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

Co-China周刊 | 一五一十周刊101期:公投=民主?——谈谈台湾核四公投

3月1日,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宣布: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台湾第四核能发电厂是否停建。几天后,台湾多个城市举办“反核大游行”,对“核四”的强烈反对以及对“核四公投”的质疑,成为游行的主要诉求。 “核四”还只是纸上计划之时,便遭到台湾民众的反对。这一工程于1992年动工后,历经波折,完工日期一拖再拖,政府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之后,台湾民间反对核四的声音日渐升温。此次政府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核四”的存废,为什么民间的质疑声依然此起彼伏?通常被视为“民主”之表现的“公投”,为什么仍然引发民众的极力反对?“核四公投”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本期一五一十周刊收录了多篇台湾本土作者的文章,梳理“核四公投”的背景,呈现对它的多方质疑。我们还集纳了历史上的一些公投案例,以更全面地展示“公投”的利弊。 周刊的第一部分,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萍、国立清华大学彭明辉教授以及陈蔼玲的三篇文章为我们梳理出“反核四”的源起和“核四公投”的背景。李永萍分析了核四建设背后的政治角力,从台湾公投的始末出发,剖析核四公投的僵局。彭明辉对核四本身的安全性进行了考量,认为“许多政客则把核四公投当作政治角力的棋子,充满各种与全民福祉无关的机关算计。”发起“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的陈蔼玲目的很纯粹,她在采访中表示,这完全是“为孩子的安全,为台湾的永续”。 接下来的四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核四公投”进行了质疑。 虽然许多人认为公民投票是直接民主与人民权力展现的重要象征,但管中祥写道:“实际上台湾目前公投的相关法律或制度,并无法落实真正的民主,反而简化了复杂的公共议题,人民更成了被政客动员红卫兵。”邱花妹则认为,在民众饱受核灾威胁、核废无解的情况之下,拿“咬钱”的核四来进行公投,是推卸责任、刻意搞错民众关切的重点。 通过与“民主选举”作对比,《台湾立报》提出重要的质疑,即“公投的危险在于,它通常只依赖‘一次’的民意”。台湾绿色行动联盟是此次反核四运动中的重要组织,其理事长赖伟杰的文章强力指责此次公投的背后,其实是悄悄地“全面的卸责”。 在最后一部分,向骏结合拉丁美洲几个国家的公投案例,认为“台湾欲借公投解决纠缠已久的‘反核/拥核’争议虽属无奈,但期待见猎心喜的政客没有‘政治算计’岂非缘木求鱼?”除此之外,一五一十周刊编辑刘岩川还集纳了历史上几大重要的公投事件。对比之下,或许我们可以对台湾的核四公投,乃至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投票”有更深入的了解。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编者的话 【源】 9-1 李永萍&观察者网:核四公投、媒体恐怖与无解的台湾政治僵局 9-2 彭明辉:为了核四而玩命,值得吗? 9-3 陈蔼玲:我反核,是为了孩子的未来 【反】 9-4 管中祥:要玩公投,就玩全套的 9-5 邱花妹:安全,是不能拿来公投的 9-6 台湾立报:核四公投不是万灵丹 9-7 赖伟杰:核四公投之下的卸责问 ——江院长敢改革经济部吗? 【延】 9-8 向骏:台湾公投 核去核从? 9-9 刘岩川:公投——利弊并存的民主决策方式   下载本期周刊: PDF   DOC   MOBI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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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電子報 | 美環太軍演 陸軍艦將軋一角

     美國國防部二日表示,中國大陸已經接受邀請,首度派遣軍艦參加明年的「環太平洋」軍事演習。      這項演習起自一九七一年,每兩年舉行一次,地點在夏威夷附近。去年係規模最大的一次,共有廿二個國家、近五十艘艦艇、二百餘架飛機及二萬五千人參加,演習期間長達四十餘日。      美國國防部表示,美國在元月份正式致函中方,邀請共軍參加演習;共軍在三月回函表示接受邀請。美國國防部指出,去年參演的國家比二○一○年多了八個,不但有太平洋沿岸的美、加、日、韓、俄、澳、紐及拉丁美洲國家,甚至歐洲的英、法、荷等國也參演,唯獨把中國大陸排除在外。經過重新評估,美國決定邀請中方參加,也很高興中方決定參加。      一九九八年的演習,共軍曾派員觀摩。但後來美國國會通過的《二○○○年國防授權法案》以國家安全、保密等為由,限制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的某些軍事交流,但許可聯合演練救難等人道任務。這項限制在二○○六解除,中方在同年再度派員觀摩,但從未派遣機、艦參演。      美國國防部表示,演習訂明年夏天舉行,各國參演的規模尚未告訴美國,美國也不知道中方將有多少配備及人員參演。至於美國,通常航空母艦、兩棲攻擊艦、驅逐艦、潛艦等都不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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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向骏:台湾公投 核去核从?

台湾欲借公投解决纠缠已久的“反核/拥核”争议虽属无奈,但期待见猎心喜的政客没有“政治算计”岂非缘木求鱼? 3月1日台湾立院答询时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指政府发动核四停建公投是“庄家出老千”,行政院长江宜桦回以“赌输了就怪庄家是赌客没品”。9日废核游行风光落幕后,江宜桦表示任何可能发展及决定都必须审慎研究。此一转变显示像核电如此专业的议题不宜用充满“政治算计”的公投解决,列举拉美三次公投案例以供参考。 决定个人去留:智利皮诺契 1973年9月11日皮诺契(Augusto Pinochet)以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总统阿燕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后开始军事统治。将近17年的独裁期间固然有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但智利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却超过许多民主国家。与其他独裁政权更不相同的是,皮诺契居然于1988年10月5日就“是否同意继续执政”举行公投。 今年入围奥斯卡影展最佳外语片的智利影片《不》(No)就是以当年反对势力如何在公投中对抗皮诺契为内容。军政府破天荒给主张“No”的反对派每天15分钟全国电视联播时间,在半个月宣传期内可播出他们自行拍摄的节目和影片,政府支持的“Yes”赞成派则占用其他时段。从55.99%反对、44.01%赞成的公投结果看,皮诺契政府当时的支持率超过许多民主政府,可谓虽败犹荣。更难得的是皮诺契依公投结果于1990年3月11日“还政于民”,显示他是一位“知所进退”的独裁者。 满足政治野心:洪都拉斯赛拉亚 2006年1月宣誓就职的赛拉亚(José M. Zelaya)总统,任期四年。宏国宪法规定总统必须卸任10年后才能再参选,第239条甚至规定任何寻求修宪及延长任期的总统将自动失去总统职位。由于下次大选订于2009年11月29日举行,企图连任的赛拉亚自上半年起积极推动修宪公投。 3月24日赛拉亚以行政命令要求“国家统计局”于6月28日办理变相的公投——预备性投票,议题为“你赞成在2009年11月的大选中,包括由人民决定是否召开全国修宪大会的第四张选票?”6月23日国会通过法律禁止在大选前180天内举行公投,6月28日的公投因此成为非法。然在最高法院宣布违宪后赛拉亚仍一意孤行,结果导致6月28日清晨遭军方押解被迫流亡哥斯达黎加,并由国会议长代理总统。“公投”成为21世纪中美洲第一场政变的导火线。 解决国际争议:福克兰群岛主权 位于南大西洋的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1833年起由英国统治,现有居民2563人。阿根廷称其为马尔维纳斯群岛(Las Islas Malvinas)且坚称拥有主权。1982年,英、阿为主权归属爆发战争,阿根廷战败。近年来英国在福克兰群岛附近海域钻探石油导致两国紧张升高。2013年3月10至11日福克兰群岛举行公投,结果1517张有效票中仅3票反对,即99.8%的选票赞成维持目前为英国海外自治领地的地位。阿根廷将公投斥为违法。 其实英国举行公投主要是给美国看的,因为奥巴马政府不愿承认英国拥有福克兰群岛主权。新任国务卿克里2月底访问伦敦时表示:“奥巴马总统和我对尚未举行的公投不予置评,美国承认英国在福克兰群岛的实际管辖权,但就各方宣称拥有该群岛主权,美国对此不持任何立场。” 美国如果公开支持英国恐难面对拉丁美洲,中国和俄罗斯反对“住民自决”,因为担心境内分离主义势力要求比照办理。 台湾欲藉公投解决纠缠已久的“反核/拥核”争议虽属无奈,但期待见猎心喜的政客没有“政治算计”岂非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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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教师蒙冤 | [转载]危机下的变奏曲——国家转型

原文地址: 危机下的变奏曲——国家转型 作者: 信力建 1974 年 4 月 25 日 0 点 25 分,葡萄牙里斯本的无线电台突然播出了一首名叫《高山颂》的歌曲。这首曲子暗藏玄机,是推翻独裁者 M. 卡埃塔诺的军事政变的信号。这场政变进行得十分顺利,没经历什么抵抗,就结束了曾经以类似政变而登上政治舞台的独裁政权。政变后持续了约 18 个月的动乱,最终亲民主的一方取得胜利。 在葡萄牙的民主化改造胶着之际,毗邻的西班牙正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着 20 世纪世界上最顺利、最和平的变革。 1975 年大独裁者佛朗哥寿终正寝,他生前指定的继承人——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成为西班牙国王。戏剧性的是,佛朗哥将世界上最后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维持了 36 年,他的继承者却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年仅 37 岁的卡洛斯即位第二年,便任命青壮派苏亚雷斯为首相,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民主化改革。 1977 年,西班牙举行了 40 年来首次议会大选, 1978 年颁布了新宪法,整个民主化过程几乎兵不血刃,仅用了不到 7 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西班牙人等待了一百年的变革”,堪称民主化成功的典范。 以不一样的方式,完成民主转型,葡萄牙和西班牙可谓殊途同归。这两国的民主化改造亦成为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发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巴尔干半岛上的希腊紧随其后,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亚洲的菲律宾、韩国、台湾等不约而同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这股浪潮最终在八九十年代汇成大观,导致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苏联等国发生了剧变。 关于民主化浪潮,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著名观点是:世界近现代史上有三次民主化浪潮。第一波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第二波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波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这一波波的民主化浪潮中,共有 100 多个国家建立了民主政权,虽然不同国家因历史、政治、文化背景差异,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各有千秋,效果不同,但也正因此,令世界民主这一大势所趋有了形形色色的样本——成,可参考借鉴;败,可引以为诫。 纵观近代世界各国从威权走向民主的方式,大概可以归为如下类型。 外来力量推动型 这类国家的民主转型往往得益于强大的民主国家对其进行了民主化“外科手术”。作为当今世界上实行民主制度最成功的国家,美国不仅甘当“世界警察”,对“国际医生”这一角色也乐此不疲。二战后美国的民主路线延伸至亚欧、中东,对诸多国家的民主化改造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以日本为例,二战后,美国单方面接管日本,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成为日本民主化“外科手术”的操刀者,他要让一个全新的日本“重新站起来”。 1945 年 10 月 4 日,盟军总部发出关于日本民权自由的指令 ,要求日本政府立即解除对政治、公民和宗教权利的一切限制,废除一切镇压和压制法令,释放一切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犯,取消一切新闻检查,解散一切镇压机构和宪兵队。接下来的大手笔是修改宪法和扩大选举权。麦克阿瑟让助手惠特尼主持修改日本宪法,其中必须坚持的原则是:天皇皇位世袭,但不行使权力;日本不再拥有军队和交战权;废除封建制度,贵族特权只限于尚在的一代。经过一系列民主化“手术”,麦克阿瑟成功地将西方民主植根到日本本土传统政治文化中,消除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为其日后走向现代化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 在西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依样画葫芦积极地将自身的民主制度模式复制到西德,令民主之风大行其道。而韩国、墨西哥、东欧各国的民主转型背后,美国亦成为最有力的推手,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2003 年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美国仍希望以德日的改造为蓝本对伊拉克进行民主改造,十年过去,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伊拉克的民主化之路道阻且长,可谓任重而道远。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主的种子已经在伊拉克种下。 内部矛盾触发型 此类国家往往因一件突发事件或重大的矛盾、危机而促成国家从威权转向民主,其实质是长期积郁的深层次政治、经济等矛盾,一触即发,一发则不可收拾,不成功,便成仁。 由内部矛盾的触动而引发国家转型有多种情形:如罗马尼亚因一名批评独裁者的牧师被捕激发了上万人游行,在中央广场上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引起万千齐鸣最终导致了齐氏独裁政权的倒台; 2010 年 12 月,一名突尼斯小贩的自焚令万民激惯,一股作气将政治强人本•阿里拉下了台;印度尼西亚的转型则是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苏哈托 32 年独裁的军人政权在 3 天之内垮台。还有的情况是,国内矛盾的激化,民意迅速倾向于原本势弱的反对派,在有组织的反威权运动下,把国家拉上民主化的轨道,典型的代表是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因社会矛盾加剧于 1980 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团结工会登上政治舞会,并于 1989 年取得合法地位,继而在大选中胜出,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波兰成为了东欧剧变中的领头羊。总之,形式多样,不一而足。 内部矛盾的触发带来的国家转型形式多样,效果也不一而足。有的一蹴而就,如罗马尼亚,印尼,埃及等。也有少数出现了倒退,如尼日利亚、苏丹等。有的则经历着一定时间的持续对抗,如利比亚,叙利亚等。但民主之势浩浩汤汤,转型往往给邻近国家带来示范,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 20 世纪末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捷克、斯洛伐克等爆发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和 2010 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的震撼和巨变可窥一二。 执政者理性转变型 享廷顿曾将“执政的精英领头主动改革而实现民主”视为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优选,因为变革所引起的社会震荡最少,付出的代价最低,是最为可取的方式。当然这个代价低可以说是相对而言的,这种由下至下的民主化转型更多的是需要执政者有破茧重生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 曾经令中国亦步亦趋的老大哥前苏联,以及与大陆一衣带水的台湾的民主转型都是由上层建筑破釜沉舟,锐意推行的。至今,台湾的民主化转型颇为国人称道,但在民主化之前,台湾实行的是蒋家王朝威权政治,台湾的民主化之路经历了不少腥风血雨。而强有力的推手却是由世袭的威权统治者蒋经国来扮演的。自六十年代开始,蒋经国已经开始了对国民党自身的改造。蒋经国深解“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而民主宪政,是台湾走向光明未来的唯一出路。在执政的最后岁月里,蒋经国加快了台湾民主化的速度。 1986 年 4 月,蒋经国指定国民党中常委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等十二人组成专门研究和平民主转型的“革新小组”,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党内竞争选举、取消“戒严”、允许民众自由组党“、国会”全面改选、解除“报禁”,台湾在民主宪政的路上迈开了大步。蒋经国的继任者、并在 1996 年成为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的李登辉毕生致力于宪政改革,成为 90 年代促成台湾民主化的关键人物,实现了政权和平转移。 位处拉丁美洲的巴西与我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都是所在大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为金砖五国成员。巴西的民主化改造也颇有代表性。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第三次民主浪潮涌入拉美,执政的军政府感受到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锐不可当之势,内部了一些人开始探讨由威权体制向开放的法制的民主的政治体制过渡。军政府推行了政治“减压”计划,启动政治开放,修订宪法、实行了多党制和联邦制、放宽自由,举行大选。巴西的民主化改造虽然并不彻底,但成绩显著,算是开了好头,将来的路子相信会越走越宽。 三次民主浪潮,一百多个国家的转型,涵盖了人类可罗列的各种体制类型和影响因素,可见民主并不是西方独有的普世价值,无论是从横向还是纵向比较,足以昭显大势所趋,并有得失可鉴。所以,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不是该不该转型的问题:我们的人民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中国的经济已跑步前进到世界第二的名次,而中国人的法制观念在加强,民主诉求愈发强烈。至于人民的素质低不适合民主更不成为理由,我党当年就是打着民主的旗号把人民群众号召到鞍下的。因此目前亟待解决的是怎样转型的问题。 亨廷顿眼中的上选之路,我党不妨一试,即由执政党进行有序的有组织的转型。可参考借鉴台湾、巴西等经验,加强政治改革力度, 完善法律制度,依法治国。行政治开明之风,先坐实人大政协选举,开放言论自由,党禁报禁。中国共产党是有着八千万党员的庞大的政党,只要真正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就有足够的自信去赢得民心,即使有行使多党制,执政党的地位也是难以动摇的。 《韩非子·喻老》中有一个扁鹊见蔡恒公的故事。扁鹊三次提醒蔡恒公:“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终因蔡恒公不肯就医最终病“在骨髓”连扁鹊也无奈何了。十八大强调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亦要警惕不要讳疾弃医,切勿置世界潮流于不顾,不明不白地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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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危机的变奏曲——国家转型

作者: 信力建   1974年4月25日0点25分,葡萄牙里斯本的无线电台突然播出了一首名叫《高山颂》的歌曲。这首曲子暗藏玄机,是推翻独裁者M.卡埃塔诺的军事政变的信号。这场政变进行得十分顺利,没经历什么抵抗,就结束了曾经以类似政变而登上政治舞台的独裁政权。政变后持续了约18个月的动乱,最终亲民主的一方取得胜利。 在葡萄牙的民主化改造胶着之际,毗邻的西班牙正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着20世纪世界上最顺利、最和平的变革。1975年大独裁者佛朗哥寿终正寝,他生前指定的继承人——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成为西班牙国王。戏剧性的是,佛朗哥将世界上最后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维持了36年,他的继承者却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年仅37岁的卡洛斯即位第二年,便任命青壮派苏亚雷斯为首相,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民主化改革。1977年,西班牙举行了40年来首次议会大选,1978年颁布了新宪法,整个民主化过程几乎兵不血刃,仅用了不到7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西班牙人等待了一百年的变革”,堪称民主化成功的典范。 以不一样的方式,完成民主转型,葡萄牙和西班牙可谓殊途同归。这两国的民主化改造亦成为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发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巴尔干半岛上的希腊紧随其后,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亚洲的菲律宾、韩国、台湾等不约而同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这股浪潮最终在八九十年代汇成大观,导致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苏联等国发生了剧变。 关于民主化浪潮,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著名观点是:世界近现代史上有三次民主化浪潮。第一波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第二波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波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这一波波的民主化浪潮中,共有100多个国家建立了民主政权,虽然不同国家因历史、政治、文化背景差异,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各有千秋,效果不同,但也正因此,令世界民主这一大势所趋有了形形色色的样本——成,可参考借鉴;败,可引以为诫。 纵观近代世界各国从威权走向民主的方式,大概可以归为如下类型。 外来力量推动型 这类国家的民主转型往往得益于强大的民主国家对其进行了民主化“外科手术”。作为当今世界上实行民主制度最成功的国家,美国不仅甘当“世界警察”,对“国际医生”这一角色也乐此不疲。二战后美国的民主路线延伸至亚欧、中东,对诸多国家的民主化改造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以日本为例,二战后,美国单方面接管日本,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成为日本民主化“外科手术”的操刀者,他要让一个全新的日本“重新站起来”。1945年10月4日,盟军总部发出关于日本民权自由的指令 ,要求日本政府立即解除对政治、公民和宗教权利的一切限制,废除一切镇压和压制法令,释放一切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犯,取消一切新闻检查,解散一切镇压机构和宪兵队。接下来的大手笔是修改宪法和扩大选举权。麦克阿瑟让助手惠特尼主持修改日本宪法,其中必须坚持的原则是:天皇皇位世袭,但不行使权力;日本不再拥有军队和交战权;废除封建制度,贵族特权只限于尚在的一代。经过一系列民主化“手术”,麦克阿瑟成功地将西方民主植根到日本本土传统政治文化中,消除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为其日后走向现代化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 在西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依样画葫芦积极地将自身的民主制度模式复制到西德,令民主之风大行其道。而韩国、墨西哥、东欧各国的民主转型背后,美国亦成为最有力的推手,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美国仍希望以德日的改造为蓝本对伊拉克进行民主改造,十年过去,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伊拉克的民主化之路道阻且长,可谓任重而道远。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主的种子已经在伊拉克种下。 内部矛盾触发型 此类国家往往因一件突发事件或重大的矛盾、危机而促成国家从威权转向民主,其实质是长期积郁的深层次政治、经济等矛盾,一触即发,一发则不可收拾,不成功,便成仁。 由内部矛盾的触动而引发国家转型有多种情形:如罗马尼亚因一名批评独裁者的牧师被捕激发了上万人游行,在中央广场上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引起万千齐鸣最终导致了齐氏独裁政权的倒台;2010年12月,一名突尼斯小贩的自焚令万民激惯,一股作气将政治强人本•阿里拉下了台;印度尼西亚的转型则是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苏哈托32年独裁的军人政权在3天之内垮台。还有的情况是,国内矛盾的激化,民意迅速倾向于原本势弱的反对派,在有组织的反威权运动下,把国家拉上民主化的轨道,典型的代表是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因社会矛盾加剧于1980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团结工会登上政治舞会,并于1989年取得合法地位,继而在大选中胜出,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波兰成为了东欧剧变中的领头羊。总之,形式多样,不一而足。 内部矛盾的触发带来的国家转型形式多样,效果也不一而足。有的一蹴而就,如罗马尼亚,印尼,埃及等。也有少数出现了倒退,如尼日利亚、苏丹等。有的则经历着一定时间的持续对抗,如利比亚,叙利亚等。但民主之势浩浩汤汤,转型往往给邻近国家带来示范,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20世纪末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捷克、斯洛伐克等爆发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和2010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的震撼和巨变可窥一二。 执政者理性转变型 享廷顿曾将“执政的精英领头主动改革而实现民主”视为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优选,因为变革所引起的社会震荡最少,付出的代价最低,是最为可取的方式。当然这个代价低可以说是相对而言的,这种由下至下的民主化转型更多的是需要执政者有破茧重生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 曾经令中国亦步亦趋的老大哥前苏联,以及与大陆一衣带水的台湾的民主转型都是由上层建筑破釜沉舟,锐意推行的。至今,台湾的民主化转型颇为国人称道,但在民主化之前,台湾实行的是蒋家王朝威权政治,台湾的民主化之路经历了不少腥风血雨。而强有力的推手却是由世袭的威权统治者蒋经国来扮演的。自六十年代开始,蒋经国已经开始了对国民党自身的改造。蒋经国深解“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而民主宪政,是台湾走向光明未来的唯一出路。在执政的最后岁月里,蒋经国加快了台湾民主化的速度。1986年4月,蒋经国指定国民党中常委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等十二人组成专门研究和平民主转型的“革新小组”,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党内竞争选举、取消“戒严”、允许民众自由组党“、国会”全面改选、解除“报禁”,台湾在民主宪政的路上迈开了大步。蒋经国的继任者、并在1996年成为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的李登辉毕生致力于宪政改革,成为90年代促成台湾民主化的关键人物,实现了政权和平转移。 位处拉丁美洲的巴西与我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都是所在大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为金砖五国成员。巴西的民主化改造也颇有代表性。20世纪70年代末期,第三次民主浪潮涌入拉美,执政的军政府感受到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锐不可当之势,内部了一些人开始探讨由威权体制向开放的法制的民主的政治体制过渡。军政府推行了政治“减压”计划,启动政治开放,修订宪法、实行了多党制和联邦制、放宽自由,举行大选。巴西的民主化改造虽然并不彻底,但成绩显著,算是开了好头,将来的路子相信会越走越宽。 三次民主浪潮,一百多个国家的转型,涵盖了人类可罗列的各种体制类型和影响因素,可见民主并不是西方独有的普世价值,无论是从横向还是纵向比较,足以昭显大势所趋,并有得失可鉴。所以,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不是该不该转型的问题:我们的人民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中国的经济已跑步前进到世界第二的名次,而中国人的法制观念在加强,民主诉求愈发强烈。至于人民的素质低不适合民主更不成为理由,我党当年就是打着民主的旗号把人民群众号召到鞍下的。因此目前亟待解决的是怎样转型的问题。 亨廷顿眼中的上选之路,我党不妨一试,即由执政党进行有序的有组织的转型。可参考借鉴台湾、巴西等经验,加强政治改革力度, 完善法律制度,依法治国。行政治开明之风,先坐实人大政协选举,开放言论自由,党禁报禁。中国共产党是有着八千万党员的庞大的政党,只要真正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就有足够的自信去赢得民心,即使有行使多党制,执政党的地位也是难以动摇的。 《韩非子•喻老》中有一个扁鹊见蔡恒公的故事。扁鹊三次提醒蔡恒公:“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终因蔡恒公不肯就医最终病“在骨髓”连扁鹊也无奈何了。十八大强调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亦要警惕不要讳疾弃医,切勿置世界潮流于不顾,不明不白地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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