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

视点聚焦：他叫宁铂，是中国大学少年班的“第一人”，非常聪明伶俐，又很听话。中国人心中一个完美儿童的种种要素，他都有了。1978年3月来到中国科技大学，开始在第一期少年班学习。也成了记者们追逐的对象。他们让这孩子出名，让这孩子成为“神童”，让这孩子放射出一种既神秘又炽烈的光彩，让这孩子成为全国儿童学习的榜样，也成为父母们教育子女的新模式。但是在校期间，宁铂很少做物理学科的研究，却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和宗教。1988年结婚之后，他练习气功，与常见的生活习惯渐行渐远。 13岁的宁铂 2003年，当年家喻户晓的“少年班第一神童”宁铂出家为僧了。 焦点问题1： 出家是一种悲剧吗？ 观点纷呈： 神童出家本非悲剧，而是一个社会现象而已。是悲是喜？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本站特约评论员李向平教授） 宁铂出家为僧，是否悲剧，实在不好说。一是，这事还在过程中，还不好做结论。二是，出家为僧的选择，是宁铂的选择，冷暖自知，他人只凭出家这一现象，且不甚了解实情的话，也难以做出恰当的评价。再者，人生的选择或者人生的完善本即是多途的。有人演了一回茄子，就只钟情于紫色的角色，有人则想尝试别色的角色。而人类精神方面的需求，则更要丰富得多。人们精神生活选择的多样化，也说明社会的宽松度及自由度，和精神水平及文明水平的良好状况。 也有很多本因逃避而入空门的人，在修行中提升了精神水平，后来又成了积极人生态度者，甚至成为对社会有大贡献的人。所以，宁铂作为一位不寻常的人，他的出家引起人们的各种议论，在所难免，而且也值得讨论。但应以不打搅其修行和家人的正常生活为界限。而宁铂作为一位高智商的科学家，出家当是理性的抉择，所以，也相信其有一定的精神水平或者足够的精神准备，不至于因为各种议论而受影响，或者说应对现实影响也是修行。所以，“宁铂出家为僧是悲剧”的判断，只能是一些人在某种角度的简单判断。还是让我们以更宽阔的胸怀拥抱丰富多样的人生和社会吧。（本站特约评论员周齐教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才子宁珀到五台山出家了。出家当和尚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古往今来不数枚举，可是社会上仍出现了许多的议论，不少人替宁珀表示惋惜，觉得他的出家完全是逃避现实的困苦。这让我想起九十年前李叔同出家的事来。 一九一八年夏，深受杭州一师学生们敬重和喜爱的现代中国艺术开拓者李叔同出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他的同事夏丏尊，当得知出家后的弘一自述出家是得益于夏先生的助缘时，“不禁面红耳赤，惭悚无以自容”，感觉“出家是不幸的事情，至少是受苦的事情”。若干年后，这位现代科学文化教育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不仅没有感觉到当初李叔同出家的不幸，更随了弘一法师的缘，成了弘一的“虔诚地尽护法之劳”者。 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是李叔同出家成为弘一法师的亲历者。当时的丰子恺年方二十一岁，虽然还不完全理解老师李叔同为什么要出家，但他已经明白李叔同出家并非平常之举。十年后，他很虔敬地拜弘一为师，正式成为佛门的皈依弟子，得法名婴行。丰子恺虽然不是出家当和尚，但是，他从此成了一名大力弘扬佛法的著名佛教居士。更重要的是，他在以艺术弘扬佛法的过程中，不仅促进了佛法艺术化的传播，而且极大地提升了他自己的艺术境界，使《护生画集》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艺术的杰作。 正是因为李叔同的出家，影响了许许多多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改变对佛法的偏见和成见，护持佛法，甚至参与佛法的弘扬和佛教文化的创造。 有云：“出家是大丈夫之事”。在古代，出家当和尚虽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佛教历来有重出家的传统，并以出家的和尚为住持佛法的僧宝。僧宝是佛教的三宝之一，是佛法常驻的象征和引领者。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出家人，除了有正式的剃度、受戒之仪式外，更要有相当的佛法义理和修行的基础。古代的中国文化，是以儒、释、道三教为主要代表的。佛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主要不在于它有多少信徒和多少寺院，而在于它拥有博大精深和辉煌灿烂的文化。中国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辉煌灿烂，离不开佛门中的大批文化精英的劳动创造。翻开历代的高僧传和居士传，我们都会感觉到，中国佛教文化是中国古代的先进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古代的佛门高僧大德，则是中国古代社会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古代的中国文化正是这许许多多的佛门先进知识分子努力创造的智慧的结晶。 可是，宋代以后，中国佛教逐渐式微而走向衰落。特别是清代雍正皇帝废除度牒和戒牒制度以后，什么人都可以出家为僧，以至于有的佛教道场成了藏污纳垢之地。宋以后佛教文化的衰落，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出家寺僧素质的大幅下降，而宋以后的明末清初和近代的佛教文化之复兴，都得益于明末清初和近代一些社会知识分子如明末四高僧、清初遗民僧澹归、法幢和近代寄禅、太虚、印光、弘一等进入佛门、出家为僧，并努力振兴佛教文化。 这也就是说，现代佛教文化的振兴，需要现代社会中与佛法有缘的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出家为僧本就是人生的一种选择，毋需大惊小怪，只是宋元以后佛教的衰落及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思潮和二十世纪以来的世俗化浪潮，使人们对出家有异样的感觉，甚至瞧不起出家。重要的是，出家不是消极地逃避世俗，也不仅仅是个人的解脱，而是要有大悲心、大勇气、大智慧，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恒顺众生、救济苦难、发展文化、普渡众生。如果只是逃避世俗，追求个人解脱，就远离了释迦创教的本怀。 末法时代的佛法弘传，需要越来越多的文化人的参与。正在崛起的中国需要佛教文化的复兴。和平安宁的世界需要佛教智慧的滋养。（本站特约评论员何建明教授） 皈依佛门真乃大智慧之举。现今污浊世界上，多少靠耍小聪明博取名利者沾沾自喜，自以为是成功人士，可笑也。每个人只不过是特定时空阶段基本粒子的临时短暂组合而已，万物皆空，可能有人认为自己将名垂千古，万世流芳，可是地球也是有存在的时空啊，所以最终一切都不复存在。唯我佛慈悲，救人于苦海也。 (IP:122.48.91) 出家为僧又有何过错？难道佛有过错？自由之人，可以自由选择前行的道路，勇敢者敢于无视世俗的种种而径自做自己的自己…… 巨大的名必定造成巨大的苦,愿他成为像鸠摩罗什一样的高僧，人家也是神童~~~(IP:210.77.5.) 其实我想要真能出得了爱因斯坦，毁掉几个是没有大关系的。再说未必全毁，这里不开花，到了那边去结果，一个样。佛学为什么不需要天才呢？还是我们根深蒂固的认为，天才就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样？ (IP:59.58.57.) 非常之人，有非常之才；非常之才，会有非常之举。原本非才非僧，何不听其自然，自生自灭？佛在心间一念之(IP:124.78.199.) 难道在记者者的眼中，出家就是所谓的“受到打击”、就是所谓的“看破红尘”，就是所谓的“消极避世”？中国历朝历代的佛教大德、道教高道对于中国文化、科技的进步发展拥有不可置疑的贡献！( IP:58.245.47) 既然万物皆空，那佛在哪？他的慈悲在哪？( IP:124.193.12.) 这种人不值得可惜。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去得了，不关心  (IP:222.131.56.) 焦点问题2： 宁铂选择出家是否辜负了社会、父母、老师对他的期望？ 观点纷呈： 宁铂出家跟家里人按说是应该有沟通才对。成年人的人生选择主要应自己负责。况且出家也不是不要父母。至于宁铂是否是因逃避现实而遁入佛门，情况不了解。虽然佛教不是个提倡消极逃避的宗教，但事实上历来因所谓想开了而逃禅或遁入空门者的确不少，不过，这也是佛教消解社会张力的一种作用。（本站特约评论员周齐教授） 支持，中国现在最大的危机就是没有宗教信仰 ( IP:124.193.12.) 说狠一点,他这是逃避现实,并不值得有什么喝彩的,浪费父母的感情,只是任凭自己去做,不顾别人的感受,心理有极大的心理障碍.(IP:116.17.252.) 佛门殊胜，不是你想入就能入的！古今中外第一流的人都在修行，只是所在的领域不同！出家就意味着教育失败！这是什么逻辑？ 我每读一遍佛经，便增长一分对佛陀的热爱！我也想出家，只是机缘未到而已！ (IP:219.245.9) 追求佛学没什么错，只是没有按照他自己的喜爱去做研究，对他很不公平！如果他可以在佛教中取得成就也是很好的呀，难道神童就必须做教授做物理研究吗？？ (IP:202.108.86) 一颗天上的星宿掉落人间，随着佛家的修化，去掉风尘味道，归于本真，真是无上清凉。佛学可以通达宇宙实相，是最高深的学问，。唯有慧根深厚的人才会选择学佛( IP:61.178.231) 赞叹，有大智慧。这是大智慧呀,出家有什么不好.学佛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广东手机用户) 佛门有很多很厉害的人，懂的很多，真正的大智慧，神童是报道出来的公众人物而已，为什么不能研究佛学？很多佛门高僧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不比神童差的 ( IP:202.204.106) 赞成！宁铂何以不能成为第二位李叔同？或者成为一名高僧呢？ ( IP:123.191.84) 真神人也，今日出家，明智之举。 这个社会需要宗教。( IP:60.213.141.) 一声叹息！( IP:124.229.25) 人的选择无所谓额对错，尊重他( IP:218.64.107) 他还是走错路了 ( IP:220.173.55.) 编者的话： 佛教与科学，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一个在别人眼里本应该成为科学家的人，折身走向了跟随佛陀之路。朋友，您认为这是悲剧吗？ 普降甘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d266e80100l398.html

普通老百姓有自己的弱点、欲望，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他愿意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是他个人的事；但是如果他自诩“精英”，在媒体发表公开言论宣扬他的这套价值观，或者要追求成为精英，那么他就要遵守更高的道德标准。 （一）社会信任体系瓦解是精英污名化主因 时代周报：现在有一种精英污名化的趋势，“精英”、“专家”这些在过去很耀眼的词，现在却成了很多人用来调侃和讽刺的符号；许多精英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精英，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草根，出现这样一种反智的潮流，其原因是什么？ 郭宇宽：首先是因为在中国“精英”的概念不清晰，有的人自封“精英”，这些伪精英把精英的名声搞坏了。真正的精英，他们的精英意识跟责任感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有比普通人更多的社会担当，比如说英国的贵族，有统计资料显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贵族家庭的孩子死亡率比普通家庭的孩子高出很多。而中国出现的很多都只是自诩为“精英”的特权阶层，无论是道德风范还是智商都不足以让社会信服,比如有的高尔夫球场、会所，自称“高尚社区”，好像有钱有势就高尚了，让人很反感。 还有一个原因是社会信任系统的瓦解，当代德国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指出，社会的系统分化得越细，社会形式就越高级。传统社会的分层并不明显，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的职业分层也越来越细，真正是“隔行如隔山”。过去说一个人学问大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现在大家都是大学教授，但教计算机的教不了文学，教文学的教不了法律，即便在每个专业内部，又有很多派别、支系。这个时候，维持社会的纽带跟过去就不一样了，更加需要卢曼所说的“制度化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作为维系，它区别于过去的“人际化信任”（personnal trust），即靠熟人社会的关系。 制度化信任是借助于制度媒介形成的一种信任，这种信任是超越个人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大多数人都没见过爱因斯坦，也都不懂相对论，但是有一套机制让大家相信爱因斯坦是大物理学家。制度化信任就是使每一个被分割的专业领域，产生可以进行合作的制度平台，这样虽然隔行如隔山，但是人们相信每个专业领域里面都有自己的规范，而从中推选出来的被认为是精英的人物，全社会都会认可。被一个专业系统认可的专家，即使普通老百姓不了解这个专业，也相信他在这个专业领域内说的话是靠谱的。 现在中国的信任网络被摧毁了，比较有符号性意义的是汪晖事件。他有没有抄袭，就算绝大多数专业外人士讲不清楚，那么在他的专业领域内，应该要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的机制。但是，搞了几个月，最后还是没弄清楚，它的专业系统自我净化机制失灵了，系统信任也就基本瓦解，就算政府还拨款，优厚地养着几个教授，但这个专业系统的生命力已经不存在了。 时代周报：这套系统的失灵某种程度上也是学术体制的失败，如何重构信任体系？ 郭宇宽：构建信任系统，不同领域需要不同领域的特殊规范，比如说在学术领域，特别需要有学术共同体，用关系网络的方式来发展出来。但是现在中国的学术领域，用的是权力的规则、科层制的规则，谁官大，谁就有发言权，院长比系主任有发言权，系主任比普通教授有发言权，教授又比副教授有发言权，这一套完全是克隆政府系统。而政府系统反倒抄袭市场的规则和社会网络的规则，比如卖官鬻爵、拉关系，这是一种严重的错位，相当于社会肌体功能紊乱，内分泌失调了。不能构建让公众认可的信任系统，那么标榜出来的“精英”，其合法性就必然会受到质疑。 （二）精英的责任跟权力和荣耀相对等 时代周报：所以，也就出现了学术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精神肌理和诉求趋同的现象，他们最终都导向“权力-资源”的博弈中，“专家教授”就被讥讽为“砖家叫兽”，大众不再信任你了。 郭宇宽：是的。就目前来看，商业精英一般不会否认自己是商业精英，有钱就是有钱，装孙子也没用。而比较多的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自我否认精英身份。政治精英的自我否认，是为了便于和民众进行联合，“团结大多数”。比如林彪就说，他是最大的人民，为他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他还打击其他的精英，这样无论在政治界还是文化学术界只剩下他一个超级精英，他一拍脑袋，就搞出个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这种强权式的精英主义与民粹联合起来是最可怕的。 而知识精英多是“理念人”，容易活在理念之中，比如有的知识分子明明就是资产阶级，但是他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这是比较真诚的；但也有很多知识精英忘记了自身应该坚持的规则，而运用政治精英的那套话语系统和游戏规则来行事，大量的知识分子有民粹的倾向或者反精英的倾向，是为了博取喝彩，骗取社会认同，整天装得跟劳苦大众一样。但其捞钱手段非常下作，完全是巧取豪夺，嘴上谈良知，糊弄工农群众，私下闷声大发财，把知识分子的规范跟政治家的投机混在一起。政治家投机不好说，因为政治常是这种玩法，但知识分子不能这样，这是我所看到的最普遍的精英民粹化或者反精英的状况。 时代周报：其实社会对精英人物有比一般人更高的要求和期许，但是被污名化之后，一些精英为了逃避应该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说自己不是精英。 郭宇宽：对，这就是一方面要得实惠，另一方面又不想承担道德责任和接受系统规范。精英的责任跟权力和荣耀是对等的，无论对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都一样。如果你是精英，社会就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用更高的责任标准来要求你。 在国外，一个卡车司机去跳脱衣舞的地方看看，不算太大问题，劳动人民有这种权利享受生活，但如果你是一个议员、法官或教授，那别人就会对你进行谴责。中国现在是颠倒过来的，责任和义务包括道德都是要求老百姓的，抓卖淫嫖娼的，踹门进去就拍照，而当领导干部犯类似问题，常被认为是小节。 时代周报：有两件类似的事情可以对比一下，一个是“捉奸门”男主角陈青蓝在微博上说：“道德永远是一个个人的选择，而不存在集体的道德，请不要挥舞道德大棒来打人。”而早前香港一个知名文化人的婚外恋被曝光，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非常坦诚地承认了自己已婚状况下对太太撒谎是错的，并很诚恳地认为作为公众人物应当承担道德责任，即便是隐私被曝光。同是精英，前者表现出道德虚无，后者却体现出很强的道德感知力。也就是说，精英可以有人性的脆弱，但是却不该在公共领域混淆是非判断、道德一般准则，比如唐骏被披露学历造假之后，公然宣称“能骗倒所有人就是成功”，看起来，中国大陆的所谓精英更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道德责任？ 郭宇宽：当他说不承认集体道德的时候，他其实也就否认了自己是精英。如果他把自己当一个普通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有自己的弱点、欲望，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他愿意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是他个人的事；但是如果他自诩“精英”，在媒体发表公开言论宣扬他的这套价值观，或者要追求成为精英，那么他就要遵守更高的道德标准。作为原子化的个人，是没有统一标准的，但是做精英，就是有统一的标准。比如说普通老百姓家里夫妻闹矛盾，没什么大不了的，别人别瞎掺和，但是奥巴马要是在家里和老婆打架那就会是极大的丑闻，你连家都管不好，还怎么治理国家，讲什么大道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一直认为，做知识分子跟做和尚类似，做和尚要受戒，做知识分子也要受戒，而这种戒不是别人逼你受的，而是你自己选择的，但是一旦你选择了它，你就不能犯戒，不能剃了光头，点了香疤，又出去喝酒吃肉。产生精英的土壤是系统信任，如果你要做精英，就要遵守这个系统的规则。不忠于家庭、撒谎、贪财、滥色，甚至于在公众场合抽烟，这都是不符合社会系统标准的，如果你要做精英，那你就要遵守这些标准，做一个表率，如果你说你不要这些，你就是社会的平民百姓，那就跟陈青蓝说的一样，道德标准是自己选的。 在国外，有很多身居要职的人出了这种丑闻以后，觉得自己的道德表率消失，已经不适宜再担任这个职务，就主动辞职。你辞职了，别人也就不拿这个标准要求你了。 （三）要懂得界定精英与民粹各自的场域 时代周报：近年，国家主义有些抬头，比如出现了《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这样一些作品，国家主义是否也是精英民粹化的一个表现？ 郭宇宽：国家主义不见得是民粹的表现，它既不是单纯的民粹化，也不是单纯的精英化，有的精英也提倡国家主义。从哲学层面，我不简单地反对国家主义，而要看它的具体语境是什么。 国家主义最早成为系统的现代理论体系是在德国，像马克思·韦伯这些人都有国家主义倾向，它最初是相对于种族主义或者皇权专制来说的，因此它的理论背景中是有一定的现代意义的。国家主义的好与坏要看它的参照对象，跟民主、宪政相比，国家主义坏；但是跟“家天下”或者种族主义相比，它就要好一些，这个不能用简单的一两句话来讲好坏。 摩罗（《中国站起来》的作者）的表现并不是典型的精英民粹化，他其实是自我的回归，因为摩罗本来就缺乏精英传统的熏陶，原本民粹的气质就比较强，后来有一段时间，他想朝知识精英的方向走，搞一些所谓俄罗斯传统，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到最后不是很成功，再加上俄罗斯传统中，一些文化精英就有民粹倾向，所以现在他彻底回归了。虽然他受过不错的教育，读了很多书，但是现在他似乎是系统性地反精英，走反智的道路，现在我还不能把他看明白。 时代周报：你曾经讲过，要懂得去界定精英和民粹各自的场域，既不能盲从精英，也不能迷信“人民群众”，而应各安其所，相互尊重，建立一个有教养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应如何构建？ 郭宇宽：我说的“教养”，英文叫“cultivate（培养、养育）”，它的前提就是每个系统都要先形成规范，哪怕规范有问题，它都会不断进行修正、调整；然后，要有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里面会有一些公共力量，对系统的行为进行矫正，这样就能良性发展。中国是一种大一统体制，尤其是“文革”期间表现得很明显，它摧毁了各个系统的自治，而同时公共空间又被权力所垄断，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系统的规范和系统信任都难以构建，要培养出各个系统之间有教养的社会，就比较困难。 没有一个有教养的社会，也就没有一个个成熟的子系统，那样就不会有真正合法的子系统的精英。但是它的发展也不是一片漆黑，中国还是能够看到一些系统性在发育的迹象，尤其是在一些公共性比较强的领域，比如说新闻行业就在形成一套同行业共识，比如这个人虽然没有主任、总编之类的行政头衔，但是行业内的圈子都认可他是一个卓越的新闻工作者，社会上也接受这种评价。这些东西慢慢成长以后，会渐渐地形成自己的子系统，当自治的子系统形成的时候，一个行业的规范和有公共合法性的精英群体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 期望未来的中国有更多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理直气壮的精英 http://view.news.qq.com/a/20100930/000028.htm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百年风云巴尔干》 作者：金重远 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0年8月   我热爱南斯拉夫，有次看到网友的一篇祭文：“巴尔干，巴尔干，东西交陌黄粱怨。山川风雨碎苍庐，百载烽火都不散，可怜屡被强梁饭。巴尔干，巴尔干，战地之花魂已断。可惜荒草遍山岗，黄昏血色和泪看，剩得一枝香和艳。”把人给吟咏得啊，能听见心咔咔裂开的声音。把这首诗送给这本书。     《九月里的三十年》 作者：讴歌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时间：2010年8月    很少为读者推荐小说，因为对自己的文学品味信不过。我喜欢讴歌的《协和医事》，同事小熊告诉我，《九月里的三十年》她非常看好，比冯唐写的好。我读了之后，分不出来谁写的更好。     《孤独的巴金：如何理解作家》 作者：摩罗 出版：东方出版社 时间：2010年8月     《中国站起来》让读者大吃一惊，也坐实了我一个判断，研究文学的去搞思想，往往搞得很不像样子，过多的想象力对他们是有害的。摩罗这本书对现当代作家的家世、童年、成长进行分析，研究这些对他们文学的影响，当他回归到文学评论，依然靠谱。     《老子传》 作者：余世存 出版：海南出版社 时间：2010年9月     余世存老师网上传给我《老子传》的电子稿的时候，很自负地说，三十年以内不会有人超过它（我忘了说的是三十年还是三百年）。他一向是个低调的老师，虽然《非常道》非常牛逼。据说，司马迁之后，余老师是第二个为老子做传的。我很相信余世存，但这么玄的说法，存疑。     《一个人的阅读史》 作者：解玺璋 出版：重庆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0年7月       解玺璋老师的爸爸是某个八卦掌的某代掌门，当年在北京地面上很吃得开，但解老师不爱打，他喜欢学问，当了半辈子文化记者，读了一辈子各色好书，读书阅人几十年，基本达到了听风辨位的地步。读书，更重要的是从书中看人。       《离魂》 作者：张大春 出版：海豚出版社 时间：2010年8月       我很羡慕台湾作家，张大春是我最羡慕的一个作家，他传统文学修养那么好，写起小说来神鬼莫测，怪力乱神信手拈来，这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人的本来样子。可惜我从小喝不上传统的奶水，到现在面目可憎得像个文盲。我的梦想之一是搞个电台清谈节目，张大春已经做了很多年。     潘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