历史绝对没有什么剧本,不过是由无数事件堆积而成的乱麻,许多今天看起来是确凿无疑的“真理”的东西,往往在历史中更接近于荒谬。这也就告诉人们,未来跟历史一样,具有广阔的开放性,而非是规律性。我们只能期望并不能提供因果证明。 社会和解与宽恕的境界 不能回避的是在“改革停滞”的今天,从思想界到舆论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接受革命,一种人道非暴力的革命,一种来自春天的革命。正是有了急迫的革命冲动,和解与宽恕在未来可能会显得更加重要。 从内而外看和解的三层境界,其一是希望有共产党内部的和解,谓之“党”内和解。一个充满血腥的政党,如果连自己的错误都不能承认,谈何与民众和解?因此从陈独秀以降,历次党内斗争的牺牲者,包括李立三、瞿秋白、罗章龙、张国焘、王明、高岗、饶漱石、林彪等路线斗争的失败者,数以万记的牵连者都应该得到和谐社会的谅解与铭记。不能忘记的还有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沉冤已久的人物,历史已经化为尘埃,亡灵早已得到超度,党内后人没有责任承担属于历史的包袱,所作所为旨在化冤情于慈悲,提升自我和解的政治智慧。 之二是希望“族”内和解。指汉族内部以及汉族与多民族之间的宽恕。往近处看,23年前的事件必须要有重新的评价,此之为必须被国人正视的血与冰。当岁月的洗礼让这批人已经逐渐成为国家的中坚之时,一个国家、一代人的心结仍然让许多人难以释怀,冤冤相报恐怕不是民族之福。往远处看,国共之间因党同伐异而造成的国家与民族裂痕也到了抚平的时候,两千多万在抗日战争牺牲的军民应该一视同仁,四五百万死于内战的国共士兵无一不是受害者。国共两党应该正视彼此,放下成见,回到1946年建立宪法的地方,开启台海和解与和平的统一进程。从广处看,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必须调整,民族多元的前提必须是政治的多元和民主化,提高各民族对于一个民权国家的认同乃当务之急。与达赖和解,以点带面,创造五族共和的有利条件。 和解第三层是希望“人”内和解。中国是地球大家庭中的一员,崛起而非争霸,强大更须遵守规则是世界所向,除了利益追求,中国面向世界要信守基本道义;每一个中国人都属于人类,不是被公权力奴役的畜类,也不是百毒不侵的外星类,享有联合国人权公约规定的每一项基本人权。走向现代文明的中国以及儒家文明要与现实中的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白种人、黑种人……和解,也要与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共融相恰。 三层和解归结起来:党内无敌、族内无敌、人内无敌。当新年的曙光笼罩大地之时,我们要更加坚定理性与对话的信念。 之所以要提倡和解与宽恕,在于中国之未来无论是选择继续改良或者天鹅绒式的革命,都有希望进行低成本转型。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中的改革,无论是方式还是路径,与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有了天壤之别,那种上下一心、激情澎湃、目标明确的改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社会背景已经改头换面。从宏观上看,威权在逐步减弱,从毛邓到江胡是一条非常明显的趋势,加上高层与美国的紧密联系,转型所面对的阻力其实是在减弱的;从中观的角度看,随着工商社会的发展,技术官僚已经出现,这帮官僚与工商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一旦发生转型,他们能保持相对的中立性;从微观的角度看,宪政是围绕产权所建立的一套法律关系,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平民对于自己的私有财产都有着最强烈的保护意识,如果推行土地私有化和国企民有化,迈向社会公平,底层人民应该不会选择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2013年,愿中国人多增福慧,少增怨怼;增进和解,化解仇恨。如能如此,则幸之;如不幸,诚非愿也! (本文发表于《阳光》杂志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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