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Vicsforum|鄺健銘:李光耀、新加坡與香港

雖然「新加坡」已成香港公共討論中的關鍵詞,久不久便聽到「香港落後於新加坡」的話語,但當不少港人仍然停留在「新加坡=李光耀」認知層面的時候,就不免令人懷疑,其實香港人對新加坡有多了解。 例如,很多香港人將新加坡視之為住屋天堂,2012年9月甚至有香港報章報道說,「對於新加坡人來說,住屋不是問題,亦沒有這方面的投訴」。故此新加坡人近年埋怨樓價太高、付擔不起,成為執政黨選舉失利、2011年大選支持率降至歷史新低的一個主因,大概會令港人感到疑惑。他們很少意識到,令他們感到羨慕的新加坡組屋,與他們想像的「公共房屋」存有一定落差;著名新加坡博客區偉鵬(Alex Au)甚至在文章Time we had real public housing裏說,新加坡其實已沒有真正的「公共房屋」。 因為倡導「自力更生」,政府視組屋物業市值為其中一種國民退休保障(Assets value can be unlocked for retirement),這某程度燃起了「新加坡夢」——即細屋換大屋、最終買私人樓保值——進而刺激了樓價。新加坡「永久居民」(見註)也能購買二手組屋,進一步推高樓價;因為埋怨聲高,政府在2013年規限PR需住滿三年才可買二手組屋。有新加坡學者觀察到,新加坡已出現「資產富裕但生活拮据」(Asset-rich but cash poor)的社會現象——意指有好些長者視組屋為主要資產,現金積蓄卻所餘無幾。 故此港人也大概不會意識到,當新加坡在步入後李光耀年代的時候,民間對李光耀的印象與評價已開始有不同看法。去年澳洲學者Geoff Wade在East Asia Forum發表文章,形容新加坡正面臨一場「歷史戰爭」。民間對執政黨的官方國家發展歷史論述──特別是與李光耀有關的著作,包括他的回憶錄──有愈來愈多的挑戰。敏感議題之一,是對1960年代李光耀政府的「冷藏行動」的解讀。這場行動以反左派、反共之名,拘捕了百多人,終結了新加坡的多元政治格局。2013年民間在芳林公園舉行「冷藏行動」逮捕行動的50周年紀念活動,講台的其中一條布條寫着「讓政治流亡者安返祖國」,講者包括當年的被捕人士,出席者有至少600人。同年,民間出版了《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動:50週年紀念》,重塑當年的歷史,挑戰官方不准前拘捕者重寫不同於當政者的官方歷史的警告。其中兩位作者,是孔莉莎(Hong Lysa)與羅家成(Loh Kah Seng),分別著有The Scripting of a National History: Singapore and its Past與The 1961 Bukit Ho Swee Fi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ingapore,均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出版。 此外,星馬被迫分家、李光耀在電視面前淚下是否真心(見the online citizen, 〈Myth about a Singapore leader〉),以及日據期間李光耀幫日軍情報機關工作(見新加坡文獻館,〈李光耀昭南島紀實補遺〉),近來都被提起。 這些民間歷史論述與疑問,對國家政治發展、執政黨本質乃至往後的政府——社會關係,多少也會引伸出更多想像,未來這會引起何種政治效果,其實很值得觀察。 不過回顧李光耀一生,不能不提的豐功偉績,是他為新加坡建立的一套外交策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李光耀精明與具連貫性的外交操作,是新加坡的其中一個生存關鍵。 精明外交養活獅城 世界上,不乏缺乏各種資源、但仍能游刃於大國之間、找到自己生存空間同時維持自主的小國,例如人口比某些跨國企業職員數目還少的摩納哥,就是先靠受歐洲鄰國限制的賭業起家、再將產業多元化,最後成功不再臣服於法國,在2007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比法國高,更因積極推動全球暖化議題而提升了國際發言權。但論全球知名與能見度,其他小國卻難以與新加坡相提並論。在不少有關管治、經濟、發展的全球排名中,新加坡都名列前茅;在不少國家領袖眼中,李光耀更是「領導人的領導人」。 按李光耀想法,外交是關乎國家生死的事,是內政的延伸。 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兩大核心思想是:1.新加坡是個脆弱的國家;2.平衡國際政治中的各種力量是新加坡的外交要務,方法是增加新加坡與大國之間的聯繫,但在互動之中,不失自主,保持獨立身分;對問題的應對以不講意識形態、不相信非黑即白的實用主義為原則。 新加坡增加自身價值的方式,是成為全球移民、人才與世界企業的綠洲、與全世界做生意但反共。因着新加坡的靈活外交方針,即使她以反共起家、刻意突顯不是「第三個中國」以便掃清國內共產勢力,也能與中國做朋友。 「新加坡模式」治港 捉錯用神 香港此刻處於昏亂之中、看不清前景,大概會有不少人希望香港能有一個李光耀。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沒有看清貌似相似的星港,其實起碼有五大不同處,這也是中國大陸希望以不講民主、也能有良好民生經濟表現的「新加坡模式」治港捉錯用神的地方﹕ 一、 新加坡是個主權國,香港只是一國之內權力愈被收緊的特區。新加坡政府權力少有灰色地帶,主導本土議題的能力遠高於香港特區政府,因此更有善治基礎。例如居於新加坡的中國大陸人孩子出生,他們不會自動成為新加坡公民,因此比香港更能控制人口數量與質素、更好地規劃城市發展; 二、 總理李顯龍形容新加坡為「舢舨」,特首梁振英則形容香港為「萬能插蘇」。兩者的分別在於前者有很高的自主性、廣闊的活動空間、可自由擁抱世界與之接軌,後者則只能被動地倚靠一方、毫無能動性、毫不外向,只能內向地終日「警惕外國勢力」。論作為世界港口城市的優勢,星港高下立見,這也是主權國與特區差別的一個延伸例子; 三、就算選舉制度有可爭議的地方,新加坡至少已有能講「主權在民」的大選,而「主權在民」在香港卻是政治忌諱; 四、 教育程度提高、世界見聞日增、政治強人遠去、經濟發展講求創意產業與提高生產力,都會令後李光耀時期的新加坡邁向自由化,而中國治下的香港卻在步向「警察國家」狀態、自由空間日窄的黑暗歲月; 五、最重要的一點,是香港與新加坡本來就有不同的運作模式,各有千秋。香港有的是強社會、弱國家,新加坡則相反。在亞洲之中,香港原來是一個相較自由的地方,社會有更大的空間發展,也因此港人靈活、有自主性、具創意,這都令香港有先天優勢,發展受很多政府重視的文化產業。 新加坡以經濟而非文化立國、過於強調務實主義、政府過於強勢,以致國民怕輸、因循守舊、欠靈活、缺靈魂。《聯合早報》曾有這麼一個報道:「新加坡能培育出郎朗嗎?很難」。新加坡人李慧敏在《成長在李光耀時代》寫道,政府因着經濟價值推行「講華語運動」、壓制中國其他地方語言,新加坡文化被整頓,猶如將別具風味的南洋沙律,變成無甚特色的西式沙律。有新加坡朋友曾對我說,新加坡人面對愈來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其實也有身分認同危機,但因為說的是華語(即普通話)、寫的是簡體字,故此也沒有多少文化資源,維持鮮明的本土身分。 後李光耀時代,不單對新加坡人,對港人也同樣別具意義。(作者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註:即Permanent Resident, PR.與香港不同,申請者不一定需要在當地居住滿七年,即使申請成功,也需定期續期,不然PR資格會被取消

阅读更多

环球时报 | 恶搞金正恩 好莱坞有失风度

好莱坞的索尼影业拍了以“刺杀金正恩”为题材的喜剧片《采访》,索尼影业因此遭到来自网络的黑客攻击,公司的一些商业敏感信息遭披露,还有人通过互联网威胁称将对放映该片的美国院线发动“9·11式恐怖袭击”。索尼影业和相关美国院线都被吓住了,多家院线宣布不会为该喜剧片排片,索尼影业于美国时间17日正式宣布停止《采访》在世界范围内的公映。

阅读更多

美国之音 | 中国流传对联定义颜色革命:绿卡红颜

来源: 美国之音 军队高官徐才厚等落马后,中国军内腐败成为热点问题。 最近,一副对联如在中国大陆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广泛流传。上联是:满朝文武藏绿卡,下联是: 半壁江山养红颜,横批:颜色革命。这幅有关颜色革命的对联语言巧妙、对仗工整、针砭时弊,令读者拍案叫绝。 香港“占中”再度引发中国对颜色革命的讨论。随着香港警方开始对为时两个多月的香港“占中”运动采取清场行动,中国大陆官媒随后作出反应,称香港占中民众“完败”,颜色革命不可能在香港和中国大陆上演。 官媒喜大普奔 中新网发表笔名为“国平”的评论文章称,海外有一些人将其称为“雨伞革命”,并试图将其与“颜色革命”相提并论。在某些人的设想中,确实希望香港真的有一场“颜色革命”,借此将香港闹得天翻地覆,把局面闹得不可收拾,进而动摇“一国两制”,给中国政府出大难题。然而,那些“设想”只能是幻觉和臆想。国平在文章中分析,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通常经济发展长期停滞落后,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社会矛盾尖锐。而香港和中国大陆则不具备发生颜色革命的社会土壤和经济发展环境。 《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刊登署名文章,称香港依法清场是顺民意、得民心,现实出港版“颜色革命”没有出路,引入中国大陆更是幻想。文章指出,占中者误判形势,打错了算盘,香港和大陆的主流民意不是他们能够得势的适宜土壤。作者还批评说,“他们滥用民主自由的权利,寄希望于靠极端手段,达到极端目的,却最终闹不出个所以然”。 学者舌战群左 《环球时报》最近召开年会,其中一个议题就是:“颜色革命”离我们有多远?针对这一议题,王占阳舌战群左,引发广泛关注。 王占阳是中国研究邓小平理论的知名学者,其所在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简称中央社院),根据官网介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门。学院从1956年创建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历史,旨在巩固和发展中国的统一战线 。 王占阳是当天与会者中仅有的体制内、温和的自由派学者,其它与会者则是目前活跃在中国受到严格管控的官方媒体和互联网论坛上的军内鹰派以及主张反美反普世价值的毛左。 据海外媒体报道,环球时报年会当日先播放了一条短片,题目是《颜色革命离我们有多远?》,香港的雨伞运动,也被列入颜色革命案例。解放军少将、中国国家安全论坛副秘书长彭光谦首先发言,他说,西方敌对势力在中国内部培养代言人,培养“第五纵队”,形成了一定的组织和社会基础……颜色革命在中国只是缺一个引爆点和时机。 他的观点受到其他左派学者的附和,他们认为,中国要警惕西方的干涉和渗透。外部操控政权变更的颜色革命是现实的威胁,要坚决反对和平演变。 王占阳当天的发言大意是,中国是超大型国家,外界的影响力是很小的,不要担心外边的所谓颜色革命。真要担心的,应该是周永康、徐才厚等腐败分子搞的让共产党从红党变成黑党的黑色革命。如果中国社会清明,政治民主,大家都富裕了,还怕什么颜色革命?对知识分子不要担心,秀才不会把这个国家影响到怎么样的,关键就是那些“带枪的腐败分子”最吓人。 带枪腐败 最近,谷俊山、徐才厚等军内腐败分子陆续落马,使社会舆论对军内腐败的关注程度和讨伐力度加大。王占阳在发言中将这批人称为“带枪的腐败分子”,当场引发激烈辩论。几位与会的军方将领认为,王占阳混淆概念、抹黑军队。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海军少将杨毅指责王占阳“身为党校教授却不信(共产)党,社会主义学院不讲社会主义”。王占阳则回应称,“反腐败就是讲社会主义,不反腐败的话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是假的。”更有一位解放军鹰派少将称:“对我们核心价值观进行诬蔑的人,已经到了我们的党校和社会主义学院的讲台上了,对这种现象决不能继续容忍!” 虽然这些军方将领对于军队腐败相当敏感,但中国军方著名鹰派人物罗援少将曾直言不讳地称,腐败问题是军队战斗力的第一杀手。 罗援说:“我觉得腐败问题是军队战斗力的第一杀手,如果把腐败问题惩治,加强军风军纪,恢复军队的光荣传统。那么,我们军队的战斗力会得到近一步的提升。就像习主席说的,能打仗、打胜仗,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澄清未被追打 解放军将领与学者不但在环球时报的论坛会议上罕见地就颜色革命激辩,一度传出王占阳在午餐桌被一位解放军鹰派将领追打。后来王占阳澄清说,他只是在午餐期间被围住论战。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在北京举办的《环球时报》年会上发言称,香港的雨伞运动被指摘为颜色革命没有根据,反而是周永康、徐才厚那些带枪的腐败分子最吓人。王的发言惹恼了同场讨论的三名解放军将军,现场引发激烈争论,甚至有传言称王占阳被一名将军追打。他后来澄清说,网上传其被一名将军追打是讹传,午餐时只是与一名学者发生观点之争。 王占阳的这一番话,虽然遭到毛左的围攻,但看看中国的现状,要想驳倒他却很难。 最近,一副对联在中国广泛流传。上联是:满朝文武藏绿卡,下联是: 半壁江山养红颜,横批:颜色革命。 这个在中国互联网上爆红的对联被认为反映出目前中国之怪现状。有学者分析说,“满朝文武藏绿卡”说的是,一些中国官员平日满嘴共产主义信仰、爱党爱国、反美反西化、意识形态的调门很高,但私下却将妻子儿女二奶情人转移到国外,自己在国内当裸官。一旦大船将倾,揣着绿卡或化名护照,随时开溜。 裸官现象堪忧 中国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杰人指出,中国目前的裸官问题让人堪忧。 陈杰人说:“现在不少官员被曝光说,他们的子女在国外就学、就业,或者居住,他们也有一些家产、钱财随之流出国外。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从政治忠诚性分析,这些官员称为裸官,说明他对这个国家和国家的人民没有最基本的忠诚度,他随时打算走出去,甚至有叛国的可能性。我觉得对这种官员是不值得信任、重用的。第二个方面,对于这些官员来说,他们也有普通人的情感方面。他们用自己实际行动把自己的子女和财产送出国外,说明他们对这个国家缺乏信心,这也说明中国现在的问题比较严重。第三个方面,这些官员这么做是给整个国内的民众起了很坏的带头作用。因为官员在普通民众看来,是更懂得政策,更了解未来政治趋向,既然官员都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民众就不能做呢?他们有什么担心 ?民众会不会有更大的担忧呢?所以这三个方面来说这样的行为都不是好的现象。” 绿卡红颜成标配 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妻子据称有新加坡绿卡,儿子在美国、法国有别墅。比他官还大的常委级官员周永康,儿子定居国外开公司,利用其父的影响做生意。周的亲家、妻妹也在北美,专门和中国做生意。震动整个中国官场的王立军,在生命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首先想到的是往美国成都总领事馆跑,要求政治庇护。 “半璧江山养红颜”,说的是中共腐败官员道德堕落的私生活,官方用语也在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刚开始,被查出的官员只是笼统地归为“生活腐化堕落”,后来薄熙来案改为“长期与多名女性发生与保持关系”。到周永康案,则更为具体,“长期与多人通奸”、涉嫌“权色交易和钱色交易”。“养红颜”已成为中国腐败官员的标配。最近落马的山西两个女官员,中纪委通报里也有“通奸”的罪状,说明红颜不分性别,男女贪官通吃。绿卡红颜,交映生辉,称颜色革命能够毁掉千里之堤,是不是要先查一查自身的蚁穴? 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行体制的最大敌人,不是什么外部“敌对势力”,而是体制自身。党国的大小官员们,究竟有多少陷入了体制的“周永康陷阱”而无力自拔?是贪官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法办周老虎的同时,尤须反思养成周老虎的官场生态。 关键字: 占中 腐败 绿卡 栏目: 时事见解 首页重点发表: 新鲜看点 热门话题追踪: 占领中环 争普选 作者: 东方

阅读更多

爱思想|辛允星:何为“正能量”?

其实,仔细分析郑永年的演讲内容,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鲜明价值立场,那就是为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提供理论逻辑上的证据,在他的讲话中,党的每一代领导人都被塑造成英明神武的形象,而且都圆满完成了各个时代的历史任务,似乎中国在过去的六十多年当中走过的道路已经是“最佳”甚至“完美”的了。只可惜,郑先生的宏篇高论因为理论逻辑上的“破绽百出”而被很多人识破,从而被认为失去了学术研究中最起码的“价值中立”原则,我在与友人的交流中戏谑地说到:“郑永年真牛啊,他在新加坡的工作机构完全可以命名为中宣部驻新加坡办事处”。

阅读更多

纽约时报 | 支离破碎的乡土中国

香港——去年年底,我回了一趟童年时生活的那个乡村。我发现哥哥在出门的时候,把一把军刀拴在了皮带上。我问他带刀干什么,他回答说,“这里没以前那么安全了。” 我生长的这个宁静安适的村子,就像中国的许多村庄一样,已经因为传统社会规范的土崩瓦解而毁灭。这都发生在数十年的政策失当以及政府的漠不关心之后。与我同辈的乡亲中,许多人都宁愿回到过去。 对于一些人来说,怀旧在中国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在他们对中国当代历史的印象中,对毛泽东灾难性政策的记忆仍然深刻。在1949年共产党革命后的数年里,这些政策造成了经济灾难、大饥荒和大批民众的死亡。但我们这一代人步入成年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大饥荒已经过去,文化大革命也接近尾声,我们与最深重的苦难擦肩而过。我的长辈都不愿意谈论那段悲惨岁月,这种态度在中国很典型。 我的童年恰逢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刻。我们仍然过着传统的农村生活,把毛泽东时代的恐怖抛到了脑后,但资本主义的狂潮也尚未到来。人们的家庭观念强烈,没听说过什么犯罪案件,环境也保持着天然的面貌。我们那时很贫穷——70年代初,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全校都没有教科书。但我们不介意贫穷,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我们生活在和平安宁、关系紧密的社区里。 但中国传统的社会脉络已经被撕成碎片——这种瓦解在农村最为明显,家庭破裂、犯罪率飙升,恶化的环境也在夺去人的性命。许多人曾在近几十年中,乐于让政府淡出他们的私生活,但现在却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干预。必须要做些什么,来重建凋敝的乡村生活。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农村居民有了更大的自由。农民们突然可以决定自己种什么庄稼、怎么种,以及如何销售农产物及其他产品了。许多农民决定离开农田,到东南沿海繁荣城市的工厂里工作,把从外面的世界赚到的钱和学到的新知识带回家乡。许多人带回了迫切需要的技术,开办了自己的企业。这个黄金时代被认为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巨大成就。 农村的复兴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戛然而止。央行的印钞机驱动着银行信贷的无节制增长,导致高达两位数的通胀持续多年,这迅速蚕食了农村的收入,进一步扩大了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城市的平均月工资从20年前的几百元增长到了今天的4000元(合650美元),而农村的收入水平则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更重要的是,在政府将原本由国家提供的住房私有化之后,城市的房价呈几何级数增长,许多地方甚至增长了五六倍,而相比之下,农村房地产的价值却几乎没有提高。太多农村居民错过了中国的房地产繁荣,进一步拉大了城市和农村的贫富差距。 地方政府也没有采取多少有帮助的行动。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沿海城市的工厂里,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都疏于管理,废弛懈怠。最终,工厂在城边距离乡村不远的地方修建了起来。它们抽干了湖泊,污染了河水和空气。专家估计,中国有超过450个癌症村,在这些地方癌症患者密集出现,发病率远远高于平均水平。村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的村子里,就有一些四五十岁的人死于未知的疾病。 我老家的村子位于湖北荆门,那个村子状况在中国十分普遍。这里的道路由于十多年没有养护已经无法使用。社区建筑已被拆毁;上一次我回老家时,满目都是尘土和断砖残瓦。 农村家庭处境凄惨。根据2011年的报告,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三倍。我的叔叔四年前上吊自杀。他的子女长大成人之后就把他赶出了家门,之后他就一直住在一所临时搭建的窝棚里。在他自杀前两年,他的妻子去世了,叔叔没能从这种打击中振作起来。 在农村,父母把年幼的子女留在农村的家中,自己去其他地方的工厂打工,这种现象十分普遍。有6000万儿童承受着这样的命运,他们大多数被留给祖父母、外祖父母看管,但其中有超过3%——数百万儿童——要独自生活。留守儿童通常不得不面对孤独(许多人没有兄弟姐妹)和无助。有些报告称,留守儿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正在增多。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村儿童辍学。一项研究显示,农村地区至少有2000万儿童辍学,相当于农村青少年总数的10%。因为学生人数越来越少,我在70年代就读的那所小学十年前就解散了。于是,村里的孩子每天都要走至少8公里的泥土路去上学。 许多情况下,男人们到城里工作,让妻子留在农村的家中照顾孩子。他们一年中只有几天能够见面。距离、情感压力和经济困境把一些家庭彻底撕裂。 据《学周刊》报道,从1979年到2009年,中国农村的离婚率提高了四倍。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以及大量政府出版物也报道,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已经类似于无政府状态,犯罪率提高,基层选举舞弊也越发猖獗。 过去几十年里,中央政府放权的举动在社会的衰败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农村领导人的选举经常受到操纵,腐败现象猖獗。政府的撒手不管留下了一个危险的权力真空,许多村民只能自我保护。许多人说,一些类似黑社会的组织正在幕后操纵着权力。 在共产主义时代罕见的犯罪现象正在增多。很难获得相关数据——就连警方都不会公布这些数据。在农村,只有最极端的犯罪才会向警方报案,但有些骇人听闻的案子根本无人理睬。几年前,因为一桩婚外情引发的纠纷,我的一个表亲差点被同村的一名村民和他的亲戚打死。我妹妹向警方报告了他们的暴行,但警方根本没有跟进调查。 以前,村里和乡里的官员拥有调解各种纠纷的权力和资源,包括家庭暴力在内。警方甚至会去最偏远的村子里巡逻。如今,警方似乎只是待在城市里,而村里的负责人也没有资源来干预社会问题。大约十年前废除“农业税”的政策,也加剧了地方政府的预算压力。 尽管政府依然执着于经济增长率,但中国的不平等现象和受到破坏的环境,尤其在农村,却是更为严峻的挑战。不管自由意志论者对国家干预的不良后果有什么样的看法,中国农村的许多人,特别是像我的亲戚和同村其他村民那样的穷人,都希望政府采取更多干预。各地的农民成立了请愿团体,要求政府干预土地纠纷、污染和选举舞弊事件。 中国农村的状况十分严峻,但却是可以解决的。政府和民众必须出面,并优先重建农村的生活。国家具有采取行动所需的财政资源和专业知识。现在需要的只是决心。 张化桥曾在中国人民银行任主管,著有《党的人,公司的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注定失败吗?》。 纽约时报中文网

阅读更多

404新闻博物馆(最新)

【404档案馆】热闹的李云迪嫖娼案,被忽略的性工作者权利

【404档案馆】酷吏被抓了,但不许擅自拍手称快

解构新疆镇压:中共党国如何治疆?

CDT 电子报

CDT推荐

电报频道:简中赛博坟场

推特账号:Chinese For Uyghurs

更多推荐媒体……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CDT 电子书