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

世界媒体看中国:政变谣传考

美国之音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Youtube 截屏 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上星期五表示,罢免薄熙来这样的一个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相当于“反革命政变”   中国高级领导人、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之后,本星期早些时候北京一度传出发生政变的谣传,中国政府债券的信贷违约互换(credit-default swaps,相当于担保投资者遭遇中国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的保险)价格星期一随即出现四个月来增幅最大的上涨,显示了国际市场上的投资人对中国政府稳定性的担忧。 如今,北京发生政变的谣传已经被确证为子虚乌有,但有关的谣传促使国际媒体对中国、对报导中国的媒体进行了反思。 *不是政变,实同政变* 美国《 华尔街日报 》星期三发表一篇没有署名的评论,题目是“中国的政变惊慌:中国人明白他们的政府不像其声称的那么稳定”。 在回顾了过去一个多月中国政局过山车般的跌宕起伏、总结了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派系斗争以及相互斗争的派系之间脆弱微妙的权力平衡、中共与中国社会要求变革的力量之间的对立之后,《华尔街日报》日报的评论把中国和西方民主国家进行对比,对当今中国大形势、大趋势进行了这样的鸟瞰纵览: “西方评论家们喜欢称赞中国领导人,说他们要比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更聪明,更有决断力。有时候情况或许是这样。但是,上一次华盛顿或伦敦出现政变谣传是在什么时候呢?中共干部没完没了地强调‘维持稳定’有如念经,这就提醒人们,中国政权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中共自己的人会篡党夺权。 “说到底,假如中国领导班子权力交接不是按时发生的宫廷政变,又是什么呢?中国的制度不是一种稳定的制度。这种制度早晚要招致坦克上街。” *北京发生政变谣传的背景* 中共中央上个星期四宣布薄熙来不再兼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公布之后,力挺薄熙来的中国“左派”和“毛派”名人、北京大学教授 孔庆东星期五表示,罢免薄熙来这样的一个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相当于“反革命政变。 ”而孔庆东所赞美的中共前领导人 毛泽东在1965年明确表示 ,假如中国发生他所说的反革命政变,他相信并期望中国人民和军队揭竿而起,跟政变当局进行武装斗争。 然后,“薄熙来”大约从上个星期六开始成为中国微博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的禁忌词。用户在新浪微博搜索“薄熙来”会被告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薄熙来’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到了本星期一,中国出现北京发生政变的传闻。随后,“政变”及其拼音“zhengbian”跟“薄熙来”一样都成为新浪微博拒绝显示搜索结果的禁忌词。 *滋生谣言的环境* 北京为什么会发生军事政变的谣言? 法新社 星期四从北京发出的报道,为这个问题提供的答案是:谣言的发生是因为官方消息的匮乏。这答案近乎老生常谈,尽管是言之在理的老生常谈: “分析家们表示,横扫北京的政变谣传显示了政治明星薄熙来被罢免之后(中国当局和社会)的神经质和紧张。薄熙来被罢免暴露了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党内的不和。他本来有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进入实际掌管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上个星期,官方通讯社一则简讯宣布他倒台。这是中共多年来对外展示出来的最大的戏剧。” “但是,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在中国控制严密的官方媒体那里只是有简短的报道。这种局面为互联网上一辆法拉利发生撞车、北京出现枪声、坦克开进市中心地区之类的耸人听闻的传闻开辟了道路。” 法新社的报导接着说,官方媒体有关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报道得简短而含糊。官方媒体发出有关消息之后, “填补官方信息真空的各种各样的谣传应运而生。所有的谣传都无法证实,大部分谣传高度离谱。最富有想像的谣传是主管司法公安的周永康策动了反对最高层某些领导人的军事政变。” 滋生谣言的土壤是信息的匮乏。但中国当局为对付谣言而采取的措施不是增加信息,而是封锁信息,从而给当局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火上浇油,或雪上加霜。 法新社注意到,在北京出现政变谣传之后,“枪声”、“坦克”、“薄熙来”、“王立军”(直接导致薄下台的薄的前心腹、重庆市原公安局局长)、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在中国用户众多的新浪微博都成为禁忌词。 *报导中国的困难* 北京发生政变的谣传,促使加拿大主要英文报纸 多伦多《环球邮报》 驻北京记者马凯(Mark Mackinnon)星期四发表一篇报道,题目是“政变的谣传为什么在北京徘徊不去。”马凯指出,从事中国新闻报导的外国记者有特殊的难处,这就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层对外保密做得特别高超;然而,这种高超也对中国高层领导层构成损害: “从事中国报道的一个真相是,没有多少记者,很可能没有一个记者可以诚实地声言自己知道高层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在其他国家,人们可以看到记者漫不经心地提及在总理办公室内或白宫内,或在他们所报导的任何机构内他们有没有说出名字的消息来源。即使是我在以神秘莫测而出名的俄罗斯进行报道,我也有几个‘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来源’让我可以偶尔打听情况。” “但中国不是这样。我在中国认识很多外国记者,也认识不少中国记者。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敢跟我或跟他们的读者说,他们有内部的、或接近负责决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消息来源。这种局面常常要归功于掌管这个国家的那些人。” “但是,中共领导层在自己周围构筑的保密之墙也阻碍了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互信的生成发展。在荒唐离谱的谣言四下纷飞的时候,就像眼下在继续流传(截至目前也是查无实据)的星期一晚上北京发生政变的谣传出现的时候,媒体找不到人获取真实的信息。这就导致公众无所适从,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相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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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缺乏政治信息透明度使公众极度焦躁

作者 马丁 中国当局新闻封锁和缺乏政治信息透明度, 致使活跃的网路公众舆论越来越焦躁。自王立军事件爆发及薄熙来被去职, 最近一周中国网路微博又盛传“中南海事变”等三大传闻。法新社报道指出, 这种情况一方面显示强烈要求知情权的中国公众面对信息封锁极度焦躁, 另一方面则导致网路微博中各种“传闻”满天飞。 王立军私闯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事件,导致在重庆另辟“红色根据地”的市委书记薄熙来去职,而中共高层封锁消息,幕后秘密处理此一事件,对薄熙来解职的理由也没有向外公布多少信息,致使事件以来关心国家大事的公众出现极度焦躁的情绪,网路贴文及微博上各种“传闻”满天飞,反应出中国公众舆论对政治透明度缺乏达到空前焦躁的程度。而造成这种情况,责任在于中国政府对公民实行信息封锁。 中国的互联网虽然遭到有系统的新闻审查,但当局对这个空间的管制也越来越困难。在新闻空缺的情况下,中国公众从大量微博和贴文去“探取”信息,已经成为唯一的途径和自然的反应。而敏感事件及突发事件的发生,也是这一有限的信息渠道热度骤然升高的原因。 最近一周以来,最震动北京的是网路贴出的“三大传闻”。第一条传闻是多个名人在网上帖文,宣称因为薄熙来失势下台的影响,北京风雨满楼,有人听到枪声,有人惊呼“中南海政变”。甚至有“消息”说内地知名记者杨海鹏透露,王立军事件后,政治局9名常委多数住在人民大会堂,有如当年林彪事变时周恩来坐镇大会堂应变那样。杨还“透露”,3月14日温家宝在北京两会的记者会上,怒批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后,薄熙来及亲属随从等 38人即被中央警衞局扣押,关在河北某地。杨海鹏还称,“铁幕后角斗仍在激烈进行,至少50个以上关联圈子彼此缠斗,包括所有已退休或未退休的中共大老”。 第二条传闻是,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阴谋在北京“闯宫政变”,解放军军车开进首都。新浪和微博从3月19日深夜就疯传北京种种异常的消息,有的传北京《证券市场周刊》编委李德林称,中南海四周“军车如林,每个路口都有多名便衣”;而北京文化人张志远更称“江湖大决战提前开始”。3月22日,中共政法宣传工作会在上海召开,而两天来被传出事的周永康未出席,于是引发外界猜测周永康可能已经“出事”。而此前一天(3月21日)一份民间流传的“内幕曝光资料”说,薄熙来被扣押后,周永康企图“闯宫政变”遭挫败,胡锦涛的军队司令早已提前安排部署好了“61889部队”进城。此后周永康就一直没有现身。中国国内微博上甚至有人贴出军车开进北京的照片。 第三条传闻就更诡异了。3月19日,北京媒体刊登了“法拉利粉身碎骨一死两伤”的新闻,报道18日凌晨发生在北京保福寺桥的车祸。一辆法拉利跑车行驶中失控,撞到桥体南侧墙壁及另一侧护栏后解体,车上3人被甩出车外,造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说是这条新闻被迅速删除,于是有网友爆料,称死者是中共九大常委之一、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私生子。 这些虚虚实实的“传闻”满天飞,当然不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许多观察家认为,王立军事件,薄熙来去职,暴露出中共内部在十八大来临之前权力斗争趋于白热化,而在这铁幕般的社会控制以及习惯于党争内幕滴水不漏的共产党政治传统文化主导下的中国,这些政治事件必然引起公众舆论尤其网路空间前所未有的关注热度,而当局严密捂盖的做法,更导致强烈要求知情权的公众出现极度焦躁。 法新社指出,中共一党专政,党内问题从来没有任何透明度,这次爆出王立军事件以及薄熙来被去职,打破了中共党内“团结一致”的神话,这也是导致国内网路公众舆论兴奋度大增而出现种种“传闻”的原因。 对于中国民间和网路微博出现的这种“猜测新闻”和“制造新闻”的动向,法新社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政治问题专家薄智跃(Bo Zhiyue音译)指出:“中国人现在很焦虑,因为他们得不到信息”;“现在的中国公众渴望知道一切新的信息,但是官方不提供,于是他们就发明各种传闻”。 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网路微博上的“传闻”不见得完全就是“传闻”,也有一些可能是有来路的;譬如网上传播的一份“官方正式文件”披露,薄熙来的一名家庭成员因腐败案已遭羁押,正在接受调查。而这件事,官方一直未予澄清。 香港中文大学林立和教授(Willy Lam)认为,王立军事件,薄熙来失势,以及最近中共内部爆出的人事之争的种种迹象“意味着中共党内派系斗争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捂盖子最终是捂不住的。 中国公众舆论在政治敏感时刻出现极度焦躁,是近期的一个新动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如果不开放信息自由,继续采取鸵鸟政策,最终只能是自食其果。因为中国公民对政治知情权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他们知道,这不仅关涉到国家的前途,社会的进步,也关涉到他们在一种合理的制度下生活的权利。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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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侵蚀北京的政治合法性

何清涟 发表 于 三月 23, 2012 政治不透明与权力运作的黑箱化,是谣言产生的最佳温床。中国本来就盛产谣言,每逢乱世与末世,谣言更是特别多。目前,身处网络2.0时代的中国人又仿佛回到了百年前的大清王朝末期,身置各种谣诼之中。 若追究起谣言始端,则缘于重庆市副市长、原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今年2月出奔成都美领馆。2012年3月14日下午,当今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薄熙来被免去职务。从那天开始,几年来都是中外媒体关注焦点的薄督消失在公众视野中,莫说薄督将受朝廷何种惩罚这种事体,就连薄督驻跸何处,也成了公众不得与闻的“国家机密”。从此各种谣言纷传。 谣言可谓纷然杂陈,从看起来颇为真实的消息(如薄熙来被软禁),到耸人听闻难以置信之事(如政变),在海外的中文网站均能找到。国内由于薄熙来以及相关消息成了禁词,于是微博成了各种“隐语”的天下,这些“隐语”一天一变,仅用于指称薄熙来的隐语就有好几种,如“不厚”(以其姓喻)、“西红”(西南唱红歌)、“西红柿”、“三少爷”(薄在其兄弟中排行第三)。一些国际大媒体开始还沉得住气,对网上消息要多方查证,比如《纽约时报》与《国际先驱论坛报》谈到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5日的《关于王立军事件初步处理情况通报》,还分别向几位看到过那份报告的中国官员查证核实。但到后来,一些大媒体也加入竞猜游戏,比如《金融时报》英文网刊在3月20日下午刊登温家宝呼吁平反“六四”曾遭薄熙来多次反对的报道;21日中国大陆网民突然发现国内网站解禁,可以搜索到有关“六四”的部分内容。于是这些消息又引发种种过度猜测。 细究起来,这些谣言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关薄熙来及其妻子谷开来的腐败问题。第二类则是由薄熙来牵扯出来的高层矛盾问题。第三类就是有多少军中势力卷入了这场权力斗争。 由于中国官方沉默以对,中国人又只好拿出从新闻字里行间读真意的看家本领。据说一向为青年、中年人不屑一顾的CCTV晚间新闻,最近收视率大增,人们耐着性子将枯燥的国内新闻从头至尾看遍,为的是看有谁没出现。其中关于传说中的薄熙来后台、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更是成了关注焦点。 谣言其实是专制社会民众的一种反权力武器。反观中国历史,流言四起并对人们判断形势起特大作用的时期,往往就是王朝步入末世乱世之时。从“谣言”这个社会切口管窥蠡测,我们可以洞见一个社会的世态人心,政治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趋势。近现代以来,中国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政治谣言纷传的年代,一是晚清,二是国民党政府败退至台湾前夕,三是1976年。 以清末为例,当时谣言纷传,其中以两大类为主,一类是预言清朝灭亡的谣言,1911年在陕西就流传着“不用掐,不 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另一类是渲染上层矛盾的谣言,譬如汪精卫1910年在北京以炸弹刺杀摄政王事,被谣传为炸弹是载洵、载涛两位皇室成员从伦敦带回交给汪,命其刺杀摄 政王。1910年10月间促成湖北新军哗变(即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的也是一则与士兵性命攸关的谣言,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这则谣言将新军士兵逼入了秦朝末年陈胜吴广等面临的“大泽乡困境”:服从必然死亡,反抗或有一线生机,于是乃有10月10日晚上的楚望台起义。 中国不是信息透明的国度,每次权力斗争都会引起流言四布,连中低层官员都乐传这类流言并相信。现阶段处在网络2.0时代,一个政府不管其如何善于控制信息,却绝无可能完全控制该社会的所有传播渠道,控制得越紧,谣言的产生与传播也就越离奇。因此,今年2月王立军事件以来各种谣言纷传的状态,为政治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政治传播学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样本。 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与传播体系之间是种共生关系。谣言之所以传播迅速,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矛盾和统治乱象,是社会面临大变革、大分裂、大崩溃的预兆。可以说,这些谣言正从根本上侵蚀着中国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各种谣言的发酵刺激下,中国人对政府的不满与轻视日益增长。 Categories: 未分类  |  标签: 何清涟 , 政治合法性 , 美国之音中文网博客 , 美国之音博客  |  Leave a 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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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王绍光:民主为什么是个好东西

王绍光:民主为什么是个好东西 进入专题 : 民主    ● 王绍光 ( 进入专栏 )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那间办公室太小,十几平米的空间装不下王绍光的那些资料。要知道他已经搜集了大约3000册有关民主理论的书,现在正想着用5至10年完成一个大的写作计划,探讨民主这个核心问题。     “一方面要破,一方面要立。破,是破除很多已经被一般人认为是公理性的东西。我觉得民主理论中有大量没有根基的东西,但真要破其实不容易,需要很多思想史和制度史证据。很多人一看你对他们熟悉的民主模式提出挑战,他要么认为你是反民主的,要么认为你是鼓吹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民主。而立有两方面,一是有什么可以替代现在的民主模式。二是能不能建立一套政治分析的新方法:什么样的生活是理想生活?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理想政治制度?我觉得有可能找到更好的方法。”     关于中国的政治转型,王绍光的思路可以用15个字概括:“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协调并存的,是我们的安邦之道。只有国家具备适当的能力,才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和公平的自由;同时,也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条件下,强大的国家才不会变成张牙舞爪的怪兽——利维坦。”     “广泛的民主”中的“广泛”有双重含义。首先是民主的适用范围不限于政治领域,凡众人之事,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该有权利参与决策、管理。其次在政治领域,民主的形式也不限于竞争性选举一种,还可以采取抽签以及商议式民主等形式。     在《民主四讲》中他提了一个问题:过去两千多年中,民主一直被视为“坏东西”,富人担心穷人以民主剥夺他们的财产,知识精英认为大众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到了最近一个世纪,民主却开始被当成“好东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演化?在他看来,此“民主”非彼民主,古希腊“人民统治”式的民主,已经退化为当代让精英通过竞取人民的选票来获得领导权的制度安排。     “公平的自由”是指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消除文盲,使所有人而不是部分人都能享受财产权、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政府干预,对社会资源作再分配(自由右派会认为这是对私有产权的侵犯)。     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其实是“自由右派”,而被称为“新左派”的自己应该是“自由左派”,王绍光这么认为。双方共享自由之名,分歧在哪里呢?自由右派更关注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不受侵害;自由左派更关注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的实现,也就是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     这种分歧,可以溯源于不同的价值观,也跟个人经历不无关系。王绍光认为他们那代人中,很多自由右派出身于1949年前的精英家庭,自由左派则更多出身于劳动阶层。他老家在山东的老解放区,父母都是从儿童团开始,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南下武汉,成为基层干部。“我们周围都是贫苦人家出身的人。这种对普通人的关注对我父母来说很重要,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有力的国家”是实现“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的必要条件。有许多理论家认为弱势政府有利于形成和巩固民主,王绍光不以为然,提出应区分两种类型的国家权力:专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前者指国家“无须同市民社会群体进行正常的协商”就可以实施的权力,后者指国家在整个管辖领域内有效地贯彻政治决定的能力。在民主转型期间,国家行使权力的方式需要改变(削弱其专断性),国家能力本身却不应削弱。     这个信念最初可能是来自1992年俄罗斯之行的刺激。当时俄罗斯刚转型,迫切希望向西方学习,有一批人给他们制定了一个“500天计划”——500天把俄罗斯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哈佛大学的一些人深深卷入这个计划。王绍光则是随耶鲁大学代表团去教俄罗斯人怎么搞民主。     眼前的俄罗斯让他吓一跳。“红场对面有个号称世界最大的百货商店GUM,里面除了售货员什么也没有,我都不知道售货员还站那儿干吗。有一个老太太拿了根香肠在街上卖,一小片一小片地卖。莫斯科著名的阿尔巴特大街上。当兵的把自己的奖章拿出来卖,现在卖的是假的,但那时是真的。他们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卖,便宜得你难以置信。我两美金买了一大包最好的邮票,后来去丹麦买一张明信片4美金。有个同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买了一堆鱼子酱,后来被美国海关给卡下来了,以为他走私。之前相信管制放松,一有选举,事情都好办。但眼前俄罗斯那个惨状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个观感对改变我的想法影响非常大。”     当年中国的情况也很令人担心。“中央政府能拿到GDP的5%左右。你至少要花1%-2%GDP的军费,然后还要养官员,还要资助不发达地区。这点钱什么也干不了。当时是连军队都养不起,政府给解放军的军费是所需军费的60%,其他靠‘打野食’,这是当时军队刊物用的词,就是允许军队去经商。90年代时满大街都是部队开办的招待所、传呼机店、洗脚房,什么都干,甚至去走私,搞得乌烟瘴气。”     1993年王绍光回国访问,公布了和胡鞍钢合写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当时他们请了一些财政系统的人,财政研究所所长说的话他现在还记得,“他说国家没有钱,让军队也去创收,军队创收还不容易,拿枪上街去抢就行了!他非常不满,军队经商,太不务正业了。”     1993年王绍光回国访问,发布了与胡鞍钢合写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认为中国应该从“放权让利”的改革走向“制度创新”的改革。提高国家能力,循序渐进向民主国家转变,最终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在他看来,将近20年后,不但中国的国家能力“比那时候好太多了”,而且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在变化。     2011年,他发表长文《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重庆经验》,称重庆在中国进入“小康阶段”后,以大幅增加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对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王立军事件”之后他对重庆的评价有没有改变?王绍光说他“看不出需要改变的理由”,“重庆经验是多方面的,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3.0版本的地方尝试之一,十分宝贵,不容否定。打黑只是建设‘平安重庆’中的很小一部分,而且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即使有瑕疵(哪个地方敢担保打黑没有任何瑕疵吗?)也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促进了分税制的出台,同时也被人认为是在为国家权力辩护。加上强烈批评西方选举式民主,称赞重庆对中国式社会主义作了有益尝试,因为这类作为,王绍光被有些人视为政府智囊。但他否认了这种传言:“我的研究没一项是政府委托的,没任何人向我授意过,我也没有拿过一分钱的政府研究经费,都是我自己的兴趣。如果有政府的人看到,影响了决策,我觉得挺好,这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我不是任何人的智囊。”          主权在民,治权在贤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民主是一种目的,还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方法或程序?     王绍光:应该说两者都是。它既是一种目的,一种值得追求的好东西,同时也是一种工具。在民主理论中有大量讨论,认为它可以矫正腐败,可以使经济增长,可以使人们幸福等等,这都是把它当工具看。凡认为民主可以带来别的好东西的,都是把它当某种工具。当然,能不能带来那些好东西需要实证,不是说说就可以。     人物周刊:如果民主是一种目的,即便它不能带来其他好东西,本身也值得追求。     王绍光:当然,我相信民主本身也是好东西。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信仰,真的去验证也比较困难。我觉得让普通老百姓参与政治生活,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的。我的判断是普通老百姓有足够的聪明才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需要其他人来为他们做主。这个判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同,比如很多人会说老百姓没那个能力。批评我的人说我是民主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认为原初意义的民主(Democracy,全体人民平等地管理国家和参与决策)实现不了,可能实现的是某种替代品,比如代议制。     人物周刊:现代国家在规模上远远超过古希腊城邦,全体公民直接治理国家不太现实,选出一些代表来似乎更可行。     王绍光:关于怎么选代表有一系列理论,说到“代表”,对这个概念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一种叫做描述性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就是说我选出了一群人,这群人的特征跟全体人民的特征是一样的。比如人民里面有多少比例工人农民,这群代表里就有多少比例工人农民。要选出这种代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抽签。凡学过统计的人都知道,做调查需要找有代表性的样本。这种样本怎么才能产生呢?就是随机抽签。第二种叫做象征性代表(symbolic representation),比如说教皇代表全世界的天主教徒,教皇当然不是在全体教徒中抽签抽中的,也不全体教徒选举出来的。还有一种叫做形式性代表(formalistic representation),形式上是按某种程序选出来的代表。这三种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一般人接受的是形式上的代表,但如果真正从民主理论上来讲,显然描述性代表最符合民主理论,因为代表的特征跟人民整体一样。     当然精英分子会有疑问,抽签选出来的人里可能有聪明的、能力强的,也有笨的、能力不强的。我去过工厂和农村,跟工人农民接触过,也在世界一流大学工作过,我觉得人在知识上会有差别,在智力上并没有。我的看法是,在涉及根本利益的判断上,一般人的能力与所谓“精英”没有区别。他们不需要别人代表他们。用描述性代表最能在整体代表人民。西方研究民主的大家达尔也提到过一个“小人群”的概念,这个小人群是抽签选出来的,跟大人群在性质上一样。令人费解的是,达尔这个思想并没有被很多讲民主的人注意到,更不要说去发挥。过去二三十年,世界上有一批人已经在推动产生这种抽签选出来的代理机构,很多地方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制度试验,同样让人费解的是,西方与中国的主流媒体完全忽略这些制度试验。与盖洛普民调齐名的美国民意调查公司“拉斯姆森报告”(Rasmussen Reports)今年二月公布,43%的美国选民认为,从电话簿中随机抽选出来的“小人群”肯定可以比现在的美国国会运作得更好。这大概会让不少“精英”大跌眼镜吧?     人物周刊:这样选出来的人的确可以代表民意,但未必能做需要专业知识的工作。     王绍光:有人问我:你到底主张什么?我说,主权在民,治权在贤。由人民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总的走向,这是主权在民的体现,老百姓可以而且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生活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假如“十二五”有一个中长期规划,他们的意愿应该在里面得到充分体现。假如他们觉得改善民生非常重要,改善民生就应该体现在国家的大政方针里面。但并不是什么事都要全体人民亲力亲为。有些事是属于私人空间的,还有一些技术性上的、执行上的问题需要贤人。所谓贤人不光道德品质好,而且要有办好事情的专业能力。很多人把我的观点说成是选什么人都是抽签,其实我只是说选代表时抽签是可行的。用抽签的方法是选不出贤人来的,选举也未必行。          不认同竞争式选举的理由          人物周刊:我知道你认为竞争式选举有利于在资源、知识上占优势的精英,不够公平,但选举仍有其价值,比如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具有合法性。     王绍光:这么讲好了,只有3%、5%的人可以参加选举,只有拥有一定财产的人可以参加选举,跟所有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相比,全民参选当然好得多,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让普通老百姓“可能”对政府和官员产生压力。我强调“可能”是因为在太多地方并没有产生压力,或者并没有产生这种压力希望带来的结果。     人物周刊:但至少民众感觉他是有机会影响政府的。     王绍光:对。我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有位老师写过一本书The Consequences of Consent(《同意的后果》),讲的就是竞争式选举的后果,最重要的就是心理的感受,好像我一旦参加选举,就真的做了主一样。他的目的是说,这种感觉未必是好的,因为它使人们欺骗自己,使政府可以将人民大众影响政治的其他可能方式遮蔽掉。比如说革命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方式,罢工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在街上骚乱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但选举让你感觉自己已经有一种所谓合法的方式,其他方式都是不好的。你感到满意,但那可能是虚幻的东西。     人物周刊:有选举也许让人产生一种能影响政治的虚幻感觉,但相比没有选举所引发的不能影响政治的真实感觉,还是要好一些吧?     王绍光:没有这种竞争式选举时,人会有一种虚幻的想法,就是一旦有了这种选举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至少是大问题,如腐败可以消除,社会不公可以减少。但如果他看看别的地方发生的事,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有时大家会犯一个统计学上的错误,比如看西方国家的政府都是以竞争式选举方式产生,所以西方社会就有这个好处那个好处。但不要忘了还有很多地方也有竞争式选举,却并没有产生这个好处那个好处。比如说印度。一进印度机场你就看到“Welcome to the largest democracy”,欢迎来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这个民主国家消除了腐败、减少了社会不公吗?。我们一般以为非洲的饥饿问题是最严重的,实际上印度挨饿的人比整个非洲加起来还要多。再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印度也非常靠后。印度的选举挺热闹,但不管是地方性的还是全国性的,选出来的官员很多有犯罪记录。当然,在没有竞争式选举的国家,很多人可能还是会有这种想象,觉得一旦有就会怎么怎么样。其实,印度已经算比较好的例子,更糟糕的例子比比皆是。     人物周刊:我们就说西方的竞争式选举民主吧,一般而言一个非民主国家向民主转型需要什么条件?     王绍光:其实什么条件都不需要。我说什么条件都不需要,是指在什么条件下都可能出现竞争式选举的政体,但它要存活下来就有条件了。如果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竞争式选举的政体可能很快被唾弃。这种事情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现在出现过很多次。比如非洲、拉丁美洲某个地方出现竞争式选举,过了几年,大家觉得选举没带来任何好处,军事政变什么的就把它推翻了。所以竞争式选举的存活是有条件的。假设这个地方经济发展比较好,老百姓的生活有基本保障,生活里的恐惧感降到一定比重,引入竞争式选举虽然未必有明显的改善,但也没有使生活恶化。这时,这个政体可能可以存活下来。     人物周刊:假设这种转型是由执政精英中的改革派发起的,冲突可能也会小一些,比如说缅甸那种,是不是比由外部革命建立起民主政权稳定性更好?     王绍光:但没有来自民众的外部压力,几乎不会有内部改革。所以有时候你不清楚它到底算哪一类。比如说,埃及到底算是民众反抗促成的,还是内部精英发起的?很难说。缅甸最近发生的事还要看,但民众的外部压力也是很明显的。     人物周刊:我们是否可以预期缅甸的情况会比利比亚、埃及的好一些?     王绍光:更稳固几乎毫无疑义,因为它是一个被掌控的过程。“好”有几种可能性,一个是如果你把民主本身当作价值,它的民主成分是不是大幅度提高;另一个“好”是跟民主相关的各种工具性价值,经济发展、老百姓的福祉等。如果要用这两个标准,现在来判断缅甸的变化还太早。现在缅甸在民主方面没有太大变化,自由方面有一些变化,所以还不是民主改革,而是自由改革。          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思考          人物周刊:去年国内有很多独立候选人参加人大代表选举,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王绍光:这是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应该允许他们参选。我们在北大的时候,1979年还是1980年,选海淀区人大代表,还有竞选,发表竞选宣言,个个都好像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样。按说,选海淀区人大代表,你不讲海淀区的事我就不应该选你,但北大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没有人讲海淀区的事,都是讲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未来、整个中国该怎么治理。所以那时候就有选举,很多地方都有,大学里面都有。     人物周刊:你有一本书叫《安邦之道》,为什么是“安”邦之道而不是“兴”邦之道?你是不是特别看重社会稳定性?     王绍光:确实这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93年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时,如果我没记错,腰封上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样几句话。因为当时确实很担心,如果没有一个正常运转的政治机制、财政机制,这个国家可能会出问题。中国古代的治国者从来都是以安邦为主线,兴邦当然最好不过,但最重要的还是安邦,这是每一代统治者都要面对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思路是“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20多年来一直是这个思路?     王绍光:应该是慢慢形成的。“有力的国家”是我早期就提出的。90年代初讲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民主,认为有国家能力的国家是好的转型的必要条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可能越转越糟糕。至于“民主”,如果真正的含义是由人民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的话,基本假定是平等,所有的人平等地参与、有平等的影响,获得大致平等的结果。用这三条来衡量的话,西方的民主参与是不平等的,影响是不平等的,结果当然是不平等的。08年奥巴马竞选时,美国出了本书,标题就叫《不平等的民主》,是一批美国政治学家几年的研究成果。据说奥巴马还把这本书作为他“change”的一个理据。所以我提出广泛的民主是跟这个观察连在一起的。自由也是。自由主义者讲的自由是,你不管我,我就自由了。但自由也是你能去做想做的事。政府不管了以后,很多人想做的事还是做不了,还是不自由,所以要追求公平的自由。     人物周刊:但你认为自由、民主、平等这些价值之间可能是有冲突的。     王绍光:对,有些自由派的人不清楚这一点,所有好东西都想要。白菜我也要吃,鲍鱼我也要吃,好像吃什么都没有成本,而且选择是无限的。十几年前有个美国大学的学者在中国做调查,说中国人全部支持自由、支持民主。我说你怎么调查的,他就说我做问卷哪,自由要不要?大家都要。民主要不要?都要。我说你这样问等于没问。你要问的是如果只能选一个,他选哪个。后来耶鲁几个学生跑到中国来跟北大的教授一起做调查,结果有60%中国人说社会秩序最重要,不乱最重要。如果要求被访者做出排序,你才能知道什么对他们是重要的。他并不是不要民主、不要自由,但是民主、自由跟社会秩序冲突的时候,很多人愿意牺牲前者。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民主能把人们引向幸福吗?     王绍光:一方面我觉得有必要找一个能替代GDP的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另一方面我也讲过,提幸福是危险的。因为幸福是一个很容易被政府操控的词。幸福是主观的感觉,可能跟客观的东西有关,也可能跟客观的东西无关。有人说不丹人很幸福,但批评者会说不丹人的幸福,跟客观的社会发展指标没有关系。在我看来首先要满足人们的客观需求,比如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受教育程度、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等等。     人物周刊: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个矛盾:你主张社会公平,而你自己可能过着超出一般水平的优越生活。     王绍光:有这个问题。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G.A.柯亨)写过一本书《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大家不妨找来看看。我所关心的不是个体的问题,不是解决一个又一个乞丐的问题,而是问为什么会出现社会不公,如何可以从制度上消除社会不公。社会主义不是要把所有人变成与最穷人一样穷,而是要让社会中绝大多数、甚至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安全、体面、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本刊记者 施雨华 实习记者 苗卉 发自香港      进入 王绍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5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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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马里军人政变士兵洗劫总统府

政变领袖呼吁市民保持平静 西非国家马里发生军事政变,士兵洗劫了首都巴马科的总统府。 政变领袖在国家电视台宣布夺取政权后,呼吁市民保持平静,并说所有边界都已关闭。 马里政府一名官员对BBC说,杜尔总统安全无恙,没有被叛军扣押。 非洲联盟说,这个“反叛行动”是“马里遭遇的一次重大挫败”。 美国与法国和非洲联盟一起谴责了马里政变,并呼吁立即恢复宪政。 由于首都巴马科机场关闭,肯尼亚外交部长韦坦古拉和肯尼亚代表在参加完阿盟的一次会议后被困在马里。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说,马里政变士兵的行为“是可耻的”,也是“受误导的”。 这些士兵自称是重建民主和恢复国家委员会,他们说将把权力交给民选政府。 叛军发言人说,国家团结和完整得到保证后,军队将尽快恢复民主。 他们说发动政变是因为政府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武器来对付马里北方少数民族图阿雷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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