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羽之野：遥望阿伦特 进入专题 ： 阿伦特    ● 羽之野       1           当我俩的灵魂壮丽地挺立起来，      默默地，面对着面，越来越靠拢，      那伸张的翅膀在各自弯圆的顶端，      迸出了火花。世上还有什么苦恼，      落在我们头上……再往上，就有      天使抵在头上，为我们那一片      深沉、亲密的静默掉落下成串      金黄和谐的歌曲……          是的，每当我想象着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最初的情恋，我耳畔总像有人轻吟着白朗宁夫人这几句诗，我心里疑疑惑惑地想：在马堡大学那批新入学的快乐的男女学生中，汉娜·阿伦特何以一下子就吸引住头顶闪烁着光环、满目飞扬着哲思的马丁·海德格尔呢？     我们从照片上，只能看到当时只有18岁的阿伦特那睿智的双眼、那有些瘦消的面容；其实，那里或许并无太多女性魅力。当然，我也没忘记，那不该是一次普通男人女人的对视，那最初的对视就是非凡的——那是两个哲人心灵的交汇；那眸子里的波光，抖闪着人类最深沉的热情。只是有点让人不敢相信，那光波竟很快浸透融解了对方……     还是从阿伦特童年说起。     是的，天才的出现多多少少都带些独特的人生迹象。谁能想到，释加牟尼是生在宫廷里；耶稣出生在马厩里；而我们的孔夫子，却是个相差60岁的老夫少妻的优生子。     汉娜·阿伦特生在东普鲁士科尼希堡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她父亲是工程师，母亲学习过法语和音乐。她出生前，父亲曾染上梅毒——这是一种在普鲁士扩散较广的传染病，大约百分之二十的普鲁士男子都有这病。婚后，这对年轻夫妇一直担心这病殃及下代。所以，汉娜父亲用了几年时间疗病，在认为病情得到控制的时候——才有了汉娜。可喜的是，父亲的病并没遗传给小汉娜。小汉娜像母亲，挺爱唱歌，但总是跑调。     1913这一年，汉娜7岁。人挺聪明，但有点怪僻。这一年，家里连遭不幸。3月，爷爷去世，10月父亲又去世。汉娜从窗子里看到人们密麻麻地围着运尸车，表情十分悲痛。但她却没什么悲痛，甚至因为有那么多人为爷爷送葬而感到骄傲。在父亲的葬礼上，她哭了，但她哭泣的原因是为那丧歌“唱得那么好听”。过后，这位刚满7岁的小精灵还安慰她的母亲：“妈妈，别哭了。你想，有很多妈妈也经受了这些。”     ——这，可能就是天才的女哲人最早的哲学思考吧。     就在这一年，小汉娜进入市立女子学校，同时她也能从街面上的“排犹”标语中认识到“我是犹太人”这一严酷事实。当时科尼希堡只有25万人，犹太人仅4500；像阿伦特家族这样早已融入德国文化的犹太人，一方面希望自己被德国社会视为普通公民，可内心深处绝不否定自己的犹太传统。这显然是小汉娜最初体验到的人与社会的矛盾。     整个童年，汉娜体弱多病，常常休学；但其休学原因还在于：母亲告诉她，如果老师在学校里散布反犹言论，汉娜应该立刻站起，离校回家，以示抗议；接着，自然是母亲给校长写信——抗议。然而，即便这样磕磕绊绊的，汉娜的学习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     人说，天才的早熟是独特的，又是长满芒刺的。      13岁的汉娜进入中学，可她常把自己关在父亲的图书室里，读小说、诗歌、哲学著作。那时，她已接触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及她日后的恩师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心理学》。在学校，她独立的个性和思想很让老师头疼。15岁时，她在课堂上跟一位年轻教师口角起来，并动员同学一起罢了那老师的课。这一“造反”举动，招致学校开除。母亲想尽办法也没顶用，只好安排还没中学结业的她到柏林大学当旁听生。1924年春，通过母亲周旋，原中学专门为汉娜举办了中学毕业考试。汉娜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并获得金质奖章。而汉娜原班里的同学还得等到下一年才能毕业。     ——这些，显然都是这位人类奇有的大智慧者必经的人生之路吧。     然而这时，更险恶的命运魔掌正伸向阿伦特和她的民族——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德国社会陷入政治经济的空前危机，人心躁动。这“躁动”预示着社会未来的畸形。     1924年的晚秋，18岁的汉娜·阿伦特考入马堡大学哲学系，成为了马丁·海德格尔的学生。这年海德格尔35岁，他那紧蹙的眉头，深不可测的表情，使情窦初萌的汉娜心动。当然，让汉娜心旌飘摇的不可能是海德格尔那又黑又矮的体魄和他有妻室子女的男性身分，而是他与另一位哲人雅斯贝尔斯共同颠覆当时学院派哲学界那奇伟的名声。在汉娜眼里，海德格尔就是能让远古希腊哲人的思想在课堂上重新发光的神人。     此外，我们还有必要追索一下汉娜的深层心理，补述她丧父后的家庭。     汉娜从小就崇敬母亲，但母亲丧夫后频频外出，不是疗养就是访亲。小汉娜每次心怀惴惴，生怕妈妈也一去不归。 她13岁那年，妈妈再婚。这对汉娜是心灵重击：此后家中不但有了个陌生而让她疑忌的男人，还出现两个令她生厌的姐姐。可他们跟汉娜的妈妈相处得都蛮好。她若有所失，自然感到伶仃无助、缺少护佑。但她常常摆出一副勇敢神气，这又让她心神疲惫。这无疑会使少女本来存在的“恋父仇母情结”滋生。     该说，这也是她很快投入海德格尔这位成熟男性怀抱的重要潜因。     那么，海德格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呐？     海德格尔是学院最吃香的教师，着装举止十分讲究；他有意拉开自己与学生的距离。他也是第一眼看到这位大眼睛、总爱侃侃而谈的“绿衣姑娘”就一下子爱上了她的。     不久，他们常幽会——在汉娜赁居的大学附近的阁楼上，尽管那里常有老鼠出没。     他们的爱情之舵跟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潮一样，一直握在老师海德格尔手里；海氏这时的人生也许正像他“存在论”的核心语言一样——“人类诗意地居住在这地球上”那样的美学感觉、人文意境。当然，他既不可能弃妻弃子，又舍不下这热情纯洁的女学生；和汉娜约会的种种暗号都是他制定的，汉娜心悦诚服地接受安排。这段婚外情被隐藏得极好。后来的传记家们发现，他们竟没留下一张那一时期的照片。这时期，海德格尔正在写他最著名的《存在与时间》。跟朋友的通信中他不断强调，没有人能像汉娜那样理解他的思想，汉娜是敦促他写作的精灵，能激活他的灵感。后来，海氏承认，如果没有汉娜，他是写不出《存在与时间》的。可一年以后，阿伦特离去；海德格尔也同意了，并介绍她去海德堡，到他的“哲学战友”雅斯贝尔斯那里，攻读博士学位。     然而，他们的相爱并没停止，以至汉娜有了男友之后。     一次，阿伦特跟她的密友凯迪·列文到纽伦堡及近郊去游玩——这事她们筹划挺长时间了。可在途中，她对凯迪说她接到了海德格尔的一封信，让她去赴约。结果,她一分钟都没迟疑，撇下朋友就朝海德格尔奔去了。可以想像，这是怎样的一种生命热情。     自然有人用世俗眼光品评汉娜和海德格尔的恋情，用小痞子的话说是“外版‘色戒’”。可作为一种对人类大智慧者的情感探寻，那是两颗伟大灵魂的碰撞——既是精神的又是肉体的融洽，是一个精灵对另一个精灵的倾诉与激发，是闪电、是雷霆、是豪雨。          2           悲壮是一种完成，      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用张爱玲这两句妙曼哲思来阐释阿伦特走向人生的成熟，再准确不过。     命运之手不但捉弄着这两位哲人，也捉弄了整个德意志。这孕育了世界最优秀的哲学家（康德、叔本华、黑格尔、尼采）、文学家（歌德、黑塞、卡夫卡）、音乐家（巴赫、贝多芬、门德尔松）戏剧家（布莱希特）的土地，居然孕育着一场时代动乱——纳粹运动。     ——这，怕是上帝也会为之叹息的。     是的，现在当我们冷静回眸上世纪人类世界曾发生的一切，我们怎能不因之颤栗；同时，我们该如何立于人类发展，看待那些人所不齿的罪恶与畸形的一切呐？我们眼下这些冠冕堂皇的现实、各国各民族那种有如“儿童钻草丛捉虫”似的执着、“化妆舞会上戴假脸”似的虚伪，现代人的享乐化、实用化、金钱化的种种，难道就不令人担忧吗？是的，发展经济、警惕战争显然已成国际共识，可战争的发起根源，人类真的已经锁定了吗？我们的政治家们真的就比文学家哲学们更高明吗？真的能把灾难、瘟疫、罪恶摄回到潘多拉匣子里了吗？达摩克利斯之剑真的被上帝收回了吗？宇宙祥和了吗？     显然，哲学家和文学家们不这样想，汉娜·阿伦特不这样想。     现在，我们已无法推测海德格尔究竟为什么那样的与纳粹思维同步了？是形势裹挟还是心灵默契？只知道他确实加入了纳粹，当上了弗莱堡大学校长，且投入到对大学的“改革”并在德国各地举办宣传性讲座；每讲座结束，海德格尔从不忘高呼“嗨尔希特勒”。     而这时的阿伦特却经历着生存、奋斗、爱情的种种人生考验。     可能是在多年以后了，汉娜才认识到海德格尔对她的爱情与海氏哲学之间的关系。在海氏看来，一个人只有在孤独状态下，在离群索居之时才能真正获得自我。以这一思考为认知基础，海氏认为：现代个体的人是一个神，一个英雄般孤独的神。而在这一观点上，汉娜与海德格尔恰恰相反。汉娜认为，做一个孤独的神并非幸事，而与观念相同的人在一起，共同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并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才是幸福的。     可在我看来，这二者都有偏差。这该类归于必然的两类意识：母性思维的与父性思维的。我们姑且把海氏的称之为父性哲学意识，而把阿伦特的称之为母性的哲学意识。譬如老子的哲学和尼采的哲学就属父性的哲学，而孔子和马克思的哲学就属于母性的哲学。     显然，与海德格尔在一起，汉娜感受的幸福是残缺的，而她对海的依赖使她始觉恐慌——这种“恐慌”既是一种女性的成熟也是一种哲人的成熟。她无疑是强迫自己离开海德格尔的。这显然是汉娜哲学人生的又一次必然。而正是这一必然造就了她另一必然——汉娜的哲学家的真率在海德堡得到了新的滋养——他遇到了又一位哲学恩师——当时与海德格尔齐名的卡尔·雅斯贝尔斯。而雅氏显然是托起汉娜的又一只上帝之手。     雅氏是从心理学研究转向哲学的。 他身患重疾却能严格自律，他以坚强的毅力确保着自身的正常生活与学术探索。他讲课很少宣讲成形的学术，而是竭力启发学生自行思索；尤其他那能毫无保留地袒示自己的胸怀的伟大哲人的真诚，对年轻的汉娜更显重要。因为这一点对从小心灵存有某些阴影、常常跟他人在心理上保持距离的汉娜，得到了无形的抚慰和疗治。这为后来把哲思触角转向社会公众的阿伦特，储蓄了心灵条件。     然而，生活实践对各门类的智者，都是最重要的。现在我们从1928年阿伦特在雅斯贝尔斯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里，仍能嗅出她倾注了大量的个人情感，她似乎在圣奥古斯丁※1的爱的理念里寻觅她与海德格尔情感中缺略的东西。这虽然与她后来的“极端的恶”和“平庸的恶”的哲学理念略显相通，但那毕竟是幼稚的。     　　     3          就把我的话语，像是灰烬和火星      从还未熄灭的炉火向人间播散！      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      把昏睡的大地唤起吧！要是冬天      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          这是我很小就喜欢的雪莱的《西风颂》最后几句。我想，“她”该激励过阿伦特。     幼稚与成熟总是在不经意间度过的。纳粹上台之前，阿伦特还经历一次短暂且美满的婚姻。她丈夫京特·斯特恩是她同学，其父母是著名儿童心理学家，也是犹太人。可1933年之后，纳粹在德日盛。犹太人的生活开始颠荡。阿伦特的婚姻也自然被颠荡了。     这时，阿伦特怕是早已无心于“哲学”乃至家庭。     首先，让她最失望的是那“知识分子圈子”，肯定也包括她从广播里听到的海德格尔那篇臭名昭著的“校长就任致辞”。她后来回忆说，当时德国的知识分子“仿佛在自己的周围建造了一个虚无的空间”，她说自己“再也不卷进任何知识分子的事务”。她开始参与犹太人的活动；当然，很快就被发觉，被抓了起来。可她竟对那看守编出个天方夜谈故事；那个长着一张蛮正派面孔的看守，居然信了；她仅坐了8天牢就被放掉。     可从此她上了黑名单、被注上“不得出国”。于是，她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     这是1933年8月，正是海德格尔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四个月之后的事。     可以想见，当时的流亡是要拼性命的。何况对于责任感极强的阿伦特。     在巴黎，她继续着犹太人的活动——帮助去巴勒斯坦的年轻人做培训。那时，浪漫的法国人早被希特勒的“闪电”搞晕，甚至为犹太人设集中营。这时，阿伦特跟她的第二任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被关在两处。而布吕歇尔跟著名的瓦尔特·本雅明※2住在一起。当阿伦特成功地组织了一次200多妇女逃离集中营，她本能地感觉到丈夫一定会逃往一个叫蒙托邦的地方；她在扬尘的大道上高喊着丈夫的名字……这情景，一直牵着我的心，随之想象着；可无论如何我也想象不确，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该怎样来描述一下那时阿伦特盼念亲人的焦苦欲绝之心……后来，他们到底在马赛汇聚一处……那时的激动是可以想象的。人群里还有她敬慕已久的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把自己的《历史概念论纲》手稿托付给了阿伦特。想来，那也是绝望的。后来，他在离西班牙不远的布港自杀。     阿伦特一家还算幸运，在一位美国外交官的帮助下，获得了赴美签证。当她终于捱过大西洋的惊涛骇浪，望见波德罗哀岛上的自由女神时，她口袋里只剩下50美元。     ——这已是1941年了。     流亡群落的适应性，自不必说。美国对于人的平等以及对人的品量，是严肃的。阿伦特对新的国土与文化产生浓烈兴趣。为了尽快驾驭英文，她宁可给人家当女佣，同时她又给德语杂志撰稿。更突出的是，她的家很快就成了犹太流亡群落中的文化人的聚集地，且吸引了许多美国文化人。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她好友的美国小说家玛丽·麦卡锡和诗人罗伯特·洛威尔。他们讨论柏拉图、康德、尼采，也讨论卡夫卡……这种自由的学术气氛中，很快稀释了她7年流亡的心理阴影。她的哲思在沉淀、化合、在飞升——个人的际遇、民族的命运、现实与世界、历史与未来，都在她心底思辨、凝聚、升华。     而在这“思辨”中，有两个要点最纠缠阿伦特：1-是“德国”——这个让她既怀念又不堪回首的“祖国”。她弄不懂，怎么就能在“国家”和什么“政治”的名义下，社会管理突然就变得暴虐、乖戾、无人性了呐？2-是基督教义和康德哲学中的“基本恶”这一概念与现代“暴行”的关系。阿伦特上下求索，并把自己流亡中的苦思、断想、灵感汇聚成一个巨大的哲学经典——“极权主义的起源”。她要从本质上探究人类的境况，并揭橥之，她要让今人和后人能更清晰地了解纳粹及前苏那些法西斯政治家的谎言。     后来，阿伦特把本雅明这位社会学家形象的描述成“潜水采珠人”。她说“他的目的不仅是采掘，他还造就了珍贵与新奇，让我们对珍宝的藏身之处有了进一步了解”。是的，这是哲人对哲人的总结、概括、理解；但我觉得，阿伦特这话更像说她自己。     这一时期，阿伦特这位奇女子、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哲学家终于以她特有的天赋、独具的人生经历，成熟了。她高临社会与众生之颠，透视历史、现实与未来，她要把自己心灵锥穿到的真知灼见、醒悟感悟、美好向往，都坦然地向大地向人类向自己的族群——诉说；这既是她自命的责任，也是她那母性爱欲的升华，更是她这位天才哲人的本能。她陆续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在过去和未来之间》《论革命》《黑暗时代的人们》《共和危机》《心智人生》《康德哲学讲座》等。尤其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在全球轰动很大，尽管有些政府冷眼旁观，但那愈说明“她”刺痛了某些政治集团。至于某些地域封锁“她”就更是一种必然。而且，这本书开拓了社会科学的论域，极具原创性和经验性，是亚利士多德以来的政治学经典中，前所未有的。          4           恐怖已经充分传播，      要想出解救的办法则可！      快用这条魔杖用劲地打，      打得地面动震，声响哗啦！      你呀，你广大的太空，      要用清香把自己充满。          这是《浮士德》中，财神普鲁都斯对众神的几句话。我觉得这很像阿伦特的心音。     当然，阿伦特仍是阿伦特——一位有学识、很性情的女性。     1949年，阿伦特为保护犹太人文化遗产，战后回到欧洲。她首先见到了慈父般的恩师雅斯贝尔斯。是的，在阿伦特的心中，雅氏是不可取代——她的哲思向度几乎是从他那里来的。卡尔·雅斯贝尔斯几乎是在一种充满敌意的世界里（自幼多病，又因妻子是犹太人而遭纳粹迫害）用哲学表述并试图捍卫普遍人性与世界公民的思想。在阿伦特看来，他就是真正的政治哲人，是榜样；他所致力的“哲学与政治关心每一个人”的设想，应该是公共领域的基本要素；而这种公共领域“远远超过我们通常说的政治生活”。阿伦特觉得，她与恩师的友谊恢复与长久交流，对于她是一种“美妙的享受”。     几个月后，她来到了弗莱堡见到了昔日的情人——马丁·海德格尔。     那是1950年2月，是海德格尔人生的最低谷——他受到监督不说，还要受审判，且不许给学生授课。这次相见，阿伦特徘徊了很长时间。可当海德格尔终于出现在面前，阿伦特被自己心中的喜悦震撼着。她形容说“时间突然静止”“这是对整个生命的确认”。可阿伦特已不再是那不?情事的女学生了。她说“我本能的力量仁慈地拯救了我，使我没有犯忠诚的错误，没有错误地对待自己的生活”。但后来，她能在法庭上为海德格尔的“附逆”辩护，为他在美国出书而奔波。这是阿伦特的一种超凡的“平静”。     然而，大智慧者们的“冷”与“热”，又总是怪异的、超常人想像的。     她这位把社会、公共、公众看得很重要的哲人，又常以一种“背向世俗的身影”出现。尤其在她认定的是非面前，她桀骜不驯。正如传记作家阿·普林茨对她的琢磨——“猛禽还是夜莺”？1957年她为堪萨斯一地的种族冲突事件撰文，让美国人第一次尝到她的厉害。从此，她有了“亚里士多德绝望的女儿”之称。更有甚者，1960年她以记者身份参与耶路撒冷对战犯艾克曼的审判——她竟把广大的犹太同胞都得罪了——她鲜明的阐述自己重要哲学观点“平庸的恶”。她说“艾克曼并不因为具有深刻的个性（生性残忍）才做出那些可怕的事情，他仅仅是一个平庸无趣、近乎乏味之人……”。这话虽是哲人的“冷静”之语，却是把纳粹恨入骨髓的犹太同胞们所不能理解的。众多的犹太人辱骂她“没良心”“冷血”；很长一段时间，她的正常生活都被打乱了。可她坚持用学理用事实说话。最让她痛心不已的是，那多年来待她如父如兄的朋友布鲁门费尔德，没等到她亲自来向他解释，就满含对她的怨恨而死去。这让她几乎不能原谅自己。     其实，这就是哲人、大智慧者与社会与现实的悖论人生。     大智慧者与社会管理者跟老百姓不同。百姓们只关心自己的衣食住行，视域之窄是自然的。而社会管理者站得高些，但他们的人生行为若不与民众与现实结合——所谓有用武之地，是不行的；社会管理是有目的，要效果的。而大智慧者（哲人、文学艺术家）都有一份责任人生，他们把这份责任融释在自己的哲思与创作中；他们的灵犀深达茫远的未来，可往往现实中无人理解，这是智者们掌控不了，他们只好默默地独行其事。这就是孔子周游列国后回头教书著书的原因；也是尼采孤独10年，最后疯了的原因；也是苏格拉底、耶稣被判杀，伽利略、李挚被囚的原因。文学家有所不同：他们有的清醒，有的凭感觉直觉；司马迁、罗曼·罗兰都是清醒的文学家；卡夫卡就是凭感觉的，生前并不清楚自己小说的价值；而屈原、王国维，我以为既清醒又不清醒。否则，干嘛自己先死？     社会管理者跟大智慧者的矛盾，也属必然。社会管理者只有使用好民众、国家这两项资源，才能成事——所谓“民心所向”。而这时，人群中只有极个别的大智慧者才能洞悉一些社会管理的浅识、花招，乃至谋略；何况智者们是生产“思想”的，这思想是支撑灵魂的，一旦人们的灵魂接纳了某些“思想”，原子裂变之伟力随即产生。于是，社会管理者对这些明眼之人岂能不戒备——收卖、泼污、控制，乃至杀戮都在所不惜。这里有一个让上帝与历史最感悲戚无奈的症结——老百姓对这两类人的错识与误判：1-社会管理者的“言与行”是很难做到一致的，即使他们很想这样做，也白搭——因为社会管理是讲实效的，而“实效”从来就不具备长远性、完整性、不被利用的理想性（这就是“政治阴谋”的来由）；2-这些智慧者（哲人、文学艺术家）们，平时不见容于社会人群——天使真的降临俗世，焉能不“丑陋”？即便人们关注过他们，甚至崇敬他们，也很难辨识清楚乃至适应他们的思想价值。否则，民众就不是民众，智慧者也就不是智慧者了。民众从来都是后觉者，一向生活在受人指使被人左右之中——这是民众的必然。     ——这也就是“社会盲从”的由来，与哲人、文学艺术家悲剧命运的由来。     阿伦特对极权主义下的群众犯罪有着深刻的理解。她这样说——“群众就是步调一致的庸人，他们成了极权主义这架残酷无情的统治与灭绝机器的帮凶，甚至与职业犯罪相比，他们能犯下更大的罪行，只要这些罪行组织有序、又摆出一副例行公事的样子”。          5           终于，我们到了一个海岸……      一片美丽、迷人的土地。      生命的弦乐在这里变成了低语的细浪。          这是波德莱尔的几句诗，充满了人类对“彼岸”的憧憬。     比起先哲们，阿伦特是幸运的。正是她祖居的德意志发生令人发指的“纳粹动乱”，才把她推向美国。而美国政治尽管也有种种不尽人意，但美国的富足和“她”那对人对思想的重视与宽容，接纳了这位21世纪人类奇有的女哲人，使她的才思得以充分展示。拉普拉斯※3说“最强烈的情感之中有一种天才对真理的爱恋”。这话像是在说阿伦特。她竭心于现代社会——文化、政治、人的种种思索；她不但有智慧去锥（追）穿那表层的坚冰与迷雾，且有勇气把自己的真知表述出来，不避任何羁绊。她的哲学解剖刀不仅伸向纳粹前苏，也伸向法国美国，甚至伸向本民族，乃至伸向自己的思想误区。     阿伦特认为，当年古希腊城邦是公共生活组织的一个榜样，是作为人类活动的政治意义的重要典范，特别是公元前5世纪的典雅——150个城邦国的经验，对西方思想和实践发生决定性影响；她认为，城邦国与现代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譬如现代国家是庞大的，是官僚制的组织形式，没有人情味；用一种外在形式驾御其公民；她认为，“极权主义”最重要的特征——群众、群众置身运动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意识形态、恐怖、公共生活的瓦解；她说，刻意宣传和大搞恐怖是极权主义国家，两大突出政治。     阿伦特对二战后世界出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主义”十分警惕；她尤其认为犹太国家主义与别的国家主义一样会给人类带来不幸的。她认为犹太人应该有自己的居所，但她反对建立什么“犹太国”；她认为如果建立犹太国必然造成巴勒斯坦犹太人跟阿拉伯人的不和，且犹太国很容易被一些大国，如英美所利用；一旦这样，巴勒斯坦地区将永无宁日。结果，不幸被阿伦特言中了，眼下中东地区的局势充分证明她的断言。     一些社会学家始终认为“暴力”是社会进步的必须手段。而阿伦特在《关于“暴力”的思考》中说“剧痛虽然是发生在婴儿诞生之前，但并非是剧痛导致了婴儿的诞生”。     阿伦特最喜欢的德语作家是卡夫卡。她认为，卡夫卡用文学表现了与她的政治思想相一致的主题：一个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在极权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政治条件下的生存状况。     阿伦特认为，勇气、感恩的心和忠诚这三种品德，是密切相连的。     “在我们生命的尽头，我们会知道，只有我们直到最终还对某些事物保持忠诚，而只有这些事物才是真实的”——这是她为导师雅氏的生日撰文中的话；当然也是说自己。     有人说：把女人和哲学联系一起，既糟蹋了哲学也糟蹋了女人。我认为这说法蛮有道理，因为这话既符合生理学心理学，也符合哲学。然而，我又认为阿伦特是一个奇异的例外。上帝造就了阿伦特这位大智慧者、哲人就是再一次证明“她”的平等与公正。     ——这能让人诗意地想起《浮士德》中的话，“永恒的女神，引导我们前行”。     是的，阿伦特是上帝的一次神奇的例外。她不但把哲学研究到一个巅峰，作为一个女性也是极具魅力的。少女时代的她有幸与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师相爱——实无愧人生；后来在危难的流亡生涯中遇上了可敬可爱可信托的海因里希·布吕歇尔，他们相伴终生；1970年她丈夫布吕歇尔去世；不到一个月，对她崇拜多年的英国诗人奥登，向已65岁的她求婚；她拒绝了。奥登十分沮丧。3年后，从欧洲传来奥登去世的消息，阿伦特十分震惊。在奥登葬礼的留言薄上，她深情地写下自己常引用的奥登的两句诗：           在叹息的恍惚中      咏叹起人间的悲运。          1975年12月，阿伦特去世。五个月后，海德格尔去世。     ——世界在失去了智者和哲人中，更显喧嚣。          ※1 圣·奥古斯丁——中世纪天主教经院派哲学家     ※2 瓦尔特·本雅明——著名哲学家、思想家、马列主义文学批评家     ※3 拉普拉斯——法国数学家          （作者又名：余辔扶桑；此文曾在2010年《红豆》《文学界》两次刊发）    进入专题： 阿伦特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15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摘要 下一阶段的改革，任重而道远，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随之产生。我们切不可以为，既然改革开放令经济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放慢步伐甚至原地踏步。不但应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改革，而且还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历史责任。以巨大的、“壮士断腕”的政治勇气推进改革，越来越成为时代向执政党提出的新要求。 　　 关键词 改革开放 攻坚 改革 问题 　　改革正在进入攻坚阶段。一方面，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另一方面，改革已经触及越来越多深层次的问题，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强化使命感，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历史责任，以巨大的、“壮士断腕”的政治勇气推进改革，越来越成为时代向执政党提出的新要求。 　　怎样看待今天的改革？ 　　我们今天面临的改革，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过去任何时期、任何阶段所无法相比的。在改革起步阶段，可以把复杂问题放一放，先解决最迫切的问题，这完全符合改革的逻辑。毕竟改革本身不是目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首当其冲，是其他方面发展的前提。不过，当时那些绕过去的和放在一边的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消失，这也是事实。今天，这些问题积累起来，摆在了我们面前，已经躲不开，也绕不过，改革的“攻坚战”即将开始。能不能正视这些问题，直接考验着执政党的能力。 　　概括起来，今天我们面前的问题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纵深性。今天能够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往往都与更深层次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相连接。以一段时间以来特别突出的政府强拆现象为例，强拆严重地损害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激化了党群矛盾，这种后果，应该是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能预计得到的，但为什么强拆仍然此起彼伏、屡禁不止？并不是因为各地官员不懂得其中的利害，而是因为他们背后有政绩压力、地方土地财政也在充当推手。舆论曝光、撤职法办等手段固然能对政府强拆行为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如果不把功夫下在完善干部考评体制、建立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依赖的公共财政体系上，强拆现象仍然难以根除。 　　“跑部钱进”的现象也是一个典型例子。为了加强对中央各部门的“公关”，许多地方政府，甚至是县一级的政府，都在北京设立了自己的办事机构。这些办事处的功能，无非是一管接待本地领导；二管疏通与中央各部委的关系；三管遣返进京上访人员。“驻京办”广受公众诟病，形象甚是不佳。表面来看，中央出台相关规定，对设立办事处的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拆了这些庙，让这些庙里的和尚无处安身，问题似乎就没有了。但事实如我们所见，这些措施治了标，却没有治本，“跑部钱进”现象死灰复燃的土壤依然存在。 　　其二是复杂性。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问题相互纠缠，头绪繁杂。一个问题往往和其他若干个问题串接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很难在不涉及其他问题的情况下单独得到解决。例如前面讲到的各地驻京办泛滥的现象，同时与信访制度、财政制度及公费支出制度密切联系。在信访量指标像悬在地方官员头上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时候，想让压访、截访的现象消失是不可能的。压访截访的需要，是地方办事处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 　　与之相应，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也是驻京办存在的理由之一。在我国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专项支付所占比例过大，致使各部门手中掌握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地方政府要获取各种专项资金，就不能不把大量精力花在“跑部”上。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公共财政的配置方式，就很难遏制办事处泛滥的势头。至于驻京办的花费堂而皇之地列入地方财政支出，存在大量漏洞，就更无需多作解释了。这几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的改革不深化，都无法防止由此产生的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 　　其三直指执政党自身。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党的问题。我们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所有行使权力的行为，本质上都是执政党的行为。人们一方面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在执政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必然把权力行使中的各种失误和不科学，都同执政党相联系。事实上，党自身的改革创新也越来越成为整个改革向前推进的关键。例如，无论消极腐败现象，还是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或是上面多次提到的政府强拆，都和干部人事制度有着直接的联系。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的干部体制是一个对上负责、对少数人负责的体制，而我们一直倡导的“对人民负责”的原则，在制度上并未得到体现，至少是体现得远远不够。 　　这些年来，与经济发展相对应，大量社会矛盾堆积起来并表面化了，各种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频仍。群体性冲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呈上升趋势。这些矛盾和问题产生的背后，固然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讲，还是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广大民众不断扩大和变化的利益诉求，我们在以新的理念、新的态度、新的方式和新的体制整合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巩固和发展党和群众密切联系方面，和实际要求存在着距离。 　　可以说，今天的改革到了一个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承认这些深层次问题的存在，不是对改革的否定，更不是抹煞已经取得的改革成就，而是对改革的现状保持清醒的认识。 　　深化改革的难度在哪里？ 　　下一阶段，随着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改革的难度会明显增加。改革从来非易事，需要不断克服困难、破除障碍。笔者以为，进一步推进改革，最主要的难点有三。 　　首先是理论创新。在改革开放实践不断发展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也在不断发展和充实。这些年来，理论工作者在概括理论体系上下了不少工夫，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现在的问题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发展了的理论与过去我们长期奉行的那套理论之间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虽曾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前苏联的那套以指令性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理论。这套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依据的理论，从逻辑起点到体系框架都有很大的区别。不能说前苏联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全是错的，但按照他们的解读，确实无法得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论。相反，沿着这套理论的逻辑，我们还可能和市场经济背道而驰。这种理论上的两难困境，需要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通过对现有理论进行认真、全面、系统的梳理来解决。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系统地进行清理的力度远远不够，甚至对是否需要这样的清理也缺乏共识。结果是，两套有各自体系、逻辑的理论并存，给人们思想上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一方面，由传统计划经济模式衍生而来的一些观点、观念、结论和思维方式依然发挥着作用，一些人还用它来充当评判今天改革正误得失的尺度，乃至这些年来不时出现对改革开放质疑的声音；另一方面，实践已经越过理论而迅速发展，与理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矛盾的状况，使理论往往难以自圆其说，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在广大党员和干部队伍中，为什么比较普遍地存在信仰危机？在我看来，虽然有教育力度不够的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理论自身存在的矛盾导致了理论说服力的下降。 　　理论发展有自己的规律。理论创新必须遵循理论发展的规律来进行。实践表明，用运动式的“大兵团作战”来搞理论创新，或是通过组织系统把它作为任务分派到各个单位和部门，用工作创新代替理论创新，都难以满足理论创新的需求。近些年，国家把大量的资金投入社会科学，但效果如何，人们却评价不一。十分有必要对现有的理论创新机制进行研究。 　　其次需要打破既得利益。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角色，从领导计划经济转向领导市场经济，有一个从理念到理论、从方式方法到体制机制全方位改革的过程。在改革没有完成之前，旧的体制仍然在起作用。不合理的、与变化的时代要求逐渐不相适应的体制不仅低效，而且其不合理的权力配置还会导致不合理、不科学的利益格局，沉淀为既得利益。这种既得利益又反过来操控改革，不是按照权力科学运行的要求、而是按照扩大自身权限的要求进行取舍，从而使改革变形。掌握着审批权的，不愿放弃审批权；掌握着用人权的，不愿放弃用人权；没有审批权的，千方百计制造审批权；什么也没有的，就去设置评判权；等等。 　　当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和随意解读日益明显，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改革“三公消费”的状况便很能说明问题。关于“三公消费”的数额究竟有多大，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有不同的统计。多者说有几千亿，少者说有几百亿。不管从什么口径进行统计，“三公消费”数目惊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从理论上讲，无论以党的性质来衡量，还是按党的宗旨来要求，或是从执政成本上来考虑，“三公消费”都严重损害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降解”着公众的信任度。关于“三公消费”的巨大危害性，以及对之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恐怕已经不存在认识上的障碍。然而，这方面改革的进展却一直不尽如人意。造成这种状况，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其中可以确认无误的一条，恐怕就是一些既得利益部门的消极、拖延。长期的“三公消费”，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利益链。只有打破这些链条，解决这个问题才有希望。 　　最后需要摆脱意识形态羁绊。从已有的历史看，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执政地位的道路具有相当的特殊性，由此也就决定了行为方式和路径依赖的特殊性。但是，我们看到，在取得政权以后，无论政党的性质有多么不同，面临的问题却都惊人地相似。它们都要稳定社会，都要发展经济，都要千方百计协调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利益关系，都要谋求提高执政党在民众中的支持度和公信力，都要既掌权、又想方设法防止权力的腐蚀，等等。因此，如果说处在获得政权过程中的政党，由于其行为方式存在巨大差异而很难进行比较借鉴，执政党之间则有更多的相互学习之处。遗憾的是，对于这一点，我们长期缺乏认识。对于外来的东西，特别是来自西方的东西，我们往往简单地拒之门外。这种封闭的心态，使得我们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难以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于人类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的成果，我们已经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并且从吸收借鉴中获益。然而，彻底改变这种心态，看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作为一种根深蒂固地存在并长期影响我们党的观念，一遇合适的时机，往往会出现反复。特别是近些年，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教条地强调意识形态而封闭自己的取向似有抬头之势。在国际领域，我们和一些国家的矛盾和摩擦有所增加。这种矛盾，本质上是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是随着我国发展、国际地位上升、导致了利益格局变化而自然会出现的正常现象。把握住这一本质作为解决矛盾的基点，非常重要。如果简单地把这种矛盾冲突归结到意识形态斗争上，不但不利于我们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而且最可能产生的后果，就是拒绝交流，拒绝吸收别人的经验，再度把自己孤立起来。无论对于国家发展，还是对于执政党的开放形象，这种做法都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说到底，还是那种唯恐因借鉴别人而丧失了自我的封闭型意识形态在作祟。我们过去已经因为在意识形态上“画地为牢”吃过大亏。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这些难点表明，下一阶段的改革，任重而道远，不由我们不产生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我们切不可以为，既然改革开放令经济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放慢步伐甚至原地踏步。我们不但应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改革，而且还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以什么样的精神推动改革？ 　　“攻坚战”阶段的改革，固然要有战略思维，要精心设计、有序推进，但是在我看来，最为重要和不或可缺的，首先还是共产党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凝聚的政治勇气。这是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 　　改革是要改变我们已经走习惯的路，是要另辟蹊径，杀出一条血路，干的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肯定有风险。搞市场经济有风险，搞民主政治同样有风险。笔者观察到，一些研究者最近在大谈民主的局限性，把发展民主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和麻烦当作一个新发现，试图以此来证明，在今天的中国，搞不搞民主并不重要。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从一开始出现民主，人们就同时看到了民主可能带来的问题。例如，亚里士多德论证，古代雅典“多数人统治”的直接民主制葬送了雅典共和国；托克维尔提出了不加限定的民主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的著名论断；约翰·密尔认为，在民主社会中，主流舆论和价值话语有可能压制甚至淹没处于少数地位的人们的意见，从而导致“民主的暴虐”；等等。这些论断，都非常精辟地指出了民主本身的缺陷和不足。所以，重要的不是承认不承认民主有缺陷、有风险，而是面对这种风险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放弃民主，止步不前，甚至索性后退，还是顺应潮流，知难而进，破解难题，敢为人先，创造更加科学、更少缺陷的民主？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因看到了民主的缺陷而对民主失望、放弃民主的人。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德国学者罗伯特·米歇尔斯。米歇尔斯对政党政治的研究，观察深刻，分析精辟，见解独到，在政治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英美政党的系统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任何组织，即使是以民主为目标的组织，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变成寡头政治。这就是著名的“寡头统治铁律”。不幸的是，米歇尔斯因此而看不到民主的前途，以至于后来投入了意大利法西斯的怀抱。米歇尔斯的立场，对于今天面对民主大潮的我们，恐怕没有任何效法的价值。 　　承认风险，又不为风险吓住，就需要有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在这方面，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20年前的南方谈话，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固然，这首先是因为邓小平对当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阐述简明而深刻，但其中另一条同样重要的原因是，整个谈话体现出一种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这种勇气和精神贯通《谈话》始终，是支撑《谈话》的灵魂和主心骨。正是受这种勇气和精神的鼓舞，我国改革开放才又掀起高潮，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政治勇气，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

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制度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译后感言 冯克利 一   在座的各位中间，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哈佛大学出版社在去年 10 月出了一本写邓小平的书，作者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已经荣休的著名东亚研究专家傅高义先生。此书出版后不久，各位所在的北京大学的出版社，据说是有杜维明教授的大力推荐，也很想出这本书的中译本。有一位编辑，也是我的山东老乡岳秀坤先生，知道我在翻译这本书，曾奉他的领导之命与我联系。其实，不止是北大出版社，据我所知，这半年多来国内有 20 多家出版社都表示有意出版此书，因为傅教授这本书应当算是世界上第一本全面研究和记述邓小平政治生涯的著作。当前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在世界上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与邓小平显然有着绝大的关系，这使更多人对他有了解的愿望，所以此书上市后在欧美市场上一直很走红，前些日子曾与《乔布斯传》一起多日名列《纽约时报书评》的畅销榜前列。 但是，尽管此书很热卖，尽管傅高义对邓小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国内也有很多家出版社愿意出版此书，至少就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看，它能否在中国大陆出版，或出版之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至今仍没有定论。它在中国出版如此困难，并非因为书中对中国有多少诋毁污蔑之辞，主要原因大概是其中包含着大量与 1989 年那场所谓的“六四风波”有关的内容。我以为傅高义先生对这事说得很客观，很平实，大体上也符合我的看法，甚至我揣摩着它应当可以被当局所接受。但至少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谈论 1989 年发生的这件大事，不必说对它给予赞扬，就是搞严肃的学术研究，甚至对它进行深入分析和批评，在中国仍是官方的大忌，这与我们一向不太敢面对自己不太光彩的历史记录有关，结果很多事情到了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 所以，今天晚上我就借此机会，给各位谈谈与傅高义先生这本书有关的话题，我将集中在四个话题上。一是简单说明一下我翻译傅高义这本书的动机和过程，二是对这本书的内容做一个扼要介绍，三是结合我从这本书中对邓小平得到的了解，谈一谈有关他的执政风格的一点感想。最后一个话题是，我们应当如何对邓小平这样一个重要人物进行评价。 对于邓小平其人，搞经济的，搞政治的或搞历史的，当然还可以分出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必然会有很不同的解释与评价。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从时间上说邓小平离我们还是太近了，与他有关的很多事情，他在历史上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今后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功过是非也许只能等到时间再久一点才会逐渐变得更加清晰。我们作为同代的人，有着太多的个人利益和恩怨，太多与个人切身经历相关的情感，大概谁的评价都不敢说多么公允，更何况任何一个时代或一个人的作为，都是各种复杂因素形成的一个复合体，想找出某些简单的因素来解释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这里只是提供自己的一点想法，给大家增加一些看问题的视角。如果傅高义先生这本书以后能在内地出版，这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阅读和进一步思考的线索；如果不能出版，也使各位对它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二   先来说第一件事。一年多以前的 2010 年秋天，傅高义先生这本书还没有最后定稿时，我就开始着手翻译他的初稿。当时接手这份差事，自己有这么几点考虑。一是有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盛情相托，开出的报酬还算诱人，我一向不申请各种科研项目经费，干这个活也可以自食其力挣点儿钱，这总比拿一些假大空的项目去骗科研经费强吧。当然了，假如只有钱上的考虑，没有一点儿兴致去做，那也是极其无聊的事，所以我还有另外几个考虑。 傅高义先生是哈佛大学的名教授，在上世纪 80 年代曾写过一本誉满全球的《日本第一》，当时正是“日本要卖下美国”的时代，日本的经济腾飞一度让美国人一片惊恐，因此他这本书对美国的政界和商业商界重新认识日本发挥过重要影响。我又见到傅教授在事先发来的前言中说，他早在 2000 年在韩国济州岛休假时，就动了写一写邓小平的念头，从动笔到大体完成，总共耗费了他十年光阴。一个年届耄耋的老人，能够不辞辛苦，用自己晚年的宝贵时光去研究邓小平，读来不能不为之动容，这也是我愿意翻译它的理由之一。 但是，光有这些理由，也不足以让我接下这个 50 多万字的差事。除了以上考虑之外，我还有个最重要的一个想法：我这个年龄的人，前半辈子在毛泽东的红旗下长大，后半辈子则从邓小平时代走来。过去自己的兴趣爱好并不在中国当代政治上，但这个时代却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自己作为一个过来人，确有必要仔细了解我亲身经历过的这个时代和邓小平这个政治家，具体看一看在我们现实的政治生态中，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发生，表现为什么形式。我深知一般搞理论研究的人，假如常年埋首于所谓的学术著作之中，久而久之往往会失去现实感，言论流于纸上谈兵。当年埃德蒙·柏克称这种人有不会解决问题、只会“吹毛求疵”的毛病；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卷也曾对不谙世事的文人的习气大力嘲讽，按他的说法，如果你从来不参与现实政治，却热衷于讨论政治观念，这对社会有可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后来韦伯更加刻薄，把它叫做“贫瘠的（或无生育能力的）亢奋”（sterile Aufgeregtheit）。患上这种病的人，谈起政治来感到很自信，但往往让政治的实践者莫名其妙，甚至觉得十分可笑。 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看一些今天被奉为经典的著作，当年作者写它的时候，其实都与现实有着很贴近的关系，甚至有着时论的性质。比如有一些政治学名著，像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刚才我提到的柏克的《论法国革命》或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等等，都是针对作者当时一些很现实的政治问题而发。甚至我觉得，像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这样的神学著作，其中很多内容也是对公元 4 世纪罗马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尖锐批判；柏拉图讲修辞学的《高尔吉亚篇》中的不少内容，则可看作对他身处其中的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中那些巧言令色之徒的针砭，就像今天我们这里一些知识分子干的事情一样。这些著作现在被人奉为经典，不但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理论问题，也因为它们是作者对身边的事情做出的强有力回应，与当时发生的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可能并没有把它们作为经典理论来写，当时的读者大概也没有把它们当作经典看待。所以我在读这一类经典时时常有一个想法，不了解眼前政治的人，政治理论怕是也做不好，因此便有一句话愿意与大家分享：政治学经典未必一定是从思考现实政治中产生，但现实政治绝无可能仅用经典著作去设计。政治学确实需要处理一些重大的观念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但用一个恰当的比喻说，这些观念或价值就像一张张空白支票，你只有根据自己当前的现实需要，在上面填上一定的数额，签上自己的名字，它才能真正生效，你一旦不慎填错了，它也会报废。我们思考政治问题的人，弄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现所面对的政治现实是什么呢？邓小平虽然已经去世十五年了，但是我想在座的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其实从很大程度上说，我们仍然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不但他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没有多大变化，甚至他的权力的直接影响也仍在继续。上一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是邓小平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现任胡锦铸总书记也是当年他和一批老干部选定并着意培养出来的领导人。仅以这种治国路线和人事上的延续性而论，如想认识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也不能不去了解邓小平。 有了以上这些考虑，我才把这份翻译的差事接了下来，而且也确实如自己所愿，从这本书中，我对整个邓小平以及在他领导下发生的大事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过去自己对邓小平素无研究，但不管是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的人，对于他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大概无人可以否认。邓小平在他的执政过程中，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他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这三十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从一个大多数人不得温饱的社会，迅速变成了一个大多数人衣食无虞的社会。这个变化是无论如何不能低估的。傅高义先生为此甚至对邓小平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认为他领导中国走过的改革路程，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 20 世纪人类社会最了不起的成就，这是他要写一写邓小平时代的基本动机。   三   下面我先介绍一下傅高义这本书的大致内容。我看到有不少媒体报道说，他写了一本邓小平传，这个说法是不太准确的。他这本书的正式名称是《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 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 ），全书虽然是从邓小平 1904 年出身于四川广安说起，但从邓小平的童年到他在文革期间下放这六十多年的时间，只用了短短 3 万多字，在洋洋 50 余万言的全书中仅占整个篇幅的二十分之一。他首先对邓小平前期的经历做了一个概括的描述，总结出邓小平在这个时期养成的一些性格特点，如坚毅果敢、讲求实际，出色的判断力和全局性视野，战略眼光以及 1949 年以后在毛泽东手下领导国家所积累的治国经验。当然，对邓小平影响很大的另外两件事，一是“文革”这场巨大的浩劫，二是邓小平在下放江西的三年期间对中国未来的思考，这对于他在 1977 年重新复出后的政治表现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傅教授通过讲述邓小平过去 60 多年的这些经历，为我们理解后来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执政风格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从第三章开始，全书就进入了从邓小平 1974 年恢复工作到 1992 年南巡这近二十年的时间。可见他这本书的叙述重点是放在改革开放时期，严格地讲不是一本“邓小平传”，香港的中文版将它改为《邓小平时代》，是很恰当的。 另外，傅教授为了写这本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采访了很多人，包括多次来到中国采访了一些重要当事人，其中也有邓小平的一些亲属和曾与邓小平共过事的人，这些时间累计起来总共有一年多。傅高义先生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所以每次采访他都亲自提问和记录，留下大量的录音和笔记。也许你们会想，有这个广泛的采访过程，傅教授在书中一定透露了不少鲜为外人所知的内幕。在我们这种高层内幕总是密不透风的政治环境里，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但我的感觉是，这本书并没有透露多少内幕，也许是因为顾忌到给当事人带来麻烦，或是这些当事人与傅高义教授之间有一些约定，即使他们在采访中有所透露，傅教授也不方便写在书里，或者是我对这种事情不够敏感。总之我的感觉是，傅教授在他书中并不想刻意透露多少重大的内幕消息，他不是个喜欢猎奇的政治八卦作家，而是一位严肃的学者。 那么，傅高义这本书中有关邓小平说了哪些最有价值的东西呢？我以为他这本书中写的最精彩的部分，应当是和邓小平的外事活动有关的内容，尤其是邓小平在上世纪 70 年代为数不多的几次重要出访——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四国之行，这大概与材料的丰富性有关。傅高义利用西方媒体的大量报道、个人访谈、研究著作和政府档案，生动讲述了邓小平为中国争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做出的种种努力。但是，邓小平毕竟不是外交家，他首先是一名政治家，他的所有外交活动也都是服务于他的国内目标，对这部分内容相对而言我们不像对国内政治那样关切，由于今天时间很有限，我姑且略过不提。 在中国的内政方面，由于受到材料来源的限制，使傅高义难以将故事讲得像外交活动那样细致生动，但他还是尽量利用了一些官方文献和有限的研究资料，着力把握邓小平执政风格的一些重要特点。例如我认为很可圈点之处，是他对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集团内部的运作方式，以及邓小平在其中的处事风格，有一个很切实、很准确把握。他反复向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党内高层的“气氛”，邓小平在做出重要决策的关头，必须对这种气氛加以判断，才能决定下一步的政策。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能体会到政治现实的微妙之处，不是任何理论所能解释的，理论也许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方向感，但具体到如何向前迈步，什么时候迈步，什么时候需要停下，判断的依据就是这种“气氛”，对此理论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有效的指导。 其次，傅高义先生十分深入地讲述了邓小平在党内政治中逐渐取得成功的过程，以及他在这个过程表现出一些十分可贵的品质，例如他一向不计较个人恩怨和亲疏（除了军队以外），与人交往只以工作为重，在用人上首先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利益。其次是邓小平的大局观，他善于抓大放小，不像周恩来那样事必恭亲。大方向确定之后，具体事情他会让手下人放手去做。就是邓小平的意志力，一旦拿定主意，他会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傅高义先生多次提到毛泽东对邓小平有两个形容，一是“钢铁公司”，一是“棉里藏针”，这两个观察都是很到位的。邓小平做事一贯坚忍不拔，今天我们把这种品质叫做执行力，但他并不是一个处处锋芒外露的人，用他女儿的话形容，他是个“不爱说话”的人，他一向沉着冷静，很讲究做事的分寸。从傅高义的叙述中，我们可以不时感到邓小平这种既顽固又收敛、既执着又狡猾的性格。知道如何在正确的时候，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大概是一个政治家最可贵的品质了。这也是你从书本里绝对学不到这样的本领，它只能与个人的性格和经历联系在一起，是一种高度人格化的经验智慧与眼光。 邓小平今天被人誉为伟大的改革家，但我从阅读傅高义的书中得出一个感觉，邓小平的第一考虑并不是改革。那么他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呢？他的第一考虑，是在毛泽东给他留下的烂摊子上，为中国社会做一点实事。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为改革而改革的人；不是改革的愿望为他提供了行动的动力，而是行动的愿望为他提供了改革的动力。在这一点上他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年戈氏搞改革打出的旗号是“公开性”，基本内容是开放言论自由和苏共党内斗争的透明化，结果使苏共对整个社会失去了控制，先不讲我们是否喜欢这种事，它是导致苏联体制垮台的直接原因，是没有人怀疑的。用黄仁宇先生的一句话说，这叫“理想高远，技术低劣”。邓小平显然与此相反，他的理想很低，但技术高超。对于他这种不为改革而改革的作风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以为是很有必要的。傅高义先生像很多人一样，在书中经常把邓小平称为“实用主义者”或“实干家”（ pragmatic ），只有这样来认识邓小平，你才能理解邓小平时代的许多特点。这种务实精神，这种不为改革而改革的立场，我以为既是邓小平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现在中国存在的许多制度性问题的原因。 邓小平既然有这种不为改革而改革，而是要干一番实事的愿望，因此他必须利用中国共产党这个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资源。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此这个东西千万丢不得。傅高义对邓小平的这种想法也看得异常清楚，所以他嘲笑当年的很多西方人，他们以为邓小平的务实的精神会使他把中国带上西方式的道路，其实邓小平对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有着非常固执的排斥态度，所以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大错而特错了。由此我也觉得，傅高义用来形容邓小平“ pragmatic ”这个词，也可以理解为有着双关的意味，它的另外一层不太常用的含义是“刚愎自用”或“独断专行”（ d ogmatic ， dictatorial ）。“ pragmatics ”的这两层含义，再好不过地反映着邓小平的双重性：他不需要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要坚定维护中共的领导地位；他要维护这个组织，并不是因为它思想上多么正确，而是因为邓小平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不借助于这个组织体制，他什么事也干不成。   四   傅高义先生说，邓小平坚信“共产党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它的目标和工作方式。”这也就是说，虽然邓小平不想改革中共的基本体制，但他的目标与建立这种体制的毛泽东大不相同。在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两者之间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对抗，非白即黑，甚至你死我活。但在邓小平时代，虽然政治迫害不能说没有，但数量和残酷程度上已完全不能跟毛泽时代相比。毛泽东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政治路线定下来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不接受毛的治国路线，但他并没有背离毛泽东这种组织思想，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与毛泽东时代的继承关系。他为了实现自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治国路线，不是给这个体制动大手术，而是要让它换一换脑筋。所以我以为，他所带来的最大变化，也可以说是他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通过改变任免干部和考核干部业绩的标准，使整个中共干部队伍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当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也有不少曲折和反复；他不断强调不能再闭关自守，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让干部有更多机会了解外部世界，开阔他们的视野，这对于改变其思想观念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多么重视，我们翻一翻《邓小平文选》便可知道。他讲干部问题、讲组织工作或接班人的言论很多，大多都是在要求党的各级领导要改变思想观念，甚至一些提到政治改革的地方，讲的其实仍是干部素质问题而不是体制问题。 经过这些人事上和政策上的不断努力，自邓小平执政以来，我们的官员逐渐从一个严重受到意识形态禁锢的队伍，变成了一支更加开明务实、以追求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的组织。对整个领导阶层在组织上的这种有效控制和推动其观念变化所做的努力，使治理的目标和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断为经济发展提供着强大的动力。所以张五常先生在前两年曾说，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制度。我们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些有联邦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也在讨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对他们的这种判断不管有何争议，它是建立在一个事实之上：今天的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都知道，无论自己的工作在其他方面有何表现，无论你是贪污腐败也好，还是廉洁为官也罢，你治理的那一方水土如果经济上不去，你的仕途也肯定没有多大戏。这是邓小平在维持中共这个统治集团的同时，给它带来的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 邓小平知道维护中共这种组织体系的重要性，而这个体制能够有效运行，关键又在于它的领导人是否有权威。有这样一种考虑，使他的领导风格中有了另外一个鲜明特点，即他几乎从来不在基本政策上主动率先搞改革。有朋友曾对我说，邓小平并不像官方宣传的那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不过是改革的“总批准师”，我觉得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确实，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前十年一些重大事件，例如，始于 1978 年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来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乡镇企业，再后来的价格双轨制的实行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重大政策的转向，这些事情在中国摆脱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的束缚，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它们几乎全都不是邓小平本人提出和发动的。甚至建立经济特区这一突破计划经济最重要的创举，按傅高义先生的分析，也是最先由华国锋和谷牧等人提出，邓小平的功劳只是给它起了一个“特区”的名字，因为他记得过去自己领导过晋冀鲁豫就叫“特区”。邓小平不但不是所有这些事情的首倡者，有些事情他最初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发生（如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乡镇企业）；在有些情况下，如果成效尚不明朗（如包产到户和个体经济），或是政策的落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经济特区早期出现的严重腐败和走私问题），邓小平也迟迟不愿公开表态给予支持。对于这些事情，傅高义先生在书中都有很详细的记述。 ——–此处略去—– 五   你们不要以为我这是在贬低邓小平。恰恰相反，我觉得这反映着邓小平最高明的一面。有不少自由派人士说，从包产到户和个体户，再到乡镇企业和城市市场化改革的逐渐铺开，这些在改革开放早期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变化，都不是邓小平的功劳，他不过是个被动的接受者而已。这样说是不客观的。傅高义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在邓小平搞改革之前，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在经济改革上都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因此邓小平缺少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他在改革的政策上不亲自出击，这非但不能证明他的无能，反而证明了他的智慧。如果说“无为而治”不是指无所作为，而是不过于积极主动地去设计社会，只以顺势而为的方式进行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可以算作一个“无为而治”的典范。 此外，为了理解邓小平这种执政风格的价值，我们也必须明白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它承受不了最高领导人犯下大错误的代价，而这种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力不足，又易于让当权者犯下大错误。在这种体制下，如果一号人物出了大错，是会让整个国家和社会伤筋动骨的。假如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如同毛泽东那样总是积极有为，铸成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大错，而他自己又不甘心从此失势，便只好置党内游戏规则于不顾，到体制外边去寻找巩固自己权力的力量。于是毛泽东便动员年幼无知的红卫兵替他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结果把整个国家搞得一团糟。 有些人认为，邓小平的谨慎态度可能与他本人有三起三落的经历这一背景有关，此外他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制于陈云等一些比较保守的党内元老，并不能放开手脚为所欲为。傅高义特别强调的另一件事是，虽然邓小平领导现代世界最为意义深远的变革，可是他却从未正式担任过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按他的分析，这主要是因为邓小平在三中全会时还没有配备好自己的班子，实力有所不足，他不想为了争夺权力破坏党内团结，损害国家建设的大局。我认为，这些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却不足以深入解释邓小平在领导改革中那种收敛的风格。即使 80 年代他在党内党外声誉最高的时候，他也仍然强调对一些缺乏经验的重大改革措施一定要保持谨慎的态度。他一方面深知毛泽东利用中共体制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也很清楚，在这种体制中，必须让人们对最高领导人保持一定的敬畏，用傅高义先生的话来说，要让人们“对胆敢蔑视权威可能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后果要有所惧怕。”（傅高义语）在中共领导集团内部，为了保证纪律得到遵守，仍然严重依靠个人权威，因此维护这种权威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事情。 所以，对于邓小平这种一直甘心于不要正式名分的做法，我们不妨做另一种理解。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保证自己不犯大的错误，必须与一些容易惹上麻烦的事情、容易引起争议甚至党内分裂的事情，保持一定的距离。由此来看，邓小平这种不要正式名分的做法，使他能够在当老大和老二这两种角色之间游刃有余：他既可以在引领发展的大方向上当老大，使国家不至偏离改革开放的路线，又可以在承担直接责任上只当老二，使自己避开亲自参与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所包含的风险，从而维持自己的权威地位。处在这种地位上，即使政策出现了大问题，他也可以丢卒保帅，让手下的领导人为决策失误导致的问题承担罪责，由他们去充当自己的替罪羊。于是便有了胡耀邦和███的下场。 但是，正像我前面说过的，邓小平作为一实干家，并不是一个毫无原则，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就像“ pragmatic ”这个双关词所表明的，他也有其顽固的一面。他深知中国的出路只能在于打破一些旧框框，所以愿意让手下人在政策上大胆进行尝试。只要他看准的事情，不管采取什么方式，他都会意志坚定地做下去。这方面一个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例子，也是傅高义在书中反复提及的事情，就是邓小平在七十年代末提出让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这个在八九十年代不断被宣传机器重复的目标，是因为邓小平当年访问日本时听到，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曾在 60 年代制定出在 10 年内让国民“收入倍增”的计划，从而大大刺激了日本经济在 70 年代的高速增长。邓小平访日时这个目标已经成为现实，这让他对日本的经济振兴计划印象深刻，念念不忘。他在征求了中国和世界银行专家的意见后，确信中国在 20 年内，即从 1980 年到 2000 年，经济翻两番是一个现实可行的目标。于是他开始坚持不懈地鼓吹“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口号。在此后十几年里，不管遇到什么麻烦，他从未放弃这个想法，这也是他在 1992 年看到经济有可能大滑坡，通过南巡再次发动新一轮改革浪潮的原动力之一。这当然也是因为他很清楚，在彻底抛弃了毛泽东那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之后，他只能用“发展就是硬道理”这样的口号来维护中共统治的正当性。他这种顽固性人所共知的另一种表现是，对于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中共这个组织，他一向不能容忍其受到威胁，他在早年就处理过白桦创作的电影《苦恋》、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的魏京生，后来又将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等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开除出党，其理由都是因为这些人对中共统治的正当性发起了挑战。在处理 1989 年学生示威的方式上，他这种绝不让步的性格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正是由于邓小平的这种坚持，今天我们回头来看，他所发动的改革开放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至少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总体上是非常成功的，如果用翻两番这个目标来衡量，甚至大大超额完成了任务。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的功绩，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和赞扬。以我这个不可救药的主观主义者来看，邓小平最大的功绩，正如前面所说，就是他通过引领改革开放不断取得进展的过程，诱导中共干部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他保留了毛泽东为他留下的中共这个组织系统，但他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它所提供的制度平台，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一观念革新的自选动作。 这种观念的变化到底有多大，我不妨举一个前不久刚发生的现成例子。常有人说中国不接受普世价值，我以为这话只是部分正确，如果“自由贸易”也算是一条普世原则，那么它确实被中共接受了。在前不久刚结束的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商务部长陈德铭针对美国国会通过了对中国货物的反补贴法案，批评美国破坏自由贸易的规则。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听来很正常，但是如果放到 30 年以前，你听到一个共产党干部教训美国人不遵守自由贸易原则，那会成为天下最大的奇闻。邓小平并没有大力推动中共的干部队伍接受现代社会的法治、公民权利和自由观念，但他确实使他们完全认同了市场、效率和致富的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少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中国官员与 30 年前的干部在经济观念上的差别，要远远大于今天的奥巴马和 30 年前的里根总统。 基于这样一个背景，我们也许可以重新理解人们时常提到的邓小平的一句话：“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左”和“右”主要是指行政意义上的政策取向，并没有制度层面的意义。假如它涉及到基本的制度变革，我想邓小平是不会说这种话的，因为转换到制度的层面，“右”将意味着改变中共统治地位，这是邓小平完全无法接受的，甚至他会反过来说“要警惕左，但主要是防右”了，因为“左”的倾向只会干扰政策方向，对这种体制本身并不构成直接威胁。对于邓小平来说，只要坚持中共领导地位这个前提，甚至鼓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或“自由贸易”这种经济上很右的政策，也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在多年前曾把这种政策上的“右”称为“行政自由主义”，现在不少人则把它称为中国式的“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前不久我看到香港前总督彭定康在为傅高义这本书所写的书评中，甚至把它称为“列宁主义的市场主义”，虽然称呼不同，但说的大概都是同一个意思。   六   傅高义先生回顾中国历史，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所有政治领袖，从同治年间的洋务派到清末的变法派，从中华民国的开创者孙中山到后来的蒋介石，再到领导中共夺取政权的毛泽东，都有一个想让中国富强的心愿，但只有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这个追求富强的百年大梦才真正变成了现实。很多人看今天的中国，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个共产党政权居然能够成功引领一场规模浩大的“经济奇迹”，这也是近年来不断有人谈到“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原因。由于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但深刻改变了中国，也大大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傅高义先生甚至认为，中国成为“世界唯一大国”的前景也已经依稀可见。他在后来专门为香港的中文版所写的前言中说，面对这样一个崛起的超级强国，西方人必须加深对中国的理解，不然对双方都不利。更深入地认识邓小平这位缔造了这一奇迹的伟人，则是取得这种理解的关键。傅高义先生并没有表示他认同“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之类的说法，他仅仅希望他的读者能够通过对邓小平的了解，去认识中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内在机制。从这个角度看，傅高义给予邓小平极高的评价，我认为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就给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盖棺定论，似乎还为时尚早。这不仅是因为我前面所说，邓小平在时间上离我们太近，对他还不易得出一个客观公允的判断，而且即使仅以他所取得的经济成果而论，其中并非只有正面的东西，同样也包含着各种问题，现在常有人说中国面临着陷入“拉美陷阱”的危险，反映的就是这些问题引起的担忧。傅高义在全书的最后一章，简单罗列出了邓小平留给中国政府的种种问题。也许是为了突出邓小平的成就，但他对此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我相信，很多读者对于他这样一位历史学家能够对此做出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是有所期盼的，但我觉得这却是全书中写得最草率的一部分。傅高义似乎没有认识到，邓小平取得的经济成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会继续发生何种影响，与他的成功相伴随的各种问题将会造成什么后果，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比邓小平取得的成就更重要。 应当如何看待邓小平呢？我这里提供一点自己的视角，未必正确，只供大家参考。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这一点大概没有太大疑问。但不加限制地把他称为一个伟人，未免过于笼统。历史上的伟人有很多，但他们伟大的原因却各有不同，如果我们对这些伟人进行分类，邓小平属于哪一类伟人呢？ 正如傅高义先生所言，以经济上取得的成就而论，中国近代以来的统治者确实都不能与邓小平相比。如果看看中国的历代君主，可以分为开国者，守成者和丧国者。邓小平似乎这三种人都不是，如果非要拿他们来比，邓小平或许算是一个“中兴之君”，就像汉代的文景皇帝、唐太宗、宋太宗或康熙和乾隆等等，这些人都不是开国之君，但都在前人开创的基业上大有所成。但是这样来评价邓小平，未必是一个很高的褒奖，这不但是因为那些中兴之君面对的问题与邓小平的现代化任务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而且这种比较可能意味着我们仍未摆脱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循环，这大概是大家都不乐意接受的。 在现代世界，经济现代化搞得比较成功的强权人物，我们也可以举出一大堆。最早的人当属德国的宰相俾斯麦，他也是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不但统一了德国，而且使其成为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的世界强国。现代亚洲和拉美也有一些带有威权主义色彩的统治者，如韩国的朴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台湾的蒋家父子和智利的皮诺切特等人，他们在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上都有出色的表现；甚至名声不太好的西班牙前独裁者佛朗哥，也创造过西班牙人所公认的“经济奇迹”（西班牙语中叫“西班牙奇迹”： el milagro espantil ）。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和菲律宾的马科斯，如果单以发展经济而论，应该说也都干得不错。邓小平与他们的最大区别是，中国的经济和人口规模要大得多，所以他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对世界的影响自然也要大得多，但是仅以成功的性质而论，邓小平和他们并无太大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可以称为他们中间最了不起的一位。但是对于这些著名的威权主义政治家，我想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他们的经济成就给各自国家造成的影响也大为不同。其中有一些地方，在他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基础上，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政治制度的转型，例如西班牙、韩国和台湾地区；还有一些国家，这种政治转型则经历了十分痛苦的社会动乱，例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不言而喻，这种转型方式的不同，肯定会影响到后人对这些政治人物历史地位的评价。这是我们在评价邓小平的历史作用时应当给予考虑的。 另外，在西方历史上，伟人的先贤祠里还有一类伟人，是我们中国不太多见的，即所谓的“立法者”（ lawmakers ）。以古典世界而论，有斯巴达的吕库古，雅典的梭伦或罗马的罗穆路，还有为犹太人立法的先知摩西和后来编订法典的查士丁尼；近代社会则有逼英王约翰签下《大宪章》的贵族、“光荣革命”的参与者和美国的宪法之父。他们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不是因为在经济上取得了多大成就，而是因为他们制定的规则形成了一种悠久的制度传统，使权力的运作逐渐变得有章可循，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制度框架，为政治的良性演进和社会繁荣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是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立法者”呢？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也可以称为这样一个立法者。我们不妨拿一件事为例来说明他方面的贡献。虽然他没有改变中共的统治体制，但是他在 1997 年去世时，无论国内国外，整个世界风平浪静，对他只有缅怀和纪念，当然也有一些批评和检讨，但基本上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担忧。各位千万不能小看这件事情，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最高领导的病重或去世，是会让整个世界神经紧绷的，唯独邓小平这样平静地离开了我们。他以此事证明了自己确实以身作则废除了中共的终身制。他使中国权力层的游戏规则相对而言变得比较稳定，有了更多的可预见性，此后中共的权力交接虽然依旧内幕重重，流言不断，但毕竟不再有残酷无情的权力斗争，一人独大的局面也变成了现在这种类似寡头制的格局。如果我们舍弃一些外在的标准，只从这个体制本身来考虑，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是十分出色了。 但同样真实的是，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如财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特权当道，官场腐败，以及公民各项自由权利的保护与社会控制之间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你若是寻找它们的根源，跟邓小平生前引起民愤的原因并没有太大差别。今天人们希望能够维护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消除改革带来的弊端，在这一点上似乎比较容易取得共识。但是如果分析今天存在的各种问题，又会发现它们与邓小平的改革成果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因此一具体到如何进行改革，人们的分歧仍然很大。这些问题在邓小平生前就存在，由于经济发展的，使它们看上去还不那么急迫，但是今天在很多人看来，它们已经变得难以容忍了。 应当说，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果，至少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使顺利的制度转型具有潜在的可能，但它将如何发生，仍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认为现在为邓小平盖棺定论仍然为时尚早。他的后人如何解决他留下的问题，同样关系到对他的历史评价。如果因为体制问题而引起大乱子，邓小平取得经济成就而在历史上享有的美名就会大打折扣，人们对他的看法也会与今天不同。当年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俾斯麦就一例，他把德国带入超强经济国家的行列，但是由于政治转型没有跟上，德国后来却陷入了军国主义泥潭，这使今天的人们对他的评价大为降低。相反，如果能够在邓小平的经济成果基础上，比较顺利地完成制度转型，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肯定会更上一层楼。 今天我这一讲的题目中有个“伟大的制度”的说法。我们中国历史上不缺伟人，但在现代中国，真正能够称得上“伟大的制度”建设者的人，即刚才我所说的那种“立法者”，却是极为罕见的。我们有出伟人传统，却没有建设伟大制度的传统，但是正如布莱希特所言，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邓小平本人确曾意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早在 1980 年就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这句话一向被人津津乐道， 但邓小平除了有限恢复“党内民主集中制”这个中共的老传统外，他对于如何进一步落实这种想法，并没有提供多少具体的经验。就像邓小平有关政治改革的另一些言论一样，他这句话从未真正形成制度上的约束力，不同背景的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完全可以对其含义进行大不相同的解读，有人甚至可以不拿它当回事。 那么， 他留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成果，能否帮助我们去建立一种不再那么需要伟人的“伟大的制度”？这个话题不但敏感，而且过于复杂，我不好在这里过多地展开，而且即使能够展开说，恐怕我也说不清楚，预测历史毕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当今中国，对于下一步的制度演变应该采取什么方向，议论者甚众，从左到右，光谱复杂。不久前我看到“博源文库”出版了马立诚先生的《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一书，列举出中国近年来有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各种主张和辩论，并且认为现在中国的思想界已经进入了“春秋时代”。这些议论不管有什么分歧，都包含着为“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病症开出的药方。药方各不相同，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有没有制度问题存在分歧，他们都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存在着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看到的问题不同，或者对不同问题的严重程度给予了不同的权重。他们之间的争论，反映着人们对中国的制度前景仍存有很大疑问，而这无疑也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遗产的一部分。 现在大概无人敢于大言不惭地为中国政治的下一步走向下一个定论。不过，我在前面特别强调邓小平在转变中共领导干部思想观念上的功绩，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决定着我们如何用行动去塑造这个世界，在政策和路线调整上是这样，在制度建设上同样如此。如何让未来的政治发展从不确定变得比较确定，让更多的人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环境及其前景抱有信心，就像邓小平通过不懈的努力让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产生了信心一样，这取决于我们对制度所持的想法。现在政府不断强调要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单纯依靠增加“维稳”经费和技术手段，显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伟大的人不管因为取得什么成就而成为伟人，他一定是个一向令人信服的人。同样，伟大的制度也应当是一种能够长久令人信服的制度。这就我所说的“伟大的制度”一词的基本含义，我相信大家是能够理解的。 谢谢各位。 【很少在自己的blog上转载什么，但冯老师这篇译后记非常好，所以要严重推荐。关于傅高义的书，学界评价不同，我个人的看法是在美国学界，研究毛时代的作品多，而对邓时代的研究还很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自有其价值所在。】 #1人1月1书1评#

　　作者按：本文刊于2012年第2期《终身教育》懂常识栏目，现重发于此，纪念伟大的五四运动93周年。 　　公民权利正在崛起 　　近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揭示，一国的崛起最终取决于该国公民权利的崛起，公民权利成为衡量一国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20世纪60年代?英国学者马歇尔在讨论英国公民权利发展史的时候，曾指出：英国的公民权利至少包含三类权利，首先是民权，包括与个人自由相关的一些基本权利?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拥有财产的自由?签约自由以及要求（司法程序）公正的自由等；其次是政治权?即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政治权力的运作的权利?具体而言就是选举权；最后是社会权利?即公民享有国家提供的经济保障?教育?基本的生活和文明条。件等的权利。马歇尔认为这三种权利在英国近代历史上的发展并不同步，先后经历了三个世纪，18世纪英国公民权利的主要内容是争取和普及民权，19世纪是扩展政治权利，到了20世纪，社会权利成为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 　　考察一国公民权利状况，可以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入手。在民主宪政国家，强调主权在民，为实现社会秩序，公民让渡自己部分权利，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国家，同时为防止国家权力滥用，侵犯公民权利，要求对国家权力予以制衡，于是有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因此依据民主宪政理念，国家与公民之间是手段与目的关系。而在集权专政国家里，强调国家或民族利益至上，要求公民为实现国家或民族利益牺牲自我，对于主张个人利益的公民从道德上予以贬低，公民成为庞大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服从国家成为公民生活不容质疑的终极价值，公民完全成为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迁，这一变迁仍在持续之中，伴随着这一变迁的是公民权利崛起。 　　一、螺丝钉——改革开放前的公民权利管制 　　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人权乃天赋而非法定，国家只不过是通过法律对确认人的自然权利，正所谓立法者只是发现法律而不是发明法律。因此依据天赋人权理论，国家存在的首要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而非管制公民权利。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强调公民对党和国家的绝对服从，要求公民去私心杂念达至无私忘我的境界，曾有人这样描述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我是党的一块砖，任党东西南北搬，党叫干啥就干啥。公民成为庞大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被形象地称为“螺丝钉”。发扬螺丝钉精神，就是要公民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服从国家，忠于政党。公民作为人而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被国家和人民利益取代，国家权力行使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公民权利，而是抽象的国家和人民利益。藉抽象的国家和人民利益，国家权力掌握者的政治地位不容任何人质疑，并赢得了道德上的优越性。树典型，重道德说教，轻制度（法治）建设成为社会治理的常态。现代公民被道德楷模取代。这一切为掌权者滥用国家权力打开方便之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就是掌权者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名发动的，在全体国人的欢呼下，最终导致国家陷入灾难的恶例。同时，国家通过宣扬抽象的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达到贬低甚而消灭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并将财产集中于国家并冠以人民的名义，要求公民把大公无私作为应恪守道德准则，结果国家权力就穿越肉体进入每个公民灵魂，不劳者不得食就转为不服从者不得食，国家与公民之间完全沦为目的与手段关系，公民从头（思想自由）到脚（迁徙自由）彻底失去了自由，公民权利被国家权力所吞噬。 　　因此，在1949年后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高度集权计划经济，奉行权利管制理念，公民权利受到严格限制。当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轰轰烈烈实行计划经济之时，已故思想家哈耶克清醒地指出：计划经济是人类通向奴役之路。从人嘴里吃什么到脑中想什么都由国家来计划的制度，从其创立始就注定成功不了。哈耶克在去世前目睹了计划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失败。 　　二、钉子户——改革开放后的公民权利崛起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遇到了勇于捍卫个人私有财产权的公民，这些公民不再盲从抽象的国家和人民利益，而是拿起法律武器与国家较真，这些公民被称为“钉子户”。在“钉子户”的抗争下，具体的公民利益日趋独立于抽象的国家利益，“钉子户”的维权行动，推动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变迁。观察改革三十年里的中国，每一个社会进步都有赖于将人从旧体制的束缚中进一步地解放出来，使其享有其应有的权利。进而言之便是要厘清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将个人的权利从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中解放出来，而不是被淹没其中，通过制度创新，形成权利——权力二元社会。 1986年4月12日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该法被西方世界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它规定了人之所以为人最基本的权利，即人身权和财产权，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划定边界，蕴含了民主宪政的“基因”。国家权力不再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公民也不再是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而首先应是享有基本权利的人。200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颁布，进一步明确公民私有财产权，也为公民在人格及精神上独立于国家奠定了制度基础，公民不再限于捍卫其私有财产权，进而要捍卫其思想自由的权利，勇做“思想钉子户”。同时，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掌权者的合法性不可能再依靠抽象的国家和人民利益维系，而应来源于享有具体利益公民的选举授权，国家便在这一进程中转变为实现公民权利的手段。 　　三、维权逐渐成为公民生活的常态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统治，国家权力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甚至穿越公民肉体进入灵魂。从1978年开始，贯穿改革的一条主线就是：勘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让国家权力逐步从社会生活中退出，并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基于此，国家从农民脚下的土地着眼，开始走上还权于民的之路。然而，国家权力不受约束的惯性依然存在，国家权力不会轻易放弃其已经取得的利益，因此，要让国家权力逐步从社会生活中退出，每个公民必需起而抗争，拿起法律武器，为权利而斗争。改革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维权越来越被大众认同，维权开始成为公民生活的常态，开始成为公民的价值选择，开始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方式。 　　如何看待公民维权活动呢？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滕彪认为：“公民维权运动和中国当代历史上的群众运动不同，它也不是暴君所操纵中的暴民运动，而是一场从自发到自觉的争取民权的公民运动。它不是在体制外去拼命对抗，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寻求突破，因此不是破坏法制，而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它不是诉诸暴力和非理性，而是诉诸理性和非暴力，因此不为争夺权力，而为保障权利；它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在个案中观照制度的变迁，因此不重政更替，而重制度建设；它不是整体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式的，而是分散的、自觉的、循序渐进的，因此不期立竿见影，而是脚踏实地地重建公民社会。” 　　观察改革30年来公民维权活动，呈现出如下特点：1、由少数民间精英的维权活动日益变为社会大众的维权活动；2、由消费者权利的维护转向公民宪法性权利的捍卫；3、维权者与国家权力博弈的能力逐步增强；4、国家权力压制维权者的成本越来越大；5、鉴于3、4两点，维权者与国家权力开始由对抗走向对话；6、法律专业人士特别是律师在维权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毒奶事件中，律师自发组成志愿团，为受害者维权，就是典型例证；7、维权者之间利用现代传媒特别是互联网进行沟通协调能力增强；8、媒体对公民维权活动越来越关注；9、社会各界对公民维权活动越来越支持。正是由于改革30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公民维权活动蓬勃发展，才有了执政党就公民权益对其执政地位的重要性的认识，这也将推动执政党加快还权于民的步伐。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的在其不朽名著《为权利而斗争》开篇宣告：“不管是国民的权利，还是个人的权利，大凡一切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都准备着去主张权利” ，“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和社会的义务”，“权利从放弃准备斗争的瞬间也放弃了他自身”。维权应该也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公民生活的常态，古老的中国必将在公民维权活动走上崭新的和平转型之路。 　　公民常识亟待普及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1915年由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点燃科学和民主的圣火，将国人从专制的堡垒中解放出来，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器物变革（洋务运动）和制度变革（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依次失败后发起的一场观念变革。在这场观念变革中，由于当时的中国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救亡压倒了启蒙，革命理想较之公民常识便具有了更诱惑人心的力量。当国人因沉醉于革命理想而对公民常识一屑不顾后，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国家却很快陷入灾难，国人也因此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因此，纪念五·四，不能仅局限于爱国主义政治教育，而应接过前人已点燃的科学和民主圣火，重续被救亡压倒的启蒙，回归公民常识，走向民主宪政。 　　一、回归公民常识 　　公民常识即国民对民主宪政最基本的认识，当下回归公民常识就是弘扬宪法精神。宪法的精神实质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是世界民主宪政国家的共识，中国也不能例外（对待中国的民主宪政问题我们更需要世界眼光）。从宪法精神上讲，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其目的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保障公民权利要先从限制（规范）国家权力入手，明确国家权力的来源，为国家权力运行勘定边界。基于公民权利侵犯主要来自国家权力滥用这一事实，宪法在内容上规范国家权力比宣告公民的基本权利更重要。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曾言：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奢谈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约束住掌权者不做坏事。制宪的目的是为了给国家授权以管理社会，宣告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告诉国家行使权力的目的和时刻不要忘了它对公民的责任。孙志刚事件和孙大午案件以血和泪的代价向我们揭示了国家权力被滥用的可怕后果，它可使一个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在顷刻间被剥夺。因此，宪法不能只是一个执政党的执政宣言，更主要的应该是以制约国家权力（包括执政党）为手段保障公民权利，这也是宪法价值所在。 　　二、走向民主宪政 　　1．强化宪政意识。目前执政党正处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转变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光靠强化执政意识是远远不够的，面对世界民主宪政大潮，更要弘扬宪法精神，强化宪政意识，学会在宪政制度的框架内执政。考察中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长期以来社会面对危机总是习惯于依靠暴力解决。宪政要求面对危机用和平妥协而非暴力冲突的方式来解决，宪政为和平解决社会冲突提供制度框架，利益冲突的社会各方在宪政制度的安排下通过妥协走向共赢，而不是成为王败为寇。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第一次进行的国会议员改选，即展现了尊重少数，尊重反对派的精神。北方虽然在南北战争中取得胜利，但仍邀请战败的南方政党参与选举，公平地竞争议会席次。美国人固然为南北战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由于南北双方相互的包容，彼此避免成王败寇的心理，终在尊重宪法的前提下相互尊重，因而造就了今日美国的强盛。执政党强化宪政意识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1）立宪和修宪过程中应是社会利益各方充分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社会利益各方享有平等参与立宪和修宪的权利，执政党在立宪和修宪过程中应充分尊重社会利益各方特别是少数派、反对派，否则在一权独大之下制定出来的宪法不会有权威，因为它得不到社会利益各方的普遍认同。（2）执政党应学会在宪政制度的框架内解决问题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是通过政治运动、政治高压或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稳定社会秩序。 　　2．开展公民常识教育。立宪实际上是一个公众讨论政治的过程，宪法则是这种讨论的结果。公众就国家存在之目的、政府权力的来源、政府组织和运作之程序、公民权利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然后将讨论结果用清楚的法律语言写在纸上。但大众公民常识的缺乏使这种讨论政治的过程显得艰难甚至不可能，宪法也就不可能是社会利益各方博弈的结果。中国皇权思想严重，历史上曾出现过臣民、流民、刁民及暴民，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民众不是国家权力的主人。要么成为国家权力支配的对象，逆来顺受；要么不堪忍受揭竿而起。这导致国家权力的更替是在暴力之下进行的，产生兴百姓苦亡也百姓苦的局面。因此通过弘扬宪法精神大力开展公民常识教育特别在大中小学中将政治教育转为公民教育，最终促成公民社会的形成，为中国民主宪政的实现奠定社会之基。 　　3、法律人是公民常识教育的先导。法律人对民主宪政的信仰和特有的行动能力决定了其在公民常识教育中的先导作用，法律人的先导作用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1）对当下中国转型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传播民主宪政理念；（2）通过公民维权行动，在法律框架内实现国家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倡导脚踏实地地重建公民社会。 　　李慎之晚年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说：“我最想做的事是当一名公民课教员，普及公民常识。”普及公民常识就是使国人不再迷信有可以包治百病的主义，对自称掌握终极真理的人持怀疑态度，确信社会进步是由一点、一滴、一尺、一寸的很细微的变迁来的，不是靠暴力革命一蹴而就全面解决。当下中国需要的就是这样一场公民常识启蒙运动。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